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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郎咸平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060-3256-8
I. 郎… II. 郎… III. 经济学一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5749号
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
作 者 郎咸平
责任编辑 曹晔晖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X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1
书 号 ISBN 978-7-5060-3256-8
定 价 28.00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团购电话 （010） 65273937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66204
前言
公司的秘密
《公司法》出台十几年了，现在距离第二次修订也已经快有三年的时间了，但股份制毕竟是舶来品，所以我发现很多人至今还是不清楚股份制是怎么回事，应该有什么样的基础，存有哪些问题。因此，我特意将几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演讲整理出来，给大家讲述一下公司的秘密。
为了正本清源，也为了让大家了解股份制的来龙去脉，我先从股份制的起源讲起。大家可能觉得起源如何，似乎无关紧要，但是你们是否真的了解当初为什么会有股份制？真的是因为股份制好得不得了，欧美各国才推行股份制的吗？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就是喜欢看表面现象，以为在欧美各国出现的股份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可大家哪里知道这个制度的来源是因为没有办法、不得已的，而根本不是因为它好。
股份制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呢？因为最早的“股份制试点企业”起源于西元4世纪。到了4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教会差不多拥有全国58%的土地。但是当时教会的神职人员是不能够经营企业的，更为严重的是，神父不能结婚，因此，他们没有合法的继承人。由于找不到继承人，所以迫使当时的教会聘请了职业经理人。
所以才造成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而并不是因为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有何神秘之处。
那么为什么又要施行“有限责任制”呢？现在只要是对公司稍微有一点概念的人，都会把有限责任制当做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而且每家公司都要搞这个制度，可是大家究竟了解多少呢？你们想一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神权的社会，职业经理人在帮助教会经营企业，如果借了钱还不出来呢？你们相不相信债权人有可能到教会去大吵大闹。但是当时的神权社会允许他们这么做吗？如果真的跑去教会大吵大闹，万一惊动了上帝，那怎么得了。所以当时借钱时就讲清楚——如果借钱还不上来的话，咱们就此打住，你们不要到教会去闹，搞不好激怒了上帝，咱们哥俩一起进地狱，因此借钱不还的话就到此结束，千万不能再闹了，再闹下去两个都不讨好，这就是有限责任制的由来。读者也应该理解了吧。
那么为什么说“信托责任”是股份制的灵魂呢？当时的教会是神权的中心，这些职业经理人心里面有着对上帝的信托责任，所以信托责任是在宗教里面形成的。既然当了这一家教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凭着上帝所托，他们会尽自己的责任把企业做好的。这种以良知为基础的信托责任，是当时股份制得以生存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股份制要能推行，我们必须要有良心，必须全心全力地为教会做事，因为这是上帝的企业。换句话说，股份制赖以成功的基础就是信托责任，而这个信托责任在中国社会是没有的。举例而言，在2004年发起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中，我所批判的就是国有企业老总对我们国家、民族和百姓缺乏信托责任——因为这些老总认为国有企业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如何做得好呢？就想透过MBO的手法收归己有。我当时就用保姆理论来说明了这段荒谬的历史——所谓的保姆理论就是我们请保姆来家里打扫卫生，清理干净之后，这个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过去缺乏信托责任的国有企业改革。
读者应该明白为什么在欧美各国，股份制运营得都比较成功，因为有信托责任作为基础，而股份制到了中国却坑蒙拐骗起来，因为缺乏信托责任的基础。
可是为什么有了股份制就离不开严刑峻法呢？大家和气生财不是很好吗？实际上，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股份制经历过几百年的运作之后，太成功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于是，职业经理，人和教会都开始腐败，信托责任逐渐消失了。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末，欧洲发生了三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股票市场完全崩溃。在当时缺乏信托责任的情况下，很多股份有限公司造假，进行内幕交易，操控股价，利用银行借来的钱炒股，这使得很多老百姓最后血本无归，因此英国《泡沫法案》禁止股份有限公司达到100年之久；法国禁止“银行”这两个字达到150年之久。因为这个社会一旦丧失了以良知为主的信托责任之后，股份有限公司一定会成为剥削百姓、剥削股民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股份有限公司日渐衰落。
到了1932年之后，美国找到了拯救市场崩溃的唯一出路——严刑峻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各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到了20世纪初又开始活跃起来的原因。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挽救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了严刑峻法，让人们不敢没有良心，不敢没有信托责任，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才重新得以生存。请问各位读者，我们国家有信托责任的传统吗？有严刑峻法以保障信托责任吗？都没有，这就是我国股市剥削中小股民的真正原因所在。
了解了股份制的由来并且认识到建立信托责任的重要意义之后，那么，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怎样运作公司才能真正对股东负责，为股东创造价值呢？这就是行业本质的问题了，我希望各位职业经理人从现在开始思考，企业成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很多人这一生考虑的问题都是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等，但我建议大家深入考虑企业成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这个充分条件就是“行业本质”。这部分具体的案例，大家可以去读我写的题为《本质》的系列丛书，在这里我挑了最核心的三个问题，帮助大家理解公司运作成功的充分条件，分别是外在的行业本质——品牌广告和内在的行业本质——产业链。
首先请问读者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品牌做广告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想1秒钟。好了，答案想出来了吧，但问都不用问，大家都是错误的。因为你们所想的肯定是：做广告的目的是提高产品或企业的知名度。各位读者晓不晓得耐克的运动鞋是在东莞制造的，2005年，东莞制造了5%的耐克运动鞋，最近17%的耐克运动鞋都是由东莞工厂制造的，所以耐克根本不做生产，它只做设计以及最重要的打广告。大家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买耐克的运动鞋？难道是因为它的外形漂亮、功能好吗？错了，所有的外形和功能的设计虽然是由耐克完成的，可是却都是由中国的制造业例如裕元工业所生产的，它可以生产和耐克外形、功能一模一样的运动鞋，可是你们会买耐克的鞋子，而不会买裕元工业生产的运动鞋。如果今天买耐克运动鞋，你们是看重它的外形或功能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自己。你们之所以买耐克的运动鞋，是因为你们认同了它以运动精神为本质而不是以打知名度为本质的广告。
再给读者举个例子，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日化行业，宝洁公司一直占据行业霸主的地位。作为中国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宝洁产品广告的本质是什么呢？宝洁共有四大类产品：第一类化妆品；第二类洗发水；第三类牙骨；第四类洗衣粉。各位想想看，它的四大类产品，你们最感到切身需要的、跟你们个人最有关系的是什么？首先是化妆品，其次是洗发水，再次是牙骨，最后才是洗衣粉。在整个宝洁的广告战略里面，越往化妆品方向靠近，越需要感觉，越往洗衣粉方向靠近，越需要功能跟价钱的配合，这就是广告业的本质。为了强化读者的印象，我又分析了手机行业的本质。
为了有效地说明内在本质产业链的问题，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数据来进行说明。中国工厂出产的芭比娃娃成本只有0.35元，但是在沃尔玛的零售价却是8.99元。请读者想一想，8.99元减去0.35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是由产品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仓储运输、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的6大环节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我用6+1来表示整条产业链，其中1是制造，6是从产品设计到终端零售的6大环节。在产品的整个产业链里面，最不能创造价值的是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基本上是在剥削劳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图利外国人。所以在全世界的产业链的分工里面，中国企业基本上是处在价值最低的制造业环节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整条产业链是处于竞争劣势的。而原因是我们只掌握了整条产业链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加工制造。
在整条产业链竞争之下，劳动成本就变得无关重要。以芭比娃娃为例，整条8.99元的产业链，劳动成本却只占了2.5%。因此，任何想利用廉价劳动力走出国门的战略思维都会失败。举个例子，TCL和明基都希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配合国外的品牌以及技术走出去，大家想一想它们走得出去吗？结果都是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在产业链的竞争之下，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没有优势。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读者可能会说TCL或者明基，还是某种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劳动成本可能不重要。我们谈一谈真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行业。我在两年前就预测，只要西班牙的ZARA和瑞典的HM一进入，必将席卷中国市场。现在，ZARA不仅席卷了美国、日本，还进入到中国的香港、北京、上海以及广州，那么各位知不知道它80%的产品都是在欧洲生产的呢，因为劳动成本不重要，那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呢？那就是透过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大幅降低成本。
我们一方面对制造业大国这个帽子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只掌握制造业，最后的结果是使得我们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滑。再加上利率、汇率的上升和劳动合同法的不适当推出，使得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经营环境逐渐恶化，因此企业家逐渐失去了投资兴趣，并将应该用于投资的资金形成“虚拟资金”炒楼炒股去了。
我前面谈的问题实际上是告诉职业经理，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而下面我就要转到股东和债权人的身上，谈公司的秘密了。首先我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谈公司治理，然后讲一讲现代公司治理的大历史背景。而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司治理必须有五个方面的坚实基础，这样股份制才能良好运作，这样股东和债权人才能透过股份制实现其所有权带来的利益最大化和持久化。
这五个基础分别是：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信托责任，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严刑峻法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还有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应该说美国的伯利和米恩斯开创了现代公司治理的先河，而激励合同理论则为我们理解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提了非常清楚的架构。
具体而言，对于股东和公司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问题都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大股东应该清楚其在公司治理中实际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其次，债权人，虽然不是公司股东，但是公司的经营绩效会直接影响其相关利益，所以股东需不需要参与公司治理，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乃至以怎样的方式来参与，都是关涉其利益的重要问题。而在这种框架下，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为有趣了，具体来说，大家应该了解美国的《破产法》能否保护股民和债权人，还有美国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恩怨，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
除了对美国经验的系统分析之外，通过对德国和日本的银行的分析，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值得中国银行业在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借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亚洲家族对银行的剥削和对公众利益的侵犯，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民营企业乃至上市公司需要怎样的规范，进一步的，MBO有没有可能在亚洲生根呢？我们又如何建立一套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公司治理机制？要知道，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债权人就是国有银行，所以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公司治理机制才是能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手段。最后，我又跟大家专门谈了谈应该如何实施监管的这一问题。同时，应读者要求，我也借此机会谈一谈我的学术生涯。
也说说我自己
观 众：郎教授，你的父母好像不是台湾本地人，他们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呢？
郎咸平：我的父亲和母亲曾在张学良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读书，父亲读的是经济系，母亲读的是化工系。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我的父亲随即加入国民党刘安祺将军的部队26军，他一参军即被授予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26军从青岛撤退，大概有二三十万山东人撤退到台湾，所以在那里山东人特别多。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那时，母亲还怀着我的哥哥，父亲花了两块大洋给母亲买了一个床位，供她睡觉。在台湾的基隆，他们下了船，因为第一次看到香蕉，所以父亲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他身无分文，就到部队里去报到了。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台湾，始终没有脱离部队。
观 众：郎教授，能不能谈谈你的童年和你的家庭？
郎咸平：我的母亲到台湾后，一直在学校里教书。1950年，她在台南生下了我的哥哥；1952年，在台中生下了我的姐姐，然后全家又搬到桃园，她在桃园生下了我，那时是1956年。母亲怀我的时候曾经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个孩子养不大，12岁必死，没有可能闯过这一关。”母亲不信这些，坚持不堕胎，最后生下我。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父母都特疼我，怕我死掉。他们的身体都好，就我的身体不好，我那时几乎天天生病。小时候，我最容易扁桃体发炎，父母大概要一个礼拜带我去3次医院打抗生素、吃药，养大我很费力。我小时候也尿床，一直尿到12岁，反正各方面都不是很正常，到了12岁过了以后，我的身体就比较正常，也不再尿床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大概能赚3 000台币，也就是大概70美元，母亲赚的钱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父亲到了台湾以后，就进入了蒋经国创办的政治作战学校（即政工干校）研究生班第一期。他随后在部队里一直当政工（辅导员）。在台湾，政工比指挥官低一级。父亲在空军里一直处于政工的位置。他随着部队到处驻防。1958年，父亲跟随部队调到妈祖，那时我才2岁。根据父亲的说法，国民党当时得到情报认为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妈祖而不是金门。蒋介石紧张坏了，不断地去妈祖招集军官训话。当时，父亲是防空炮兵团的中校政战部主任，也就是政委的意思。蒋介石到了他们部队告诉这些军官说“共匪”要打过来了，这是大家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于是，父亲他们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仗没开打，解放军转攻金门去了。
因为母亲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里教化学。台湾地区初中、高中、大学升学都要考化学，所以对升学补习班的师资需求极为强烈，而且好老师也不多。母亲在台湾地区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整曰忙着到各地补习班讲课。她一个礼拜最多教过76小时的课，为了养家，母亲非常辛苦。母亲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她。但父亲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当兵的，所以钱赚得很少。父亲看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母亲也很辛苦，于是希望退下来，去高中当军训教官，因为这样的话，生活就会稳定，赚的钱也会比较多一点。但当时，母亲极力反对，说这样不好，一个男人做教官没有升迁的机会，她还是鼓励父亲留在部队。不过还好，父亲在部队很受长官的赏识，所以前期一直很顺利，他在42岁时，就已升至空军少将了，当时在台湾地区算是相当的快了。他那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领导，这就为日后的提前退休种下主因。我还记得在上初中时，他很骄傲地跟我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从来没带着你们的母亲到别人家去磕过头、送过礼……”当时，我们都觉得父亲很伟大，但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加深了别人对他的敌视。
父亲升到少将以后，就接任空军防空炮兵政委职务，然后又调去空军供应司令部担任政委，最后又调到“空军总部”当第二政委，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10年，这也算是做到头了。因为空军第一政委一定是要飞行员干的，这是台湾地区空军的传统。一般搞政工的，出来是坐不到这个位置的。由于后期不获空军第一政委的喜爱，因此，父亲在52岁时就退休了。当时，他毕竟还很年轻，因此，退下来后做起了生意，但也却设赚到什么钱。母亲并不支持父亲做生意，但没办法，这么年轻的男人，才52岁就待在家里做什么呢？而且，父亲做国民党的将官时，都是前护后拥的。我还记得父亲做到少将以后，冰箱里、客厅的橱柜里到处都堆满了他喜欢的XO洋酒、555香烟、黄鱼、鲥鱼等等，我们也跟着沾了光，这和大陆的情况似乎有点相似。我还记的父亲喜欢吃鲥鱼，他的一些部下还派人到渔船上替我父亲找鲥鱼，这也可以说是比较腐败的。但在52岁时，他突然退下来，就再也没人理会了，父亲的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父亲长时间待在部队里，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母亲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里教书，没有时间陪我。那时，姐姐住校，哥哥也在读大学，他们比我大很多，也很少在家，要回来也是晚上十一二点钟，那时我已睡了。我下午放学后就一个人待在家里，礼拜六、礼拜天也都只是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始终不明白当初为何不出去和别人玩耍，一个人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跟姐姐相处得糟透了，我晚上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姐姐只要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她自己喜欢看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打一架。哥哥跟我的关系不错，他经常帮助我，但他很忙，很少回来。哥哥说我这个人小时候古怪，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母亲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她哭过。父亲说母亲的头发特别硬，头发硬的人性格坚强。父亲还说母亲的眼泪是金豆，从来没在他的面前掉过。母亲比较节省，我们家的剩菜、剩饭她都会吃下去。母亲炒菜的水平很差，父亲埋怨了一辈子。而且母亲也不是一个细心体贴、有女人味的人，她比父亲大三岁，也比父亲高，而且母亲学问又高，又是我们家赚钱最多的事业型女强人。坏脾气的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但母亲对父亲的爱是至死不渝的。我的大儿子就从来不明白爷爷有何魅力这么吸引奶奶。1999年，儿子看到我父亲20多岁时的照片，他说：“哎呀！怎么这么帅呀！”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奶奶那么爱爷爷了。算命的曾对我说，我母亲跟父亲是上一辈子的孽缘，上一辈子她欠父亲的，所以这辈子得还。有时候，他们吵架时，父亲还会很气愤地说：“上一辈子你欠我的，不用你还了好不好。”
观 众：郎教授，你当初在学校一定是个优等生吧，能否回忆一下你的中小学求学时代？
郎咸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当时，小学一到四年级时我连书都不会念，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当时属于坏学生的缘故，因此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而且我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在小学五年级时，我被分到特别班，由老师对我们这些跟不上进度的同学做特别的辅导。记的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拿了一个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让我作练习，满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后，却只得了5分，那个算数题目特难做，我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还好，就在我六年级时，小学生就不用考初中了，于是我成为了台湾地区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
我进了大同中学。我们那一年级有26个班，我被分到15班。我们的班主任黄升焕凶极了，他就是那种在日本帝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镜圆圆的，他最喜欢耍弄日本武士刀，还经常给我们看他的武士刀，我们羡慕的要命。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学生，黄老师就学习日本传统——指定密探，将喜欢上课讲话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名字记下来，下课后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里前10名的好学生来做，他们不会登记好学生，专门登记差学生。班里总共有50多个人，但班上经常挨打的差学生大概超过20多个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属于那种经常被打的学生。而且好学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学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后面，我当时就坐在最后面。黄老师打人的花样很多，有时叫我们匍匐前进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来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轻的。初一念到一半时，我们就搬家了，搬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于是我上学要骑车。父亲说大同中学好，不要我转学。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须骑一个小时的单车上学，路又远，车又多，骑车很危险，再加上那个时候老师经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学痛苦极了。
到了初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太差，所以母亲就给我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好像从那以后，我的成绩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黄老师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这学期家里是不是有补习呀？”我说：“对。”他好像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找他补习。
到了初三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供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上学的班，我们当时有七个差同学都被分到“放牛班”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叫母亲去找关系帮我弄到升学班里去，母亲说分到什么班无所谓，只要自己用功即可，她没时间去管我的事，她要教书赚钱。父亲在部队里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没办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里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从小我就对台湾地区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悉。我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
观 众：郎教授，你当时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郎咸平：我被分到“放牛班”后几乎天天挨打，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军官学校。初中毕业后，我也去考过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以后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体检没有通过，否则我当时就考上了，现在可能也是个军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他们中很多都是家庭很贫困的同学。
在“放牛班”时，我学木工，准备出来就业之用，到现在我的木工还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无用武之地而已。当时，我先学木工，准备再学电工。但我的电工学得不太好，好像我对电子线路不太上手，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不行，因此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木工上面了。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实习工厂，工厂里面有车床、刨床、锯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练得很好，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我可以把一棵树做成一套漂亮的家具。那时候，我们戴着粗的白手套，十几个人搬一棵树，我们有一个大机器，我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了，把位置调好以后，把树放进去，出来就是长方形的木板，长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个机床里进行切割，要几块板就切几块板，很方便。工厂里有一个锯床，锯子就在锯床中间快速地转动，一不小心就会将整只手指割下；我们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都非常地小心。我们那个小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到最后再用细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家具都没有问题。我们“放牛班”出来的很多同学当了木匠、水泥匠，有的还当了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也有的同学当了老板。从“放牛班”出来再升学的学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职业学校了，到最后念到大学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那时候，看到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心里的自卑感也很强。到现在，学校几个第一名的同学，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陈绍华，还有一个3班第一名的同学叫马学勇，我对他们简直崇拜极了。有一次，陈绍华向我借水彩，我觉得好光荣，他还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当时觉得激动极了。3班的马学勇可以说是我所在的年级里最聪明的学生了，他经常考全校第一名，但他根本没有可能向我借水彩。马学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台湾“建国”中学，然后又考到台湾大学电机系。
观 众：郎教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如何考上高中的呢？
郎咸平：在考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好好念书，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临考的前三个月举行模拟考试时，在1 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当时看来我的未来是设什么希望了。马学勇、陈绍华都是前三名，我每天还梦想着把我的水彩借给他们两个用。想想800多名的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当时，我还是不太想做木工，潜意识里还是想升学的。就这样在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感到了压力，就想好好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会问我什么叫《考前30分》？比如说整个6册的历史课本可以浓缩成那么1小本《考前30分》，50页左右（A4纸的1/3大小），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复习用的。别人考历史得读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随便买了6小本来读、临考前的两个月，第二次模拟考时我考了500多名，临考试前的一个月，第三次模拟考时我考到300多名。然后参加高考时，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建国”中学，第二志愿是师大附中，第三志愿是成功中学，当时以我的水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愿是很不起的了。我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够在1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在很多种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买的那种抓题抓的最准了。我也不晓得为何我会选择那一种《考前30分》，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的《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就只有当木工了。
观 众：郎教授，你内心有没有反抗过以前所受的待遇？
郎咸平：我当时感到很无奈，在初中一、二年级时，成绩其实也不算太差，在30~40名之间，属于中下等。我们班上还有很多40名以后的同学，但最后我发现他们没有去“放牛班”。于是，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去“放牛班”，而他们不用去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想唯一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没有补习，而那些40名以后的同学大部分都去老师家补习了。那时，我非常难过，因为整个事件是不可更改的，而我又是无能为力的、更谈不上反抗了，差学生还有什么资格反抗吗？
观 众：郎教授，谈谈你高中以后的经历好吗？
郎咸平：那年初中毕业，我考到成功中学。由于我母亲在“建国”中学教书，因此，根据学校规定，我可以到“建囯”中学借读，于是，我便从第三志愿跳到了第一志愿。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倒数第二名。上化学课时，老师让我上讲台去平衡化学方程式，我做不出来，杨义贤老师说：“你看你这个不肖之子，你母亲是教化学的，你都不会。”
台湾地区的高中到高二分社会、自然两组。自然组主要就是学习理工医农，社会组就是学习文法商，通常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学社会组。当时，我高一的英文和数学都不及格，很担心被留级。由于老师通常不会为难转到社会组的学生，所以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就决定转到社会组去。当时26个班，有2个班属于社会组，那里基本上是接受了高一被淘汰下来的所有残兵败将。到了高三分得更细——甲（理工）、乙（文）、丙（医农）、丁（法商）四组，我念的是丁组。
高中跟初中完全不一样，没有初中以前的那种压抑与不顺。虽然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学校，但还是进了类似“放牛班”的社会组。社会组的同学有相当比例的是黑社会帮派的混混，但基于初中时的经验，我和这些同学相处得倒挺好。
我在高一、高二时不用功念书，主要是心有旁骛。由于初中时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的。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的嫡传弟子，也是个老拳师，功夫极高。我虽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当时我很厉害，班上包括混混，没有几个人敢惹我，除非他想挨揍。那时，我简直得意极了。高一升高二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到台北的闹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一下子冲出来一批他们的弟兄。当时真可以说是血战一场。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周围有上百人围观，我感到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手腕也被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我们班上的混混也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地叫我“西门町之虎”。
当时，我们社会组大部分同学的水平还是很差的，但我到了社会组还是最后几名，怎么念就是不开窍。到了高三，我才开始很用功地准备高考，但努力念了一年，还是一直没什么开窍的感觉。最后，很勉强地挂了车尾考上了台中市东海大学经济系，那是一个相当差的学校。
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高二时学习的一篇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前一晚写的《与妻书》，这篇文章在我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时，是不是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魄力，我记得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就曾说过类似的话，他准备给自己预备一口棺材云云。在中国搞监管和法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种意识和决心，就绝对难以做出这样的牺牲。就像《21世纪经济报道》的张庭宾和柳剑能曾问我最佩服哪一个历史人物时，我回答：“我最佩服林觉民。”他们听了很震惊，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人物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小到大他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我当时看那篇文章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和理想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妻弃子呢？他死了，他的太大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但是，他非常地执著，他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国家。当时，看这篇文章时，我不太感动，由于自己的水平不高反而觉得他很傻。但这个“傻人”在我的脑子里面活了将近30年，每当想起中国的监管与法治时，我一定会想起林觉民。没有这种烈士，就无法推动改革的行进。我也坚信，一个囯家要长治久安，要维持永远的和平和永久的繁荣富强，法治是不可少，但推动法治的力量却在于林觉民式的牺牲。林觉民在牺牲前，仍然念念不忘他的遗腹子，如果将来生的是男孩，他希望这个男孩能做学者。我替他感谢老天爷对他的厚爱，老天爷终于成全了他最后的这个愿望——他的遗腹子①林瑕蕃担任了台湾文化大学的教授。
我为何会一生钻研学问，我想这和我大一时的境遇有关。我们经济系有一门课程叫微积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严。该门课程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个学期得考4次月考。我第一次考了60分，但还是照样玩。结果第二次月考时，我就想走快捷途径，作弊抄隔壁同学的试卷，结果运气不好，被教该课程的王文清老师抓到了，最后得了个0分。第一次60分，第二次0分，平均起来是30分。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我那时就想放弃了，因为就我的水平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啊。但这一次却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决定好好地念。每天很用功，念到半夜两三点，我当时就有那么一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念了一个月下来，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突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而且发现很多解不开的题在解开时会很有成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我的平均成绩竟高达99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笨，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有这种美好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接下来的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从此以后，我就是全班的明星学生，而我自己当然也不客气地以大牌学生自居。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我在学问方面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尤其是历史、政治、军事和哲学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统学习的主体。我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自己的灵魂。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师，感谢他那次抓作弊抓得好，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由于自己是大牌学生，因此和老师的关系也相当好，因为老师都比较喜欢好学生。到了大二时，石齐平老师和我聊天（他目前担任凤凰卫视财经节目的评论员），他指出中国人念主流经济学很困难，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是外国人的对手，只有念两种经济学学科，才可以有机会和外国人对抗，第一是中国经济史，第二是数理经济学。我另外一位老师罗台雄教授更有趣，他根本就不认为我们中国人有任何可能在任何经济学领域跟外国人对抗。他的名言是：全世界95%的文章是5%的人写的，中国人只是点缀而已。在海外通用的本科生教科书中，绝对看不到引用中国人写的学术文章。
当时，听石老师的话以后，我也就不敢痴心妄想地学习主流经济学了，我想钻研数理经济学，因此我在大学时，辅修了很多数学课。但我总觉得自己的数学水平不是大高，主要也是东海大学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另外，我对念中国经济史还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念中国经济史就得先念日文，因为日本学者收集中囯经济史的资料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完善。但在大学时期，学校根本没有开设日文课程，因此这又形成了一个阻碍。我的数学未达理想水平，日文也没有机会好好学，我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了，罗台雄老师的悲观看法似乎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经济系的系主任是马凯教授，他大概是台湾地区极少数的有信心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就不怀疑我未来的学术成就。
在大学时，我对经济学很着迷，曾经几次写信给一些很有名的经济学大师表示我的崇拜之意，偶尔我也会接获回信。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当大师以后，学生给我写信，我一定会回复。现在，很多学生给我写信，我都会尽量抽空给他们回信，以偿我当初的夙愿。2002年下半年，我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做演讲时，很多学生围着我，问的都是比较浅的问题，我丝毫不介意，我还很鼓励同学们多问问题。有些好心的教师怕我为难，连忙阻止同学发问，我说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我年轻时问的问题有水平多了。当我离开时，围着我的学生非常的依依不舍，我和每个人握了手并拍拍他们的肩膀表示鼓励，学生非常高兴，觉得深受鼓舞。那里的同事问我为何对学生这么好，我说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曾因为大教授的那么一点点关怀而大受感动，甚或终生都想以经济学为追求的目标。我记的，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William Baumol给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A person you’re your eagerness can produce the new idea we need for the future”，就是“像你这样有激情的人，一定会研究出经济学需要的新概念”。这句话我放在心里一辈子，深受感动。William Baumol后来成了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
大学毕业，我顺利地考上了“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应该是台湾地区最好的、经济学家的摇篮。台湾地区的政界人物几乎都出生于“国立”台湾大学的法律系，而财经界人物则大部分出身于’“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那一届“建国”中学社会组可以说是独霸经济学家黄金榜，有好几个同学目前都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高雄市财税局长、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向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计量经济学泰斗管中闵等等。父亲深深以我为荣，到处吹嘘我的学历，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身的。父亲的反应也稍微太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在初中时干什么。
我在“国立”台湾大学的指导老师——陈昭南教授，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泰斗。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国际金融大师蒙戴尔（Mundell，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于他的英语口语不太好，因而没有留在美国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回中国台湾地区发展。我亲眼见过他在台湾地区筚路蓝缕的开拓经济学的研究。当时，他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一职。由于他想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因此要求该所买打印纸，该所竟断然拒绝，表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没有人可以在海外发表论文，所以不用麻烦了。逼的陈老师不得不自己买打印纸，尔后自己打印。投稿过后几个星期，陈老师每天在送信时间一到时，他就坐在楼梯上等邮差。但是大部分的回信都是拒绝信，在海外投稿实在太难了。陈老师最为学生所佩服的一点是他从来不气馁，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精益求精。经过大约20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替自己，也替台湾地区的经济学界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陈老师在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使自己成为了货币学中“两种货币没有完全替代性”的倡导人。而“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在他的影响下也慢慢形成了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最终成为“国立”台湾大学最引以为傲的学系。我认为“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学术水平在亚洲地区也是可以拔得头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