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本人不善与人交往，而且又喜欢喝酒，因此他的成就越大则越易遭到同僚的借故攻击。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台湾地区一直没有办法主导经济学界的主因。我的高中同学，“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在台湾地区经济学术界是相当有成就的。他在海外主流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人口学的论文——例如《长子继承权的问题》——他认为长子继承权可以保持土地的完整性，而不至于因为土地过于细分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这种成就相当了不起。但我认为也是因为陈老师的以往的经营才让台湾地区的经济学界能够接受学术泰斗的领导，否则朱敬一将得相当辛苦地自行开拓一个新局面。我觉得由陈昭南开始到朱敬一的成就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个好的样板，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共勉。
我有好几个博士生后来回到了“囯立”台湾大学商学院任教，但他们中却从来没有出过如同陈昭南般的大师级的人物，因此学术地位难以建立，也无法像经济系一样形成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这是相当可惜的。教授不太关心发表论文，反而常常在外忙着赚钱，也忙着排挤同事。这里很多大学教授特别善于利用假“民主”来排斥聘用优秀的同事。台湾地区的大学大概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大学，不论任何事情均是每人一票，这样不做研究的同事就可以联合起来投票反对聘用有潜质的同事。因此，台湾地区大部分大学的学术水平都是比较令人失望的。
到了研究所的第二年，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到社会上锻炼自己，我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目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时报报业集团的总裁。当时，是他把我介绍到报社当金融记者的。当记者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如此年轻的记者，才23岁，接触到的都是部长级以上的人物。我是金融记者，很早就看到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我当时碰到一个很是欣赏的、高水平的金融人才——周启騋。他曾在美国银行做外汇，后来被调到中国台湾地区“交通银行”担任业务部经理，最后被调到“中央”银行担任外汇局局长。由于台湾地区当时已是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外资银行炒作得非常厉害。类似的事情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常常碰到，例如第一波士頓银行和瑞银华宝操控中国移动事件。当他出掌“中央”银行外汇局时，即雷厉风行地打击外商的外汇炒作而使外商银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外商银行为了清除周启騋，因此联络了当时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金克和以莫须有的罪名罗致罪行将他撤换下来。我为何要花此篇幅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相当多的外资银行联合要求港币和美元拖勾。我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还没有如同周启騋这类的人才，因此根本没有拖勾的条件，否则如何应付外商的炒作。而且我们一定要小心外商银行图谋我海外汇市场的种种不法企图，应以周启騄事件为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结婚了，而后按规定服义务兵役。当时，由于我是硕士，所以无条件当两年少尉财务官（部队叫我们预备军官）。但我得先在步兵学校接受基本训练。在步兵学校受训时，大伙的士气极为低落，因为几乎没有人想浪费两年的时间去当兵。大部分军官在受训时都在“摸鱼”——“摸鱼”是台湾地区部队的专有名词，表示混的意思。而且步校的卫生条件极差，大部分的人们都传染上了皮肤病。我当时得了三种皮肤病——湿疹、芥疮和痤疮，该病一直拖倒退伍之后才完全康复。
步兵学校三个月的受训结束之后，我转到陆军财务学校接受专业训练。一般拿到硕士学位的军官可以在训练结束后，参加考试留在陆军财务学校当教官，教金融课。我们当时有7个人参加考试，我的学历是最高的——“国立”台湾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学历高，口齿伶例，条理清晰。但到最后他们却录用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就是不录用我。部队首长告诉我，是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所以不能要我。没办法，我就只有随着大伙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去哪个部队了（台湾地区军官分发部队用的是抽签的办法）。当时，部队有两个签王——妈祖岛，也就是最差的签，大伙有1%的机会可以抽到这个签王。等我下手一抓就抓到了第一个签王，真是倒霉。全体军官此时一致鼓掌，因为我帮他们解决了第一个签王。
当时的妈祖岛很危险，当我坐着运输舰从基隆港出发到妈祖岛时，有四只驱逐舰护航，看起来挺威风。但过了台湾海峡中线，这四只驱逐舰就走了。我们所有的军官都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海军的回答令我们全体愕然——这是囯民党军和解放军的默契，双方军舰不过海峡中线。当运输舰到达妈祖岛时，解放军的机帆船就在200公尺以外，监视着我们的行动。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解放军海军的模样。我在1980年11月抵达妈祖岛。妈祖岛比金门岛还差，没水没电，我们住在寒冷潮湿的山洞里。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这么倒霉。甚至到了现在，我还经常做噩梦又回到了妈祖岛。
当时，我在妈祖担任财务官，所以需要和各部队接触，以发放大伙的薪水，因此，我看到和听到的可靠消息特别多。国民党部队与解放军时有交锋，我本人就亲眼见到了几次。当时，国民党防空雷达很落后，锁不住飞机，防空火炮没有什么大用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观——所有的高射炮全部放在海边打解放军的鱼雷快艇。每当开炮轰击解放军快艇时，对岸每一次都有不同形式的信号弹打向天空以指挥调度快艇，甚是壮观。
我记得在1981年年初，解放军机帆船和一些民间渔船在妈祖岛外海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的炮兵开火警告，但几只船却越靠越近。我们的士兵紧张坏了，不小心扣下了机关枪扳机，一颗子弹射死了一个人，但不知道这人是解放军还是渔民。第二天不得了，上千只机帆船和渔船将妈祖岛团团围住，时间长达三天，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在我的记忆中，类似被围的事件起码不下10次。当时，我身边随时佩带着手枪，以保护自己，晚上睡觉时也是枪不离身。
当时，妈祖的军医院是三级野战医院，因此不能动大手术，而且也不能输血，因为那里没有冷藏设备。到了必须输血的时候，就叫一个连的士兵排队献血，甚是恐怖。我们前一期的一位预备军官打球摔伤而导致脾脏破裂，由于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在妈祖。
我们在妈祖可以进行体育运动，但是却不能打篮球，除非指挥官特批。因为前一年，有一个陆军上尉连长——林正义（后来改名林毅夫）——抱着篮球由小金门游泳到对岸投奔大陆。从此以后，前线各部队对于官兵的思想工作抓得特别严，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每个星期四早上，都要上政治课，以强化官兵的思想。记得有一次上政治课时，我在背英文单字，被指挥官抓了个正着，我还被罚写悔过书——也就是进行所谓的自我检讨。
林毅夫在囯内曾经担任中央政协委员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个位子从来没有亚洲人担任过。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位子还不全是他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但我认为政府选择了他，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还是因为林毅夫确实是国际顶尖级的学者，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我还读过，水平确实是一流的。
我和他曾谈及此事。根据他的说法，他计算的海洋潮流非常准确。当退潮时，他就下海游到小金门和对岸之间的一个小沙丘上休息，等涨潮时，他再利用潮流游到对岸。而且他怕牵连到他的直属长官，因此选择了前后任长官交接时才开始行动，因此按照“连坐法”的规定，前后任长官均不用对此事负责任。我当时很好奇地问他到底是何原因让他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投奔大陆。他的回答是他本人是在一份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感情的驱使下，才决定如此做的，他愿意冒险去追求这个理想。这种两岸统一的想法对于在台湾地区的外省人而言是比较普遍的，但对于像林毅夫这样的本省人而言却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姑且不要对林毅夫这个行为做道德或政治上的批判，他的勇气就实在让人佩服。因为如果当时被抓到的话，按照我在前线的经验，那就毫无疑问一定会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两岸的军事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面对大陆的海岸线哨兵，如果站岗士兵睡觉的话都可能会被判处死缓，何况是“投敌分子”。
如果林毅夫不投奔大陆，那他肯定会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要职，因为他当时是从台湾的第一名校——“国立”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后参军的。当时报章杂志把他捧为“弃笔，从戎的反共样板”而做了大幅的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他都会感到非常地佩服和尊敬。很多读者可能还不知道林毅夫在投奔大陆之前，担任过小金门陆军马山连连长。在前线待过的军人，可能都知道马山连就是所谓的尖刀连，也就是国民党40万大军第一个接敌的连队。因此，该连军官的选拔尤其重要。“不红不专”的军官绝不可能担任该连的任何职务。因此，我们常开玩笑地说，他投奔大陆对于囯民党“反共决心”打击之大是不可想象的。
林毅夫本人也真可谓是一个传奇了，他到了大陆以后，不留在部队里反而去了北大，进而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深造之后返国成了国内外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现在，林毅夫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更是两岸来往的中介站，台湾地区来的（包括民进党）客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今天的金马前线已经几乎完全撤军了，已经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气氛了。而且大陆和台湾的交往密度更是与日俱增。因此，想到林毅夫的决定，我不禁会想是不是他比我们都更有前瞻性呢？
当时，妈祖地区的前敌指挥官是陆军中将赵万富将军。我们这一期预备军官退伍时，赵司令还来训话。我觉得当时的对话非常有趣，特写下以娱读者。赵司令是个比较土的光头胖老粗。我们都不太理解这样的粗人怎能做前敌指挥官。最后，连江县主任秘书私下告诉我（妈祖属于福建省连江县，因此国民党特地在妈祖设立连江县县政府。国民党当时还设立了福建省主席的编制以代表国民党的正统性），只有这样子的人才有可能死守妈祖，像我们这种头脑灵活的预备军官是没有死守的可能的。我们预备军官几乎一半担任连指导员而另一半担任排长职务，其他空海军及后勤只是极少数。因此，预备军官才是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军官。赵司令很想了解底层官兵政治思想工作成效如何，因此，要求我们用坦率而不怕秋后算账的心态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必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军官举手。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可能可以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政治敏感度较高的连队指导员基本上都缓缓地举起了手。
他的第三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绝无可能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真正带兵的排长都举起了手。
当时，并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训练得不好。我参观过很多次我们步兵连的刺枪和徒手搏击的演练，我觉得水平相当高，不但动作整齐划一，而且精神旺盛，非常具有震撼力。只是私下里大伙对当兵一事都非常地反感。因为是义务兵役，我们都是被强迫而来前线，没有人真的愿意来当兵。所以我们这些预备军官和所有的士兵都没有为国民党成仁的勇气与决心。我们只想平安退伍，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小日子，而绝对不想和解放军对着干。
我必须承认，赵万富将军本人是一贯秉持着“反攻必胜，建国必成”信念的军人，因此，他对于“反共”的政治思想比任何人的都要强烈。而且以他的水平而言，能坐到如此高的职位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他对于“皇恩浩荡”而急求回报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在妈祖前敌指挥官任内与解放军经常对抗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环境的。但赵将军几年以后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上将指挥官却仍沿用这种心态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最后，他在金门指挥官任内因炮击大陆商船而被撤职。
观 众：郎教授，那你是不是退伍以后就直接离开台湾去海外了呢？
郎咸平：当兵退伍以后并不想去海外的，我只想待在台湾和太太儿子过小日子。退伍以后，我在向陈昭南老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申请工作的同时，也向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于宗先教授主持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申请工作。但两位老师都认为我不是做学问的料，所以都拒绝了我。最后，是因为我和于宗先老师的一番对话让我决定待在台湾的。于老师认为我的学术水平有限，特别劝告我，学术研究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他认为我最好考虑去公营银行或外资银行做事比较适合。他告诉我当学者就要像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李志文一样，执著、聪明、努力、有悟性才行。像我这样浮浮躁躁的就不行。李志文日后在沃顿商学院会计系访问过三年，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他也算和我有点师生关系。李教授后来转赴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任教。他也经常到大陆，主要在北京清华大学义务任教。
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惜，我的银行求职意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要我。如果真找到银行的工作，我肯定就得在台湾待下去了。
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缘故，于是我又回去当记者了，整天跑新闻。在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项终生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彻底转行。我前前后后做了两年的记者，也是考虑该转行的时候了。但因为我到处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只有考虑到海外留学了。
跑新闻实在太忙，我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就只有随便考了。托福我考了550分，在台湾地区算很差的啦。GRE考了1640分，总分是2400分，也是相当差的了。我当时向好几所学校要申请表，芝加哥大学寄来了一页黄色的表格要求我填写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研究所的所有的成绩，而后他们再考虑要不要寄申请表给我。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要求我先证明我有实力申请该校，否则他们不想浪费申请表。最后，我只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但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有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的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是大名鼎鼎。现在，大家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日中天，令人仰止。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顿。
沃顿——烂学校——去还是不去？还有20 000美金的学费，我依稀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的犹豫和彷徨。可是，我的母亲对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1983年台湾和现在大陆的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母亲把它卖了20 000美金，准备给我留学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的父亲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母亲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母亲长了心眼没有借给他。如果借给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再等着那笔钱留学呢。
观 众：郎教授，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学生们都实在不能想象你以那么差的托福和GRE成绩竟然也可以进沃顿，那么你在沃顿是否一帆风顺呢？
郎咸平：我想当时为何沃顿会收我，应该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当时，真正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经济系，而想读金融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金融系，商业经济系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系，没有多少人申请，所以机会自然比较多。而且当时沃顿的政策是国际化，所以也希望多收外国学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至于我为何会转读金融系，那又是一个巧合了。当时商业经济系的系主任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考微积分资格考试，我立刻就慌了手脚，因为我早就忘记了微积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到各系打听，看看哪一个系不考微积分。最后，终于找到了金融系。该系要求太严格，有一半的学生在第一个星期就自动退学了，所以有很多的空缺，于是就收了我。如果我当时直接申请金融系的话，那么我被录取的可能性不是接近于零而是等于零，因为每一个申请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各囯的天之骄子。
当时，在东海和台大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到了真正的学术殿堂才发现这里的课程太难了，根本听不懂。而且，我们还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门课。那就别提有多难了。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是国标上极负盛名的日裔美籍Ando教授，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创造了现代消费理论（Modigliani教授后来还因为该消费理论和金融学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我们的消费不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得而是取决于我们未来的永久所得。因此，你虽然今天收入少，可是你还是会向银行借钱买房子或买车子，你的消费肯定超出了你的收入。这个借贷的行为就是该学说的有力证据。但这位老师教书的能力奇差无比，我们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日本式的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读物竟然超过了400篇论文，大家根本没有可能在一个学期内读完。该学期过了以后，我们大家问他为何教得这样差时，他的回答令我们惊愕——他说博士教育就是为了培养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学生，他是故意让大家听不懂的。他的这种逻辑实在是匪夷所思。
另外一门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搞博弈论。我不知道读者是否看过《美丽心灵》（The Beautiful Mind）这部电影？就是里面那个有神经病的纳什（Nash）扬弃了博奕论。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美国学术界以前总认为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的加总，因此也将会实现利益极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涉，只要让人民自由发展即可创造出繁荣的经济。奉行这个理论的当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和海耶克（Hayek）为代表。弗里德曼最脍炙人口的理论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完全得力于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海耶克最为人所称道的理论即是他的名著——《到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海耶克认为政府的干涉只会将人民带入到一条悲惨的道路上，只有自由经济才能替人民创造财富。他们两位的理论为何那么受重视，我认为和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有关。美国政府希望能透过学术的力量推动这个社会反对共产主义。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和这两位大教授通过信，他们两位都给我回了信。弗里德曼告诉我要成为成功的经济学家就一定先要把数学学好。而海耶克当时已退休住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以手写信回复我的教授，而且回复了我两次，我当时好感动。他也鼓励我要多学数学。他说他的年纪太大了，无法帮助我了，他还推荐了一位在艾奥瓦大学的教授帮助我理解他的理论。很可惜，这些信我当时都没有保留，所以只能凭记忆摘录下来。
但是纳什的博奕论却提出相反的观点。他举出了一个小例子——如果有五位男人想同时追求五位女人中最漂亮的那一位，那么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告诉剩下的四位女人，她们不是这些男人的首选。如果只有一位男人胜出，那么当那四位失败的男人再去追求那四位女人的时候，这四位女人肯定不会理会这四位男人的。因为这四位女人肯定因为自己不是首选而生气。因此，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造成一位男人的成功与四位男人的失败。但由于这五位男人，人人都没有把握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所以这五位男人绝对不敢追求这个漂亮女人，而会去追求另外四位女人。到最后，反而是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人要。这就是自由竞争的下场——最好的会先被淘汰。
但当时是第一次接触博奕论，之前，我简直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而且我对宏观经济学也是消化不良，两门课考下来，成绩都是C。到最后，我这个人品行不错，操行很好，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帮了我一个大忙，帮我改了个B-，让我留了下来，因为在那里，C是生存不下去的。那时，我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学费一直从9月份拖到了12月份。
我总觉得沃顿的老师个个都喜欢打击我们的信心。当时，金融系录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个著名的货币学家。我们上他的货币学时他叫我们读一篇芝加哥大学Metzler教授的成名论文。那篇论文指出如果物价上升，则资产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就是消费减少。Metzler教授就因为这一篇文章而在他27岁时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终身制教授的荣誉。Santomero说：“27岁就是你们班现在的平均年龄。”接着Santomero很郑重地告诉我们，“有一天Metzler发现自己长了脑瘤而必须开刀动手术，但是手术动得不好，伤到了他的脑神经，结果手术后，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变得像你们班的同学一样了。”
我还记得我们上了一门很难的课——股票期权。当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发现全班年纪最轻的就是老师——Andy Lo，他20岁出头就拿了博士学位。由于这门课的数学推导相当艰难，不是普通的微积分，而是不确定微积分（Stochastic calculus）。因此，全班同学天天开夜车解数学题以对付该课的数学推导。Lo看我们的水平不行，特别讲了一个故事以鼓励我们。
斯坦福大学里有一个博士生，成绩相当差。他修课的平均成绩未达标准并且已经准备走人了，除非现在修的这门课可以拿A才能弥补一切。到了期末考试时，这位老兄连开了几天夜车看书到半夜，希望可以拿个A。但由于读书读得太晚了，早上起来时已经10点了，而考试早在9点就已经开始了。，他骑着单车赶到教室已是10点30分。任课老师说：“我也不想为难你了，还是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自己到图书馆里去答题吧。考卷上有两题，黑板上也有两题，你把这些题目抄下来就赶快去图书馆。”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学生将考卷交给老师，然后大醉一场。因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题和考卷上的半道题。他心里想，就算他答的全对也不过是40分而已，离A远着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赶早上的火车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8点，他就接到系主任的电话，叫他立刻赶到系主任办公室。他吓坏了，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赶到学校，他忐忑不安地进了办公室，那里有系主任、任课老师和一位大师级的讲座教授并坐着等着他。这位学生坐下后，系主任开口问他：“黑板上的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做的吗？”他很害怕地点了点头，他担心会不会因为答得太差，学校要他赔偿学费。三个教授轮番问他问题以确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后，终于确认了。系主任说：“斯坦福大学决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学位，并聘请你为终身制教授。”这位同学吓坏了，在5分钟后，他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话：“为什么？”系主任告诉他，黑板上的那道题他答出来了，而那正是爱因斯坦答不出来的题目。Lo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我们全班一起摇摇头，Lo说，“他就是运筹学之父——George Dantzig。”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读完了，同时还得通过四次非常困难的学科资格考试。考完试以后，即被授予金融学硕士学位。这四次考试中最难的就是第一次，因为要考宏观经济学跟微观经济学。我当时是全班第一名考过的。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读书开窍了。”
而第四次资格考试是考金融学的专业课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们全班昏天黑地地开夜车解答艰难的期权数学问题。但我们拿到考卷时一看只有一道考题“股票期权可否兑现”，题目虽看似简单，但老师却给了我们8个小时的答题时间。我们都认为8个小时解这一道题，那它肯定是很难的题目。我还记得全班8个小时内无人提早离场，个个面带苦色，而且洋洋洒洒地写了至少40页以上，我大概写了60页。考完以后，老师告诉我们，全班都答错了，答案是——NO——老师只要我们回答一个字而已。全班唉声叹气，果然是小鬼难缠。
我到了沃顿后，碰到了初中时代的同学——马学勇。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拿着全额奖学金赴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他不记得初中那一点琐事了。他还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婚礼。但一两个学期以后，他就不读了，听说是考试没过关。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消失了。据同系的学弟梁定澎（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的说法，他这一生太顺了，所以没有办法承受不顺的打击，因此轻易地就打了退堂鼓。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压力太大了，而且总把读书看得太重要、太唯一了，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枷锁。老美就轻松得多，念好就念，念不好就不念，无所谓。我们可能认为马学勇无法承受打击而退学，说不定他自己可能就像老美一样觉得念书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也可能并不是他本人想不开，而是我们局外人在替他想不开而已。
观 众：郎教授，我们很好奇，你的博士论文是不是也这么富有传奇性呢？ ?
郎咸平：1985年，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我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我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财务的课题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不适合这种软科学的，我也不认为我能进那个小圈圏。只是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由于我曾义务帮他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他很希望继续用我这个廉价劳力，因此就收了我，并要求我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噩梦生涯。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财务的论文题目，更不知如何着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论文写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劳”感动了他，他指定了一个公司财务的题目给我，同时也把有关的资料给了我。在他细心的指导下，我很勉强地把论文在半年之内写出来了。我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就沃顿创校一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虽然我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但我对这个领域还是相当的陌生。
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我一心一意想回台湾发展，我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台湾的金融学博士。当时，我向“国立”台湾大学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林煜宗申请工作。由于我以前不是那里的学生，因此，他很客气地拒绝了我。我随后又托了些人说情，包括杜兰大学的李志文教授。他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恼羞成怒，大骂为我说情的人。但我又不想去其他学校，所以只有留在美国了。我在美国成了名以后，反而和林煜宗的关系不错。我推荐我的博士生去他那里教书都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不要我而已。
我的论文题目是《管理者自身利益对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经验检验》。完成这篇论文后，我的指导教授在1987年去世。我将两人联名的论文发表在1988年的Journal of Finance上。
观 众：郎教授，你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文大学待了10余年，能不能谈谈你对中文大学的感情。
郎咸平：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将近14年，而且先后经历了4任校长。第一任校长高琨是“光纤之父”，他在1994年聘任我为正教授。读者可能对英国的教授评级系统不太了解，我做个简单的说明。在英囯系统之下，拿到博士学位后就从讲师（Lecturer）开始任职，也就是和我国的助理教授同级。再上去就是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从讲师升到高级讲师是一大关口，大概只有30%的讲师可以升到高级讲师。高级讲师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英文是Reader。平均大概只有15%的高级讲师可以升到正教授。正教授再上去就是讲座教授（Professor）。担任讲座教授必须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者，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文大学教授有物理学大师杨振宁教授和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2000年以后，香港各大学的英囯系统的教授评级制度也顺应时代潮流和美国接轨了。讲师和高级讲师改成了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副教授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和讲座教授。
1997年，高琨校长退休后由医学院院长、心脏科权威专家李国章教授接任。我是李国章校长提升的第一批讲座教授中的一位，当时42岁，在中文大学也算是比较快的。教授做到讲座教授也就算到头了，因此这辈子也没什么盼头了。
以香港7个大学而言，中文大学的教授升等传统上是最慢的，也设什么特殊的道理好讲，就是比较拖。我们有好几位同事不耐久等纷纷转往他校，反而一下子就提升了。 ?
李国章校长在2002年突然决定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之邀担任教育局长一职。李国章校长是香港名门之后，他们一门数杰。哥哥李国宝是东亚银行董事长，兄弟李国能是大法官，叔叔李福善曾和董建华竞争特首一职。《华尔街日报》特派员秦家聪，据说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收集李氏家族的族谱，并出版了一本有关李氏家族的畅销书。香港在1997年以后，基本上是采取了“商人治港”的理念，李校长从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这6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政绩让人觉得商人从政的理念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为什么这么多精英聚在一起以后反而形成了大家的无能。金耀基校长接任了李国章校长的位子。金校长著作等身，我在念东海大学时就读过他的一本书——《剑桥语丝》。书中记载了他在剑桥游学时的点点滴滴。那时读完金校长的书后，就非常希望能去剑桥大学留学。激动之余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剑桥的招生部，索要一份学校的简介。一个月之后，终于盼到了回函，内容很含蓄，告诉我没有被录取的可能，因此除非我付钱买，否则他们不想浪费邮票和印刷费寄学校简介给我。我在2003年年底碰到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剑桥大学讲座教授莫里斯（英文名是James Mirlees，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张维迎教授在牛津大学的指导老师），我还和他开玩笑谈及此事，大家哄堂大笑。大陆的学子可能还不知道，莫里斯现在已经辞掉了剑桥大学的教职，而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大学讲座教授，同时担任一所新的晨兴书院的院长职务。中大的书院和学院不同，学院就是大陆的管理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等等，而书院有点像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书院，这些书院是学生住宿的地方，当然每个教授也分配到了不同的书院，其目的就是增加和学生的互动，我是属于崇基书院的教授，我也经常参加学院的活动，比如演讲等等。中大原先有四所书院——崇基、逸夫、联合、新亚，2010年将增加善衡和晨兴，在这之后还有敬文、伍宜孙、合声等三个书院还在筹划中。
金耀基校长已于2004年退休，在金校长之后就是现任的刘遵义校长，他原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在美国学术界卓有成就，目前担任校长期间，刘校长非常重视和大陆学界、政界的往来，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毕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14年的时间，我对这个学校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目前唯一的职位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我没有在其他学校、企业或政府担任任何的职位。
目录
前言：公司的秘密 / 1
也说说我自己 / 1
我不反对股份制 / 001
我也谈历史：股份制的起源 / 001
良心：股份制成功的基础 / 003
卡尔文：救赎的价格弹性等于零 / 004
马蹬上的骑士：大国崛起 / 005
股票市场：将“白条”卖给傻瓜 / 007
法治化：让你不敢没有良心 / 008
改制：形体来了，却没有灵魂 / 010
劣根性：郎咸平也谈三国 / 011
经历阵痛：为下一代建立信托责任 / 013
秘密：要成功必须把握本质 / 014
品牌背后的故事 / 017
品牌是个大问题：李宁PK耐克、阿迪达斯 / 017
中国企业的困惑：守不住，也出不去 / 018
参与竞争：摘掉制造业大国的帽子 / 019
控制整条产业链：在流通环节节省成本 / 022
迈入产业链时代：中国企业该何去何从 / 024
LG与普拉达联姻：探究产品的精神 / 025
品牌老化：产品的精神淡出人们的视线 / 030
广告的是与非 / 032
“分”和“无聊”：广告的本质 / 032
自我膨胀：中国企业家“擅长”做大做强 / 038
恒源祥：一则广告引发的“血案” / 039
宝洁：用广告征服中国人 / 042
欧莱雅：强调产品的细化 / 044
橡果国际：折射企业家的经营理念 / 045
行业本质：企业成功的关键 / 048
TCL的教训：符合行业本质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 051
把握行业本质：企业家智慧得以升华 / 053
回顾公司治理的历史 / 056
1720年的欧洲：公司治理的历史背景 / 056
公司治理的五大基础 / 060
基础一：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 / 060
基础二：信托责任 / 062
基础三：严刑峻法以保障公平 / 063
基础四：法治化保证信托责任的推行 / 067
基础五：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制度 / 069
伯利和米恩斯：开创公司治理先河 / 073
小股民、大股东与债权人 / 074
激励合同：将经理人与小股民的利益联系起来 / 074
强化公司治理：大股东所扮演的角色 / 077
法治环境：决定债权人是否需要公司治理的保护 / 080
在美国：小股民、大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恩怨 / 081
银行：在德国和日本扮演何种角色 / 084
银行：遭受亚洲家族的剥削 / 087
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公司治理机制 / 090
MBO：能否在亚洲生根 / 090
国有银行：产生的问题与做出的贡献 / 091
银行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监管 / 095
结论 / 097
后记：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 101
阶段一（1986~1989年） / 101
阶段二（1989~1994年） / 102
阶段三（1994~1996年） / 104
阶段四（1997~现在） / 106
金融学与投资学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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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股份制
我也谈历史：股份制的起源
郎咸平：各位现场来宾，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目。现在央视推出《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孕育了几位明星，比如讲《三国演义》的易中天，讲《论语》的于丹等，他们对这些古典精品文化的重新解读激起了大家关注历史、学习历史的风潮。那么对于这种历史热，我也给予了关注，也看了易中天的《品三国》，易中天这个人的口才确实不错。他成名之后，受到很多人攻击，他现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当然，于丹也是一样，忽然之间就成名了，因为央视给她这个机会，讲我们中国的历史，讲我们中国的哲学，现在，她在国内的知名度提高了。我观看他们的讲解过程，观察得非常仔细，他们讲历史有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没有理解历史的本质。那么通过一些学术研究，以《三国演义》为例，他只能讲清楚到底有没有赤壁之战，有没有空城计等等问题，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考据学，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嘛，所以基本上《百家讲坛》里面讲的历史都是考据史。
因而坦白地讲，我对这个节目比较失望；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比较乐观的话，那就是我们社会大众对所谓的历史本身开始关注，这是一个好现象。我想在这个电视节目里面我也想跟大家谈谈历史，可是我谈的历史绝对不限于只做考据学，我不干这种事的。今天，大家跟着我跳出这个圈子，来谈谈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那么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就找出一个事件，说一个事件大家都能理解：我们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叫什么？叫改革，改成股份制，所以我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或者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全国各大小企业都争先恐后地改成股份制。我就以股份制这一件小事情讲出一个大道理。我想请问全国的观众朋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股份制？我再'问你们一下，全世界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在哪里？
你们是否了解当初为什么会有股份制？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很遗憾的问题，现在，我就要跟各位谈一个在教科书上看不到的，你们在书店里面的任何历史文献里面也查阅不到的，我甚至怀疑在我们整个中国大地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的一段历史。今天，我讲的这个历史课，绝对都是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心得。那么，根据我和香港的大学同事杨耀辉教授的研究，你会发现第一个股份制的公司出现在英国。什么时候？在西元10世纪，也就是说在差不多等同于中国的大宋王朝时期，英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股份有限公司怎么来的？你们听完之后一定会豁然开朗，觉得这段历史太有意思了。1000多年之前的欧洲，当时是一个神权的世界、神权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对上帝的崇拜简直无以复加，你可以说是迷信，这个我不加以评论。总之，那里的人们对于上帝的崇拜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因此西元10世纪的欧洲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人犯了罪，死后是要下地狱的。人们为了避免下地狱，只好在死前将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给教会。到西元10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差不多有58%的土地是属于教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不是公司，神父等人是不能够经营企业的，那该怎么办呢？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神父不能结婚，因而他们没有合法的后代。当然很多历史文献说，神父乱伦，搞不合法的后代，这是另外一回事。神父可能会有后代，但是是不合法的。由于没有合法的后代，所以继承就产生很大的问题，那么教会收了这么多的土地和房子，准备由谁来经营，由谁来继承呢？由于找不到继承人，所以逼得当时的教会不得已聘请了职业经理人。这样，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就出来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是什么意思？“股份”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两点：第一点是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了不得的东西；第二点有限责任制，上市公司和有限公司，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了不起的宝典。可是你想想看，这两大定律在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们认为了不起的管理权跟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没有合法的继承人，管理权跟所有权不得不分离。因此，只能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