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短暂，宇宙无穷。――赋中的哲理。
江山依旧，英雄长存。――词中的激情。
至于《赤壁怀古》之词的风格，就不必啰唆大家都知道的事了，南宋人俞文豹所著《吹剑续录》中一则记载最为明了：“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笏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连苏东坡自己都对此评价“为之绝倒”，还用我们这些后人多说些什么？真盼望今天能有“关西大汉”，专门加工它一副“铁板”，临江月击板开腔大吼：“大江东去……”！
相信那时“为之绝倒”的就不知有多少人了。
五十八、也无风雨也无晴
前面谈了苏东坡于黄州赤壁的两赋一词，苏子奇文中除了隐隐显露的空蒙失落之意，更多的是重笔浓抹从现实中解脱的心情与超然潇洒。
赤壁词、赋均问世于元丰五年（1082年）下半年，这只能解释东坡在这期间或之前的心理及变化，若要了解整个黄州时期苏东坡的大概，还要浏览一下他在这时期的其它作品。
元丰二年（1079年）京师出狱，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如同一股浊气积淤在胸，当天便提笔写下《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这两首还是带着讥讽政府高官意味的诗咱们前面介绍过了：就连苏东坡自己都搁笔苦笑自己旧习不改。――这时的苏东坡心中不忿甚于庆幸。
初到黄州的苏东坡孤身居于陌生之地，全家安居黄州之后，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支出，腰包拘谨倒还在其次，对全家人的责任感却使东坡不能安心务农老实改造，现在苏东坡的境遇与缕缕不绝来探望的朋友相比，几乎已经处于最底层，豁达的诗人心中也不免时感失落。
元丰四年（1081年）春问世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较能表达苏东坡此期间的心情：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素以填词豪放著称的苏东坡此刻却来了篇婉约之作，《水龙吟》词中，诗人将片片杨花赐予生命与灵魂，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婉转之间，“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将唐人金昌绪《春怨》诗意化在词中。――《春怨》原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东坡咏物生动真切，言情缠绵哀怨，好像是在叹息天下人眼拙情薄：自喻惜花者虽众，怜惜杨花者何少？其实暗蕴自身处境，又何尝强于那使得“一池萍碎”的缕缕花魂！
若说诗人在倾注自己怜惜杨花的缕缕深情，不如说作者在匠心独具的悲哀自己，虽“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却无奈“不恨此花飞尽，”，借意怜惜落红，曲笔传情杨花。
东坡曾自注：“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而那“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之想象，由悲哀杨花的归宿，转化为惜春匆匆之情，惜水流逝之意。
这时的苏东坡是在怜惜杨花？还是在怜惜起伏人生？还是在怜惜自己历经风雨的“杨花”命运？
此时的杨花：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恍惚之间，那如点点“离人泪”之杨花却好似凝结在诗人眼眶，滴滴欲下，此刻，谁能感觉不到诗人酸涩的心声？
苏东坡的人生不似杨花任飘落，来访朋友的慰藉，黄州徐太守的“相待如骨肉”（东坡自语），生活的相对安逸，似乎带来了苏东坡心情少许的平静。但此后所填的《定风波》一词，却能感觉到诗人还是在呐喊命运的不公：（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全词乍看一派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意味，好似作者在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件小事，给人们诠释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实只要细读，我们感觉到的就不止这些了：“莫听穿林打叶声”出句双关，渲染幕后的雨骤风狂却是在强调两个字：“莫听”，与下句“何妨”相衔接，作者一句“谁怕”犹如惊雷！那紧接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之句使作者傲然之气破纸欲出。
“微冷”之际，猛然“回首向来萧瑟处”，使知情的读者不由跟着“回首”三年前的“乌台诗案”大劫，那长叹“归去”，却非回到“雪堂”或“临皋亭”，而是诉说经历过的“料峭春风”，天道雨晴轮回，人生风骤风息，莫若“归去”永恒！
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开始反思自己逢遭厄运的因由了，结果得到的却是表面淡然后的不悔与桀骜。
这就是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的心情：有安逸也有失落，有消沉也有狂放，有豁达也有怨恨，有苦涩也有快乐。
生活的安静不能平息情绪的波动，苏东坡北望京师，政局冷落了才子，远眺爱弟，命运隔离了亲情，心中不时泛起对现实世界的厌恶，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自然也会产生于酒浓寥落时，所以在以豪放的姿态写出《赤壁怀古》旷古奇作的同时，也写下了清旷飘逸、不满世俗，具有期望置身世外味道的名作《临江仙》。
元丰五年，苏东坡于深秋之夜在“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亭”住所，酒醒之际，寂寥涌上心头，挥毫写下该词：一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首先可以看出，此时的苏东坡行动相当自由，不仅能携客驾舟夜游长江不归，还能于城外的东坡雪堂酒宴至深夜三更回家，这估计是与当地领导关系密切才得到如此待遇的，东坡是在朝廷挂了号的下派干部，根据朝廷明旨，其行动是受到限制的。
从该词看，苏东坡这回确实有点喝“高”了，“仿佛三更”有点醉眼朦胧的意味，甚至一觉睡醒了还在“复醉”，看来深夜“敲门都不应”也是努力回想才忆起来的事情。
家中还在眷养着仆人、“家童”是写明的，虽然都“鼻息已雷鸣”，但由此可见，这时的苏东坡经济节拘已经大大缓解，而且东坡情绪已经归于泰然，没喊开大门也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干脆一个人“倚杖听江声。”去了。
词人以动衬静，托出一派夜静人寂，潇洒的词人也寂寞，旷达的东坡也惆怅。一声叹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词人在化用庄子“汝身非汝有也”之意境，东坡精研道家著作可见一斑。
神与物游之间，词人开始幻想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其渴望出世隐居之意昭然，可惜没门――“劳改干部”没这个资格！
还就是差点惹出了麻烦，据宋人笔记中《避暑录话》载：苏东坡作了上面的词之后，不知怎么给热衷于小道消息的人们传成了苏东坡“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据说此事还流传到了京城皇帝的耳中，皇帝闻听默然许久，大概是心稍愧疚吧，实际上现在的皇帝已经不愿意苏东坡“江海寄余生”了，内心多次起了重新起用苏东坡的念头。
而黄州的苏东坡却是越来越习惯这近似回归大自然的生活，几乎要唱出“黄州是个好地方”小调来，小调肯定唱过，歌词不一定如老孙“杜撰”，较能代表苏东坡此时心情的苏词便是元丰六年六月所写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词中一派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随墨飘逸。
全词由游赏时所见村景着笔，续写游赏所见夜雨之后的景物细韵，接着自己进入角色：“杖藜徐步”于“古城旁”村外斜阳，尾句将喜雨赋予生命，尽情抒发了自己得雨后新凉的欣爽，令人读来景情婉转，如随其后，回味无穷。
现在的苏东坡活活一个陶渊明再世，历经了过多的风雨，心态上好似已经“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五十九、玉液色香润佳句
宋人笔记《蒙斋笔谈》中记载：“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
擅自跑出州界旅游，而且经常夜不归宿，这哪里是来基层改造世界观？简直是回归自然来做旅游健身消费了。无怪为太守者――地方最高领导徐君猷极为担心了，不过不要紧，徐太守待东坡如同骨肉，苏东坡不会连累这样的好领导的，但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也是免不了的。
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中央要求的纪律再严明，到了地方也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天高皇帝远的黄州，是当地一把手说了算，苏东坡相对舒适的劳改生活得益于上司的刻意照顾。
大家记住：跟领导搞好关系是任何境况下都不会吃亏的事。
苏东坡违纪深夜出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前面说过的两赋及酒醉夜归之《临江仙》都是东坡自己给我们今人留下的书证。好像苏东坡自己并不在乎遮掩这些，元丰六年（1083年），干脆又写了篇游记，甚至还刻意在标题中注明“夜游”，这篇游记在后世影响也甚大，甚至被许多大师级别的人物并列在东坡赤壁前后赋以及《赤壁怀古》的后面，称之为黄州时期的四篇佳作。
这就是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
不过，也许是由于老孙学浅无知，这篇游记也研读了无数遍，可怎么仔细阅读附带联想，都没能发现这篇游记重于其它作品的分量何在，其文甚短，不妨原文照录：《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前面的类似跋文部分是介绍与好友张怀民夜游承天寺的起因及过程，就不做评判了，仅将这短的不可思议的正文翻译成白话：庭院中的月光宛如一泓积水那样清澈透明，水中藻、荇纵横交叉，其实都是些绿竹和翠柏的影子。
哪夜没有月光？哪里没有绿竹和翠柏？只不过缺少像我两个这样的闲人而已。
这篇夜游笔记怎么看也不过属于只有两句话、三十七个汉字的随笔，正文还没有前面的跋文长，随笔以近乎吝啬的文字交代的承天寺庭院中的“积水”、“藻荇”、“竹影”、“夜月”、“松柏”，用来衬托来此夜游的“两人”真“闲人”。
没有刻意寓意什么，更没有抒发什么情怀与哲理，甚至扯不上什么思想，谈不上什么厚重，说句大言不惭的结论：连“游记”都算不上。
至于说包含着什么悲凉之感？还不如说显露出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更为恰当，诗人能得暇领略这清虚冷月，应该是苏东坡略带清冷仙气的安慰。
此文确属能以短小精悍而创纪录的优美随笔。不过，要说能与苏子的赤壁游记相比肩？老孙怎么也难以认同。
还是前面说过的话，这篇全文八十四字的“袖珍型”游记，能侧面证实苏东坡行动自由，生活安逸，情感也已经潇洒脱俗。
苏东坡爱自然，也爱生活，善文章，更精于诗词，甚至可以感觉到诗人是在把诗赋当作品酒的佳肴，或者反过来理解：是苏东坡的杯中的美酒润色了主人笔下的佳作。
谈到苏东坡的好酒，不妨扯点苏东坡的酒仙风范：爱这一口毫无疑问，从他难以尽数的诗作中，都能看到诗人乐于品尝美味、享受美酒的记载。
不仅于此，甚至从苏东坡笔记中还能得到：不同时期酒量大小的信息。
从现在能查到的资料看，苏东坡少年时并不善饮酒，自己曾说“吾少时望见酒杯而醉”；后来凑巧在盛产西凤美酒的陕西凤翔和酒风盛行的山东密州做官，并留下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迈诗句，喜好这杯中之物是自然的合理嗜好。但他的酒量仍然够不上一流“酒客”级别。
来到了黄州，似乎是因为有了更为洒脱的心境，也可能是环境改造了人，苏东坡酒量大增，据他自己介绍：“而今亦能饮三蕉叶矣。”
“三蕉叶”能盛多少酒？老孙实在不能估计，也没查到有关这“量具”大小的记载，根据陆游《幽事》诗：“酒仅三蕉叶。”中的“仅”字看，好像份量也不算多；清代周天藻《病中遣兴》诗中也有句：“量减三蕉众所知，兴来时復一中之。”，这里有把“蕉”理解成“杯”字的意思；但从苏东坡略带“得意”的口气分析，应该不算少量，芭蕉叶就够大的，如果是“美人蕉”叶子？那就更海了，反正要是一蕉叶装不了二三两，那就根本不值得苏东坡一提了。
这情形容易理解，就今天说，哪个当官的的酒量不是被环境锻炼出来的？哪位陪酒秘书的海量不是被上级的无奈逼迫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经验之谈：喜酒、闷茶、窝囊烟。其实酒的功能远不止助兴喜宴，苦闷时也有独自喝闷酒的说法；窝囊人办了窝囊事后也照样变成酒鬼；甚至古代砍头的刑场上也少不得此味，大多时候不光刽子手需要借酒壮胆，连被砍头的哥们儿也能有机会品尝一碗“送行酒”。
酒这东西，一位现代诗人这样形容过：“她具有水的外型，火的性格！”；这是种水火交融、利害参半、成事有时、败事有余、极难贴上好坏标签的玩意；人们今天已经从中衍生出了“文化”之类的说法；并且能给国家贡献不菲的税金；给“主流媒体”捐献巨额的广告收入；……这样判断吧：一位三七功过的伟人――“伟物”才对。
这是一种类似炸药的东西：作孽不少，立功也甚伟，就看掌握它的主人怎样发挥它的功效了，很多时候关键在于灌进肚子内的分量，但很多时候，恰这分寸最难把握。
苏东坡大概有着天生的一种本能，多数时候都能把握这种“迷心夺情”的分寸，东坡的饮酒观－－饮酒不求量，但求趣。
东坡诗中曾有句：“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看来“半酣”就是苏东坡所把握的分寸，得趣就是苏东坡的目的。
不过，既然这种分寸极难把握，那么爱好此道的苏东坡也不是仙人，有时出点格也属常事，所以出现醉卧途中草地、半夜回家之类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对苏东坡来说，抵挡美酒、美食的诱惑可能比抵挡权力的诱惑还要难些。
苏东坡不光对美酒情有独钟，据载，东坡对自己动手酿酒也产生过极浓的兴趣：黄州盛产柑桔，苏东坡就搞过用蜜桔酿酒的试验，可惜因为诗人的酿酒技术实在属“票友”档次，所酿之酒的质量不大过关，竟导致朋友们饮过后纷纷腹泻，一时成为酒桌旁的笑谈。
总得说来，黄州时的苏东坡对待美酒还是以酒助兴居多，美酒“进口”，奇句“出口”；当然，充当下饭的佐料也是美酒的功能之一，据东坡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据说有这种现象：好酒的不馋。一般真正的酒客举杯时，那注意力就集中在了手中液体的飘香上面，下酒菜是不大讲究的。这点苏东坡就做不到，与品味美酒相比，苏东坡对品尝美食可能更感兴趣。
前面说过苏东坡喜食猪肉，实际上苏东坡应该是家禽、野味、啥肉都喜欢，尤其对“鱼”这种出于水中的美味，苏东坡好像更为青睐。
六十、江鱼味长留美名
东坡好鱼，记载甚多，鱼成为苏东坡餐桌上的美味毫不奇怪，在苏东坡的眼中，鱼不光可饱口福，垂钓时还可以用来怡情调趣，泛到心头到时可以入句填词赋诗。文人手眼里，一般都是一物多用的。
黄州处于长江岸边，苏东坡本来就没什么具体工作，几乎上下班时间都属闲暇无事，所以东坡身披蓑衣兼职点渔夫的工作是经常的，垂钓于江边或一叶扁舟，自己钩的鱼摆上自己的餐桌，绝对是件极爽的事情。
但美食这种东西，也有美酒的脾气，除了关键需要控制数量之外，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该喝的酒如穿肠毒药，不该尝的美味有的却是真正的毒药。例如：味美却有剧毒的河豚。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首逍遥自在的七言绝句，侧面证实了苏东坡确曾冒死品尝过河豚，因为诗中极为清楚的显示了作者适逢“河豚欲上时”的欢快心情。
稍后再谈苏东坡与鱼的故事，先挤空谈一点老孙对上面短诗的感觉：苏东坡用短短的四句七言，描摹出春天给人的欢快，竹笋、肥鸭、野菜、芦芽、河豚，美味迭出！桃花季节多美食，诗人悠然享清新，后人多念河豚味，何不谢先鸭报春？
平淡而清丽的水墨山水图，尽情让人分享了诗人悠然自得的感觉；这篇文字，“鱼”是主要配角，所以不得不侃几句东坡笔下的河豚美味，但更令人梦中念叨的却是那句：“春江水暖鸭先知。”
有关苏东坡对鱼的情有独钟，还不仅于垂钓、品尝，很多时候还乐于违反圣人“君子不近庖厨”的教导，亲自动手下厨加工美味，并且还把鱼的烹饪方法、品鱼的心得体会留在诸多诗文中。
在《鱼蛮子》一诗中，“苏大厨师”告诉人们应该这样做魴鱼、鲤鱼：“擘水取鲂鲤，易如拾诸途。破釜不著盐，雪鳞芼青蔬。”
过于口淡了吧？搭配点“青蔬”菜，色、味都讲的过去，做鱼不放盐？那“雪鳞”再好看还能味美？――哦，鱼做熟了再加盐。
在《煮鱼法》一文中，东坡说“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或鲤鱼治斫，冷水下。入盐于堂法，以菘菜笔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掩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桔皮片，乃食。”
这有点像在编写专业烹调书了，不过也的确惠及了后人：这种烹鱼方法，至今仍被眉山一带老百姓所保留，取名为“水煮鱼”，或者是“江水煮江鱼”。
后人们严格按照东坡的嘱托：鱼去鳞，剖腹，掏出内脏，用刀在鱼肋两边各轻划五刀以便入味，入沸水文火旧煮，配料还要加些姜、葱、桔皮等，起锅时方入盐。鱼汤酽而白，鱼肉而嫩，汤尤为鲜美。人称“东坡五柳鱼”，又称东坡鱼。
其实各地到处都有不同做法的“东坡鱼”， 现在我们能品尝到的“东坡鱼”就有：东坡糖醋鱼、东坡鳊鱼、东坡墨鱼、东坡鳜鱼、东坡鲥鱼、东坡鱼头、东坡鳆鱼、东坡鲈鱼等等，炸、烹、煮、蒸不一而足。
这是后人们不知把烹调方法改进了多少，也照样挂上“东坡鱼”的招牌，有利于增加销售额是当然的，凭菜的名字在心理上增加美感也有可能，但主要作用，我想应该还是在缅怀先贤吧。
苏东坡在任登州太守时吃了鲍鱼，赞不绝口：“膳夫善治荐华堂，坐令雕俎生辉光。肉芝石耳不足数，醋芼鱼皮真倚墙。”
在《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中写道：“怪君便尔忘故乡，稻熟鱼肥信清美。”
就是在前文介绍过的《后赤壁赋》中，东坡不是也没忘记鱼吗？――“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
在《浣溪沙》中写了“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州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黄州时的《鳊鱼》诗开始怜悯这些美味：“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项，贪饵每遭烹。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轰著泪纵横”。
实在说不清苏东坡这是在指责鱼儿无知贪饵，还是在感叹世人如鱼，或许是在“见鱼思前”，叹息自己。
后人们本事大，就是八不沾边的长江墨头鱼也能与名人扯上关系。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就有这种民间传说：这是苏东坡在江水中常洗笔砚，将鱼染成黑色，故人们称之为“东坡墨鱼”。
但有记载说，有一种鱼苏东坡是不吃的：娃娃鱼。
宋人笔记《画墁录》记载过苏东坡自己曾说过：有次在长江钓到了一条长着四只腿爪的怪鱼，长得鲇鱼的样子，在地上会爬行，有人说这是条鲵，苏东坡便又把它送回长江放了生。东坡自己说是不敢吃它，可是连身带剧毒的河豚都敢品尝的苏东坡，又怎会怕尝尝这东西？
有关“五柳鱼”改名“东坡鱼”还有一种传说：苏东坡做好了一盘“五柳鱼”，刚端上桌，好友佛印和尚来了。
大概这“五柳鱼”个头不大，也可能是苏东坡刻意与和尚开个玩笑，反正据说苏东坡顺手将这盘鱼搁到书架上去了，那意思大概是：“好个赶饭时的和尚，我偏不让你吃，看你能怎么办？”。
佛印和尚眼贼尖，没看见苏东坡就先瞅准了美味――那盘鱼，大和尚心里话：“看咱和尚怎样叫你自己拿出来。”
佛印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贫僧小弟今日特来请教一字。”
“何字？”
“姓苏的‘苏’怎么写才正确？”
苏东坡一听就明白这和尚想玩花活了，凭佛印的学问，还能专程来询问这等刚入小学时的问题？有名堂也要装糊涂，不然就玩的没意思了，便认真配合大和尚的表演，回答：“‘苏’字上面是个草字头，下边左是‘鱼’，右是‘禾’字。”
佛印接着又问：“草头下面左边是‘禾’右边是‘鱼’呢？”
“那还念‘苏’啊。”――古时也确实有这种写法。
“那么把鱼挪在草头上面呢？”
苏东坡更会紧密配合：“那可不行，就不成字了呀。”
佛印哈哈大笑，用手指着藏鱼的书架：“那就把鱼拿下来吧。”
苏东坡现在真正明白了：这酒肉和尚说来说去还是要吃他的那盘“五柳鱼”。
两人大笑，一盘鱼也就“二一添作五”了。
时隔不久，佛印听说苏东坡要来回访，也就照样蒸了一盘五柳鱼，心想：“上次你开我的玩笑，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回该咱和尚难为一下你这苏大才子了。”，就顺手将鱼放在旁边的罄里。
故事情节的发展当然应该是被苏东坡早已觉察，当然还必须是装着不知道。
还是过去的故事：来求教、救助：“想了副对联，现在只有上联，下联一时想不出好句子。”
佛印这次当然也该配合东坡了：“请说上联。”
苏东坡煞有其事回答：
“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
这是副老掉牙的对联，七岁学童也几乎无有不知。大和尚虽然不知道苏东坡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却也不加思索地顺口说：“下联乃‘积善人家庆有余’。”
苏东坡佯装惊叹：“高才，高才！原来你罄（庆）里有鱼（余）呀！那还不赶快端出来？”
佛印这才恍然大悟：苏东坡也是在扮演馋猫，打着鱼的主意。
当然，也是“有鱼同享”了。
但是，那一般都会有的套路：“两人大笑”，却是稍耽搁了一会：和尚还想“嘲笑”一下馋鬼，见这条清蒸的西湖鲜鱼两面各划了5刀，便笑咪咪地建议：“是有条五柳鱼，不过这条‘五柳鱼’既然给你‘钓’到了，不如改叫‘东坡鱼’算了。”
据说是从此以后，人们才把“五柳鱼”又叫“东坡鱼”，大和尚给鱼赐法名之后，这道西湖名菜名气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仍是杭州西湖边各酒楼的一道名菜，其味道鲜美，喷香诱人，深为游人所喜食――不过价格也是不菲，老孙也是狠心忍痛才算品尝了几回。
说几句上面的“苏”字：繁体字“苏”字为“蘇”字写法，但也有“蘓”这个字，据说杭州西湖苏堤景点的“苏堤春晓”碑文字，是清帝康熙御笔亲题的，被“文革”毁坏前的原碑文，就是用的后面的“蘓”字。
因为康熙皇帝听说苏东坡爱吃鱼，而且每次吃鱼的时候，假如侍者把鱼放在左边，他可以把整盘的鱼吃完，如果放到右边则生气不动筷，因为苏东坡是“左撇子”，进餐不方便。
据说连康熙也不敢坏了苏门规矩，有意把鱼写在右边，以此纪念这位数朝前的“苏文公”。又据说就是因为这件轶事，后来碑上这个“蘓”字才被编入了《康熙字典》，正式成为汉字中的一个正确字。
至于现在的人们为什么不像满清皇帝那般，不尊重苏东坡的个人习惯了？那就不是老孙能解释的了，咱们这里只谈诗人与鱼的交情，实际上，就是光侃苏东坡笔下的鱼，也几乎能出本专著，绝不是老孙在这里三言两语能叙述全面的。
再举两例：后来的苏东坡诗中有鱼的句子：“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
杭州时的苏东坡怀念家乡的诗句：“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
太多了，举不胜举，关于苏东坡跟鱼的故事就扯这些吧。
六十一、松竹风泉三益友
前面几章专门谈了苏东坡的“进口”业务，酒类“商品”就不再多说了，还是补充点食品“质量”方面的记载信息：苏东坡虽偏于肉食，但后人所烹调的所谓“东坡肉”，却肯定不被那时的东坡喜欢，现在的“东坡肉”实在太肥腻了，太适用于“长膘”。
关于这一点，苏东坡把预防现代“三高”――官员职业病的“座右铭”写在了自己墙上、门上，来提醒自己，劝诫他人：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可见黄州时的苏东坡并不大喜食红烧肉之类的“健脑补品”，就是东坡自己也曾留有笔记跋文，向后人介绍了自己的食谱：“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弃也。若此可谓善处穷矣，然而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可见苏东坡并无偏食的毛病，进餐荤素皆可，一切随着环境来，只要感觉舒适，步行也能体会到坐车的滋味，素食也能品尝出肉的味道。
这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心情最重要，快乐只赐与容易满足的人。
大多时候，苏东坡觉得自己现在衣食足堪自给，过得几乎是神仙般生活，甚至有了“乐不思蜀”的想法，他曾心满意足地写道：“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不走了！哪里黄土不埋人？
与初到黄州时相比，苏东坡开始享受每一天给他的快乐，优美的景色、时间的闲暇、想象的自由、晴空月夜、雪冬酷夏，都成了诗人快乐的源泉。其实，幸福本来就只属于知足者。
苏东坡的《初到黄州》一诗能体现他这种“知足者常乐”的性格与心境：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诗意一派宠辱不惊，感觉不到一丝怨恨与苦闷，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更显诗人的豁达幽默。
不过乍看首句，好似这苏老先生实在命苦，竟然一生都在为“糊口”而操劳忙活，也可以理解为东坡嘴馋，为了口腹之欲，可以“荒唐”的不辞劳苦沿绕城的长江品尝“鱼美”，跋山只为得到“笋香”入口。
不是这么回事，这“为口忙”实是自责祸从口出，这是东坡这哥们儿在幽自己一默。
万事看开的苏东坡现在好似个地道的农民了，每天除了游山玩水、待客、访客外，就一心扑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对，除了经营“东坡农场”还有就是美化自己“雪堂”室内、室外的环境，他在院子里种上松、柏、梅、竹等花木。“雪堂”内四壁全部画上雪花，堂内外环境被他装扮得素净典雅，“雪堂”也因此得名。
据说黄州徐太守曾对这种装修效果有意见，嫌他的居所冷清萧瑟，问东坡：“满眼看见的都是雪，莫不太过寂寞冷清？”
苏东坡则手指院中花木，口中得意吟出：“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
这意思很清楚：清风习习、泉水叮咚便是两曲优美的音乐，四季常青的松柏、竹子及傲雪绽放的梅花，便是严冬相伴自己最好的朋友了。据说现在松、竹、梅被世人合称为“岁寒三友”，就是源于东坡的这两句讲解。
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好似暂时冷落了苏东坡，但命运并没有冷落诗人，甚至可以这样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黄州被贬，从另一种角度反而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苏东坡，最起码是惠及了我们后人－－得以有幸领略到东坡风采！
高官甚至皇帝，历代出了多少？而在黄州制造诗文奇迹的人唯有一个，那就是苏东坡。
也只有远离政治方能干净，否则大染缸里还能染出白布来？与肮脏的政治斗争保持了距离，使苏东坡的诗词文赋得以净化，那缕缕清气也只有来自没有污染过的纯净山水，那本色的质朴更只能来自竹林田园，东坡正是由于与权力分居，才换得清风阵阵，直到今天，直到永远。
没有了政治与权力的干扰与诱惑，苏东坡才得以眼界开阔至无限，雅俗均能入诗赋，琐事亦能出妙句。所以，是祸是福要看对谁，苏东坡这几年的背运，兴许是我们后人的福气。
能启发诗人灵感的不仅唯有青山秀水，就是一些日常的柴米油盐茶也能引起东坡的诗兴，给我们留下妙句趣语，这点我们后文还要专篇细说，现在仅举一两个例子；据宋人笔记《竹坡诗话》载：有个姓何的秀才给苏东坡送来一种油果，挺对东坡的味口。
苏东坡便问：“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何秀才据实回答：“还没有名字。”
苏东坡追问：“为甚酥？”
何秀才灵机一动，笑着说：“就叫它‘为甚酥’吧。”
同时期，一个潘姓长官也送给了苏东坡一坛村酒，可能是酿造技术不大过关，东坡品尝后觉得酒味有点淡，便与潘长官开玩笑：“你这酒看来错灌进了水呀。”
一天油果吃完了，村酒尚余好多，苏东坡便戏作一诗，寄给了何秀才：畅饮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
满倾潘子错着水，更乞何郎为甚酥。
寄诗句索要好吃的，估计东坡肯定能如愿得美食。
上面是苏东坡以物作诗，下面说个因事出句的例子：据《道山清话》载：苏东坡有天在玉堂读杜牧之《阿房宫赋》，被杜赋文采感动，夜深不寐，繁复吟诵。正好门外有两个巡警在门外说悄声话，苏东坡就留意了一下他们说些什么。
巡警甲：“苏公夜这么深了不睡，只管念来念去，念这东西有甚好处？’巡警乙：“也有那么一两好句。”
甲发怒：“你懂甚好坏！”
巡警乙：“我喜欢他念的那句：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
堂内的苏东坡不由叹道：“没想到这“警察”汉子也有点鉴赏能力呀。”
随即吟诗：
银烛高烧照玉堂，夜深沦茗读阿房。
文章妙处无人语，赖有缇兵说短长。
这绝句就不品读了，只是注意到：苏东坡内心看来并不是像他表现的那样洒脱，也是有心事的。
根据是：苏东坡既然对《阿房宫赋》这么着迷，而《阿房宫赋》写的是什么？是感叹昔日辉煌一时的阿房宫难敌一烛，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今成尘土的必然结局，苏东坡应该是心有所感，叹息世事无常有道，尤其是被门外巡警欣赏默记住的那句：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
只有混账政府才能令天下人民不敢随意出言，而人民看来也只有“敢怒”的权力，可是那有用吗？
同病相怜！黄州的苏东坡实际上也是不敢言而敢怒。
六十二、千里相牵却非情
黄州，这是种犹如“世外桃源”的幸福生活，享受这种幸福的诗人看来已经心平气和，行动上大体“安分守己”，出点小格也能屡教不改地、有所控制地继续发展，行文出句好像也能遵守“莫谈国是”的基本原则，对于国计民生，黄州的苏东坡真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吗？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这都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苏东坡真正的内心深处不是一如他嘴上怎么说、笔下怎么写、行动上怎么做的那样，这从他少数诗作中的只言片句中应该能够感觉出来。
从东坡雪堂到城中临皋亭有一段脏泥路，苏东坡把它命名为“黄泥板”，并且曾醉后写出了一曲歌赋，取名为《黄泥板词》：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囱蒨。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眄。余幼好此奇服兮，袭前人之诡幻。老更变而自哂兮，悟惊俗之来患。释宝璐而被缯絮兮，杂市人而无辨。路悠悠其莫往来兮，守一席而穷年。时游步而远览兮，路穷尽而旋反。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宴。纷坠露之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宴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全文抄录在此，只是为了方便朋友们从头至尾欣赏东坡的这篇醉后“流浪汉狂想曲”（林语堂语），此词基本还算通俗易懂，大家自己凭着各人的理解去词中寻觅自己心目中的词人吧，老孙就免当“翻译工”了。
全文除了“醉汉”眼中细腻的景物外，东坡还用几乎是写生的笔法刻画了自己醉卧路边、青草作褥、石块为枕、衣服都被露水打湿的形象。
大家注意：东坡“起而歌曰”之时，那口中的“月明兮星稀”之句――这是源于东汉枭雄曹操率雄师战舟横江作歌之原词，这时的东坡能不涌起“英雄多歧路”的感慨么？紧接的下句却并未如同诗圣杜甫所叹：“儿女共沾襟”，而是趁酒高歌：“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此刻的东坡心目中的旅途终点是哪里呢？诗人是在代替谁呼唤游子归来？肯定不是“雪堂”，也不会是“临皋亭”，唯能肯定的是：“醉后吐真言”的苏东坡坦言黄州的“黄泥不可以久嬉”――苏东坡的心思并没有被禁锢在黄州。
元丰四年，也就是苏东坡安居黄州的次年，北宋大将鄜延经略安抚副使种谔，于无定川以七军方阵大败西夏军八万余人，“死者横数十里，银水为之赤。”而远在黄州的“罪臣”苏东坡竟能写诗赞叹：闻说官军取乞誾，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据说此诗传到前方，大宋将士传诵不绝。而北宋其他文人，几乎对此大捷没有反映，也没有诗篇流传下来，可见，反而是“收心养性”于黄州的苏东坡更加关心国家边防！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出现碰撞时的无奈，这时的苏东坡思想上应该是矛盾的，也可以说，黄州的苏东坡行为上有些任性荒唐之处，只是排解这种矛盾带来的痛苦。
他写了一篇关于牛肉与酒短文：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依，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
那关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才醉醺醺爬过城墙而回的传说，就是好事的后人们、甚至某些教授、大师，根据此篇“交待”推理出来的。――春草亭位于城外，临皋堂位于城内，不爬城墙怎能三更回城？
不过老孙认为：醉汉还是应该叫开城门的可能最大，苏东坡在黄州是何名声？连“巡警”都主动背诵他阅读的文句，城门守卫又岂不能给“苏名人”这点面子？何况还是当地最高首长的好友，小兵们敢招惹吗？
再说了，好像苏东坡也没练什么轻功绝技，不是什么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别说深夜喝醉，就是青天白日再灌上罐“红牛”饮料，你让“苏大侠”空身爬城看看？
所以，有些分析，就是出自大师级别人物的笔下也作不得定论，还是自个琢磨的事更可靠点。
所以。有些分析说，黄州的苏东坡已经安于现状，思想趋于虚幻缥缈的“梦幻”、“色空”，也是需要斟酌的。
苏东坡现在还是名体制内的官员，只不过临时被下放到了基层锻炼反省，苏东坡还在关注着国家局势，只不过出言下笔谨慎了许多而已。
实际上，朝廷中的政敌、神宗皇帝本人与黄州的苏东坡，他们谁也没有忘记谁。
据宋人笔记《却扫编》记载：来到黄州后的苏东坡也是要继续向政府上交“检讨书”的，甚至还要对自己以前执政一方时的疏忽负责，曾专门上表给皇帝，为自己在徐州任上疏忽镇压“妖贼”谢罪，可是现在自己实在无实职可免，所以在谢表中有“无官可削，抚已知危。”的字样。
皇帝看到了这里，不禁失口而笑，说道；“怎么？怕挨棍子了？”
可见，东坡被贬谪，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人生的一大坎坷，是件大事，但在半生都“会当凌绝顶”的皇帝心目中，实在算不得什么，甚至在赶走苏东坡之后，还能有心情开犯了政治思想大错之降职干部的玩笑。
据史载：皇帝进膳时有歌舞伴餐，歌女们一旦唱到苏东坡的歌词时，“帝必投箸不能食”；抚案叹息不已，环顾左右，凝眉自问：苏子瞻到哪里了……？――看来皇帝对苏东坡的喜爱倍儿铁，感情发自内心！
《宋史－苏轼》中有这样的记载：苏东坡离开京城后三年，皇帝曾经准备重新起用苏东坡，吩咐当时的执政班子主要成员王珪、蔡确：“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
王珪是“乌台诗案”中迫害苏东坡的主将之一，哪里会容得苏东坡东山再起？便面露难色，建议任命曾巩来负责这修国史这项重要工作，结果还是皇帝依从了副宰相。
据宋史载：曾巩主修的宋史《太祖总论》并没有获得神宗皇帝的认可，还是被免职，皇帝于是亲自手书御扎，安慰苏东坡：“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皇帝这种态度，苏东坡还能不动心感恩？
实际上，据皇帝的近侍传出：皇帝特别喜欢苏东坡的诗词，时常以阅读苏东坡的作品作为消遣，每逢皇帝对进御膳不感兴趣，一般都是被苏东坡大作给感动的心思难平，所以茶饭不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