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笑而不再答话。
事实是王安石终于没有再参与国家政事，倒是好多宋代人记录：王安石经常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
六十八、落叶随风难归根
史实中暮年的王安石也是比苏东坡痛苦不知多少倍。
虽然他现在还有多个皇家封号，元丰元年皇帝还专门下旨封他这个退休的宰相为舒国公，苏东坡被贬谪的元丰三年又特旨加封为荆国公，这种几近顶级的爵位可是有俸禄的，所以，王安石衣食是当然无忧。
这痛苦也不是因为新法实施的失败，因为这时的朝廷在税法上依旧是执行的新法，朝中掌权的也多是他的信徒、门生，王安石的痛苦不是因为大权旁落，不是因为政治，更不是源于经济。
痛苦来自令人心寒的人性！
这位改革家遭遇了来自自己阵营的暗箭，自己的战友、学生，乃自甜言蜜语的信徒给他的后心狠狠来了一刀，这才是致命的伤痛！
想到当年背弃他的老友，王安石也曾准备上书皇帝，检讨现政之弊，但这却是种更为痛苦的工作，是在指责自己的当初，王安石终于没有勇气继续这种颇以自己为耻的活路，奏章到死也没有写完。
王安石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生日记竟然达七十多本，这里面当然少不了许多朝廷的内幕，尤其晚年的日记，心内凄苦抑郁的王安石对现在的一些大人物非常怨恨，就是神宗皇帝也逃不过这位老相爷的指责。
但是他也没有胆量将这些逆言公布于世。直到后来他生命最后岁月，朝中当权派已经换成了他过去的政敌，他便令侄子把所有日记烧毁，但是他侄子最后也忽悠了老人，烧了些不知啥玩意蒙混了过去，日记反而藏了起来。也幸亏如此，使王安石日记留在了人间。
王安石一生没有怕过谁，哪怕是皇帝，但最后的死因竟是因为受了惊吓：据说老年的王安石彻底皈依了佛门，最后的日子几乎将所有的积蓄、财产都捐献给了寺院，王安石向朝廷奏明捐款给寺院的表章至今仍在，朝廷因此还赐给了寺名。
与苏东坡同游蒋山之后两年，宋哲宗元年四月，据说老眼昏花的王安石骑驴游于旷野，竟然看见一个妇人拦驴向他呈递了一份诉状，他好像接过诉状放在衣袋里，恍惚间妇人消失不见。
王安石回到家中，搜遍全身，哪里有什么诉状？就此连惊带吓，恶疾突发，第二天即去世。――其实这种现象毫不奇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看到什么都不奇怪，精神恍惚之际，出现妄想、幻觉是正常现象，这与迷信无关。
谈不上什么凄凉，人人都躲不过那一刻，这是所有生物的宿命，自然规律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
但王安石近乎临终前对苏东坡的忠告却起了作用，苏东坡离开金陵之后，带全家顺长江东下，绕了个大弯前往汝州，这是有意的，因为现在的苏东坡已经改变了计划，暂时拖延汝州的到任，反正到了任也“不得签署公事”，早到晚到不相干。
苏东坡现在需要听从王安石的劝告了，现在也是拖家带口，总不能就这样随着皇帝的意愿一直流浪下去吧？他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地点来安置全家，还有自己的老年。
苏东坡这样的人寻觅永久安居之所，引起了朋友们的争夺战，扬州对面是镇江，那里的金山寺现在正是东坡的好友佛印在任主持，佛印当然希望苏东坡留居扬州或镇江；半师半友的范镇来信希望他到许昌与自己为邻；南都的前辈老友张方平希望东坡就近自己，金陵附近仪真县的太守也约他前往居住；安居何地？东坡虽然没有下最后决心，但还是在仪真暂时安顿了全家。
说是暂时，是因为苏东坡只是在腾出自己来，得以独自去寻找一处自己心仪的家园。
苏东坡思念黄州的东坡农场及雪堂，但回黄州是不可能的，所幸土地肥沃的江苏之自然之美不亚黄州，所以东坡盘算在太湖地区买个农场，安心自己的田园生活。
这下所有朋友的愿望都落了空，有一个好友胜元发，那时正任太湖南岸的湖州太守，劝他安居在常州的太湖左岸宜兴，苏东坡终于下决心留在宜兴，胜太守给他介绍了一块可年产米八百担的田地，苏东坡极感兴趣，准备购买成交之后就奏请皇上允许他在宜兴安居。
按苏东坡现在对皇帝的估计，皇帝是有可能满足自己愿望的，让自己离开黄州就是皇帝对自己态度改善的明显信号。
那块地是在宜兴城二十里外的深山中，九月时苏东坡曾经专门独自看了那块带着一个庄园的土地，结果甚是满意，曾笔记：“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誓将归者，殆是前缘。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于舟中。”
看来苏东坡真是准备做一个乡下地主了，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另买了一块官方的便宜土地，谁知道就是因为这块地，苏家竟惹上身了一场接近百年的马拉松官司，据记载，直到今天，苏家的后代仍然有一支居住在那时购买的官地上。
后来宜兴城二十里外的深山中的那块地终于没有买成，原因极为简单：没钱。
那块土地过大了，现在的苏东坡买不起。
据苏东坡自己笔记，这是他经济最为拘谨的时期，当时只剩下几百缗钱，这也容易理解：携带全家旅游，那花费是应该相当不菲，只出不进的苏家能有多少积蓄？
不过要说买不起一块土地，那还不至于，苏东坡现在有多少做官的朋友？怎么会被这点小钱难住？事实上不久胜元发就替他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苏东坡高兴的付了五百缗钱，要按照苏东坡自己笔记中的记载，这就是说，现在苏东坡已经一把花光了他所有的钱。
但是，估计现在的苏东坡霉运还没有到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的老话又在苏东坡身上应验了：这次的“安居工程”竟使得经济紧张的苏东坡雪上加霜，血本无归！
不过，也正是这次赔光的生意，展示了苏东坡真正的伟大之处!
购得满意的住所，苏东坡当然很高兴，可是巧事来了：一天晚上经过一家破屋时，他与好友邵民瞻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哭声。俩人都属好事的人，便推门走了进去。
是一个老妇正在哭。一问缘故，苏东坡傻眼了！
那老妇人哭诉：“败家的儿子，把唯一的祖业卖给了别人，使得我不得不从那老宅中搬出来，我在那所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啊！”
苏东坡傻眼的原因也很简单：原来，经详细询问得知，那老妇所称的老宅祖业正是他刚用五百缗钱买的居所。
苏东坡没有犹豫，当场把购房契约拿出来在老妇面前烧了。
这还不算，第二天又把那个“败家子”找来，让他把老母请回老宅，至于已经过手的五百缗钱？肯定泡汤了。
当时的东坡其实已近赤贫，从他给朋友写的诗中几次都提到饥饿，有首诗里竟自比为夜里出来到处找东西吃的饥饿老鼠，全家都已经挨饿了！但就是这种状况，能置全家挨饿的后果不顾而慷慨舍财，这事情哪位慈善家能做得出？
这不同于富翁捐款给灾民，那是九牛身上拔一毛的慈悲，甚至不乏有花小钱买个大名声的聪明人，而苏东坡现在是地道的穷帮穷，这才是真正的佛心！比佛祖从身上割肉饲鹰救鸽子还要伟大！老鹰？那是一只以其它生命做食物的家伙，这是对一个普通老妇的怜悯。
谁具有最真挚最朴素的情感谁就是最伟大的人！
六十九、开口两年劳役苦
实在弄不清苏东坡是如何渡过眼前财务难关的，不过朋友遍天下的苏东坡，兴许真的用不着把银钱的事情放在心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苏东坡于拖拖拉拉的赴任路上一直私事照办，公事也没有耽误。
所谓公事，无非是撰写谢恩表章，那差点又使他倒霉的表章发出后，苏东坡又接连向皇帝上了两份奏章，不过这两表奏章所呈请的都是私事，是请求皇帝允许他这个知罪之臣能留在常州定居。――也是啊，就是去了汝州，又不让办公，与其都是闲住游玩，留在那里还不一样？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闲居在常州也不是一样“莫非王臣”？
这就要看皇帝的一念之间了。
虽然苏东坡认为皇帝八成会开恩允自己所请，不过在皇帝没有表态之前，还是要摆出一副认真赴任的样子来的，从元丰七年的七月之后，实际上苏东坡一直就是在处理私事，到了十月份，干脆就是携全家旅游消磨时光，以等待皇帝批准自己留在苏南。
苏东坡全家当年十月十九日到达扬州，十二月一日抵达泗州，扬州、泗州不算远，苏东坡竟刻意磨蹭了四十天！
看来北宋朝廷的工作作风实在拖拉成风，实际上这苏团练副使马拉松式的调动从正月就开始了，正月朝廷就发出了将苏东坡移调汝州，直到三月黄州的苏东坡才接到调令，四月离开的黄州，到达金陵就已经七月了，之后又消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扬州。
来到泗州之后，苏东坡索性不走了，摆出了一副准备在泗州越冬过年的样子，因为现任的泗州太守刘士彦（字仲达）是苏东坡的好友之一，刘太守是个山东人，为人豪爽，留客真诚，苏东坡还就是准备在泗州过年。
朋友远来相会，当然如圣人所言“不亦乐乎”，招待朋友及外地官员的重点节目便是游览当地名胜，刘太守与苏东坡当然也不会例外，尤其苏东坡天性热爱游山玩水，风景中品味美酒，酒兴最爽，酒酣时泼墨吐诗，诗意最浓，正所谓：寄情细水觅诗趣，随意流云把酒风。
泗州南山，东坡、刘太守一行，尽兴游山，有山水必有好诗词，苏东坡提笔留下《满庭芳》：（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淮水浅冻，太留郡中，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满庭芳云。）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
巉巉。淮浦外，层楼翠壁，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笑挽扦扦。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步绕松衫。
本词苏东坡一改自己以景壮志、抒情明理的词风，反而是先带着感叹号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一句“穷途坐守”无尽苍凉，叹息的却不是流浪半生的自己，是在反问老友“君何事、奔走尘凡”？
苏东坡无悔自己的“三十三年，飘流江海”，那“万里烟浪云帆”已经属于了苏东坡！在老朋友惊叹东坡“憔悴老青衫”的同时，却透露了苏东坡此时体形消瘦的信息；诗人却不在乎“故人惊怪”，相反却“我自疏狂”的得意“异趣”，东坡潇洒又见一斑。
苏东坡潇洒于山水，笔下的“层楼翠壁，古寺空岩”似在迎接诗人“笑挽扦扦”、“携手林间”，诗人不再向往“云海相搀”的“孤峰尽处”，开始属意“归步”，“绕松衫”之情趣盎然。
词中虽使用了“憔悴”字眼，却不见些许颓废凄凉，给人的是一派旷达超脱。
回程路过淮水长桥，桥头灯火闪烁，景色别具韵味，苏东坡趁余兴尚在，又信意填《行香子》一首，词尾尽书长桥夜景。
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淡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
本词就不细加品读了，只交代由此引发的故事。
苏东坡有诗词出手，第一欣赏权当然应该属于主人刘太守，然后才轮到同行众人传抄，谁知第二天东坡大作送到刘太守手中，竟使这憨厚的刘太守大惊失色！几乎失魂落魄般赶到苏东坡的住所。
为什么呢？就因为苏东坡词中末尾的这几句：“何人无事，宴坐空山， 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
太守害怕的就是这“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古代一般都尊称当地首长为“使君”。
泗州为国家屯军要地，朝廷有明令：天黑之后淮水桥上严禁行人通过，违者重判劳役两年。泗州太守若知法犯法会怎样？谁也不好说，一旦让上面知道，那就是“说你有罪就有罪，无罪也有罪，说你无罪就无罪，有罪也无罪。”，总之就等于把小辫甩在了别人手里，啥时候被揪那必须看人家的心情如何了。
实际上，做为地方领导是不理会这上面的破规矩，上头定的规矩大都是针对的普通百姓，不是约束领导的――你就是在桥上过夜也不会有人上告这些无凭无据的闲事。
但现在不同了，苏东坡名声风火天下，千里外的新作有时十几天就传到京城，甚至比特快专递都迅捷，朝中大员甚至包括皇帝几乎没有人对苏诗不感兴趣，这白纸黑字的违法铁证一旦传到京师？――刘太守大惊失色极为合乎情理。
太守见了东坡，直接开门见山说：“子瞻之新作精妙，可惜不能外传，你的新词一旦全国皆知，一定会传到京师。百姓夜里过桥朝廷明令罚劳役两年，太守执法犯法，情形岂不更严重？千万把这词自己收起来，不要给别人看啊。”
苏东坡追悔之余，却也不忘调笑：“呵呵，苏轼一生罪过，一般开口就不少于两年的劳役呀！”
此事纪录在宋人王明清的笔记《挥麈后录》中，至于这首可能给太守惹祸的文字是怎么被载入的？那就不好考据了，反正被提醒的苏东坡是绝对不会对外显摆的。
这种事苏东坡还能滑稽调侃几句？对，这就是苏东坡的天性，东坡滑稽诙谐之名气不亚于他的诗词文章，并且事无大小，即使性命交关也照样调侃几句。
回常州等待皇命期间，东坡听说有餐馆主妇极善烹调，尤其做得一手好鱼，便登门求尝美味。苏东坡何人？能光临求食那是厨师的莫大荣幸，所以厨娘拿出了绝活：烧河豚！
这下正对苏东坡的口味，咱们前文就说过东坡偏爱食鱼，尤其锺情那天生剧毒的河豚。这不是嫌求死无门，河豚虽毒，经高手内行加工过之后，还是能把毒除尽的，要不，那岂不只有自杀者来品尝这美味了？
现在那“正是河豚欲上时”的兴奋摆上了餐桌，东坡一时顾不上兴奋――大快朵颐要紧！
凡是厨师，莫不以得到食客的一句赞赏为最大荣耀，或者说安慰也行，今天是闻名天下的苏东坡光顾，厨娘全家无不兴奋的等待这名人食客一句赞誉。
总不好开口求赞吧？厨娘的儿子躲在苏东坡进餐的隔壁，耳贴木棂，且听东坡说些什么。
结果极为失望：耳中只听得隔壁大嚼之声，连呼吸都几不可闻，更别说对厨娘的精心制作评长论短了。
原来苏东坡哪里还顾得上说话？一个姿势――闷头大吃，色、香、味食中三道，这时也就仅剩两道而已，哪管什么美食色相？
就在大家惶恐之际，只听隔壁传来一声长呼：“也值得一死！”
不用说，主人阖家大乐！还有什么评语能比得上东坡的这句玩命的调侃？
但对于苏东坡来说，却是真正的冒死解馋，河豚剧毒，天下皆知。据说就是从那才流传下来“冒死尝河豚”的经典大无畏精神。――此事载于宋人笔记《示儿编》。
至于苏东坡诙谐誉满天下，宋人笔记也有记载。元丰八年的二月，苏东坡来到了老友张方平家中暂住，等候皇命，就是巧逢徐君猷原爱妾胜之的南都(今河南商丘)，君猷此时已辞世告别爱妾将近一年，胜之姑娘已经成为了张方平的儿媳，此事前文已经说过，不再复述。
在张方平居所等候圣旨期间，张方平告诉了苏东坡一事，说曾在宋公序家中看到过他撰写的关于仁宗皇帝爱妃张贵妃一篇文章，文笔甚佳。苏东坡酷爱美文如命，将此信息牢牢记在心里，后来路经宋家，宋氏后辈当然无比热情的招待这位天下奇才。
可是酒宴中苏东坡一提求观赏公序旧作，人家坚决不干，任凭苏东坡态度怎么诚恳也没用，只好扫兴离去。
据宋家后人吐露：这苏东坡天下闻名的滑稽善谑，先人的著作到了他的眼中，一旦被这家伙摘出一两句来胡侃调笑一番，天下皆知，老宋家可丢不起这个脸面。――名声大了也不全都是好事，连篇属意的文章人家都不让欣赏。
朝廷的批复终于到了：苏东坡的汝州团练副使的决策仍然不变，不过摘去了“本州安置”那条规定，允其所请，可以居住在常州。――苏东坡的估计没错，神宗皇帝究竟还是照顾了自己。吾皇万岁！
可是苏东坡究竟还是没有估计到：苏东坡的“吾皇”不仅没有万岁，实际上在他接到批复的时候，神宗皇帝已经还有不到一月的生命，这道颁给苏东坡的圣旨，大概是神宗皇帝给苏东坡的最后的临终照顾。
没有预测未来本事的苏东坡感念皇恩浩荡，全家欣喜万分，举家前往常州已经准备妥当了的新家，苏东坡这次下定了决心：从此安居常州，再也不操世俗闲心了！
东坡欣喜之下，纵情提笔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东坡诗中一派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出诗人预料！还是那句老话：命运总是多跟愿望反着玩。
七十、乌纱偏赐厌戴人
严格说，神宗皇帝赵顼是被愁死的。
神宗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成年即位之后，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只可惜欲速则不达，厉行变法几近流产，而对西夏雪耻的战事更不如己愿。
自元丰五年（1082年），好胜的皇帝采纳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结果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
据载：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西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文事武功的一塌糊涂，使皇帝忧病久缠身，精、气、神被耗得油枯灯灭，北宋少有的一代有为天子，终于丢下了花花江山，撒手而去，中兴宏愿，终成梦幻，余恨绵绵，就此永付逝水东流！
史载神宗驾崩之日较确凿的文字为元丰八年三月五日。但同时也记载苏东坡于三月六日在南都接到的皇帝驾崩消息，就地成服戴孝，那时又没有电报、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京师（今开封）南都（今商丘）相距数百里，一夜凶信到达南都，这信息是如何传递的？
也有书载应允苏东坡留居常州与神宗无关，三月一日起，太后即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朝廷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
不过这里存疑：皇帝驾崩，如同塌天，次日即有暇对苏东坡居所小事给予批复，有点不大可能，看来还是那记载苏东坡二月接到的批复为是，照顾苏东坡的应该还是神宗本人。
对朝廷来说是小事的批复，对苏东坡就是大事了，因为他己经如愿以偿，安居常州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四月初三告别南都张方平，到达湖边新居之时，已经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了。
就在苏东坡相信他可以从此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悠哉游哉之时，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传到宜兴：朝廷要重新起用苏东坡了！准备派他到离山东芝罘不远的登州（文登）去做太守。
国丧之时，京城谣言横飞，谁知道那些是真的？苏东坡按照自己的愿望不肯相信，对盼望安定的全家解释：官报未载，一切消息都是出于小道，只有官方喉舌才都是大实话。
可怜一世聪明的苏东坡竟然一时糊涂了：朝堂啥时候有过实话？越是消息来源于“小道”，可信性就会越大，这道理千古不变。
事实证明了老孙所言不虚，没几天，忐忑不安的苏东坡等到了他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式任命到达常州，一切都如同那不可信的“小道消息”，连任命细节都分毫不差。
家里人情绪分成了两派：大人忧烦，小孩大喜，苏东坡本人的感觉？有苏诗为证：“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
这是在自喻为可怜的老马，盛年已逝，再不愿跋涉陡坡了；在给佛印的信中他形容自己：“如入蓬蒿翠蕾之径。”；在给一个画家好友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闺，忧畏而已。”
可是，苏东坡更知道胳膊啥时也拧不过大腿，还是要接受新职，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职，太守已经干过三届半，这是要将太守进行到底？
摄政的太后最恨新法，新天子年方九岁，朝中需要愿意走老路的“保守派”人氏，一朝天子一朝臣么，现在急需老家伙们加盟太后的复辟队伍，武断的太后索性派了一队士兵，武装押运反对新政的头面人物司马光来到朝堂，强行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宰相地位位。――这是惟恐他辞职不就，或者接到任命延迟赴任，所以才一开这“强打骡子上道”之封官先河。
以苏东坡与司马光的政治与私人关系，司马光上台，怎会不拖苏东坡下水？所以苏东坡欲退归林下、安居太湖，只能是做梦，这飞来的乌纱，苏东坡的脑袋是躲不过的。
六月，苏东坡赶赴登州（文登）就任新职，这还是一次勉强为之的赴任旅游。没必要日夜兼程。苏东坡由山东南部乘船入海，一路游览海岸风光，到达登州之日已经十月十五日了。
岂知国家非常时期，必有非常之事，苏东坡全家到达登州仅五天，屁股还没坐热大堂，朝廷的提拔诏命就到了登州，这次是召他进京，任命为礼部郎中。没说得，全家只有紧急动员，返头继续西行的旅途，又是一个多月的旅游生活开始了。
说白了，自去年四月起，苏东坡全家过得都是流浪者的日子，苦乐参半的动荡一直继续了将近两年，直到元丰八年岁末，一家人才算在京师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为什么还是暂时？就苏东坡这脾气，身居繁乱的京城，戏剧的朝堂，又怎会老实的从此做个乖孩子？
其实，就是短短的五天登州太守任上，苏东坡也没有只顾安家，具体公事已经铺开，甚至还能在百忙之中扮演“伯乐”的角色，于例行的业务考察新下属之时，发现了一匹“良马”。
据《山谷集》载：苏东坡初到登州，开始与新部下的闲谈会话，这当然应该具有领导考察下属才力品德的意思。不过据载却是被迫进行的这种例行业务。
有一个原来的主薄，特多事，不顾新太守旅途劳累，不时前来打搅太守，汇报工作。苏东坡的确有点腻烦了，就拿杜甫诗中的一句来考察部下：“杜子美诗中有句，‘江湖多白鸟’，这白鸟莫非就是指鸥鹭之类的东西？”
这有些嘲讽的意味，是调侃这位白话太稠的主薄。没想到那主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立即回禀上司；“白鸟乃蚊蚋，以比喻一些贪赃不干事的官员！”
这下苏东坡立时改容，从那一直对其“厚待之”。
由此可见，苏东坡对下属没有摆过什么架子，显过什么清高，从不以第一印象为成见，而是唯才是用，唯德是举。
还可以看出：苏东坡本人就极其厌恶贪腐的干部。
就是这短短的五天知州，苏东坡竟还发现了朝廷政策上的一大失策：朝廷法令，所有百姓必须食用官盐，而登州临海，海盐几乎遍地，老百姓反而不能食用，却要政府从外地运盐到登州，这的确荒唐！苏东坡回到朝中，立即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陈述了“登州、莱州百姓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调查结论。
自此可以不食官盐的登莱百姓，为苏东坡修建了苏公祠。以至古登州境内的蓬莱直今还流传着“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
当官这活路，既干之，则安之，高低随它之后，也就无所谓勉强了，苏东坡心情逐渐泰然，滑稽善谑的脾气很快一如往日。
苏东坡开玩笑的对象从不论职务高低，对上对下都能待之如友，也会刻薄的嘲弄一些不屑之辈。比如，他厌恶某人之诗，竟直抒己见，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这次由登州入京，路上巧遇了一位老熟人，是一个于“乌台诗案”中看管过他的狱卒，这家伙在狱中对待苏东坡挺坏，这次见了复起高升的苏东坡很是惶恐羞愧，苏东坡却若无其事给他讲开了故事：“一条毒蛇咬死了一个人，被阎王锁拿到了地府，那蛇喊冤，说我肚里有蛇黄，也能救人命，这可以自我赎罪啊！经冥吏查验属实，阎王便释放了这条蛇；又有一条抵死人的黄牛被小鬼牵来了，黄牛也是这个调调，说我体内有牛黄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自赎啊。冥吏透视后发现也属实，于是阎王把牛也饶过了；接着押上来的是一个犯了杀人罪的人，这人乖巧，见阴朝有这规矩，便大呼：‘我肚里也有黄啊！’。阎王大怒：“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汝为人――何黄只有？”那人宭急之下，大呼；“俺别的黄没有，还没有惭惶吗？”
苏东坡的故事讲到这里，那位狱卒羞惭的满脸通红，撒腿窜之乎也。
这途中会狱卒之事记载在《东皋杂录》里，至于是否杜撰？那就不好考究了。
七十一、东坡速度升职路
朝廷现在摄政的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老妈高太后，儿子驾崩之后，接位的孙子哲宗，所以高太后现在应该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摄政。
几乎所有白话苏东坡的大师们都认为：北宋后期的皇家阴盛阳衰，苏东坡所经历的四朝天子都有过太后摄政的纪录，偏这四代太后还都是真正的女强人，实际本事还都不小，心肠也都不算坏，并且有的十分出色。――这乍看还符合史载。
但是，老孙注意到这种现象：中国两千多年有皇帝的历史，只要是太后们掌权，这个朝代一般也就算快完蛋了，除非马上再出个强势皇帝一意孤行，建些“丰功伟业”，或许能“中兴”几十年，不过那权力重新洗牌的过程大多是带着血腥气的，也免不了要动乱一番，致使国家元气大伤，百姓涂炭。
这与掌权的女人善恶没多大关系，本事大的或许能昙花一现于当朝，但还是要埋下衰败的种子，其下代皇帝一般免不了懦弱或强势过头，对前朝太后的执政班子绝对要另起炉灶，施政方针不管错对都要彻底肃清，追根溯源还是与后宫执政有干系，所以一些强势的开国皇帝甚至立下铁牌严规：严禁后宫干政，违者杀无赦！
这里面大概有两条原因：后宫的女强人们一般都只能是间接的学习国家治理大法，对组成了这架国家机器的主要零件――官僚队伍也是间接的了解，一旦大权在握，决断兴许不错，但细致全面就无法兼顾了，要是这个女人再有点其它想法？那麻烦就更大了。
其二最重要：干部队伍不可避免的要形成水火不相容的两套人马，明暗的勾心斗角是免不了的；形象工程就会显得更加重要；善于拍马的高手有了施展才能的空间；所谓忠奸也必然会有了不同认识；路线斗争一旦被强化到重于国计民生的位置？结局遗憾是必然的规律。
｛文｝管理人民与糊弄人民都不容易，都是需要全国与朝廷保持一致的，这架马车上不能有左、中、右几派乘客，更不用说安排两名掌鞭的把式了。
｛人｝本事再大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本事直接管理国家，也是必须组建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统治班子，现在北宋政权金字塔的顶端是高太后，坚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居于实质意义上的第二层，这一层还有知枢密院的章惇、暂居相位的蔡确，苏东坡的位置呢？现在是在七层以下。
｛书｝政令合理的改弦更张，王安石的所有新法被宣布废除或中止，元佑年代开始了。
｛屋｝身着七品服饰进京的苏东坡现在实际上能在第二层里发表演说，这除了与苏东坡的名气、才份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与两位主要执政的私人关系，大家以前都是朋友，偏这两位主要执政之间不大对付，这就是司马光与章惇。
苏东坡的主要活路是要先当好和事佬。
司马光重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令现在枢密院执掌国家军事大权的章惇心情极不愉快，两人平素性格就不大合拍，章惇是个为达目的自己性命都可以不顾的亡命文人，这性情苏东坡在凤翔与他初交时就有过断言。
现在章惇对司马光的态度令苏东坡也看不下去了，司马光数次在众人前遭到章惇的谑辱，别看文才名盛当时的司马光本事不小，并且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著《资治通鉴》，但在章惇面前却施展不开手脚，大概这就是道德文人遇到流氓文人时的必然现象吧。
苏东坡被贬后与章惇的私交疏远了不少，但还是能与章惇交流一二的，章惇对苏东坡还是畏惧三分的：斗嘴皮子、比才智，苏东坡好像都强于章惇不少，所以章惇对苏东坡现在有些敬而暗恨的感觉。
苏东坡对章惇的劝说也可称苦口婆心：“司马君确实时望甚重，三国时西蜀许靖仅一个虚名，刘备鄙视他时法正还替他辩护：‘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刘备从谏委许靖为司徒。许靖这样的都不能轻慢，何况司马君这样有真实才学与名望的呢？”
据史载，章惇听从了苏东坡的劝说，司马光的日子因为苏东坡的干预而好过了不少。
由黄州赶赴汝州赴任的苏东坡近两年也没赶到汝州任所，从东海边的登州赶到京城汴梁用了月余，相比之下速度提高了不止十几倍，但比起来到京城的升官速度来，却又是成了蜗牛速度，苏东坡这次入京，官运之速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以礼部郎中被召入京的苏东坡，其实来到京城当月就成了六品起居舍人，还没喘过气来便被越级提拔为四品中书舍人，这时的苏东坡从职务上已经进入最高层决策班子了，大概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长的角色吧。
就像一句老话说的，人如背运，喝口凉水也塞牙；到了走运的时候，绊倒也会拾个金元宝，那官运假如临了头，戴不戴纱帽也由不得你，莫非苏东坡的官运开始临头？要不哪来得如此升官的“东坡速度”？
其实运气这东西还是来自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产物，首先是大环境变了，倒不是神宗皇帝或高太后谁更欣赏苏东坡的缘故，是国家的施政的方向变了，一切又回到了新法实施前的老路，当时抵制新法的人氏都到了出头之日，而苏东坡又是当时的头面人物，政治立场与本人才华举国无人不知，被重用是必然的。这时候就是有些与升官相反的行为也挡不住所谓“官运”。
就是在苏东坡由起居舍人到中书舍人两个月的仕途中，苏东坡也是不改多事的习性，在苏东坡眼里可没有什么新旧法之分，只要自己认为对国家、百姓不利的，苏东坡照样反对，更不会理睬与之作对的对象是谁，哪怕如王安石般博学多才位高权重，哪怕如司马光般德高望重又私交甚密。
还是六品起居舍人小官时，苏东坡就开始与三品大员的司马光顶上了牛。
顶牛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司马光所代表的“流俗派”对废除新法一刀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东坡坚决反对废除“免役法”。
前文已经解释过：中国的秦朝之前是兵民不分的，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的专业部队，其后历朝也就有了常备军；北宋始实行的“差役法”几乎毁掉了国家的常备部队，士兵由轮流当差的农民组成，造成了北宋军事力量的急速下降；王安石创立的“免役法”便是纠正这一点，使部队再恢复其盛唐时期的专业性。
当然，这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与军事力量，总的说来还是利大于弊。苏东坡认为废除“免役法”是亡国之道，尤其在大辽、西夏两大强敌虎视眈眈于北、西两面时。
可是固执的司马光看不到这些利处，只是一味指责“免役法”从百姓那里敛钱的弊端，苏东坡提醒也没用，在朝堂上反对也没用，只把个苏东坡气得回家后大呼：“司马牛！司马牛！……”――论语里有个孔子的弟子司马牛，与司马光同姓，被苏东坡给借过来了。
其实这时的苏东坡也是“犟牛”一头，两头“犟牛”碰面那就只有抵架了，这时的苏东坡实际上与自己原来的战友也搭上了对驶的两套车。
但是，所幸这“司马牛”人品还是没说的，吵架归吵架，提拔归提拔，政治观点不同并不妨碍提拔政敌，苏东坡还是照样被委以了四品中书舍人的重要岗位。――这司马光政治道德与个人品质的确是高尚亮洁！能提拔与上面不保持一致的人才，厉害！
实际上司马光与苏东坡两人的私交还属于至交好友，政治观点的抵触并不妨碍两人的私人关系。据宋人笔记《东山谈苑》记载，苏东坡常去宰相司马光中去串门聊大天。
日子久了，就连宰相家的仆女丫环也与苏东坡混得倍儿熟，司马光有一丫环，每次都称呼司马光作秀才，这让苏东坡觉得不够体现司马光现在的地位，在宋朝，一般是把宰相称呼为“相公”的，于是就教导这位不懂朝廷礼仪的丫环以后要改称主人以“相公”。
这天，丫环还真的叫司马光相公了。司马老夫子非常奇怪，询问这是哪个教导的？
丫环无奈，只好出卖了教唆人苏东坡。
司马光更无奈，叹息道：“好个苏轼啊，居然把我的丫环教坏了，使她如此嘴甜舌滑。”
在古代，能与人家的侍女丫环说上话，那就已经属通家之好了。
七十二、金紫高位平常心
还是前文说过的大道理：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是受制于政治大环境的，司马光入朝，不管章惇怎么不乐意，之后又怎么听从了苏东坡的劝说与司马光缓解了关系，自己还是被贬谪了，宰相蔡确也随之被罢免，元佑元年（1086年）二月，两人相继离开京师。
政治的杠杆此伏彼起，苏东坡于次月被免试越级提拔为中书舍人，并赐金紫；也就是在这个月，国家大政没有理睬苏东坡的竭力反对，免役法被宣布永远废除，北宋政权开始给自己军事盾牌进行“退火”处理，边境局势更加雪上加霜。
命运永远都是神鬼莫测的变化着，没人能够预料：远在金陵闲居的王安石突遭惊吓病故――这是一些闲人笔记中的说法，实际上是王安石闻听免役法也被废除，不禁悲愤大呼：“亦罢至此乎？”，很快便郁然病逝。
事情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思议，朝廷竟然委派苏东坡给王安石起草“悼词”：《王安石赠“太傅” 敕》――这对“欢喜冤家”阴阳两隔也没断了缘分。
这是篇不大容易作的文章，人死为大，圣旨是追赠给死者太傅荣衔，当然应该如同所有的悼词一般，说些“伟大的革命家、什么主义战士”之类的赞语，但这却非苏东坡所愿，在苏东坡看来，王安石固然学究天人，但政治功业上却难说惠泽了天下百姓，但是这种褒奖文章却不能强塞进去哪怕一个贬义词。
苏东坡还是依照自己的性子来，这点寓贬于褒的花活难不住苏东坡。该敕文笔简练概括，全文不过三百余字，且全文照录吧，以飨读者：“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枇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这是以皇帝的口气夸奖去世的老臣，一句“学冠千载”当令地下的王安石欣慰九泉；但下文“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述，作新斯人。”，却实在有暗讽王安石狂妄自大、标新立异之嫌；那句“变浮云何有，脱屣如遗。”，赞誉了死者经二度罢相，退居江南，不恋高位的超脱；“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之句甚至表达了自己的羡慕意味；最后的“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感叹，却难说是颂赞还是诽谤了，留给后人各自理解吧。
公正的说，苏东坡在敕文中还是对王安石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敕文短小精炼，将王安石一生的轰烈、争议，融入几百字的短文中，尽显东坡撰文的极强概括能力。
至于露点嘲讽意味的那句“夸赞”？以东坡善谑性格，当属开死者的玩笑吧，没有这么一句，那就不是苏东坡了。
比起次月所撰写的贬谪大仇人李定、吕惠卿的责文来说，苏东坡还是笔下留情的。
剥夺李定官职圣旨也是由苏东坡起草的，想必此刻的苏东坡心情绝对“爽歪歪”，竟然借皇帝的口气命令李定给过世已久的老妈重新发丧，重新依礼守孝三年，这下把他过去隐瞒未报母丧的丑事公布天下了，估计这李定应该感觉到生不如死啥滋味了。
贬谪吕惠卿的圣旨中有这样的妙句：“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党与交攻，几半天下。”――这下两人献丑却不止于“几半天下”了，而是天下对其为人嗤之以鼻，对两人的被谪拍手称快。
蔡确被罢相之后，接替相位的是以太师衔“平章军国事”的文彦博，这文彦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小时候看到过的故事：一个皮球滚到了树洞里，被一个聪明的小朋友建议灌水灌出了皮球，就是文彦博小朋友的事迹。文太师也可以说是苏东坡的前辈好友之一，看来苏东坡的官运还没走到头，还在向权力金字塔的高处冲刺。
九月，苏东坡被提拔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一个专为皇帝草拟圣旨的职务，是最高权力班子中的一员，品级虽然比宰相低一级，为正三品，但由于能比宰相更为亲密接近和影响皇帝，其重要性不亚于宰相。
宋朝的大臣们最高能升到二品，那个一品只是给亲王、太师们留的荣誉性职衔，即便是荣登相位，这二品也就算品到死了，苏东坡现在闪电般成为三品大员，离仕途顶点的宰相也就只差一步！看来仁宗所预言“替儿孙们发现了两个宰相”，快要实现在苏东坡身上了。
更何况，“翰林学士知制浩”职务，代表着已经是名气最高、学问最大的学者了，这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实习职务；王安石在入相之前，也是在这个职务上做过冲刺相位的热身活动的。
此时的苏东坡比当年的王安石环境还要优越：九岁的小皇帝还是名顽童，摄政的高太皇太后对苏东坡极宠，任命苏东坡时太皇太后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官衣、金带、及白马一匹，甚至没忘记附赐一套镀金的绶绳鞍！看来苏东坡位极人臣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