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就没这么幸运，当年九月，司马光不再与苏东坡争论什么“免役法”了，执政数月的司马光因病逝世。这次还是由苏东坡撰写的“悼词”，并刻上石碑，政见没有妨碍友谊，苏东坡在碑文中把司马光着意恭维，甚至不惜嘲讽已经去世了五个月的王安石，毕竟王安石打击过司马光这位旧党首领。
但在祭奠司马光的丧礼上，率性的苏东坡却结下了另一个大敌，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洛党”领袖的程颐。
这程颐是宋初“理学大师”程灏的弟弟，受亲哥影响，为人古板，几乎永远摆着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这种超级“正人君子”是苏东坡最厌恶的人。
程颐受命主理司马光的丧礼，丧礼那天恰逢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去拜祭的人们当然必须先公后私，先去太庙应付神宗灵位安置的国家大礼，并且按规矩随乐唱典歌，然后再回到司马光的丧礼上来。
程颐这位丧礼主持完全遵周朝的古礼导演司马光这件丧事，连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枢一旁还礼都被禁止，但是亲属还礼这种风俗已经流行了近千年，但是程颐认为：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程颐把商周古制搬到了宋朝。
司马光的好友们到了司马府门前，程颐拦阻不让进府，大家争执也没有用，程颐的理由很充分：“圣人说的‘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在太庙歌过了，哪能再哭？”
苏东坡气恼无比，巧妙的反驳：“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呀。”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强行进了门，这下不哭的也故意大哭了！
离去之前苏东坡纳闷司马光的儿子怎么没出来还礼呀？有人告诉东坡是程颐说“于古无例”，所以被禁止。苏东坡不顾全体官员及程颐在场，大声嘲弄说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
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为洽当。但对程颐或苏东坡自己来说，这句挖苦就不一定恰当了，苏子出言，几乎是给程颐贴了个一生都揭不掉的标签，很难判断苏东坡播下这颗仇恨的种籽是正确还是过分，礼节小事，值得吗？
值不值得只有苏东坡自己知道，性格决定命运，无意引发有意，程门子弟不久便开始找起了苏东坡的麻烦，虽然麻烦最后没有酿成大祸，但却引发了朝堂几乎公开的党议之争，北宋朝局眼见又是一锅沸腾的烂粥！
历史上著名的元佑党争开始了。
七十三、人在官场不由己
历代从政为官保险指南：话少说，事少做，不说不做不犯错；老黄牛，闷头干，一身臭汗准滚蛋；一张报，一杯茶，逍遥自在能提拔；墙头草，随风倒，步步高升少不了。
大宋的路线斗争再残酷，也奈何不得熟读以上当官指南的哥们儿，所以，不管新政、旧党谁得势，总是难以尽除对方阵营不动声色的高手，更何况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是在不断分化，敌友关系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狗撕猫咬的政治力量经过动荡重组，逐渐清晰的阵线有时是不可思议的。
神宗辞世，太皇太后独尊，旧党在太皇太后的撑腰下一举囊括朝中各个要职，新法尽废，新政要人纷纷落马，似乎一败涂地。旧党大获全胜，新党暂时下野。
但是，国与国之间也好，党与党之间也罢，甚至同行之间、单位之间，最怕的就是没有对手，即便是某某行业，一旦形成垄断，那这个行业也就成了灭亡前期的特殊阶层，一党独大绝不是什么好事，独尊之后必然会成为内斗的策源地，腐败的温床，丑角的表演场。
朝中执政的保守势力很快自然的一分为三，史称蜀党、洛党、朔党。
“党”这个汉字，本来就是个带着贬义的字眼，结党拉派么，你前面就是加上几个装饰字符也成不了好东西，蜀、洛、朔其实都是一般货色，就是换成民主、共和什么的也没有用，就是加上劳动二字也不等于就是爱干活的，这三党不会具有什么先进性。
但是三党的名字却能称为三个代表：蜀党代表苏东坡因为是蜀人；洛党代表程颐洛阳人，朔党代表人物则是尚书左丞刘挚，人数最多，是司马光门下的一些官僚组成，政治手腕十分老辣，一开始便稳坐钓鱼台，看着蜀、洛两党拼了个你死我活，朔党终得旁观鹬蚌之争的渔翁之利。
其实最先火并的两党头目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领袖身份，尤其是苏东坡，有点人在江湖不由己的味道，自己在受到攻击时哪能不全力反击？
洛党首先挑起的战火，其主力洛党干将、程门弟子左司谏朱光庭首先向苏东坡发难，弹劾苏东坡主持高考时出的考题有攻击先皇仁宗、神宗之嫌，随后另一程门弟子贾易也借机抓“辫子”，跟着指控苏东坡诽谤仁、神二帝。
苏东坡怕啥来啥，叫苦不迭，一时自辩不清，幸亏同乡、右司谏吕陶出来说话，太皇太后又加以袒护，才算熬了过去。从此洛、蜀党争的说法便传播开去。
其实所谓洛党程颐、蜀党苏东坡出面争论的各方也不过只有一二名“同伙”，洛方有朱光庭、贾易，蜀方为苏辙、孔文仲，一般史籍上所排列进去的吕陶，其实不过出面当了一次裁判；洛方的贾易其实是借机对苏东坡发泄私怨，与程颐并无多大干系。
但是朔党从中看出了猫腻，对他们的“党争”都足尺加五，大加发挥。偏这时候的程颐是个榆木脑袋，身任侍读之职，在讲课时遇到小皇帝生病旷课，又见太皇太后独自上朝，便傻里吧唧地对新任宰相吕公著说这还得了？不合规矩呀！皇上生病，你这宰相都不知道？令人寒心呀！
这下激怒了太皇太后。朔党也跟着乘机群起而攻之，程颐、贾易等很快被黜出朝廷。由于程颐在朝中没有什么势力，整个元祐年间也未得翻身。表面看苏东坡的“蜀党”大获全胜，其实真正得利的是先坐山观虎斗、继而落井下石的朔党。
朔党的主要目标其实是苏东坡，苏东坡早先经司马光推荐入朝，凭本人之才华横溢，又得太皇太后之宠，最有望登上宰相之位，早已是朔党的心中大忌，眼中之钉。
朔党人便群起上言，说苏东坡不过会写写文章，当个翰林学士已经够便宜他了。国朝名相赵普、王旦、韩琦等，都不是以文称能的，王安石就是个合格的翰林，做了宰相就酿成了国家大祸！文人治国，后患无穷啊。
洛党没有了，蜀党的日子反而更难过了，苏东坡几乎每天都要纠缠在这些党争烂事里，偏现在的苏东坡根本没有入相登顶的兴趣，实在是烦透了这肮脏的政治争斗，品味自己在朝中活得如此疲惫不堪，简直还不如被贬黄州时快活，所以数次上章乞求外放。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北宋这段的“三国演义”有过评价：“熙宁间王安石新法之争出于公，元祐之争则出于私，元祐君子之过大。”――这结论有些道理，不过句子中的“君子”二字还是应该加上引号，连“君子”头头苏东坡都不愿意留存在这些“君子”的队伍中间。
《宋史》中评价说“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是一句永不失效的痛快心语，令人耳目为之冰清，史书中也有真言醒世呀！
可是，苏东坡请求外放，太皇太后哪里肯放人？老太太也有绝招。
北宋的翰林院靠近皇宫北门，其实就是皇宫的一部分，进宫专有通道。翰林需要在皇宫值夜班，以备太后有什么临时诏命需要起草，夜里值班的翰林不能出宫，所以被称为“锁院”。有天趁苏东坡轮值“锁院”时，太皇太后宣苏东坡进宫草拟任命吕大防为宰相的诏命，其实是老太太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找翰林学士知制诰做政治谈话。
老太太怀里抱着娃娃皇帝，好似年老多忘事，需要苏东坡提醒，又好像是找来苏东坡话话家常：“爱卿前年时官居何职？”
“臣为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职？”
“臣今待罪翰林学士。”
“何以遽至此？”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老太太摇摇头：“不是。”
苏东坡只好瞎猜：“是有大臣推荐吗？”
“与他们无关。”
苏东坡大惊：“臣虽不肖，但从不走旁门求取官职。”
太皇太后亮了底牌：“这是先皇的意思啊！先皇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著不下，侍臣们便知道是在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奇才，一直起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啊。”
竟感动的奇才忠臣苏东坡泪如泉涌，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一齐落泪，追忆先皇，连左右服侍的太监宫女也被此情此景感动得个个热泪盈眶，太皇太后的思想教育工作告一段落。
太皇太后勉励几句后随即赐座、赐茶，东坡拭泪告退，老太太还觉意犹未尽，竟把御案上的莲花金烛赏赐给了苏东坡。――这苏东坡还能再要求减负出京？
苏东坡这次入宫起草任吕大防为相的圣旨，得到了太皇太后的如此恩遇，论说苏东坡该感激零泣了，可是苏东坡一心外放出京的愿望无疑也落了空，尤其还无意中又给自己惹了个不小的麻烦。
麻烦就出在苏东坡起草的圣旨上。吕大防也是旧党中的重要人物，难得的是没有参与三党的争斗，此次受命担任要职大概也是源由于此。苏东坡起草的圣旨上褒奖了吕大防勇于任事的品德，接着又谴责了新法导致百姓的受难，但其引用的一个典故却有点瑕疵，是引自诗经的“民亦劳止，汇可小休。”这句话，诗经原意乃讽刺暴君周厉王，这下等于又丢给了内外反对派的御史们一个把柄。
不用说，遭到弹劾是早晚的事，朝中不光有将苏东坡视为对头的朔党，还隐藏着不少新政的余党。
但苏东坡才不管这些，才不管有多少眼睛在死盯着他，公事之余，照样我行我素，嬉笑挖苦一切看不惯人和事；更不管自己现在是多高的高级干部，玩笑照开，戏谑依旧，并且不管对象何人，哪怕是现任宰相，哪怕是一介书生。
七十四、幽默戏谑皆诗人
元佑年间，文冠当时的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已经先后辞世，苏东坡已经成为公认的大宋文坛第一人，其名盛一时无两，其地位看似无可撼动，虽然对他弹劾攻击的奏章也从不间断，但摄政的太皇太后就像是一棵遮荫的大树，尽可以屏蔽八方风雨，竟然明令群臣：不准再弹劾苏东坡，违者以抗旨论处！
可是身居御史台之位的谏官们却并不理睬太后的敕令，攻击依旧，这是因为宋朝祖制：不得禁止言官说话，弹劾错了也不得严惩，言官们有持无恐，哪怕是太后，哪怕是皇帝，太皇太后也没辙。
尤其无奈的是：这下苏东坡连辩解的权力都失去了，高太后将弹劾苏东坡的奏章束之高阁，致使苏东坡对自己受到了哪些弹劾也蒙在鼓里，甚至还要上表为攻击者求情，不要追究御史们违旨弹劾的罪过。这实在令人憋气窝火！
假如苏东坡倾心政治的话，估计也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凭现在苏东坡的名声地位，尤其是与太皇太后的关系，稍微暗地玩点花活，扫荡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费什么力气。可以这样说：此刻的苏东坡如果有意登顶相位，绝对轻而易举。
可是，那就不是苏东坡了，苏东坡现在只想远离政坛，耳目清静；唯有一愿：请求太皇太后公开那些弹劾他的奏章，一切让大家评论个里表也行啊，总强似于挨打不能还手，还嘴也没机会。
就这也办不到，一切弹劾奏章还是被封存，苏东坡明知被敌人攻击，却不知攻击所以，这滋味的确不大好过。不过太皇太后这样做兴许起了双重作用：既保护了苏东坡，又保护了言者无罪的御史们，朝政也不至于因此纷乱，看来太皇太后虽老却决不糊涂。
这种看不到尽头的局面轮到谁头上也该郁它一闷了，可是苏东坡非常人，无奈虽无奈，心情照愉快，玩笑逗乐都不碍，真是奇特的年代出奇才。
现在的苏东坡已经成了所有反对派的靶子、所有想出名的人的靶子，这种情形历代不绝，就如同一个武林高手必然会成为其他高手出名的台阶一样，谁若能扳倒了苏东坡？那还用说吗？即使扳不倒又怎么了？那也会成为显摆自己大无畏勇气之有力证据的。
论说苏东坡在群小诽谤之下，首先紧要的是拉近与当朝宰相的关系，可是苏东坡偏不如此，甚至有时当众开宰相的玩笑，开玩笑没什么，那要看场合，当众还是必须给宰相留足面子的。
人家苏东坡可不管这些：早在司马光执政时，苏东坡就因为司马光善谈，当众打断过司马光的讲演：“求相公少教诲几句，也让东坡说上几句？”。司马光再不乐意，碍着与苏东坡的关系，也只能闭口再不发言。
还有一次苏东坡与司马光因为政事再次嗑牙，苏东坡一本正经地对司马光说：“你这个观点，真是鳖厮踢！”
司马温公有些不解了：“鳖这厮怎么能踢啊？”
苏东坡点点头：“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是鳖厮踢呀！”
不能踢而踢，是为乱也，这是苏东坡在嘲讽挖苦司马光的观点是在乱来。
现在的吕宰相也没躲过苏东坡的调侃，有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宰相正在午睡，苏东坡等烦了。最后吕宰相终于打着哈欠出来了，苏东坡煞有其事的指着客厅中一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摇头：“这品种没有什么稀奇的，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吕大防立时眼睛瞪圆了：“是吗？没听说过还有六个眼睛的乌龟？”――其实吕宰相也有被捉弄的预感，但是从苏东坡嘴里说出来的呀，这家伙学问渊博，也说不定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苏东坡更是一本正经：“当然，唐中宗时，有一个臣下便向皇帝进献一个六眼乌龟。皇上问他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献宝的臣子回奏：‘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六眼乌龟午睡时，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
吕宰相顿时啼笑皆非，明白被这不知上下的小子不动声色地骂了。
也并非是苏东坡专开上司的玩笑，布衣书生犯到他的口下也是一样，苏大学士损人向来不论职务高低。
有次一个素不相识的白衣秀才来拜访苏东坡（也有记载说是名叫郭功父，是在杭州所为），哥们大概觉得自己极具诗词天赋，随身携带自己的大作一卷，并且自报奋勇的朗诵给苏东坡鉴赏。只可怜这下苦了苏学士，那位趾高气扬的秀才高声朗诵， 抑扬顿挫， 声情并茂，铿锵有声，神情颇为自得。
苏东坡却如坐针毡，好不容易才算等到这位老兄告一段落，开始请自己这苏学士给他的诗词评价打分：“不知学士以为拙作如何？”
苏东坡回答的毫不犹豫：“一百分。”
秀才几乎心喜欲狂，能得到翰林大学士如此评价，此生夫有何憾？谁知苏东坡的话还没说完，继续说下去：“诵读之美七十分，诗句之美三十分。”
秀才懵了，满脸通红而去。
即便是对待一些稍有名气的诗画大作，苏东坡也是照侃不误。
著名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擅长画山水佛像，画功尤以白描著称北宋。有一天黄庭坚带来了副这位龙眠居士的大作《贤己图》，画面构图奇巧：六七人人在围着一个色子罐赌博，画中五个色子已经落地，都是六点，只有一个还在转动，所有人都正在忘情大喊。
对这神形兼备的龙眠新作，大家赞不绝口，苏东坡从外面进来了，瞄了一眼便嘲笑开了：“这李龙眠也算是天下名士了，怎么光学闽人说话？”
大家不解，东坡笑着解释：“天下人喊六字，口型无不抿收，唯有福建方言说“六”字音需要张大嘴，现在画中五个色子都是六点，众人当然应该助威大喊“六”，可是画中人嘴都张这么大，这不是龙眠居士在学闽人语是什么？”
大家半信半疑，后来这事传到了李公麟耳中，画家大笑，连呼叹服。
不过据载，这李公麟甚是势利，东坡得势时赶到京师为苏东坡家庙作画，后来苏东坡被贬岭南，路上碰到苏家的人，李公麟以扇颜面而过，连一揖的礼节也没有了。
另据《王直方诗话》载：苏东坡自己曾说过：“世间的可笑事忍住都容易，唯有看了王祈的诗句不笑太难了。”。其实这也是句戏谑之语，有点故意逗王祈的意思。
王祈听说以后，还真被逗得来找苏东坡讨个说法了，并且还带来了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两句咏竹诗：“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杆枪，”
平心而论，诗句不错，形容竹林别出心裁。但苏东坡偏要戏耍这位自负的诗人，大笑点头称是：“诗句不错，好是极好，只是，怎么十条竹竿才一个叶儿呀？”
这下该王祈张口结舌了，只得自个喷饭！不过倒不一定笑自己的诗句荒唐，本来那千、万在诗句中就是形容词，不是什么确凿数量，只不过被机敏善谑的苏东坡给钻了空子而已，苏东坡的质疑反倒更值得一乐。
戏谑讥讽这些歪道本事竟然还能传染，苏东坡身边的人也跟着学了不少绝招。
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草拟了八百多道圣旨，行文无不简练明确。旨中引经据史，妥帖工巧，写这类文字，对苏东坡来说轻而易举。
苏东坡后来调离翰林院，接替他草诏活路的洪姓翰林自我感觉学问不下苏东坡，便得意的询问原来经常侍奉苏东坡一个仆从：“本官所草圣旨与苏东坡相比如何？”
那位仆从恭敬的回答：“大人草诏文美不下苏东坡，不过，苏学士永远不用查书本。”
真不知道这位洪翰林当时是如何表情。
甚至连侍妾朝云都学会了丈夫的德行，据《梁溪漫志》载：苏东坡有一天退朝后，进过晚餐，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度步。信意之际他问家中婢妾：“说说看，咱这便便大腹之中都是些什么？”
一个婢女拍马：“一肚子学问”
另一个丫环回答“一肚子墨水”
还有姑娘谄媚：“相公肚子里当然尽是漂亮诗文。”
苏东坡一概摇头说“不是。”
大有东坡之风的侍妾朝云嫣然一笑：“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直把个苏东坡逗得捧腹大笑，连声大呼：“对！对！还是朝云知道我，”。
苏东坡的幽默善辩、戏谑调侃，本来无伤大雅，只不过戏谑还是要看对象才是正理，有些人哪怕是朋友，就是一句玩笑也是担不起的。
七十五、树欲静而风不止
朝中有公开的政敌“朔党”，在野的敌人更多，大都是元佑初年被贬谪的新政党人，如果说元佑党人之间是路线斗争的话，那失去政权的新政人氏则无异于阶级敌人，是生死不共戴天的敌我矛盾。
北宋不戮大臣，这些敌对势力得以暂时潜伏在了地方，就苏东坡来说，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更谈不上什么镇压迫害。但从来有句：树欲静而风不止，新政党人亡苏之心不死，没有一刻忘记夺权大仇，这眼盯着苏东坡的人们中间，就有苏东坡过去的好友章惇章子厚。
章子厚在早年与凤翔通判苏东坡交情非浅，两人也算是志同道合，无话不谈，哥俩甚至还共过生死患难。
有次几个好友一块游山，那年代老虎还没有被列位珍惜的被保护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还是猎物与被猎物或者反过来的关系，这次双方巧遇了，大家也知道跑不过那斑斓猛虎，比牛气谁也没那个胆量，这时章惇站出来了，直向准备开饭的猛虎逼去，竟然把这位百兽之王给吓跑了。
大家谁不夸奖章大侠的大无畏精神？唯有东坡叹气：这不顾自己性命的家伙日后也难得会顾忌别人的性命。
其后两人曾遇到一座绝壁，唯有一根独木桥能到达绝壁，还是章惇，面不改色心不跳独身走到绝壁，以绳系腰，攀上绝壁刻上“章惇、苏轼到此一游”等字样，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苏东坡对得意回来的章惇说：“你这家伙，将来必定会杀人不眨眼！”
本来苏东坡之才学就令章惇内心不安了，可是我行我素的苏东坡还是把章惇当作自己哥们儿开玩笑。
据说章惇婴孩时曾被父母扔在水盆里丢弃，是幸而被人所救才得以保住娃娃小命。偏苏东坡在这件被怀疑嘲讽过章惇。因为苏东坡回信给章惇时经常附带诗句，其中有两句犯了章惇的大忌：“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据传，就是这两句诗在章惇内心播下了暗恨苏东坡的种子。
这些还都是将来的麻烦，眼前的麻烦还是司马光的门下官僚，这些人现在占据了朝臣中的大多数。
论说苏东坡的力量也不算小，世之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已经尽数来到京师，当年“乌台诗案”的被牵连者也大多回朝并被委以要职，包括驸马王诜、王巩、等；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回到朝中，并担任了御史中丞的关键岗位；两个朋友：吕公著、范纯一度居朝廷最高的官位宰相及左丞之位；这期间，黄州的老友陈糙也到了京都专程来看望苏东坡，虽然政治斗争帮不上什么，但是对苏东坡心理忧烦上的排解是巨大的。
但是没有用，主帅苏东坡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吗的，据苏东坡自己说，连什么“蜀党”他也从未听说过；根本没有一点大敌当前的临战意识，内心还是念念不忘外放为官、避开纷争，这场明争暗斗的对方几乎从未遭到过反击，仅有的一次反击还是由以前怕事的苏辙引发的。
苏辙初来京师时就任的是御史台右司谏，指口不敢言的苏辙偏偏做了个言官，弹劾朝中大臣成了苏辙的职业，真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苏辙并没有吃闲饭，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就是始于苏辙的弹劾，接着苏辙又用了十道奏章弹劾了朔党的一个关键人物，奏章中干脆把朔党统以“饭袋”称之。
“朔党”的人们也没闲着，不过现在的苏东坡也不大好招惹，再炒弄“苏东坡诋毁先皇”已经没有新意，也不大可能奏效了，聪明的党人终于抓住了苏东坡的一个把柄：大不敬现行犯！
这是有铁证的，不，是石证，石碑上刻着的证据。
就是前文说过的，苏东坡在常州等待诏命时曾作的三首诗，离开常州后，常州人氏出于对苏东坡的爱戴，将其诗刻碑留迹，问题出在第三首诗的最后两句上：“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关键在“闻好语”三字上，这首诗石碑上刻明了的，写在五月一日，神宗驾崩于三月五日，还是在国丧之间啊！你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欣然”？“闻好语”，“闻”到了什么“好语”？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忘恩负义的臣子啊！
时间确凿，铁证如山！东邻碣石有一篇，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坡大祸要临头！
面对这种攸关生死的弹劾，苏东坡无法处之泰然了，不得不向“当局”解释自己作品的初衷，尤其是当时究竟“闻”到了什么“好语”，以及自己在国丧期间“欣然”的源由。
苏东坡自己的解释很合乎情理，大概也是当时真正的情况：就是接到了宜兴居所已经购置妥当的喜信。
不过这种解释还是难以解脱苏东坡忽视国丧的事实，家事重于国事，总不应该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做出的行为。
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危机关头还是弟弟苏辙发现了最为恰当的辩护理由，弟弟亲自出面为兄长作证，铁证还是那块石碑上所刻的成诗日期。
诗成于五月一日，先皇驾崩时兄长苏东坡正在南都张方平家中，六日即成服戴孝有目共睹，那么五十六天之后在常州听到的就决不会是神宗驾崩的消息，“闻好语”被臆断为先皇辞世就自然站不住脚了。
关于对“闻好语”三字，到了苏辙的辩护词中就成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听到聪慧英明的幼主登基呀，还不该“野花啼鸟亦欣然。”么？难道幼主登基的消息不能算是“好语”？
这下弹劾者一时语塞了，具体如何被定性史载没有下文，看来是不了了之了。苏辙这手挺绝：用政敌提供的时间证据来反证苏东坡不可能是初闻皇帝驾崩；那顺势扯过来的“新皇登基”理由谁也无法再反证，虽属一面说词，但却没有人胆敢予与指责，对现任皇帝有想法那可是更加该戮的“大不敬”！
其实，这一切都是前台表演而已，苏东坡即使还是执行自己的“不予理睬”态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决定苏东坡命运人是摄政的太皇太后，只要有她老人家这棵大树在，苏东坡尽可以逍遥自在的面对八方风雨，啥罪名也安不到苏东坡的头上的。
好像是政敌激起了苏东坡的斗志，开始连自我辩护都不屑的苏东坡如同山洪暴发般接连出手，奏章不断递向朝堂――绝地反击要开始了？
七十六、绝地反击不为私
统观苏东坡元佑年间的奏章，就会发觉苏东坡除了对残余的新政势力不依不饶外，并没有针对其他任何人进行弹劾或攻击，相反，起草诏书之余，苏东坡反而把精力投向了具体政务，关注的是国计民生，铁笔挥洒之间掀起的不是风起云涌，而是洒向人间的甘霖！
这正是苏东坡的最伟大之处。
《苏文忠公全集》中保留的好多苏东坡的政论文章和奏章都注明了撰写日期，这使我们后人得以清楚的了解此期间的苏东坡，苏东坡真正关注的是哪些问题？
元佑二年的正月十七，在给太皇太后所上的一份两千多字的表章中，苏东坡只是略叙了他本人的职分以及对玩弄政治手腕的谴责，便开始了他对宋朝“民主风气”的竭力争取。苏东坡认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政府官员都统一了认识，或决议“全票通过”之类的虚景并非国家之福！
国家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真实的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风气，于人、于事，才有助益。倘若领导赞同我说对，皇帝挥手我前进，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
对于自己与直接上级司马光在免役法方面的争论，苏东坡认为是正常的，二人是在尊重彼此意见基础上的意见不同。但现在虽然司马光已去世，政府却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司马温公的本意，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些唯唯诺诺的乖孩子。――还是朝内民主好。
对于政府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铜钱的用途，苏东坡支持了已经决议了的一半：拨出半数用于西北战事，下余的半数，苏东坡建议把此款用于安置复退军人，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
中书舍人任上，苏东坡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司马光主政时虽然宣布废除“青苗法”，但并未实施彻底，只是对于这种“扰民措施”深化改革了一些，是苏东坡数次上表才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
八月初四的上表中，苏东坡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还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朝廷接受了他的一半请求，青苗贷款法被彻底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还需要“研究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就是六年之久，最后还是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才算“研究”出了“接受所请”的结果。
苏东坡最为力争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叫作“广开言路”。苏东坡向太皇太后再三提出：吾皇有道，就应该接近下层百姓，唐太宗时，能允许每一个人进宫廷直言，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而本朝初年，皇帝也是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的，也有平民蒙先皇接待。
但现在能见到太皇太后的人只不过寥寥十数人，太皇太后怎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这十数人凑巧都是庸碌之辈，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则太皇太后必然会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那天下情形岂不糟糕！就算是有其他官员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能得到及时答复吗？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
再说了，好多事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语言交流极其重要！苏东坡以马病做例：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对于高官们只是担任上头传声筒的角色，苏东坡深痛恶绝，这点上他对王安石时代耿耿于怀，在给门下张耒的信中，苏东坡近乎谴责的写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贪腐大事方面，苏东坡认为贪腐与官员水火不相容，腐败源于吏治，出路在于改革。
国家官吏来自科举，但科举制度业已流于形式。四五次身为主考官的苏东坡有资格指责当前高考制度的弊端：考生与当官的关系近似于牛毛与牛角的比例，那就必然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多设置官位就业则必然会使冗吏充斥。
这种矛盾其实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要不为什么“精兵简政”的口号能遥遥无期的喊下去？官太多，老百姓养不起呀！人民需要的是袖珍政府大社会，不是二者反过来。
“学而优则仕”！貌似公平，其实暗藏隐患，关键在于官员的社会地位高的人人仰慕，那就危险了！因为能当上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被冠以先进人群中的尖子，如果不能恢复其实质上的“公仆”地位，这种尴尬与无奈将发展壮大至无法收拾。――特权危民害国啊！
但在北宋，任人唯亲已经盛行，上头没人想做官？甭想！考试只是给普通读书人设的一个局，能破局做官的人少之又少，体制内的人大多“亲连亲”，不是党派亲朋能做官？
事实是，好多“圈内人才”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当官，每届科考选三四百人，另外更多的人不用经过考试――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
对于很多读书人可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直抒己见：“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
这是在说：一个官职的门坎前，有四五个人守望着，争夺不择手段就是必然的了，这么费力当上的官，哪会不求渔利？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
“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
――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
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向太皇太后多次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种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
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
苏东坡有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逮住的那两个军官开除军籍回了老家。
此事不光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
有次对西夏的战事，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一万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 “官官相护”的优良作风，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致使大案被拖两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的政府赔偿，结果一无所得。
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势难收揽民心。
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珂德”式的对弊政的冲锋，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夸大臆断。
但是，苏东坡无心冲顶仕途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的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苏东坡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中央。
经再三恳请之后，元佑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六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
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
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啊！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写诗文，当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
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苏东坡重回杭州，十八年恍惚一梦！
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执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
物是人非！
就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五十二岁，诗人虽然称老，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却也可算年富力强。
尤其身份地位、外部环境，更是天差地别！苏东坡领袖中国文坛已成事实，并被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世所公认；谪升仕途起伏多变，心理上也可算百炼成钢；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而今天的苏东坡，弟弟子由已经由御史中丞迅速提升户部侍郎，继而升为任吏部尚书，并赐翰林学士，已经掌握国家人事大权！
苏门可说是上下有人，风头正盛；尤其还有太皇太后摄政顶端，苏东坡此时执掌一方，有些另类“政通人和”之味道。
但是，人生命运如杠杆，两头高低难说，中间不变，外部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苏东坡人非当初，杭州却也并不“物是”，环境逐年日变，却是逐步恶化，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苏东坡到达杭州时，竟是一派萧条，百业俱废，美丽的西湖竟也如同一潭死水。
要紧的还有：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
这年杭州大旱，收成大面积绝产，农民现在实际上是以往年存粮度日，一旦吃完呢？
市场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骤涨至九十五文一斗，民无食必将大乱，这才是当务之急。
新太守上任之初，杭州居民夹道而迎，人们不光是欲求一观东坡天下名人风采，更大的期待是能有官员复兴地方、救命百姓，现在这一切就看苏东坡的了。
苏东坡紧急筹粮二十万石，以十八万石出市平抑米价，直到次年正月，才算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
饥饿的威胁稍缓，旱情稍缓，水灾又临，苏杭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有积水者及达一尺余，百姓居无安所，又是大灾临杭州。
苏东坡开始连续七次向京城呼救，陈述灾情，吁请急速设法拨款。两次表章为“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其它叫“相度准备赈济状”。
接连的呼吁甚至惹烦了朝中所有大臣：全国哪里没经过天灾？怎么就你一个杭州多下了那么一点雨，就大呼小叫呢？何况杭州还驻有“中央特派员”，朝廷特使都一言不发，怎么就显着你苏东坡呢？
这倒是事实，苏东坡自己也从朝廷的各类官方报道中看到：周边地区的地方官们的奏报里无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越来越好”之类的喜讯，无一人据实上奏新近的暴雨和水灾。
所幸苏东坡极为太皇太后所信任，所奏必复，从其所请。杭州终于没有酿成惨祸。
但是上面照顾的实惠，大家都要分沾，这已是大宋官场惯例；救灾粮钱，层层还是被截留不少，比如有次朝廷拨来五万贯购粮款，到了苏东坡手里，就已经剩下不足三分之一了，没办法，苏东坡只好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买米，救灾如救火，人命大如天！
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
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
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机遇的，商品越是紧张便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商人的本质就是利润，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大款主导的地球是个可怜的地球！那时，灵魂也会成为商品的。
政府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政府绝对是最卑鄙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来，还是划算的多，到那时几百万贯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的。
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把粮食向饥民施舍，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
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一场大饥荒临到了没有事先做防备的大宋，竟使朝廷拨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五十多万人饿死。死人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三百二十万贯。
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一百万贯用于购存“备荒粮”，不过这还是令苏东坡内心苦涩：杭州本为产米地区呀，常年每年还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现在竟沦为“吃粮靠政府”的地区了？
苏东坡发现，杭州财政上还是很殷实的，关键在于灾年有钱无处买米，如蒙允许积存一部分米，改缴同等价值的绸缎银两，当可杜绝灾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他向太皇太后举例：前朝逢灾，因为有钱无米，曾导致五十万人饿死。“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太皇太后对苏东坡真是没说得，苏东坡所请几乎一概照准，不过政府积粮平米价的具体实施苏东坡却没能亲眼见到成果，因为那时苏东坡已经遵命半道卸任回京了。
除了救灾防灾的奏章外，太皇太后甚至还照准了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军营及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的费用。
这还不算，在苏东坡提出由朝廷拨款一万七千贯给杭州西湖清淤时，太皇太后也是照所请拨付了款项。这使得苏东坡后来遭到弹劾攻击，被指责是在用国家有限的资金来填平自己无限的游乐欲望，是在搞货真价实的“形象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