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九百年后蔡京之辈更多，别说牡丹会办穷――或者办富了洛阳、菏泽两市，就是玫瑰、芍药、荷花、……多了去了，就连洋花“君子兰”不也成“会”成精了么？
可是苏东坡不管后人的感觉，老百姓未得温饱，官员们却是热衷于花会胜景，什么重要？苏东坡一纸严令：坚决取缔！――“公判罢之，人皆鼓舞！”
此事苏东坡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作了说明：“花会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孽也！”
其实跟今天的某些凭空造出了这节那会来，宋代的蔡京却是小巫见大巫了，老孙没少参与过什么冬枣啦、苹果啦，甚至玻璃、鬼狐之类的盛会，那动静绝对能震蒙蔡京，气晕苏东坡，哪场晚会还能少于百万？一个明星扯上几嗓子就能掠走十几万元――还是税后的，就是一个二流说相声的也能到手两万，外带来回机票、另外混个肚子圆。
还是苏东坡上面的话，别弄这些劳民伤财的虚景了――“虽煞风景，免造孽也！”
灭了“万花会”，苏东坡紧急向朝廷奏报：免除一切老百姓所欠国家的债务！
宽免官债一事，苏东坡六年之前就向朝廷呼吁过，朝廷一直“研究”没有批复，现在苏东坡不得不重提旧议。
在苏东坡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管别省市如何，苏东坡把圣旨照自己的理解解释，宽免了圣旨所列的一切禁令与国债案件，一时难以查明的疑案，则拖延一年再办，等待朝廷批复决定。
苏东坡深信人民对政府的信用若不能恢复，百业也谈不上复原，人祸啥时都重于天灾！巨债高利就是百姓的枷锁，失去了希望的人民就会变成政府的掘墓人！万恶必由此而生。
苏东坡又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政府呆账的办法。尤其是由于青苗贷款法导致的陈年积欠，绝高的利息使多数人旧债还不上而又欠了新债。苏东坡建议应免除的债务达十种之多。
苏东坡的坚持得到了有限胜利：朝廷终于先后下令宽免百姓的部分积欠。
苏东坡没有就此罢手，还是继续向朝廷上奏：“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果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建。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每屏去吏卒，杀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日，犹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青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孔子日：“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苏东坡知道关键处，高层的“研究”大法一旦祭出，神仙也没招！但有一人能解套，这就是太皇太后。
苏东坡充分使用了自己与太皇太后的关系，“走后门”递交了一道给太皇太后的密奏：“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浮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
正途办不成的事，一般“后门”偏走得通，元佑七年（1092年）七月，苏东坡如愿以偿了！苏东坡表章中所提请的各种官债，朝廷终于下令全部宽免。
苏东坡的这些举措，令即使是他的仇敌也无话可说。
据《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载：苏东坡接任扬州之后，整顿吏治之时，曾将一个名叫曾盿的州学教授解职回家，那曾盿丢了饭碗，回家路过真州时去拜望了被贬谪在真州的吕惠卿，这可是当年迫害苏东坡的主帅，其后苏东坡又借撰旨将他骂得几乎体无完肤、天下皆知！可以说吕惠卿应该将苏东坡恨到了骨头。
吕惠卿问曾盿：“这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曾盿虽怨苏东坡砸了自己的衣食饭碗，却也只得回答：“聪明人也！”
吕惠卿大怒：“是像尧那样聪明？还是像舜那样聪明？难道是大禹的聪明吗？”
曾盿叹气：“虽然不是这三位圣贤的聪明，但是亦聪明也。”
吕惠卿没词了，继续下问：“苏轼所学何人？”
曾盿回答的爽快：“孟子！”
吕惠卿这下更加愤怒了，站起身来几乎要动老拳！
“为什么回答这么不伦不类？”
曾盿给自己辩解：“孟子学说：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因此才知道苏轼所学孟子呀。”
吕惠卿听罢默然无语，颓然而坐。
以民为重，社稷次之！
能让两位仇敌背地里如此对话，好个苏东坡！
八十四、执法违法两难之
苏东坡执政扬州，首先遇到的就是国家所立之法与实际执法问题。这里说的“法”与中国儒家与法家的“法”字无关，中国的儒、法之争貌似由来已久，其实都是后人扯皮，皇帝陛下的统治，说白了就是要你们都听话，哪来的实质上的儒家或法家？
儒家也未必就是“国虽百里可王也”搞分裂，法家也不是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般搞统一，中国的统治法门，历来就是儒、法的杂交混血儿，分不出哪些骨血是谁的。
你别看历代先人们狗撕猫咬的争个不亦乐乎，其实都是在权力面前弄骚献媚的争宠，至于权力扯哪块皮做幌子？或者把哪些政客塞在身下痛快一番？只不过是主人对待“京叭”或“黑背”的关系，拍拍谁的脑袋谁的尾巴摇晃的厉害些而已。
咱们这里所说的法，其实比儒家与法家出世的都早，是从人类还没褪尽那身猴毛时就有了的，简单说就是：规矩。
直到今天我们引自为自豪的那句话：“我们现在是个法制国家！”，实际上也是得意自己有了规矩，法，就是规矩，是人给同类们制定的规矩。
把规矩分类撕条的调理成了书面顺序，就是所谓法律，往大处说叫宪法，古时叫律条；往小处说叫纪律，古时甚至小到家法，其实都是一码事，都是些大大小小的规矩。
规矩一升格为法，那就必须个个遵守了，犯了法就是犯罪，对，官大了不在此例，例如皇帝。
不过，古时皇帝自己制定的规矩，大多时候自己也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大家都跟他学怎么办？规矩一乱，国家必乱，带头破坏规矩的皇帝也肯定会被后人们指责为“昏君”，所以皇帝违法也须谨慎。
至于历代流行的“权大于法”？那“权”其实就是法的一部分，不足为怪，只不过是写上本本或不好意思写明而已，更是正常现象。
立法就是制定规矩；守法就是遵守规矩；执法就是强制性监督规矩的执行；宋代也是如此，代代都是如此。
天下太大，不可能一部规矩包罗万象，所以才有了一些解释细则，才有了地方法规之类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人们更规矩的守规矩，这叫不可或缺的对法律的补充，是为了上下都好，也是不遵守不行的。
需要定的规矩实在太多、太繁杂了，所以制定规矩就难了去了，至今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不需要修改的规矩或者法律，更何况世界永远在变化中，规矩也要与时俱进不是？
制定的规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那就必然是损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假如损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比规矩还牛气的牛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这条规矩就实质上作废了，大家会心照不宣的来报废它，俗称：潜规则。
潜规则的威力一般都比正式规矩大，也好使的多，大宋时就有这么条大家都默认的潜规则：漕运粮船的走私行为。
宋史载：“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
这就是条经官方主管部门默认的潜规则，虽然是违法行为，但与船夫们有利，执法部门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能使粮船的主要运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这就是条上下皆大欢喜的潜规则。立法者选择了一帮这样的执法者，既算有眼，也算幸运。
据宋人札记《师友谈记》载：北宋政府为了保证运河粮船的迅速抵京，制法：运粮船不得滞留片刻，沿途所有税卡不得检查，船夫沿途吃饭可以动用所运粮食，货物运达后可根据记账数目从工钱中扣除。――可没有明说允许白吃或走私带货。
沿途不用缴税？那能多获多大的利润？商人的鼻子比狗都灵敏，哪会放过这机会？于是走私一条龙作业迅速启动，商人当然得大头，船夫们自然也收入不菲，主管部门头头、具体经办下属们的腰包也决不会瘪了，这的确是一条沾边就有利的绝好潜规则。
尤其是能保证运粮船的及时到达，并且所载极少损耗，大家能有额外可观的“灰色收入”，船夫们谁还在乎那点沿途饭粮？
可是，这种事情污染的是船夫的灵魂与思想，那怎能不改革这陋习？新法实施后，这条潜规则行不通了，沿途关卡开始对漕运船只严格检查，查到走私货物自然是没收加罚款，数目重大还要掉脑袋！
别人还无所谓，船夫们就不行了，这部分人是属于“黑领阶层”，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为什么？连舟船上的粮食也不准动用了，船夫们家境日下，能有什么好吃的充饥？
不过不要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法在大宋也灵光，船夫们是干吗的？近水楼台还先得月呢，何况近粮的船夫？于是，就不止于沿途开吃了，盗卖很快成风，更有甚者，有盗卖恨太少的粮船，干脆被“人工事故”一沉了之，也省得交不了差不是？
官方也不是不破案，每年被制裁的船夫也不少，甚至连招募接班的也不容易了，可是每年的损耗还是倍增，一年竟达五十万斛（古容器，十斗，后为五斗），这情形都被扬州太守苏东坡了解的一清二楚，怎样执法？苏东坡面临考验。
恢复旧法？那就几乎等同公开支持走私偷税，朝廷能批复？就算能允许所请，可是以后自己岂不也要从此对违法闭上一只眼？
继续不干己事，听任漕运粮就这样损失下去？不损失船工们怎么活下去？这是个两难的选择题。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东坡掂量再三，终于两害之间选其轻了，立即上奏朝廷，言明利弊，建议恢复漕运旧制，结果朝廷迅速批复，从其所请。――皆大欢喜的日子又开始了。
可见苏东坡对法律的理解与执行都是相当灵活的，工作就一个标准：利民利国就行，哪怕是明暗违法，该装糊涂的时候也不妨糊涂一回。
就是在酒宴之上，此时的苏东坡也是表现的清醒与糊涂难以分辨，经常拿着酒杯而坐睡，朋友们没有人能分清这时的苏东坡是醒是睡，唯有苏东坡自己心里明白。
苏东坡自己在这期间所坐的饮酒诗序言中这样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我中了然，盖莫能其名为罪其为醒也。”
苏东坡饮酒名句：“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如果苏东坡在政治斗争中也采取如此方略，那将会是何种局面？不好说，兴许能当上宰相，但是，那就是另一个苏东坡了。
看来苏东坡是准备安心做个合格的地方官吏了，执政一方，做好自己的份内的事情，心安也身安，当然要比在京师勾心斗角舒服安逸。可是事与愿违通常就是为苏东坡这类人才准备的，苏东坡的扬州太守当了不足半年，朝廷调苏东坡回京的命令又颁到了扬州。
这次给苏东坡委派的活路挺出人意外：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薄使并兼侍读。――一个文官武职兼京师风纪监察外带皇帝的老师。
八十五、兵部未必掌兵事
文人掌兵，是宋代的一大奇观，大宋皇帝最怕的就是武人得势，一旦效法太祖来个“黄袍加身”怎么办？所以，军事高层都是由文人兼职，苏东坡这次兼任的兵部尚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苏东坡虽是个了不起的文人，但内心却一直倾心武事，尤其对国家边防，极为关注，很多诗作中都流露出对能率军出征抵御外族入侵的向往，这点咱们后文专篇细讲。
因为现在不能，现在苏东坡所兼的兵部尚书上不了前线，甚至连运筹于帏幄也做不到，原因简单：大宋的兵部其实是个摆设，充其量算是个转达上级指示的衙门，上级是哪家？是中书省，北宋兵部不过是中书省属下的一个衙门，而且不管什么国家兵事，只管些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真正掌握国家军权的是枢密院！
大宋的枢密院与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及御史台，共同组成知院――也就等于内阁，一切被皇帝控制下的权力就从这里对下实施。而枢密院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就连宰相也不得插手。
但苏东坡这个兵部尚书不同，主衔是翰林院直学士，有着与“知制浩”同样的替皇帝或摄政的太皇太后起草诏书的资格，也可以说是皇家顾问班子中的一员，这权力就不好说了。
别看那个“侍读”名称不大好听，其实并不是服侍皇帝读书，也不是伴读，而是实践中的皇帝老师，只不过没给挂上“太傅”荣衔罢了。
至于苏东坡新兼职的活路“南郊卤薄使”？那是个在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时的阶段性活路，不过临时的权力也不小，那一会甚至皇家内苑也要听他的指挥与监察，更不用说文武百官了。
你别看这临时工不起眼，一旦挑出任何人的毛病，那这哥们儿就算在仕途玩到头了，甚至掉脑袋的可能都有，国家大典无小事，足以影响你三代九族。
刚被迫来到汴京的苏东坡上任便点了一个足以烧身的火药桶。
元祐七年南郊大典，苏东坡以卤薄使的身份引导圣驾。皇帝刚进入太庙，这时突然有皇宫的十余副车驾于乾明寺前争道抢行，队伍中还有供后妃专用的红色伞盖，要按以往习惯，百官跪拜让道避开就是了，谁敢惹皇家后宫？
苏东坡才不理睬违反交通规则是何方神圣呢，当场于自己的车中草本上奏，弹劾这不看“红绿灯”的皇家权贵。皇帝于太庙中接到苏东坡的即兴表章，竟也格外重视，立即派人飞转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第二天就遣中使传命申敕有司，诏令严整仪仗车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准擅行中道，百官不需要拜迎。
看来苏东坡这哥们儿如果干交警，也是个好警察，执法不问身份，就是在今天也属难得。
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点：太皇太后及皇帝对苏东坡无比器重，事无大小，所奏皆从，这还了得？其时的苏家小弟苏辙已经升任为门下侍郎，这实际上与“知政事”一样，就是宰相副职，在以前大都由宰相兼任；而现在的宰相是苏诵，唯有一个中书侍郎范百禄还是个外姓，莫非大宋朝廷真得快姓“苏”了？
有这苗头！当年十一月，苏东坡又被改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苏东坡历经磨难，不想当官非让当，现在离仕途绝顶宰相之位已经触手可及了！
苏门一时风光无限，东坡此时如日中天！
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身居国宝级明星之地位，别说华夏大地，盛名已经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大有誉满全球之势！
据《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出使辽国，在自己所住宿的宾馆中墙壁之上，也刻有苏东坡的《老人行》诗句，到了辽国书市，竟然苏东坡的诗词集为最热销商品，并且起名为《大苏小集》。张芸叟大为感慨，于宾馆的苏东坡诗句之下题句：“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这类事《坚瓠集》中也有记载，苏辙曾出使辽国，辽人大多见面就问：“大苏学士安否？”。使得苏辙回来后寄诗给哥哥东坡：“谁将家谱寄燕都，底识人人问大苏。
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
这是苏辙在提醒兄长：名声太盛不是什么好事，难免他日连醉“卧江湖”也受连累――不幸被苏辙言中！
可是，一个人的出名一旦“入轨”，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明星”们大多后来都成了傀儡，是受他（她）的“经纪人”尤其是媒体操纵的，就是官员一旦做大了，连衣食住行都要服从秘书们的安排指挥，那能如老孙这般逍遥自在？
不过苏东坡的名声在异国盛传，据载却是苏东坡咎由自取，据宋人笔记《珵史》载：苏东坡在知贡举时，恰逢辽国的使者来汴京，这位辽使也是位自持学广才高之辈，趁苏东坡在场时，给大宋文人们出了个他认为的绝对，对一帮大宋翰林们说：“我国有一旧对，仅一上句：‘三光日月星’，凡是对上的下句都免不了与上句冲突，我国是没人能对上了，听说贵国有位苏学士才高八斗，就此请教了。”
这是在故意难为领袖大宋文坛的苏东坡，从气势上压大宋一头。谁知苏东坡客气的对辽使说：“若是我能而君不能，有失大国的体面，这在我大宋早有成对：‘四诗风雅颂’，天生之对，没什么大不了的，请带回贵国吧。”
大家细品，果然天成，那四诗中的“雅”分为“大雅”“小雅”，四诗浓缩于三字，辽使叹愕欲退。
谁知临行时，苏东坡淡淡的说到：“我自己也有一对，敬请指教：‘四德元亨利’。”
辽使闻听大喜――你苏大学士终于出漏子了！易经中“元亨利贞”四字天下谁人不知？学士也能对出这种少一字的下联？
苏东坡不动声色继续说：“怎么？以为我忘掉一字？我两朝圣祖的名讳怎能不避？”（宋仁宗名帧，辽典宗名宗真）两国皇帝的先祖都有贞字同音，苏东坡避讳正是照顾了两国法令与邻国的关系，就连辽国的皇祖也给恭敬了一番。
辽使不由心服口服，能巧借避讳对绝联，天人！回去之后，还能不为苏大学士大大扬名？所以，苏东坡扬名辽国，事出有因。
至于大宋境内，那就更不用说了，举国遍是“骨灰级”“苏粉”，就连苏东坡的穿着，国人也争相模仿，估计苏东坡如加盟或兼职广告事业，做个跨国公司的代言人什么的，也能大大的猛发一笔！
据笔记《师友谈记》载：苏东坡给自己设计了种“酷毙”的帽子，高筒短檐，结果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直有点“今年流行高帽子”之趋势。
一直流行了九百年！文革中那游街时地富反坏右、外加走资派所带高帽，莫非也是继承了苏氏高帽传统？
是也不是？老孙不敢妄断，但北宋那时流行高帽绝对源于苏东坡。就连舞台上的相声表演家也拿来做了噱头，有次在给皇帝表演时，有一说相声的优伶开始逗哏调侃：“我的文章，天下第一！你辈哪能比得上咱？”
捧哏的配合：“为什么？”
“你们没见我头上戴的‘子瞻帽’吗？”
哄堂大笑！这时优伶所戴的道具帽正是被命名为“子瞻帽”的苏氏高帽，据载，就是皇帝也被逗得喷饭大乐！
不过，这皇帝笑过之后，却久久注视正在现场的苏东坡，那意味深长……插句闲话：是否“相声”这门以往的地摊艺术形式，在北宋时就已经风行全国？并且堂皇进入了皇宫！留给专家们考证去吧，反正有一点可以确定：相声起源绝对早于现在专家们所认为的大清家。
苏东坡的名声由下至上，再由上到下，一时盛极！竟然被年轻的皇帝久久注视，难说全是好事，谁也不知道此刻给哲宗皇帝内心种下的是颗什么种子，自古就有“功高震主”之说，才高是否震主？不好说，但名高易被主忌，是经历代证明了的现象，有时你使他的病痛得到减轻也没有用，例如曹操杀华佗；有时就是你万岁不离口也没有用，例如……不例如了，有时甚至能导致人家婚姻破裂。
章元弼就是苏东坡的“骨灰级粉丝”，娶了个美貌的妻子，新婚妻子发现丈夫经常彻夜诵读苏东坡的诗，对自己不甚理睬，大为恼火。后来终于不能忍受被冷落，对丈夫章元弼说：“看来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呀！好啊，那就把我休了吧。”
结果这个愣头青丈夫便当真把妻子休了――难说这是谁休了谁，因为这章元弼后来终于回过味来，向朋友承认说是妻子遗弃了作为丈夫的自己，这全是为了苏东坡，不过，被抛弃的丈夫不后悔！
追星族至死不悔！
八十六、人鬼殊途再丧妻
好像在证实“盛极必衰”这一哲学格言，元佑八年（1093年）秋，苏家突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遭到命运的突然打击，从此苏东坡本人的仕途从顶点开始走向了下坡。
其实哪里是一个苏东坡从此官运大变（命运还不敢说，因为苏东坡早就心向山野林下）?苏辙、苏门弟子、继而是“蜀党”、“洛党”、“朔党”被三党合一称为“元佑党人”，大家先后遭到灭顶之灾，继而是整个大宋王朝……最先的预兆是苏东坡的妻子王润之突然病故。
曾随着苏东坡经历“乌台诗案”浩劫的王润之，也曾陪伴丈夫一起渡过了黄州的快乐时光，又一起流离两年于江淮浙苏，生命的最后期又随着苏东坡一起荣耀于东京汴梁，最后时刻陪同太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到了贵妇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八月初一，突然与世长辞！
事情虽然突然，但对于王润之本人来说却没有丝毫遗憾，甚至可以说有些幸运，因为此时的丈夫苏东坡正是洪运当头、官星高照！
苏东坡这次入京做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五月时，苏东坡曾上表要求外放职守越洲，但诏命不许，皇家看来还是准备进一步重用翰林学士、皇帝“侍读”苏东坡；弟弟苏辙更厉害：官居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的高位。
儿子都已成人，而且都娶了媳妇，二十三岁的次子苏造娶的是还是欧阳修的孙女；长子苏迈已经三十四岁了，最小的儿子苏过都已经二十一岁了。关键是这些儿女们都在身边，这是多少人难得的福气！
尤其是润之这时的去世，恰是苏东坡仕途的最高点，从此后开始了急速下坡，日子也不免相较凄苦，这一切都被王润之正好以辞世的形式躲过了；并且王润之的丧礼相当隆重，完全合乎她的贵妇身份。
苏东坡还请那时的朋友――大画家李公麟（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
王润之的灵枢保存在京西一座寺院，十年以后，得以与丈夫苏东坡葬归同穴，人生一世，夫有何憾？
苏东坡亲自提笔撰祭文，措词妥帖，典雅含蓄，文中赞誉这位贤德的妻子与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自己宦海浮沉，命运多变，而作为妻子的王润之一直心满意足，从无怨言；苏东坡文中发誓：生则同室，死则同穴！
哪怕仅在这个世界感受了四十六年！再活一百年又能如何？人生如流星，划过的长短无关紧要，只需要那片刻的亮点！能得以与丈夫一起名传万古，王润之的确幸运！
妻子死后一个月，另一位与苏东坡命运戚戚相关的女人告别了多事之秋的北宋王朝，九月初三，太皇太后驾崩了！
太皇太后，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遮荫树！如果说王润之的去世是苏东坡转运的预兆，那太皇太后的离去则实际上成了苏东坡的没落之始，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元佑时代的结束！
临去之前，太皇太后似乎已经预感到朝廷政局即将大变，对皇孙的性格，祖母了如指掌：轻率卤莽，脾气暴躁，年龄正当十八岁，极容易被人左右，而且明显对太皇太后的管教有强烈的逆反心理。
没有了祖母制约？临终前的太皇太后不大看好将来政事国运！
老太太去世前十天，几位重臣进宫探病，其中就有宰相范纯仁、门下侍郎苏辙。
太皇太后开始托孤：“哀家与诸卿见面之日已经不多，汝等要尽忠扶保幼主。”。
大臣们辞驾时太皇太后留下了宰相范纯仁及汲郡公、尚书左仆射吕大防。
太皇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告诉重臣：现在有一个谣言，说太皇太后阴谋不利于当今皇帝，想使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
老太太不无痛心的说：“先皇神宗嘱咐哀家在皇孙年幼之时权摄政事，现在已经过去九年了，诸爱卿可曾见我对娘家高姓族人特施过恩典？”
吕大防热泪盈眶回奏：“太皇太后从未对皇戚法外开恩，完全以国事为重！”
太皇太后言语凄凉：“我自信诚然如此！也因此临终不召见我那亲生的儿女啊。”
吕大防只得谨慎的安慰老太太：“太后必可康复，现在议此事尚早。”
太皇太后岂能不知臣下心意？继续嘱托：“我欲当爱卿之面告诉皇帝：我死之后，臣子中可能会有很多人要挑拨皇帝，皇孙可要提防啊！”
皇帝无语。
太皇太后继续向吕、范二人嘱咐，语言中已经带有凄惨之意：“我死之后，你们二人最好辞官归隐，因为幼主必然另用一批新人。”――知孙莫若祖母！
面对太皇太后的去世，苏东坡头脑极为清醒，若要避祸，唯有离京，苏东坡立即重上要求外放的奏表，这次竟立即获得所请，这几乎又是一个信号：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新职务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吏部尚书出知定州。
定州位于河北西部，实际上处于对峙辽国的前线，虽然现在与强邻尚处于暂时的和平局面，但军国之事，犹如顽童游戏，谁知啥时突然翻脸？当地还是军事重于政务，一地事关国家安危。
苏东坡被委任监管并指挥该地区的步骑官兵，行衙设在定州，这是按照北宋惯例，由当地文官担任军职主帅，武将只能为副。
新职务似乎有些倚重苏东坡的意思，尤其满足了苏东坡多年的愿望：金戈铁马，沙场报国，将诗意化热血，提甲兵护人民！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苏东坡辞驾离京之时，一个更为明显的信号：不许面辞皇帝！
封疆大吏离京，惯例由皇帝亲自召见勉励嘱托，以示器重，现在苏东坡竟没有这个资格了！这预示着什么？
两个与苏东坡命运凄凄相关的女人，妻子王润之，靠山高太后，相继辞世，那时就在预示，就是在告诉苏东坡：仕途一路陷阱即将浮出，前面一路坎坷，兴许还有无底深渊！
但苏东坡却不管这些明显的信号，虽不得辞行，还是固执的临行上表，恳请皇帝千万莫要轻易改变现行的既定方针，国家大事，还是一切照过去方针办好。
按既定方针办真的好吗？那要看对谁，过去的事实不是这样吗？
给苏东坡前途雪上加霜的事情还不止于此，据《张右史集》载：苏东坡职守定州的调令刚一颁下，京师朝臣士子竟然有半数要求随行定州！虽然这显示了苏东坡的官声人缘，但是，刚得以亲政的皇帝的感觉呢？
别说那些明暗的政敌，就是哲宗皇帝也不能不有酸涩，因为，许久以前看戏时的那顶“子瞻帽”，老是在皇帝眼前晃来晃去……
八十七、文人诗客披甲胄
定州为国家边防要地，大宋重兵屯集，论说应该一派肃然，甲兵警备。可是，苏东坡到任之初看到的却是军营破烂、官兵士气全无，军纪涣散，没有人在练什么兵，出什么操，部队营房里听到的多是吆五喝六的赌博声，至于扰民？那就更不用说了。
苏东坡决心理政先治军，此事乃重中之重，边防有失，其它一切都谈不上了，更不用说还有视兵如匪的老百姓。
其实能主持一方军事，抵御外敌入侵。保境安民，是苏东坡积年夙愿。我们前面赏读过的苏东坡于密州任上围猎词《密州出猎、江城子》，就明显看出了这一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东坡盼望提军西北抗击西夏入侵之愿一览无余。
早年与弟弟苏辙的和诗中，苏东坡便曾有句：“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
至于武功怎样？苏东坡在一诗的序言中曾自我介绍：“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也就是说，张弓射箭，苏东坡能按部队标准，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过从实际上，指挥作战这些都用不上，主帅的活路还是脑力劳动，一旦到了轮到主帅去战场拼刀子的地步，那这场战争大多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治军才能，古今一理：战略上重于造势布局；战术上重于出敌意外。
这些跟定州的苏帅几乎都无关，战和大事，有京师的枢密院定夺，兵力部署也轮不到定州知州，上战场苏东坡没有机会。
但部队战力决定胜负是不用疑问的，战力取决于部队素质，素质来自于训练，训练包括各个方面：士气、军心、纪律、单兵作战能力及战术动作配合，后勤保障及敌情分析，甚至作息合理、军仪肃整都能大大影响战力。
当时的定州军中，长官腐败无能，士兵饷低气绥，军械不整，衣食俱差，官兵沉溺于酗酒赌博。暂时的和平时期，大仗没有，小仗却也难断，但宋军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有的还杀良冒功，借机抢劫财物。
这样的部队怎能上战场？苏东坡开始从基础做起：修缮营房，整饬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保证军需军饷，先使士兵吃好穿好，稳住军心再说。
宋史载：“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
前文易懂，不做翻译了，总之，文人苏东坡做了军中主帅之后，也是一样称职的，苏东坡十月来到定州，经过月余整顿，定州部队面貌一新，酗酒赌博禁绝，训练、演习渐入正轨，军中上下尽皆畏服。
十一月，苏东坡连上两道奏章：《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乞修定州军营状》。可见，苏东坡不仅于文采斐然，对军旅武事也不外行，只遗憾在帅位期短，不能见诗人战场风采，若能疆场建功，肯定又是一段千古佳话。
宋史载：苏东坡惩治腐败军官之时，诸校官俱都忐忑不安，看来没有谁的屁股真干净，这时有个卒史以贪赃事密告其长官，苏东坡这时竟然采取了透明的“官官相护”政策！
苏东坡告诉那个卒史：“治理这个是我份内之事。但若听任下级兵卒群起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
于是他将这告密的卒史一并惩处，将其发配回家。――不好评价苏东坡这样做的对错，总觉得这政策有点不近情理，不过这是否是实质的奖励就不好说了，反正那时绝对没有人愿意当兵。
但自此后军官们的确军心大定，可见，苏东坡执军法也如他断民案，以灵活为主，以取得实效为尺度。
但对高级将领就不是如此了，苏东坡反而刻板的毫无通融之处。
作为一方军政首长，苏东坡对自己当受之礼甚为重视。这是因为军中废礼仪已久，苏东坡决心恢复旧制，按旧典举行春季阅兵。
苏东坡身着元帅常服，所部将校副官戎装重甲依次晋见，军中有个老军头王光祖，乃一骄悍老将，在此统兵多年，现在这样做戏般被检阅，觉得是件羞耻的事，便装病不出。
苏东坡这次毫不客气，一面下令老将必须参加，一面召来书吏，起草本章，看样要即刻上奏朝廷，老将也怕文人硬帅，立即病体康复参加了春阅。
整顿大见成效，宋军军纪肃然，军貌一新，军营整洁，军威初显！一些老将含着热泪赞叹：“吾等好久没见过部队如此正规化了！”
考察将领之际，苏东坡却不忘留意人才：据《梁溪漫志》记载，当时有个武将晋见苏东坡，其长相极其粗狂丑陋，上交自己的报告后便躬身退出，苏东坡翻看该将领的述职报告，大为惊叹，连声称奇，便考较自己的军中参谋李端叔，让他指出文中奇句何在？
李端叔细看，回禀：“‘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
苏东坡捻须点头：“你说的不错，换了别人还真不容易看出来啊。”
李端叔提醒：“不过，看这人的长相，不一定是出自他本人的手笔。”
苏东坡告诉自己的参谋：“即使如此，那又怎么了？有这双慧眼就是难得！”
马上令人将这丑将请回帅府，与之相谈甚欢，致使一府皆惊。
可以肯定，如果不出意外，这位丑哥必将得到重用，可是，世事偏偏与预料作对：苏东坡自己已经身处危崖，哪还来得及重用提拔别人？
对这点，苏东坡是有思想准备的，甚至打心里没有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不做官吗？只要朝廷的贬谪令没到定州，那工作还得照干，意见还得照提，在其位谋其政么！
正月，苏东坡依旧上表没有了太皇太后的朝廷，要求开官仓赈贫民，并且出谷平抑定州米价，奏章为《乞减价崇常平米赈济状》。
就连参谋李端叔（幕僚）都觉察到了京师政治形势的不对劲，提醒苏东坡注意，苏东坡满不在乎：“咱们相识不易，正期望与君游戏于文字翰墨，以寓其乐！”
当真正的贬谪令到了定州，亲朋好友惊惧非常，一起去安慰苏东坡，也有人劝说苏东坡从此需要出言谨慎了，理应从此儆戒，哪能一再吃亏不接受教训？苏东坡反而笑了：“难道是被赐自尽吗？何至如此呀？”
随即说道：“我素喜《松醪赋》，去点根蜡烛来，我全文背书写一遍，若是错漏一字，我必伤命于此行；否则此行无恙。”
众人谁敢打这个不吉的赌注？一旦偏旁笔画错上哪怕一点，或偶有差讹疏漏，岂不大大丧气？
苏东坡不管这些，径直铺纸舒笔，三百六十四字一气呵成，住笔收神，“终篇竟无秋毫脱谬！”，众皆惊惧稍安无语。――此事记载于宋人笔记《爱日斋丛钞》。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是超然物外，对仕途跌宕甚至个人荣辱并不大在意，天大的事情临头，一样心平气和！
残春刚过，怎么就突遭贬谪呢？这就是苏东坡早就看到的事情：汴京朝堂，风云突变，十八岁的小皇帝乍获自由，已经决心玩出个大大的名堂！
政治腐败一般都先源于生活腐败，小皇帝首先关注的是龙体玉露洒向何方，先遍览宫中春色吧！
八十八、少年天子得意时
身登九五的哲宗皇帝终于亲政了，所谓“亲政”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皇帝开始时还最讨厌政务，皇帝兴奋的是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些年皇帝在太皇太后的管教下，最厌恶的就是听“侍读”们讲课，尤其那老学究程颐，成天告诫：为君者万莫迷恋女色，那是些刮骨钢刀，蚀肠毒药，自古红颜祸国，圣主千万远离此物。
像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越是大人告诉是禁区的地方，孩子们越感兴趣，早熟的皇帝反而迷上了这类危险尤物，按皇家成例，皇帝身边时常要有二十个豆荚年华的少女伺候，未成年时的皇帝研究这些业务就十分便利了。
十四岁刚过时，朝中那些古板的士大夫们就开始不断给太皇大后及幼主上表进谏，劝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国之道，这使得那时的小皇帝对元佑这些儒臣们早存厌恨。
现在一切都解放了，皇帝再不愿意让几个老头子在耳边唠叨了，着意挑选了几个忠心为主子着想的人来到帝国中枢，这几个人就是元佑年间一直被迫害压制的新政党人。
于是，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开始了，新朝新气象，朝堂自然也要尽换新人，其实所换上来的也不是什么“新人”，而是九年前的旧人，但实行的是新政，这些人里面就包括苏东坡的旧时好友章惇。
章惇官拜相位，举朝立即换上了“自己人”，聪明的宰相成功的使皇帝相信了：所有元佑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他们都犯有破坏先王新政的大罪！
太皇太后临崩前所担心的谣言被堂皇奏上朝堂：这些所谓元佑君子们曾帮助太皇太后密谋夺取皇位，但是，谣言的出处据说是曾经的宰相蔡确，而蔡确现在已经死了，这就成了一个死无对证的迷案，这正是章惇所需要的效果。
旁证口供取得不难，对宫廷近侍、旧时官吏采用刑逼就是了，三木之下，求何不得？
再说了，这种事，本来要的就是过程，不是什么结果，能让小皇帝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大获成功！预防起见，也不能饶了这些或许会耍阴谋的元佑党人吧？
在满足小皇帝的性需求方面，章惇做得得心应手，以至后来有人弹劾他：“以娼优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
小皇帝生活得到照顾，政治上自然也要照顾体贴圣意的宰相了，章惇在皇帝的眼中成了能臣、忠臣、不可缺少的重臣！章惇逐渐达到所奏必允的地步了。
皇帝在新政忠臣的建议下也要狠心改革了，父皇神宗的新政要重新恢复，至于神宗在位时的不成功？那当然是由于太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作梗，破坏他父皇之德政！还不该被清算？
所以，不光是苏东坡，所有反对新政的大臣都挂上了破坏先皇德政的罪名而遭贬谪，就连死人也逃不过谴责，司马光和吕公著就是被从九泉之下拉出来批斗的典型。
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还是两度遭受降级，并被剥夺所有爵位。章惇甚至还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鞭答尸体，以为不忠君者诫！
不过，皇帝对司马光生前一直印象不错，到底也没有狠心颁下鞭尸诏书。章惇收拾死人没成功，但是对活人就不用顾忌什么了，司马光家的财产被没收，子孙的俸禄官衔一概取消，司马光的荣耀牌坊被拆除，碑文予与磨平。
甚至还差点造下了一个千秋大孽：曾有官员奏请朝廷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于以毁灭，幸而有人反对，神宗曾经为《资治通鉴》写序。这才使小皇帝没敢继续“破四旧”，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
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频频颁下，与苏东坡遭贬的同时，三十多个元佑期间的大臣受了降官或贬谪。章惇因为皇太后摄政期间曾身遭监禁，现在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章惇岂肯善罢？
至于已经闻名天下的苏门四学士，当然也免不了被贬谪的宿命，章惇甚至发明了一个绝招：利用调动折腾你！被流放出去的人的官位可以逐渐贬低，跟着的自然是随意调动，中国大的很，你们就被差官押解着东西南北的辛苦旅游吧。
非常时期，可以设置非常机构。朝廷设立“专案组”专门负责贬官事宜。这是种类似于后世“文革小组”的东西，权力与之相仿佛，狠心好像还不如后来者，不过效率要远远超过：元佑大臣无一得以幸免，先后惩处了元佑官吏八百三十人，最后还立碑纪念，命名为《元佑党人碑》。后来蔡京登徽宗相位后正式定名为《元佑党籍碑》，再后来干脆称呼为《元佑奸党碑》或《元佑奸臣碑》。
对苏东坡兄弟的处置，尽显了章惇的苛酷无情，苏辙再次被贬谪雷州时，他竟密令把苏辙从官舍中逐出，苏辙只有被迫租居民房，而章惇则趁机控告苏氏兄弟仗官势强租民房，幸亏苏辙仔细，一直保存着租约为证，最后才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