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活路东坡哥们儿就爱干，小时就拜过道士当过老师，那时练的还绝对属童子功，求雨是道士们混饭吃的重要业务，东坡应该不会忘光打小的功夫。
再就是东坡与干凤翔府一把手的宋太守关系不错，属通家世交，这种脑力兼体力的工作也理应替太守分担，所以一般有了这显摆机会，都免不了东坡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年陕西大旱，好久不雨，庄稼人忧心如焚。除了去向神灵求雨，还能有什么妙招？带头求雨当然是父母官的神圣职责。
东坡意识到自己出手的时机到了，心里也在纳闷：是什么地方得罪了哪路神灵呢？不然神怎么会发怒不下雨？百姓有难，理当出头，不能让黎民百姓身受其害。
苏东坡这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采，决心以他那雄辩滔滔之奇才，为百姓祈求普降甘霖。具体措施如下：写一份状子呈递给神仙，与主管神灵辩理一番。
太白山上有一个道观，据说司雨龙王就住在观前的一个小池塘里，东坡看准了一个该出手的日子来到了池塘前，开始说服龙王工作了，当然，祈雨文中是免不了几句奉承话的，爱戴高帽，人神一理，不过最终目的还是要让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他自己也没有好处，不下雨是害人害己的蠢事。
祈雨文条理分明：“……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局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注意听着啊：给了你龙王一旬的宽限，再不下雨，那可就是你无理了，“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大家都忙活，这本来就是你的本职工作，“神其局以鉴之？”――你怎么能旁观？干活吧，上别负圣明天子，下别负愚夫小民。
当月十一日回到城里，十六日下了点小雨，也算没过期限给了点面子，但对庄稼还是不能解渴，原因何在？有人告诉东坡这次在祈雨效力不大是山神的缘故，是山神嫌宋朝皇帝封的侯爵太小了，生气了。
东坡翻开唐书一查，发现果然如此：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到了宋朝竟给封为了侯爵，等于被皇帝降级了，那当然换了谁也不高兴了。
找到病根就好下药，苏东坡便代当地主官向皇帝草拟了一个奏本，请皇帝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又与宋太守共同斋戒沐浴，并派特使敬告太白山神，说已经上奏皇帝为山神平反昭雪，恢复山神封号。
这下山神应该谅解了吧？东坡亲自再赴太白山，从庙前的池塘里取“龙水”一盆，这下山神、龙王双保险，让哥们来个竞争上岗，有竞争工作才有动力。
十九日苏东坡上山迎“龙水”，一下吸引了百姓几千人陪同期待，也巧了――不，也怪了，“龙水”将到，阴云先来，天空昏黑了！
可是等了好久，雨却硬是不肯下到地上，这是还缺哪道程序？东坡又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来了个龙、神、佛三管齐下。这还不算，东坡又亲自追上地面浮漂的乌云，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
并且赋诗祷告乌云：“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疆以祷祈，对龙揪而恳望，优愿明灵敷感。”
伴随着远处隆隆雷声，一盆“龙水”放在了祭台之上，东坡开始亲念祈雨妙文，这篇祈雨文至今还保存于东坡文集。
果然有求必应，暴雨终于落地，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庄稼终于得救了。
后来东坡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来纪念这次喜事，并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上。这篇文章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特征，文中一派与民同乐的精神，后世的老师们经常把它作为范文让学生阅读受益。
东坡对山神的承诺也果然兑现，由皇帝重封为公爵，忽悠谁也不能忽悠神仙不是？
这次成功祈雨活动，东坡哥们儿总结了经验，四个常见字：心诚则灵！
十二、心诚不灵懒神仙
心诚则灵！
这句真言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此四言真经一经祭出无不灵验！生了病去庙里虔诚的舍钱上香，一旦病体好转，看：心诚则灵么！没看好，甚至病人翘了辫子，那当然是病家心不诚所致。
义和团风光时，一般都要上香吞符，据大师兄们说这样能刀枪不入！与洋鬼子一对阵，那洋枪照样往肉里钻，师兄们说了：看，小师弟心不诚吧；对侥幸全身而归的那部分拳民来说，那当然会被树立为心诚则灵的样板了。
就是到了现代，也不乏名人们倾心这一套。东邻日本国的靖国神社香火不断，一些位登首相高位的政治家前往虔诚参拜战犯恶鬼，也是相信心诚则灵，大东亚乐土会共荣如昔的。
你还别说，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还就是能多捞不少国民的选票――小日本民心可悲！须警！
但啥事都有其另一面，有些事情就是越心诚越麻烦。
例如你上了赌桌，你要是坚持心诚则灵，不及时收手的话，你最后的一条短裤估计也不会剩下；混股市你若是对那些电视里的股评家心诚则灵，最后兴许就走上了跳楼之路。
去那挂着“福利”、“体育”牌子的彩票摊子前碰运气，若是坚持心诚则灵也免不了等于给玩庄家的输血，据报载：邯郸两个银行职员偷了金库五千多万全送到了彩票箱，心不可谓不诚，结果连一声响也没听到，还不如成叠的扔在黄河里呢，也能溅起个把浪花不是？
东坡却甚为相信对待神仙们心诚则灵，对行文祈雨这种冒身险、稳民心的伟大把戏乐此不疲，这种给神仙打嘴官司的习惯一直坚持了数任，看来他是真的相信神仙能给人消灾造福。
在日后的文章中，东坡解释：懂道理是人的最起码本性，神仙当然更懂道理，当然也会听劝，当然也能以理服神。
勤于神事的苏东坡也并没有懒于政事。
其实刚到任时苏东坡便做了一件令下级差役都竖大拇指的好事。
凤翔府兼着为朝廷运输岐山贡木的任务，办法是顺渭水扎木筏放下，押运的就是凤翔府的衙役们了，历年来因为水势湍急丧命了不少押运差役，到了苏东坡到任时，押运贡木已经成了大家畏惧如虎的凶险活路，不识水性的衙役到了木筏，几乎等于等待人亡家破的结局。
苏东坡了解其害后，主持重修了衙规，使衙役们可以自择有经验的水工上伐押运，仅这个措施就减少了一半事故。
不过后来关于自然灾祸的看法，东坡的思路有了进化，他在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都指出：朝廷如果不废暴政缓民困，向神明祷告也不会有用。――看来东坡明白了神仙只会照顾以人为本的政府，解决天灾的有效手段莫过先除人祸。
凤翔任上，东坡在次年七月逢旱时又曾虔诚祈雨，但这次却心诚也不见灵验了。直到最后苏东坡把那在幡溪钓鱼的姜太公的神灵都给求到了，难道宋时就有了那句老话？――姜太公到此诸神退位！
至于神通广大的姜太公是否令雨神降雨？史书未载，看来太公也没给面子，若是灵验了，东坡等文人焉会埋没姜太公的功绩？
东坡深信，自己的义正言辞能感天地、动鬼神，冥冥中的神鬼们也善恶有别，所谓妖魔鬼怪也是能被说服感化的，个别顽固不化的凶神恶煞也是惧怕正人君子的，自古有句：邪不侵正也！
有次正在白华山行走，所带随从中有个士兵突然精神病发作，竟然开始当众表演起来脱衣裸奔，那个年代的大家都认为：这肯定是触怒了当地山神，山神让这个家伙那中了邪。
苏东坡便当场行文与山神辩理：“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
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
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据说苏东坡一行刚离山神庙，山神便兴山风扑向众人，风势之大竟然飞沙走石，使人无法睁眼。
对待这不听劝导的恶神，苏东坡干脆声明：“神还余怒未息？我偏不怕他。”说罢继续前行，那不讲道理的山神还不更加生气？风势愈大，有人建议回庙去向山神求饶。
苏东坡傲然回答：“吾命由天定，山神若执意一发怒，也只好由他。且前行照走，看山神能奈我何？”
据说果然是邪不侵正，风势渐息，那个裸奔的哥们也清醒了过来。
别笑话东坡愚昧迷信，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是如此，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人们在道德的约束之外在给自己加上诸多神鬼来监视自己的行为，对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利大于弊。
就是今天，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诸神身上的人们，在地球上也占多数，政党与宗教，科学与迷信，双方矛盾不断，又相互妥协，有时相互借鉴，有时相互利用，一切都会以现实需要为准则。
说实话，至今老孙也没弄明白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何在，只知道宗教活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是人们享受自由民主的象征之一；但迷信活动又是受到明文打击的。迷信，着迷相信也，但前面给戴上了“封建”的帽子，味道立即变了，立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对宗教活动和迷信活动的判断定性，决定这两类活动参与者的命运，掌握判断权的一帮人太了不起了！权威绝对大于一切神仙！
但身在官场的苏东坡信神却不信权，对神仙尊敬，却难得对上司尊敬，这大概是由于东坡刚入官道的原因，还不明白上级领导要比神仙厉害百倍！
苏东坡的运气突然被断气，他运气碰上的直接上司苏家世交宋太守被轮调出凤翔，接任的新太守陈公弼，脾气比东坡还大，名声比东坡还牛，关键是：此人是个武人出身。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是说文人啥时也得瘪给武人，苏东坡这位货真文人又怎么伺候这价实的武人？尤其是这两位货真价实的牛人还脾气相抵，性情相克，东坡初入官场便遇上了克星！
很难判断这对初出茅庐的东坡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现在的苏东坡最需要的是历练，尤其是经受一些不伤筋骨的挫折，将无疑对苏东坡将来的仕途生涯有益无害。
问题在于苏东坡能否学会适应这位以严厉无情闻名的直接上司。
十三、顶头上司冤家会
新来的凤翔府太守陈希亮，字公弼，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为官以来，颇负刚正不阿之美誉。曾在长沙任上捕获一与权要交往密切的恶僧，一时令全境之人，无不惊异。
解释一下：太守即一郡太守，是前代郡的行政长官的称号。宋代废除郡制，有州无郡，所以并无太守这个官称，一州的长官叫知州，全名是知某州军州事。不过，北宋时州官们乐意复古官称，在同僚书信来往时大多自称“太守”，咱也就“入乡随俗”吧，以下都尊重宋人习惯，皆称“太守”。
陈太守公弼大概是位无神论者先驱，对于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的大师之类深痛恶绝，曾坚决捕获号称大师的男巫七十余名，这些大师们平素愚弄乡民，欺压良善，陈公将他们强行收容，遣返原籍，从不见手软。
身为习武出身，公弼执政治军都有一套，据说经他训练的部队堪称“铁军”！士兵们奉命站定不动之时，敌人箭矢如雨，兵卒们仍能甘当箭靶，木然屹立不动！能把人训练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遥控木偶，这政治攻心的业务可谓精通！
其实这陈公弼与苏东坡还是同乡，老家四川青神，与苏东坡的妻子王弗同一地方。但陈公对东坡这位暴发户后辈同乡却甚为不屑，认为他无非是一个少年得意的书生罢了，出水才看两腿泥，有本事还得看你的工作成绩，捣鼓个豪华广场、超宽公路什么的能算什么搽粉政绩？
巧了，苏东坡偏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主！此时的苏东坡已经才名冠天下，又怎会对这位不苟言笑的直接上司俯首贴耳？要较量胸中才学你陈公弼够资格吗？
尤其是发觉这陈太守往往改动自己草拟的上奏文稿，东坡更加内心气愤――这东坡看来此时尚不熟悉领导们的优良习惯：不对秘书们的底稿改动上一言半语，哪怕是一两个标点符号，那还要领导作甚？
所以，两个都不善于妥协通融的硬汉碰在一起，出点火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向；陈太守也往往在苏东坡拜访时不予接见，或者故意使他久候，甚至后来竟发展到太守向朝廷上告苏东坡持才抗命的情形。
苏东坡时年二十八岁，年轻气盛，血力方刚，又怎会服气这兵大爷出身陈公弼？人虽在屋檐下，却偏不低头，平常除非不得不应酬的公务，便来了个尽量不见面，惹不起还躲不起？
人在屋檐下，不低头必然碰头；下级想躲避上级？没那个可能。一次太守设宴，苏东坡借故不去，老陈毫不客气下了罚单：八斤铜。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罚款”，金额也不算多，不足现代官员的一场家宴酒钱，但却是记档的行政处分，尤其是这等于轻轻扇了这苏才子一个不疼却响的耳光！苏东坡恨极却无奈。
这倒不像大多数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主副职之间的矛盾是天生固有的，但谁不是保持表面的客气？大面子还是需要维持的，暗地相互踢几脚那是免不了的现象，世上少见像陈、苏这样坦荡作对的领导班子。
这阶段的苏东坡还没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遇到能损几句老陈的机会决不放过，不久，报复的机会来了。
陈太守在公馆造了一座“凌虚台”，也许是要考察这苏状元是否才名如世之所传，便吩咐苏东坡写篇文章刻在凌虚台的竣工纪念石碑上，这活路对苏东坡自然是小菜一碟，但东坡却借机发扬了家传绝学：学老爸苏洵借碑文骂程家，让陈太守也领教一下老苏家传旷世骂功！
作文刻石留念之雅习传统悠远，目的无非是为了传之后世，行文当然必须庄重典雅，若能富有诗情画意自然更为得体。但苏东坡却不愿意做歌功颂德的工作，碑文中他与太守开起了玩笑。
地位所限，当然不能点名攻击上级，苏东坡在这篇叙事碑文中隐藏了对太守的巧妙嘲弄，拐弯抹角的骂人不难，难在恰如其分、把握分寸，既能出气，又不致翻脸最难，绝难之处还在于必须让挨骂者体会得到，还无话可说！
至于文章是否被采用？东坡压根就没想这一节，还能有人愿意将损自己的文章刻上石碑？
东坡的《凌虚台记》文中通篇不乏对太守的嘲讽：“……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
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亭台落成的喜庆之作，被苏东坡尽情描绘出了将来必然的坍塌毁坏之状，文中还含有嘲笑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的讽刺，确属罕见碑文。
偏陈公弼身居太守却有宰相大肚，竟毫不在意，吩咐工匠对此文一字也别更动，照原作刻在了石碑上。
这就是东坡的幸运之处了，陈太守为人磊落，心地并不坏。
从这件事之后，东坡也体会到了这位陈领导不是个凡品，开始了主动修好，二人的关系出现转机，从相互敌意开始变为惺惺相惜，几年之后，他甚至为去世的陈太守写了一篇碑铭。
碑铭这种文字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悼词，人死为大，不损光夸，所以没有悼词是说真话的，你应人家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文字当然必须多说亡者好话，所以也就必然陈词滥调满篇，言不由衷。当然，谄媚死者是行文本分。
苏东坡本来最厌恶写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坚决不伺候。在东坡一生之中，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那是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为陈太守写的碑铭就是其中一篇。
二人不打不成相识，以至最后似乎成了隔世钦佩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苏东坡在凤翔任职，这个仕途初步还算开头不错，这期间的苏辙却还没有在自己的为官路上迈开第一步，自东坡离京后，苏辙便一直在京偕同妻子侍奉老父苏洵。
而苏老泉苏洵的做官也并非一帆风顺，宰相韩琦与富弼等人与苏洵交往一段之后，对他的看法有些变化：一个喜欢妄论朝政的书生而已，夸夸其谈，道理十足，激情有余，不顾实际――这不是活脱一个现代愤青吗？
这种人才历朝都不敢委以重任，也“不能”委以重任，书生误国，古来有之！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大文豪、天才诗人终一生也难混成高干？就如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这样的做了皇帝――他的国家倒霉。
假如让杜甫、李白这种不世天才执政宰相，对人民来说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欲“使天下寒士俱欢颜”？只能是良好的愿望与梦想，比廉洁奉公、杜绝贪官还难。
苏洵的日子过得是：
愁眉紧锁眼前事，苦味从来久后甜。
痴情报国终不悔，只把雄心寄明天。
苏洵曾留句为证：“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
不过苏洵还是以无比的耐心等来了出头的希望，在宰相韩琦的照顾下，苏洵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小官，注明：前面有个“试”字――也就是说，只是试用。
北宋官制，官员职称前一般要加四字：“行”、“守”、“试”、“权”。高职兼低职称为“行”，低职任高职称为“守”，“试”则是“试用”，“权”即“代理”。老苏苦心、耐心、恒心换来了被宽大免试录用，却还是没滑掉“预备党员”的必要程序――试用。
“校书郎”为从八品，老苏能就此满意？犹豫几天还是推辞了，不过这次辞职的理由干脆给朝廷挑明了：官太小，工资太低，高新方能养廉么！辞职书原句：“实以家贫无资，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
可是官还是要做的，苏洵还是一事不烦二主，又给韩琦写信：“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要是另外能给安排个官，我保证好好干。
最后索性向宰相长叹：“……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天下这么多的好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一个适合我的官儿呢？
韩琦的确够意思，又帮他弄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官，具体工作不需要赴任，是留在京城编礼书。好歹也算是国家公务员了，老苏终于收心安分编书了，这本书就是《太常因革礼》。
苏洵有了稳定的工作，北宋朝局却陡然不稳，老皇帝仁宗驾崩了，新皇帝英宗上台了，儿子苏轼也到了任期，回京述职，尤其可喜：那新皇帝英宗也是东坡的“粉丝”之一！
苏东坡看来终于熬到了时来运转的辉煌！
十四、天子眷顾也枉然
北宋的人事政策挺严格，地方官员三年任期一到，朝廷就要依法将他停职停薪，以便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 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
让官员在职掌权时对他考察？那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尤其是让下级来纪检上级？更是花活。
东坡任职期满当然也要回京，他的回京使弟弟苏辙获得了自由，老爸能有人照料了。苏辙不久被委任为大名府推事，当时的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一百余里。
苏东坡在离开凤翔府之前，有两件事需要提起一下：一件事是数月前王弗的哥哥自川中来到凤翔投奔妹夫，这与苏东坡将来的生活关系甚大。
第二件则是在凤翔任上所结识的两个人，其一是苏轼与之不大对眼的陈太守的儿子陈糙，此人一身好武功，张弓射得天上飞鸟；其二是邻县的太守章惇，其人富有才华，豪爽大方且胆略过人。
这二人都是在此时与东坡结交为朋友，我们日后将会不断的熟悉他们。
新皇帝英宗，是老皇帝仁宗的堂侄，只是由于仁宗无后才幸运的被收养到宫中做了太子，早年曾任岳州团练使、秦州防御使，也算是出身基层官场。
英宗赵曙从闲诗文章中早就对苏东坡十分倾慕，在加上太后从老皇帝那里转来的那句“一榜觅来苏门两宰相”的御言闲谈，心想：新朝新气象当用新人，破格提拔这已空缺的苏轼吧，便与宰相韩倚商量，要把苏东坡委任以翰林之职，专为皇帝起草诏令，官名就是“知制诰”，若如此，东坡便将如同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大宋中央的决策班子。
但是宰相韩倚却反对，老头认为让苏东坡突然居此高位，对苏东坡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文才不等于老练，重用未必适用。这的确是韩倚居官多年的老道之处：一个世界冠军让你突然给提拔成了国家体委主任，其实等于毁了他。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提拔自己心仪之人总有些不舒服，于是便又一次建议授苏东坡翰林修注，掌管宫中公务以及记载。
结果还是没能过了宰相韩倚这一关，韩倚的理由还是与前次差不多：“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这就是说，宰相也认为东坡有“为天下用”的大才，应该留在中央培养锻炼，不过要提拔的让天下士子信服，让他坐直升飞机直接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而害了他。
修注这个工作与“知制诰”类似，还是工作在中央决策班子内，所以不能这样擅越提拔。
最后老头自己给东坡推荐了个活路：进入国家史馆修史吧，不过要先再考他一回，这是宋代官员就任新职前的惯例。
这下皇帝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反驳宰相：“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考试的目的是因为不知道这人的才干，像苏东坡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他吗？不明白为何要考苏东坡！
这话够重的，等于当面斥责宰相多此一举，有指责宰相老眼不识人，甚至故意设绊妒才的味道！
但是没有用，新皇帝的金口玉言不如老宰相的话灵光，最后还是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必须依法参加上岗考试。由此看来宋代的人事任命制度几近赶上今天，今天不是都要走组织考察、民心测试那套程序吗？上级的意见只能是参考，个人跑官没用，卖官更是谣言。
考试结果早在预料之中。苏东坡顺利三试过关，被正式任命在国家史馆任职。
苏东坡乐意这个新职务吗？恰如鱼儿得水！
原来，在史馆工作的官员，有在宫中图书馆轮值的条件，而苏东坡正能趁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等等，这对苏东坡将来文学上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东坡文学日后得以辉煌，宰相韩倚功不可没！
但毕竟此时的韩倚当了东坡仕途上的绊脚石，阻人官路难说积德，要在今天，还不远大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苏东坡心里能对这讨厌的韩老头没点看法？
东坡何等人？岂能是我们一般凡夫俗人能预料！据宋史载，苏东坡后来听说了宰相韩倚当时的表态，慨然感叹：“公可谓爱人以德矣。”――韩公这才是真正的用德行爱护我啊！
能得以干上恰投自己兴趣的工作，实在是人生莫大幸事，这期间苏东坡寄情诗书，专趣书画，操琴怀古，曲酒对月，生活的可谓适意。
东坡不仅诗词书画承古创新自成一派，对音乐琴律也是造诣颇深，一生留下数十首曲论琴铭，见解独特，新意频出，借琴吟诗抒情怀，苏子常留佳作。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时， 二十七岁的苏东坡所作《次韵子由弹琴》一诗，使我们略能感觉到他早期作品不涉政坛纠纷的潇洒。
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意本长存。
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着痕。
应有仙人依树听,空教瘦鹤舞风骞。
谁知千里溪堂夜,时引惊猿撼竹轩。
但现在朝阙就在身边，苏东坡还能自娱于琴棋书画之中吗？事实是不光“天有不测风云”的政坛风云他躲不开，就是“人有旦夕祸福”的厄运他也绕不过。
自古有“花无百日红”之句，快乐总是暂短不及流恋，命运总是在岁月的流水中打旋，苏东坡适意未久便突然遭遇了人生的绝大悲痛：自己中年丧妻，儿子幼年丧母！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苏东坡心爱的妻子王弗以二十七岁之芳龄因病早逝，遗下六岁的幼子王迈，苏东坡这年正是古人所称的而立之年――三十岁。
突然失去了人生的另一半，给苏东坡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十年后发芽的《江城子》绝世之作，便是此刻埋下的思念种子，苏东坡一时面临国事即将堪忧，家事却先苦愁！
就连以不近人情著称的苏洵也对儿媳早殇表达了悲哀，他对儿子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
将妻子尸骨送回故乡，让她安息在母亲身旁为伴，当然是东坡所愿，但他却没料到，陪伴妻子亡灵回乡的竟然还有自己的老爸！
朝廷没有丧妻给假的规矩，东坡送妻回乡的打算还未及付诸，父亲苏洵便于治平三年病逝于京师开封，享年五十八岁，苏氏兄弟又必须辞官丁忧了。
仿佛苏门家事纷扰预兆着大宋王朝的政局动荡，东坡送父亲回故乡眉山安葬的次年，三十五岁的英宗仅坐了三年皇帝御座便一命呜呼，看来命运这东西向来不照顾官职大小。
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了，年号也随之改为熙宁。
不过老孙一直也没弄明白：为什么皇帝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从没找到过有皇帝停职丁忧的记载，看来圣人的礼法还是要屈从于皇上。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惦念着当皇帝，官大到顶点就是好！
十五、王朝动荡根源久
趁苏氏兄弟送老爸灵枢回乡安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宋政权发生的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误不了叙述东坡正文，东坡此行不比往年赶考被时间催促，需要日夜兼程；现在尽可以趁远行沿途游览，丁忧期要长达两年另三个月，有的是充足的时间。实际上苏氏兄弟光一个单程就走了将近一年。
王安石变法动静之大，事实上摧毁了北宋王朝；影响之久，甚至还影响着我们的今天――新法中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行业垄断政策的雏形、甚至国有经济实体与国有银行的影子。
所谓变法，也可以称为改革，就是废除当时正在执行的一些法律，实施一些被认为能富国强民的新法律，具体到被后世称为的“王安石变法，即王安石所建议实施的九条主要新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 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本文不是探讨王安石变法，所以也就不详细解释这些几百年来争议不断的新法了，只谈点自己对这些新法的感觉：接近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吧。
均输法类似国家贸易垄断；市易法即对全国的商贩进行统一管理；保甲法即把老百姓编成十家一组的单位；这是否有些像近代的集体经济雏形？另一证据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列宁就对王安石极为欣赏，把他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但变法的源由却需要交代一下：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的百年期间，由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已经混得国家近乎赤贫，但北宋王朝外表却曾是全球最富的政府，首都东京汴梁的繁华绝对当时全球第一！日子怎么会越过越穷呢？
中国自五代残唐纷争杀戮之后，国力尤其是民力其实一直没能真正恢复，大都市的繁华不过是由农民奇高的税赋装饰出来的，尤其是北宋的军事力量，在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与北方、西方的三大强邻（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相较总是处于弱势。
短期交战之后虽订约言和，但那些和约却是由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大量财帛的外流虽然得到了花钱买来的暂安，却使政府经费更加捉襟见肘，再加上政府行政队伍的那个““三冗”，大宋皇家实际上处于穷极思变之时刻！
富国强兵谁不盼望？但钱从哪里来？无非一个开源，一个节流，自持为财务奇才的王安石就是借此内外亟需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的主要九项新法其实就是九项生财有道的法门，但具体分析却难冠以“生财有道”四字。真能“生财”的无非仅“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两项，其它逐项应该称为“敛财”更为确切些。
可悲的是：这两项能生财的新法却还不是具体实施的重点，那“方田均税法”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倒是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但相较其它新政的弊端来说，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远比不上付出的多。
这样必然出现了现实中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自己是“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大多数老百姓却认为是 “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再谈具体点，对后世最熟悉的变法名词有两个：青苗法与免役法，其实这两个新法目的都是一回事：敛财。
青苗法：历史上哪个年代都有青黄不接的季节，这时的贫下中农便免不了向富农、地主们借贷高利粮款，同样也是农民的地主们便趁机以最小的投资取得了最大的高利。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便谙熟了这一点，所颁布的“青苗法”其实就是把这个高利肥肉从地主嘴里夺过来，由皇家政府享用。
具体措施是：在春耕时由官府借款给农民，收获后由农民还本付息，要说这是仁善之举，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现代银行的商业行为，而且那利息也不能算低：每季大约在20％到30％之间吧。比方：政府投资百万两白银，年底政府便可赚五十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啊，这样就成了年息50％左右的高息――注意：这债主是政府，谁若赖账？不要紧，有牢狱板子等着你。
免役法：实际称募役法，宣布可以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服国家兵役、工役，雇役所需银钱，由各地按户等高下分摊。这样既避免了原来由农民轮换服役组成军队战力难强的弊端，又使政府几乎凭空得了一大笔收入，确属一箭双雕。
国家军队原来由农民工组成的义务兵，现在成了近乎专业化士官生组成的部队，其战力当然能大大提高。所以说，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总归还是老百姓多出银子，政府增加了收入。
至于其它几种新法，制定者的愿望也是好的，看条文绝对是利国利民，制定时的口号也无不这样宣传：一切为了天下百姓！
事实上从古到今，不论何人做何事，哪怕是发动战争、挑起内斗、排除异己、祸国殃民灭人性，倡导者以及执行者喊的口号大都类似：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历史上多少罪恶不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施的？大家心里哪个没数？
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但要追究失败原因就复杂了，新法出台固然有其胎里带的先天疾病，但还是实际执行新法的过程决定了新法的成败，因为不管何法律都需要活人来贯彻执行，而大多数政策从高层到了基层没有不走样的，这就是执行人的原因，唐僧的经文从猪八戒嘴里呱嗒出来，还能不变味？
归根结底，一切在于王安石上台后组建的干部队伍素质如何，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一帮阳奉阴违的官员组成，欺下瞒上成了惯例，工资一般不用动的都成了廉洁样板，那就不管啥好法也成了一纸空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即有之。
扯苏东坡离不开他从头至尾都涉及其中的变法，谈变法离不开变法领袖王安石，尤其，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一生恩怨纠葛甚多，甚至达到故人入土也难释怀！所以，对王安石本人不得不费墨细描一番。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堪称北宋当时的火车头王安石，车头质量如何呢？
十六、奇相奇人奇风范
中国有句话，叫作“盖棺定论”，但事实上历史中好多人都不易作定论，有时政府定论了，老百姓却不认账；有时老百姓给树起形象来了，专家们又不干了。王安石便是至今未定论的历史名人之一。
王安石也应该归于出身“干部子弟”之列，其老爸王益乃真宗朝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知州等职，死葬江宁(今南京)。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被不断的全方位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戏剧舞台上曹操类似的“白脸奸臣”，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通篇“荆公”为之翻案，尽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缺点也开始闪光――这是国人通病：给历史人要么起名“高大全”，要么被指责尸臭不绝、阴魂不散。
其实对一个已经闭眼入土的人来说，你搽粉也好，毁容也罢，都没多大干系，史实不会由于后人怎么胡说而改变，文人笔下的先人无非是他自己心中的形象；政权树立的死人形象更是把古人们加工成了服务员，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已。
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树建。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等其实不过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个另类，另类的出众拔类！
道德人品：王安石可称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至今罕见。
但他却难得看得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有关名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始，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不是什么官迷。
但老王在刚愎自用方面也的确冠绝当时，天下之大，大概王安石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唯一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了。
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逢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老王就会毫不客气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却也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极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约取、擅长“工巧”的特点在北宋诗坛卓然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构成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
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的政治树建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的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着实在令人无语信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担心什么触动贵权，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没有睁只眼闭只眼的姑息养奸，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的希望所在，甘当被忠心牧羊犬圈养的动物才是做人最大的悲哀。
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东坡的老爸却对他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的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嘉祐四年(1059)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看放在了一边，六年被迁知制诰，不到二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活《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老苏也多事，你关注一个与你不相干的人仪表邋遢干吗？
老苏倒不是凭空捉影，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他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是否那些漂亮MM因此而疏远这极不讲究的另类？以至老王终生与二奶无缘？
看来也不是这样，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考虑到老王辛苦国事，疏忽性事，专买了个靓妹进献给丈夫，晚上靓妹上床工作，老王突然发觉换人了，惊问：“怎么回事？”
靓妹回答：“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纳闷：“你是谁？”
靓妹含羞介绍自己：“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的一船官麦沉船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赔款。”
王安石追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没说得，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她丈夫退还。
看见了吗？老王比大多数官员都有一手：能顶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
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有后人说：不幸被老苏言中！
但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
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的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是否介甫最爱吃鹿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