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政府办妓院成为了惯例，称之为：官妓。到了苏东坡的宋代，已经进化为官妓与私娼并存、争相斗艳、各领风骚的时代。
中国的传统发展自有其规律，任何行当都会分出个三六九等，操同业的哥们儿、姊妹之间也是等级森严。做“鸡”当然也会不例外，那高级的“名妓”与普通娼妓大为不同，这些“大姐大”的社会地位几乎不亚于高官公卿。
但是，她们也并非纯靠一脱成“超女”、姐姐尽芙蓉，大部分也是才艺双绝，有些竟在中国文学史上显露头角，重重涂抹上一笔！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这一中国独有的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名妓们创新形式，再赋予诗歌蓬勃的新生。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发挥天赋的特殊领域。
但演奏乐器与歌唱却受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大都离不开爱与情，被道德学家们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大为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从这点上说，妓女行当，对人类的“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抢救延续居功至伟！
出现了这样一种必然现象：良家女子们在孔老夫子的教导下，才艺天赋逐渐退化，蜕变为只知在家相夫教子的保姆；而妓女们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反而进化为集才艺于一身的“超女”，你说，那些花心且挑疵的男人们内心喜欢哪类？
这种自然规律发展的不公平在代代延续加剧。到了苏东坡的年代，生活里，酒桌上，公务间，已经离不开这些女中“超人”，与歌妓们相往来，已经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也不仅见于东方文明的国度，西方的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就极为正常了，宋代歌妓们在酒席间招待应酬，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大部分人们没有认为她们有什么下贱之处。宋代“三陪女”的境遇要比今天的同行们宽松的多，今天是要打着许多诸如：洗头、按摩、卡拉ok、陪舞、公关之类招牌的。
她们之中不乏颇有天赋者，那些爱读书、能写作、擅歌舞的，多为官员、名人、文人、学者所收藏眷养，虽非金屋玉食，但待遇一般也不差于今天宠物狗们多少，虽然命运没什么区别。
宋代的清规戒律大面子上极为严格：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而男人在外面混事对异性又有需求，这样也就只好在那些职业性的才女中去寻觅快乐了。
但大多时候，这种调情逗乐属虽然风流但却无邪性质的，不过是戏谑而已，也算是宋代的“夜总会”吧，歌妓唱的曲子当然离不开情爱，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暗示云雨之情，明言鱼水之欢，都属正常剧目。
当时杭州的诗人为歌女们写诗填词亦属业务本分，即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就连贵为宰相的韩琦、欧阳修都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篇，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例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当然，也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似乎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举止表面绝对道德规范，对淫邪敬而远之，例如：道学家程颐——苏东坡后来的主要政敌之一，在哲宗皇帝十二岁幼龄时，他就开始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但结果却不大妙：幼年皇帝也那么厌恶这类警告，十八岁时反而明白：女人不是老虎，真吃人的是所谓“道学家”。
程颐的一个学生曾论“梦魂出窍”，坦白自己在梦中曾去找女人，程颐大为恐怖，连喊：“鬼话！鬼话！”；大儒朱熹据说也是深畏女人的诱惑，曾赋诗感叹“黄祸”：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苏东坡不屑此类“道学家”，对“性”好像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曾写有下列文字：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歌妓们求诗之时，他也从未推辞过，即兴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是经常的事，如下面的诗句即是一例：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美不美？词中何曾感觉一丝淫邪？
东坡写了不少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艳诗。
宋朝的歌妓们还立了一个绝世大功：宋词能得以与唐诗齐肩媲美，军功章上应该有妓女们的一半！
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词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词，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 而宋词的发展却是依赖于歌妓，没有歌妓们的传唱，宋词怎会迅速普及流行？
对于填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此前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发展成一抒情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但杭州通判任上的东坡，却只是在此期间开始熟悉填词，这当然是由于市场需求――歌妓们需要么。
没有杭州山水，歌妓风情，东坡能否对填词引起兴趣都是难以预料的事，日后那震烁千古的豪迈雄词《赤壁怀古》能否问世就不好说了。赏析此词请耐心等待后文，此篇咱们专侃宋代妓女与东坡，不让大家被磨去了另类情趣。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酒桌填词，诗酒寄情，和女人们无非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杭州的通判任上他也并没有纳妾藏娇。
虽然有两个女人此时与他特别亲密，歌妓琴操与小女孩朝云，但才女琴操是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另一个女孩朝云，在苏东坡离任杭州那年被润之买来做婢女，当时才十二岁，后来倒是成了东坡的妾，且等以后专文详述。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对文字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这使得杭州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东坡的诗句飘逸自然，与家人游湖，他吟出：“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
同官衙僚属同游，他的诗句愉快清新：“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与西湖船夫们往来，诗人这样写到：“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这是在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青烟缭绕之中，使人似乎看到了西湖的船娘在预备饭菜，助兴诗酒。西湖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船上的菜肴无不精美非常。
杭州高等名妓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明星，婚姻自主，芳心自控，恋爱自由，接客自专，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如后来的名妓李师师，就是挂上了皇帝才得以千古留“鸡鸣”。
扯了一通与苏东坡在杭州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杭州妓女，现在该说说另一类真正的世外高人了――和尚。
杭州和尚数量虽然少于妓女，但和尚这些另类的单身汉部落，却是学问人之藏龙卧虎之所，其中不乏与东坡比肩的趣人韵士。
二十四、杭州和尚多才情
和尚这种行当很使人羡慕：不用种地，不用做工，吃喝不愁，收入不低，虽然中国的和尚们曾经自我约束说：俺们不娶媳妇、不沾荤腥！有些苦行僧甚至搞一些自我虐待来证实自己的一心向佛，但乐于干这种工作的人们还是前仆后继，趋之若鹜――和尚自有后来人！
为什么呢？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人们大多需要一种精神寄托，至少古代时很少有人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甚至担心自己死后的幸福生活能否来临或继续，所以未雨绸缪，提前修行吧，兴许佛祖能怜其心诚志坚，允许自己能永远不干活路白吃干饭呢――极乐世界就是这种无聊度日？
二是人们今天活着时的需要了，现实社会中实在混不下去了，或穷极饿极，或犯了国法，那寺庙无疑是最好的免费餐厅或庇护所，虽然寂寞无聊些，总胜于身成饿殍或囚徒。
三是人们活着的时候实在太累了，这里说的累不是指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而是指的责任感，对家庭，对社会、对后代、对先人的责任感！这是一种极重的心理责任，把头一剃，点上几个香疤，这责任便立时卸给了他人，从今之后只对数万里之外的――兴许更远得缥缈虚无――佛祖负责，那老头又绝不会亲自前来检查工作，何乐不为？
所以，济南千佛山山门的一副对联说的甚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
伴着暮鼓晨钟，经声佛号，和尚们开始只对自己的肚子负责，多轻松？“苦海”“世间”又不缺对他们供养的“名利客”与“梦迷人”人，从今幸福生活还不万年长了？
当然，任何工作都是需要对社会起点实际作用的，和尚们其实干得是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劝人向善对任何社会人也都有好处，所以和尚们也算没有白吃干饭。
这种思想舆论教育对社会安定团结大有帮助，所以我们把它冠以宗教信仰等合法词汇，最自信或最会装的老头我们恭敬他为“大师”、“高僧”、“佛爷”等等，对普通百姓绝对不会有任何实际用处的经文等玩意，我们把它封为“文化”，连古时明星和尚用过的东西都成了国宝，死后体内被烧结晶的病灶都成了“舍利子”，不由人想打心底高呼：学习和尚好榜样！
但是对于真正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不过是羞于出口的“法不治众”之现象在实践中，不信你可以设想：地球上假如只有一个和尚及十个信徒试试？那就只会出现两种情况：像大熊猫一般被保护起来――非物资文化遗产灭绝不得！再就是被关进派出所：封建迷信的残渣余孽！还不得严厉打击？
苏东坡时代是和尚们走运的时代，北宋初期的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到了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已蓬勃发展到近46万余人,全中国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和尚们的盛世到了！
具体到杭州，据史载，宋代环绕西湖有形色寺庙三百六十处，东坡便是这些旅游景点的铁杆游客，别担心，古代的和尚没有今天的和尚聪明，还没有学会收门票，东坡也不会被逼迫的胡造名目以公款付游资的。
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甚至乐于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巅，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崖壁上信笔题诗。而深山中的寺庙自然成了东坡歇脚品茗的好去处，日久成习，他养成了常去古寺名刹游览的爱好，这样一来，许多庙中的和尚、方丈们有幸成了东坡的至交。
这些高僧们大多也很够朋友，甚至在苏东坡去世后，还有和尚为东坡包装宣传，一个老和尚就宣传过年轻时在寿星院为僧的一次亲眼目睹：一个下午，苏东坡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当时还是小和尚的他不敢走近，但远处偷看这位一代风流才子的后背时竟然大有所获！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这证明了什么？苏东坡是天上星宿下界呀，在人间不过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爱旅游、常宿寺院之事有他后来所赋一诗为证，此诗是写给他的好友晁端彦的：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在大量苏东坡与和尚交往的随笔轶闻中，一个叫佛印的和尚最为著名，其实，史载的苏东坡最要好的和尚朋友名叫参寥子，也就是道潜和尚，佛印并不算最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这与苏东坡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像极为贴近，所以在一般通俗小说及传说里，佛印比参寥等和尚，更常为人提到是东坡的挚友。
也或许因为佛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人，据说年轻时的佛印根本没有出家为僧的欲望，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不需要做和尚工作打工度日。
另一个更为荒唐的故事甚至这样说：佛印的生母竟是苏东坡最大的政敌、仇人李定的老妈。据说李定的老妈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主动找过三个老公，和三个老公各生过一个儿子，这在宋代确是个稀有品种。
是苏东坡无意中把来京参加高考的佛印举子推荐给了皇帝，佛印在信奉佛教的皇帝驾前表示自己也与皇帝的爱好一样，对佛祖虔诚无比。皇帝大乐，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便开金口说：既然小伙子肯出家为僧，便赐你个度碟吧。
这下佛印玩冒顶了，进退两难之下只好答应出家，君命不可违么！据说弄假成真后的佛印和尚也是个风光和尚，在庐山、黄州时，常有一队仆从侍奉，出游乘骡，富人出家苦修的生活也幸福无比。
据说佛印才智机敏甚至胜过东坡，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寺院，他俩看见两个把守大门但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
苏东坡考问佛印：“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知道谁厉害：“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看见观音手持一串念珠念佛的法相。
苏东坡又问：“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她也要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穷追不舍：“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何故？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
佛印一下成了个哲学家：“唉！求人不如求己呀！”
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这样的祷告词：“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大怒：“荒唐！佛心既然慈悲，怎会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怎会称慈悲？”
随即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据说苏东坡与佛印最爱相互讥讽，妙语频出的对话大都是一语双关，例如有个关于“鸟”字的传说。
“鸟”这个字在中国南方俚语中颇为不雅，南方有些地方话读音为“吊”，小说《水浒》中黑旋风李逵就经常骂道：“这鸟人……”，由此看施耐庵家乡也是这样理解这时的“鸟”字，说白了就是男性生殖器的简称。
苏东坡用此字开佛印的玩笑：东坡说：“古诗中常将‘僧’与‘鸟’相对。举例说：‘时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啊！”
佛印点头称是：“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源由了。”
多数这类的轶事中都是佛印斗智占了上风，胜过了绝顶聪明的诗人苏东坡。估计这些传说多出于佛印本人手口，慧根天授的佛印和尚怎么会不懂得怎样最大效果的宣传自己？
笔记所载逸事趣闻，不足为信，实际上佛印大和尚法名了远，字觉老，乃饶州浮梁林姓家子弟，出家后曾敬业于江州承天寺、淮州斗方寺、庐山开先寺，最后主持润州金山寺。结识苏东坡还是在数年后的黄州，与东坡倒是成为了真正的诗词知己，酒肉朋友，咱们后文还要细述。
杭州时真正与苏东坡往来频繁的和尚有：惠勤、惠思、清顺、可久、守诠、思聪、道潜（即参寥）等等，这些高僧几乎都是苏东坡的诗客词友，多是与东坡相交于文墨，往来于诗词。宋词的辉煌也有他们一功。
说道宋词，苏东坡是从何时倾心于词曲呢？
二十五、职守通判词荟萃
据包括林语堂大师在内的许多名家说：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才开始对其喜爱，证据是东坡从黄州的第二年才开始大量填词。――不过老孙估计可能是翻译之误，是否把林先生的原作“杭州”译作了“黄州”？
因为三年的杭州通判任期，东坡累有以词曲赠歌妓的记载，再说，堪称“词宗”的苏东坡，对宋词的传承发展居功至伟，焉能对西湖歌妓们唱于耳边的曲词毫无兴趣，塞耳闭目不察？
不过那时的词在妓女的红唇中吐出，也就只是一种抒情诗，歌词中大量出现的无非总是“香汗”、“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就要归功于苏东坡了，一个旷古大词家，接触词这种形式，应该绝对不会错过西湖上的词曲，不会拖到四十岁后，才突然熟悉了词曲的格律，写出了绝代名词。
更为直接的证据就是苏东坡填于密州太守任上的两首名词了，两首词的词牌都是《江城子》，一首是我们前面欣赏过的《夜梦思》，另一首则行文豪迈，快乐心情见于字里行间，即：《密州出猎》。
连东坡咏明月思念弟弟的千古绝句《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也是写于被贬黄州之前的密州任上，此词咱们后文专篇赏析；实际上苏东坡在任杭州通判的三年内曾填数十首名词，就连离任杭州前往密州的途中，苏东坡还寄词《沁园春》给弟弟苏辙表示自己的思念之情：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棉。
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首词便是东坡于熙宁七年（1074年）所填，词人东坡由景入情，忆昔叹今，以真挚的语言向自己的亲人在娓娓谈心。
词人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开篇，数语之间即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行晨图，词人眼中的月光、山色、晨霜、朝露，此刻已注入了自己的生命，这带着兄长真情的“世路无穷”，使他像回到了与弟弟“当时共客长安”的少年时。
这里的长安其实虚指东京汴梁，词中的“二陆”，实指吴亡后来到洛阳的西晋诗人陆机、陆云兄弟，词人这里用来比喻自己和弟弟苏辙。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当年东坡兄弟也是怀着远大抱负来到京师的，对于“致君尧舜”建功立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但现实中词人深感到对政治的陌生，兄弟俩都在新法变革中落马翻船，东坡把《论语》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以及《孔子家语》中“优哉游哉，可以卒岁”，化入了自己的词中，结尾又溶入了牛僧孺的“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身”诗句。
全词透露出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最后露出的：姑且保全身体，诗酒度年华之意味，其实是一种潇洒的自嘲，通过填词来直抒胸臆，东坡正开创着宋词言志抒情的先河。
词中东坡经史子集信手拈来，连杜甫诗句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句都借意于词中，尾句还巧妙化用杜甫《漫兴》中“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诗句。
东坡活用典故、别出新意、选句组词之功力，在本词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
苏东坡用自己的填词告诉了后人，对填词东坡早就精于此道，事实上苏东坡在杭州通判的三年中也留下了不少佳作美词。
不完全统计，东坡就任当年便作《南歌子－绀绾双双蟠》 、《浪淘沙－昨日出东城》、《浣溪沙－徐邈能中酒圣贤》、《荷花媚－霞苞露荷碧》。
次年作《行香子－一叶舟轻》、《祝英台近 －挂轻帆》、《瑞鹧鸪 －城头月落尚乌啼》等九篇词曲。
熙宁七年（1074年）东坡的词曲创作收获最丰，作词曲《动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少年游－去年相送》等近五十余首。
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仅举一例，供大家赏玩：少年游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
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
恰似笎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这是任杭州通判的东坡在四月初因赈济灾民赴润州（今镇江）公出时所作，（今江苏镇江），词人巧妙的将自己化为心爱的妻子王闰之，以妻子的口气来思念自己，实际上却是寄托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东坡构思别具一格！
词中首句即点明了夫妻别离时间的时间：“去年相送”；分手的地点：“余杭门外”；分别时的季节：“飞雪似杨花”。
大雪纷飞却要远赴他乡，表示了自己“公身不自由”的无奈，而润之冒寒相送，使这种凄凉气氛平添难舍余味，使我们不觉感到了他们平日的夫妻情深。
次句对应，同样是时间：“今年春尽”；季节：“杨花似雪”；可是数月前去年送别的丈夫至今“犹不见还家”。
杨花飘絮时，残春已将尽，离人不得见，怎不牵奴心？
诗经小雅中的《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意境，被词人信手溶入词中，“雪似杨花”与“杨花似雪”，比拟公正精巧，绝妙好辞令人拍案叫绝！
东坡继而转向月夜，以“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之画意，着意刻画妻子对月思己的寂寞惆怅，这里词人巧借唐代诗仙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名句，想象妻子正在卷帘招明月作伴，怎奈风露又透过窗纱，凉意扑入襟怀。
尾句尽情描绘了妻子人思念丈夫的孤独幽怨，“恰似笎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姮娥即嫦娥，《淮南子》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
这里姮娥乃象征一轮明月，连月亮都怜爱双栖的燕子，把她的余辉斜斜洒向那画梁上的燕巢，柔情蜜意感动当空明月！怎不使爱侣羡慕双燕偎依？
词人由实入虚，以虚抒情，尽情渲染了妻子的孤寂无伴；而自己对爱妻的思念自在不言中，而全词却并无一字明写自己的情感，但我们却又能真实的触摸到了词人的情怀，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怎能不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在用反证法轻轻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大家应该能通过此词体会到东坡对妻子王闰之的真实情感，也应该能感觉到润之对东坡的一往情深。
而作为苏东坡继室的王闰之却不像东坡的亡妻王弗那般聪慧，也不像下任东坡夫人王朝云那样多才，王闰之最明显的特长：贤惠。
二十六、苏门夫人多温馨
很早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名贤惠的女人！此言不虚，多少贪官污吏走上刑场的旅途，起点其实就是那枕边的美人！
仕途早中期时的苏东坡枕边也未缺少过美人，但是，幸运的是苏东坡身边的妻子都是优秀而贤惠的，这绝对是运气，或者说命运在这方面照顾了苏东坡，而具体到东坡的先后三个妻子，却是各有不同的风采。
前文已经简单的介绍了苏东坡的结发妻王弗，以后咱们再抽空细述东坡的第三任妻子王朝云，现在来了解一下正在杭州陪同东坡生活的王闰之。
这王闰之与他的堂姐王弗不大相同，王弗聪慧非常，虽不识字，但却有过耳不忘的本领，据载：每当东坡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苏东坡偶有遗忘时，这王弗竟能从旁提醒，东坡惊喜之余，问她其它书中内容诗句，她凡是东坡朗读过的竟能都约略知道，这不能不让苏东坡刮目相看。
作为王弗的小堂妹，王闰之没有这个本事，但年龄小苏东坡十一岁的王闰之却绝对称得上一个贤妻良母型配偶，在相夫教子的主要业务上表现尤为突出。
苏东坡现在是杭州二把手，迎来送往的官场生活免不了身边歌妓美女环绕，这就需要做妻子的绝对信任了。王闰之知道她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一个名扬天下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级别不低的朝廷官员。
关键是这样一个做官的丈夫，性格还有别于常人，王闰之也是与东坡相处几年之后才逐渐了解丈夫的性格的：从一个才气焕发，愤世嫉俗的东坡，到一个学识渊博的才子，既有性情乐观豁达随遇而安的一面，又有见解固执反映激烈的一面，这些，王闰之都要适应丈夫，而不可能改造丈夫来适应自己。
但是，再贤惠的妻子在对待丈夫与其它女人交往上也会心胸狭窄，“酸”之极表示爱之深，恰苏东坡又性情喜爱追欢寻乐，杭州的官场生活又使得他身边周围美女歌妓不断，妻子如何应对这种尴尬？
在这方面苏夫人是无比聪明的，她不会把自己丈夫反推入歌妓的怀抱，因为她明白：好丈夫决不是妻子管出来的，对东坡这样的男人，最有效的管理就两个字：信任！
王闰之要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不大抛头露面的妻子，现在她已经为丈夫生了两个孩子，加上堂姐王弗留下的苏门长子苏迈，她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养育、教育这三个孩子就是王闰之需要做好的首样事情。
苏东坡到任一年后，杭州又换了新太守，陈襄，也是个饱学之士，与苏东坡性情极为相投，尤其是这位陈太守也喜好招官妓陪同游玩，这下东坡遇到了同好，杭州领导班子的集体旅游式办公自然愈加合法盛行。
这时的王闰之看得特开，对于丈夫经常给歌妓题诗，她也没认为有什么不应该，王闰之知道丈夫不会迷恋哪些“野伎”，随场应景做戏，那又何妨？
所以，当她听说苏东坡与一个名叫琴操的歌妓交往甚为频繁时，也没有大惊小怪，而是采取了正确的沉默，结果还是知夫莫若妻：虽然琴操聪慧非凡，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还是没能让苏东坡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反倒与苏东坡成了文学上的知己。
这对琴操也说不上是什么好事，就因为苏东坡经常把白居易所写歌妓末路凄凉的诗句念给琴操听，琴操竟然被不是和尚的东坡度化而皈依佛门，狠心终生为尼了！实在难判断：佛门与娼门哪个门能让女子快乐？
王闰之甚至对丈夫接触其他女人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王朝云这个后来的继任妻子能得以来到苏家，就是王闰之以妻子身份替丈夫买来做侍女，进而升级侍妾的，她曾公开声称：“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这里的“春月”便别有意味。
反过来苏东坡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对妻子隐瞒的了，苏东坡对于自己这“不检点”爱好也留诗句为证：“惯眠处士运庵里，倦卧佳人锦瑟旁”，甚至对东坡的好酒，王闰之也给予主动配合：后来密州任上时，因为朝廷又公布的一个税赋新法，东坡心情不乐，偏孩子还要来牵衣哭闹，东坡不由发火骂孩子痴傻。王闰之这样劝丈夫：“你比小孩还痴，为什么不开心饮点酒呢？”。
斟满的酒杯放在他面前，令东坡十分感愧，后来曾写诗说自己的妻子比好酒诗人刘伶的妻子要贤德，因为据载：刘伶的妻子是不许丈夫喝酒的。
苏夫人本身也是个进士的女儿，自己也能读会写，但是她只乐于下厨动手为东坡做家乡川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
对于这个诗人丈夫文学上的成就，王闰之没那么当作宝贝，以至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王闰之竟然怨恨起了这些给丈夫带来灾祸的诗文手稿，索性一火焚之，致使东坡诗稿被烧掉十之八九，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实际上东坡也没有辜负妻子的新任，据宋人袁文《瓮牖闲评》说：“坡倅（当副手于）杭日，与刘贡父兄弟（刘敝、刘攽）游西湖，忽有一女子驾小舟而来。自叙景慕公名，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惮呈身以遂景慕之忱，愿献一曲。坡乃为赋《江神子》词” 。
竟有女子主动慕名献身！而东坡却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仅赠词一首便打发走了，可见东坡实乃风流而不色，重情而不淫。
苏东坡对王闰之评价也相当到位，曾专作《蝶恋花》夸赞妻子：“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便是称赞王闰之对三个儿子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
后来王闰之去世之刻，东坡“泪尽目干”，亲自撰写祭文，向妻子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并将王闰之的灵柩留在京西寺院里停放了十多年，东坡去世，弟弟苏辙终将两人合葬，实践了东坡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承诺。
东坡通判杭州，也并非整日诗酒游玩，不理政务，事实上还是比较敬业的，只不过此时的通判主要业务是杭州接待处处长兼杭州法院法官的工作，而苏东坡竟能办公不忘游玩，别出心裁地把法庭设在了美丽的西湖岸边。
二十七、湖边判案情重法
总的说来，苏东坡通判杭州期间公务不甚繁忙，除不时因公外出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干着杭州市政接待处长的活路。
这也难怪，杭州胜景名冠华夏，京师中大员谁不想公费到杭州来趟？找个理由容易的很：开个会议、考察、学习什么的，而苏东坡恰又才名动京师，这些大人物来到杭州之后，自然要来主动拜访这“前科状元”，苏东坡是逃不过出面接待的。
像现代的一些“专业酒陪”官员一样，这其实不是什么易干的活路，对身体影响极大，那著名的“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得以在一些政要人群中流行，繁多的酒宴功不可没！
宋人笔记中记载的苏东坡有段时期肚腹翩翩，估计就是干这工作落下的“职业体形”。至于后来有记载东坡五缕胡须，面目清瘦，那是后来的事，不掌权了，这些“艰苦工作”自然也就没人派给了。
其实杭州通判时的苏东坡对成天淹在这种迎来送往的业务中也是深痛恶绝，曾称呼自己这判官职业为“酒食地狱”（《萍州可谈》载）。
此段时间，东坡做过开挖溏镇运河的督监、赈济灾民的官方代表、检查劳改犯的巡视，但主要业务还是法官，因此也就少不了坐堂问案，挥毫判词。
前文说过，苏东坡审案下判，习惯把办公桌直接搬到西湖边上，这个是有记载的：宋人的史料笔记《梁溪漫志》里边曾经说“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纷争辩讼，谈笑而办”。
西湖边的小雨伴着东坡落笔如雨，湖面上浩渺的烟气淹不过案中的迷雾，东坡办公，公私兼顾，上班不误赏美景，的确令人慕煞！
苏东坡判案经常把法理和人情结合到一起来办，有时竟是人情重于法理。据宋代史料笔记《春渚纪闻》记载：有两个人把官司打到了东坡的湖边法庭，是件有关民间借贷的民事诉讼：被告是个经营扇子业务的小本生意人，原告是一个富有的绸缎商。原告诉被告向其借了大概价值两万铜钱的绸缎，用来制做扇子，现已逾期没有偿还，绸缎商请求法庭主持公道，予与追索。
东坡听完被告答辩，知道借贷事实属实，但被告并无赖账不还的主观故意：这做扇子的被告父亲去世，做丧事费去了一大笔钱；又因丧事错过了扇子的销售旺季，恰赶上这年夏天雨水超常多于往年，造成解凉的扇子滞销，是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因素造成了确实无力如期偿还。
苏东坡提笔下判不由犹豫：欠债还钱，合理合法，绸缎商起诉并无不当；但被告确属情有可悯，如判令强制归还，这小扇子商人必将被逼家破人亡。可这绸缎商虽富，私人资产也是辛苦所得呀，同样需要继续经营与生活。
判被告当堂还钱，于情不忍，于心不愿；不判立即偿还，于法不容，于理不通。
犹豫再三，东坡举笔难落，思来想去，东坡情法两难。
看着笔尖上的滴墨欲坠，东坡突然灵光闪现，当即令被告速取物证扇子二十把到庭，扇子小贩不明所以，只得依从法庭调查之要求，回家取来如数凉扇，交到了湖边的法庭。
主审法官苏东坡好似欲将判词书于扇面之上，二话没说拿起判笔在扇上狂书一气，不多时墨迹遍凉扇，随即吩咐被告收回证物，并嘱咐：“马上出庭变卖，每把索价不要低于一千钱，这些凉扇处理所得应该在两万上下，还了原告，本案就此结案。”
扇子商贩疑虑的接过被法官涂抹的扇子，举目一看：扇面上被画上了一些石头、枯树、竹子、兰花之类，心想：每把扇子价不过两文，怎会有傻冒出资千钱来购买现在已经用不着的凉扇？就算杭州人今天全都疯狂变傻瓜，二十把扇子每把就是卖上一百钱，也凑不上那两万钱巨资呀！
但是法官的话还是要听的，小贩怀着被无奈作弄的心情走出虚拟的法庭边界，谁知周围早就围观旁听了无数看热闹的闲人，对苏东坡的举止言语早就听罢兴奋，看过欲狂，一见小贩湖边出货，便一拥而上，开始了抢购飓风！
这是官方定价，不容打折或提价，所幸大家还知道规范自己的文明行为，自觉排起了长队，每人一把，不许多购，就这样也就前面的二十人才得幸运啊，据说排在二十一位的那位仁兄回家就上了吊，幸喜被120抢救脱险。
仅一会儿工夫，两万钱到了扇子小贩手里，不，到了原告绸缎商手里，这下原告被告皆大欢喜，被告当然更喜：凭空因祸添福，竟然发了笔大财！
这个事儿记载在宋代的史料笔记《春渚纪闻》里边，绝非杜撰，老孙只是叹息：这扇子小贩怎么也该给自己留上一把呀，此纪念品必将成为传家之宝，要流传到今天，无疑将成为国宝级别的一级文物了。
举此例子无非是说东坡判案当然首先要依据法律，欠债还钱的天理国法是不容违背的，但妙在东坡能理论联系实际，公正的使原被告都获得了尽可能公正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个对双方都能产生有益的结果，避免了官司常见的两败俱伤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立足民生，“以人为本”。
有人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东坡法官是有赖于没带大盖帽，没穿庄严的法袍。
东坡的湖边法庭设立久了，一些西湖妓女也难免来法庭光顾，当然，也是来打官司，例如请求“脱籍”之类的业务，有些类似前些年的变更农业户口性质吧――在宋代，妓女们都是在了国家编制的，想改行，那需要申请法庭予与脱籍认定，不然你就只能依法卖到死。
东坡代理郡守的那几天，有个艺名“九尾野狐”的歌妓看准了时机：都知道苏东坡对妓女慈悲为怀，趁这时提出脱籍申请，成功的概率肯定大得多！
“九尾野狐”走上了东坡的湖边法庭，以自己已经年龄偏大，不再适应妓女工作为由提出脱籍诉讼，东坡体谅妓女的半生辛苦不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便慈悲打开了这难开的善门，赋诗判决：“五日京兆，判决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五日京兆便是代理郡守五日之意，但就是这五天的一把手，也要替妓女姊妹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但也要看对谁，你如果真的不符合妓女改行的硬条件，东坡也是不会废国法徇私情的，有时东坡也挺坚持原则。
九尾野狐脱籍成功，使另一名周姓歌妓看到了改行的希望，便也趁时机向法庭提出脱籍改行，但此妓非彼妓，这周妓女年龄正值芳龄，色艺冠杭州，被称为西湖花魁，东坡实在惋惜周妓的天赋被埋没，大好青春，岂能浪费？
提笔赋诗下判：
“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矜，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周妓女只得还操旧业，继续妓女的重要工作。
由此可见东坡性情的两面性，对妓女也并非一视同仁，有能力的女子，还是留在妓女岗位上更能发挥专长。
苏东坡判词都能诙谐调侃，有意判词成诗。但东坡此期间的诗词却并非全是风花雪月，大部分还是借景抒情，有些甚至影射政局，怜恤贫民、囚徒，这给他将来的仕途埋下了绝大的隐患，甚至威胁到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十八、祸患常隐随意中
苏东坡于杭州通判任上过得其实是他这一生中最适意的日子，就是他日后重回杭州就任太守的几年，也没有这二把手的日子过得安逸。这期间东坡在文学上收获颇丰，诗词名篇留给后人多多。
不过这期间的作品大都是他率意为之，即景即情，随意出句，墨迹所留，遍及杭州名寺险山、歌妓衣带、故人书信、花船酒桌……；只是性情黑字留在白纸，却不是什么好事，诗句中一些对新政的不满、贫民的怜悯、甚至对囚徒处境不免实话实说，这其实是给自己挖下了将来的陷阱。
期间，一些文学同好自然也乐于前来杭州凑趣，苏东坡自然更乐意陪同游湖，诗酒会友。常来杭州盘桓的有官、有民、有僧、有道，不能一一列举，甚至连八十余老翁也成了苏东坡的至交好友。
据传，四川绵竹文人张子野张先，成诗词文名要早于东坡数代，世人谓之乐府体诗泰山北斗，自来杭州一见东坡，立时倾慕起这三十余岁的后生小辈，二人关系发展迅速，竟成为佳话当时的忘年交。
苏东坡用一首词纪录了自己与张先同游西湖的情形：《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舍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但据说苏东坡对这位前辈好友却难得尊敬，原因是那张先虽年逾八十五岁，却有一身令世间男人无限眼红的本事：依旧花心不退，色欲不减！那张老先生照样娶了一个十八岁的美貌少女为妾，并且带来杭州显摆给小兄弟苏东坡。
苏东坡见此老牛乐啃嫩草之事，心内颇不以为然，遂作诗赠张先嘲讽：“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梨花以素白著称，而海棠则以鲜红娇嫩闻世，东坡这里暗讽张先一个白发老头娶一少女为妻，有违伦理！
不过此事载于野史，尤其诗虽巧妙，但其中“压”字用得暧昧，作为持才孤傲的东坡应该不会如此低俗吧。
姑且算真有其事，但东坡将这种歪才用于赋诗填词，却不是屈才的问题了，尤其将对时政的心中不忿发泄于诗词之中，更是给正在瞄准自己的政敌提供了绝佳弹药。
当时王安石新法正在实施，新法规定全国实行盐类商品由国家专卖，这里不说此政策于国于民有甚大利之类的政治问题――其实这大利政权的“德政”至今仍在执行中，只说因此法令造出了众多的副产品：私盐贩子！
东坡通判杭州之时，仅杭州一地便在押贩私盐的囚犯一万七千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