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写天欲雪的词，东坡寄给好友的诗中这样起句：“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朋友的和诗寄回来了，苏东坡又答和诗寄回去，起句：“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了第三首，起句：“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运细欲无。……”
第四次的起句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该诗后来就给苏东坡惹出了大麻烦，第二首起句被指责为在描写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及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第三首起句明显是在嘲讽政府的商业政策使水运凋零；第四首起句干脆是在明说社会今不如昔了！
在苏东坡看来，人民现在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一边写些令人心旷神逸的田园诗篇，一边用寥寥几个字夹带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之类的愤世之句！
从杭州到富阳的途中，他开始写天刚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但转眼之间，他便在同样的田园诗中写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岂是闻韶解妄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以至后来被指责：“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倒没有冤枉苏东坡，他诗中描写农民正在吃竹笋，说竹笋虽好吃，但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原因自明：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
在一首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的诗中，他起的题目是“吴中田妇叹”，但全诗几乎就是一副农民的受难图：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而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茹苦一月被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赤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牺。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鬼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归。
此诗易懂，不用讲解，大家可以想象到：啥样的政府允许这样的作品出笼？不是朝廷倡导的“主旋律”，强行播放必然倒霉有日！
在苏东坡这段时间里写的数百首诗词里，不好确定哪种意境是东坡诗词的主要情调，但不管是启人灵思的山水诗中，还是荡气回肠的爱情诗里，都不少掺有诗人之戏谑讽刺的诗句。
东坡的诗词，轻松愉快时能惹人大笑，辛酸凄苦时能令人落泪。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戏道打趣之下，却能感到诗人的不安、、隐忧、忧伤。
在他那朗朗笑声的歌里，能听到诗人的怒吼与叹息！东坡笔下：在鸳鸯的鸣声之外，能听见牢狱中的呻吟；在水车的摇动声中，能听到乡村老妪的悲叹；在湖面花船的喧哗里，能听到妓女绝望的幽怨。
就是给钱塘江潮的“弄潮儿”所写的快乐诗歌，字里行间也不无嘲讽时政；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政者，把他们比喻做了夜袅。
根据记载：东坡的一位朋友是岭南的太守，他路过杭州时告诉东坡：“我被夜袅逐回矣。”
苏东坡当时不解：“你说夜袅是什么意思？”
太守回答：“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只有去请教凤凰。路上他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他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他请假不在，有的说他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袅正在代理凤凰的职务。你们去问他也没有用。”
东坡听罢，赋诗给朋友：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奈何效燕蝙，属欲争前瞑。
这类的挖苦嘲讽诗句多的难以尽数，不过都会被日后准备灭掉苏东坡的政敌们收集齐全的，中国的文字狱奠基甚早，此狱后来被后辈们更加发扬光大，关入囚犯数十万计，前面平反旧犯，后面又投新囚。
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好心办了坏事：把这些诗刊印了出来，一时传遍天下！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名声远播，执政者对苏东坡的不安分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表面上看还是置之不理。
这主要是顾不得地方上常见的不和谐，中央更重要：三年中，朝局已经发生了剧变：当权的已经不是相对宽厚的王安石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已经被罢免。
二十九、安石罢相观朝事
王安石的新政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风风火火、磕磕绊绊、勉勉强强坚持了七八年。
人怨自不必说，朝中名臣宿老几乎没有不反对的――当然也被尽数赶出了京师，这些都不足以动摇王安石在朝中的地位，或者说王安石在皇帝眼中的地位更为准确。
要害在于：皇帝如果失去了耐心呢？这就是所有专制政权的最大的危害之处――国策民生系于一人好恶，一旦此人转念间兴奋，或大脑掺水，那时必然国不将国，民难为民！
前文说过，从苏东坡离京任职这件事上，已经初显皇帝与宰相王安石之间的不愉快，从那之后，国家、朝局的混乱愈加不可收拾。
最先被主动中止的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 所谓“保马法”无非就是把政府的马匹强制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制度；“方田均税法”有点类似把农民组织起来向国家纳税的集体制度。
其实所有的集体制度对百姓无非多榨取些而已，人民不可能从中获得幸福，只能乖乖的交出自己最高贵的：自由！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又一项新税法公布实施了，该法称为“全民财产申报法”好像更为名副其实，林语堂先生把它称作“所得税”法也有其道理，因为新法登记人民财产的目的还是为了从中敛钱增税。
这下全国终于鸡犬不宁了！据史载：此法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
这也没什么，民穷国富也未尝不能暂时立国，最要害处：政府近似在强迫他的人民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
这是在诱导“举国撒谎”！老百姓谁有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社会道德沦丧一旦成为必然现象，大宋便开始风雨飘摇了！
不过此法在苏东坡的治下没有得到实施。苏东坡称其不合法理，拒予推行，苏东坡尽其力所能及有限的保护了辖区内的百姓，给自己留下了祸患。
不过祸患提前临到了新法的制定者王安石头上。
不管王安石的新法对国家多么有利，但事实上不得民心是客观存在的，要想维持一个不得民心的制度，唯有加强特务统治，控制舆论工具，这些，宰相王安石一直在努力！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批甘心效忠的同党填塞在了御史台，皇帝的耳朵开始充斥着新法的颂歌。但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也想知道天下人民是否真的爱戴自己及新法？于是便自己成立了工作组，派人去暗访真相。
但是，中央特派员无非是那些太监或把万岁喊的响亮的官员，这些人哪有不是观风高手的？当然知道皇帝内心赞成变法，当然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吾皇德被天地，功在千秋，是人民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
但文武大臣们还是前仆后继的上书反对新法，这里面就包括苏东坡弟兄，尤其是对“青苗法”，大家几乎怨声满朝堂，皇帝开始动摇了，有意中止青苗法。
王安石觉察到了皇帝欲敲退堂鼓，遂来了个以退为进，请病假休息――撂挑子了！这下不得了了！连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开始呼吁：“士夫沸腾，黎民骚动。”，怎么办？大臣们讨论此一情势，一致主张让宰相王安石销假再说。
宰相从劝回到了朝堂，看来动摇王安石的地位不那么容易。
宰相就那么牛？不然！有时一个意外的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灾害就可能令宰相失势。（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南岳华山山崩。皇帝大为惊恐，依照宫廷惯例习俗，迁到另一宫殿住宿，以示敬畏神灵。并且下令以粗粮三餐上进御膳――现在皇帝还处于把祸端归于自己的阶段。
说来也怪，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全国大部竟然一直干旱不雨，皇帝不知如何是好，甚为忧愁，无奈只好问计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回答极为爽快：
“旱涝乃是天灾，尧汤盛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应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终于把天灾联系到了人祸，忧心重重地说：“朕担心正是此事，现在所行之法是善政否？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内人人皆知，连皇后太后早听闻。”
另一大臣冯京在场，对皇帝见解表示附议：“臣也听说了。”
王安石冷笑：“为什么我没听人说过天下怨言？冯大人之所以能听到，大概是因为所有对朝廷不满的人都围在你身边了吧？”
这话太狠！冯大人恨不得割掉自己的舌头。
皇帝默然无语，像是同意了宰相的见解。
王安石根基就那么坚实？事情的发展令人恍然若梦：当朝宰相竟然栽到了一个宫廷门吏手里！一个小人物举手之间改变了一批大人物的命运。
这个小人物名叫郑侠，时任皇宫的门吏，郑侠不愧名字中一个侠字，为人确有侠胆，他亲眼看见大批百姓逃荒在京师，心中不忿，便画了几幅“流民图”辗转呈献给了皇上。
“流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在狂风暴雨中挣扎跋涉；还有半裸的男女正在吃着草根树皮；还有百姓项带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
皇帝竟然被感动的掉下泪来！恰又出了两个不解的天象：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皇帝追究源由，废止了多项新法。
导致王安石被罢相却是源自宫闱：皇太后发话了。
皇帝把郑侠的“流民图”带到了寝宫，被皇帝的祖母看到了，老太后开始干政：“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苦不堪言，看来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辩解：“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教导孙子：“我知道王安石确有大才，但是在朝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还是暂时中止他的职务为好。”
皇帝还是难舍安石：“但是在满朝大臣之中，唯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啊。”
皇帝的弟弟歧王此时正在一旁，顺口插言：“陛下应当听太后她老人家的话呀。”
皇帝大怒：“好啊！朕不会治国！这皇位应该让给你坐？”
歧王惶恐伏地：“臣弟万死不敢有这个意思。”
皇太后脸色铁青：“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惹的，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圣旨颁下：王安石罢相出京，贬为江宁知府！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等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更出奇的事情出现了：天开始下雨了！
难道真是老天爷高兴了？
人怨是真，天怒未必！苍天从来无情，就像些地震、洪水、流星雨赶在一年之类，巧合罢了。
三十、起落更知世薄情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赖于他提拔的一些新人，但恰就是这些一步登天的新贵，使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
王安石执政期间，主持御史台的两个人是御史中丞李定及王安石的一个亲戚谢景温。李定为了能继续当官，隐瞒父丧不报，朝野皆鄙视其为人下流、无异禽兽；那谢景温则为求提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也是弄得舆论大哗。
但两人却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也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而王安石却因此二人却不知失去了多少人支持。
王安石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曾布，在王安石在职时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对王安石新政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但从皇帝突然罢免王安石那天开始，两个人几乎同时变了嘴脸。
还有个重要人物叫邓绾，此公由于公开说过一句名言而名留青史：“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他这里的“好官”可不是通常意义的“优秀干部”，而是：只要能做上我想做的官就是“好官”，就算达到了目的，嗤笑算什么？谩骂算什么？都随你的便！
这么个要官不要脸的家伙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也得到了王安石的破格提拔，邓绾就是摸准了这样一点：只要对新法大唱颂歌，就绝对是正确的升官之道！
他上书神宗，夸赞皇帝有贤良辅佐，新法的颁行使“民莫不歌舞圣泽”；这种大好形势“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路：宋朝行政区划，相当于后来的省）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什么好听就说什么，哪怕信口胡诌。
邓绾通过对王安石 “贻以书颂，极其佞谀”，争取到了王安石的极力举荐，以至皇帝紧急“驿召对”，要他火速进京。这次召见原本只是准备给他官升一级，为宁州知州。
还要回地方去？邓绾特不高兴，干脆对宰相发牢骚：“急召我来，乃使还邪？”――原来他来的时候根本没打算再回去。
大家问他：“君今当作何官？”他厚脸回答：“不失为馆职。”――直接伸手要官了。
关键是第二天他居然真的升为“集贤院校理”了，邓绾的“乡人在都者”都替他难为情，骂他是无耻之徒，人家邓绾却毫不在乎，并说了这句“笑骂从汝”之千古名言来回敬同乡。
当官不要脸，神仙也难管！
吕惠卿和邓绾便都属此等神仙也难管之人。王安石去职后，俩人同去见皇帝，在皇帝面前哭的梨花带雨，悲从心出！两副极为动人的面孔终于感动了皇帝，吕惠卿得以官拜副相知政事。
吕惠卿与曾布一向相互不服，现在的宰相韩绛不过是个用于过渡的摆设，实际吕惠卿成了朝中第一人，二人的交恶顿时表面化，在一阵狗撕猫咬声中，曾布垮台下台。
邓绾何等人？当然主动投靠吕惠卿，两人结成了牢固的统一阵线，向王安石的残余势力开刀了：门吏郑侠扳倒了王安石，但郑侠献画的渠道却是非法滥用了国家驿站的邮差，郑侠因此要在御史台受审。
吕惠卿趁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与邓绾合谋，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一个亲王的谋反案件中，王安石被控与叛逆通谋，证据是他与其中一逆贼是朋友。
但王安石虽然下课，外任江宁，其实余威仍在，岂能是几名旧部新贵所能欺辱的？再加上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经过调查，王安石竟然又在神宗眼里重现光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被召回京，重任宰相。
邓绾这下后悔不迭了，忍住几分尴尬，连忙火线背弃吕惠卿，重投王安石麾下。为了再得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用吕惠卿做自己的垫脚石，便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王秀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
这下该吕惠卿倒霉了，朝廷降吕惠卿为陈州太守，邓绾已经得罪了吕惠卿，如何能让新仇人如此轻易逃过？乃联合朝臣吕嘉问请求重新审理，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吕惠卿不死，邓绾已经睡不安稳了。
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人品已经清楚，对变节背信的邓绾早已厌腻了，还是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的仕途努力终归虚无！
新政要人内斗不休，大员纷纷落马，一任副宰吕惠卿也被关在在御史台监狱候审，谁知狼在陷阱也伤人：监狱中的吕惠卿竟能对王安石狠狠反咬一口！
这一口非同小可，竟能将重新上台的宰相一口咬回平民，造成新法永久性流产，王安石对仕途意冷心灰，从此宰相回归文人。
原来，吕惠卿那些年作为王安石的亲信，他保存了老宰相的一些私人信件，原准备敲诈之用。现在到了鱼死网破的关头了，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了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这样的宰相批示：“无令上知此一帖”。
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个帖子？皇帝对宰相曾有欺瞒自己的行为果然生气，愤怒的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但朝中无人，再次罢相皇帝还是舍不得。
王安石痛骂不肖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招惹吕惠卿，但儿子何曾知道吕惠卿手中握有父亲的把柄？受父亲斥责之后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
王安石虽是个狠人，却信佛祖，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还是无法留得儿子一命，儿子王秀命归黄泉。
老相国经历了白发人痛送黑发人的打击，这位老相国对人生终于大彻大悟了，对政治也终于感觉厌倦了，呈请辞官归隐。
皇帝大概也厌倦了，颁旨允许他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辞去职务，但还是旧情未了：仍给王安石保留了几个最高爵位，王安石此次下台，并非遭受罢黜，乃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主动的、被迫退休了。
王相国后来又被恩封为荆国公，从此成了王荆公，但从此不涉政务的王安石还是单人独驴走起了江湖，倒也逍遥，而与他政见素来持异的苏东坡却还在官场经历着波折与煎熬。
多年后两人终又重会金陵，双眸交汇时，心情当然复杂，不过环境不同了，一切都在变化，昔日的政敌也能成为朋友。
三十一、升官未必真升职
欢乐的日子日历翻的最快，苏东坡惬意杭州，不觉恍然三年将过，按大宋的干部任免制度，就要期满离任了。
对下任于何地，苏东坡早就有意北归，以便能与兄弟苏辙团聚，其时苏辙正在山东齐州（今济南）任书记――会议记录员，于是东坡便提前呈请朝廷能调自己于山东的州县任职，求朝廷把自己安排在东州。
这点要求，当时正值混乱的朝廷回复照准，但实际调令下来，苏东坡却被任命为山东东部的密州太守。
虽然都是山东，但密州与齐州东西相距近千里之遥，需要横跨整个山东半岛，朝廷在苏东坡工作再分配上并没有照顾什么。
宋代的官，不大好凭职称定高低，苏东坡由通判晋升太守，表面看是按惯例提升了一级，但是，就像东坡曾任职的凤翔通判与杭州通判，都是通判，却天差地别，有些类似今天的直辖市与县级市的区别吧。
这次虽名义升任密州太守，但即将到任的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靠近东海，在宋时应该算是僻壤之乡，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百姓的生活贫困，和杭州的都市生活有天渊之别。
当时新法实施，地方官员的薪俸已经降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花菊食之，如腹而笑。”
这里能看出两点：一是苏东坡不是什么会敛财的贪贿官员，杭州的富地方出了个穷官，那么到了密州这穷庙里，东坡更不会成为富方丈的。
二是按东坡的生活习惯，来到密州暂时还不大适应，东坡以好肉、美食著称，“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大概指的是肉食，否则凭一州太守之尊，总不会连面食也吃不饱吧？
假如真是到了太守家断炊的地步，那当地还能有什么百姓不被饿跑？再说了，凭东坡随便泼墨就是金银铜钱的本事，还能穷困潦倒至邀上本州通判去人家丢弃的废苗圃里采菊花果腹充饥？
分来析去，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密州缺肉，东坡不能每日肉食下酒。
这点从日后苏东坡带头出城围猎，全城百姓倾城出动配合，也能看出点苗头：猎取野味就是为了取肉解馋么，否则费那么多人力干吗？
该次围猎，东坡填词纪念：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熙宁八年，东坡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围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围猎词。
词中作者以不满四十岁自称“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手牵黄犬，右臂驾苍鹰，哪有一丝老态？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千骑奔驰，似闻马嘶，何曾有半点穷困之象？
全城百姓盛意出动助兴，词人却以少年英主孙权自比，也要学当年孙权射虎一显身手，以报答百姓对自己这“父母官”的热爱，尽显东坡之“狂”劲与豪情。
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酒酣胸袒尚开张”！ 词人酒酣之后，猎兴益浓，年事虽高――古时有“人到七十古来稀”之说，三十八岁其时中年而已――作者鬓发虽微白，却仍希望朝廷能象汉文帝派冯唐持节赫免魏尚一样，对自己委以重任，赴边疆抗敌。
到那时，词人将投笔从戎，挽弓如满月，以抗击西夏和辽国的侵扰。
此作即千古传诵的东坡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词人以描绘一次普通的围猎，抒发自己兴国安邦之志，拓展词境于猎场之外，提高词品于游玩小道，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风格豪放，角度独特，层层渐进，由行动延至心理，一展作者视国为家，志在千里的英风侠情。
此时的北宋处于西夏、辽国的两面夹击之下，边境几乎从未有过安宁，而战局却小胜虽多，大败不断，与西夏曾有一战覆没四十万大军的战例！东坡手书此词之前夕，皇帝刚命宰相韩绛割河东宋地八百里给辽国！而西夏则出兵交趾，趁火打劫，攻占了北宋的钦州、廉州。
国破家何在？文人心戎边！
但是，由吕惠卿当权的政府，却强制实行新税法，其沉重已非人民所能负担。东坡写诗中曾说：绕城而走，多见孩童死于道边，自己与同僚葬埋尸体，人人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自己救了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抚养。
现实总是令人心酸无语：凄惨的环境却能激励诗人写出了最好的诗篇！按国人标准：东坡这一时期的诗词才算臻于化境，达到完全成熟。
东坡的悼妻词《江城子》便是出手于这个时期；世所公认最好的中秋明月词：《调寄水调歌头》，也是写在这个时期。
三十二、苏子起舞弄清影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脍炙人口的旷古名篇，是苏东坡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即丙辰年的中秋节，怀念弟弟苏辙之作，从全词的字里行间竟能嗅到郁郁酒香，隐隐仙气！竟能感觉到东坡的醉态朦胧，思绪飘荡九天！
全词构思奇幻，豪放旷达，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卷舒自如，颇有“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全篇无不佳句，在格调上则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目高歌”。
发觉苏东坡有两大明显现象：但凡醉后，必有佳作，美酒釀仙句，醉意吟神词，好像天才是被酒熏出来的！
再就是，东坡赠给弟弟苏辙的诗词，往往大多神来之笔，苏东坡能把对兄弟的感情，升华到探索人生哲理高度，醒世妙句，自然天成。
东坡的这首醉后之作，便是集二者合一词之大成！全词围绕中秋一轮明月展开，从天上到人间浪漫抒情，令读者几欲随东坡“乘风归去”；空间与时间信笔穿越，思绪游天下，祝福送给人间：“但愿人长久……”
词人开篇即问：“明月几时有”？此句化用诗仙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诗意，向青天问句高歌，把思绪引向亘古苍穹，一时太空仙界充满问号：“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数语之间，笔锋夭矫回折，跌宕多彩，突兀挺拔：“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词人对月宫仙境产生向往，也有疑虑，使我们隐隐感觉到了东坡出世、入世的矛盾心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作者执着人生、热爱人间的感情跃然纸上！
下阙开始，词人融写实为写意，化景物为情思，将身化为皓月当空，神游九州：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词人由化月光游人间的浪漫景象，从月叹人：“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承“照无眠”上句，笔势淋漓顿挫！惋惜月少人情，增“人不如月圆”之惆怅，一泄作者对亲人的怀念之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之句，富寓哲理，遐思中矩，这里并非词人对人生悲欢离合之命运的解释，而是抒发作者自己对人生的洒脱、旷达的襟怀――齐荣辱，忘得失，超然物外，使人嗅到浓厚的庄周气息。
我们从中不难从中体会到东坡眼中的社会不平、人间万象、百姓悲怨，而东坡把这些“人祸”同月之圆缺这些自然“天象”并论，视为一体，却能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只欲求得心理安慰的无奈。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人境界瞬间升华！
苏东坡在向人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已不限于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福，全词顿时呈现温馨意蕴。
全词笔法大开大合，笔力雄健浑厚，笔意冰清灵动，笔锋婉转惊绝！
作者对美好的向往，生活的祝福，既富于哲理，又饱含深情。
我们能感觉到人间天上没有不同，世事纷杂错综繁复，世事变化万千，唯有一点永恒：那无处不洒的月光，那无所不在的人性！
本词是东坡哲理词的代表作，一首明月词，体现了东坡对永恒的宇宙和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两者的综合理解，作者的世界观，通过对圆月的观察得以展示，通过对人生的叹息得以抒怀――大哉东坡！
伟哉东坡！俯仰古今之变迁，感慨宇宙之流转，厌恶宦海浮沉，志在孤高旷远！
神仙般的意境氛围中，渗出浓厚的哲学气息：东坡在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努力促使人性与宇宙、与自然、与社会的高度契合――幸福在于希望，希望在于和谐。
《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余词尽废，也就是说，自东坡明月词出世，其它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当然有些过了，而东坡此词高出他家一筹确实无疑。
甚至后人有句：自东坡中秋词之后，无人再咏明月矣！
至于苏东坡在诗序中所说“大醉”后所填此绝世之词，那是不相干的，苏东坡数杯即“大醉”，却不会影响任何诗绪，有时甚至文思更加！
《能改斋漫录》载：苏东坡在知定州军州事任上时，宴会一群文人，并有官妓“三陪”，众人求苏东坡即兴填词，苏东坡醉后泼墨，文不加点，无片刻停顿填词《戚氏》：“（此词始终指意，言周穆王宾于西王母事）玉龟山。东皇灵媲统群仙。绛阙岧峣，翠房深迥，倚霏烟。幽闲。志萧然。金城千里锁婵娟。当时穆满巡狩，翠华曾到海西边。风露明霁，鲸波极目，势浮舆盖方圆。正迢迢丽日，玄圃清寂，琼草芊绵。
争解绣勒香鞯。鸾辂驻跸，八马戏芝田。瑶池近、画楼隐隐，翠鸟翩翩。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稚颜皓齿，绿发方瞳，圆极恬淡高妍。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缥缈飞琼妙舞，命双成、奏曲醉留连。云璈韵响泻寒泉。
浩歌畅饮，斜月低河汉。渐绮霞、天际红深浅。动归思、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杏花风、数里响鸣鞭。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春妍。”
东坡随写，歌妓随唱，歌声停时，东坡填词随毕。
如此才思，如此醉中随笔！
无怪当时一州传为佳话，竟成举州盛事。
三十三、多变朝局多事秋
苏东坡在密州任上赋诗填词集为一册，经朋友们刻印得以流传天下，该诗集取名为“超然集”，我们品味过的“老三篇”均收入其中：《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两篇《江城子》风格大异，一首至凄至情，一首豪放不羁，而《水调歌头》则隐隐有脱俗超然之气韵，这像是在表明：年近四十的东坡开始收敛内心苛酷的火气，心境开始安详平和甚至顺时知命。
好像是见证这种渐变的性情，苏东坡在密州也建了个纪念性质的建筑物，取名“超然台”，他在密州所写的诗集就是取材这台名。
熙宁九年暮春，苏东坡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望江南 》一曲：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东坡建台，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乃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莫非此时的苏东坡已经沉浸于生活乐事的享受之中？开始洒脱的超然人生？
真的有点这种意思，苏东坡开始陶渊明的诗极感兴趣，在他的《西斋》诗里，可以看到宁静满足，以及对静谧的喜悦，其意境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一派田园诗韵，生意盎然：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福祸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也光。
鸣鸠得美荫，因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察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估计就是陶渊明在世，也只能叹服东坡诗意的超然化外；在《吏隐亭》中，诗人这样吟道：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昨日清风眠北偏，朝来爽气在西山。
就好像朝廷纷乱的政局与远在密州的东坡已经无关了，东坡仿佛从文学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或者说升华，这种精神上的升华似白云无心，飘浮出岫――诗人在他的“望云楼”诗中叹息：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潇洒的诗人招人羡慕，超脱的词客令人向往，幽默的太守惹人喜爱，苏东坡的迷人之处在于：集潇洒、超脱、幽默于一身。
其实朝中的政敌不会忘记苏东坡，少数仍在位的朋友更不会忘记苏东坡，熙宁九年是个政局变幻莫测的年份，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政要先后失势，尤其王安石，复相不久再度罢相，没人能知道国家下一步将会执行什么政策，地方官员更无法预料自己今后的命运，连苏东坡也不能。
一纸调令颁下：苏东坡调离密州，改派任职河中府太守。实际上这时苏东坡的密州太守任期未满，不是什么正常离任，但宋代也是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连询问源由的资格也不会有，没说得，接任去吧。
熙宁十年正月，苏东坡路经济南入京述职，当时苏辙全家正在济南。由于王安石在九年十月已经最后失势，苏辙大概认为改革政治体制的时机已到，已经携带表章先行入京，在济南迎接东坡的是三个侄子，两家久别重聚，自然格外欢喜。
宋代的济南就是一大城市，相比密州，新鲜有趣多了，苏东坡在此停留盘桓了一个多月，才带领两家人迁往京师。
宋制：地方长官就任新职，必须先到京师晋见，大概如同今天提拔某同志时必然会有上级给找去谈话一般，有些重要地方的官员还会得到皇帝的亲自召见，所以苏东坡必须先赴汴京述职。
正在京城的苏辙出京三十里来迎接哥哥及自己一家，这时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不许苏东坡入京晋见！
这仿佛在告诉苏东坡什么：朝廷政局没有你苏轼什么事，一边站吧！进京都不允许，还谈什么重用？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王安石虽下台，皇帝也明令停止了多项新法的实施，但朝中执政的还是王安石的旧部，朝廷中现在还是支持新政的人说了算，对于苏东坡这个反对新政的主力，执政者惧怕东坡滞留京师带来不利。
至于皇帝？估计是不好与苏东坡见面，苏东坡是由于反对新法被赶出京城的，而被苏东坡指责的那几项新法现在已经被皇帝终止了实施，难道要皇帝向东坡认错不成？
当然，皇帝或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不许苏轼入京的命令，对于一个地方太守的晋见，皇帝也确实难得关注；但苏氏兄弟二人却只好折回，住在了东城外的姻亲范镇家，不知道是否是由于苏辙提前在京师做了某些活动还是其它原因，等待允许入京晋见的苏东坡突然接到朝廷调令：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苏轼改任徐州太守。
徐州地处山东、江苏的交界，是个规模大于河中府数倍的大州，其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苏东坡接令就任的徐州太守兼任该地的军事长官，莫非朝廷要开始重用苏东坡了？
不过苏东坡还是没有急于赴任，先在范镇的东园给十八岁的儿子苏迈成了婚。
苏辙的任命也下来了，被派到河南商丘去做通判，这里距东坡任职的徐州不算太远，苏辙索性暂缓去商丘报到接任，随兄长一起去了徐州，一直在徐州和兄长同住了三个月之久，才回到商丘任上。
直到苏东坡接任徐州太守之后，东坡才明白了上级派他来执掌这鲁南苏北重镇的目的所在：朝廷是派他到徐州救灾来了。
徐州不光是个地控鲁南苏北大城市，军事上是个四战之地，地势上位于黄河故道不远，南部是云龙山耸立，北即面临急流，历朝此地洪灾频繁，其实是个兵祸天灾都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次徐州太守苏东坡遇上的是水火轮番交汇的天灾，先是久旱无雨，东坡身为太守，自然要带头去挺远的沂山龙嗣祈雨，谁知这次极灵验，大雨普降，老百姓旱情得解，无不歌颂太守恩德，此事远播京师，朝中东坡好友翰林学士李邦直专门寄诗给东坡致贺，东坡当然还是按老习惯回诗相和，就是这首抗天灾的和诗，日后却给东坡带来了几乎灭顶的人祸！
和诗中有如下大不敬之句：
半年不雨坐龙慵，
但怨天公不怨龙。
今来一雨何足道，
龙神鬼社各无功。
……
看来此时的苏东坡并未超然出世，而是比以前更加洒脱，显得有些幽默了，竟然跟天上的龙神开起了玩笑！可是：须知人间也有龙，假龙竟比真龙凶。更怕龙廷多蟹将，横行八方尤威风！
此事以后细述，先来了解抗洪抢险英雄苏东坡。
三十四、抗洪却需建黄楼
苏辙陪哥哥苏东坡一块渡过了初任徐州的前百日。
苏门的这两兄弟挺另类：哥哥东坡眼界开阔、嫉恶好辩、行为甚至有些天真烂漫、不顾后果；而弟弟苏辙却是沉稳寡言、做事务实，言谈谨慎。
对待朋友东坡一贯直言无隐，戏谑随意，谈笑风生之中往往隐藏些惊人的双关语；而苏辙偏对东坡这种性情甚为担心，弟弟竟然多次教导哥哥要注意祸从口出，有时甚至伸手去掩哥哥的快嘴，以示要“三缄其口”。
对于弟弟的劝诫，苏东坡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当然清楚自己一向出言不慎。可是如果发现什么不对之处，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当然非要检出扔掉不可。”
苏辙则尽力劝兄长还是要明白“无事是福”，清闲难得：“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若人生七十岁都身处空闲，实际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易之方。”
不过看来苏东坡并不愿意空渡哪怕一百四十年，一生的行为照样我行我素，也许只有这样一个无拘无束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苏东坡，是我们需要的苏东坡。
当然，任何人都会遇到道德与得失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在苏东坡一生宦海生涯中，有时这样的冲突经常遇到，但往往这时的苏东坡才更显其刚的本性，苏东坡天性中有一股宁折不弯的本色。
要说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治理政绩，苏东坡在徐州任上表现的最为突出，数年之后，苏东坡就是有表现的愿望，恐怕命运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
苏东坡到任徐州三个月之后，苏辙刚离徐州，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突临徐州！
这是距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的黄河决口，苏东坡的前任曾设法疏浚过这黄河故道，但是空费钱粮五百万，堤坝也没能筑起，工程责任官员引咎辞职，畏罪自尽。
唐代李白就留下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现在如同从天而降的黄水在徐州境南脱缰失控了！汹涌的黄水迅即淹没了几百里农田。首先灌满了徐州南面的梁山泊，顺京杭大运河、微山湖直冲徐州，水到徐州城边，绕城南下，但被城南的山地所阻，于是便积蓄高涨，大水围城月余，城外水深竟达两丈九尺！
一州太守如同航海中的船长，乘客都有权力弃船逃生，唯有船长不能，坐一艘海船上的老大，与坐船共存亡是起码的要求。
苏东坡此时也表现出了与徐州共存亡的勇气：大水围城期间，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与士卒们一同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
城内的富户纷纷欲借浮物逃难，苏东坡担心大量逃亡必然引起全城人心惊惶，则在城门下耐心劝阻他们：“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太守以身作则，效果事半功倍，谁的性命还能比一州官长的命更值钱？徐州城内人心遂安。
自古水火无情，盘旋滚转的洪水即将越过东南外城城墙，苏东坡率领军民加强城基、增加城高。按最保守估计，新增高的城上之墙工程浩大，防水新墙需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欲紧急完成这种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
徐州驻有不在太守统帅序列的皇家禁卫军――武卫营，苏东坡趟水踏泥亲赴军营去见统领，恳求他们协助筑堤抗洪。武卫营统领被苏太守感动的不顾朝廷法令――禁卫军只听从皇帝一人的命令――欣然应允：“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
宋代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关键时刻永远都是人民子弟兵救苦救难。苏东坡在紧急施工城头的同时，派出部队在徐州北方开挖渠道，准备把洪水引入北方的黄河旧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
这场大水围困徐州城长达四十五天之久，直到了十月初五，黄河被引回旧水道，靠近海州处东流入海，徐州城才算解除了威胁。据宋史载：“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