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终于消退，百姓欣喜若狂，东坡也高兴地吟道：“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
徐州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太守尽职使全城得救，但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不能放心，他连夜修表呈奏朝廷，附以详细的数字说明，请求朝廷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
政府正穷的挖空心思给百姓增税，哪能有这方面的余钱大兴土木？苏东坡空等好久之后，才醒悟中央的难处，于是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硬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
这下能节省大宗银钱，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次年二月，朝廷拨给徐州铜钱三万贯，米粮一千八百石，民工七千二百名，在徐州外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
新建的外围城墙上，东坡兴工建筑了一座楼纪念抗洪胜利：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就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
不过这确实属于地道的“形象工程”，政府有限的筑坝资金用在修建如此高楼上是否合适？
这就是古代与今天的不同之处了，修楼与抗洪是极大关联的：抗洪救灾最需要的是万众一心，在古代没有任何广播电视的情况下，依靠什么稳定百姓的信心？这就需要一种心理暗示，中国许多地方修塔镇水就是这个意思，苏东坡修“黄楼”其意义也在于此。
按中国独有的宇宙论，宇宙中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构成。五行中每一行都代表一种性质，如：坚硬、生长、流动、热、重等等，这些性质都具有一种宇宙本质的意义，不但指物质的宇宙，也指生命的功能与人的个性行为，甚至可以用于男女的婚配。一切生命离不开五行的交互作用，万物相生相克。
而每一行皆有其颜色，来像征这种元素的性质，黄即代表土，黑代表水，黄土可以克服水，黄楼之命名即含有克制水患之意。
也不光是为了坚定民心与士气，有了这绝对的制高点，对观察一旦遇到的水患、兵势、军情等，当然有了大大有利的地势。
估计还有一个古今同理的好处：每逢救灾抢险，除国家拨款外一般都要发动人民捐助，这倒不是相中了百姓那点瘪瘪的钱夹，而是藉此敛聚民心，以示与灾民患难与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么。
就是现在，一般修建庙宇也比修建学校能引起百姓的关注，本人曾工作的附近，就建了一个精致的小庙，投资巨大，可是没用国家动用一分钱，全是由当地老百姓绝对自愿捐助而建成，只是难以判断：这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感动？因为当地的小学其校舍远没有这庙宇辉煌威武。
宋代能例外？老百姓对修建镇水的黄楼肯定会比捐助修堤热情的。
苏东坡筑堤建楼费了半年心力，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黄楼举行盛大落成典礼，徐州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新落成的黄楼耸立于东门，高一百尺，下面立有五十五尺高的旗竿。楼的形状犹如一个宽广的佛塔。
众人欣喜登楼，一览四周景物：早晨浓雾笼罩，过往船只桨橹哑哑作响，身处黄楼，犹如置身于海船！雾散日出之刻，遥见远方渔村错落如画，山峰峻岩峻峨似刻，波涛澎湃之声与近处的鹅鸭之声交互相闻，此情此景，怎不使诗人添诗意，文人增文思？
东坡欣然提笔，赋诗祝贺：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
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
莫嫌酒薄红粉陋, 终胜泥中事锹锸。
苏东坡还写了一篇文章记此盛事，刻之于石。那块刻了东坡雄文的石碑却经历非凡：后来苏东坡遭贬，所有带苏东坡名字的石碑都奉命毁坏，其时的徐州太守只好把这块石碑投在护城河里。
时间久了，老百姓已然忘记了禁令，而皇家也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手稿，这时的太守苗仲先把此石碑打捞上来。此人是个绝对的经商高手：暗中把碑文拓了数千份后突然向诸同僚宣布道：“我竟然忘记了，禁止东坡碑文的法令尚未取消呀，这个碑应当毁坏才是。”
石碑被依法毁坏，那碑文拓本的价钱自然大涨，苗太守理所当然的发了一笔大财。
做为徐州太守的苏东坡显示了自己在处理政务上的能力，朝廷也特旨嘉奖抗洪抢险英雄苏轼，赞扬他：“亲率官史，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苦。”
看来苏东坡要在徐州任上时来运转了！
三十五、诗人好客多雅客
苏东坡现在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徐州的治理上，抗洪筑堤的成功，使他在徐州更受人欢迎，其名气远播已不仅限于诗词文赋，一些旧识文友、慕名诗客渐渐聚拢向徐州城。
这时的苏东坡做官近乎事无巨细，一概躬亲，他的目光足迹已经所治辖区全境，甚至及到徐州的监狱牢房，这在宋代为太守者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牢房内关押的囚犯多数是赖账的，穷苦的农民偿还不起政府依据“青苗法”借贷给的本今及利息，自然要被依法索债；再有就是拖欠国家各种税赋的“刁民”，没钱当然也要被关起来做苦役顶税了；逃避兵役的穷人交不起赎身的银子，自然也免不了沦为囚犯。
苏东坡没有权力释放或减轻对这些囚犯的处罚，除了上书朝廷历数新法的弊端外，只好亲身视察监狱，并加派郎中为囚犯治病。
宋朝当时有法令：地方长官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必须受罚，但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了。苏东坡注意到了这其中的漏洞，严令禁止虐待囚犯，那些所谓“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自然非常感激了。
做为兼领地方军事主官的徐州太守苏东坡对治军也有一套，大宋的部队与北西两面的异族敌国当兵的也没有什么不同，士兵酷爱酗酒、赌博，但徐州的地方部队自苏东坡到任后就杜绝了这军中陋习，苏东坡严禁军中士兵赌博饮酒。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他向皇帝汇报：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阅所具见也。”
宋军还有一条荒谬的军令：低级士卒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予旅费，这样一来等于当穷兵越当越穷，有些巴望先富起来的大头兵就只有开小差沦落为盗匪了，这法令等于是逼兵为盗。
苏东坡认为只要政府每年节省下几百绢钱，就可以改革掉这项陋规，新规经付诸于实后逃兵确实减少。
此时的苏东坡好像成了一名极为务实的干吏，成天忙于政务军事，简直有些不像那个爱好诗酒玩乐的苏东坡了。
其实苏东坡对待工作与生活有自己的一套：忙里不忘偷闲，苦中照样求乐，繁忙的公务并不影响苏东坡接待四方朋友，甚至照样携伎旅游，诗文会友。
据《墨庄漫录》载：“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极喜之……”
东坡极喜欢这位甚慧丽的营妓马盼儿是由于盼儿多才，这位妓女能模仿一笔东坡字体，几乎可以乱真，苏东坡手书《黄鹤楼》碑文，尚未完成之时，那马盼儿便先手书了“山川开合”四字碑文传了出去，后来苏东坡看到了这“东坡碑铭”，竟略加润色认可了，那流传后世的黄鹤楼碑文的“山川开合”四个大字其实就是妓女马盼儿墨宝。
在苏太守的《次韵王巩颜复同泛舟》中，作者这样形容徐州任上，怀念杭州往日：沈郎清瘦不胜衣，边老便便带十围。
躞蹀身轻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
舞腰似雪金钗落，谈辩如云玉麈挥。
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
中间四句，东坡直言不韪描绘自己外出“观政”时顺便探寻名胜，与朋友海阔天空“谈辩”之快意跃然纸上，“舞腰似雪”的“金钗”，直令太守想起当年压的“船重”的西湖“佳丽”，四十二岁的徐州太守不减杭州通判时的风流！
现在的苏东坡名气日大，举国皆知，自欧阳修去世，大宋文坛盟主之名已经非苏东坡莫属，一些文人儒生皆以“夫子”称呼苏东坡了，已有名震一方的文人主动拜倒在东坡门下，以能被纳为苏门弟子为荣，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其中两位就是这个时期投奔苏东坡的。
这便是宋代著名的诗词大家秦观和黄庭坚。
黄庭坚在“苏门四学士”中年龄最大，日后竟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在当时人们常以苏黄并称，苏东坡对黄庭坚的评价是：“诗思高旷，数百年来未之见也”。
但黄庭坚写了两首诗，将苏东坡比之为高崖的青松，自己则比为深谷里的小草，希望将来能和青松比高，毛遂自荐师事东坡，此后终身以苏门弟子自居。
秦观后来的名气几乎直追苏东坡，尤其是明人小说“三言”问世后，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逐渐风闻民间，那新郎就是秦观――秦少游，苏小妹即是纯杜撰的苏东坡的小妹妹了。
但正史中的秦少游也是位风流潇洒的词人，结识苏东坡时秦观尚未应科举，身无功名，但是年轻风流，有数量不少的红颜“粉丝”，甚至后来秦观死时，曾有一歌妓为爱他自尽，愿相从情人于地下。
秦观的词清新柔媚，几追柳七――柳永，很得苏东坡喜爱，秦观对苏东坡则更加佩服，辗转来到徐州拜师，竟宣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秦观与黄庭坚，再加上苏东坡之前相识的张耒与晁补之，这就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不过需要说明一下：这几位苏门弟子是因为四人曾同在国家史官领学士衔，都自认师承东坡，当时及后世天下人公认其为苏门四学士。
但苏东坡却从来没有以师自居过，甚至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收过这四位被朝野称道的文豪为徒，但甘居苏门弟子的四学士在苏东坡的有生之年，却是自愿同苏老师患难与共，荣辱同当。
来投奔徐州苏太守的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这就是诗僧参寥子，也就是和尚道潜，和尚出名能得以流传到今天却不是因为精研佛法，而是以诗著名，苏东坡对其诗作的评语是：“诗句清绝……见之令人肃然！”
这是个极重道德情义的和尚，与苏东坡的友谊始终一生，尤其是在苏东坡最艰难的日子里，参寥子一直坚持相陪东坡左右，从未弃离。
苏东坡交友，从不分对象的地位高下，及行当贵贱，和尚、道士、妓女、高官，在他眼里没什么区别，苏东坡对他弟弟苏辙说的几句话最能体现这一点：“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这点苏东坡却错了，须知：陪玉皇大帝未必就是“伴君如拌虎”，陪田园乞儿也不一定就真的“近墨者黑”，但有一种人是绝对需要远离的，这种人叫“小人”，苏东坡周围有的是这类人。
东坡所认为的“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很快就会使他吃尽苦头，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从来就是由好人与坏人共同组成的，大概这就是中国古老的阴阳互补理论吧，二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直到永恒……甚至那个“坏”字可能出现的频率要多一点，不是有句老话吗：变坏易，学好难。
三十六、高徒名师趣闻稠
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历来讲究师道尊严，民间竟有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良好习惯延至今天，风范不减古时，我国的课堂纪律之严格大概能称冠全球。
师生能无拘束的讨论问题？鲜见！学生与老师相互开玩笑？哪位老师愿意丢这个老脸？
但宋代的苏东坡却没有这么在乎师徒大防，做为苏东坡的学生是无比幸福的，你可以随意的打趣老师的一切，从字体到文章，甚至相貌，嘲讽几句没关系，损几句老师还兴许更高兴。
做为书法家的苏东坡字体特点就是肥腴、扁平，这展现了东坡偃卧的笔法，尤其转折处都着墨甚重，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侧笔效果，显得卧而不倒，重而不软。
而门下弟子黄庭坚却字如其人，其书法线条古拙直拗，长线短笔，形成自己独特的“辐射体”，有些像是刻意展示书者为人倔强孤傲。
《独醒杂志》中记载了这么一段苏东坡与其弟子黄庭坚的趣闻：苏东坡玩笑点评黄庭坚（字鲁直）的书法：“鲁直的字确实清峻有力，但是笔势有未免太瘦了吧，就像树梢上挂着一条蛇。”
黄庭坚点头称是：“夫子的字，我自然不敢多加评论。只是觉得有些扁平，好像石头下面压着一只癞蛤蟆。”
师徒二人对视一眼，一同哈哈大笑，却没见记载苏东坡有什么不悦。
宋人笔记《侯鲭录》中记载：黄庭坚调侃老师苏东坡：“从前，东晋的王羲之写了字去换鹅，被人戏称为‘换鹅书’；当今的韩宗儒却是为嘴馋爱先生之帖：每得到你的一幅字，就要到殿帅姚麟家换几斤羊肉，因此先生的字应该为‘换羊书’了。”
东坡听后哈哈大笑.，却将此话记在了心头，原来那韩宗儒甚有小聪明，经常找个理由给苏东坡写封短信什么的，料想东坡不会失却礼数，连封回柬也不给，而韩宗儒接到东坡的手书回柬，当真立即去换全羊解馋下酒。
又一次，韩宗儒手简给东坡，还是希望东坡能够回信，得到他的亲笔字，派来的人急着催促等字，苏东坡笑着说: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本官断屠了。”
对学生的作品，苏东坡也是随意调侃，并且不分场合：苏东坡有次参加润州太守的宴会，当然也少不了招歌妓陪酒助兴了，大概是为了显示大家欣赏苏门弟子，诸位歌妓唱的是黄庭坚的《茶词》：“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
东坡做捻须生气状：“却欲留我在这里吃草么？”
诸妓女站在东坡后面，大笑绝倒在苏东坡所坐的胡床上，致使胡床不经几位“千金”重压，折了床腿，连苏东坡也自作自受摔倒在地上，众人哄笑尽兴而散。――此事记载在宋人笔记《诚斋诗话》中。
《邵氏闻见后录》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苏东坡与弟子秦观的轶事：秦少游胡须浓密，苏东坡故意询问弟子要这把无用的大胡子干吗？秦少游饱读读诗书，机敏过人，顺口背诵出一句论语：“君子多乎（胡）哉。”
谁知道苏东坡立即也回一句孔夫子语录：“小人樊（繁）须也！”
这几乎是一副天生绝对，上下联皆出论语，诙谐巧妙，一语双关，词性、平仄、无不浑然天成！只是出自宋人见闻录，无法确证有此事存在。
好像也没有什么，今天好多称师称家的人们也照样以此为据为东坡画像，推断苏东坡胡须稀疏。
东坡的弟子们爱跟老师调侃也是有师承的，大概就是出自苏东坡这先生的以身作则。
据《东坡志林》载：老师欧阳修对学生苏东坡说：“从前有个人，乘舟遇风，晕船病倒。是大夫从船舵之上刮下浸有水手汗水的木末，制成丹药，喂此人之后，竟药到病除。此方看似荒唐儿戏，其实有时相当灵验。”
苏东坡点头称是：“照先生推断――以笔墨灰泡水，便可治昏聩懒惰；由此再推――喝了伯夷的洗手水，则可治贪婪；吃了比干的剩菜，当可疗奸佞；舔了樊哙的盾牌，可以治疗胆怯；闻了西施的诱饵，就可以治疗恶疾了。”
欧阳修闻听不由喷饭，师徒二人一笑留佳话！
看来宋时的师徒关系远不如今天严肃，开些风雅的玩笑大概是老师与学生都乐意的事情。
与老师玩笑没有什么大碍，与学生调侃也未必就失了老师身份，平辈之间的诙谐幽默更无伤大雅，但是，有些人是嘲讽不得的，能当面嘲笑的唯有朋友。
苏东坡就是没顾忌以上真言，由此结仇留患则纯属自食其果了。
朝中政敌，御史中丞李定的儿子路过徐州，苏东坡便按地方惯例设宴招待这位李公子，谁知李公子受宠若惊，竟认为这徐州苏大人对自己极为敬爱，酒桌上不厌其烦的索求苏东坡墨宝，苏东坡答应的甚是爽快，却只顾自饮，不见动笔。
李公子却是个不看眉眼高低的实在哥们儿，一再提醒苏大人不要贪杯误了写字，东坡一本正经的请教李公子：“那相书上说，人中每长一寸，就是百年阳寿，公子听说过吗？”
李公子老实回答：“没听说过。”
苏东坡点点头：“就是么，要是真有这个说法，那古时的彭祖该是个啥样的长脸呆汉？”
古书载：彭祖活了八百岁，由此推论人中应长八寸，苏东坡似笑彭祖长脸，明讽李公子呆汉，李公子再呆这时也品出味来了，满脸通红，逃席而去。
此事载于《诚斋诗话》，没有续载李定及儿子在此事后的反映，但肯定恨透东坡无疑，至于后来李定铁心想除掉苏东坡则是正史所载，是否起因于这次徐州做客？那就不好说了。
苏门学风使人向往，东坡行事令人瞠目，自古祸从口出，而文人却是留言于白纸黑字，从来苍蝇不盯无缝蛋，但是东坡这只“蛋”却何止几条裂缝？自杭州任上至今，行文诗句，随心胡为，已不知给暗中的仇人留下了多少把柄！
祸源大多出于无心，讥讽却是下笔有意，东坡给自己惹祸始于杭州，令人叹息的是：首支暗箭却并非来自政敌仇人，竟是出于自己的同事好友，还是名历史上公认的伟人！
有时侯，伟人也做小人勾当。
三十七、伟人未必皆善类
著名的宋人沈括是名伟大的科学家，是苏东坡在史官任职时的同事，但宰相王安石对沈括的评价却不怎么样：“沈括小人，不可亲近”。
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论才分那是没说得，可称才华横溢，并且精通天文、律历、音乐、甚至卜算，而且文笔甚佳，是一位集文学造诣与科学传播于一身的奇人。
这位奇人还有更奇的一面：人品极差！
其实细察中外历史，这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科学家不光造福也做恶，二战时第三帝国麾下的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实验室支持着他们的元首祸害整个人类，今天的侵略战争更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伟大”发明，那些精确置导武器及贫铀弹之类的玩意不都是出于披着民主外衣的科学家之大智慧么？
科学是政治的奴隶，科学家乐当政治家的帮凶，由来已久，历代不绝，二者实际上说不清是谁在强奸谁，有时是二者集于一身，造核武器的专家当总统也是正常现象。
科学家如果不要脸，比流氓不要了脸皮还要厉害，玩起阴的，科学家比“政治流氓文痞”什么的还要阴险几分早在熙宁六年的苏东坡杭州通判任期间，这名伟大的科学家沈括因公出差杭州，临行时皇帝对苏东坡旧情未泯，嘱咐沈括带些苏东坡的新作来，沈括不负圣命，确实尽心收集了苏东坡的诗词文稿。
二人相会杭州之时，东坡设宴盛情款待老同事沈括，两人畅谈甚欢，气氛融洽，临行时沈括笑咪咪地请求东坡手录近日所作诗歌数首以作留念，依依之情溢于言表。
聪明的沈括是在尽心收集苏东坡对朝廷不满的证据！以期自己能立些有政治先见之明的微功，这样对这位科学家日后政治上的进步也能起点作用不是？
回京后沈括便将苏诗一一细读琢磨，亲笔加注，找出了不少所谓的对政府不满的弦外之音，然后上呈给了皇帝，举报这苏氏阶级异己分子对现实不满，隐讳攻击中央，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咱有第一手直接证据。
不过，那时的沈括在皇帝眼里没多少分量，沈括的奉折并未引起神宗皇帝的关注，苏东坡暂时幸运的逃过一劫，有惊无险。苏东坡得知此事后好像也没有当多大事，反倒诙谐的宣称：“这下不愁皇上看不到我的诗了！
”
估计苏东坡当时没有预见到此事的凶险，这是个信号！是政敌们没有放过他的信号，有这个先例，日后小人们会接踵而上，尤其：沈括给京师的其它算计苏东坡的人们提供了长期性弹药，苏东坡被击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诗词歌赋方面历来我行我素的苏东坡看来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风度，甚至对政治风险有些反应迟钝，其表现是：根本不放在心上，政务照理，游乐如常，诗酒依旧，好客热情不减。
自号清虚先生的王巩，乃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孙子，此期间来看望结识苏东坡，竟携带一整车家酿美酒相随，随身还携带三个爱妾：英英、盼盼、卿卿。苏东坡在他那“百步洪涛”前的序言中，照样对他的爱妾开玩笑，描写王巩携带梨涡美女下险滩，自己则身披羽鳖立身黄楼高处，俯眺她们漂浮水面，自己望之若仙，如太白再临人世。
此时提到王巩及他的爱妾，是因为王巩后来被东坡给拖累了，由潮州知府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巩受贬时，人家的爱妾柔奴对王巩真情依旧，追随始终，竟能感动的苏东坡给柔奴专门填词，此词咱们后文专篇赏析。
东坡徐州任上得了孙子，孙子生于八月十二，这年中秋之夜，写了一首诗，叙述如何度的佳节：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阀涌，乱云脱壤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外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昭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幡。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职舟临古汁，千灯夜竹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前山，浪附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蜇鸣露草。
卷帘推广寂无人，窗下中哑惟楚老。
南部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后来此诗寄给了弟弟苏辙，从诗中却能感觉到一股凄凉冷清！让我们不由猜测：这时的苏东坡已经隐隐觉得祸患不远？“一杯未尽银阀涌，乱云脱壤如崩涛。”之际，却有“明月易低人易散，……咽咽寒蜇鸣露草。”的感叹，对“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的收尾句，似乎只能用来解释诗人内心的不安。
用苏东坡自己的话说，他过去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以这种性情应付险恶的政治漩涡，到目前为止，还能安然无事，应该是苏东坡的命运中的偶然，同时也在昭示：翻船才是必然的。
现在朝廷的褒奖说明不了什么，徐州任上的良好政绩也帮助不了苏东坡什么，隐患还是隐藏在苏东坡自己的笔尖以及他那张管不住的嘴，神宗元丰二年（一0 七九）三月，苏东坡又遇到了给自己酿祸成灾的时机。
这年，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这是个富庶超过徐州的大州，好像是朝廷在褒奖东坡在徐州的政绩。按朝廷惯例，新任的湖州太守要上表谢恩奏章，谁知苏东坡却又开始借机向新政发炮了。
欲了解苏东坡离开徐州时的心情？苏东坡对倾心治理的徐州还是难舍难分的，毕竟苏东坡在此地为抗水灾劳心费力，三过家门而不如，政绩源于心血，内心难舍。东坡临行留词《江城子－别徐州》：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如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三十八、不惹大祸誓不休
大宋朝廷现在都是新人在执政――此即所谓“新政”。
现在的新法已经被神宗皇帝废除或暂停了大部，目前的新政实际上只是一只新酒瓶，里面盛装的货色其实已经变味，已经换成了老酒为主，掺上的少许新酿仅剩下了所得税法及兵役法寥寥几项。
北宋真正的东家――神宗皇帝决定着一切，皇帝对苏东坡欣赏的态度从未改变过，甚至有些更加欣赏的苗头：身为地方主官的苏东坡过去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要向侍臣赞美苏东坡大才不可多得。
对苏东坡来说，这反而不一定是什么幸事，树大都要招风，名气大的让皇帝思念佩服，所招惹的就不一定是风了。
虽然现在变法的领军人物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经退隐，但朝堂上决定政策执行大权的还是王安石时代提拔上来的所谓“新进”。很不幸，这些“新进”从才智上连二流也够不上，从人品上却能称一流――卑鄙无耻方面的一流大师！
其中就有在王安石时代发迹的李定和舒禀，这类人有个共同点：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新旧法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只要能当官、继续当官、升官就行，凡是对此有妨碍的都是他们的敌人，这才是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像苏东坡这样被现任皇帝欣赏的反对派，危险性更大，应该说是目前朝堂执政者的死敌！
现在回味一下：这些人以前曾下令，不准你苏东坡进京城！看来当时对苏东坡还是比较宽宏的，还处于给予压制的阶段――压制是必要的，万一苏东坡真被皇帝蒙召当权，一大批高官可就真有危险了。
而今苏东坡一些带刺的诗作，都真凭实据的掌握在朝堂上的大人物小人手里，一直没对苏东坡下死手，只是因为感觉苏东坡的威胁还不大，一个区区地方官员影响不了中央多少，但是假如这个人有被皇帝看重挤进中央高层的苗头呢？
隐患即成了现实的威胁，再继续置之不理就是对革命事业的主体――自己不负责任了！
由此看，皇帝对近侍们多次夸赞苏东坡，无疑于苏东坡的催命符，是欣赏苏东坡的神宗皇帝在不断提醒现任的朝廷大员们：小心了！大才东坡危险大!
至于苏东坡经常习惯性的说几句有点儿过分的话，不满现任中央的集体领导，重臣们还能容忍。只要你单纯的在诗词中发点牢骚、说些下层人民由于捐税、征兵所带来的疾苦贫穷，大人物们还是能装聋做哑，置之不顾的――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就权当你是在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吧。
苏东坡调任湖州，例行公事的到任谢恩表成了引发朝廷震动的导火索，按惯例，上表谢恩的官员本应只是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实在令微臣感激零泣，言不知所以，决心不惜肝脑涂地，以报君恩之万一！
但是苏东坡哥们儿来了个另类谢恩：“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一词，本来初出于王安石口中，是王安石在指责那些突然升迁却无能的后辈。如今天“公仆”一词那样，这一名词已经被固定代表了无能含义，过去新政内部的朋党之争中都是这样辱骂对方的。
现在这个敏感字眼出现在了苏东坡谢恩的表章里，意思没变，味道大异！
中国的文人学者，因为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在措词造句上早就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中国的读者阅读也养成一种不良习惯：乐于寻求“另外含义”于字里行间。
东坡表章中“新进”之另外含义是什么？
苏东坡的谢恩表章被按朝廷惯例公告天下，这是宋代中央的新闻简报，偏偏凡是苏东坡所写的文字，最惹天下人注意，这次“新闻简报”中苏东坡的谢恩表，使那些朝中现任的“新进”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本来朝中的重臣认为担任地方官的苏东坡是不可能再惹是生非了，但现在这个不安分的地方官却大胆在暗示：现任朝臣在“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老在生事、不能牧养小民！朝廷中有人恐慌了。
天下沸沸扬扬，京师剑拔弩张，湖州的苏东坡却是悠哉游哉！
到达湖州不久的苏东坡很喜欢这个新职位，常和长子苏迈去城外的山林间漫游，有时还携带弟弟苏辙的女婿、女婿的弟弟等人。
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中，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此时的苏东坡关注的不是朝局，更无心自己的命运，反倒是关心家人、朋友更多一些。
东坡的好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去世，苏东坡痛哭三天，写下了一篇奇思幻想的笔记，来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综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
.“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苹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帮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予谓：“与可村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
“余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第篓谷堰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笔记追念当初与好友之间的趣事，将哀痛隐藏在文中字外，东坡这悼友笔记另类诙谐中见真挚，有些像是在表达自己之生死观的豁达，让人在微笑中感觉到了丝丝凄凉――东坡文美如此！
最值得后人佩服赞叹的关键还不是文章本身，是东坡写这笔记的时刻，作者自己的心情已然大变：他已经接到了弟弟派人送来的火急书信：朝廷派来逮捕苏东坡的差官，现在已经在京师通往湖州的路上了！
三十九、枷锁临身讲笑话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一个不大知名的御史何正臣在苏东坡谢恩表中有了惊人的发现：其中有四句话涉嫌蔑视朝廷！这还了得？弹劾苏东坡的奏章首次摆上了皇帝的龙案。
数日之后，御史舒禀也找到了几首苏东坡的反诗，内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农民不堪青苗贷款、及其造谣说农民三月无盐吃，当然，还有那个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大不敬寓言。
舒禀送上弹劾表章，正式弹劾苏东坡不忠君主，借诗诬蔑朝政。随同弹劾表章又附呈了苏东坡印出的诗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御史中丞李定跟风也来一表章，列举了苏东坡的四大罪状，建议朝廷依法严惩苏东坡！这等大逆不道的狂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御史台弹劾地方官员，是份内职责，神宗皇帝再欣赏苏东坡也要表态呀，大概皇帝也有弄个水落石出的愿望，于是便批复御史台可以把苏东坡免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调查一番。
李定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看来这时的皇帝对苏东坡还并无太恶的成见。
但御史台发出的命令还是将湖州太守押解入京受审，去湖州执行这个皇命的皇甫遵是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当即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湖州，至于为什么出公差还要带着儿子？大概是借朝廷付旅资之机去免费旅游一回吧。
这事被苏东坡的好友王洗得知了，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印了苏东坡诗集的那个王洗，听到这个消息，王洗赶紧派人去给苏东坡的弟弟苏辙送去了急信，苏辙大惊！立刻派人急赴湖州去告诉苏东坡，双方几乎是同时从京师出发了。
由于皇甫遵跟着旅游的儿子在靖江突然染病，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辙的信差先赶到了湖州。
不过苏辙的信使可没有说被控告罪名的轻重，接到这个犹如五雷击顶消息，苏东坡立即请假，吩咐由湖州的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看来这时的苏东坡还是把工作放在了首位。
据苏东坡的朋友孔平仲记载：京师的官差到时，祖姓通判正好在场，京师来的皇差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笏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
而孔平仲的记载是听祖通判事后描述的，说整个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而苏东坡却是吓的不敢出来，在屋内与通判商量，还是祖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
东坡又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据祖通判说是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还是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应当着正式官服出现。于是东坡才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笏板，来到了庭中，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
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
苏东坡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回答：“并没有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侧目而问：“他是何人？”
祖通判回禀了自己的身份，士兵才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
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御史台的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
这祖通判的描述有些替自己搽粉之嫌：从不将生死荣辱放在心上的苏东坡怎么会在乎起自己被召进京？并且遇事还不如自己的副手镇静，诸事还需要副手通判指点迷津？
尤其是，苏东坡已经得信，井然有序的请假卸职，而通判此时却是蒙在鼓里，连谁将被捕也是不知道的。
百姓慌乱有可能，大家人人慌乱都可以理解，唯有苏东坡慌乱不可思议，此时已经倾心佛法的苏东坡不会那么在意生死，这是祖通判把临危的苏东坡给加工过了。
不是老孙在凭空臆断，有苏东坡自己在笔记上的记载为证：京师来的皇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并且可以收拾行李。苏东坡回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却笑着向家人讲了个笑话，这个笑话如下：大宋真宗皇帝要在民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了杨朴。杨朴实在不愿意出山，但是仍然被迫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去见皇帝。
皇帝问杨朴：“朕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不愿做官，欲掩饰自己的才学，便回答：“臣不会。”
皇帝也极为聪明，开始迂回审查：“朋友们送你来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老实的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点点头：“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前夫人作的诗念了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据苏东坡的笔记中说，苏夫人润之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
就算是苏东坡为了安慰妻子才临难不忘讲笑话，但却证实了此时的苏东坡不仅是镇静如常，而且幽默不减，诙谐依旧！怎么能如祖通判描述的：慌乱的连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索性来个无用的耍赖不出屋门？
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苏东坡还曾想跳水自杀，因为苏东坡不知道朝廷会判什么罪，尤其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把眼一闭跳入水中，不知能救下多少人，反倒省事。但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所以才没有将自杀进行到底。
这事倒有旁证，根据苏东坡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确实想跳入江中。由此可见：苏东坡并不在乎自己的生死，更不会被早就接到通知的逮捕消息惊吓的手足无措。
事实是，根据湖州县志记载：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男女老少都泪如雨下，唯有京师来的官差与士兵的态度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也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苏东坡的长子苏迈也陪同父亲一同入京，临行时甚至还有苏家所聘请的私塾先生王适兄弟和陈师锡给东坡设酒筵钱别；苏东坡全家是后来才赶到京师的。
之后入京的王润之在丈夫走后做了件事，是有先见之明的故意为之还是惊恐所致不好说，也兴许是愤恨苏东坡那些肇祸的诗稿：竟然把苏东坡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来了个春天里的一把火！以至后来东坡发现残存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事实证明的却是王润之的先见之明：家里人入京时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派人截住了她们的座舟，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稿、书信等罪证，看来还就是烧对了。
反正此时的苏东坡已经一切都爱恨皆莫能助，烧掉或留存也许都没多大干系，总归苏东坡是免不掉牢狱之灾了！由于苏东坡极为特殊的名人身份，苏东坡的案子成了一个轰动全国政治大案！
后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四十、审讯大堂话春秋
所谓“乌台诗案”，也就是指苏东坡在御史台的监狱中受审，审理的是关于诗的案子――“乌台”不过是御史台的别称而已，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们称御史台为乌台，同时又有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的意思。
御史台在宋代的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吧，不过大概还要监职着“中纪委”、“最高法院”、“宣传部”、“政协”、等等多种活路，另带监察文武百官，不过有一点：没有独立办案权，办案归你，判决只能建议，决定权归上面，上面是皇帝。
苏东坡这个案子是个地道的政治案件，案件内容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苏东坡这个政治犯的身份，是当政的新法实施者对强大的反对派开刀的一个缺口，所以，政治犯苏东坡从开始就成为了双方在政坛上较量的焦点。
宰了苏东坡，尤其能牵连出一批持不同政见者，那当然是新政的大胜；保住苏东坡，能让苏东坡无罪开释，则无疑是“保守派”的大胜，是说明夺回政权还有希望。政治犯苏东坡不过是枚小棋子罢了。
皇帝这时表现的很暧昧，基本上是在默许御史台对苏东坡的逮捕、关押、甚至残酷逼供，有点把苏东坡放在炼狱中试试是否真金的意思，也可能是准备彻底清洗反对新法的势力，欲拿苏东坡这只全国名鸡杀来吓猴，天子的心思这时谁也弄不明白。
八月十八日被送进御史台监狱的苏东坡更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着什么，不过毕竟自己发过多少牢骚自己大体有数，哪些文字犯禁苏东坡更是清楚，从心理上苏东坡也有着最坏的打算。
如何应付漫长的过堂审讯？这是苏东坡首先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据说现在各国在培养间谍时都有专门应对审讯的课程，但苏东坡肯定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只能依靠天份了。
有些人是不用训练的，如刘胡兰、成岗、许云峰这样的，最出彩的莫过于二战前德国国会纵火案的被告，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 格·季米特洛夫，人家把法庭当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把自己看成了法官！按当时真正的纵火策划、法庭证人戈林的话说：“我不是来让你像法官似地来审问我的，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
苏东坡对付审讯也有自己的风格，把受审当成了讲课，给审讯者们细细的讲解自己的诗词内涵，典故出处，作品背景。受点苦楚是免不了的，但却因此留下了详尽的审问记录，使后人得见东坡对自己诗句的阐述分析。
苏东坡不否认他在杭州时的那些诗作对现实不满，坦然承认对青苗法之弊端曾出怨言，对农民连盐都吃不上确实怜悯，凡是弹劾表章中对他的指控，苏东坡基本是能回忆起来的一概认账，除了坚决否认与朋友们交流过讽刺朝政的诗词，苏东坡开始时担心的唯有朋友们被无辜牵连。
但是没有用，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苏东坡的朋友们还是有三十九人被牵连进了案子，一百多首诗被呈堂做为了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