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牵连的人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苏东坡寄赠给司马光一首诗《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御史们说这诗讽刺新法，苏东坡则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这简直是在借招供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了。
牵连的人多了也有好处，皇帝处理不得不格外谨慎了，尤其是里面还牵扯上了神宗皇帝的亲妹夫：驸马都尉王诜。做为苏东坡的挚友，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当然还有苏东坡的一些大不敬的诗词。
一场马拉松式的漫长审讯。
仔细分析哪些诗作应被视为毁谤朝廷，哪些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不容易，绝大部分还要细听作者自己的解释。
不过苏东坡“并未隐瞒”什么，对内容如何解释也没有强词夺理，避重就轻，大都干脆承认是在写讽刺诗讥讽新政，这是经苏东坡亲笔画押过的口供：“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四十多天的审讯室里，苏东坡其实相当于在陈述新政的种种弊端，每一句“诽谤”都需要诗人举例说明所见社会实情，至于最后认罪，人们反而难得关注了，当然，御史台的大人们关注或者说需要的是这个。
有趣的指控多多，例如写两株老桧树的一首七律。诗中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还了得？龙是皇帝的象征，皇帝正在位，就应当说有龙在天呀，怎么成了蛰龙了？这不是咒皇帝已经命归九泉了吗？――好像世间从来没有死过皇帝似的。
在一首写牡丹花的诗内，有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的句子。御史们则解释为：此诗讽刺当政者制定如此多的种种捐税。
苏东坡在《菊赋》的序言里提到过吃妃菊的苦种籽，御史们认为是苏东坡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抱怨朝廷给官吏薪俸的微薄。
都是极为合理的推断，笔者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位姓张的老工人师傅敲着饭碗去排队打饭，看见伙房改善生活，嘟囔了一句：“不过了，咱也吃回两毛的肉片！”。这下好了：大家给他上纲上线：怎么？吃回两毛的肉片就是不过了？你这是在明目张胆的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连肉都吃不起呀！每月的半斤肉票你都拿来喂狗了？进学习班劳动改造吧！
虱子多了不咬人，账多了不愁，罪证多了不惊心。苏东坡是指罪就认，但决不说出甘愿伏法，请求给予工作机会、永不翻案的话来。
一般要拾掇一个政治犯，总要先找点生活作风方面的毛病，有可能的话，最好给贪腐挂上钩，这样的罪犯必然会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臭不可闻，恶贯满盈，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
但苏东坡的案子没见有这方面的记载，连传闻也没有，是宋代御史们还是政治嫩手？不懂得整人要从各方面搞臭的基本原理？还是苏东坡这方面过得硬？看来还应该是后者，苍蝇再多，也没法死盯东坡这只钱、色都无缝的好蛋。
至于审查历史档案？宋代人当然也会这一手，不过东坡的个人档案实在清白无瑕，仅受过两次罚红铜八斤的小违纪处分，家庭出身也属三代红苗子，老爸行文骂过宰相也没被翻出来当罪证，宋代的小人们还是傻得多，再坚持学习九百多年试试？凭你苏老夫子的这张臭嘴，还不得管制你一辈子！
在狱中的苏东坡境遇如何？诗人后来曾留句：“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看样子乌台狱中的“政府管教”还有虐待犯人的喜好。
不过也有相反的记载：苏东坡受审如上班讲课，入牢如回星级宾馆――没写错吧？没有，关押苏东坡的牢房如同现在宾馆的标准间，条件不是优越，那是相当的优越。
不过，这不是由于御史台的官员们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或者是天良仍在，慈悲无限，而是由于苏东坡自己混下的好名声，这帮了他自己的大忙：看守他的狱卒中有名“苏粉”。
四十一、皇家牢狱好驿馆
御史台的监牢里，有个狱卒心肠特好，知道了自己负责的牢房里关了闻名天下的苏轼，简直等于将心中的偶像请进了自己家，对苏东坡十分恭敬，允许家属自由送饭；知道苏东坡是四川人，甚至每天晚上给苏东坡烧热水洗澡，估计现在也就挂星的宾馆有这个条件吧。
苏东坡的儿子苏迈每天都能到监狱去看父亲，当然也会给素以美食家著称的老爸送饭。苏东坡爱吃猪肉，爱吃烤羊，爱吃各种稀奇古怪的荤素食物，尤其爱吃鱼，这点以后咱们专篇细讲。
前些日子国内热播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且不说清代的刘庸做没做过宰相――肯定是胡扯，整个大清家就没这个官衔，只注意到刘罗锅坐监时有段戏，肯定是从老苏那儿借过来的。
刘罗锅坐牢和家人说好，只送蔬菜和豆腐，倘若听到坏消息，就送条鱼来，结果被对头和绅看出了猫腻，给老刘的牢饭偷换成了鱼，直把个刘罗锅吓的万念俱灰。
其实这是宋代的苏记行为，宋人笔记《扪虱新语》及《诱善文》都记载：苏东坡和儿子约好，只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饭菜便送鱼来。
打官司没有不花钱的，有天苏迈要离开京师去陈留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委托给了一个亲戚，但忘了告诉亲戚关于鱼的约定，结果亲戚知道东坡喜好吃鱼，便在菜中来了条鮓鱼，这下可苦了东坡，大惊之下，东坡认为大概凶多吉少了。
没说得，抓紧时间写遗嘱吧，人家苏东坡遗嘱都是七言律诗，诀别诗两首写给了弟弟苏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这两首诗措词悲惨，东坡在感谢弟弟，说自己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这孤魂野鬼虽然免不了青山藏骨，听雨泣风号，但是却挂念兄弟“他年夜雨独伤神”，唯一的愿望就是世世为手足“更结来生未了因”。
狱卒把这遗嘱诗转给苏辙后，令苏辙伏案而泣，不能自抑。
但可以得出结论：苏东坡的狱中生活并不那么困苦，家人、甚至亲戚都可以送饭入狱；监管也不是那么严格，还能往外送诗词之类的信件。
也可以这么认定：苏东坡自知不妙，但却更加聪明清醒，诗中首句便开言“圣主如天万物春”，简直有点拍皇帝马屁的意味，这在苏东坡的诗作中是极其罕见的，不过――早干吗了？
这无疑是苏东坡明智的意识到，此诗肯定会被狱卒依监规上缴给高层，甚至皇帝本人，此类语言一经龙目，想必龙颜大悦，再加兄弟亲情凄苦溢于诗外，说不准皇帝一转念，自己的案子也就有了转机。
事情往后的发展也是如此，皇帝看了，果然十分感动，这对案件最后的判决帮了大忙。
但是御史们此时的心理可以肯定，坚决避免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不一口气置于苏东坡死地，谁睡觉也不得安稳。所以在收集罪证方面挖空心思自不必说，狱中的监视也是外松内紧，一旦找出现行罪证，那苏东坡也就死定了。
据《春渚纪闻》载：苏东坡日后曾对左藏副使刘景文说“乌台狱中的一天晚上，暮鼓敲过，正要睡觉的时候，忽有两个人走进牢房。一句话没说，往地上扔下个小箱子做枕头，躺下就睡。我以为他们也是囚犯，便自己躺下睡去。四更时分，有人推醒我向我恭喜，我侧身相问，只听到回答：“安心睡吧。”，两人说完带着箱子神秘离去。
“这是因为在我刚受弹劾之时，舒禀等辈数次上奏皇帝杀我，可皇帝并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太监到狱中，观察我的举动。来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见我鼻息如雷，回奏皇帝说我睡得沉稳安静。皇帝对左右说：‘朕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所以后来我才被宽恕贬谪到黄州。”
由此记载可以推断出：苏东坡晚上睡觉曾也有人监视，皇帝都能派人夜宿御史台狱中，御史们岂不更是方便？
也可以看出：苏东坡没拿坐牢当作塌天，生死关头也没妨碍夜晚呼呼大睡，假如当时是在装睡，那就更说明苏东坡机警非常，从没有过破罐子破摔的心思，一直在创造出狱的机会。
就是对狱中的看守，苏东坡也没放弃过替自己辩护的机会：前面提到过的苏东坡写两株老柏树的那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当时的副宰相――参知政事王珪这样向皇帝解释：“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皇帝却并不糊涂，当场嗤之以鼻：“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王珪闹了个大红脸，没趣的退下，再加上当时在场的章子厚替苏东坡解释，这两句“反诗”终于没被定为罪证。事后章子厚不由感叹：“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此事记载在《石林诗话》。
据《苕溪渔隐丛话》载：此事被看守苏东坡的狱卒知道了，便悄悄的询问苏东坡：“这诗句真是在讽刺皇帝吗？”
苏东坡淡然一笑：“王安石诗中有句：‘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讽刺的就是这里面的龙啊。
估计苏东坡的这个辩护词假如到了当权的王安石的信徒那里，也只能苦笑作罢――总不能再把退休的老丞相给抓进来吧。
其实苏东坡认罪也好，辩解也罢，对他自己的命运都关系不大，决定苏东坡命运的是皇帝，而皇帝又是被多方势力左右摇摆，大人或小人们在皇帝耳朵里较量吹风的力度，在决定着政治犯苏东坡的生死。
四十二、天子足踏两叶舟
御史台狱中的苏东坡成了神宗皇帝的一块心病！
细致的审问期间很长，令御史们前后忙碌了四十多天，十月十三日才算审理终结，御史们将罪证确凿的案子送呈给了皇帝御览，现在就看皇帝一个人的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狱中的要犯苏东坡此时也安下心来，自己的命运吉凶从表面看取决于皇帝的心情了，但其实不然，应该是取决于朝中两派争斗的天平起伏。
这时赶上了后宫太后大丧，朝中的所有大事都必须为此让路，苏东坡的案子当然也不会例外，这使苏东坡在狱中过起了清闲而不安的日子，是死是活看来遥遥无期，据说这时的犯人心情最烦躁，不知此时的苏东坡如何？
从上文中苏东坡的睡眠质量来判断，苏东坡确与常人不同，依旧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最起码是睡觉倍儿香！
监牢外面人们谁都没闲着，大家都在为苏东坡的生死尽着最大的努力，努力让苏东坡掉脑袋的人不少，努力保住这颗大好头颅的也有，这跟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的苏东坡没多大干系，等待判决的犯人只能眼望铁窗：“头颅何时有？把酒问青天！”
御史们审理出的罪行够砍下苏东坡十颗脑袋的：苏东坡写给驸马都尉王诜的诗里， 竟有造谣当今百姓“救荒无术归亡通”之句！还说什么百姓坐听“鞭答不呻呼”，又说什么“虎难摩”，这部不是在指责朝廷为政贪婪么？
该犯在密州写给朋友李常：“洒涕循城拾弃孩。”――男女婴尸都饿死于路也！
给朋友孙觉的诗中，暴露出国家的一方长官竟然相约不谈政治，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国家政治就那么黑暗可怕吗？
在给曾巩的诗中，苏犯公开说：厌恶那些“股耳如惆蝉”的小人，这是在指谁？给张方平的诗里，犯人把朝廷比为“荒林惆蛰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刘恕被罢官出京时，苏轼竟承认很佩服这位被罢官的朋友，赠诗云：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韩愈的“马说”中说伯乐过冀北之野，而现在冀北骏马皆空，这当然是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后面更是明说刘恕“鹤立鸡群”。暗喻“独鹤”贤人与“群鸟”小人，隐含之义昭然若揭：在朝的皆庸庸碌碌者群鸟之辈，午夜长鸣而“惊夜旦”非“鹤”刘恕莫属了。诗经曾有两厅‘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之句，这不是等于在说朝堂上只剩下一群好坏难辨的乌鸦吗？
给刘恕的第二首诗中有句：
……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庄子曾讲述：庄子谢绝楚王请去做高官，告诉楚王的使者一个故事：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败的老鼠，叼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从旁边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便发出尖叫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
这是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以前把当政者比为呜蛙，比为呜蝉，比为夜袅， 现在又比喻为吃腐鼠的乌鸦！还有些诗中竟谩骂朝中高官为“沐猴而冠”，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朝中时局对御史们也有不利之处：现在遇有国丧，按旧例国家总要大赦，苏东坡如被赦免了怎么办？本打算趁苏东坡案发，正好乘此机会一网打尽朝中反对派，倘若这大赦帮了倒忙，心血岂不完全白费？
李定和舒禀郁闷非常，干脆防患于未然，由李定提前奏上一本：对有可能被大赦的政治犯，力请皇帝一律不得赦免；舒禀更狠：进奏皇帝将威望极高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加另外的五个同案犯朋友，一概处死！
这就是杀人欲广、欲速而不达了，杀一个苏东坡倒还罢了，牵扯上这么多名人、大人物干吗？皇帝怎会舍得？
就是杀苏东坡一人也并非易事，仁宗的皇后曹太后生前就过问过这个案子，亲自说给神宗皇帝：“苏氏弟兄二人中进士之时，先帝曾高兴的说，他那天为子孙后辈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听说苏轼正因写诗受审，莫不是有小人跟他做对？在苏轼政绩上找不到毛病，现在却由他的诗入罪于人，这样控告人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陛下可千万别冤屈了好人，老天是不容的。”
皇帝的确也有过放苏东坡一马的心理，在副相王珪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的时候，皇帝不以为然：“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虽然当场驳斥了王珪，但到了朝堂之上，皇帝还是没有显露出一点赦免苏东坡的意思，满朝文武哪个不是观风使舵的高手？“胆小鬼”们无人敢于进言，敢说话的御史们又都是东坡的对头，谁也不给皇帝台阶下，皇帝尴尬了。
其实在朝廷执政的最高层，意见也有相左，不过，在没清楚皇帝真正的态度之前，没有人敢表态罢了，就是个别人想为苏东坡讲情，也是拐着弯表达自己的意思。
宰相吴允趁与皇帝闲谈时规劝皇帝赦免苏东坡：“陛下认为魏武曹操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神宗皇帝最讨厌的就是被史书称为篡汉的曹操，当时就不屑给魏武定性：“何足道也！”
宰相就是等得这句，立即接话：“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袮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皇帝无语。
决定苏东坡生死关键的时刻到了，但朝中大局无疑对苏东坡的命运是不利的，为苏东坡上眼药的多，出药方救苏东坡的少，这特别容易理解：本来这时在朝中当政的都是些新政“精英”，人数比例在那儿摆着呢。
虽然皇帝内心不想置苏东坡于死地，但是皇家最顾忌脸面，最忌讳承认的就是把人给抓错了，谁能在这关键时刻给皇帝弄架梯子，让皇帝下来这个台阶？
四十三、生死只在一张口
苏东坡在押已经四个月了，狱外朋友们的援救行动已经尽了全力，关系太亲密的，比如苏辙这样的兄弟，属被牵连之列，是说不上话的，再说现在案子卷宗已经到了皇帝那里，能直接进言皇帝的是极少数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却大都是“新进”――苏东坡的对头。
苏东坡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那两首诗辗转上缴到了皇帝那里，皇帝看后也感凄苦苍凉，从中又看到了作者对皇帝一片忠贞之意，杀掉诗人更下不去手了。
皇帝自己派到御史台的暗探也有对苏东坡有利的回奏：苏东坡心怀坦荡，在狱中都能安心熟睡。皇帝现在不由暗恨苏东坡：胡写那么多该杀头的诗词干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么！以诗词攻击政府，这是该死的文人一大发明，看来需要来场文化革命了！
随便放不得，却也不能轻易杀掉，皇帝进退两难，真该把这家伙发配到大西南搞三线建设劳改去！
怎能就这样饶过苏东坡以及他那些同案犯？反动言论太多了呀！且影响极坏，范围极广，不出重手镇压一下这些胆敢拉历史倒车的“反党俱乐部”，又怎能获得全国的安定团结？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既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就随他去吧，俗话说慈不掌兵，掌握国家政权更要远离那个“慈”字。
皇帝才要咬牙决断，那御批“照办”二字却犹如魔鬼的手印，直入脑海，谁都知道，这个血印只要一留，神州大地顷刻腥风劲吹，一场浩劫是躲不过了！
御笔画个圈圈也不容易，举笔便出现慈圣光献太后临终时的嘱托，曹太后清楚自己死后会大赦天下，挣扎留句：“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皇帝为天下孝子表率，太后的遗嘱怎忍不理？
为苏东坡说情也是大有门道的，第一要看是谁在出面说情，第二要看用什么理由说情，把握不好这两个分寸，有时候就是适得其反。
此时因反对新法被闲置在南京的张方平与苏门关系非同一般，据苏东坡《张文定公墓志铭》说，张方平的曾祖母也姓苏，苏轼苏辙兄弟称张方平为表叔，此亲戚关系不见正史，也许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所谓亲戚，但张方平对苏家父子三人都有举荐之功是确凿的，苏东坡也素以师长待之。
苏东坡犯案，张方平首先被牵连进了案子，但此时的张方平却不顾个人安危，很快上表为苏轼喊冤。
奏章按规矩必须由南京地方政府转交朝廷，但是南京的官府不敢转递，张方平索性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专程进京送奏章。恰这小张性情老实懦弱，到了京师，看见御史台全身就想“抽”，更别说皇宫了，犹豫徘徊无数日，始终没能把老张的表章给交到皇帝手里。
后来苏东坡看到了张方平表章的副本，竟吓得伸着舌头半晌没缩回去，弟弟苏辙后来对人们说：哥哥是庆幸这本章没送上去，假如张恕真一横心上缴了父亲的奏章，苏东坡还不定会得到啥结局呢！
原来张方平表章中有这样的话：苏轼“其文学实天下奇才也！”，这还了得？政治罪犯，本事越大上面就会越害怕，这等于老张好心办坏事，成了在促激皇帝杀掉苏东坡了。
据《甲申杂记》载：御史中丞李定就甚懂得这个道理：虽然一再建议皇帝早开杀戒，但却公开在人前叹息苏东坡大才，甚至发自内心的赞扬苏东坡：“苏轼奇才也！”
听到这话的人谁敢答话？李定不厌其烦的解释：“（苏轼）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印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奇才也！”
相信这种语言传到皇帝耳朵里，对苏东坡绝对有害无益，而李定又落得个识才、惜才的名声：一箭双雕之花活也！
神宗皇帝赵顼更加迟迟不对苏东坡的生死表态了，除了御史台众口一词要皇帝干掉苏东坡稳定全国政局以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皇帝素有变革之志，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让好胜的皇帝有了强烈的挫败感。
皇帝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胆敢反对变法的老家伙，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闻名全国的苏东坡刚好赶在了这风口浪尖上，皇帝此时也真有杀一儆百的想法。
皇帝心中的一架天平现在左右平衡晃悠，苏东坡的性命处于正中，两边分别生死路！往哪边滑落？就看哪边能再加块砝码了！
最关键的时候，一介草民的一封奏章送到了京师，是已被罢相闲居的王安石的奏章到了。
从江宁寄来的奏章极为简单，王安石以平民身份为东坡开脱：“哪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反而为些文字小事去杀有才华士子的道理呢？”
此事记载在宋人周紫芝的《诗谳》中，文中原句是：“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皇帝总算等到了下台的梯子，要知道，王安石虽然退休，但毕竟是新法的老祖级别人物，朝中信徒芸芸，天下门生众多，说句话还是有不少人关注的。王安石的奏章被立即发给朝臣讨论，变法的鼻祖都说话了，下面的信徒立即鸦雀无声，皇帝终于能决断了。
平民王安石能抛弃政见，为昔日政敌说情解难，可见王安石胸襟非同一般，人品可称亮洁，这也为日后二人成为私交好友奠定了基础。
假如皇帝要杀苏东坡，却也不比饶过苏东坡容易多少，不说新旧宰相先后出面讲情、太后遗嘱赦免东坡，就是祖制这一关神宗也不大易过，大宋太祖赵匡胤曾盟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圣谕终于颁下：苏轼被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准擅离该州，无权签署公文。
受到牵连的人中，被处理最重的是驸马王诜，这是因为曾泄露密给苏辙，而且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台贬谪到岭南荒僻之地宾州；再就是苏辙，因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虽没有收到苏东坡什么严重的毁谤诗词，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任筠州酒监。
三十九个被牵连进案子的人中，二十九人受到明令处分：张方平、司马光和范镇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其余被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不管御史台的人满不满意，轰动天下的乌台诗案还是就此落下帷幕，苏东坡全家就要奔赴黄州了。如果说人生本来就是波浪型的轨迹，那么这时的苏东坡无疑是处于两个浪头之间的谷底。
但对苏东坡来说只不过是仕途上的谷底，在我们后世人敬仰的文学功业方面，此时的苏东坡却是等于站到了新的起点。
很难说，“乌台诗案”对中国的历史是不幸还是相反，对于后世的文人而言，“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结果已经是相当温和了。
清代学者龚自珍在《咏史》中曾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但从那以后，更残酷、更惨烈的文字狱将不断被开发问世，中国文人最悲哀的时期还在后面，中国文学被政治强奸的最羞辱年代来日方长。
但却可以断定：“乌台诗案” 对于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词的辉煌，是一次难得的幸运！
四十四、此灾何必细追究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监中度过四个月又十天终于出狱了，据说最知道自由可贵的就是蹲过大牢的人，死里逃生的苏东坡论说就更应该珍惜这种自由了。
但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刚从“诗案”中脱身的诗人就开始作诗了，当晚，苏东坡灯下挥毫赋诗：《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一：
百日归期恰及春， 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 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疑是梦， 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 窃禄从来岂有因。
其二：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 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 为余投檄向江西。
前首看来有些调侃意味，据明代文人瞿佑撰在所撰《归田诗话》中分析：这是因为韩文公韩愈因上《佛骨表》，被宪宗远谪蓝关，临行留句侄孙湘云：一封朝春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又《题临泷寺》：
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
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韩愈诗句读之令人凄然伤感，一派被贬之后的苍凉心态，想必此刻的苏东坡突然想到自己与韩文公境遇何其相似？于是提笔和韵，写下前面两首自己的诗句。
但是，境遇虽相似，留墨却不同，东坡诗则旷放不羁，出狱即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苏东坡好像没拿一百四十天的大狱当回事，已经开始对酒如梦，下笔如神了！
细品味此诗，却又不仅于“如神”，而是东坡所流露出的心态有些格外神奇：“百日”的牢狱归来竟感到春“风吹面”；“余年”竟然逢上了“乐事”；“走马”得意竟然“联翩”；那“鹊啅人”却不免又有嘲讽乌台御史们的嫌疑了；口说“此灾何必深追咎”，却笔下不忿“窃禄”之人。
后一首更是有点刻意恶搞的文风，明知“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声称“此去声名不厌低”，思绪竟然飞到了“塞上”，不屑留在“城东”玩些“少年”斗鸡玩狗的把戏，自嘲“贫无酒”，却笑“老从事”，被贬“向江西”却称为有人“投檄”所致，――依然不改幽默诗人之本色。
那诗中的“少年鸡”用典明显：唐代玄宗喜好斗鸡，弄臣贾昌在七岁因为善于驯养斗鸡，得到了玄宗的宠信，升任五百小儿长。人称之“神鸡童”，社会流传“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贾昌娶妻潘氏，潘氏又深得杨贵妃宠爱，夫妻受宠长达四十年，这由于斗鸡高手而发迹的宫廷的弄臣和伶人，当然可以引申为现今朝廷当政那批小人，御史们如较真，肯定又是诽谤。
那“窃禄”之句，乍看是在谦虚自己无才为官，唐人杜荀鹤《自叙》诗：“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但是“窃禄”一词还有出处，王安石、欧阳修在自己的诗作中都曾把朝中吃白饭的无能朝臣比作“窃禄人”，这诗句如到了御史台，肯定又会被怀疑是在指桑骂槐。
据《孔氏谈苑》记载：“苏子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
也就是说，苏东坡写完这两首大作之后，不由苦笑自嘲：“老苏你真是不可救药啊！”
苏东坡奉旨被贬出京，时间上不同于以往的正常调动赴任，即刻就要出京，那就只有把家人留下，由弟弟苏辙照顾，随后再去黄州团聚，自己和长子苏迈提前离开京师，启程前往皇命就职地点黄州，苏迈其时已经二十一岁了，一路照顾父亲是没有问题的。
出发那天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初一，这是中国旧历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半是国家公务员半是囚徒身份的苏东坡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现在连全家过个团圆年的资格也不存在了！
有些大师讲座说苏东坡现在的黄州团练副使就等于当地民团的副团长，并且没有薪水，不过老孙实在没有查到苏副团练停薪留职的官方记载证据，仅是在后人的笔记中有一句“绝薪”的字样，作不得数。没工资被贬的官员靠什么生活？被贬的官员不是被发配的囚徒，国家是不管牢饭的。
并且团练副使也绝对不是什么当地民兵副头头，唐代团练使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等同于防御使，有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两种。到了宋朝，州团练使是从五品的官员，苏东坡的黄州团练副使，虽属不在本州任职统兵的武人虚衔，但其地位也是相当于一州通判的。
看过《水浒》的朋友大概记得武松发配孟州时的情形，那个恶霸蒋门神所依赖的就是妹夫孟州张团练，可见团练使也是个在编的地方军职，并且权力不小，不然也就不需要朝廷专门注明了：“不得签署公事”。
苏东坡只身入狱的同时，全家随后被炒，经济拘谨是肯定的，要不然也不需要儿子苏迈去陈留借钱了。不过，只要东坡出狱，估计生活还是没问题的，要知道，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名满天下，其书画作品众人已经求购若狂，那宋人笔记上明载：扇子上画些草、竹、乱石便立时价值千钱；回封书信，其字也能换只烤羊，苏家再穷也不会饿肚子的。
不过现在起，苏东坡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了，自己已经不是一方太守，已经是名不准办公的小吏了，这在一般人的心理上肯定会有极大的失落感，大家不是都爱发奋感慨：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么。
钱、权两损的苏东坡可不是一般人，事实上根本没有出现什么情绪上的波动，这是苏东坡的天性使然，苏东坡是天生一个洒脱的人，官爵的高下，俸禄的厚薄，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伟大之处！
快乐的心情只是人对外界信息的感觉而已，不同的人因为自己不同程度的对环境与物资的需求、依赖，感觉各有不同，锦衣玉食未必能导致心情快乐；困苦的日子未必就肯定心情苦恼；一个达观的高人不会关注自己在社会中属于哪一层次；一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圣人！
这有证据：六年之后，苏东坡接到复其衔朝奉郎，并知登州军州事后，给王巩的书简中说：“谪居六年，无一日不乐，今复促令作郡，坐生百忧。正如农夫小人，日耕百亩，负担百斤，初无难色，一日坐之堂上，与相宾向，便是一厄。”
伟哉东坡！
权力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
现在的苏东坡才真正的最接近平民，回归了他最可爱的本来面貌，国人、文人大都由心里赞美：篱边采菊、牛背横笛、渔樵吟唱、田垄吟诗等等――也许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己吧。
在今后的几年里，苏东坡就将这样生活在我们心底的赞美声中。
四十五、三教合一贯太虚
乌台诗案，苏东坡经历了惊心动魄与死里逃生，如果说这种经历都不能使他接受教训，那就只能说这位拗文人的拗劲要超过“拗相公”了，苏东坡是怎样看待自己目前的处境呢？
苏东坡对此在《安国寺记》中做了详尽的记载：“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唱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苏东坡行程月余到达黄州，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到了黄州后是吃住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苏东坡这样的全国名人，实是真正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宾客还是不断，以至需要新到任不须理政的团练副使自觉“闭门却扫，收召魂魄。”。这里的“收召魂魄”无非是东坡自己收心养性之意。
这是皇帝在宣布苏东坡处分决定时的明令：“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
不让工作，又不许“乱说乱动”，看来苏副使是被送来接受“再教育”了！
但苏东坡自我反省，却难以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经过艰难的反思，才算知道自己“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坡心中有数：自己得罪权贵也不是“今之所以得罪也。”。怎么办？洗心革面，从新做人？
不行！“欲新其一，恐失其二”，有得必然有失！苏东坡感叹自己“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道行还不足以忍生吞气，性情暂时还战胜不了习惯，“不锄其本而耘其末，”，自己没修炼到家，强行管住自己的口舌笔锋，属于本末倒置；“今虽改之，后必复作。”，肯定会屡教不改，继续作案；干脆“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吧，此谓：放下“秃笔”，立地成佛也！
所幸当时的黄州太守徐君猷挺照顾苏东坡，知道这位团练副使是奉诏不干工作，合法带薪休长假，就给安排了一套“城南精舍”，上面下放来的干部总的照顾一二。
苏副使的新公寓是定慧院，后移居安国寺，里面自然环境还说得过去，“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苏副使“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让苏大人自己在这儿做思想斗争吧，但是苏大人四大皆空也没有用，还是“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看来“灵魂深处闹革命”难于上青天！
化外佛家圣地，环境改造俗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然而，被改造的“下放干部”最能苦中求乐，竟然“私窃乐之。”――这简直是进了高干疗养院！
进得三宝殿，却非烧香人！住在寺院未必就成了和尚。
苏东坡由京师来到黄州，并非像一些大师们说的那样落魄，那样穷困潦倒，就是东坡在笔记中自己哭穷也没有用，那是他自己在与做太守时的风光相较得出的结论，算不得真实写照，证据是：哪有穷鬼发配还羡慕人家能随身携带几名侍女的？
苏东坡于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赴黄州途经麻城岐亭，赠陈慥一首 《临江仙》 ：（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静安居士。作此纪之。）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
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
由别人想到自己，却叹“新洞府”中轮到了自己“铅鼎养丹砂”，东坡该词虽透出几丝不平之气，却也见几分“溪山好处便为家”之安逸。
安国寺中，苏东坡好似着迷上了青灯古佛，莫非暮鼓晨钟当真能唤回苦海梦迷人？
东坡不是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只能催促他开始深思人生的真谛。香烟缭绕中，诗人逐渐获得了心灵上的真正安宁，武职的东坡在文学修养上开始了升华，他之后的作品明显疏远了丑恶的政治，溶入了可爱的大自然。
出于自小的熏陶，苏东坡原本就喜欢老庄道家，这也许是诗人的天性使然，东坡骨头里有一种庄周的潇洒与超脱。和尚庙中，团练念开了佛经，攻读起了禅义，研究起了易理，复习起了儒学。
这是集三教学问于一身的开始，或许这才是苏东坡塑造自我的起步，苏东坡这是在将水火相溶，又注入了一股天地真气，三者合一贯太虚！
佛教禅理与儒家思想与水火相似：儒家务实，佛法务虚。若是大家都来做和尚，则人类必然绝种灭亡，人生既然只是一种幻觉，当然可以弃置社会而不顾，一切都空空如才是佛家的真谛；而儒家则是极力改造人们的思想为现实服务，时刻在教导人民要下级服从上级，只有安心做奴才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这两家高论其实水火不相容。
苏东坡自幼被灌输的是儒家大道，这是文人的骨头，改变怎易？但中年后的苏东坡却是把佛理拿来做诗人的血肉，用来柔和自己的灵魂，吸进与吐出的却是一股道家清气，行动上也是尽量适应自然，笑对生死人生，万物归无极。
可以说，格格不入的三家在苏东坡一人的身上和平共处了，是否这就是矛盾的统一？
此时的苏东坡行文似乎也有矛盾之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他对自己的描述有些判若两人。
在给挚友李常的信中，苏东坡这样写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现任参政谏议执事的章子厚，曾经写信劝过苏东坡认清形势，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而公乃疑其再犯也， 岂有此理哉？……”。
可以看出，大难不死的苏东坡圆滑多了，至于是否必有后福？大家就接着往下看吧。
四十六、孤独诗客独清悠
苏东坡与儿子远离家庭独居黄州达四个月，家人由弟弟苏辙带领来黄州，这是远途搬家，不是轻松旅游，苏辙要带着两家几十口，乘舟南行，前往遥远的江南新任所高安任职酒监。
依照林语堂先生介绍：“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也有学者认为酒监是朝廷专门设置的监督国家干部酗酒问题的官员。
――其实不是如此，没有史料证明宋代政府曾开办“官营酒馆”；宋代朝廷也不监督官员饮酒，只是对酿酒的作坊设官员管理而已。苏辙的酒监一职大概相当于现代的XX专卖局或酒类工业局的局长职务吧。
两家人在九江分手，苏辙把全家留在九江等候自己送哥哥的家眷回来，带着嫂嫂王润之及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西行前往黄州，直到当年五月二十九日才与哥哥重聚。
黄州地处长江边，在宋代还是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气候潮湿多雨，小城人民穷陋，苏东坡来到黄州第一件事当然是首先向黄州太守报到，幸喜黄守太守徐君猷早就十分钦佩苏东坡，对苏东坡接待甚为热诚，常以酒宴相邀；不远的鄂州朱太守是苏东坡的旧友，也常送来酒食。所以，虽然在寺院搭伙吃饭，苏东坡还是能不断佳酿、荤腥的。
在等待家眷四个月的时间里，苏东坡日子过得安逸舒适，既不用早起点卯，也不须夜晚加班，每日早睡迟起，雨浓听涛于江岸，日高漫步于林间，喜好探胜寻幽的苏东坡不会老是纠缠于乌台噩梦，是在享受生活：“难得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不过与遭受牢狱之灾前相比，苏东坡的心情还是有所不同的，苏东坡在湖州任上仅三个月即被捕，期间曾作《南歌子》一首：“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
苕岸霜花尽，江湖雪阵平。两山遥指海门青。回首水云何处、觅孤城。”
欢快的湖州太守眼中“月华如水、彩舟横”江中，意气风发“回首云水何处”，神游天边“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