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思想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真正进入了黄金时期，不比世界哪
国差。
但是80年代真的很危险。好搞的，一下就搞完了。象农村承包责任制
，我实在不觉得这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比起官办经济来，这承包
责任制真没有什么东西，很没有意思。之所以闹到承包责任制都成了
“重大成就”，是因为以前农业实在搞得太差。这也是我对从前很不
满意的地方，全国那么多人在农村种地，居然连吃饭都搞得紧巴巴的
，实在是出了很多乱子，搞政治搞得连地都种不好了。只要不象从前
那样政治化，只要老实种地，不管怎么搞，农业都会好转的。我预计
这个责任制将来在理论上没什么地位，缺点会越说越多。实际上当时
就算还是搞集体农业，也肯定有办法的，关键是不要老是政治冲击生
产。
农村放开了一下，虽然远不是什么理想体制，但总比过去那种死气沉
沉好，所以农业物资产出丰富了。所谓丰富，可能就是以前不让种不
让养，后来让搞了，农业产出真正上台阶还得后来靠市场需求带动。
一些非常粗的民用品，黑白电视之类的，也生产出来卖了，人民觉得
生活有进步。就这样，叫改革很有成就，老邓天安门上站一站，居然
就有“小平你好”的条幅打出来。说老实话，那时中国人的良好感觉
就是“天真烂漫”，不知江湖有多险恶。那时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的
经济改革有这么复杂，水这么深，也不知道世界经济环境这么黑暗可
怕。
经济学上，这叫什么“帕累托改进”，意思就是大家日子都变好了，
至少是没人利益受损。在某些人看来，就这么一直“帕累托”下去，
黑白的换彩电，房子旧换新多好啊。可惜的是，这种好事一会就搞完
了，往下不好搞了。
这一段，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过去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当然
也有很多正确的政策）弄得所有人利益都受损（农民弄点小生产能害
得了谁？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过分了），回复人之常情的正常办
法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要把这当改革开放，那就太小儿科了。
改革开放，还得回到我们前面长篇大论分析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优缺
点、资源利用率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求对经济与科
技进步的推动、以及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来。这就非常困难了，以至于
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差点翻船。
大约就是1984年以前，可以算是“拨乱反正”期。这时候已经有了市
场的概念，居民可以买的生活用品丰富了很多（我家那时搞了台黑白
电视，那高兴劲比后来买啥子大家伙都真），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
这种“市场”，可以算作是计划经济里面的流通环节，完全处于一种
依附地位。国家让卖啥就卖啥，和现在的市场相比真的等于没什么东
西，短缺经济。
高兴劲过去，一看人家过的日子（特别是香港台湾），泄气了，好多
人脑子就开始乱了。因为开放，外国是什么情况，大体上全国人陆续
知道了。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知道离人家差距多大，教育全国人说落后
了，老百姓也就这么一听，并不当回事，大体上也就和笑话里两老农
想象皇帝天天吃上等窝窝头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想过要是能天天吃苹
果那日子不得美上天去？等眼界慢慢开了，心里越来越沉重。人家不
是天天吃苹果，而是比你的钱多上百倍，最穷的人过的日子都是汽车
洋房你都不敢指望（后来了解得更多，才知道发达国家也不是说得这
么好，汽车洋房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日子，而且还有很多比中国惨得多
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我记得是说印度有三亿“中
产阶级”（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时中国人有多么好骗）。这就
开始瞎反思。
一反思，这才真正搞起改革了，就出大问题了。
十四）大气候，小气候
80年代前期，短短数年内，苏联三任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
相继去世。接着上台的是“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到是身体不错，到现在二十多
年了也不太显老。这哥们那时才50出头，比现在的胡锦涛还要年轻好几岁，风头之健
更是一时无两，1990年还捞了个诺贝尔和平奖。
本来在西方媒体上，社会主义国家这边的风头是邓小平占着的，1978和1985年两年都
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一个副总理访美比最高领导人规格不差。那段时间，老邓的面
目很是奇怪，和美国人打得火热，各种合作项目很多。国内宣传面各种思想解放运动
搞得很火。
后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出来，才知道什么叫“思想开放”，全球都震惊了。中
国虽然改革搞得早，但相比之下思想就太落后了，保守势力太强了。这时候，社会主
义阵营终于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层面都是急剧变化。
这就是老邓后来说的“大气候”，当真是很有水平的观察。他说大气候的时候，苏东
巨变还没有发生，所以说有水平。一场大气候下来，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陆续经历巨大
震荡，“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挫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军事上没有失败，却在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攻势之下全线溃败。各国共产党几乎全部
丢失国家政权，剩中朝越古这四个难兄难弟。极端的如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甚至被
拉出去毙了。
国际上是大气候，国内也免不了，就是“小气候”。结果很奇妙，中国思想界开始了
真正的自我思考，形成了有底气的独特一套。后来的发展证明，还是中国这一套更有
新意，是真正的“新思维”。
为什么最先搞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气候”中反而成了最“保守”的？这就可以看出中
苏改革的根本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探索”，是大规模的实验，并
没有预先接受什么。连领导人在内，都是奇谈怪行层出不穷，象胡耀邦搞什么吃西餐
，又拉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开大会情绪一激动就领头高呼口号。全国那时有一种啥也
不懂，东看看西瞧瞧，什么都觉得新鲜的气氛。社会上的思潮那就没法说了，水平低
到惨不忍睹的东西堂而皇之在中央电视台瞎播。一句话，就是不成熟，连“精英”在
内，思想上都跟小孩子一样。还有保守派看不惯新事物，开大会骂娘的不少。整个感
觉就是挺乱的。
但是乱归乱，其实就是那么些上层人物思想在乱。老邓做实验不是完全瞎来，不会把
实验室都拆了。知道水平低，就很小心，经济实验就放几个特区，思想实验就让赵紫
阳搞几个研究所。和美国那些合作，与其说是觉得美国思想先进，还不如说是多年来
一直反苏的邓小平的抗苏行为。一般媒体宣传里还是四项基本原则等老八股，偶尔来
个新思维。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新思维”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知
识分子没多少人，工人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说民主自由好黄土文明不行，他们听不
懂。
苏联东欧那可不一样了，他们是认真地在“思想”，不象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这么
可笑。中国知识分子吃好喝好点先富一下就被收买了，也不启蒙了。但苏联知识分子
是真的从内心鄙视物质的那一套，文化传统就是如此，写的小说都是厚砖头般的十分
沉重，所以他们真搞起来就很可怕了。他们教育程度高，生活也好很多，吃饱了没事
就思考大问题，咖啡馆里拉完了小提琴就弄个沙龙。全社会都有一定思索能力，民主
自由的道理不仅听得懂，还能自己琢磨出不少东西。社会主义多少年看下来，好处都
习惯了，对其弊端认识得特别深，批得特别准。公平地说，西方阵营和平演变火力没
放过中国，但重点还是对着东欧苏联的，投入要多得多。中国这边弄个美国之音火了
一阵子，但其实没啥特别成系统的和演计划，不是重点。
所以当“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时候，中国这里只是个“小气候”。知识分子自命
不凡，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自觉得了风气之先思想启蒙了，就想当救国救民急先锋跳了
出来。86年闹了一次，大学生上街了，往身后一看，没人了。所以说知识分子最狂热
，特别是这种懂一点懂得不太多的，真是次次如此。真闹大，还得等社会上烦涨价烦
官倒要反腐败，才拉上几百万人全国一通游行。
这时中国的乱子表面上是最大的，洋人眼都直了，摄像机直播子弹乱飞打死人，中国
第一次全面占领全球主要媒体。但这次乱其实是个无根之乱，都不知道要乱啥子。学
生们不知要干啥，只知道挺high的，上天安门住着还能参与历史。一会要改革反腐败
与政府谈判，一会儿又游行支持共产党，连玩策略都很幼稚。老百姓也不知要干啥，
就是觉得大学生爱国不容易，另外反对当官的。也是那时中国学生少，精贵得很，全
社会当宝一样捧着，所以就任他们闹了好几个月。到后来，就等于成了这样的局面，
学生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是要在天安门住着玩，还一定要政府派大官来赔着玩。所
以，这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动乱，根本上大多数人是玩心很重的，热心参与者被知识分
子的狂热性支配，内心里不把这当个多严肃的事。所以，把国家首都中心占了那么长
时间居然理直气壮越玩越high。后来，政府不让玩了，果然就没有学生玩了，可见当
初学生们是真的在玩，不是在认真救国救民。相对的，旧社会的学生运动要真诚的多
，国家真的是惨得很，内心的悲剧情绪是真的。假设以后日本又和中国打仗，中国政
府又不抵抗了，我相信学生们就算明知有镇压也是会去游行的。但1989年显然不是这
样的，有点子象文革刚闹的时候群众挺高兴的，并不是真的认为国家危急。
工人农民既然不懂民主自由的道理，又不是没饭吃，也就没有闹的动力。所以整个国
家的乱也有限度，远比不上文革那种全社会停止运行搞批斗武斗。
但是苏联东欧是真的人心都乱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人民
是真的想搞自由民主搞资本主义了。如果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也许没到绝对多数，
因为也有很多下层工农。但肯定比中国知识分子那几条破枪要多得多。知识分子多到
这种程度，就可以代表人民了，至少可以支配影响人民的政策。如果说邓小平派军队
平暴，搞掉的是一小挫人，那么苏联819政变抓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人，真的是一小挫。
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苏东巨变是必然的，从思想层面上没有其它结局。和平演变
的确是胜利了，早在各国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之前，就已经在思想上胜利了，最后的
政变不过是履行确认手续而已。
但是在中国，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胜利过。在朝鲜越南肯定也没有。我可以肯定地预
期，以后也不会。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教育程度低，或者说是因为中国人底蕴好
，或者说老毛有宝贵思想遗产，或者说老邓高瞻远瞩。这也有得吵的。但是中国注定
无疑跳开了和平演变设好的局，走向了独树一帜的官办经济。
下面会具体讲官办经济的发展运行细节。
（十五）从“鸟笼经济”到“官办经济”
动乱压下去了，自由派抓的抓逃的逃，政府收拾了局面，回头还是要过日
子。接下来怎么搞，似乎是不用争了，老邓发现自己几乎靠边站了。这就
要分析一下8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
70年代末以来，公平的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冲突是比较缓和的，而
且越来越有规矩。就近十几年来的表现，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持续稳定
的政权了，可以说是进步非常大。这并不表明内部就没有矛盾冲突，而是
冲突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了。
华国锋汪东兴两个中央副主席级别的人离开权力中心，代表着毛泽东路线
上的政治人物彻底走进历史舞台。我这里指的是狭意的政治传承，文革时
代毛泽东推行政令依靠的高层人物基本全部被清理出局。广义的毛泽东路
线内涵非常丰富，会长久存在。华汪离职的待遇相当不错，华国锋年年仍
是中委，这是进步的开始。一方面华本人没有搞林彪式的鱼死网破，邓小
平斗争胜利了也不为己甚。老毛搞斗争的同时，将对手置于死地（至少他
不care群众把刘彭整死），相比之下，是比较狠一点。后面的高层变动，
失败者都依华国锋的例子，避免了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血雨腥风权力争夺
却让老百姓付出极大代价的惨剧一再发生。所以说意义不小，华国锋也被
评为“忠厚”，并非反派人物。
下面的时代从实质政治权力来说，用“八老治国”来概括比较合适。八老
指的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和宋任穷。
他们的地位之高，是后辈的最高领导人都比不了的。这没什么道理好讲，
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非常讲究老资格，有深厚的历史原因。这里要说明一
下，叶剑英是完全有资格把里面的人顶掉或者变成“九老”的，但他去世
的较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一条路，一方面对中央的
事务不太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向中央替老家广东要来了独立发展的实质权
力。长久以来，广东的经济事务由叶剑英家族幕后操盘，中央并不干涉。
由于行事低调，也未引起太大反弹。最后，广东经济发展最为持续稳定，
成为全国最富的一个地区。所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时常常要把广东单
独处理，因为实际上是独立发展的。例如，近几年忽然争议很大的国企领
导MBO持股，广东不少企业老早就搞完了，那时却没什么人注意。邓选上
记载，深圳特区向邓小平提出要发行自己的货币，被他以“顾全局”为理
由拒绝。这也是其来有自，不然难以想象深圳敢搞得这么过火。
这八老里面，老邓不客气，自封“核心”，别人也认了。但其实也就是老
邓对搞改革比较迫切，对开放比较热心，是改革开放真正的推动力量。别
的几个从经济政策上讲，都是以陈云为核心，传统上可以称之为“左派”
（当然和现在的左派指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断乎不同于
毛泽东那种天马行空，搞经济工作相当实际，经验也很丰富，的确是经济
工作一把好手，这是党内公认的。
就如我前面描述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其实很不成熟，到底要怎么搞经济
他自己确实是不清楚。当然他办事能力非常好，他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效
率相当高，具体抓经济也是一把好手，其能力老毛都很欣赏，这也是党内
公认的。陈云和邓小平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政治上不如邓小平有手段，也
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有自己明确的一套。所以，他
一直以“党内第一经济专家”的面目出现，却没有统领全局能力与想法，
不能算是政治家。
陈云的经济思想，可以用“鸟笼经济”来概括。这个词表面不太好听，但
其实并非那么不好。他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要有计划地发展，需要很好地
规划，但也注意到市场是很有用的，计划有时不如市场合适。所以，在计
划不太合适的领域，就让市场发挥作用。就象一个鸟笼一样，计划定好框
子，在框子内部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既防住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坏处，
又能治市场经济过于放任的毛病。这个思想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
他能观察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缺点，也有很多具体的经验证明，很
不容易。在老毛时代，陈云想在鸟笼内搞点市场，就是“包产到户”，结
果老毛要搞大集体，陈云很可惜地长期靠边站了。老毛在经济体制上搞成
了铁盒子一样超级僵化，陈云是很不满意的，当然他政治上相当有原则，
还是把老毛当导师。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等下层自发改革，陈云一派也是乐观
其成的，阻力来自华国锋等人。这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就称为改革的“
黄金时期”，因为各方面争议不多，全国都受益，改革要能这样干下去就
太好了。问题是以后的改革深化阶段，陈云这派和邓小平的两杆枪胡耀邦
赵紫阳冲突很大。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不同意按陈云的意见搞“鸟笼经济”，他思想更开
放一些，愿意去试一些更新的东西。政治手段上，就搞个中顾委，挡路的
都拉到中顾委来当常委，真正的中央政治局就安排下自己的人来搞思想解
放与经济实验。从人事上来讲，胡耀邦与赵紫阳都只算是老邓这边的，八
老里其它人很看不惯。
胡赵二人，虽然各有各的毛病，老邓看中的是他们比较进取。但最终还是
毛病太大，相继下台。胡耀邦人比较直，内心确实很正直，也很坚定。把
他拉出来搞拨乱反正，反两个凡是，平反冤案，确实很合适，他也做得不
错。所以当了总书记，也还算是顺理成章。但实际上他抓全局的能力缺陷
很大，并没有成熟的治国思想，乱放炮，也不知权变。表面上他有很多思
想开放的言行，后来基本成了笑话，什么吃西餐之类的。他搞民族政策，
更是胡来，直接导致后来西藏新疆出事。最为致命的是，他得罪了太多同
僚。太不讲情面，抓了不少老干部犯事的子女，枪毙的都有几个。这种做
法让许多人下决心把他搞掉。如果要搞他，他把柄实在不少，老邓也不满
意他，所以借着学生闹事等由头，最终下台。不过这时权力斗争确实比从
前缓和，因此看老邓的面子，仍然当政治局委员。
赵紫阳从能力上来说，比胡耀邦要强很多，言谈风度确实不差。要论起邓
小平前期搞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主要还是赵紫阳具体抓的。赵紫阳也有
相当深的心机与谋略，并非胡耀邦那么一根筋把老干部都得罪光了。从能
力与资历上看，赵紫阳确实最有希望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已经当了军委
副主席。问题是，赵紫阳的思想相当接近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上面还有很
多人镇着，不然早全面推行自由化了。他内心里确实相信民主自由这一套
，并且他有一套长久的稳步推进的计划。说得不好听一些，象李登辉那样
在国民党内隐忍多年，老赵也是干得出来的。等他混到真正的最高领导人
，那苏联式的“新思维”运动是免不了的。
因为上面还有很多阻力，所以就先只是自己搞了一摊人，主要是两个研究
所（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搞些子理论探讨。偶而放
了个河殇出来让全国人都很迷惑，但不是常态，还是在上层务虚的多。应
该说，这时他的安排还是很谨慎的，很多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计划都是相
当长期的，并非急功近利想要立刻搞定反对派就此大选，有相当务实的长
远计划。
但是他的运气不太好，社会上不知怎么的，出乎他的预料就闹起来了。这
一闹，就被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害了。他本人肯定是不狂热的，对于实际的
政治冲突考虑得相当深。但是他依靠的那些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无疑是狂热
的，他或者再加上其它几个冷静的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还有香港台湾美国
的那些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就此把运动越整越火，彻底暴露了某些知识分
子阶层推翻政权的意图。
赵紫阳几经挣扎无法控制局势（不是他想闹大夺权，他应该清楚知道他权
争是不可能赢的，而是他下面那些人没法停下来了，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就
是太幼稚）。所以到最后，他只好认输了事，就跑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
，无所谓了”，含义相当丰富。由于他在思想上真的跑到了共产党的对立
面，所以也不肯妥协如胡耀邦那样任个次要职务，而是干脆光棍到底，保
持自我思想的一致性。
这一下两个看不惯的人都自我爆炸了，以陈云为核心的左派顺理成章的接
管政权安排。由李先念提议，把江泽民调进京当头。这一次绝大多数人都
跌碎眼镜，包括老江自己，确实都想不到。这只能说明历史中有相当多偶
然因素。接下来的经济政策，自然就是陈云建议的“鸟笼经济”。如果对
1990年左右的经济政策有印象，想必还记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几个
字。这其实就是要搞“鸟笼经济”，这和大跃进后陈云提的那些“调整巩
固”如出一辙，完全是陈云的路数。
那时可以说是左派全面接管政权。老江那时面目模糊得很，如果有的话，
完全是个左派形象。这不是老江真的信鸟笼经济，而是他认为左派占优。
宣传的都是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起调节作为为辅的八股。
鸟笼经济本身到底好不好？由于只是实践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到老邓南巡
就被官办经济代替了，没法实践检验了，因此只能作些理论分析。鸟笼经
济从表面上看官办经济只是个程度差别，官办经济中也是有大量的计划经
济成分，“发改委”这个计划经济味道浓厚的部门可以说是权势涛天。如
果我们把“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当作成分多少，那么鸟
笼经济与官办经济不过是成分构成的细微差别。但是鸟笼经济与官办经济
在操作上完全不同的，思想上也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选择鸟笼经济，
就选择了去完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是为了完善计划。而选择官
办经济，就是去完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会慢慢当堡垒一样慢慢攻破，是
属于被破坏对象。从操作上来说，搞官办经济就没有可能计划与市场同时
发展，肯定是市场革了计划的命。而搞鸟笼经济，肯定就是计划越搞越细
越搞越大，市场也变成计划的一部分。
鸟笼经济，形式上不同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操作上肯定也会灵活得多。
陈云并非僵化之人，对于搞民生是相当支持的。但我认为陈云没有认识到
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对于计划还是迷信，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必胜计划
的根本道理。市场需求推动的巨大力量，陈云没有充分见识过，我们后面
会论述。等到官办经济发威几年，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市场力量的不可
阻挡。
但这一切，还要等邓小平发动南巡对左派进行绝地反击才能实现，真正精
彩的还在后面。
（待续）
（十六）邓小平的绝地反击
1989年以后，邓小平坚决地从所有职务上退了下来。这时他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是培养接班队伍，二是推进改革开放。从培养接班队伍的角度上来说，他退下来的确有好处。因此，运气很好的江泽民一举当上了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由于江泽民不是邓小平选上来的（按照传言，邓想让李瑞环上来），而是"八老"中其它人商量出来的，邓小平能迅速把军委主席让出来确实是真心为共产党执政团队考虑。
江泽民天上掉陷饼（其实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职务历史上出事非常多，搞不好就是陷阱）一样拱到中央，再配几个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跟个草台班子式的就开搞。怎么搞几乎没得选，看人就知道了。89年六月中电视里宣布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全国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奇怪。这说明共产党当时实在是没人了，老一辈人还在，但都得退了，稍小一点的都没什么突出的人。而且更要命的是，老一辈基本没几年好活了，80多快90的一堆，还就得把重任真正交给这些不怎么突出的人做。以前的思维活跃开放的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人在动乱后职位或扒或降，有经验而比较保守的姚依林李鹏等人接管了日常事务。
应该说保守派并非如一些小故事编排的那样不堪。中国共产党选高级干部相当看重党内风评，断不是越无耻越阴谋混得越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党内共识。例如高级干部子女问题，这是有成规的，到了一定级别的老干部或国家领导人可安排一两个子女到副部级，子女经商应当提供便利都属心照不宣的约定。从毛泽东以下都如此，27岁的李讷出任解放军报总编辑，26岁的林立果空降空军作战部，毛远新更是当到了沈阳军区政委，都是其来有自。文革时年青人上得这么猛，相比之下后来要收敛一些了。国民党在台湾也是如此行事，小蒋直接接班。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属于人之常情，不能过分理想化看待。理想化倾向一种是对此受不了，要民主自由搞大选，凭什么让你们那么容易升官发财。另一种理想化倾向也是愤怒，因此对主席整老干部特别支持，并对文革等政治事件作出主席发动群众斗官僚式的解释，对李讷毛远新的例子或根本不知或作例外看待。人世间很多事都没有公平可言，却又急切间无法改变。这一点上，只有周恩来确实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这也不是说，共产党就成了小团体，只安排自己子女接班。党内还是有些起良性作用的风评，捞得太多了越界了众人也看不惯。老干部们肯定不是新闻或者悼词里说的那么完美，为子女捞些肥厚利益在所难免，但也不是可恶到开大会专门给自己后代分赃。所以高到一定层次的职位，烈士后代就有优势，李鹏江泽民都是如此。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高官子女几乎没有机会（薄熙来有可能破此例）。
邓小平其实早就对长远的干部年龄与知识水平问题有所考虑，80年代开始选了一大批学历与实际经验稍好些的年青人到了一些中级职位，王兆国这样较突出的更是直接提入高层。但人事主要还是按胡耀邦或赵紫阳接班这样来安排的。这两人短时间内忽然不行了，就此造成中央在高级别人事问题上没有准备，人事安排得重头来过。中央政府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人事平衡被打破，改革派失败让出许多要职，保守派自然占据了这些职位。
这就是江泽民初到中央时的人事背景。不管他是不是赞成鸟笼经济，他没有选择只能按保守派那一套搞，说话行事也按着保守派的样子，反自由化和平演变不离口，经济就是陈云那些熟套词汇，根本不敢鼓吹市场主导。这时社会舆论与经济发展都比较压抑，1989与1990这两年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社会上颇有一种改革开放不行了要回头搞计划经济的气氛。
这段时期国际上连出几件大事让老邓心急如焚。89年两德统一，年底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枪决，90至91年海湾战争美帝军事革命效力初显，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方阵营本来经济上就是绝对优势，这下和平演变与军事打击双拳出击威力已显，搞完了东欧下面要搞谁地球人都知道。西方这时对于中国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个最后的共产大国还能挺几年，真不是开玩笑的。中国这边应对的方法就是“反和平演变”，大学生入校先拉去军训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以老邓的智能，他知道这个是靠不住的。当初深圳农民纷纷逃港，邓小平没有蒙上眼睛说是农民思想问题，他心里非常清楚是因为香港农民收入要高100倍。如果不拿出些实质办法来，光靠反和平演变思想教育，必然就是朝鲜似的深沟高垒防外逃加僵化八股思想教育，搞不好真的可能反生东欧式政权突变。不客气地说，搞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先被和演过去的。
鸟笼经济加反和平演变，根本上是一个防守性的政策组合。如果苏联还在，到可以慢慢玩，一时危机不大。但是中国已成和演最大目标，在西方阵营那种绝对优势的打击下，真的不好玩。如果靠反和平演变，就不得不扎紧篱笆，搞不好就成了闭关锁国。西方阵营其实根本不在乎你反和平演变，共产党阵营的宣传能力退化得厉害，完全是挨打之势。你越是封闭，它越来劲，天天美国之音围着你一天24小时放，你干扰，它就搞别的法子，防不胜防。老邓水平不会这么差，他要绝地反击！
老邓的核心思想，一个是要开放，绝不能搞封闭被动挨打，自己人越封闭越没本事没见识越容易上当受骗。一个是要搞经济，经济是自几发展与对外斗争的根本，而且形势紧迫慢了还不行。反和平演变搞搞就行了，从根本上是靠不住的。自己培养的胡赵不行了，只好顺着余老之意，让江泽民搞，连军委主席都让出去了。结果看老江那样子越来越不成器，把个没前途的反和平演变放在嘴边，经济上就毫无主见地搞鸟笼经济，不紧不慢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增长毫无起色，老邓非常失望。往身边在北京的官员一看，不能说是坏人，但基本全是保守派守成之辈。自己没职务了，不好直接说事了，通过人放些搞市场开拓进取的话，在北京居然发不出去，只好在上海讲话，由周瑞金（就是皇甫平）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了四篇扭转风向的文章。这也是因为他的高层人事安排失败了，搞的自己居然都要靠边站了。在国内，他也要绝地反击！
以上就是老邓92年初南巡时国际国内的背景。南巡这个事件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快90的老人，没职务了，全国走了一通，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从而也影响了整个世界。从结果来看，邓小平这次绝地反击在国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国际上，也在胜利前进当中，而且一定会最终胜利。
南巡的过程并不出奇，资料非常多，没必要详述。南巡到底是要干啥？官方的文章基本全是八股套话，我将其本意讲一下。老邓发起的整个事件是以南巡为标志，但其实是一系列动作，前后的人事安排至为关键，相当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最后一锤定音式的长远规划与最后交待。在思想与政治层面上，老邓希望中国脱离政治的影响，社会主义好还是民主自由好，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放在一边，总之是不搞政治了。在经济上，采取彻底的现实主义，要有紧迫感，发展至上，什幺理论都靠边站，发展是硬道理，实践了再说，实践不能等理论。国际上就扩大开放，主动出击，不能自我封闭被动等死，与其让你来和平演变我，不如我自己杀出去看世界怎幺回事。
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他确实是没有理论，无论是面对自由派自由民主的大道理还是保守派姓资姓社的责问，他都没有兴趣去玩这种文字游戏。文字与口头上争得再好，到底得实践干出来才算数。他的道理是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要发展，为了发展，什幺都不要管了，开放也好，引外资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都不要顾忌了。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属于桎棝最少的。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苏联东欧的思想解放，仍然是从一种理论走向另外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干不下去了就去找民主自由理论。在老邓这里，干脆就没有了理论，只有发展这一个目标。
和平演变之类的其实是在搞理论，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骗人，民主自由才是“普世真理”，最希望的就是跟你辩论。但老邓来了个釜底抽薪，中国人都不搞理论了，你那理论再能吹，再怎幺正确，反正我都不理了，那么和平演变就失去了目标，成了自说自话，闹到后来美国之音成了中国人学英语的电台。这就是著名的“不争论”的本意。你搞民主自由的想争论是吧？送到美国去，那搞理论的人大把，你们到那扎堆去搞理论，满意了吧。你想争姓资姓社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是吧？到你们那几本破杂志上爱写啥写啥去，不要耽误我这里的经济建设。
这个“不争论”绝对是个大智能。这不是某些左派所说的是因为老邓争不过，所以不让“真理在手”的左派说话。老邓“不争论”的智能是高一个层次的。从最根本上来讲，既然实践检验真理，那争论能顶什幺事？再进一步地说，理论又顶什幺事。理论不过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低于实践的。你实践都没有做，搞什幺理论争论。所以在中国那种情况下，就真的是不要理论了。形势紧迫，时间不等人，不抓住发展机遇什幺都完了，所以真的不能慢慢腾腾两派“争论”民主自由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左派保守派自由派长久以来的那种话语体系，就是以空对空玩理论，实际上看不起实践，经不起检验。面对老邓“不争论”的“实践”攻势，被打得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两派都搞成了笑话一样，因为哲学上确实是低一个层次。等有了实践经验的中国人出去争论的时候，民主自由派可以说根本不是对手。这可以说是老邓对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贡献，很多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小平思想的精髓。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要比中国人落后一个层次，很多人还在琢磨民主自由到底好不好，好象民主自由道理是对的，民主自由却又并不带来富强，鼓吹民主自由的美国又那么可恶，想来想去想不通。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转来转去永远没出路的。只有拋掉理论，自己去实践，才有出路。
就如现在一些左派所设想的“理想道路”，据此痛批改革开放，争什幺正确什幺错误，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这在境界上落了下层。按照“不争论”思想的精髓，说理想道路正确，现实道路错误是没有意义的，到底现实道路错了多少，理想道路会有多么好都是以空对空没有实践为根基的虚假问题。有意义的是现实主义的实践探讨。只有能做的，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理论上”中国人应该全部团结一致，公而忘私，狠抓技朮，让坏人滚蛋，让好人上台，碰到困难就找出“正确”的应对方法解决，只要发挥人的本事总有办法解雇的，这样一定会好得不能再好地就发达了。我的回答是，“应该”如此，但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中国应该做的事多了，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只有你开始“实践”去解决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实际问题，你就知道理论是个多没意义的事。很多人还在幻想反了贪官让好人搞，这都是思想上理论太多的毛病。
“不争论”实际上不是不让说话，而是希望人不要用“理论争论”的方法来说话。如果左派保守派自由派对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那么这是很好的，这就不是“争论”了，而是“建议”了，中国政府真的是相当欢迎这类“建议”。但很多人实际上是这里那里的一些严重问题一通骂，然后忽然就跳到一个没有实践可能的结论上，例如要求回归“毛泽东路线”，或者要搞“民主自由”。如果要说起“毛泽东路线”实践上到底怎幺搞，“民主自由”到底要怎幺搞，马上就知道这些理论是有多幺荒唐了。
从以上的分析就知道，左派保守派面对老邓的攻势是挡不住的。老邓也可以黑着脸说“谁不改革谁下台”。上层虽然保守派多些，但中下层干部与老百姓在邓小平这一边。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顶得过任何左派引经据典的大套理论。老邓能够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做成了，不是因为他权谋好，实在是因为他就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老邓用“不争论”这样绝大的智能发动南巡，让中国人思想上了一个层次，从此开始搞起了没有理论胡搞胡有理的官办经济。
（待续）
(十七) 政府成了“经济人”
邓小平搞完南巡，基本上歇了。在彻底歇之前，人事上搞了三大奇着。一个是把朱镕基调到中央任副总理，但同时让当总理的李鹏"因病长期休养"，实际上是老朱管经济事务，一管就是约十年。二是让中组部选一个有前途的年青干部出来，就选出胡锦涛来了，老邓把他连提数级，一步到位放到常委位置上，准备十年后接江泽民的班。三是让李鹏等人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把明里暗里不服气的杨尚昆杨白冰等人剥夺实权，最后发明"核心论"，自封二代核心，硬挺老江当三代核心。这几个都是绝招，解决了共产党最高层二十年内的稳定问题，将可能的高层政治冲突完全消于无形之中，端的了得。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人事安排接连让外界跌破眼镜无从猜想，但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为共产党高层人事最稳定的时期，从现在来看已无任何悬念。西方媒体与民运长久以来热切盼望中国"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冲突，一分析中国高层政治就是两派斗争的模式。结果说到后来小胡都顺利接班了，才发现这套模式分析离谱透顶，都让老邓耍了。这就是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本事，人家以为不得了的大事，他用谁也料想不到的法子几下就给摆平了，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人不能不佩服。
政治上人事稳定了，老江刚上来时的草台班子整合出了战斗力。理论上就是"不争论"，上了一个层次，中国从此真正摆脱了政治与理论的干扰，一心一意搞开了最纯粹的经济。经济有自身的规律，给出了初始条件，没有了政治冲击，它就自己演化，不管是好是坏，一切都显得那样"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