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初始条件照我们前面 SWOT分析里所述，简单的概括就是政府通管一切。中国南巡后，等于是告诉各地政府，干经济吧，没约束了，爱怎幺搞怎幺搞，奔着发财去搞吧。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这个大魔头，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发展经济，什幺招都使出来了。这就是官办经济，是政府级别的自由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怪物。对人民来说，能够从事的经济事务虽然比过去多了，但远远称不上完全的自由，甚至只能是一种表象上的自由，实质上是政府搞经济的工具，地位微不足道。但是到地方政府级别，就非常自由了，和中央或者上一级政府划分好了利益，怎幺搞有很大的自由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令人震惊的经济成绩，还是令人发指的社会乱象，都很容易解释，相当有意思。
经济学理论里面有名的"经济人"假设，用到普通中国人身上意义不大。因为人实际上选择受限，你可以分析出农民务农挣不到钱会去城里打工，打工受累受穷农村政策好转他又回乡种地，再怎幺"经济人"理性选择，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格局很小。但是用到南巡后中国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头上，就非常合适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人"假设（这是我自己想的，不知有没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了）。南巡前，可能就广东政府一个"经济人"，用各种法子捞钱，先富发了。别的省，无论政府想不想发财，得看"上面"的意思行事，多半还是被上面的计划"婆婆"管得没脾气。这下老邓给尚方宝剑了，恢复了自由身，各地政府都可以按照"政府经济人"的"理性"来搞经济了。
各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人"之前，上面还有一个最 NB的"经济人" —中央政府。中央不是善男信女，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当然会把钱往中央搂。这就要去同中央"讲数"，结果就是"分税制"。以前反正都计划着来，分不分的区别不大。但现在都要做"经济人"了，那么还是把事情讲清楚才好理性选择，不然地方上怕幸幸苦苦挣来的钱让中央端去了，中央也怕投到地方的钱被地方瞎糟蹋了。从经济学里的"产权"理论看，讲清楚利益划分最关键，谁多谁少不是最重要的。广东年年交得最多，照样发展得不错。
分税制你三我七的和中央讨价还价完了，各省市就甩开膀子开始大搞了。怎幺搞相当简单，就是靠山吃山，干什幺能挣到钱就去做。
在经济学里，这叫做"比较优势"。要注意，这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经济学指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都靠边站，没人对理论感兴趣，挣到钱是真的。经济学用到中国，主要是用于"解释"而不是"指导"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是些现实主义的歪着，没有一个是用理论来解决的。某省高官对张五常说，利益集团互相纠缠象老鼠尾巴，怎么也拆不开，改革不好搞啊。张五常说，简单，你把这些尾巴一齐剪掉不就行了？这就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只是嘴上爽一下，所以他的东西后来没啥人听了。
这个"比较优势"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解释，很适合解释各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根本不懂什幺经济学，不懂什幺叫"比较优势"，就知道这么这么做可以挣到钱，这就暗合了"比较优势"理论。有些不满意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人说不该按"比较优势"搞，应该去搞高科技。这其实也是在"比较优势"解释框架内的。搞高科技能挣到钱，就是一种"比较优势"，例如日本韩国搞高科技比泰国马来西亚厉害，所以它们投入巨资到高科技里面去挣了很多钱。中国搞高科技有点本事，还不如前苏联了，但是"搞高科技挣钱"和前苏联一样，都不行，因为没想到用高科技去挣钱，而主要是想着去打仗。这种能力得慢慢发展，等到挣钱与高科技都知道怎幺回事了，那时中国也会把"搞高科技挣钱"变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为此中国已经投了很多钱，也慢慢有了一些搞高科技搞得好的。但在历史上这种能力是没有的，暂时不能靠这个挣钱解决大问题。
一些穷省，通共没几所大学，没多少大学生，叫着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话。如果要发展经济，肯定是那些让人看不上眼的招数。每个县但凡有条件，都弄个卷烟厂啤酒厂，别地的要卖进来就有很多阻力。这时地方政府不会讲什么市场经济了，反正你那香烟啤酒就是卖不进去。有资源的挖资源，算是不错的，干部们都喜欢到这样的地区去当官，但这得靠天吃饭。最常见全国最流行的一招，还是"招商引资"。
以前开了四个特区，号称是给政策。给的是什幺政策？其实最实在一条，就是让"招商引资"，而别的地区不让。这没啥道理好讲，人特区就靠这个发了，比什幺都有说服力。南巡了，都放开了，全国都可以招商引资了，这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1992 年引进外资400 多亿美元，比上年翻好几倍，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增长14% 这上面贡献不小。
400 多亿美元外资看似不少，全国几十个地区一分也没多少了，何况基本让条件好的几个地区捞去了。拉外资这一招，多半不是那么好使，有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就差把老婆送给外商了，也弄不来多少投资。好在还有银行。
那一阵子中国各地的银行就是个印钞机，想干什幺事打声招呼提钱就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得计划着来，一年就给你计划那么些子钱。上海市长徐匡迪说，一年就 10 个亿可以用。预算里当然不是这么点钱，可都已经分好地方了，这国企多少钱，那单位多少钱，维持费，市长不好动的。这可是全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样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笑话"： XX 市建了个大立交，把三年后的财政预算都用完了！还真就是这么穷。忽然一下放开了让自己搞了，谁还受得了这个？现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亿搞建设还直嚷嚷钱不够，那时就是叫花子一样。也不是说钱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没钱。这是全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特点就是维持性财政，财政计划都是惨淡经营努力维持一个大家，想搞什么事就没钱。除了广东财大气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传言广东省代表说，中央钱不够可以向广东借，李鹏说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穷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个捞钱的法子，就是印钱。以前赵紫阳干过一阵子，一阵涨价就乱套了，于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还是发现，不印钱不行，而且由于地方也自由发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齐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钱也要上项目。一个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印钱也不一定就会坏事，虽然坏事的情况挺常见的，还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于是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印钱印出事了，政权崩溃或者经济危机了，是最差的。一种是不印钱，发展也慢，这是中间状态，以前中国政府因为蒋介石政权印金圆券倒台的历史，非常追求“物价稳定”，再引申开来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再有就是使劲印钱，人还抢着要，这是最好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结果来看是实现了这种最好的情况，近年来就是这样，都加印好多钱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物价还是那样低，还有好几千亿美元外汇抢着要换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
但也不是说官办经济一开始就有这种随便印钱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项目乱上，各地银行乱贷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乱。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开始搞了几把大的。
（待续）
（十八）崩溃危机
从表面上看，南巡后中国经济的乱象不过是又一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重演。但这一次，还是“乱”出了一些新意。
以前的乱法，是计划之乱。中央订了个高增长目标，就按此实施，这省建几个工厂，那省开几个矿。更野蛮的就是和打仗一样下达指针，给我干出多少吨钢多少吨粮来。计划嘛，总有出差错的情况，让你干300万吨钢，你只干出200万吨来，那边多少工厂等着用，结果都只能停下来等了。计划里预备的是两年研发出关键设备，就好大干快上了，结果就是搞不出来，配套的投资都歇那儿了。追求高指针到最后，总是投资无法持续，不少干的活都浪费了。乱到顶点，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收拾局面，接下来就是负增长或者接近零增长。这时又怕乱了，不敢动了，该投资的也不投资，死气沉沉。不管是抓是放，其实都是缺东西，短缺经济。因为缺少东西，所以放一放生产多些，又因为缺少东西，一些生产干不下去了，就得收一收。这样来回收放，总是不得要领，不知有什幺办法收放自如。收也好放也好，根子都在中央，乱子出在下面，但下面是听命行事。
这一次南巡后地方政府狂印钱疯上项目的乱象，不是这个模式。中央并没有给高指针，没有说你要建多少工厂修多少路GDP增长多少，是地方上自己疯了一样地投资。还有一个海南开发区在疯炒房地产添乱。那些上的项目，是奔着为自己这个地区挣钱去的，这也和过去根本不同。过去叫“全国一盘棋”，让你办厂，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全国计划着用，象征性地定个价，是为了好定计划，不是为了让你挣钱。你该挣多少还是多少，几级工就拿几级工的工资，国家不会多给你一分，“统购统销统一工资”。现在国家除了煤电等重要基础性战略物资，都不计划定价了，你卖得出去随你怎幺浮动去。和中央是分税制了，你挣的钱自己能留多少是清楚的，这下就激动了，什幺挣钱上什幺。你能靠这个挣钱，我外地的照样能组织人生产，凭什幺把钱留给你挣？这个模式至今都是如此，什幺挣钱，各地一堆企业就扑上去了。彩电生产厂一度多达上百家。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过剩。这不是说都过剩了，短缺的东西仍然有很多，但是开始有不少东西过剩了。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可能过剩的。中国传统上对过剩很不喜欢，资本主义倒牛奶的事就放在教科书上。按计划生产，只有说是完不成，没有说是过剩的。也有多生产“超额完成任务”报喜的，但不是过剩，搞计划的喜出望外拿过来干更多事。真要是不需要更多了（这种情况很少），计划经济很好控制这种情况，下个指针就一切搞定。
但在这次一窝蜂行动中，就真的是过剩了。有两种过剩，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产品过剩。某种东西挣钱，所有的地区都疯狂上马项目。市场上只能承受500万台彩电，结果生产出800万台了，那边各彩电厂还在扩产，下年就会有1200万台生产出来。这就是产能与产品都过剩了。也许从长期意义来讲，不能叫过剩，说不定什幺时候市场容量变成2000万台了，反而会短缺。但对各地区政府各生产厂家，这短期过剩卖不出去就要了命。照我们以前对“倒牛奶”的理解，你倒了，干么不送人？彩电卖不出去，就不是送不送人的问题了。收不回钱，那么前期投入都瞎了，借银行的钱怎幺办？
对个人来说，还不上银行的钱，就真的不好办了，所以没多少人有胆子借大钱干事业。但中国是官办经济，中央都说了“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地方政府有什幺不敢干的？我就让地方银行拿钱上项目，全国都这样，还不上钱你银行也不能怎幺的，讨债你都不知找谁。你银行收不回的钱可以搞“坏账”啊，继续印钱啊，又不是没干过。
的确，在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坏账”并不新鲜。建一个厂子3000万，维持费一年1000万，都从银行贷款安排了。结果生产的产品是技朮不过关还是怎幺的，没啥大用，一年捞不回几个钱。你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大钱改进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就是再要5000万你也咬牙硬上，但这也不一定能成，搞不好就成了无底洞了，想把这些先期投入的救回来说不定还得花1亿。一种就是不死不活发基本工资维持着，那么垮掉是早晚的事，先期投入都成了坏账了，那维持费一年年的跟催命阎王似的都是坏账。长痛不如短痛破产？社会主义没有破产这种事，这是政治问题。你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可是坏账就要了你的命。
本来计划经济就留下大堆坏账（具体数据是中国政府的最核心机密，可能根本没有真相），这地方上一通胡搞，眼看坏账就是几何级数往上冲。再往下老百姓就该动手了，到崩盘的时候，人民币就和废纸差不多了，天下大乱就在眼前。朱镕基后来被骂多了，急眼了，脱口而出，要不是老子动手整顿，“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这是实情，是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次经济可能崩溃的大危机。
其实前苏联也是这样，计划经济都这样。投资没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表现出来就是坏账。坏账多，就没钱，别人也对你不放心，自己搞来搞去就积重难返崩了。先是国际上没钱，再是国内变不出钱，印钱也不管事了，演变成社会危机。一些人幻想照计划经济老路走，就怎幺发达了。这属于理想主义，就只管说，对实际问题不用管，怎幺说都有一套自定义的逻辑。这也不是说错了，就是不实际（外国人说communism是“Idea is wonderful, but simply not practical”，的确切中要害）。
中国是死中求活，搞起官办经济，就遭到当头一棒。新老坏账一起来，乱象已显。但好就好在，这是转型经济最大一次考验，挺过去了，就好办了。怎幺挺，讲理论是没有用的，就得实实在在的一个个操作。这种局面下，朱镕基的确有些过人之能，他真拿出了一系列办法，把盘子稳住了。
朱镕基这个人理论色彩不浓，稍有一些。因为在国家经委年头长，对搞计划经济的弊病认识非常清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营机制心里有些美好的想象很正常，有时会露出一点，但不多。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至上的人，经委这种地方想不琢磨操作的事都不行，又不是社科院可以以空对空搞理论。他有一个毛病，什幺问题都定个“三年”的时期，叫嚷着去解决。怎幺解决他不玩理论，就是靠他操作主义的一套，信心爆棚，天大的难题也不怕，“三年解决”就出来了。他不是说按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对自己的操作主义非常有信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把问题都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到底是什幺理论有什幺关系？软着陆有什幺理论，老子不照样搞定了？后来发现问题复杂，不好办，气焰就下去了，有点子蔫了，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有人说老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个不对，两人一个玩操作一个玩理论，差很远。
从以上对老朱的描述就知道为什幺老邓喜欢朱镕基，说他“懂经济”。连陈云也觉得老朱是个人才。老邓和陈云都不是搞理论的，具体操作都干了很长时间，是党内两大操作好手，周恩来都甘拜下风。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是从他多年操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有些可贵之处，并非书桌前的空想。两人跑到各地考察干部，一看谈吐，水平怎幺样那还不是心知肚明？就会大言炎炎理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经济事务却没经验的人，在两人这根本走不了几个回合。改革派保守派两大头目都是操作为王的人，那么中国当然就是操作主义至上了。那时共产党的确是没人才，赵紫阳算是不错的，可惜操作翻船了，老邓陈云不得不重新找人操盘。那么的确就只有老朱合适，其它人根本不行。你说胡锦涛不错，那是做人不错，所以可以当接班人掌控全局，真具体操盘搞经济，也不一定行。老朱口才好，又有经验，在上海当市长正好邓小平陈云跑去过冬，时不时有机会聊聊。两退休老人正心里惦记着找个“懂经济”的，好不容易发现人才了，立刻向中央“推荐”。
老朱脾气暴得很，缺点也很多，得罪了很多人，在共产党内本来是没机会升到高层的，大家都喜欢胡锦涛那样厚道的好人。但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就有非常的事情。老朱当副总理那种锋头，真是无人能挡，实质权力比当总理的李鹏大多了。后来在党内横行，开大会面向媒体大众作秀，开小会唱独角戏骂人，都无人敢管。实在是来头太大，靠山太硬，也确实有些资本。这资本就是南巡后力挽然危局时积下的。
（待续）
（十九）转型调控之路
在中国南巡后陷入经济狂热的同时，解体的苏联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沦。
这段时期中苏经济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国走向了官办经济，而俄罗走向了寡头经济。中苏都想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讲，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引入市场竞争体系，让各级政府变成几十、几百，至多几千个“政府经济人”，而一般民众仍然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中，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罗斯就非常彻底，把几乎所有国家财产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让所有高中低层民众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经济人”。按照传统的“经济人”理论，产权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场上行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效率低产品没人买，在竞争中失败，效率好的企业胜出，社会分工更加优化。有暴利又没啥难度的行业肯定一堆企业去做，就“边际效应递减”，暴利消失，价格不“扭曲”了，大众得到实惠。这么天长日久下来，社会生产就越来越合理，经济就会比原来到处是缺点的计划经济要好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理论对于比较稳定的市场局面确实是非常合适，中国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就是如此发生的，原来4000多的彩电，现在不到1000就买到了，上百家彩电厂了只剩了几个巨头。但是对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不稳定社会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旧的“经济人”理论就不能乱用了。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从银行搞到钱了，这就断了过热的一大源头。各地政府没了银行也不是没法活了，后来发现手里的土地很值钱，比靠银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这是后话。不继续过热了，不会崩溃了，但过剩的危机还在。银行的坏账也并不就此减少，各地企业产品就算卖不出去也要维持生计，问题成堆。这些方面其实问题更大，更本质。这里我们要对市场经济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作一些讨论。
计划经济的麻烦在于“供给”，总觉得短缺，烦透了。但是需求就没有什幺问题，反正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出十亿个苹果一人发一个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这样（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也是以货币为交换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会经济了）。生产厂家也不为卖产品烦，上头都有计划，卖不出去是上头计划的问题。市场经济正相反，“供给”的问题好解决，缺什幺东西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就一堆人投入资源扑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烦在于“需求”，这个麻烦大了。生产厂家你得自己打开销路，要打广告，要和别人的产品竞争，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厂子靠山硬，当地政府强令都用它的产品，但这种好事不多，还得靠跑市场。一些号称“计划经济重灾区”的地区干这种事就不太行，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传统太强，老想着政府照顾不想跑市场，所以经济就差。这是对生产厂家而言，对整个国家麻烦可能更大。这过剩就是硬硬的过剩，你一个厂子如果市场干得好还能解决问题，但整个国家来看过剩了再怎幺互相竞争怎幺搞都没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过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过剩了就“按人发钱”，穷人还那么多，只要发足够的钱，需求自然出来了，怎幺会过剩？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连电都没有，发电视机只能白占地方。就算真的发钱把过剩问题解决了，各厂子长出一口气，下回又给你整出一堆伪劣产品让你解决销路，这就是资源配置失效，还怎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但没有奇谋秘计，就得老老实实搞建设跑市场。
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实地增长，你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法子销售都可以解决部分过剩问题，不然全瞎。这是基础设施最本质的意义，所以也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在家里弄个管家仆人什幺的，就这样把第三产业弄到GDP的70%去，算是有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肯定要差很多，因为真实的需求有上限。这也不是说在几个地区弄些好基础设施，外资就高兴地来投资了，就解决大问题了。那也就是有限几个地区消费需求能上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行，整个国家也就不行，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中国政府干这个还是有一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近十年是历史上提高最快的时期。连农村都有极大发展，三年的农村道路投资就相当于过去50多年。所以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搞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需求也需要基础设施。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好法子，但真要见效，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综合配套规划着来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长期方针。你眼下就是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厂子就要垮掉，怎幺办？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现成的供给，或者有供给的产能，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国外需求能够补上来，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良性经济循环，厂子还就越搞越大了。
吴敬琏这个老头为什幺江湖地位这个高？他没有什幺英文杂志的高级文章，这方面照丁学良的说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中国政府里绝对是个顶级幕僚，丁学良八辈子也赶不上。吴敬连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南巡后中国的过剩危机，建议老朱提早进行出口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相当有水平，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经济，没有过剩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对付过剩，很不容易。这不是说有出口导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实质的办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着。国际上正如我们在SWOT分析里说的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来与中国是关系不大的。如果中国自己封闭发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占着的产业现在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了，全球经济照样分工布局。重新回头看中国90年代初期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意识这一点，但确实做了大量顺应这个潮流的大动作，捞到了不少利益，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国际上其实那时也不知中国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国南巡了，过热了，就等着中国啥时崩溃了。结果老朱把人民币连着贬到了8.7兑一美元。后来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出口厂商竞争力更强。那时候东南亚各国搞出口火得很，国内也大盖高楼，不少人发了，显得比中国阔多了。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中国的大动作。可能因为当时中国处境真的很不好，国际上一片唱衰之声，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崩溃的远多于经济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国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觉得人民币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换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进出口居然会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亿），从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国。
中国增长的还不光是加工贸易，而且一般贸易也同样增长，两者长期各占50%。这加工贸易就是受攻击比较多的、担高科技虚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组装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出些农民工拧螺丝挣个块把钱工资，跨国公司运进部件来组装一下打个Made in China不少就当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世界去了。这种加工贸易除了把进出口数字弄得虚高以外，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就是那块把钱的民工工资，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多。税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账把利润留外国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钱。一些中外人士就指着这个说中国的增长是虚假的，都是外国工厂炒起来的。但中国还有另外50%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这一般贸易就不是加工贸易能比的了，主要生产环节在中国，各环节能够创造很多需求，产业链长得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很大。按照某种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应GDP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贸易一元出口对应的是0.89元（这种量化估算的具体数值往往含义十分复杂，前提很多，不能随便乱用，但数据所支持的结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数据不熟的人特别容易误解或者弄错的地方）。
主要靠这两招，一个抓银行，一个抓出口，朱镕基把中国经济的大局稳住了，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到义要如何运营，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这方面还有很多超级难题在等着。
（待续）
二十）企业效率问题
官办经济的核心难题是企业问题。外部条件基本稳定后，企业如何运作至关重要。朱镕基用抓银行与抓出口的两手，在相当长时间内，给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设定了支持性的框架。银行收归中央管理，那么企业不能再把银行当不用还的钱袋子，要到市场里去靠本事挣钱。有了出口这条路，市场就大了很多，企业的发展目标也明确多了，要主动去参与全球竞争。这就是官办经济里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两大方向，一是要面向市场以利润为目标，这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一个是要面向全球市场，不能自我封闭，这是把市场的范围界定下来，不是说就在中国搞个封闭的市场经济，而是主动到世界经济体系里捞食。这个框架也是不停发展的，一方面银行业的改革进展非常大，一方面加入WTO，以半开放国内市场为代价彻底杀入了世界市场。但方向是明确的，从来没有退回去说不要利润了搞计划经济，或者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不要国外市场。这两个方向还有一些理论争议，以空对空地谈是不是计划经济更好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更重要都可以，但实践上因为已经取得的成绩与进展，肯定不会变，想变的人结果就是靠边站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在这种框架内，企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一切的关键。在计划的框架里，效率并不是大问题，计划是根据效率来的，无论效率高低都可以照干计划经济。一个厂子效率低一年只能生产10万吨钢，我要100万吨钢就开10个厂子，全国弄几百家钢铁厂。发展到后来，钢铁厂数量比西方国家多一个数量级，单产就少一个数量级，总量世界第一是这么来的。前苏联也差不多，造飞机材料不过关，我多生产些部件，从中间选几个好的就能给战斗机用了，其它的废了就废了，反正原材料多得是。这种体制内效率也是会提高的，因为搞计划的人也知道效率高了有好处，但提高就比较慢，因为不提高也还是有办法搞，并不是很着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那就完全不同了，没效率就只有两条路，一个是靠保护生存，一个是破产或者被并购吃掉。你没有效率，到市场上的产品性价比就低，就卖不出去，这个没啥道理好讲。而且效率本身还很残酷，你只有做到前几名才有活路，半调子似的比自己过去进步是没有用的。能造什幺东西，解决了有无问题，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效率产生的压力是压倒一切的，市场经济对效率的推动力毫无疑问比计划经济要强得多。
这也不是说就一定开放比保护好，市场比计划好，也有反过来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好不好的标准不能含糊，就是比效率，这是世界潮流，逆之者亡，顺之者昌。你可以去论证计划经济好，成就大，苏联或者中国可以造出卫星飞船，能造不少东西，所以很好。这种理论问题可以随便，但实践中只要是竞争，就一定是效率好的活的滋润，没啥道理好讲，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你可以说，对某个产业，应该适当保护，甚至用计划的办法搞，边保护边自我提升效率，这样效率最好，不能完全放开了用市场的方法发展。这是相当好的道理，核心是看效率。计划经济要是到达了理想状态能够干成什幺样的效率不知道，反正中国苏联的计划经济效率是相当差的，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70年代末，按照某种特定标准（如人均产量），在一些行业日本的生产效率是中国的百倍以上，中国100个人造的车日本1个人造了，美国农业的效率也在中国的百倍以上，100个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一个美国农民多。在国际贸易中，只要是两大阵营有竞争的行业，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是西方阵营的对手。这种状况是无可辩解的，就是因为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在效率上失败了。你可以说人们对没效率地生活并不在乎，社会主义大家庭，还过得很高兴（的确不少人喜欢这样）。但地球政治本质就是竞争，没有这样的桃花源给你过精神生活。一方面你自己会出毛病，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来和平演变你，硬拉着你去竞争，你效率低根本档不住。
从以上讨论可知，朱镕基要搞中国经济改革，核心问题就是效率。以前搭了个大架子，但是没有效率，竞争不过人家，老朱下决心把效率提上去到全球去竞争！这个大方向上老朱没有错，他用了很多办法可以说是出尽百宝为此努力，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这一点上我确信历史将会给老朱一个公道。某些办法本身有很多错误，并不成功，这完全正常，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宗旨就是操作主义允许失败，实践中也不可能有不犯错的完美人物，肯定是多做多错。有些办法的确提高了效率，但就令部分人利益受损，这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来看，老朱推动了很多的改革大动作，是相当进取的，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有数量级的提高，与西方国家的效率差距由百倍前进到十倍以内（这也是按具体标准来算的，就是个进步非常快的意思）。
现在一些领域中国企业的效率已经相当厉害，别的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的。最突出的是纺织品领域，中国造的是又便宜又好，能够给中国贡献一年10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如果放开来竞争，那么一定是中国把全球市场基本占光，搞个2000亿美元不成问题。这就是提高效率带来的好处。你可以说纺织品来钱不够多（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利润大头，不可小视），不如造飞机挣钱多，所以要去造飞机。但是你占住了纺织品市场再去想该不该造飞机，总比连纺织品市场都搞不定空想造飞机一步发达要好。
企业效率的数值描述方法多种多样，经济学名词很多。但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大致就是企业各方面综合效率的体现。中国的出口10年增长5倍，不是靠出口原材料，基本都是打出来的，根本原因肯定是效率提升。我们可以去具体看一下老朱做了些什幺让中国企业的效率鸟枪换炮。
最重要的是大力引进先进生产技朮。老朱当政的时期，比从前引进技朮步子要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老朱手头的钱越来越多，引进技朮一会就形成生产力赚钱，赚了钱又去引进技朮，形成了正循环，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没有资金问题，只有别人不愿卖技朮的问题。可以质疑说，引进中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吸收引进技朮自主研发有重大缺陷，这是相当合理的疑问。但老朱至少做到了正循环，引进技朮从总体上还是相当值得的，并没有白花钱。就我较熟的几个领域，生产技朮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小时候很熟悉的一个单位是个6000千瓦的发电厂，好几百号人占好大一块地，现在想想都恐怖，这效率低得太吓人了。后来都拆了，新上马的电厂一般就是30万千瓦一台机组，用的人反而少很多，效率提高50倍不止。30万、60万千瓦的机组，不少就要到国外去引进。但没有不引进的道理，不能等国产机组研发好了再上（后来国产机组也慢慢赶上来了），不然你一吨煤发的电就是要少很多，烧一吨就亏一吨，一个大电厂一天就是上百节车皮煤。没有电你发展慢了，其它生产也受影响。发电领域的情况和过去相比真的是新旧两重天，如今应该说与西方的差距不算大了，想想从前白白烧掉多少煤。现在印度想要发展制造业，我觉得它要吃大苦头了，想把电力生产技朮弄到中国这种水平，它得折腾死，它那产品的电力成本不可能低的。这种例子多得很，我想读者一定有比较熟悉的领域，欢迎现身说法提供材料共享。
另一个是“减员增效”。这里主要指的是制造业，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效率是最关键的。减员是手段，是因为过去实在是人太多了。你引进先进技朮也罢，自研技朮也好，人多的话效率还是高不上去。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理解，说你减员了，人下岗了，没生活来源了，社会乱了，你制造业大发展，还加入WTO，结果反而制造业就业人口从9000多万掉到了8000多万，得不偿失。另外一种是积极的理解，减员了，社会用更少的劳动力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减掉的人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可以去从事其它的行业，又进一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从近年来的发展看，政府是按照积极的办法去实行的，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都是绝对世界第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把人塞进工厂人浮于事。具体实践办企业的人会怎幺做是不言而喻的，强要不减员就是大家一起拖死。制造业市场竞争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你效率不行就完蛋。制造业的原则一定是减人，减下来的人到服务业去，只有总量大大扩张的情况下制造业才可以增人（90年代以后也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制造业的就业减少所以要控诉，是不折不扣的外行话，用机器替人干活是硬道理，应该看社会总就业。服务业确实是人太少了，要大力发展，这个暂时不用讲效率，有工作的人能一人请一个下岗的来家里做家务最好了，可惜中国人不喜欢这样做。
另一个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单个企业的生产技朮可以快速进步，人员可以大幅减少，这是效率提升的大头。但某些关键环节，还得看社会基础设施。水陆空交通不好，电力供异不足，厂子原材料或者部件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没电也开不了工，本厂的生产再有效率也不行。电信不行，网络不发达，企业市场反应就慢，效率也很受影响。这方面不能靠企业，得由政府包搞。中国政府这方面相当厉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优势在于干项目，比发达国家还厉害。中国五年建的比美国西欧三十年建的还多（发达国家不少地方修工程慢吞吞的）。照现在这个搞法，基础设施赶上发达国家没有任何疑问，只是时间问题，连农村都已经放到计划里了。一年年那么多钢铁水泥出来，不是吃干饭的，最后就是国家大变样。这方面是官办经济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最大优势，中国有这样的优势原因很多，如土地国有，也有一定技朮。总之外国人实在是怕了。一些看不顺眼的外国人说中国建基础设施“没有效率”，建出很多坏账来，最后维持不下去，总会出事的。这方面是属于没想通，建基础设施的坏账是不怕的，因为可以通过搞生产捞回来。基础设施本身是三十年还是五十年的还款期甚至根本就当公益事业都不要紧，社会生产发展了就不是问题。在基础设施上弄些坏账，是“健康”的坏账，远胜过维持低效率企业弄出的坏账，那个会要命。这就好比人去体育运动锻炼身体会弄出些皮破外伤，但这好过整天吃了不动混身虚弱。例如江西90年代整了几个大电厂，结果自己工业不行电力需求不足，全国电力过剩往外卖也没指望，眼看那几十亿的贷款怎幺也还不上就要坏账了，连维持运行都会亏损。可是没过两年就是全国缺电了，效益一下就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