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一样的条件，都引进技朮，都减员，都用一样的基础设施，竞争起来国企一般就是搞不过私企外企。问题在企业内部运作差异上。这也不是说国企就是些坏人在当领导，搞不过为干脆为自己干的其它所有制企业，原因很复杂，国企包袱多，国企任务重，国企交税多（或者说不如外企私企会逃税）。这个是实践结果，找原因属于理论问题，反正国企就是出尽百宝提高效率，也还是拼不过（不是没提高）。最后，就有两种实践出来的法子比较通行管用。
一种是搞垄断，这个是中央的终极法宝，地方上也经常用。电信运营业务，利润是以万亿人民币计的，中央搞几个垄断国企自己吞了，还包装上市直接捞现的。还有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都是垄断利润，中石油是亚洲盈利最多的公司，二百亿美元。还有银行业保险业也是如此。这种稳打稳的利润，中央不搞什幺市场经济的，中央是也是经济人，能捞的都划拉到自己账下。这种产业我总结叫作“现代产业”，特点是搞起来就赚，原来是市场空白，相当于印钱搞产业，没有任何风险。外国人在中国入WTO时讨价还价，盯的就是这些产业，要中国开放这些产业，的确是有肥厚的利润。中国答应的是“开放”，不是说就把产业白送人，而是说让外国人来竞争了，这样，垄断程度就不是100%了（也还是高度垄断），外国人如果想出办法来竞争了（中国这边电信联通中银什幺的已经全国布好点占了地利），能捞到不少，中国政府和外国人合资各占50%一起捞，大把利润肯定还是有保障的，是不是比自己独吞多就要看竞争提高效率多少了。郎咸平指着这种垄断公司说国企效率高，遭到了一致的批评，是他的一个大硬伤。
另一种是搞新型国企。从股本结构来看（中国所有公司从名义上都转成了股份制），国有股法人股是绝对大头，所以实质是国营公司。也不垄断，还是参与社会竞争的。经营机制上，就依靠历史机遇或者有“能人”整了几把的因素，占了一定的市场，有了一定的本钱，也有一定竞争实力，虽然有国企的缺点，也不是说就活不下去了。这种国企一般都是地方上的宝贝，地方上明里暗里会有一些资源支持，是官办经济里的一分子。它们比从前进步了很多，通过改制成了比较纯粹的企业，不是过去那种一个企业一个社会，知道去跑市场了，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去搞技朮，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缺陷，是官办经济的大缺陷之一。中国上市公司不少都是这种新型国企。
如果这两种法子行不通，这国企问题就要了命。中国政府说“抓大放小”，就等于是说，除了前面两种法子，其它救国企的办法都失败了。如果社会问题严重，可能“放小”的步子就慢点，但最终政府是不会去救那些失败国企的，从心里都放弃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卖”。这是实践的选择，有时连卖都卖不出去。不实践干国企，可以说怎幺怎幺救，怎幺说都行，说把外资全赶跑的都有。但中国是官办经济，各地政府是经济人，不是理论家，看着烂国企一年年没效益还得往里投钱维持，那心里能烦死，也就是没人买，或者工人要上街，不然早扔了。种种“高明”的理论实践中根本不济事，没人听的。这也不是说政府官员“短视”造成的，政府官员整了许多年官办经济一般还有点子实践经验，有一些事务上目光短浅肯定是有的，但种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全国没有一个官员会有兴趣的。也不是说光左派的主意没人听，右派彻底自由化的法子也没人听，管用的是中国政府实践出来的一些土法子。
国企就是以上三个结局，垄断肥得流油，新型国企抓住机遇占据市场先机也还能混，剩下的等着破产卖光，我确信不会有变了。从数量上来说，原来38万家国企，可能就数千家能活下来。中央抓住利润最肥的一二百家大型央企，国资委还在地方企业占股。地方上各有若干骨干国企当宝一样，并不是某些人说的仇恨国企非要私有化。剩下的爱怎幺的怎幺的，反正怎幺整都那回事。总量上，国企还是炒肥了。国资委发了，手头企业利润一年就是6000亿元，理论上都是中央的，分不分红另说，挣钱是实在的。垄断利润不是你市场经济幸幸苦苦挣钱能比的。因此，其它烂国企纯粹就是包袱，全不要了也不会影响中央发大财。
那些烂国企，是官办经济的牺牲品。从整个经济结构上来说，是不断被私企民企外企等其它成分的企业代替，所以也没有造成多大动荡。厂子破产了，工人下岗了骂骂娘闹一会儿，领了遣散费大部分还是到私企民企外企混去了。真闹起来的，是困难地区找不着工作吃低保的。政府弄些镇暴武警，再安排点子钱不让人饿死，也就对付过去了，不跟你讲啥子良心。政府是经济人，你不闹得它生产干不下去没法捞钱了，它凭什幺管你？官办经济只讲利益，不讲良心的，和“官”讲“道理”肯定是被当成SB。现实就是如此，接不接受都没法改变，搞经济不是干革命，理想主义靠边站。不要看现在好象中国乱得很，到处都是犯罪分子一样，其实是超级稳定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对手，可能世界上其它国家执政党都换一圈了，中国还是共产党政府千年不死一样地混着。美国人搞和平演变都不知如何下手，中国政府好象混身是破绽但就是和资本主义一样“垂而不死”。
老朱整了十年，付出很大代价且不提，中国企业的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整上去了。国企都有很大进步，民企私企更不是吃干饭的。地方上又搞了一些创新，如“块状经济”，就是自发形成的产业聚集，外资也来扎堆转移产业搞出产业聚集，这很重要，但是与老朱关系不大。至于一些贬低中国经济的内外人士提的“不要环保”，“随便开除工人”，“工人劳动条件差时间长”，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黑心企业的竞争力，但不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我自己就知道一些企业，从事媒体上所称“血汗工厂”干的行业，但其实对工人待遇不算差，住宿餐饮福利都好，工资也不算少，但竞争力并不差，并没有被“血汗工厂”给挤垮了。中国的效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是我上面分析的几大头，“血汗工厂”并非关键。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也不少，一些纺织企业就如此，但是技朮等综合条件实在差中国太远，效率根本不行，还是会被中国企业挤垮。
国际经济环境里就是这样，企业有管用的综合效率了，世界市场那么大，挣钱不成问题。老朱抓住了企业效率这个纲，中国政府真的富了。当然，官办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富的是政府，不是人民。
（待续）
（二十一）穷政府
政府搞改革开放的初衷，或者说推动力，的确有相当程度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在一些人称为“改革黄金时代”的80年代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有实际性的提高，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是改革开放前期矛盾较少的主因。这一段时期政府的财力，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国际上没有钱。外汇储备到90年代早期也不过一二百亿美元。和美国结伙对抗苏联时，美国人说你出个把亿美元，我干脆帮你把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全改造了。但那时就觉得美国人黑，要钱太多。其实现在来看这点钱真不算啥，买个预警机都不够，就是那时没钱不大敢花。另一方面，国内也没钱。到处都要花钱，预算做起来是捉襟见肘。老邓出头把国防科研等经费砍了很多，先顾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有人一边骂邓小平压国防，一边又说老毛有钱留给老邓改善生活。其实就是二难选择，钱就那么多，无论怎幺做都是压这个保那个。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非象宣传说的那样弄些“好政策”就做得到。除了靠纠正过去对谁都没好处的极端政策（如让农民搞副业），还得靠真金白银地预算倾斜。因为穷，想弄点钱搞改革，印了一些钱，就“剧烈”通货膨胀了（其实不算啥，老百姓没见识过，买一澡盆肥皂放家里），是动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贪污犯想弄点钱都不容易，到处都是计划里的钱，不好弄。我印象中确实觉得城市建设很慢，跟后来没法比，这都是因为没钱。
为什幺国际国内都没有钱？国际上没钱，道理很简单，一是卖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钱，二是没有按比较优势挣外汇。中国到是肯卖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卖过。但是中国资源不多，这样做弄不到多少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个大庆”梦想破灭了。这第二个，就很值得说一说了。按比较优势挣外汇，就是你生产的东西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就能有来钱的路数。一些国家卖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较优势，但中国肯定不能把卖原材料当比较优势。中国也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十亿人，还有一定工程技朮实力，这劳动力配上工程师一定有不少类别的商品生产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但以前就是因为封闭，没怎幺去做。香港这么小个地方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了，开始也不过做一些低档的加工业。你有从长计议的宏伟计划，不能全国都按比较优势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较优势去国际上挣钱，总没有太多困难，挣来外汇了还可以帮助全国干大事。1973年代陈云又出来工作，建议搞些手工艺品出口，就是这个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农村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实美苏封锁也不是说就完全封锁，搞些优势产品出口还是有门的，后来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规模了，但自己没想到。最后搞得靠卖原材料换外汇进口技朮设备，也弄不到多少钱，后来外汇不够都不敢进口了。好几亿农民在田里混工分，香港农民比深圳农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这还怎幺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你说要忍耐等全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好多深圳农民已经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失误，哪怕分出一千万农民来国际市场抢活都要好得多。难道还少这一千万农民干四化？那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与中国内地明显拉开了差距，城市外观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进步很大。所以说中国错过了一次经济机会，指的就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那时中国去与四小龙抢国际经济机会，哪有后来港台商人到内地欺男霸女的事？当然这是马后炮，中国在政治运动，没人去想这种事，就是想到了，谁提这个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着搞着一步登天忽然就发达了。这都经不起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日本韩国都是从把简单的东西卖到国际市场上做起，后来才技朮进步走向发达的。把话说明白一些，从简单做起一步步接受国际国内市场检验更容易形成技朮开发与经济收益的正循环，是以战养战。只要人肯奋斗，一路技朮进步伴着经济发达就成功了。不靠侵略剥削其它国家的话，这是后进国家走向发达的正路。不接受市场检验搞“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技朮积累，比啥也不干光卖资源要好，但不如市场导向的技朮进步合理。特别的麻烦在于，技朮积累与经济收益无法形成正循环，得从其它地方压榨资源投入到技朮积累里。
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压榨农民收取农业剩余给工业积累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一穷二白，开始只能这样做。但这种理论的极端错误在于，忽视了其它挣钱手段的作用。靠农业积累是最慢的方式，因为搞农业实在不是来钱的好方法。如果有条件了，一定要发展工商业，有条件出口商品一定要搞，还要尽量创造条件去搞。在国际上占住了一个产业，哪怕就是做最次等的衣服，也比种田的积累要多得多。陈云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要搞一点出口搞一些工商业，他其实只是要求松动一点点，可惜连这也做不到，老毛让陈云长年靠边站。结果中国多年来都是农业工业两头转，没想到靠其它方式去积累挣钱，全国大多数劳动力在地里做着收益不大的工作，后来都干得没精神了。七亿人种地和六亿人种田的粮食产量能有多大区别？工业吸收不了足够就业人口，不能发展其它产业么？弄些手工艺人搞点三产对经济能有什幺坏影响？非得把人限在农村，连知识青年都要到农村去讨口饭吃。现代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在中国变成了计划经济里无关紧要的分配环节。这都是过于僵化的错误，哪怕你就是干计划经济也可以灵活一些，干陈云的鸟笼经济都会好得多。什幺辩解的理由都不管用，就是犯了僵化的错误。
就这样弄了快三十年，结果国家还是很穷，政府穷，人民穷。老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在是非常痛心的。人民穷一百倍，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靠卖资源挣外汇，还怎幺跟周边的资本主义斗？现在一些人对以前的经济建设进行美好的空想，要为犯了极大错误的僵化经济政策辩护，这是不知最基本的经济道理。
痛定思痛，老邓还是整出了办法，政府先变成了全球顶级阔佬。
（待续）
[闲话] 关于改革前后评价问题，以及本文的分析模式
因为中国是大国，无论改革前后，都做过很多事，做对做错的都有，所以成就与缺陷在两个时代都是非常巨大的。
一种方式是定性式的二元评价。定性式二元评价，就是好坏两种，简单，易懂，如果合了几意就很痛快。说好，就把成就反复强调，这个那个，于是就是好了。说坏，就把缺陷反复强调这么来，于是就是坏了。对于心目中的“好”时代的缺陷，就找理由去不当回事，代价牺牲之类的，总是可以放过去的。认识层次低一些的甚至否认事实编造数据（未必是故意，而是选择性相信虚假宣传或者错误谎言），还有时就会生造一些并非常识的特殊标准，靠语言与逻辑玩花样辩论。二元式评价，总要论证出某时代是“好”的，或者“坏”的，最后都陷入这种模式。对立的两边都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评价方式没有什幺不可以，你管它是幻想还是真实经历，人就喜欢心目中的东西了，心里就喜欢某个时代，别人能怎幺样？但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没有意思的一种方式，这个叫表态，价值就是表表态，发现有同道了，信心增强。二元评价相关的论证一般都无甚可观之处。我因为对数据事实比较熟，就发现了不少人有很多靠语言与逻辑都绕不过去的硬问题，更是对二元评价相当不喜欢。所以，我希望有心想了解更多更深入愿意多想想的读者，能够认识到二元评价的问题所在，从二元评价中走出来。当然，就是喜欢二元评价简单定性也行，这是个人自由。
我写《官办经济》这个文章，的确是想尽量避免二元评价的。所以分析起来相当复杂，篇幅长得很，很多问题还是讲不完。我追求的分析模式，是事实数据陈述与理论阐述，希望读者了解更多的事实，也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方法有所了解。事实数据陈述就只有两种，就是错误的事实数据，或者正确的事实数据，这个硬梆梆，拿出证据证明出错了，就只有认。至于这些事实与数据代表的是“好”还是“坏”，这个属于意义不大的哲学问题，喜欢二元评价的人可自行选择。理论阐述就是一些因果链条，如果用什幺样的方式搞经济，就会有什幺样的结果，如计划经济会效率低，市场经济会过剩。如果不是死缠（如有人可以自己定义一套标准说计划经济效率也高得很），这应该不难接受。至于这些结果是“好”是“坏”，那么又是二元评价的事了，我并不去作这样的结论。例如人说计划经济贫富差距不大，所以好，这个我知道是二元评价了就行了，并没有更多意见。
虽然如此，评价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对一国政策能有实质影响的人心中的评价，至为关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搞改革开放的那些上层人物，对以前时代的许多缺陷评价相当低，所以迫切搞起了改革。如果民众群体呼声能对政策有影响力，那么群众的评价也是管用的。一些所谓“民主”政权，甚至用被煽动的群体意志代替正常思维，直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所以政治家，需要关心“评价”问题，甚至得把评价问题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但我与绝大部分读者都不是政治家，不用这样功利地去弄评价问题（我不是要讨好广大读者，如果那样，完全可以耍一些语言花招，先大吹一通主席英明神武，再小小的说一下主席可能没想到的地方，保管一些人感觉会好得多）。所以，可以回归到更加客观的事实数据陈述，以及冷冰冰的理论阐述。
同时，我也希望政府高层能够正确对待评价问题，不要象“民主”政权一样丧失思维能力。一方面，要冷静地用经济本原分析去寻找正确的操作方法，另一方面，要“理解”民众的评价，知道民众的呼声，把民众评价当作一个重要分析因素。这方面，中国政府在全球应该有一定优势，既不是为“民主”所累用“民主”代替思维放弃责任，甚至煽动民意达到政治目的，又不是独裁政权完全把民意当放对立面胡来。
（二十二）气可鼓不可泄
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穷政府”。论起成就来自然是有得可说的，基本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人口增长寿命大幅提高。但这些成就是与解放前极差的状况“纵比”，如果与周边地区进行同时期的“横比”，就会比较为难，一般就只能与坏典型印度对比。印度恰好也是是吃了僵化的亏，政府什幺都管制，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中国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农轻重工”比例极不合理，“重的过重”，意思是说重工业比例太高，忽视了其它产业。这不是说“重工业优先”错了，而是比例极不合理，全社会运行效率不高，对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在计划经济的范畴里，“农轻重工”的比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就是想要重工业发展最好，也不是说把资源都投到重工业算最优。怎幺平衡协调发展相当值得研究，到底什幺是理想的比例很难论定，但过去的比例极不合理是可以断定的。一方面本身的计划安排有问题，例如本可以少量安排一些轻工业出口，弄来外汇进口重工业需要的技朮与设备，但可惜的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了。这方面有很多重大计划失误。内部僵化管得太死了，农民自发搞点小生产，也不许，政治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又经常有政治运动冲击，就算计划得好也会出大乱子，何况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连“边施工边设计”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都有。还有出于政治与军事原因的“三线建设”，一些院校被迫千里搬迁，都是比较折腾的事，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大大拖慢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中国从前不是干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本身都干得太僵化太乱了，就连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对以前的错误非常痛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内部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支持从前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一定的。
政府对于“穷”有切肤之痛。你光印度式地吹说有潜力，工农业产品多少多少是没有用的，政府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用。有些大摊子的包袱不仅收不上钱还要不断往里填钱，多半是维持性的财政，能拿得出手的资产不多。四下一望，到处都要花钱。基础设施，自己整了三十年好象也弄了不少东西，铁路公路都修了不少，城市地区伴着工厂也修了些火柴盒式的灰黑房子。但到周边地区或者美欧一参观，人家都变成那样了，只有震惊，知道自己搞慢了要急起直追，要花多少钱都不敢想。人民生活，很多地区连温饱都没有达到，讨饭的不少（小时我见过在家门口要饭的农民，是真的只要一碗饭，不是现在这样要钱），和人家根本不能比。各种项目，多得很，钱窟窿一样的国防项目有很多。自己的工厂一百人才顶人家一个，到处都急需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知青回城光为了住就建了不少违章房，给他们安排工作得烦死。还好大学生就一小摄，不然不知道怎幺养。这时中国的局面，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全面落后”。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光让大家安心等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时就能解决了，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但好在中国政府还能使出不少管用的办法，并非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往地下一躺就指望联合国救济了。以前虽然干得很乱，但毕竟是在干事，也并非完全白干，如果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加上中国人民又勤劳肯干，还是有出路的。中国政府就这点一直不错，不管穷成什幺样犯过什幺错有什幺天大的困难甚至天下大乱了，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盯着前头没有失去信心。老子现在是穷是落后了是犯过大错，我政府工作报告历史决议文都认了，可我再努力搞就不信赶不上你，从政府到人民都是大国思维。几千年混下来的文明大国，执政党曾经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传奇般地夺取政权，底蕴还是有的。明明政府一堆烦心事焦头烂额，开起大会来却斗志昂扬，总书记带头高呼口号，土是土了点，气势还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上就不行，从人民到政府都失去信心了，“民主”了，想找是谁犯的错都没有正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行，光辉革命历程是吹的，或是硬被拉去搞社会主义的，明明比中国条件还好，却一副丧气样，靠闭关锁国混或者被和平演变干掉。“河殇”这类低水平的东西之所以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合时宜的失败主义论调是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的“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就是老毛说的“气可鼓不可泄”，道理是好的。但还得结合“实事求是”，有错就得认，得去改，穷就老实承认，不然成可笑的自吹了。心里有底气，手头上不停找办法，总会发达的，做人与建设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日本韩国虽然偏执，但其发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以前还有股气，反攻大陆虽然不实际但不可笑。现在台湾已经不行了，整天就是伏低做小，弄一些上不得台盘的小动作，空喊民主，实际上气已经泄掉了，沉沦只是时间问题，并非哪个政党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大局问题相当清楚，所以并没有搞“全面反思”“全盘西化”这些投降主义的东西，也不闭关锁关，而是坚定地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这个穷人，由穷到富，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
（待续）
（二十三）穷政府的几大主题
对于一个人，什幺叫穷，什幺叫富，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有时明明没多少钱的人会觉得自己够富了，钱多的人却觉得自己很穷，所以以空对空论穷富是没什幺意义的。但与自己过去对比，在一些与财富有关的事情上，明显有很多事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那么我们说“变富”了，还是靠得住的。例如以前想天天吃苹果没那么多钱是做梦，但现在有钱不成问题了，那么肯定得算比从前富了。当然，这和人的幸福感并非正相关。以前天天盼苹果吃时生活有点进步就高兴得很，现在看见别人买房买车自己没指望烦得不得了。自己觉得富不富，得看你想干什幺事，干不成就觉得自己穷。
政府也是这样，一个是要绝对意义上“变富”，在国家层次可以笼统地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外汇储备等与“钱”有关的数字来表示，实质上是支持货币价值的产业、资源、技朮等与综合国力有关的体现。第二是要界定“想干的事”，不然什幺事都想做，那永远只会觉得穷得要死。改革开放开始为什幺觉得非常穷，是因为这两方面都困难。对内对外能用的钱不多，维持性财政，综合国力要急起直追。想干的事吧，又特别多，国家对人民生活从最底层就开始大包大揽， 所有的经济建设都由政府包搞，挑得担子太重了，对于发展又雄心勃勃。责任与目标都不小，国力不足，政府自然会觉得穷得要命。
那么政府想由穷变富，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想办法。最开始的办法很容易，把“想干的事”调整一下，就会好些了。你要管农民怎幺种田，结果是一起磨洋工，又要管农民生活返销粮，还不如让农民自己搞。这个只要想通了就很容易，政府责任也小了，农民也得了实惠，农业产出也多了。这就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没有什幺了不起的意义，也正因为简单，后面越搞毛病越多。
其实政府花钱的大头，在于一些“重”项目。这些项目有这样的特点：对技朮与资源要求较高，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很大﹔想要做成最终产品获得经济效益非常困难，必须持续投入，缺一环都不行﹔国际上竞争激烈，落后一点就没有竞争力﹔国防项目甚至没有经济效益，就是花钱买安全。典型就是如“运十”这个项目，其它的国防大项目都很多。这样的项目，不断大搞的话对技朮积累是有好处的，还会有“技朮溢出”效应，国防技朮拿来民用很常见。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在于真是太花钱了，政府会弄得很穷。从长远来说，技朮积累是有利于挣钱的，但这也不一定，真的要实现靠技朮挣钱，需要很多条件。一是你要把技朮用到挣钱上去，不能老是一门心思地技朮技朮只投入不产出。二是怎幺从技朮到挣钱，这相当复杂，并不比搞技朮容易，商业竞争上技朮好的败给技朮差的事情很常见。我认为挣钱的综合套路比单纯搞技朮要难得多。也就是说，你可以赞成“搞技朮”，但千万不能把“搞技朮”等同于“搞技朮挣钱”，这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事情。一些人幻想毛时代重工技朮路线这么搞下去就会发达，就是这样的简单处理。反正现实里苏联这样搞是垮掉了。中国那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还不是技朮的问题，香港有什幺技朮？就是挣钱的综合套路上，差得很远。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老邓出头去砍“重”项目是相当自然的。他不是理想主义者，相当实际，既然不打粮食，就砍了。理想主义的人骂短视爱骂骂去，反正我弄一堆操作主义的人干事，这些人能理解就行（相当多的人确实能理解，支持运十下马的人里很多想得很深），不跟你们扯这些无聊的事。当然现在政府有钱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政府也并非不懂技朮的重要性，不看短期经济效益猛投R＆D已经快十年了。老邓那时，是别无选择，一方面没钱，得用技朮去挣钱，另一方面用技朮挣钱的套路也得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再则当时国际局势还算好，号称“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两大主流”，确国防有理由，美帝与台独闹得凶是后来的事。
砍了重项目，让国防“忍耐”，挑的担子轻了，就有余力去做其它事，主要精力也转向其它事。这其它事就是几大主题，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等。把这些事做好，自然就会“变富”。这些都是后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常见的东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经济政策的最大差别。至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以前是国防第一，狠搞重工业，那肯定只能是计划经济，最后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搞成了中国特色的僵化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了，要大搞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那实践的结果一定是慢慢把计划经济改掉，最后成为中国特色的官办经济。老邓是搞经济的老手，实践经验很丰富，不会被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类以空对空的无聊理论欺骗，他搞改革的原因是要把那几大主题搞好。我们前面说的老朱为提高效率整的那些招，也是因为这几大主题。苏联就不是，它认为国家应该这样这样运行，结果自然会好，和中国的改革完全是两回事。
对于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等几大主题，怎幺干好是个相当专业的事，这里头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摸出了不少法子，也犯过不少错误。干了二十多年，就几个主题的发展而言，可以肯定是相当成功的。一些人否定改革，对这些主题只能一带而过，不然会被政府拿数据砸死。当然可以从环境保护、贫富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教育医疗等问题下手，这方面可以说的相当多，中国政府自己都承认了，人人都相当清楚了。至于从“整体”上该肯定还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个无聊的哲学问题，无非是个人喜好，你喜欢这方面变好了，他痛恨那方面变坏了。
我去评价，喜欢到具体的问题里去看。最终目标当然是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我说的这几大主题，以及那些人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大缺点，都是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不解决基础设施等大主题，我是不会有任何兴趣去论什幺成功失败的，其它的比中国再好都没兴趣。对于中国来说，不解决几大主题，其它问题最终都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几大主题基本解决了或者有了解决的希望，其它问题弄弄并不需要多高的水平，无非是哪个闹得凶就解决哪一个，除了骂娘，没有什幺意思。这就是是抓纲治本。
（待续）
（二十四）毛泽东反全球化
在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技朮、产业升级等几大主题中，进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要论“重要性”（其实都重要，比哪个更重要，是个要定标准的哲学问题），进出口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抓进出口贸易较容易入手，对其它几个主题都有促进作用，可谓“着一子而全活”。一些国家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搞得好，其它方面就不会差。如果下大本钱搞其它方面，进出口却表现不好，那么很可能是有问题难以持续的。
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一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表现，经过多年来历史的考验，确实是很好的方法。“比较优势”的名头这么大，不是靠吹嘘，确实是管用（当然什幺理论都不能乱用，背景知识很重要）。照我的理解，比较优势理论用到进出口上，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要分析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按你现有的比较优势去搞进出口，二是要去提高你自己的比较优势。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如我们前面SWOT分析中所做的。这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文过饰非胡吹大气，一定要实事求是，放到国际大环境里去老实分析。你不能胡吹说，运十已经飞上天了，所以客机制造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应该把资源投到运十上去，把波音空客的市场抢过来，卖几十架飞机就能解决全国人民很多大问题了，这多带劲。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但会很惨。俄罗斯飞机制造比中国好多了，也卖不了多少客机，中国要往里投多少钱是没法算的。如果对运十的技朮问题有些了解，就知道客机制造绝非我们的比较优势，短缺的技朮资源非常多，即使只给自己的航空公司用也差之甚远。你可以说，应该投入资源到大飞机制造上去，但出发点得是“提高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能说是“靠比较优势挣钱”，现在政府实力足够，确实可以这样搞。对于80年代中国那个穷政府，这是个相当为难的选择。另外，有人说买外国飞机上千亿美元，为什幺不拿很少一部分钱出来自己研制？这个是错误理解了钱。这实际是个资源投入问题，有些东西不是钱能够代替的。中国的飞机制造产业就那么些人力物力技朮资源，如果去搞最耗资源的大运，很多其它飞机就不能搞了，投再多钱都是如此，除非你用美元立刻能买来技朮，投钱才管用。就象现在中国如果下定决心了完全可以扔出一千亿美元去搞大飞机，但人家不卖技朮，什幺时候能搞出来还真不敢说。
80年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一定技朮水平，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政府搞项目非常厉害。这要干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真是太合适了，确实就是全球最好。后来挣到了不少钱，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又发展出新的优势：资本，结合引进技朮自研技朮，技朮密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成了比较优势。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就是“知识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技朮、品牌等等综合优势发挥出来层次更高。
中国搞改革开放运气不错在于，这些比较优势正好在全球化大扩张的国际大环境里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来早些开放按比较优势搞会更好，但80年代来搞也还来得及，再晚，就不好办了。想想看，如果印度先于中国十年开放，纺织业机电产业让印度占去了，中国再来改革开放，还有什幺可搞的？全球化的过程，是不断演化的，中国以前封闭与世界经济关系不大，世界经济没有中国照样演化，并不会等中国准备好了才动，中国只有加进来才能影响这个过程。
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生产大分工”，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社会分工提高效率，确实是经济学的精要所在，马克思都认的。随着交通与通信工具速度与效率的几次飞跃发展，从马车发展到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从电话一直到互联网，经济社会的范畴终于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前一国内部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的产业分工，效率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得多。现在是国家级别的分工，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全球布局生产，效率比一国自己搞又有提高。所以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这才是真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的“民主”根本比不了。但也不是说的这么好，这样的全球化必然就是有的吃肉，有的喝汤，有的在泥里打滚。全球化的生产效率是提高了，可是公平没有谁来给你保证。不仅没人保证，有实力的国家还就是要弄得不公平，给自己划拉利益。文明点的就是条约，你不肯就范我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暴力一下不是什幺难事。
现在有一些反全球化的组织，痛诉全球化的各种坏事，都是真事，但其实掀不起什幺浪花。全球所有社会都是被利益驱动的，并不是善恶驱动的。真正反全球化的老大，得算是老毛的“造反有理”。那时美欧与苏东两大阵营对峙，其实都是要全球化。苏联组织的经护会各集团就有国家级别的产业分工，把其它国家拉进社会主义集团是大事业，一段时间内全球攻势挺厉害。美国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死顶了一阵，要搞自己的全球化，在朝鲜越南打得很热闹，就是怕“骨牌效应”一大片地区都赤化了。老毛整的“造反有理”、“哪时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三个世界理论”，是明确反这两种全球化的。虽然说的是“反霸”，老毛的兴趣也不在经济上，但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就是反全球化。老毛获得世界性的声誉，现在还是很多运动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老毛从内心里就非常不喜欢“经济人”这种小里小气的东西，不喜欢按照“假设人人自私”的原则去组织全球产业分工。他要造反，要全球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联合起来干翻压迫人的资本家，他的眼光是放在全球的。他的气魄确实大，真的按着这样的思想搞了一阵子，中国真的作出表率，在国际上无私援助了不少国家。现在一些人说，老毛援助发展中国家是眼光长远为了把这些国家拉进中国经济圈先给它们一些利益，这肯定是曲解了老毛的本意。这还是从经济上着眼，无非是在美国苏联以外，又开第三家去与它们争夺势力范围，还是帝国主义的老套。老毛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如果是作为第三股势力去抢食，根本闹不出什幺动静。之所以老毛弄出了那么大的全球影响，是因为思想上给了人们另一种出路。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些口号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不是为了达到中国经济圈的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宣传，实实在在就是老毛想全球革命，无私援助世界革命也是真心的，不是想卖乖买好。我看老毛与苏联决裂，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发现苏联成了个自私自利想压迫其它国家的“苏修”，就义无反顾地对赫鲁晓夫大批判。其实那时苏联对中国真不能算差，赫鲁晓夫援助中国是比较尽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不是事实。如果老毛向赫秃子服个软，肯定会有更多援助，在苏联集团里面混个老二还是靠得住的，不仅不会吃亏，还能吃香喝辣跟着欺压其它国家。但是“义不容情”，大是大非不是百把个工业援助项目能收买得了的。所以苏联威胁撤回专家，老毛都让他们走人，后来搞到边境陈兵百万对峙，都是因为这个“大是大非”。这一点上，我相当理解老毛，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确实令人敬佩。一些下三烂攻击老毛说他是想“争夺领导权”，这个眼界就太低了。
但是老毛的全球事业是个注定失败的事业。敌人势力太强大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力量太小。一段时间，弄得中国孤家寡人，全球两大集团都把中国当大敌。从正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值得骄傲的事，全世界能理解的人非常尊敬毛泽东是有原因的。就是敌人，也得把老毛当伟人。但在黑社会把持的秩序中想强出头做正义人士，会付出很大代价。老毛的浪漫英雄主义有够正义，可惜就苦了中国人。两大集团把中国封锁得结结实实的，内部受压力太大想要快速发展，就弄出很多不科学的东西。搞全球革命，在东南亚先就受到很大挫折，华侨与共产党被杀不少，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当最大敌人。花了几百亿援助的越南投靠了苏修，最后闹到要打仗。周恩来相当理解老毛，所以出钱支持别国他安排下来了，但是真的很苦。
最后老毛也觉得这样搞不是办法。正义英雄做起来太苦，最后还得回归现实。这时的老毛，已经有些灰心，斗志已经不旺了，最后连林彪也反对他，更是给他沉重一击。我觉得老毛的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但不赞同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从事这样一个必定失败的事业。说起来真的是为全人类的正义事业作了贡献，到头来弄得自己穷得很要向港台商人低三下四拉投资。这个地球就是这样黑暗，想当好人先得看你够不够份量。
老毛都反不了的全球化，确实就是世界潮流，虽然很邪恶。“打败不了你，就加入你”，中国也到全球化里捞食吃去了。
（待续）
（二十五）靠比较优势发家
对于中国这样缺少资源的后进国家，不大搞进出口是不可想象的。大干进出口，会有很多毛病，但这些毛病再多也比不搞要好，两种经济模式从本质上就不可同日而语。就如上节所分析，必须加到世界产业循环中去，在这个大环境中往上爬。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了，发达就很有希望了。你搞技朮还是提高商业环境都好，总之是要在世界产业链中争取占据有利地位。成功例子很多，日本四小龙都是如此。不按这个做的，全都混不好。中国与印度是两大苦主，拉美的“进口替代”也走向失败。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这是后进国家搞“发展经济学”至今为止唯一正确的选择。相对于苏联转型时的“下降螺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上升螺旋”。这是我思考中国经济问题领悟到的最高层次的理论。虽然经济学家们有过这样的论述，但淹没在大量非关键的论述中，如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总结论证出来的“福利经济学”定律，“产权”理论等等，这些在经济学理论地位上更重要，但是对中国而言不如比较优势理论更适用。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理论，确实发现比较优势理论最合适。例如现在流行的“自主创新”，应该放到这个大框架中去理解。自主创新是为了“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这个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为了“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重新发明轮子这样的事不能做。为什幺说“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就是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去“挣到更多的钱”。用上面总结的理论，自主创新是自然的结论，还可以推出更多的东西。例如我们开始就只能去把纺织业机电组装业这些低级的产业占住，靠这个挣钱。对于搞科技创新没有优势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没有出路了，可以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正循环。例如内蒙发展草原养殖业，挣来更多钱，一边保护环境一边扩大产业，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最好，这远比从前把草地吃光经济差环境也破坏了的错误政策要好。现在中央说“可持续发展”，实际说的就是“形成正循环的机制”，不然靠比较优势挖矿卖油爬两下，出了大问题不可持续，这就不是“正循环”，而是短视。一些大吹老毛经济政策的人说，用收取农业剩余及保护主义的方法发展工业技朮积累实现发达，用上面的方法分析，很容易就知道是错误的。这样做，特点就是穷，实质上是没有正循环机制不可持续，总会因为各种问题搞不下去，因为没有用比较优势去挣钱。工农业剪刀差30多年，还是没有实现以工养农，农民穷成那个样子，这没什幺好推诿的，就是犯错误了，忽视了挣钱的正循环。牺牲农民还理直气壮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和周边地区一比就没话可说了。周边地区日本四小龙早就实现了以工养农，农民比你城里人还富。原因不是日本四小龙的妇女靠卖淫挣钱（这样总结别人富的原因，很不实事求是），是因为人家实现了比较优势的正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