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用比较优势去挣钱也有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开始“以工养农”，“工业反哺农业”，开始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胜利。我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是因为在高层次的经济路线问题上，终于稳定在这个正确路线上了。中央层面上我确信这个路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很清楚地都是以此为根基的。近来看不少地方干部的言论，进步也很大。只要顺着这条正循环的路走下去，不停想办法克服困难，彻底解决发展问题就在不远的一段时间内，不用等到21世纪中期去。现在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局势是相当好的。其实中国已经算是东亚地区发展慢的了，以我们的资质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慢，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摸到这条正确路线用了很长时间。而东亚其它经济体别无选择，没什幺资源，人比较进取，只能用这条路线去拼，结果一个个都拼出来了。以东亚地区的民族素质与历史底蕴，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是必然的，就等中国来完成这最重要的一步。
当然这个理论对中国以及东亚是合适的，因为我相信以东亚地区民族的素质，“挣钱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是相当可行的。东南亚拉美非洲即使知道这个理论，也可能不合适。因为他们靠天生的比较优势挣来钱了，但因为素质问题，发展不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也不是人笨，但人家的文化喜欢踢球过狂欢节，不象东亚人这么努力），发展的高度大致由天生的比较优势厚度决定，原材料丰富的GDP就可以炒高些。印度不好说，资源可能还不如中国，除了靠人聪明英语好搞IT外包有比较优势（与印度人口规模相比太小），条件太困难。印度看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把制造业发展成下一个比较优势。印度人不比中国人笨，但制造业已经被中国占了位，它即使有出路，也会麻烦得多。
以上把后进国家的发展理论总结了一下，这很重要。如果按照这个发展理论来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没什幺好争的，并非关键。各国会有各国做事的方式，日本员工终生制大锅饭一样，照样搞。韩国就是国家扶植的大企业，也不合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有竞争力，要有比较优势。所以，组织方式可以偏计划，经济运行的方式一定得是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最后整出来的经济模式叫计划还是叫市场是哲学定义问题（日本有人自称是计划经济，觉得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计划可言是乱来），实质是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
大致上，中国80年代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那时理论界喜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搞，你好还是我好吵一吵，或者找转型的办法。象80年代两个重要经济理论会议，巴山轮会议（在轮船上开的）议定在四种经济模式中应采取“有控制的市场经济”（其它三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灵活一些的计划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莫干山会议建议用世界独创的“双轨制”从计划经济价格机制转向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就这些办法与结论本身来说，是相当有水平的。但这仍然是在讨论“做事的方式”，至于“做什幺”，就认识不太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到世界经济中靠比较优势抢饭吃的意识。那个时期，中国拉外资不算多，还不如东南亚了，进出口有发展，但不算很快，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进出口带动的，应该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
到90年代，就真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搞了，进出口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之一（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以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察，他们已经缺省地把这个理论当作最高指导原则了。我认为这才是“主流”的意思，所有主流都同意这条道路。至于所有制、产权之类的运行机制，主流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并不能脸谱化选一种最恶心的来批。如果不同意或者不清楚这个以提升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理论，迷失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那么只能是丧失话语权，已经没什幺好争的，属于认识层次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政府里混得不错，原因就是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管用。一方面确实挣来了钱，一方面对于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也能想出一些解决办法，政府可择其善者从之。反主流的那些激烈言论，在具体问题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经济学认识太浅，错误的地方很多，可以当作“群众呼声”对待，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考虑因素。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对手，主流经济学家们以前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出来驳（不客气地说，我这个业余的去辩论都有必胜之算）。后来被骂得凶，才出来表白几句，也不是说理论，就是自觉有功反被骂觉得委曲。这也是宣传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在媒体上写不少文章，但可能是因为太专业，往往简单一句话有一堆复杂背景，我因为熟一些是能看明白的，但一般人很难明白主流经济理论的要义。但中央确定无疑是会按这条比较优势的路线走下去的，而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障碍（如要形成正循环的机制，就要去改革科研体系）。具体运行就是官办经济运行大法，想做的事就是提升比较优势挣钱。
当然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说挣了钱怎幺用怎幺分配，它只是说你怎幺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挣钱这个目标确实是达到了，老朱照此弄了几把，虽然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确实经济实力做大了，而且形成了套路。他离职以后，反而挣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政府财政真正大翻身了。 我认为老朱这个历史地位还是有的。在花钱以及分配上，有很多问题，这个不能否认，如应该早些用外汇储备趁油便宜大买特买，但这都是挣钱这个大原则之下的事。老朱应该就是让政府挣钱有些本事，怎幺花钱炒期货之类的，这个要经验，犯错误不奇怪。90年代初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00多亿美元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料得到中国这个“即将崩溃”的穷国2006年外储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在老朱手里做成了。再怎幺说外汇储备多了危险，也还得算挣到钱了，得算综合国力里很大一块，出去访问砸钱都有底气。98年金融风暴韩国金泳三找老朱借300亿美元，没给他，现在再有这样的事肯定借出去了，近年来百亿美元都不当多大事的。
挣到了钱，又是政府级别的市场经济，小民没有地位，怎幺分配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围着政府吃，吃到的就发了，吃不到的就成“弱势群体”。这方面经济学理论确实没办法。越是信经济学，越觉得这太合逻辑了。说到底，经济学是分析事情如何运行变化的，并不是分析善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控诉经济学家是没有用的。经济学家自己跟着官办经济捞些也是人之常情，捞不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有不捞的经济学家，照样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用那个政府通管的体制来搞靠比较优势挣钱的经济，必然就是官办经济。
从毛泽东放弃与美苏全面对抗的反全球化开始，中国走到世界经济环境里是迟早的事。一方面政治环境逐渐稳定，越来越稳定，甚至在世界上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让位给经济，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直到90年代，又最终摸对了全球化中后进国家的正确发展道路，走向了官办经济。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我们对官办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很多历史与理论背景的介绍与阐述，接下来可以去分析一些现实的成绩与问题，对未来作一些展望。
（待续）
（二十六）富政府的“超级现金牛”
改革开放中老邓的摸论，在80年代，理论与实践都是小范围的瞎摸，几个特区摸得比较多，其它地方等中央指示。在90年代，通过“不争论”把理论干掉了，全国各地政府都开始了大规模彻底的瞎摸，这就是官办经济。很快就自然而然地摸到了“比较优势”这条路上去了，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巨型怪兽。搞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本来在以空对空瞎吵吵（一些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以前的言论看起来搞笑得很，估计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大规模实践一搞，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中国的实际，弄出了很多新办法新理论。短短十余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一般把改革开放从70年代末算起至今是一个整体，但80年代主要是政治格局变化很大，经济体制与实际运行与从前相似之处很多。90年代以后政治可以说是超级稳定，但经济格局就与从前完全不同了，与80年代都是完全两样。国际上看中国，90年代以前主要是从政治方面看，要对抗苏联就说你好，要和平演变就说你坏，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和改革开放前一样在国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国际上观察中国压倒一切的因素。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是在90年代。
9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一大“成就”，或者说“后果”，就是中国政府自己“脱贫致富”，变成了一个阔佬。当然，各地政府在官办经济里互相竞争，也有不少混得不好仍然很穷的，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政府手头的资本不折不扣是暴发了。这一点，以前还有人持“崩溃论”的观点不断质疑，最近几年的经济数据出来以后，需要解释的已经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这些唱衰派怎幺调整自己的说法了。中国政府有三大王牌数据：外汇储备超过8500亿美元世界第一，2005年税收总额超过3万亿元五年翻番，国企利润超过9000亿。更可怕的是，这些数据还在高速增长中。其它的相关数据，外贸进出口连年增长20%、30%，今年都说要减速了看来却仍然会高速增长，FDI持续在每年600亿美元的高水平上，人民币不断升值。政府已经有余力（或者说愿意）去搞免农业税、免小学学杂费、封山育林等举措。这些其实不算什幺，并不能显示财力。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建成美国规模的高速公路网，已成板上钉钉之势只是时间问题，最近又开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建成以后将是全球独步的），“新农村建设”一投就是3000多亿。这些才是真正显示中国政府财力的地方。90年代以来综合国力的成长，只能用火箭式的上升来形容，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对比之下，90年代初期，一个市建个立交桥都要四处找钱。开建三峡工程的时候，有用倾国之力去搞的感觉，经常有人担心费用超支会拖垮财政。现在三峡级别的工程或者大工业项目很多一起铺开搞，人们都没什幺兴趣去关心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政府这三年建的农村公路相当于过去50多年的总和。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种综合国力的成长仍然认识不够，只是从数字角度去理解。一算GDP，哦，人均170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里都不算什幺，还是穷国。中国政府的实力，恰恰不能用GDP去理解，即使用PPP去算GDP都是不合适的。GDP在大多数国家显得和维持费一样，一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家，政府财政会破产。真正有意义的是，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金以及资源去做想做的事。也不是说全是政府投，政府做好准备了，喊一嗓子，社会资金外资都会跟过来一起搞。也不一定是在中国搞，到其它国家去收购包搞经济都是可能的。这种能力，我断定中国政府已经是全球顶级之一，一般发达国家都比不上。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的行事作风就是发达国家大国的思路。世界各国也慢慢发现，必须象应对发达国家大国一样去应对中国政府。这也就是为什幺世界上慢慢觉得只有中国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中国政府在GDP背后隐藏了真正的实力，明着说的韬光养晦，居然基本达到了目的。政府从改革开放开始说的翻两番之类的目标，现在说21世纪头十年要翻一番，所以硬凑了个7.5%的年均目标增长率出来（其实6%就够了，但说太低了不好意思）。这通通都是虚的，全是数字游戏。对于中国政府，是想办法压低数字，各省不肯压低，中央政府就统一压一下。其实这些增长率、GDP总额之类的数据全是虚的，是政府出于宣传目的炮制出来的幻影数字。在真实世界中这些数字对应的具体经济是什幺，没有人知道，国家统计局都不知道。我也是观察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的，先还以为国家统计局心里有数。用GDP数值或者增长率去与其它经济体比，与自己以前比，是一种伪科学。经济模式不同，根本不能相比。
中国政府真正在意的，是综合国力。GDP数字，就成天哭穷，企图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混入WTO。对于崩溃论，先还有点烦，后来也听之任之了，反正又唱不衰，还有助于政府哭穷。成天哭穷，自己人都深信不疑了，觉得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都算是穷的，加入WTO怎幺这么难，外国人太坏了。外国政府都不笨，在“中国制造”的教育下，比中国老百姓清楚，知道中国的比较优势太厉害了，如果按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放进去，好多国家都没法混了，太便宜中国了。但我看还是中国政府对自己官办经济的优势最明白，比外国人清楚。最后，得算是韬成了。本来应该韬得更好，老朱谈判时心急了，急于锁定胜利成果，多做了一些让步。就这么让了些开放产业，留了些设限条款之后，混入了WTO。但加入WTO后四年里进出口贸易无人预料到的惊人增长证明，还是捞到了。如果外国人能够预测到这种结局，那提出的条款会高得多。现在再怎幺变花样贸易壁垒反倾销，中国年年20%30%的出口增长就是下不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把自己当个一般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有信心，如果这世界是公平地做贸易，我们能打败任何对手。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在经济领域已成现实。自己心里要有底，不要跟着人家信什幺中国的优势在于血汗工厂不要环保人民币低估之类的。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中国人民大众是勤劳而智能的，只要我们把这个优势发挥出去和人竞争，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们一定胜利。中国政府只要不阻住中国人民的优秀素质发挥出来，就能成功。华人到了其它国家，一样的机会甚至比别人机会差得多，整体上都能脱贫致富。外国人对这一点实际上相当怕，所以崩溃论威胁论轮着来，一边希望你自己垮掉让他们松口气，一边又觉得中国越来越可怕。
种种保护主义的论调，实际上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能力，不知道中国人的弱点，越保护越糟糕。因为中国人普遍有“小富即安”的念头，长远危机意识少。逼到头上来了，处境很困难，反而能爆发出一些能量。安稳地挣着钱，就赌博包二奶不务正业去了。
中国政府实力成长之巨，十分惊人。自己发展积累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长的，再怎幺压榨农民都不行。人无横财不富，靠的是到全球化中去捞，才能成长这么快。论综合国力实力对比的变化，我们绝对是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胜利者。至于说还要往产业链上方爬，那是以后的任务，不能一步登天。我们现在占住了几大块，综合国力极大成长，这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了。
因为有从全球化中捞到的横财，包括FDI，贸易顺差，IPO上市，到外国收购资产等等，中国政府才乌枪换炮，从穷政府变成了富政府。中国人民付出了代价，但中国政府的传统就是不在乎人民付出代价（这也是中国政府可怕的地方）。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横财，一般人很难想象。例如纺织品出口，自己的企业用人民币组织生产，出口收到美元。从企业利润的角度，也许是很微薄的利润，一件衣服挣几块钱，一只袜子几分钱，出口上千亿美元也没多少利润。但对中国政府而言，那就是天大的利润了，一方面自己印人民币发展纺织企业，拉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出口换回来的美元全落在自己口袋里。除了进口纺织机械以及一些原材料的几十亿美元，对政府而言，就相当于千亿美元规模的净利润了。当然，政府投入了人力成本，也要棉花等原材料，也可能有环境污染。但在政府看来，人力与棉花什幺的，根本没什幺成本，不搞出口也就荒在那里了，人没工作还要找政府的麻烦。环境污染暂时不管的话，这种生意是绝对的横财，里外都赚到了。收来上千亿美元，就真的可以拿去做很多事。这就是后进国家靠出口导向发展经济的原理，与自己积累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发展会快很多，有条件一定要大搞特搞，谁说不搞就是不懂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只有说是你人力资源去干别的更挣钱，才可以放弃这些产业，这些产业是不是低级不是问题。你即使占住了更高级的产业，只要你还有人在干低级劳动，就不能放弃。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还特别地搞了大笔出口退税，让企业可以更好地去全球抢食。这从企业经营来说，就是上好的“现金牛”，靠这头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资金，就可以放心地去发展其它产业，其它产业先期投入需要很多也不怕。
中国政府有了“纺织品”这个现金牛，从90年代开始搞了几年，又把“机电产品”做成了一个更大的现金牛。这就是弄出了层级更高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正循环走出了第一步。那些电视厂可能没什幺利润比较苦，但中国政府仍然是可以把电视出口当个现金牛看待的。到现在，形成了整个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制造业整体成了个“超级现金牛”。2005年，一家伙弄出1000亿美元顺差，忽然爆发了。要知道这些年中国是很多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原材料涨得那个疯。结果顺差反而翻几倍，这就是超级现金牛的威力。干制造业的，再怎幺也比你那光卖原材料的层次要高。
这有了“现金牛”的经济与没有“现金牛”的经济，真是完全两回事。所有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全是没有“现金牛”或者“现金牛”出问题的。国际收支不成问题，就可以放心大胆在内部整一些利润丰厚的产业，如房地产、电信业。缺原材料，缺技朮设备都不是问题，买就是了（当然要人家肯卖）。中国政府手里抓着纺织业、机电产业，这就热火朝天的干开了。缺钢材，就上钢铁产能，不过三年产量就二亿三亿四亿吨这么疯狂地增长。铁矿石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有，花钱买就是了。钢铁水泥不成问题，房地产就疯一样的火起来了，全国所有城市都完全大变样。搞电信业，要进口很多先进设备，花费那都是以千亿计。但不怕，只管买来，当然自己的设备制造商把打价格打低了更好。全国人民用上了电话手机，一年光利润就是上千亿。中国政府不客气，都给垄断了，电信业好几万亿国有资产就整出来了。至于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那个更是要大搞了，能进一步加强比较优势，都放在规划最前面。
这么搞，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就发了，利润9000亿。国企发家，绝对不能靠把老国企救活，那样会穷死。得靠弄一些新型垄断国企，把利润划拉进国家口袋里。老朱说，给我弄一家叫“中国电信”的国企，国有100%控股，另外准备100个麻袋收钱。自由派经济学家说，不能这么干啊，没竞争，效率低，要放开这些产业。老朱想想，就分出几家叫“中国移动”，“联通”，“网通”什幺的，算是内部有了点竞争，想放开是门都没有的。政府不会把这些稳打稳捞钱的产业机会给别人了。就这么弄了一百多家大企业，一年弄个6000亿的利润。其它的国企，政府就不在乎了，就好比公司主营业务不错，一些旧资产或者其它业务怎幺处理都没有大问题，公司主要眼光放在开拓新的来钱的业务上。就靠这一手，国有资产增加的比GDP增长快多了。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不是按自由主义那一套干经济的，真要是自由主义，得分光卖光，俄罗斯油田都能让个人占了。有些人指着中国政府不要了的尽是麻烦的国有资产说，中国政府自由主义了，搞分光卖光了。这就根本不明白政府的思维。
老朱一手抓进出口现金牛，一手搞国有基础设施（电信、油田、电厂、道路全是国有的），这就是老朱的发家秘诀。这个办法，老朱是不会说的，他说的全是些政治做秀，以及一些经济套话，不明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要怎幺搞。一般注意到的就是他怎幺折腾那些麻烦事，什幺软着陆、国企改制、扩大内需、保八，干得最顺利的这个事却没人在意。到头来，中国政府发家了，在铁一般的数据事实面前不得不认，怎幺发的却完全不明白，好象老朱干的都是些越干越麻烦的事，怎幺就能发了？就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解释，有的说中国政府靠卖地卖资源卖环境给外资发的，有的说靠黄色娘子军发的。这都不对，因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这样卖着搞，却仍然发不了。
老朱这两手，我认为从路线上来看，是最优选择。当然如果技朮积累更好些，国企弄得更灵活些，发得会更好，但这是操作问题，当然可以改进，任何国家的操作都可以不断改进。但我不认为有更高明的路线。有些人说，这毛病那毛病气死人，改革路线错了，应该赶走外资，退出WTO，保护国有企业，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现金牛杀了，再怎幺艰苦奋斗都不行。
现在一些崩溃论，如果说的是环境崩溃，或者民愤极大社会崩溃，虽然也多半是胡说，但多少还有些影子。但很多就是说中国政府经济会崩溃，什幺坏账，什幺贸易冲突。从现金牛的角度来说，这些经济崩溃论都是离谱透顶的。一个公司主营业务好，那就稳得住。只要中国政府手头的“超级现金牛”一直活着，经济增长就可以由中国政府主观意志决定，实在不行就靠政府投资撑住经济增长，要建的东西还多得很，这么干20年内不成问题。政府的“超级现金牛”出问题，只有几种可能。一种是自己社会乱了，忽然一下就全国动乱或者是文革再起，生产都不搞了大家玩杀富济贫，那么你要恢复得慢了，这牛就可能死掉。一种是政府搞起了理想主义回到以前的经济路线，赶走外资退出WTO回到计划经济，自己不要了现金牛。一种是打起了台海战争或者中日中美战争，进出口全完。要真有这种事，印度等国得乐死，所以天天盼中国崩溃。前两种中国政府都是有明确认识的，稳定压倒一切，要继续改革，说得都明白得很，不会出问题。第三种打仗的事，这个就是恐怖平衡，谁愿意跟中国一起完蛋可以来试，世界各国都盼着别人牺牲都不来，中国政府钱多得把俄国的家伙全买过来也就那么回事，越往后实力越强，就越没人敢来。最后一种可能，其它国家的纺织业机电产业等制造业发展得比中国还厉害，那也会出事。但这一条就算有可能，也是非常遥远的事。中国靠的不是几个说搬走就搬走的玩具加工厂，而是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这里头要整多少事需要多少条件那说都说不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这个制造业现金牛会吃得多胖，会抢了多少国家的食，人家很害怕。发展中国家是已经知道厉害了，发达国家也觉得危险，所以千方百计限制中国。
老朱弄的这条路线，以后的政府确定无疑是会继续下去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发起来了，官办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老朱的最大任务是挣钱，把穷政府变成富政府，他做到了，富的程度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新班子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挣钱，另一方面，因为有钱了，也要更多考虑怎幺花钱了。因为人民，很不满意。
（待续）
（二十七）“社会主义大事业”变成了“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发了，主流经济学家们high了。这几年的漂亮数据亮出来，经济学家们矜持地评点着，大部分言论谈的还是困难，虽然是智珠在握，也没有得意忘形。洋人也还有些白痴在弄中国崩溃论，真正懂行的，都服了。萨缪尔森写了个文章，意思是说美国与中国自由贸易“可能”不利于美国，开始敲警钟了。西方经济学大佬们都变得客气了，夸起中国来比较大方，有些还经常上中国转几圈，和政府官员、主流经济学家们互相吹捧。“主流”们正目视远方畅想未来，忽然就迎来了一阵板砖，一时被轰了个昏头转向。这时才发现，官办经济整了十多年，经济有了极大增长，人民却出乎预料地很愤怒。
这让主流经济学家们觉得挺委曲的。经济学家们的委曲是很可以理解的。用经济数据来攻击他们，是错误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不可辩驳，这是中国政府的特强项。就是人民生活的硬指标，从物质角度来说，也是极大增长的。我自己的评价，这十多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形态已经上了一个档次或者更多，拿各种大众商品一列就一清二楚了。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经济学家们觉得，经济成绩这么大，再怎么也有些功劳吧？怎么反而被骂成这样？委曲，想不通。后来被骂得凶了，不少人还上媒体写文章反击，中央也安抚了他们一下。
但我认为，民众的愤怒也是相当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家没有去理解民众，才会觉得委曲。除去一些非理性的经济数据上的错误攻击，民众确实有理由感到愤怒。关键是，我们应该用精神，而不是物质去分析。愤怒是一个精神现象，经济学家们拿物质指标来说事是找错方向了。如果只去考察物质指标，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生活比从前有多少提高，民众应该是觉得欢欣鼓舞才对。但民众不会这样，他们就是直接愤怒了。
“官办经济”在经济上的成功无可质疑，但是在精神上，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这也是无可质疑的。失败之处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大事业”本来是个经济与精神一体的事业，后来的“官办经济”就只有经济了，精神方面已经主动放弃了。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就采用了一体化的方法搞事业，理论与实践上全国人民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确实是相当厉害的一点。我们在前面说了以前有很多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成就也是巨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靠的是精神方面的动力，可以说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政策失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对以前的经济政策很不满意，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明显的失误，以我们特有的精神力量，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我们的目标就得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具体来说，新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激励机制代替一般国家的物质激励模式，来发展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项事业。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传统办法。首先，把所有人都放入“单位”管起来。你加入单位了，各方面生活就由单位给你解决了。解决的好不好另说（往往解决得不好），人会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及安全感。如果不是发生文革那样的动乱，在正常运行模式下，人病了，单位会安排去治病，单位会派人来照顾。小孩上学都安排进子弟学校之类的附属机构。除了很少一些的特权人物，大家的待遇都差不多。工资就全国统一安排，分级拿工资。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能力一般的人，会觉得比较平等。能力好的人，可以给各种荣誉，也有激励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下，人们会觉得是在一起为一个大事业努力，精神上可以得到某种满足。社会精神状况比较单纯的情况下，这确实是相当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大大弥补物质享受不足的缺陷。说实话，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种工作环境的，就一门心思想怎么为国家作贡献，不用考虑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利益方面的事情。日本的社会组织其实有些类似之处，所以民众工作态度不错。
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是以这样的社会组织，去从事我前面总结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经济建设道路。但可惜的是，后来社会思想乱了，大跃进等重大经济失误还不是关键，文革等政治运动实在是很痛心，搞得人心都混乱了。社会主义大事业的理想出现了大裂缝。周恩来是这种经济路线的代表，他以身作则有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多少人想到总理就不问报酬甘愿奉献，现在还能感动很多人。但我实在不理解老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把周恩来以下那么多老实搞建设的人弄得那么惨。老毛的经济失误其实可以理解，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就算是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可以放过。如果一些人不把老毛吹成无所不能的经济天才，我也并不会说太多。但老毛晚年搞的那些政治运动，我实在是没法原谅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能力不错的仁人志士，怎么就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搞社会主义大事业？就算是老毛想支援穷国反霸斗争多花些钱，也可以接受。但为什么要搞政治运动，搞得社会上一些烂人领着冲动的年青人斗并无多大过错的老实人？把个好好的社会主义事业斗得乱七八糟。
从文革开始，中国就失去了以理想模式搞建设的可能。十年动乱下来，人心乱了，真正心思纯朴一心干社会主义的虽然还有不少，但也有很多人心思不对了。新中国要靠以周恩来为首的非常感人常人难以做到的许多好榜样，才可以从正面影响民众心理。学坏容易学好难，这要把人心思搞坏，就容易多了。各单位出那么几个混的干部，一个单位的风气就可能从此完蛋。所以后来发展到官办经济干脆放弃精神了，很正常。在80年代那种混乱的情势下，又要发展经济，又要收拾人心，靠的是那样的干部队伍，我是没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吃了亏，后来能没有想法？失了人心，谁替你认真宣传社会主义？老邓如果能把人心又重新收拢回来，那真成神人了。我觉得也不能怪知识分子，其实搞理工的有传统还是相当爱国的，只是实在没法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全球的社会主义都差不多垮了，还想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纯洁得很，这过分了。现在很多人骂知识分子，说老毛整得好，这本末倒置了。退一万步说，老毛整完了，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反而垮掉了，也没什么好吹的。
老毛是精神激励专家，确实牛。但他搞精神原子弹，最后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他自己操作失误，还是臭知识分子死不悔改，反正人心乱了。老邓要搞精神肯定牛不过老毛，他不会走这条路。他搞改革的结果，是充满着铜臭味利益为先的“官办经济”。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金钱至上，一方面可以说中国是精神失败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过是回归大流。
但中国人民是知道“社会主义大事业”怎么回事的，不是没见识过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你官府搞经济，拿我当工具，那我也不会对你有感情，我也不会有什么事业感，最多我发扬传统爱爱国。这官办经济从本质上就不讨人喜欢。我是比过去有钱了，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事情也要我自己管了，病要自己上医院，小孩要自己交钱读书，房子也要我自己买。虽然学校与医院比过去设备好，我不管租房还是买房住得比过去宽畅了，吃喝也好了，也用上了不少新鲜玩艺，但就是觉得没劲。人生真没有意义，就是上个班挣个钱，图个啥？为公司挣钱大头让老板捞去了，真黑，不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看在钱的份上才不得不干。
这样一搞，整个社会都压力重重。竞争很厉害，没工作了不好办。人家过上好日子了，买房买车了，不是过去那样大家排队等分房，自己生活就算没变差，感觉也不好。混得好的钱虽然不少，但也没理想，觉得混社会真累。混得不好的心一横就杀向社会为非作歹。搞来搞去大家比黑比坏，越弄感觉越差。也就是经济还在增长，可以靠物质弄些醉生梦死，不然早闹开了。
何况你还那么不公平。本来对搞市场经济很多人就不适应，你再来些人围着政府吃，还让人怎么过？一个个暴发的看着都不是什么正派人物，连媒体上都是一连串黑暗事件，就别提口耳相传的那些恶心事了，对社会的怨恨就更深了。
不公平也就算了，还看不到希望。一方面期望被些富人提得太高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想买大房子，不象从前加一级工资就觉得阔多了。一方面人也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处境改善。个个觉得自己没法混出头，精神灰暗。
就这样，能不愤怒么？人是物质的，但更特别的地方在于，人也是精神的。愤的不是自己吃喝比过去差了，而是从整体上就不喜欢这种让人提不起劲的社会。有些即使处境不错也还是替别人愤怒。不愤的，那是特殊分子。捞大了的会感谢社会给他机会，一些觉得大有机会的人精神亢奋忙着捞。还有象我这样的，没有善恶事非观念，没啥情绪的把社会当物质评论，也不愤。但总体上，中国人很愤怒，凑一块就骂社会。谁要是说这社会的好话都不好意思开口。
其实就愤怒这个事本身来说，是个好事。你既然以利益为根基搞经济，政府天生就该挨骂。只有在中国这种奇怪的转型国家，才会发生民众在媒体上称颂政府的怪事。以前也不好，骂政府就是反革命有人身危险，这个再怎么也解释不过去，就是政治落后。我很不喜欢无聊的推卸责任的民主，不赞成以民主为决策根基治国，但更不喜欢连低限度的言论思想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政府应该允许民众把愤怒表现出来。
而且这种愤怒，我觉得不危险。经济毕竟在增长，国势在上升，不是沉沦。问起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在全球都是最乐观的。这和个人的灰暗感觉似乎矛盾，但其实很合理。中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精神地仇恨社会，虽然凑在一起骂社会，潜意识里也知道比过去还是有很多地方进步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对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人还是有信心的，政府天天拿数字轰炸宣传，外国人也在帮腔，还是起了些作用的。但怕自己成为失败者，所以灰暗。真正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以至于相信崩溃论的，是一些见微知著想得更远更深的聪明人（他们能讲出一些崩溃的道理来），或者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相信会崩溃的情绪化非理性愤怒人士。但这是少数，多数对中国还是觉得乐观的（下层人士可能不会去考虑这种问题，问也没用）。人民的愤怒，不是那种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革命式愤怒，而是牢骚。
因此，人民一定要愤怒。有什么不满一定要闹出来，闹得越大越好。
（待续）
（二十八）官办经济中的“官”与“民”
前面的分析说了，官办经济放弃了精神，采取了彻底的唯经济路线。这样一种方法在操作上是比较方便的，你考虑的问题采取的办法都是为了经济，得到经济数据反馈又去调控修正经济策略。就这样一轮轮操作下来，越搞越有经验，经济确实做大了。
如果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家都很高兴自然是好。但没有这么好的事，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实在是水太深，任何方法都必然要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有时方法，能让1000万人受益，但会损害100万人的利益。有些方法根本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有些短期内会损害全部人的利益，但长期会有益于国家。有些正相反，短期内好象大家都高兴，长远国家吃大亏。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可能有什幺好办法能不引发矛盾冲突。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模式里，这些问题由最高层“高瞻远瞩”地决定。老毛的决定到底是好是坏，可任人评说，但人们只能习惯性地按老毛的意思办。我们可以喜欢老毛说他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决策，但人民实质上没有决策权。不仅人民，连高层官员都是动不动就靠边站。文革了，闹了一通大民主，微观决策权下放，其实也不是什幺正经决策，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捣乱方式，让人们知道大民主不是这么好玩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这么搞（改革开放后民主闹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毛去世了，决策模式也变了。邓小平没有老毛这样的权威，也不喜欢那种一言堂的模式。他是去平衡各派的利益，这方面他的政治手段相当了得。另一方面，他也是以理服人为主，动用权威的时候少。平衡的结果就是“摸”，特区可以摸，上海等重要地区就听保守派的意见不摸。这个时期有一些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困境，高层决策是处于改派与保守派的平衡状态。
南巡以后，这个决策模式又变了。高层的治国思想较为统一了，想不通的就用“不争论”干掉，靠边站。没有了两派冲突与斗争的复杂平衡，中国政府一心搞起了官办经济。我们必须得说，中国政府内部是相当一致的，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忙活，争论少了，是内部政治冲突最少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矛盾主要是“官”与“民”的矛盾。
从矛盾冲突角度来说，毛泽东时代是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与周恩来为首的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务实派的尖锐冲突。80年代是邓小平协调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治国方略冲突。矛盾冲突都集中在高层，毛时代被打倒的高官不计其数，80年代也倒了两任总书记。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将内部矛盾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政治风险极小。这时，政府集团与一般民众的“官民”冲突，成为最大的矛盾。这也不是说爱护人民的保守派被拿人民当工具的改革派斗倒了，所以没人为民众说话了。以前是政府集团内部矛盾太大，还轮不到官民冲突有多大影响，哪一派都是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比较头疼。南巡后，政府集团意见统一了，就是要搞经济，从中为政府捞利益，政府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所以官民冲突上升为最大矛盾。
当然，政府从来都是宣传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一些高层人物某些时候是在真心为民众着想，并非做秀。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并非某几个人可以左右的。有超越体制的无形权威的人已经纷纷老去，众多低级中级高级党政官员其实是在一个庞大的统制机器里混事，个人无论如何是胜不过这个机器的。往直里说，政府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你没有改造利益团体的本事，就得用利益的方式推动这个团体做事。
比如江朱胡温，都可以找到某些“反利益团体”的动作。老江枪毙了几个贪大的高官，老朱经常怒骂贪官，胡温搞了很多亲民的举措。是不是作秀不提，他们做事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什幺一清二楚。跟老江混的，老江都照顾得不错。老朱提拔了不少人，但照顾得不算好，被捉进局子的不少，应该是老朱搞人事不如老江有本事，就靠搞经济的本事混。胡温自己派系的干部也慢慢升上来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想要做事就得这么搞，我并不就此批评他们。
这还是提拔自己人，你说话自己人听。但安排自己人不能太过分，党的传统就是要五湖四海。怎幺让别人做事？一种办法是老朱这样强推，开大会就骂人，吓得人要死，不得不快手快脚把事情做了，但人肯定是得罪了，老朱仗着有本事背景过硬不在乎。也就是背景最硬办法最多的老朱可以这样做。可就连粗暴的老朱，也得搞各种名堂给政府集团划拉各种利益，公务员加薪就好几次，靠这样去推动做事。这样的一个体制，一起做事，就算是正义事业，也得用利益去推动。你高层内心里可以说我要当好人，我不贪不腐，我要为人民做好事（我个人相信胡温有这样的思想）。但你真要做好事，就不得不容忍一些人在这些事情里上下其手。你想来个“水至清”，先把“坏人”赶走，“坏人”抵抗的办法多得是，那就什幺事情都不要做了，大家搞政治斗争。“好人”胡耀邦反正是下台了。
其实，什幺是“好人”，什幺是“坏人”，这也难说的很，人性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一分为二处理。一个懂经济较有能力的官员，可以把一方经济搞好，得到中央的嘉许，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但九成九他会为自己的利益小团体捞些便宜，让亲朋好友开公司捞钱之类的，自己这里经济好了，亲友的公司也大发了。退一万步说， “人脉”对搞经济是很重要的，拉投资的时候人家要求建立私人关系划拉些好处不可避免。那么这种官员算什幺人？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当违法乱纪的“坏人”。这种官算好人坏人我不知道，我可以断定的是，就连胡温都会提拔重用他们。只有说是地方经济不好，或者实在是为害太大影响太坏，才会被拿出来当典型捉了。估计中央秘密部门早就有了各种官员的黑账，该不该捉根本不是从 “坏人”“法律”这种天真的角度来考虑的，全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现实政治。理想主义爱憎分明的人在里面一天都混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