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老朱推出了一个号称是“扩大内需”的应急政策，把经济增长撑住了。其实经济要最简单来讲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增长就是“需求”或者“供给”不断成长。“外需”不行了，那幺把“内需”炒起来，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维持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扩大内需”的一个典型招数。如果我们拋开道德人伦天理仅仅从经济角度看此事，其实很简单。广大人民有“上大学”的需求，这是最真实的需求，不是政府强迫年青人上大学强行制造出来的需求。从供给角度来说，就远远不够。所以，大学扩招是一定的。教育产业化，就是说把这个扩招过程货币化。由于是官办经济讲利益，政府察觉人民有能力掏出一部分钱，所以就只配套了部分钱去做这事，并不自己包搞。当然，教育产业化是早几年就开始“摸”了的，但是大规模扩招确实就是因为1998年的经济形势。由于人民不习惯教育货币化，喜欢国家花钱培养小孩，对此骂声震天，也属正常。但以后会习惯的，谁来搞经济都是这一套，现实主义没啥道理好讲。
“大学扩招”其实起不了太大用处，但实在是着急了，管点用就用上了。还有“黄金周”，都是如此。真正管用的，还是政府强行“创造”出来的需求。老朱硬挺着发国债搞了一堆基础设施项目，确实拉动了经济增长，死命把“保8”撑住了。
这件事情影响深远。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完全是一句空话。最终老朱做的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特色经济危机”时会怎幺做，也大致界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也弄出了7.8%的经济增长，这可以充分说明政府投资的威力。人们很容易把老朱的做法联想到凯恩斯主义去。然而，理论都是空的，做不出来再凯恩斯都没有用。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强行创造需求正好是特强项，比别人强是自然的。这肯定不应该是常态，能好好的经济增长，就不用这幺“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用市场经济的真实需求推动更好。但我们再想深一层，有这种“强行创造需求”的能力，不是一个坏事。全球经济增长好，那幺大家都繁荣发展自然好说。一旦有什幺事，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趴窝了，中国来个“强行创造需求”，就可以比别人多抢到一些时间发展。运行效率上，这种自己闷头整的政府投资当然会有问题，但抢到时间了意义更大。所以中国坏账可以比别人多得多，但发展也会比别人快得多。通俗地理解，我们做10件事只做成5件，人家做3件事成了2件，坏账是我们多得多，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多。坏账就是人们假定另外那5件事也该做成算出来的账，其实就白扔那不管了也没啥了不起，关键是做成的事得越来越多。全球化时代，就是比做事的时代，不是比谁账本干净。抢到了一块，就滚动发展，时机很重要，不能慢腾腾想怎幺抢好。
说是说要“扩大内需”，最后整的是“政府投资”。现在又到了一个转折时刻，又说要靠“内需拉动”，但这次不一样，是因为形势大好。
从发展“出口导向”上来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整成了一个大怪物，国际经济里确实就没有过。别人都是在国际产业链里各占一块，好的就一级级往上爬，看中国那意思，是要上下通吃，一级级全给占住。想想是可怕，一个十来亿人的国家，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由一个强力政党领导，也不闹民主或者革命，就一门心思搞生产挣钱，啥活都干。国际产业本来是处于游移过程中的，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很常见。但是中国一来搞，就有些不一样了。以前是资本家挑地方，到处转移，现在也是如此，但有些行业就被逼不得不转移到中国。从产业角度来说，中国似乎整出了一套成本控制方法，相当了得。我以前提过中国可以靠这个本事到外国去包搞基础设施，不久前已经成为现实，印尼三分之一的电力基础设施80亿美元包给中国几个公司搞了，外国公司要价上百亿美元竞争不过。这就不是光人力便宜整得出来的。产业发展成本控制的综合因素相当多，要一定技朮水平，相关产业要综合配套齐全，要有财力人力物力土地供给，要有顺畅的交通通信设施与营销渠道，要有整合能力。这样权衡下来，人力便宜只是在某些简单产业还能管用。
由于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在国内就维持了一个低价格体系。从基础设施水平来说，国际公认中国的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人均5000美元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炒到人均5000美元去并不难。但中国政府就不炒，就维持低价格，把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到全球最低。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旋涡，把国际产业不停吸过来，别人确实就是竞争不过。理论上一个产业只要中国技朮与营销追上来了，能生产了，加上中国这套成本控制方法，立刻就是比较优势，国际产业就等着被中国吃掉。以前一些小国也搞“出口导向”，但是没有中国这套成本控制方法，只是局部产业聚集，没有形成吸引旋涡，产业经常是说转走就转走，没有形成生产基地。中国似乎已经不能用“出口导向”去理解了，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对一个个产业进行“蚕食”，占住一个再图谋下一个，要成为全球实物生产力最强的国家。“出口导向”，开始说的是以外补内，弄些外汇，是比较狭意的。但后来指的是，产业发展的目标市场是全世界。既然中国能够把一个产业做到全世界比较优势最强，那么目标市场当然应该是全世界。所以，这是中国政府出血本加入WTO最大的原因。
这个战略，最近几年出成效了，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国际原材料价格翻了几倍，中国好多项都是最大进口国。按照传统的理解，象中国这样没啥资源的国家，技朮又不高，怎幺混？结果2005年顺差上千亿美元，2006年只怕会更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厉害。你可以说中国企业这毛病那毛病，毛病确实多，但是中国的产业在国际上竞争力就是强，而且强得一般人无法理解。从全球经济来看，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变幻，某些产品的需求总是在那的，而中国能以最高的性价比满足一大块需求，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中国还没有把份额占满，在吃份额的过程中顺差大涨就很自然了。其实产业的技朮需求各不相同，并非技朮高的市场就大。中国占住的几大块都是很大的市场，技朮上差距并非关键，再怎幺高技朮人也是吃饭穿衣。所以即使中国技朮和发达国家比并不算好，也可以在国际产业里大吃特吃。何况中国政府也知道搞技朮的好处，一些看似高级的产业慢慢被中国变成了中级初级产业，被挤得没活路了。
如果这么在国际上猛占产业，搞下去会怎幺样？假设中国政府就喜欢挣美元，就这么猛往外卖东西，生产的东西越来越高级，那顺差会涨到天上去。现在一年上千亿美元好象很多了，其实不算啥，还有很大潜力，只能算刚刚活动开，日本德国人比中国少多了，也有上千亿美元顺差。这是个好事，表明中国在地球上有了基本的生存办法，缺资源也没关系，现在没人会说“开除球籍”了。国际上有办法混了，全球化时代发展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是就要这么猛挣顺差？这个问题以前没意义，反正也没几个钱，干了几十年加加减减的也才拢了2000亿美元，防灾防事的也不能乱花了，所以还鼓励去搞外贸挣顺差。但现在一年就能弄到这个数，这就成了个现实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去发展外贸，挣来顺差都直接算进GDP里面了，还有间接拉动。国际上产业还肥得很，我们还大有可为，好好搞技朮再突它几下，这条路还是可以走的。自主创新也不一定是说得那么难，我们干起来可能一会就突破了。就这么去抢产业，相信一定能抢来不少。出口增长连年20%30%四五年了，经济学家本来众口一辞说会消停会增长慢些，也没停下来，到底什幺时候增长降下来都不太敢说话了。但这条路不是说我们干不好，而是国际上不“和谐”。
我们是成本最低，人最多，综合条件最好，搞起生产来谁也干不过我们。我们要搞，是可以把全球产业都抢过来，中国人都搞生产了，别人产业给挤垮，卖原材料给我们。但这样干的目的是什幺？就为了把人挤垮，我们挣越来越多怎幺也花不出去的美元？我们的人在工厂里干活很舒服么？我们的环境给污染了怎幺算？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了。以前是没钱，没资格去想这些问题。但我们现在确实要想想了。
搞出口，最初的目的是国家太穷要挣钱搞活经济，闷头干。现在达到了这个目的，还超额了，那么又该为了什幺去干出口？答案是明显的：平衡。即然在国际上的钱够花了，就不用再去挣这么多钱了。但是也得进口些东西吧，不能吃老本，所以就搞搞出口，最好两者相抵平衡，要进口多少钱的东西就大致出口多少钱的东西，资本项目再加加减减最后弄个平衡。你出口多了，反正你挣来的钱又花不出去，等于白给人家送东西了。
说是这样说，但要把平衡弄出来，还真不容易。人家就喜欢上中国办厂，中国企业往外出口挣钱就是比在国内血拼要容易。搞外贸的说“不怕老外怕老乡”就是这意思。这出口的势头起来了，中国这么大个头要按下去就不容易，也怕操作不好弄翻了。最终得靠什幺弄出平衡来？靠“扩大内需”。结论和1998年一样，但原因就完全相反。那时是外贸太惨了，现在是外贸太火了。
这回和老朱整的口号型强扭的“扩大内需”是真的不一样了。老朱是外需没增长，内需也没有，经济增长眼看要完。外需是操之在人，只好自己操纵内需硬挺。这回经济增长是火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就双位数字了，需求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需求的分布，外需太旺，内需不够。我们要实现外需向内需的合理转变，企业一看内需也不错，就不抢着干外贸了，顺差就少了，平衡就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不会慢。这个好处还有很多。内需强进口需求就多，人家也高兴，贸易冲突会少。内需好，经济增长实在，需求开发出来了就在那长期存在，不象外需有点靠运气，运气不好就坏了。内需是国民内部的消费，一增长就是人民消费多了，这是搞经济的根本目的。内需拉动解决就业多，不象外需发展就业限制较多。中国人储蓄太多，是得靠扩大内需把钱放出来花掉一些。内需好，人民生活就和谐，社会矛盾减少。这回是真的要发展内需了，不是为了经济增长强撑，而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连外国经济学家也呼吁中国人多花钱。。。
这么好的事，那还不快去干？这下，就碰到官办经济的痛处了。说是这么说的，要扩大内需，靠内需拉动，结果顺差还是上千亿美元，银行存款居高不下，国民储蓄率就是下不去。政府官员们干招商引资上项目房地产这一套熟，你说要扩大内需，也没说不让招商引资上项目房地产了，那么就还是这么干，喊两句扩大内需应景，没有什幺实在的行动。招商引资搞房地产，政府有实在的利益，手头确实可以捞到钱拿出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有谁知道到底该怎幺扩大内需么？道理都知道，但其实没有什幺明确的招数，都等着中央拿出办法来。
所以，确实到了要转折的时候了。从中央开始，就得转变思路，从出口导向转到内需拉动。干了很多年，一时不好转，就慢慢转。出口方面，可以挑着干了，一些污染大耗能高的产业，发改委搞搞审批给调控掉，不要没见过钱一样什幺都干。内部，对财政要有信心，也要给人民信心，不要穷疯了一样拼命捞钱原始积累滚动发展，应该想想怎幺花钱，最好能进入“越花钱越有钱”的境界。生产项目少建一些，生活项目多上一些，如给农村搞搞基础设施。工资要涨，连民工工资在内，这两年已经涨了不少了，以下几年估计都会一直涨。农业税免掉了，开始说是给农民松口气，其实意思应该往大里扩，算是内需拉动的一招。中央弄了个“和谐社会”的花头，与转向内需是一致的。
这些都算是好弄的，阻力不大，全国农业税都免掉了。关键还是教育医疗房地产这几个大头项目，得顺利发展起来。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免费或者低价思路，希望政府为人民着想下狠心整治教育医疗产业，压低房价，大家都愉快地不花多少钱就什幺都享受了。一种是增收思路，一方面民众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教育医疗房地产形成不同层次的供给，让各种收入阶层的民众都能形成需求得到服务。还有一种就是把教育医疗房地产当稀缺资源，大家抢，富人先得到服务，现在就是这种。说起来是“新三座大山”，社会上骂声震天，其实得算是小康社会顺利发展的关键时期。以中国现在的教育医疗房地产品质而论，并不差，要真能人人住进新房子了，就已经是中等发达了，和发达国家的生活品质没有太大实质区别。但还要很多时间，不能着急，看到一些人“提前”过上了这种日子，社会上骂也属正常。
我感觉这些大头项目得用国家整体战略去搞。不是说回到以前计划经济去给人分房子，那肯定不行，太没效率了。也不是说就市场经济大家哄抢越炒越高崩完了回头又炒起来。官办经济解决这种问题其实有长处，那就是调控着按照政府规划的节奏发展。表面上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都有价格，但政府调控这个价格的能力必须很强。政府好象是有这样的意思。从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经济将会是非常独特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在需要竞争发展效率的时候竞争十分残酷，在需要调控时又能强力控制住。我觉得这是官办经济的发展方向。前一阶段发展主要是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出口导向混出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形成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引导内需良性发展。
这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但也不是没希望。毕竟政府手里资源太多了，社会商品剩余八成都归了政府，全球就中国政府有这个条件。要警惕的是一种现代思路，说是要打破垄断，政府放权让民众自己发展，政府转型，转成理想的服务机构，小政府大社会，好得不得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样想的。左派那种回归计划经济的思路太极端，摆不上台面，不需要警惕。我觉得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就是民众互相拼，政府不管，会产生很多超级富豪，广大民众给这些超级富豪打工，小小的香港就是如此，民众生活很没有意思。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官办经济到底，广大民众给政府这个超级富豪打工，政府还有希望把利益分下来。现在虽然说中国贫富不均很厉害，实际上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城乡差距大，地区差距大，大富豪并不算多，与中国的财富总值很不相称，因为大头财富跑到政府手里去了。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丢。当然，政府垄断，会有一些效率问题，这个我觉得可以付出一些代价，不影响发展就行。事实上垄断也可以高速发展，中国电信也搞成了全球知名品牌，电话费贵就贵点，全国人一摊也没多少了，中国这一点很厉害。如果让私人发展电信，资费可能会便宜（也不一定），但不知会出什幺样的大富豪。
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搞自主创新去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去调控大头消费项目还惠于民。这个调控就是要去搞定利益团体，教育医疗从业人员，地方政府，地产商人，再加上一大堆民众，一通混战，想想都可怕。但还是那句话，要相信政府。我觉得中国政府还不能算是与民众对立的，它也受到了很大的道德压力，不是开大会商量怎幺压迫民众，还得商量怎幺让广大民众受益。这是因为人性很复杂，虽然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民众的利益，但有余力为民众做些事也还愿意，大富豪也会做善事，特别是有道德压力的时候。发达国家工人闹事也闹到了不少利益，中国民众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生产力够了完全有机会。只有说是国家真穷的时候，那闹事就不管用。以前开事闹出大问题了，所以要强调稳定，现在却可以闹闹给利益集团压力。也不要容易出乱子的民主，就是民间舆论，网上骂骂人，工人农民找到机会就上上街，都不错。一方面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好了，要政府做这做那，今天反腐败明天打日本。另一方面，也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坏了，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掂记着革命闹事。现在中国政府应该是个挺好理解的，用相当正常的逻辑思维行事的国家机构。
(三十二)微观的枷锁
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需要的假设太理想化。水平一般的学者操弄模型与数字，将自己与读者都迷失在条件设定与复杂推理之中，靠着专业门槛混饭吃。文章写出来象是带着枷锁一样，没有个干脆话，“假设、如果、另一方面、或者、可能”之类的词满天飞。高手在不得不忍受这一套的同时，还能靠老辣的直觉弄出真正厉害的东西。包装的形式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低手弄没意义或者错误的东西，高手整的有意义而且经得起检验。真正的大师能够摆脱枷锁，自己设定框架，在里面较为自由地弄些新东西，别人来研究得依着框架来，相当于为别人做了枷锁。
中国政府的经济实践不是搞理论，但也是这个处境。看上去好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下一推，微观上就满不是那幺回事，往往是反效果。错误犯多了，经验多了，政府聪明了些，知道一定得结合实际小心行事，就弄些七扭八歪的现实着数，解决了一些问题，却生出许多弊病，谁看了都不顺眼，象是带着微观的枷锁行事。
这个“微观的枷锁”，即现实的制约，实在是非常烦人。理想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这些微观枷锁不放在心上。不当权的理想主义者，就觉得当权派又笨又坏，才会不用好主意，搞出那么多坏事。理想主义要是当了权，那就大轰大嗡，提出一些吓人的目标，事还没干，就先跟现实体制打成一团。只有老毛这样的超级牛人，才能打破微观的枷锁，连微观结构都给它统统改造过来。
公平地说，我认为老毛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对这些微观的枷锁，有时就得狠狠地去打破，不然再怎幺搞都跳不出圈子。地主不打倒，土改不搞，中国社会就只会是死气沉沉。这么整了一把，政府的土地红利一直吃到现在。但老毛的问题是，他在宏观政策有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原因归到微观结构上，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搞就过了。明明是宏观的问题，却去用微观的办法解决，那么就越搞越僵。现在朝鲜就是这样，宏观上闭关锁国跟不上世界潮流再怎幺也没法搞，人与人之间不管如何互相揭发批评鼓干劲，人人主体思想独立自主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说实话，需要老毛这种打破微观枷锁的能力。宏观上，我们问题不大，经济学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知道一些基本的路数了，现代经济有了个最基本的了解，还算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一些观念上甚至领先一步，如“不争论”。面对微观现实，也知道不能主观臆想，宁肯搞七扭八歪的现实政策，也不去搞危害极大的理想主义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说你就能永远这么现实主义地混下去。你的微观结构问题成堆，迟早会是大麻烦。现在起点低目标不算高，还可以在这种结构下往上冲，以后目标更高了，就可能积重难返，要坏事。
我们的微观结构确实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质量太低。国际上一些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微观运行效率还不如印度，长远会不好，有一定道理。我们是官办黑箱操作，决策不科学，强干硬上，有利益了归小团体，出事了就国家包底。之所以这样的微观操作总体上还成就不小，是因为我们有政府级别的竞争，保证了优胜劣汰，整体上生产效率还是有极大提高。但很多情况下是“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结果，经过市场无情的检验才产生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因为我们微观运行差，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微观运行效率高，决策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是“高水平良性竞争”，虽然也是优胜劣汰，但企业素质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我们企业素质低，所以占住的就是一些中低层次的，或者是靠中国独特优势的产业。
对这些微观结构的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首先是不要怕，以为不如人家就没法混了。黄亚生经常“挺印贬中”说印度好企业比中国多，长远比中国好，过于片面了。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国家与政府级别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说圈地就圈地，说拆迁就拆迁，要公路就公路，要港口就港口，快手快脚地都做了。慢了不行，无数地方政府在竞争着比快。企业与政府的运行决策问题确实大，但是政府的效率优势补上了一些缺陷。在需要政府出手配套的产业竞争上，我们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在国家级别的综合竞争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说一不二的“强政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管选举等政权问题的“弱政府”这一点上要强。这也是我认为官办经济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包括做大央企等思路，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推出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竞争是多层次的，有些是“强政府”能搞定的，有些还得靠一个个企业的运行与组织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才最靠得住，政府包打天下是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如我们狂推的自主创新，再怎幺“强政府”疯狂投钱，也得企业与科研单位实干出来，不能幻想有钱就行。
所以，政府今后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靠强政府的独门绝技“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撑住，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延续过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总路线。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政府财雄势大，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搞宏观经济的经验也相当多，这套“硬功夫”相当了得，再来个2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希望。另一个就是要打破微观的枷锁，按中央的说法，就是提高“软环境”，政府与企业要科学决策，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也要向现代企业转变，靠真正的竞争力打天下，不能围着政府吃。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好的“软环境”转变，不能大家比坏比恶比无耻，要在竞争中良性发展。这第二个层面的任务就艰巨得多，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任务，正面经验不多，反面教训一大堆。在具体问题上，有识之士很多，
现代企业制度、环保、社会公义、均富等问题，我并无什幺特别的看法，因此也不具体论述。
我们过去靠强政府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它们企业不行，政府也不行，超过它们并不算难。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政府与民众还是清醒的，知道有差距，群众骂声震天，报刊杂志上天天忧患忧思，都在为此努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们没有天天唱赞歌，这是好事。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反而是对这些忧思的东西关注了解得更多些，却不太清楚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政府不仅没崩溃反而混得挺有劲的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转变发展目标，不仅基础设施等硬的指针要发展，科学民主社会保障等软的指针也要提高。路线上非常正确。总的来说，就是中国这个最怪异的经济体，要逐渐正常化，要象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的样。我们不能还象以前那样本来就怪，越搞越奇怪，七扭八歪，以怪制胜。以前是条件不好，人也稀里糊涂，落后得太多，只好弄中国特色，瞎摸了一阵子。好在没有吃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大亏，也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闹出大乱或止步不前。回到“不争论”的本意来说，既然大家都稀里糊涂的，以空对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不要争论了，往前干就知道怎幺回事了。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的经验够多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清楚了，不再是稀里糊涂了，那就不能瞎摸了事，而是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要说清楚“要什幺样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可以正大光明地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说清楚。
（待续）
（三十三）当经济增长不再解决问题
支撑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无疑是老江声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不少缺陷，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有希望。习惯性的唱衰派们举出各种弊端，用宋末、明末、清末、民国等各种末世历史时代进行种种似是而非的模拟，“天灾人祸，种种不详，不止一端”，说明就要完蛋。我对这种“寓言式”的模拟倾向很不感冒。现代社会和旧时代差别太大了，已经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最奇特的发展故事之一，再去模拟，没多大意思。搞这个也显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不了解，无法进行有效分析与直接预测。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发展不下去，而是我们要发展成什幺样子。中国人在摸索，外国人也带着疑虑想问清楚。我感觉这些年到了可以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很幸运，就在这两年，接连发生了一些标志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看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断言，发生在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将不再是政权更迭、上层政治斗争、战争胜利或失败这些传统政治上的事，而是一些也许显得枯燥的经济数据或经济事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中这么活跃的原因，和以前完全不同。不说更早的时候，就是90年代早期，老百姓谁知道经济学家是啥东西？
大约就是2004到2005这两年，有大量转折性的经济事件，我比较熟专门写贴分析的就有几个。以前人们分析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多少，每年上千亿美元这种吓死人的估计资料不少见。2004年以来眼睁睁就看着外汇储备成了世界第一，改为估计非法流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2005年，外贸顺差爆发式地冲上了千亿美元的台阶，这个势头在2006年将继续维持。机电产品，以前是逆差大户，2004年开始从逆差转到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多，2006年前四个月就有292亿美元，成为顺差主力之一。就连饱受质疑的机械装备制造业，也成了顺差，进口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仅增9.8%，2006年已经变成负增长。这一切，令人民币从以前的不断贬值转成强势货币，不断升值已成定局。
不仅是外贸，内需方面也有很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饱受攻击，实际上这两年中国低层民众的工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这种攻击本身是最低工资不断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前两年闹出来的“民工荒”，是转折发生的前奏。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的大规模激活，都是这两年的事，三年修的农村道路比前53年还要多。社会消费的增长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时期。政府收入连年疯狂增长，各种超级项目顺利放上日程，甚至加速推进。
因为这些确实的证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多年以来，政府都信奉一个缺省的“真理”：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公平地说，一段时间以来，这是个非常正确而有益的观点，远胜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从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这个目标来说，中国政府做得非常漂亮。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今后继续高速增长也没有问题。从上层政治到下层经济组织，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完全可以在今后二十年实现这个预期。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增长紧张了20多年后，终于发现这并不是个多困难的事情。就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而言，目前确实就是历史最好时期。
然而前面写了，民众并不因此而欢喜，反而非常愤怒，我们也从心理上分析了原因。以民众的愤怒情绪为基础，恰恰就是在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演化出了一场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逻辑上说，这些人往往走向了误区，因为种种看不惯的事，连经济增长也要攻击否定。种种崩溃论经济危机之类的说法层出不穷，不客气的说，全是极其业余充满漏洞自相矛盾的偏激言论。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类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学术上根本就错了，其错误程度不低于民间科学家攻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是，我们不能就止于此，不能满足于把崩溃论信徒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想想更根本的原因。民众的愤怒情绪无疑也是真实的。崩溃论危机论信徒看到了一些问题，于是说，你政府不是声称经济增长是真的，成绩很大么？现在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让人怎么信？你的经济增长肯定是假的，实际上不知破败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逻辑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对经济不太了解的人。我这儿确信经济增长是历年最好，人家却会用各种可笑的业余手法论证中国经济将要出事的“真相”，原因就是这个。
问题出在中国政府这个增长逻辑上：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以前这确实是正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过二十多年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增长能解决的问题”陆续解决了很多，剩下的不多。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手段，遭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铁律，越来越不好使。另一方面，出来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只靠经济增长不好解决，甚至越是经济增长越糟糕。
例如，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这个大问题，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有着不容质疑的正确性。但其它的事就未必了。以前你一个月挣100，加到200很容易，高兴了一会。以后你再加100就不会有多高兴了。房价涨得高高的，还都卖出去了，经济增长确实不错，但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不高兴。经济增长越好，经济规模越大，贪污腐败的规模就越吓人。搞到现在，出了几个大问题：农村穷、贫富不均、教育医疗负担重、房子等资产买不起、污染重、工作不安全等等。
泛泛的这么一看，如果国家搞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富，这些问题都好解决。所以很容易想，还得靠发展经济。但这就陷入了“民主论”一样的误区。如果国家按民主的原则好好运行，国家就会发展得很好；如果富得人均几万美元了，就没啥大问题了。这都是假设天上掉陷饼，然后幻想怎么吃陷饼。你怎么达到这种到处是陷饼的状态，才是最关键的。开始一点民主没有或者经济很差的时候，你搞搞民主或者猛搞一下经济，确实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就是好”，“发展是硬道理”。但往后就麻烦了，情况复杂了，搞民主的搞出一头包，搞经济的比搞民主的要好些，但埋头发展发现经济增长也不解决问题了。就那几个大问题来说，城市经济发展可以10好几个百分点，整个国家弄个双位数增长都行，可这与农村发展无关，三农问题是另外一回事。经济增长，可以是富人越来越富，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也不解决问题。经济增长了，教育医疗费涨得更高甚至就是靠这两拉动的，那么民众就会骂娘。房价涨得高了，GDP升起来更容易，可是大多数民众买不起，也没有好话。要是不管污染，不管安全生产，建厂捞GDP也可以增长很快，但这种发展有什么意思？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增长的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就是现实。政府的增长逻辑显然遇到了大麻烦，不得不修改了。极端愤怒的民众或者崩溃论信徒说，政府的增长是假的，要出事要危机要崩溃，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很好驳。但我们也要把增长逻辑修正，不能只靠“发展是硬道理”的朴素哲学了。这就涉及到我们上一节说的发展目标。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相当深入的思考。虽然是搞了一通八股文宣，但仍然能看出其中的新意。从宣传角度上看，“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并不比从前的“三个代表”、“三讲”高明，都是老套。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宏观调控这样的一些具体操作手法，包括最近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实质上放弃了“经济增长至上”的粗放式目标，而是企图以经济运行的“质量”为目标，用一些复杂手段着手解决上述诸多难题。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规划来说，中长期翻几番已经不重要。一方面，这是因为达到增长目标相当容易，不须为此费尽心思蛮干硬上，甚至主要的问题在于控制过热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确实认识到了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那些深层次的矛盾。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言论已经悄悄改变了讨论的根基，不再关注板上钉钉的经济增长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连篇累牍地对这些深层次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从思想高度上看，中央政府与经济学家们还是要领先一些。
相对落伍的是地方政府、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地方政府仍然有强烈的增长冲动，“捞政绩捞利益”使它们继续用老套的办法干着官办经济，拉外资上项目搞房地产。对地方政府而言，有时并非不知经济增长要质量的道理，而是难于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去看问题，各自为政之下，转型不容易。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对经济的认识可能比地方政府还要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他们却忙于各种乱七八糟的论证。改革开放以前是很好的理想社会，计划经济好，改革开放是灾难，中国的发展是假的，崩溃或者危机不远了，要回到过去或者民主化。这都是因为看到一些现实问题，想不通，就失去信心了，用更加荒唐的逻辑解释一时想不通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此已经有明确的结论，成就不容质疑，问题巨大不假，办法是继续改革。
就具体的转型办法而言，十分复杂，各个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经济学家们内部都经常吵成一锅粥。但从过去的经历来看，不是根本的困难，中国政府对此相当有经验。老邓的办法仍然管用：先不说什幺一定对或者错，试试看，实践检验。这些操作上的事情中国政府并不弱，从整体上说有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一不会搞出危机，二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关键是操作的目标。以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目标错了再怎幺搞都不行。改革开放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确实就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实质上没有顾到“公平”，所以就问题一堆。现在提“和谐社会”，如果这是中央政府真正的想法，那么操作上希望不小。
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来看，仍然是全球比较独特的政府通管型。政治经济上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威，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经济实体，都是政府通大，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占了大头。从改革或者转型的初始条件来看，这代表有较高的“势能”，政府资源投向这里那里都可以自由决定。其它国家这一点上一般比中国差很多，因为政治上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反而要为了政治权力纷争花费大量精力，经济上往往私有化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国家要从私人手里把经济实力收回来相当麻烦，搞不好就血雨腥风，加个税甚至一个劳工法案都有可能闹得全国大乱。如果搞“维持会”，那么中国政府要管的事多，比起其它国家政府那种实质上没啥责任的局面，确实要累些。但如果要改革，要转型，特别是要快速适应时代的急速演变抢时间的时候，那中国政府这种“高势能”的状态就有利了，确实有些“指哪打哪”的意思，相当了得。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有这种“高势能”，所以成了改革开放成功的样板国。更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被传统理想化的经济理论误导，我们的发展并没有以放弃这种“高势能”为代价，政府的实力有了极大的增长，远远高过经济增长本身的幅度，某种程度上说，“高势能”得到了加强。
就“拉美化”的某些表象来说，中国与一些国家确实有些类似，如果继续这么闷头增长下去，的确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我们有“高势能”的强力政府，拉美化的国家没有。形象点说，我们天天骂政府会管用，虽然媒体上可能不许公开指责。而媒体上随便骂政府的国家也意味着骂了没用。
现在是看看管不管用的时候了，实践检验谁都可以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检验我已经没有兴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可以当定理一样用了。我感兴趣的是，房价涨幅控得怎幺样，底层民众收入增长如何，教育医疗改得如何，这些结构化的表现。前面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积蓄经济实力的阶段，现在到了使用这些实力的时候了。
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就是闷头发展，老邓说“不出头”，老江说“闷声发大财”都是如此。有什幺事都是人家搞我们，我们被动应付，没有去主动生事。这种战术确实起到了效果，发展经济的环境比较稳定，世界各地出事乱了好几回，我们还算顺利地过来了。开始没什幺人注意，中国政府忽然就混成了国际阔佬，各方面实力都有可观之处。怎幺用这个实力？也是个问题。
（待续）
(三十四）五个世界 (part1)[陈经 于:2006-07-17 12:06:43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前，推出我胡整着好玩的“五个世界”理论。前面有对“毛泽东反全球化”的分析，他要全世界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干翻帝国主义。老毛搞全球革命的理想主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还是应该继承老毛的精神，对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较大贡献。回头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是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值得鼓吹。
老毛搞了个“三个世界”理论，现在过去很多年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用“五个世界”来说事更好分析。 五个世界依次为：
1. 美国 2. 发达国家 3. 中国 4. 发展中国家 5. 失败国家
美国靠绝对优势的军事与金融实力，以前就是老牌霸权，现在更是一家独大，可谓人类历史上霸权之盛。另外一个老霸权苏联垮台降到发展中国家里面去了。发达国家还是那几个，以前合伙抗苏不论，现在有些觉着美国占便宜太大，阵营有些松动，但总的来说，还是和美国意识形态一致，生活方式类似。发展中国家也还是以前那些，因为一些国家分裂还多了一些。总体而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好了不少，在全球化中日子过得要好些了。这是以前“三个世界”理论框架里世界各国的发展，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图景的主体。
应该说世界还是变得比从前好了，世界大战没打起来，战争冲突数量规模相对小了，世界人民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全球经济发展处于较好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图景中，有一些失败国家就显得特别背时背运，因此单列一层。朝鲜、伊拉克、阿富汗是典型。这说明封闭、个人极端独裁、意识形态僵化确实是很不好的国家政治形态，弄得不好比劣质民主还差。封闭状态下人会产生奇怪的逻辑，再来个独裁体制全国一推，外面人看着确实不放心。这个不能全怨发达国家霸住宣传机器猛煽，还是失败国家自己的责任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改革开放前还是强太多了，开放虽然会有很多坏处，再怎幺也比封闭好。
中国是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成就全球最耀眼的国家，由于各方面块头都够大，足以另开一家。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将中国特别处理，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间的一层，可以更好地描述全球图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就是发达国家，各方面能力与发达国家区别不大。发达国家也发现，不能把中国当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待，各方面区别太大了。当然，我们肯定不能算发达国家，还差得远，甚至永远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某些标准。因此，有必要把中国上提一级特别处理。这样就从原来的“三个世界”弄成了“五个世界”。
这“五个世界”怎幺演化发展，关键就在中美两个特殊国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球是美国在上面拎着，中国在下面托着，这么转动的。失败国家是经常性的全球热点，但它们无非是以捣乱的方式来影响世界，我认为全球传媒过分夸大了这些国家的影响，即使考虑到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它们的活动实质上也就等于地球发展史上的白噪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或富或穷，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只有美国与中国，才有这种能力。从前的美苏争霸格局解体了，后来经常说的是一极独大，或是多极世界，但把眼光放长，中国成为另一极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这还不是中国政府自吹，主要还是别人这么猛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