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 月，我和本·海涅曼到华盛顿去找司法部一位副部长陈述我们的意见。
她对我们的辩护毫不关心，而是一心一意地寻求某项指控成立。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她。为了避免操纵价格方面的指控，她建议我们承认犯有某项重罪，并支付罚金。
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而政府方面对案子的态度是建
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我们必须予以全面反击。
当政府有要求时，大陪审团的指控通常是例行公事。我们在华盛顿的会谈过了
3天以后，她指控我们和德比尔斯非法合谋操纵价格。她不相信自己的助手，而是用
政府的经费外聘了一名律师。
8 个月以后，10月25日那天，法庭审理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一个联邦法院开庭。
辩护团由丹·韦布（Dan Webb）负责，由阿诺德- 波特律师事务所的比尔·贝尔
（Bill Baer ）和GE的内部法律诉讼负责人杰夫·金德勒（Jeff Kindler）提供大力支持。
辩护团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们驳斥了政府的指控，而我们完全不需要提供证词。
12月5 日，法官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在聆听了政府方面的所有证词
之后，完全驳回了这个案子。“政府的同谋理论完全不成立。”他说，“政府的指
控没有法律依据……即便从完全有利于政府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证词，也找不到合理
的事实”证明GE有罪。
拉塞尔案件的彻底成功证明了我们应当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政府并
没有什么可指控的，只是下意识地厌恶大公司。在辩护方为自己辩护之前，法官们
几乎从来不会在庭审期间就驳回一宗刑事反托拉斯案。但是，我们的这个案子就是
如此结束的。我们斗争了3 年，在这3 年中，每次提及此案，媒体都对我们不利。
只有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是对的。
这是政府最糟糕的状态。他们动用了联邦调查局，找到了一个被开除的雇员，
但是却一无所得；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捕风捉影；他们高价聘请了外来的“枪
手”—有些政府官员通过这种手段能出名。
当然，我们也不是尽善尽美。一年以后，在一宗完全不同的案子中，政府做对了。
这个故事也是从本开始的。1990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给我家里打电话。
“你绝对不会相信，”他说，“我们有一个雇员，他跟以色列的一名空军将军
一起在瑞士的一家银行开了一个账户。”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我在GE极力宣讲过什么的话，那就是诚信。
这是我们的最高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在每次公司会议上，我在结束自己
的发言时从来没有忘记强调要诚信。
当本在那个星期六给我往家里打电话时，我们只知道以色列报纸上报道的内容
以及一名GE员工在那里得到的消息。媒体报道说，我们飞机引擎业务部门的一名雇
员赫伯特·斯坦德勒（Herbert Steindler ）与空军将军拉米·多坦（Rami Dotan）
合谋，从为以色列F-16战斗机提供GE引擎的主合同中将资金抽调出来。
19个月以后，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标题新闻，收拾完这个烂摊子之后，我们不
得不处分了21名GE的主管、经理和雇员，向美国政府支付了6 900 万美元的刑事和
民事罚款，并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作证。我们飞机引擎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不得不站
在联邦法庭上代表公司认罪，而一位GE的副董事长在华盛顿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以恢复我们的引擎业务。
听到本给我的消息，我差一点背过气去。设想一下你在给一个窃贼付工资的滋
味吧。斯坦德勒立即被停职，而当他拒绝与我们的内部调查人员合作时，我们于3
月开除了他。我们从威尔默- 克特勒- 皮克林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批外部律师，以
帮助GE的审计队伍进行调查。他们在第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住在了辛辛那提，
那里是我们飞机引擎业务的总部。他们与我们的审计人员一起，调查了合同的每一
个过程，与每一个参与者谈了话。他们在9 个月的时间里，审阅了35万页文件，与
100 多名证人进行了交谈。
结果发现，多坦在斯坦德勒的帮助下，设立了一个虚假的新泽西转包商。斯坦
德勒的一个密友拥有这家公司，然后他们用这家公司将大约1 100 万美元的资金转
移到多坦和斯坦德勒在瑞士银行的联名账户上。多坦是个既苛求又爱威胁人的客户。
早在1987年，有些员工就开始对多坦的一些交易提出过疑问。但是，那个空军将军
以一个以色列伟大爱国人士的形象出现，能够避开繁文缛节，而斯坦德勒说服了他
的上司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只有一位员工故意违反我们的政策而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那就是斯坦德勒。
将他一脚踢出去非常容易，但问题是，另外20名GE员工并没有得到一分钱，而且他
们对这个阴谋没有任何意识。这20名员工在GE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325 年了，有些
已经将自己的全部职业生涯—长达37年，都交给了GE。许多人都有良好的历史记录
和出色的业绩表现。他们中有两个人还是公司的官员，是我们飞机引擎业务部门负
责人布赖恩·罗（Brian Rowe）的好朋友。
布赖恩在飞机业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个至今仍热爱引擎设计工作的先驱。
布赖恩很爱他的手下，对于怎么处理他们，感到非常为难。布赖恩的犹豫不决是可
以理解的。除了最后进了牢房的斯坦德勒以外，涉入此案的大多数人都属失察之过，
而不是故意的。他们谁也没有从中得到任何个人利益，他们是因为“智”不如人，
或者说是懈怠，或者说是忽略了危险信号。
能屈能伸(3)
除了斯坦德勒以外，所有人的介入都是不明不白的。对大家来说，如此一来，
怎样处分就很难决定了，对布赖恩来说更是如此。
惟一因此而产生的好事是我发现了比尔·科纳蒂这个人才。比尔后来成为整个
GE的人力资源工作负责人，当时他刚刚接任飞机引擎公司的人力资源工作。他挑起
了处理此案的担子，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得到公平的处理。所有涉入此
案的员工都收到了一封长信，信中根据我们的内部调查详细列出了我们的“考虑”或“指控”。他们有机
会在他们聘请的律师以及我们出资的情况下，陈述他们的情况。然后，比尔拿出对
每个员工的处理意见。
在两个月中的一段时期内，我、比尔、布赖恩和本几乎天天通电话。
老实说，让我和本坐在费尔菲尔德严肃处理这个事件，要比可怜的布赖恩处理
此事容易，因为他的多年好友卷入了此事。幸运的是，我们3 个人都非常尊重比尔，
而他能够弥补我们3 人之间的分歧。
最后，我们对涉及的21人中的11人做出了解聘或劝退处理，剩下的有6 人被降
职、4 人遭到严肃批评。有一名公司官员被迫降职，另有一名官员辞职了。
此事给全公司一个清晰的信息：如果将军和上校们可以如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
生过一样继续当官的话，那么军士们是不会被枪毙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经理们清楚，
如果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违反诚信这个原则的事情，那么他们就要为此负责。
因为不重视诚实正直原则而导致当官的被枪毙，这在GE是一件大事。
这件事从许多方面都给我上了一课，无论是内部的纪律问题，还是外部与华盛
顿以及媒体的关系问题。在GE之外，有一种观点开始抬头：是因为竞争的压力和对
利润的追求，人们才会行骗。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公司里有热线电话，有调查
人员，有主动举报政策，有领导人对诚实正直的不断强调，因而这是件很少有的违纪事件。
1992年7 月，我到华盛顿，在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le ）主持的一
个议会委员会上作证。我发现丁格尔非常严厉，但诚实而公道。我能期望的也就是
这些。在前往国会之前一周，我们与司法部达成了协议，同意支付6 900 万美元的罚金。
作证绝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的话感觉强烈，而且我希望能够亲
口说出来。我对委员会说：“卓越和竞争并非与诚实和正直水火不容。”
我还补充说：“主席先生，如果从一个城市规模的角度说，我们的员工人数与
圣保罗或坦帕的人口不相上下。我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我们必须依靠我们员工
的诚信，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不幸的是，我们的系统还不够好。但是我非常骄
傲地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27.5万名员工中，有99.99%每天早上起来后，就以我们
的绝对诚信在努力地竞争着。他们不需要警察或法官，当他们每天早上照镜子时，
他们只需要自己的良心。
“在世界各地，他们每天都面对着最强大的对手，都要付出110%甚至更多的努
力—为了竞争，为了成功，为了发展壮大，而同时他们本能地、不屈不挠地遵守我
们在一切工作中绝对正直诚实的承诺。在他们的眼里，所有这一切之间，并没有什
么矛盾。”
那天，我得到了公平的听证机会。虽然我是由于那倒霉的原因才去的，但是我
为能够阐述这个观点而感觉良好，而且，到了今天，我更加强烈地感到，诚信是竞
争的基础。
25年以来—其中20年我身为CEO ，我不得不处理的最头疼的一件事是PCB （多
氯联二苯）事件。
PCB 是一种液态化学物质，1977年以前常作为绝缘体用于电器产品，起到防火
的作用。2000年12月，PCB 成为环境保护署（EPA ）哈得孙河疏浚方案中的焦点问题。
环境保护署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提出这个计划的。这是科学和常
识被极端观点之喧闹声所淹没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怂恿政府惩罚一个全球化的公司。
多年来，这场关于PCB 的争论已经演变成基本的运动。极端主义者死死抓住类
似PCB 这样的问题，进而怀疑公司的基本职能。在这些人的眼里，公司都是些没有
人性的东西，是没有道德标准和感情的。
GE不仅仅是砖瓦和建筑构成的；使它富有生命力的是那些血肉之躯，他们与那
些批评家住在同一个社区，他们的孩子去的是同样的学校。他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
梦想，同样有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
公司就是人。
当公司规模扩大时，它就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而如果公司获得了成功，那么它
就是更大的攻击目标。
事实上，GE是世界上拥有最好环境和安全纪录的公司之一。它有300 多处生产
和组装厂，在遵纪守法问题上几乎与任何政府都没有争议。在美国的近60个设施都
已经达到了美国联邦管理部门认可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星级”标准。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减少了17种消耗臭氧的化学物质的排放量，减少幅度超
过90% ，总排放量减少60% 以上。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所有的工厂经理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并且每年都
要向他们的CEO 和负责环境计划的副总裁汇报工作情况。每3 个月，我都要审阅每
个企业最新的环境和安全情况报告。
能屈能伸(4)
总而言之，我们对待环境和工人安全问题的态度，与我们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一
样，即制定高标准，按标准进行检查，要求有出色的表现。
我们并不完美，谁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总是在努力做到最好。
资金从来就不是问题。GE有实力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
做正确的事情总能提高我们的利润。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你才会理解，我们为什
么对PCB 问题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于我来说，PCB 事件是在1975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偶然发生的，当时我是匹
兹菲尔德的公司执行官。有一天，我在锡拉丘兹访问一家半导体工厂，一位部门经
理不经意间说起纽约环境保护部（DEC ）不久将举行一次听证会。他说该听证会的
重点是他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两家电容器厂因向哈得孙河排放PCB 而可能违反了规定。
我过去从来没有跟PCB 打过什么交道，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工程师，我对工厂排
放问题是熟悉的，因此我对该听证会感到很好奇。
几天以后，我在我的匹兹菲尔德办公室开始了漫长的一天。我决定驱车翻过山
去奥尔巴尼，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坐在听证会房间的后面，因此谁也不知
道我在场。
那天，GE的专家证人正在作证词。那是我们聘用的一位生物学家、一个实验室
的副总裁。他声称他的检验结果表明，从哈得孙河打上来的鱼所含有的PCB 水平是
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的专家无论看上去或听上去都不像是个专家，他似乎
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把握，他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我在后面听着，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我知道，如果他不能说服我，那么他也就不能说服正在聆听的官员。
听证会结束后，我给我的法律总顾问阿特·普奇尼打电话，请他从匹兹菲尔德
赶过来。问题看来非常严重，我不得不在那里过夜了。我和阿特叫那位“GE专家”
到我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我们让他带我们逐字逐句地看一遍他那份手写的详细的质
量控制报告。我们询问他一直到了凌晨两点半，确信他的工作做得很不彻底。我们
感觉无法使用他的数据，也不能让听证会官员使用该数据。
我真想掐死他。
第二天，我告诉我们的外聘辩护律师不要依赖他的数据，同时也通知听证会的
官员。两个月以后，那位环境保护部官员临时裁定说“PCB 污染”的原因是“公司
滥用权力和政府管理不当”，因为我们使用PCB 是合法的，而且我们有该州的排放许可。
现在，我卷进去了。我和阿特与环境保护部司法行政长官彼得·伯利（Peter
Berle ）—后来伯利当上了国家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的主席，
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环境保护部的那个听证会官员名叫阿贝·索弗（Abe Sofaer），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帮助我们进行协调。我们同意向一个河道清理基金
支付350 万美元，支持对PCB 的研究并停止使用该化学物质。纽约环境保护部同意
因此不再另外追究我们对哈得孙河的进一步责任。
我和伯利最后签署了解决协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
我们两个人的照片（见下页），下面的标题是《GE与州里的PCB 协议被誉为解决其
他污染问题的指南》。《纽约时报》引用索弗的话说，这一解决办法是“解决连带
责任案例中的成功先例”。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后来主动提出要喝一杯哈
得孙河里的水，以表明他相信河水没有被污染。
1976年9 月8 日的这份协议甚至要求州政府，如果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保护
公共健康和资源的话，可以找联邦政府获得资金。这一点在协议的第3 页写得清清
楚楚：“本协议规定的就哈得孙河含有PCB 而采取补救措施的资金，如果出现该资
金不足以确保对公共健康和资源的保护之情况，则环境保护部将竭尽全力从GE之外
的渠道获取额外所需资金。上述之‘竭尽全力’包括环境保护部应制定一个获取这
些资金的行动计划，包括尽可能迅速地向联邦机构或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提出申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协议的基础是动物研究。我想知道PCB 是否会导致人类罹患癌症，以及我们的
工人是否有危险。我知道，如果公司资助的某项研究要具有任何可信度，我必须请
来我能够找到的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于是，我去见欧文·谢利科夫（Irwin Selikoff）
博士，当时他是西奈山环境医学院院长。谢利科夫自从发现接触石棉可能导致肺癌
以后，已经成为环境方面的权威人物。他仔细地倾听着我的请求。我问他能否到我
们的工厂去，研究一下接触PCB 最多的GE员工。多年来，这些员工整天的工作都是
与PCB 打交道。
我给予谢利科夫完全接触我们的员工的权力。他组织了一支研究队伍，并在我
们设在爱德华堡的工厂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谢利科夫首先检查了来自GE两个工厂的
300 多名自愿人员。他的那项最终于1982年完成的研究使我确信，PCB 不会致癌。
谢利科夫对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在接触PCB 达30年的工人当中，没有一例因肺
癌死亡或出现其他严重副作用。一般情况下，按照他所研究的人口数量—即便是从
来没有接触过PCB 的人口计算，至少可以预计有8 例会死于癌症。
能屈能伸(5)
还有一些科学家研究了大量接触PCB 的市政工人和西屋电气员工。政府的国家
职业安全与健康学院（NIOSH ）的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mder Smith ）博士就
他1982年的研究工作做出了最简明扼要的总结。他写道：“如果存在因接触PCB 而
出现的人类健康受损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计在接触PCB 最多的人群中应当最容
易发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所有发表的职业病或流行病研究报告（包括我们的研究
报告）中，没有一份表明职业性接触PCB 与任何健康受损的结果有任何关联。”
关于PCB 的问题在很早以前的两次虚惊事件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第一次是在20
世纪30年代，当时有一种叫做光蜡（Halowax ）的化学混合物含有PCB ，导致了一
种严重的粉刺症状，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导致了肝部疾病而致死亡。有一位哈佛科学
家研究了这一事件后第一次报告说，PCB 是这种混合物中毒性最大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于1939年纠正了自己的观点，说PCB “几
乎是无毒的”。不幸的是，他的自我纠正几乎没有得到认可。将近40年后，到了1977
年，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学院编写的一份政府报告声称，光蜡经验“继续被错误地引用”。
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某个记者来电话，声称认为自己在那些光蜡事件中发现了
一些科学家和政府都拒绝相信的新的“爆炸性证据”的话，那你绝对不必感到惊讶。
另一场虚惊是1968年发生在日本的油病（Yusho ）事件。大约有1 000 人在烹
调中使用了一种从稻壳提炼的素油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粉刺和其他症状。当人们在
这种油中发现了PCB 后，该事件就被称做“PCB 油病”。
但是，日本科学家后来分析发现，这种油还有含量很高的另外两种氯化物，都
是PCB 的高温副产品。他们还检查了日本电气工人，发现他们血液内的PCB 含量高
于油病患者。但是，这些工人并没有生病。当科学家们给猴子注射PCB 和另外两种
化学物质时，他们的结论是，导致油病事件的不是PCB ，而是那另外两种化学物质。
正是由于这些虚惊事件，美国研究员雷纳特·金布罗（Renate Kimbrough）博
士开始为美国政府首先在老鼠身上进行PCB 实验。金布罗博士发现，被大量注射PCB
的老鼠，肝部的肿瘤增大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大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时
她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工作，后来又在环境保护署工作。正如我1975年需要谢利
科夫那样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直感和资历的知名科学家来重新研究PCB 一样，这一次，
在1992年的4 月，我们请金布罗博士承担这个使命。
在公司内部，我们的PCB 工作由史蒂夫·拉姆齐（Steve Ramsey）负责。拉姆
齐曾经是司法部环境执法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负责GE的环境和安全工作。他和GE的
一位科学家史蒂夫·汉密尔顿（Steve Hamilton）博士知道，批评家们对GE资助的
研究还抱有怀疑态度。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对金布罗项目和其他研究
进行平行审查。该委员会由美国政府和学术研究人员组成，由国家癌症学院的前任
院长阿瑟·厄普顿（Arthur Upton）博士领导。
金布罗研究了1946~1977 年期间在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的两家GE生产厂工作
的几乎所有雇员。我们聘请了私人侦探，通过工资记录和过去的电话号码簿对其中
的一些工人进行跟踪调查，还检查了死亡证明书。调查研究涉及的过去和现在的员
工总数约7 705 人。
1999年，金布罗博士提交了一份惊人的报告。因各种癌症而死亡的GE工厂员工
比率相等于或远低于总人口和当地人口的相应死亡率。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作为对金布罗研究工作的审查，环境保护署请南加利福
尼亚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发表意见。在他写给环境保护署风
险方法组负责人的信中，托马斯·麦克（Thomas Mack ）博士是这么说的：“我发
现金布罗的报告结构组织得很好，分析很恰当，解释得也很不错。跟踪调查工作是
完整的……我的结论是，报告中的总结是合理的。我认为，降低PCB 的优先级别是
适宜的。”
我们是在一次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请求后，从环境保护署文件档案中才知
道麦克的观点的。他的最后一句话表露了他的心迹：“我相信这对你不是十分有用，
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
我怀疑，如果我们没有运用法律手段从环境保护署那里把这封信挖出来的话，
它是否能够重见天日。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GE被描述成自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生产厂向哈得
孙河“倾倒”PCB 的不负责任的大公司。
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倾倒”过PCB 。PCB 的应用是由消防和建筑规范决定
的，因为PCB 解决了长期存在于电气设备中的问题。过去使用的绝缘材料容易失火，
可能会引起爆炸，而PCB 被认为是一种救命的化学物质。纽约州批准了我们的PCB
排放，并因此签发了许可证。
我们的批评家们在把PCB 用做攻击的靶子时，又是怎么说我们的呢？
首先，他们说GE的“超级基金”场地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要多（1980年，国会通
过了一项法律，要处理过去存放垃圾的场地。该法律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言下
之意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这种场地我们的确有很多，确切地说是85处。但是，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们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规模。GE创建于1892年，我们拥有的工
厂和工厂坐落的城市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我们像大多数其他公司一
样，合法地处理我们的垃圾，需要时均获得了政府的许可。
能屈能伸(6)
在大多数超级基金场地，GE的责任低于5%，剩余的责任属于其他几十个机构，
包括城市、其他公司和垃圾运输公司。GE认真地担负起了自己在这些场地的责任。
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花费了将近10亿美元来清理垃圾。
批评我们有这些场地，就好比批评某人长了白发。白发与秉性毫无关系，它说
明的只是年龄问题。
另一种常见的指责是说我们在向超级基金法案提出质疑，以便逃脱清理的责任。
是的，我们的确曾经对这项法案的一部分提出过质疑，然而美国人似乎习惯于进出
法庭，无论是交通违章还是谋杀案件。
但是，当环境保护署颁布超级基金法案时，事情却不是那样。根据法律，我们
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依法行事，否则就将付出3 倍的代价和每日的罚款。法律授
予环境保护署无限制颁布法令的权力。你在被勒令做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听证的
机会；你的听证机会要等到许多年之后，而且届时还要看环境保护署是否告诉你工
作已经完成了。
这是一种“先斩后辩”型法律。
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我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不是宪事律师，但是，我无法理
解根据我们的宪法该法律怎么会成立，因为它剥夺了你要求适当程序的权利。环境保
护署的河道疏浚提案就是利用了这个法律。
如今，环境保护署说哈得孙河可以安全地游泳、划船、趟水玩耍并用做饮用水
水源，秃鹰和其他野生动物在哈得孙河谷大量栖息。政府的疏浚提案依据的是一项
疯狂的风险检测：
如果一个人连续40年每星期吃半磅鱼，那么这个人患癌症的机会将增加千分之
一。换句话说，你要是一年吃52餐并吃上40年，几率的增长幅度也不过是千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不理智地得出结论说，这个风险实际上略低于我们的呼吸？
我们不用理会哈得孙河鱼被禁止食用20年这个事实，也不去理会从1977年以来
河水和鱼身上的PCB 含量已经下降了90% 的说法；20多项研究—其中大多数完全独
立于GE之外，均表明PCB 与癌症之间没有关联。到了最后，我们发现在同样接触PCB
的情况下，在老鼠身上发生的事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现在，鱼身上的PCB 含量水
平已经下降到百万分之三至百万分之八，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说鱼类市场的安全标
准是百万分之二。
请设想一下环境保护署议案的工程规模。他们提议从哈得孙河清除80亿磅淤泥，
以获取大约10万磅的PCB 。为此，疏浚工程每年需要6 个月的时间，每星期6 天，
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需要大约50艘船日夜在河里忙碌，同时需要数英里的管道来
输送PCB 。
环境保护署建议沿河建设工厂烘干淤泥，然后用成千上万辆卡车和有轨机动车
运走。淤泥清出之后，环境保护署的提案建议将20亿磅砂石填回到河里。潜水员要
重新种植因疏浚工程而毁坏的100 万株水生植物。
所有这些都完成之后，疏浚工程还是不能从哈得孙河清除PCB 。填埋的PCB 会
流入河的下游，需要进行二次处理。
想像一下某人提出一项从哈得孙河清除任何东西的商业计划。要挖开河岸，要
破坏生态系统，要砍伐树木以便拓宽穿过农场和院落的道路，方便运走他们想清理
的东西。
那将是个环境灾难。
为什么有人要拿哈得孙河开刀呢？环境保护署自己在1984年就否决了疏浚计划，
声称会毁灭生态系统。从那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除了政治以及鱼身上的PCB
含量减少了90% 这个事实。
GE在研究、调查和清理方面已经花费了两亿多美元，从老设施中排放的PCB 已
经从每天5 磅（2.27千克）减少到每天3 盎司（约0.085 千克）。我们相信现在已
经拥有了相关技术，可以将每天的渗漏减少到零。通过源头控制，外加河里的自然
沉淀作用，鱼身上的PCB 含量能够减少到疏浚工程可能得到的水平，而且不需要二
次处理，也不需要破坏哈得孙河。
环境保护署提案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没有分析是否有破坏性较小的替代方案。
这不是钱的问题。只要能将事情做对，我们愿意付出任何数目的资金。
为了将情况告诉给哈得孙河上游的人们，并解释我们为什么反对疏浚工程，我
们花费了1 000 多万美元开展了一场信息运动。此举也引起了争议。关于该运动中
所发布的信息，人们并没有什么异议。活动家们认为我们应当保持沉默，让做什么
就做什么。
在披露事实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民意测验表明，从华盛顿到达奇斯县
的哈得孙河上游的人们反对环境保护署疏浚提案的比率为3 比1 ；哈得孙河上游反
对疏浚工程的当地政府和机构超过60% 。环境保护署在做出最后决定以前，应当听
一听受他们议案影响最大的人们的意见。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有关PCB 、人类健康和科学的问题，不是关于
怎么做才对哈得孙河最有利，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要惩罚一家成功公司的问题。
你有没有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认为PCB 对人类有害，那么我和我的同事
们会不会采取这种立场呢？绝对不会！
没有什么比公司的诚信更重要的了，这是任何机构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它不
仅意味着人们必须遵守法律的条文和精神，还意味着要做正确的事情，并为你认为
是正确的事情而斗争。
在PCB 问题上，我们自己已经确信PCB 对我们的员工或邻居们没有危害。我们
已经花费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运用最好的科学手段，以最能够满足生态要求的方式
清理我们的场地和哈得孙河，而且我们还会继续投入一切必要的资金。
自从那一天我看到我母亲因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死而哭泣的场面后，我又见识
了许多。是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但愿还不是对政府的悲观论者。只有诚
实正直且拥有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的实力的公司，才能跟政府较量得起。
幸运的是，我们既正直，又拥有那种实力。
全球化(1)
如果你喜欢商业，你就一定喜欢GE。
如果你喜欢创意，你就一定喜欢GE。
在这个地方，各种创意和想法都可以在20多个不同的业务部门、30多万名员工
之中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
无边界行为方式导致创意可以来自任何地方。我们在一系列经营会议中规范了
自己的自由联想的风格，让各种会议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可能在召开C 类会议，
审查动力系统的经理们的业绩表现，而这时可能有人出主意说要从匈牙利挖掘人才。
另一天我们会讨论医疗设备领域的问题，交流匈牙利最近的权力变化情况。不
知不觉之中，人们谈及了东欧最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会议内容没有局限，有时充
满了幽默气氛，形式上也是无拘无束，效果很显著。最好的做法和最好的人才总是
从各个部门中涌现出来，推动着我们的业务发展。结果，这种无边界行为方式为我
们创造了一种不断学习的“社会结构”。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追寻的是四大理念：全球化、服务、六西格玛和电子商务。
每一种理念都源自某个小小的想法；而一旦进入了运作系统，这种想法就像种
子一般获得了成长的机会。我们的四大理念现在都已经“茁壮成长”，为我们在过
去的10年中获得的飞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可不是“嘴上功夫”。
在GE，我们对理念的定义是，必须能够抓住所有人—规模大、范围广、普及性
强，对公司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一种理念应当有长久的生命力，能够改变公司的基
础构架。不论理念来自哪里，我从来都是拉拉队队长。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追随着每
一种理念，几乎狂热到了发疯的地步。
理念可以来自任何地方，而且无所不在。全球化理念的发展受益于保罗·弗雷
斯科的情有独钟。产品服务理念的迅速发展源自克罗顿维尔的一堂课，课上建议我
们更广泛地界定我们的市场，以便加快增长的步伐。六西格玛的理念原是1995年一
次员工调查时的突发奇想。我们的员工虽然认为我们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
相信还可以提高许多。而电子商务的理念姗姗来迟，引人争议，但是它的到来，只
是因为我们不能忽略之。我们曾经投身于一场变革，结果糊里糊涂地陷了进去。我
们信任我们的运作系统所教给我们的一切。
为了使这些理念取得成效，我们需要从上层就投入全部的热情。除了热情之外，
还要有强大的活力。我们不仅为每一种理念投入了最好的人才，还培训他们、评估
他们并宣扬他们的成绩。归根到底，每一种理念都应当能使人得到发展并提高经济效益。
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都必须是吹鼓手，谨小慎微和基于理性的支持是无济于事
的。他们必须确保我们投入了最佳选手来负责每一种理念。我们要确保回报—加薪、
赠送股票期权以及认可在公司的角色，且必须十分诱人。
要看一个组织是否重视某种理念，只要注意观察他们安排的领导班子即可。在
这一点上，GE的六西格玛获得的成功就是最好的验证。如果我们没有安排最好、最
聪明的人才，它可能只是被理解为一个“质量计划”。
我们在所有的会议上都强调我们的理念，无论是1 月在博卡召开的会议、季度
性会议、4 月的人力资源评估会、7 月的策划会议，或是10月的公司官员会议，以
及11月的经营策划会议。
战鼓声声，我们在不断跟踪进展情况。
我们采用年度员工调查的方式，来了解这些理念在公司里扎下了多深的根。1995
年，我们开始在1 500 名员工（如今是1.6 万名）中进行不记名民意测验。我们用
这种调查来帮助校正我们的方向，并且用做言者无罪的探测器。调查的题目都是直
接关于那些理念的—我们的信息是否已经传达到位。
比如，我们在1995年启动六西格玛时，就询问员工们是否同意这句表述：“本
企业采取的措施清楚地表明了质量是重中之重。”在我们的700 名高级管理者当中，
大约有19% 的人表示不同意；到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8%。1995年，3 000 名
基层经理中有25% 表示不同意；5 年之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9%。
理念的成功在于重视程度和真情的承诺。战鼓声不能停止，每一个领导层的动
作都必须表明对理念的完全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