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1

嘉庆听完纪昀一席话感到莫名其妙，进而想一想，才点头称许，于是定下破格提拔这批官员的决心。

其中是何原因，原来纪昀用模糊之法，提出自己赞成皇上应该放下包袱，大胆去做的建议。纪昀的这番话听起来言不及义，但细究起来里面大有文章。既然为官清廉，何以对亲友之丧事点主、作铭所得概不拒绝呢？为祖宗推恩无所顾忌之故也。您嘉庆皇帝破格提拔曾为先帝作过突出贡献的官员，本来也是为祖宗推恩，弘扬先帝的德化，还有什么顾忌的呢？这不正和我纪昀为别人点主、作铭不推却馈赠，好让死者的后人为死者尽孝的道理一样吗？嘉庆皇帝聪慧，哪能悟不出纪昀的话中话呢？

《厚黑学》　厚黑管人谋职篇 难得糊涂———办事术（2）

纪昀为何如此含含糊糊呢？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虽然建议破格提拔这些官员，但没明说，此意见倘若被采纳，是成是败，名义上自己都没有介入，皇帝也好，其他人也好，抓不着把柄；其二，嘉庆皇帝秉性聪明，而且有好自作主张的特性。不说吧，自己的意见皇上不清楚，而且皇上会不高兴。倘若说白了，恐有教导皇帝、不自量力的忌讳，起副作用。不如用此模糊之法，让皇帝自己“悟”出道理来，既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又迎合了皇帝好自作主张的秉性。纪昀此举，真是一次一举两得的糊涂。

在科学研究中，“模糊”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思维，它的基础是模糊数学。凡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的外延不清晰，事物之间关系不明朗，难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来量化考察，即是“模糊”。模糊思维的特征就是承认思维的模糊性，它遵循“亦此亦彼”的模糊逻辑，突破传统逻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界限，为人们解决模糊事物中间的问题开拓了广阔天地。

纪昀这条建议的提出，考虑了太多的把不准的复杂因素，于是他宁愿答非所问地模糊它一下，收到了“非模糊”参谋不会有的好效果。

当然，模糊之法不可滥用。严格地说，模糊参谋法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需要模糊的时候也来模糊它一下，就会弄巧成拙，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模糊参谋不等同于模棱两可。参谋的看法、见解都应该包含在模糊语言之中，并且有可能被对方正确理解，不至于产生歧义。纪昀的一番话貌似文不对题，含含糊糊，其实他真正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纪昀早已算定他的参谋对象能悟出来。

要学会激流勇退

都说职场如战场，不错，职场就是战场，身在职场中，就应该遵循一些做领导的“规则”：居安思危、激流勇退……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越王灭吴以后，越王勾践循吴王夫差故辙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勾践的霸业，与范蠡、文种的忠心效劳、协力深谋是分不开的。徐州会盟后，范蠡便担任了上将军这个最高军事指挥职务。范蠡觉得自己的地位太高了，大名之下，不宜久留，于是班师回国后，向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书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主公在会稽受辱，我没有殉国，是为了灭吴报仇，今既已雪耻，我请求接受在会稽时应得的惩罚。”勾践看了范蠡的辞职书，先安慰他说：“回去后，我把越国分给你一半。”接着又威胁范蠡说：“如果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范蠡心里想：“你按你的权力行事，我按我的意愿行事。”晚上，范蠡收拾了细软珠玉，带着家眷和随从人员，不辞而别，乘船飘海而走，再也没回来。

范蠡乘船经五湖（今太湖）入海，到达齐国后，立即派人给在越国担任相国的文种送去一封信。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年轻时就是好友，后来两人都到了越国，在勾践手下共事几十年，互相支持帮助，感情更加深厚。范蠡在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个人可以共同患难，不能共同安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呢？”文种看了信以后，内心很矛盾，他舍不得相国这个高官厚禄，认为勾践对他这样功高望重的老臣不会有什么猜忌；同时又觉得范蠡的警告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在勾践面前进谗言，诬告文种要作乱。原来，勾践在报了会稽之仇，并完成霸业之后，就开始妒忌和畏惧文种的才能，他听到谗言后，认为正好有理可诛，便随函赐给文种一把利剑。文种接过剑，只见勾践信中写道：“你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只用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还有四种你掌握着，请你用那四种到地下去为我先王效劳吧！”文种长叹一声说：“真后悔没听范蠡的话。”于是引剑自杀。

范蠡到齐国定居后，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开荒种地。全家勤劳耕作，齐心经营自家产业，没有几年，他家财聚积几十万，成为当地有名的巨富。齐国国君听说他很有才能，就任命他为相。范蠡感慨地说：“我在家从事生产能够积攒千金，做官能够做到上卿相这样的高位，本来是平民百姓的我，算是达到顶点了。久受尊名，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于是他把相印交给齐君，又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好友和乡里人，只带着少量贵重珍宝，和家里人默默地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范蠡带着全家到了陶（今山东定陶北），他认为这里交通方便，位置适中，便于客商云集，可以谋生致富，于是又更名换姓，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定居下来。范蠡父子辛勤耕种田地，饲养牲畜，从事商业活动，生意兴隆。几年之间，又积累了百万家财，成为天下巨富。

范蠡三迁，每次都有荣名，而他成名于天下，正是他居安思危，激流勇退，善于把握时机，勤苦自励，创造条件，不贪图功名利禄的结果。

当差时必须厚脸办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历来只有“事不过三”之说，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官场偏无“事不过三”之说，这就是厚脸当差，厚脸办事。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下面的一个历史故事，看后你定会获益匪浅。

“安史之乱”时，安定唐朝江山的功臣中，郭子仪当居第一。由于他功劳太大，唐玄宗身后的几任皇帝把他罢免了又起用，事成后又罢免。举凡一生，四落四起，可郭子仪从来没有怨言。朝廷需要时，一接到命令，他不顾一切，马上出发；叛乱平定后，皇上疑忌罢免他，他也无怨无悔，马上回家。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郭子仪一生所提拔的部下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官至将相。八子七婿皆显贵于当代。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我国历代的功臣，能做到这三点的，试问还有几人？

郭子仪是凭什么修来这样大的福报———富贵寿考集于一身，功名利禄一人占尽，而没有像历史上常见的功高震主的大将那样，横遭不测呢？

《厚黑学》　厚黑管人谋职篇 难得糊涂———办事术（3）

看看郭子仪为人处事的几桩事迹，便可窥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安禄山造反，率兵一路攻向长安。唐明皇仓猝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今青铜峡县东北）即位，召集各路军队抗敌，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统领全国各大军镇。郭子仪与另一平叛大将李光弼原先同为朔方节度使手下的牙将时，两人脾性不合，平时互相不过话，有时实在避不开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要怒目相视，势同仇敌。等到郭子仪官拜大将军后，李光弼心想：郭一定不会放过他。于是他求见郭子仪说：“我死固然无所谓，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的妻室儿女。”

郭子仪听他如此说，赶忙离座下堂，扶起李光弼，搂着他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如今国家遭此大难，皇上避乱在外。只有你才能担当起匡扶国家的重任，怎么能对从前的那些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呢！”

李光弼见郭子仪如此坦诚大度，非常感动。不久，两人同时受命东征，同心合力打败了史思明。

中原转战两年后，郭子仪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收复了京城长安。肃宗李亨亲自劳军灞上，感激地对他说：“国家再造，全靠爱卿之力啊！”然而他话虽这样说，尽管当时战乱还未平定，但郭、李功劳太大，难以驾驭，采取不立元帅的办法，而是派出太监鱼朝恩任监军，名之曰“观军容宣慰使”。

一个不男不女的阉宦能懂什么行军打仗之事，但他却是代表朝廷和皇帝的，结果几次战斗下来，连连败退，不得已，只好任命郭子仪为诸道行营元帅。为此，鱼朝恩忌恨不已，一有机会就在李亨面前谗害郭子仪，终于又夺了郭子仪的军权，召还京师。郭子仪接到圣旨，不顾将士们的反对，瞒着部下，单骑回京闲居家中，一点儿怨尤的意思都没有。

第二年，安禄山死，史思明再度攻占河洛一带，吐番也逼近长安，朝中群臣计议，一致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现在天下未平，不该让他在家赋闲。肃宗只好再次召回他，官拜诸道兵马都统，进封汾阳王。这时肃宗已命在旦夕，在病榻上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就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是为代宗。奸臣程元振不停地向李豫说郭子仪的坏话，代宗也怕元勋宿将功高难制，于是罢免了郭子仪的全部兵权，不让他带兵打仗，却叫他去当修建肃宗皇陵的监工。郭子仪觉得来意不善，一面尽力做好皇陵建筑一事，一面把肃宗当时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其中大多是军事绝密文件）统统交了上去。代宗这才明白了自己对郭子仪的误会，且心生惭愧，于是第三次起用了他。

当时，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番、回纥进犯河西，代宗也学他祖父唐明皇，避难到陕州。郭子仪临危受命，事起仓猝，从前的部属都已离散，身边只有数十骑。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部分队伍，一边南下，一边收集散兵游勇。后来碰到旧部张知节，才得以在洛南扩兵增员，逐渐军威大振，再次收复两京，迎接代宗回到长安。代宗见到郭子仪后，惭愧地说：“只因没有及时重用爱卿，才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皇帝也当得未免太可怜了，让有贤德的人看不起。”为表彰郭子仪的盖世功勋，诏令把他的画像供在凌烟阁。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奢望的最高荣誉。

所以，对人生旅途上的坎坷，要有正确认识———受一点儿委曲，受一点儿苦难又何妨，我们要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该糊涂时就糊涂

糊涂和聪明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因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之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显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说：“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厚黑学》　厚黑管人谋职篇 直来直去———直谏术（1）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必须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借鉴。

做上司要实事求是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的上千古罪人。在此，我们用一个史实来说明这个道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他杀死了齐庄公后，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了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则杀了，写却不能另写。”

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书写历史。

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

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如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叔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是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为公要敢于冒死直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

例如，唐时的魏徵被史学家誉为敢于直谏的典型，他经常给太宗提意见，直截了当地指明其过失。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下诏征兵，规定不满十八岁而个头高大的男子可以征集。魏徵却扣住这道诏书不发，太宗连催几次，他都不理，李世民大怒，召来魏徵训斥他大胆抗旨，魏徵镇静地说：“臣听说竭泽而渔，就无鱼可捕了。陛下将不满十八岁但身强力壮的男子征来后，以后再到哪里去征兵呢？国家的赋税谁来负担呢？陛下以前宣传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才征，现在征书一下，您不是失信于天下吗？”李世民听了，哑口无言，良久才承认自己错了，撤销了这道诏书。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宫廷之内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扣留下来进行查问，尚未决定如何处置。杨誉的儿子在宫中任千牛的官职，他在朝堂上向太宗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犯了谋反的罪责，都不能被扣留，因为我父亲是皇亲，薛仁方才故意节外生枝，不肯赶快裁决，存心拖延时间。”太宗听了他的话，大怒说：“明知是我的亲戚，却故意这么与他为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免去他的官职。魏徵进谏道：“城墙上的狐狸，宗庙里的老鼠，本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小动物，但是因为它们有了凭仗，所以想消灭它们非常难。更何况世家贵戚历来难以管理。汉晋以来，朝廷就难以驾驭外戚。武德年间，外戚更是格外骄纵，直到陛下登基之后，外戚的势力才衰弱下去。薛仁方原本是分管此事的官员，他按照规定为国执法，怎么能毫无道理地对他施用刑罚，来替外戚泄私愤呢？一旦这事开了头，就会引起许多是非，那时就后悔莫及了。自古能够禁绝外戚专横行事的，只有陛下一个人。只有充分防范，以备不测，才是治国应当遵循的原则，哪能在大水没有泛滥之际，便自己去捣毁堤防的呢？我私下考虑，以为陛下的做法不对。”太宗说：“你说得都对，只怪我当初没有很好考虑。”于是下令改打薛仁方十棍，然后赦免了他。

单刀直入有它独到的优势。一是单刀直入观点鲜明，易于表达。它不用像其他如迂谏、讽谏等形式，转弯抹角，隐晦曲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怎么办，不应该怎么办，说起来直截了当，听起来清楚明白；二是快刀斩乱麻，参谋过程干净利索，省时省事，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更加实用有效；三是正面陈述，“犯颜直谏”，容易构成对参谋对象的强刺激，震动大，容易引起重视，印象深刻。但是也有不好掌握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因为正面陈述，意见有时来得急，语言有时很直，往往容易形成与参谋对象之间的僵局，有时可能引出相反结果，造成参谋对象拒绝接受劝谏；二是作为参谋人员，退路相对要窄得多，因为直谏可能驳了参谋对象的面子，扫了领导的兴致，由此而带来参谋与参谋对象关系上的其他副作用。

因此，使用单刀直入法要十分谨慎，一是所述意见一定要有见地、准确，确实能震撼参谋对象；二是要了解把握参谋对象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区别对待；三是要注意参谋的场合，注意选择时机。

有人常常把单刀直入式的直谏与有勇气、有胆量简单地联系起来，与不讲技巧、不求效果的乱放炮联系起来，这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魏徵的犯颜直谏每每成功，细究起来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魏徵原本是太子建成集团的人，是李世民的政敌，在朝中如此犯颜直谏，处境有时也很尴尬，甚至是很危险的。但是，他深知唐太宗求治心切，有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同时，李世民登基时年少，统治经验不够，希望有人来支持、辅佐；还有李世民相对其他皇帝而言，确有胸怀宽广、气度大的特点。魏徵对这些情况了解很深，在一些特定场合下，对唐太宗的总体把握比较准确，所以敢于直言，即使皇上发怒，他也神色不移，太宗最后总是“霁威”改容。

此外，魏徵确有辩才。魏徵所谏常常持论高瞻，摆事实、说道理，有一种纵横捭阖的气势。具体到某个建议之中，或借古说今，或取喻明理，或引申归谬，或借题发挥峰回路转，生动活泼，使人感到直中有曲，粗中有细，虽然意见尖刻强硬，但尖刻强硬地使人可以接受。这就使得魏徵的直谏呈现出一种有惊无险的特点。如此直谏，确实值得后人借鉴。

《厚黑学》　厚黑管人谋职篇 直来直去———直谏术（2）

太顾及面子的人不能当领导

作为为百姓谋利益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不顾自己私人的面子，而敢于并善于改正自我的缺陷，善于采纳下属谏谋的美德，才能够真正使事业兴旺，天下安宁。

唐太宗李世民随父李渊反隋时，是李渊最得力的臂膀。他为人颇富谋略，早在起兵之前，就“折节下士，推财养客”，暗中积极招揽人才。四方的群盗大侠闻其贤名，都纷纷投奔他的帐下，甘愿为他尽忠效死。起兵后，李世民兵强将广，迅速成为李渊扫荡四方、平定天下的一支主力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李渊为表彰他这一特殊功勋，又加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使他位居诸王公之上。

但李世民并非皇太子，因此李渊百年之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尚未可知。当海内渐趋稳定后，李世民及时由武略转向文治，留意起儒家的治国之道来。他在宫城西边修建了一座文学馆，招揽接纳四方的文士，号称“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各方儒生文士都以能进入秦王李世民的文学馆为荣，这些人实际成了他后来夺取帝位、君临天下的智囊团。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就是在这个智囊团的密切协助下，击败了皇权竞争者李建成和李元吉，终于登上了最高权力之峰。

不过，在历代帝王中，李世民是个谦恭英明的人君，他善于纳谏，没有历代帝王那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刚继位时，就不计前嫌，把政敌李建成的老师魏徵屡次叫到自己的卧室内，虚心求教治国之道。魏徵得遇知己之主，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先后进谏陈言二百余事。后来太宗曾因有人诬告魏徵结党营私而调查他，查无实据，太宗深感后悔。魏徵诚恳进言道：“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

太宗奇怪地问：“此话怎讲？”

魏徵答：“所谓良臣，就是稷、契、皋陶一类的大臣，使自己获得善名，使君主荣受显号，子子孙孙永受福禄。所谓忠臣，就是龙逢、比干一类的人，因忠被杀，使君主陷于大恶，国破家亡，只剩下个虚名。”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时时以此为鉴。

贞观十七年，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逝，太宗如丧股肱，亲自为他哭灵，中止上朝听政五天，并亲笔为他书写了碑文。太宗曾对群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太宗与臣下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人们把房玄龄、杜如晦比作汉初的良相萧何、曹参。贞观四年，杜如晦死，时年四十六岁。李世民亲临府上，边抚他的病体边流泪。杜如晦死后，李世民哭得十分悲痛，为其停朝三日。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吃瓜，觉得味道非常甜美，不由得想起了杜如晦，他悲从心起，便停口不吃，叫人拿着剩下的一半瓜，送往杜如晦的灵前祭奠。他还曾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银带，边环顾左右边对房玄龄说：“当年你和杜如晦一起辅佐我，今天赏赐物品，却只有你一个人了。“说着又流下了眼泪，听说金银乃是鬼神畏惧之物，给杜如晦也送去一条吧。”说罢令房玄龄自带一条，又取了一条让房玄龄送至杜如晦灵前。

读历史，我们可知唐朝的“贞观之治”之所以产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李世民善于启用忠良之臣，更善于听取他们的建议。作为一个领导者，听不进忠告之言，你的事业又怎能兴旺发达呢？

现代领导人尤当虚怀纳谏

作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美德就是要善于纳谏。但从古到今，能够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进谏语多为忠言，忠言多是逆耳，逆耳的话与阿谀奉承之言相比，受谏之人，自然多不善于纳谏了。但忠言利于行，所以又不得不纳之。在这方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得就很不错。

朱元璋在位时，虽然推行严刑峻法，滥杀无辜，也很独断专行，但是，他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谏言的。在朱元璋的各种文告之中，我们看到，他十分明确臣子的进谏对皇帝的统治是多么重要。

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能够在公开场合提出与君主不同意见的人，一定是君子，而那些从来不敢提出与皇帝相反观点的人，那些从来只知道吹捧皇帝英明正确的人，多数是小人。

所以，对于那些上谏言的臣子，一定要以诚相待。而且，为了让臣子敢于在皇帝面前开口说话，皇帝就必须对臣子和颜悦色，这样，才能让臣下有话必说，说无不尽，说无不真。就是臣子的话不对，也必须允许他们说出来，只有如此，臣子才能做到勇于进谏。

朱元璋规定，只要是臣民进谏，说得对，就立即予以奖励，说得不对，也不治罪，而那些乘机进谗献谀的人，则决不宽待。

朱元璋还说，如果臣子不向君主进谏，那是臣子的失职；如果君主不能虚怀纳谏，那是君主不能以君道自处。

为了保证谏言能够直接到达自己手里，防止因为谏言涉及到某些官员而被扣押，甚至报复，朱元璋还有特别规定。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中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凡有可言之事，允许直到御前奏闻。其言合乎情理，立即交付相关衙门执行。各衙门不得阻滞，违者以奸邪论处。”

类似无论大臣小吏、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直接到御前言事的规定，朱元璋不止发布过一次两次。

朱元璋的鼓励，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不少敢于冒犯龙颜，指陈时弊的耿直官员。

比如龙阳典吏青文胜，看到地方上长期遭受水灾，饥荒连年，但是朝廷不但没有根据灾情给予减免赋额，还变本加厉地派官吏来催要欠赋，使得当地百姓饿死无数。青文胜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接连两次来到京城，向朝廷奏明情况，要求减免。但是，都没有得到允许。

于是，耿直的青文胜把写好的谏书放在袖子里，来到登闻鼓前，使劲敲起来，然后，在鼓下自杀身死。他是决心用自己的死来替老百姓喊冤叫苦。朱元璋听到这件事，感慨唏嘘，马上命令减免龙阳的税粮，从原来一年3.7万多石减到2.4余石。

再比如监察御史周观政，他负责奉天门的监守之职。有一天，宦官奉朱元璋的命令，带着一些女乐，要进奉天门，由于是皇帝的命令，他们自然盛气凌人，但是遭到了周观政的阻止。宦官们夺门而入，还向朱元璋告他的状。

朱元璋一听，认为周观政是对的，他是在执行公务，按规定办事。于是，他叫宦官把女乐撤了，还让他们向周观政赔罪。可是，周观政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说宦官的错误行为，是皇帝造成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皇帝有错。所以，他坚持要朱元璋出面，向自己承认错误。朱元璋觉得周观政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亲自出宫，来向周观政承认错误，这事才最终了结。

另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是刑部主事茹太素。他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时候，曾上万言谏书，内容是直接批评朱元璋监用刑法的事情，朱元璋命令他人阅读茹太素的谏言给他听，由于文章过于冗长，所以读到中间时，朱元璋已经不耐烦了，十分生气，于是把茹太素宣来，斥责一顿，再罚廷杖之刑。

第二天，朱元璋让人读剩下的内容，读完之后，朱元璋终于明白了茹太素的意思，说他的万言书，实际上事情是对的，但是文章太长，其实只要五百字就足够了。

这件事件，没有让茹太素退缩，他依旧直言犯颜，屡次向朱元璋进言。

有一次，朱元璋宴请茹太素，随口吟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当然知道朱元璋的意思，赶紧表白自己的忠心：“丹心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十分感慨。

《厚黑学》　厚黑管人谋职篇 不耻下问———学习术（1）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做到老，学到老”。的确，知识这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创造，只有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才能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而对于领导者来说，还有一句话需要学习，那就是要“不耻下问”。

学习不可一蹴而就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做到老，学到老”。的确，知识这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创造。只有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才能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而对于从政做官者来说，还有一句话需要学习，那就是要“不耻下问”。

有首民歌这样唱道：门前树上有棵葡萄树，树梢上刚刚发出新芽，蜗牛就背上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门前树上有只黄鹂鸟，嘻嘻哈哈地在笑它，（蜗牛说）黄鹂啊黄鹂你不要笑，等我爬上它，葡萄就成熟了。

蜗牛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笨鸟先飞、以勤补拙的简单道理，对于绝大多数成功者来说，不断的积累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我们看到，溪水汇成江河，江河汇入大海，溪水在汇入江河之前，有着与大海同样的梦想，通过曲曲折折、点点滴滴的积累，才能实现海洋的梦想。而今天的人们，只有通过像溪水那样不息地向前流淌，厚积薄发，才有可能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福楼拜和莫泊桑都是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而福楼拜又是莫泊桑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在福楼拜的指点下，莫泊桑才得以向世人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莫泊桑早在二十岁时，便拜著名作家福楼拜为师。他经常带着自己的作品请老师指点。福楼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才气只是长期的耐性。你努力吧。”莫泊桑遵守这个劝告，不停地写作。七年中他把自己写的诗歌、剧本、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拿给老师看，但福楼拜依然劝他不要发表。直到1880年，莫泊桑已经三十岁了，他写出了小说《羊脂球》。福楼拜看后一反常态，欣喜若狂，他向莫泊桑祝贺：“你的文章已经成熟了，可以见见面了。”福楼拜特意在著名作家左拉主持的作品朗诵会上安排莫泊桑参加，让他与最强的名家作一较量。果然，《羊脂球》朗诵后，人们纷纷向他祝贺，莫泊桑从此步入了法国名作家的行列。

福楼拜真不愧为莫泊桑的恩师，他为莫泊桑设计了“厚积薄发”，一鸣惊人的成功之路。假如不是福拜楼的劝阻，莫泊桑很可能在功力不足之时便仓促上阵，最后无法在强手如林的文学阵地，争得一席之地而默默无闻地败下阵来。中国也有句古话，磨刀不误砍柴工，这确实是个意味深长的教诲。

也许我们命中注定不能成为像莫泊桑那样伟大的作家，但通过长年的积累，我们同样可以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

有一位外号叫“烟囱人”的登高爱好者，他的身手敏捷如同猿猴，每到假日就爬上他家近处工厂里的烟囱上做倒立表演，把观看的人都吓得心惊肉跳。当人们问他是否惊慌时，他说“我小时候是个患有恐高症的儿童。只要从稍微高的地方往下看，就两腿发软，面无人色，爬树也不行。往往从上往下一看，就会抱住树干大哭起来。因此我常常受到同伴们的嘲笑，于是我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家中屋后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我便以它为攀登目标。开始时只能爬上一点点，我拿小刀把每天达到的高度刻在树干上，规定每天增加一厘米的高度，反复地爬上爬下，慢慢地我不再有从上往下看的感觉了，攀登技巧也像特技演员那样出色了。”

可以想像，如果他一开始就想爬到树顶，肯定会遭到失败。完成一件伟大艰巨的工作，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地做好许多细小事情的过程。怀有远大目标是件好事，但想要一蹴而就，就不现实了，应该像那个“烟囱人”学习，订下一个力所能及的计划，并且切实地按计划去做，这才是不是捷径的捷径。

做领导还是谦虚一点儿的好

人们常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这是说，人要谦虚谨慎，求真务实，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绩卓著，是我国古代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曾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后来我用弓箭定天下，但我并不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坏，更何况天下的事物，我怎么能都懂呢？”这说明唐太宗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并非一切都懂。因此，他鼓励臣下多提批评建议，并且采纳了许多有益的劝谏，为他的施政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与此相反，傲慢狂妄的人是令人鄙夷的。在三国时，有个叫祢衡的人，因为狂妄，最后作了无头之鬼。

祢衡初见曹操，就把曹营中机深智远的谋士、勇不可挡的武将尽数贬个一钱不值。祢衡视别人为无用之物，却吹嘘自己：“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对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曹操当然不会收留。于是他又去见刘表、黄祖，依然走一处骂一处，最后被黄祖砍了脑袋。

凡是狂妄的人，都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别人，他们读了几本书，就认为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无人可比；学了几套拳脚，就自以为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到处称雄。这种人的结局是自毁，是失败。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不顾朝臣和人民的反对，骄横独断，调集90万大军，水陆并发，企图一举灭掉东晋。他口出狂言：“凭我这么多军队，把马鞭子投到江里，足能截断水流！”前秦的军队数量虽多，但士兵厌战，军心离散，在淝水一战中，被只有8万将士的东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三国时，马谡为什么会失街亭呢？并不是他不懂兵法，平庸无能。此人熟读兵法，才气过人，平素深受诸葛亮器重。当司马懿的大军向街亭推进时，马谡自告奋勇，请求带兵去镇守。行前，他听不进诸葛亮对作战形势深谋远虑的分析，自恃“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及到街亭，又骄傲轻敌，违背诸葛亮所指授的具体作战部署，并拒绝接受副将王平的正确意见。结果街亭失守，毁掉了诸葛亮进军中原的大计，导致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曾经“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文武双全，勇冠三军，但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东吴大将陆逊、吕蒙正是利用了关羽这个弱点，设下“骄其心，懈其备”以取荆州的巧计，使关羽落得个失荆州，走麦城，一败涂地，身首异处的可悲结局。

人生在世，谦虚一点儿，谨慎一些，多一些自知之明，不要自吹，更不要狂妄，只有这样，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好名声只有通过学习而来

成功的领导人，并不仅仅靠从书本上得到理论知识，而更得力于实践。他常常躬行于各种工作之中，从而使自己学到了许多更为实用的领导技巧。

《厚黑学》　厚黑管人谋职篇 不耻下问———学习术（2）

作为领导人，你应该为自己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亲自参加种种工作，不畏艰险，敢拼敢冲，对任何困难之门都敢于“踏”上一脚。你的阅历和勇气将会使你在领导的位置上做得更完善。当今有些领导者，耳朵追求迷人动听的音乐，嘴上以佳肴美酒为满足，以致于沉迷无穷的享乐意趣，而忘记了自己的正业，这可以说是扰乱；由于贪食美味而上呃逆、下出尿，就像背着重行李走路，爬坡，可以说是够苦了；由于贪于财富而自取病痛；贪于权力而精神疲竭，闲居则沉溺，体胖而浮肿，可以说是病态；为了富贵求利，则欲望膨胀到像耳朵都被堵塞了一样，而又无法摆脱，而且放任欲望继续膨胀而不抛弃，这就相当于受辱了；财富积聚了不少，用都没处用，还时常挂在心上而且求之不舍，心理上满怀烦恼焦虑，不断地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这可以说是自寻忧愁；在家里怕人偷，在外面怕人抢，家里四周窗孔交流，防备严实，一个人也不敢独自外出，可以说是担惊受怕了。这六件事可以说是天下领导者的祸害，更是他们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后果。这不能不让人们警惕呀！从古代讲，因贪而导致丧生的有宋代的秦桧、清代的和坤等；近现代则有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不久前则有王宝森、胡长清之辈，他们完全被私利的欲望所控制，丧失了作为领导者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最终都走向了深渊。作为领导者，要能够分辨那些是可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如果丧失原则，无异于行尸走肉，必然会因为小的享受而遭受大的惩罚。所以，那些领导高手们提醒人们，不要在太平时将痛苦和贫困都忘得干净而不知深入地审视一番。等到灾祸降临时，就是想完全拼出一条命、费尽家财而换回一天的平安无事都办不到了。所以，想得到好名声得不到，想求得利益得不到，心神迷乱，竭尽全力而争这些东西，这样的领导不是太糊涂了吗？

以学养身方能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一个人生活的境界有高有低，而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信义的国家，儒家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认为一个人的为人、品性如何对其事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角度说，起决定作用。因此，为人之道就是处世哲学中的核心了。学会为人，可以把办不到的事，奇迹般地办好；否则，你会处处遇到障碍。

清代名臣曾国藩曾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一套办法，他称为“四知”。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他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显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人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这就是达。只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而不能让别人没法立事；自己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因此，曾国藩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