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礻韦迷惑不解,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个凶兆呢?”
赵直说:“你看‘角’这个字,上边一个‘刀’,下边一个‘用’,合起来是‘刀’下‘用’,头上用刀,这是非常不吉利的!”
费礻韦恍然大悟,对赵直说:“你千万别走泄了风声。”
他辞别了赵直,急急忙忙去见杨仪,把见到魏延和赵直的情况如实说了。杨仪知道魏延要造反,便亲自率领兵马护送丞相的灵柩先走,命令姜维断后,徐徐而退。
魏延知道杨仪、姜维已经退兵,大怒,烧了栈道,率军前来拦截。两军列阵,魏延自以为孔明已经去世,天下再没有人能敌得过他,便提刀按辔,在马上大声叫道:“大胆杨仪、姜维,还不快下马请罪,把兵权交给我!”
杨仪提马上前,对魏延说:“丞相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以后必然会造反,让我一定要防备你。现在你果然应了丞相的话。如果你现在敢在马上连喊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正的大丈夫,我立即献上相印。”
魏延大笑:“杨仪匹夫你听着!如果孔明在世的时候,我还怕他三分。现在他死了,天下还有谁是我魏延的对手?不用说连叫三声,就是连叫三万声,有什么难的!”于是他提刀立马,仰天大叫:“谁敢杀我?”一声未毕,脑后一人厉声应道:“我敢杀你!”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上。众人全都骇然,一看斩魏延的,是大将马岱。
原来孔明临终之时,就已授计马岱,命他如此这般。
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知道,世界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着的。以不变应万变,并非一成不变地应付变化着的事物,而是遵循变化的规律,以自身稍微的变化来应对外面激烈的动荡。
《厚黑学》 立威篇 以杀止杀———抗争术(3)
下面这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启发教育意义。
在外人看来,胤礻真与皇位无缘。但他为什么能最终在众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君主呢?这全赖胤礻真在争储斗争中,采取了一条既灵活又正确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他的寝宫畅春园,溘然长逝。按照他的遗诏,皇四子雍亲王胤礻真,“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继登皇帝位。这位新皇帝,就是清世宗,因其年号又习称雍正皇帝。
胤礻真出生于康熙十七年,是康熙的第四子。他出生时,皇二子胤礻乃已被立为太子。康熙共有三十五子。因他在位年久,到晚年时,诸皇子都已长大成人,进入青年或中年,年长一些的皇子无不窥视皇位,其斗争非常激烈,连他们的老师、内外亲属、心腹重臣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到这场对未来皇位的明争暗斗中。
胤礻真幼年时并不得康熙喜爱。康熙认为他有喜怒不定、性情急躁的毛病。这一点对一般的皇子来说倒不是什么大缺陷,但对于一个想争夺储位做皇帝的人来说,就非同小可了。
按说,胤礻真本与皇位无缘。但他为什么能最终在众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君主呢?这全赖胤礻真在争储斗争中,采取了一条既灵活又正确的“不争为争”的策略。
胤礻真的争储活动,是从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开始的。早在康熙十四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为安定人心,巩固清朝政权,改变了清朝不立储君的习惯,学习汉人明立储君的做法,立嫡长子(即皇二子)胤礻乃为皇太子。但这胤礻乃奇骄至奢,贪得无厌,至使父子感情日趋恶化。鉴于胤礻乃的所作所为日益为康熙所不能容忍,再加之胤礻乃的兄弟们觊觎皇太子位,在背后捣他的台,胤礻乃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除皇太子位。
诸子见有机可乘,纷纷四下活动,谋取储位。皇长子(庶出)胤礻是志在必得,满心想父皇会立他为太子。可是,康熙却给他当头一棒———明确表示从没有立他的意思。于是,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夺储实力派,粉墨登场。胤禩在兄弟们中,才智堪数第一———至少在人们心目中是这样认为。他又勾结争储无望的胤礻是和九阿哥、十四皇子等人,并争取了相当多的朝臣、贵戚的支持,大有马到成功之势。怎奈康熙早已看透此人,曾公开给胤禩集团“泼了一盆冷水”。不过,由于胤禩的势力太大,他一直是竞争皇储的最有实力的人选。
胤礻真在这次废太子事件中,基于自己替补无望,采取了维持旧太子地位的态度。
康熙在宣布废胤礻乃的告天文书之前,将文书让被拘禁的胤礻乃观看,胤礻乃说:“我的皇太子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礻是把这个话转奏给了康熙。康熙闻言大怒,说:“做皇帝是受天之命,这样的大事,怎能不告天,胤礻乃如此胡说,以后他的话不必上奏了。”
胤礻是将谕旨传达给胤礻乃,胤礻乃担心诸兄弟陷害自己,自己无法申辩,就又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胤礻是因已有旨意,严辞厉色地予以拒绝。这时在场的九阿哥向胤礻真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似乎应该代奏。”胤礻真顺水推舟说:“九阿哥说得对,即使我们因代奏得了不是,也该替他奏明。”但是胤礻是仍不答应,胤礻真就下决心地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礻是只得同意代替废太子陈奏。
康熙本没有置胤礻乃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胤礻是等人的陈奏,当即表示“你们奏得对”。于是就命把胤礻乃项上的锁链拿掉。当时诸皇子为攘夺储位,尔虞我诈,大多对废太子落井下石,惟有胤礻真维护胤礻乃的正当要求。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废胤礻乃之后,胤礻是胤禩的地位明显地超越于众兄弟,胤礻真很清楚,新太子轮不到他,而他同胤禩、胤礻是等人关系一般,太子换人,对他不利,若太子依旧是胤礻乃,以他们间原有的君臣关系,一定对他没有损害,所以他才为废太子说话。
康熙在迫不及待的心情下废黜太子,却没想到在废黜太子后,立即出现了诸皇子为谋夺储位而展开更为激烈的斗争。康熙为了稳定人心,缓解激烈的矛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胤礻乃为皇太子。
胤礻真在皇太子废立事件中,站在康熙的立场上,对胤礻乃表示关切,仗义直陈,疏通皇帝与废太子的感情。同时,他同夺嫡最有力的胤禩也保持某种联系,表面上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骨子里不愿他得势。对其他兄弟,胤礻真也在皇帝面前频频上好话,或在人需要时给予支持,康熙称赞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
另外,当胤禩、胤礻是等封为贝子时,他启奏说,都是一般兄弟,他们爵位低,愿意降低自己的世爵,以提高他们,使兄弟们地位相当。他如此做作,意在获取父皇的信任和各方好感。
胤礻真很会体察康熙的用心,并从身体上给予体贴。当康熙因废皇太子劳神抑郁、身患重病之时,是胤礻真率先向康熙陈请,自愿冒死择医,并与稍知药性的胤祉、胤祺、胤礻真一起,检视方药,日加调治,悉心护理,康熙因而渐好,十分愉悦。在释放皇太子胤礻乃之际,康熙曾在上谕中对诸子一一评述过,其中对胤礻真表现出格外亲切,且赞誉孝诚。康熙说:“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惟四阿哥联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其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胤礻真得旨,当即上奏说:“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特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即刻同意,传谕旨说:“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记载。”
胤礻乃的废立是一次大的政治风浪。胤礻真在波涛中角逐,表演基本上是成功的,赢得了康熙的好感。康熙特传谕旨表彰他,“前拘禁胤礻乃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礻乃保奏……”胤礻真听了,本应高兴,却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他从来没有保过废太子,因而“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便承担这个责任和领受这个功绩,免得将来太子出事而受牵连,也免得遭受众兄弟的嫉忌。这次斗争显示了胤礻真八面玲珑的政治活动才能,也使他得到了锻炼。
即使自杀也不应放过
俗话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再大的事,人死也就账清。但是,对于那些靠剥夺大多数人利益而致富的贪官污吏,即使是畏罪自杀也不应放过。在这一方面,雍正皇帝可谓是榜样。
《厚黑学》 立威篇 以杀止杀———抗争术(4)
在雍正时代,即使是贪官污吏畏罪自杀了,他也不放过他们的家属。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参劾本省一个道员李滨贪污受贿,亏空钱粮。李滨得知后,畏罪自杀。
雍正对此说:“这些贪官估计官职和家财都难保了,便想一死抵赖,妄想牺牲自己的性命保住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们享用,哪里有这种便宜的算盘?”
他下令督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拘禁这些赃官的家属和亲信的家人,严加审讯,务必把脏款追回补偿。
雍正这一手,确实够狠的。
然而这正是雍正同康熙领导作风的迥异之处。雍正的严刻和康熙的宽慈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封建时代,宽慈带给君主的也许是被人认为软弱、易欺;严刻则使人畏惧。
《厚黑学》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1)
为人、处世、做领导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
驾御部属应恩威并用
许多强悍之人,尽管武艺超群,生性勇猛,但生来粗鲁、莽撞,因此,要想驾御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朝名臣曾国藩的手下有一员悍将,叫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的,只要开口说的就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格林泌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陈国瑞不怕这僧王。他是打心眼儿里佩服僧格沁林。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注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宽严并施才能相得益彰
作为一名领导,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与下属取得沟通,而富人情味就是沟通的一道桥梁。它可以有助于上下双方找到共同点,并在心理上强化这种共同认识,从而消除隔膜增加了解,缩小距离。
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物,会记得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下属的名字,在电梯上或门口遇见时,点头微笑之余,叫出下属的名字,会令下属受宠若惊。
上司要赢得下属的心悦诚服,一定要宽严并施。所谓宽,则不外乎亲切的话语及优厚的待遇,尤其是话语。要记住下属的姓名,每天早上打招呼时,如果亲切地呼唤出下属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微笑,这名下属当天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他会感到,上司是记得我的,我得好好干!
对待下属,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忧虑,他们的起居饮食都要考虑周全。
所谓严,就是必须有命令与批评。一定要令行禁止,不能始终客客气气,为维护自己平和谦虚的印象,而不好意思直斥其非。必然拿出做上司的威严来,让下属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上司的威严还在对下属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上。一方面要敢于放手让下属去做,不要自己包打天下;一方面在交代任务时,要明确要求,什么时间完成,达到什么标准。布置了以后,还必须检验下属完成的情况。
宽严并施,才能驾驭好下属,发挥他们的才能。
对于部下,应用慈母的手紧握钟馗的利剑。平日里关怀备至,错误时严加惩诫,宽严并施,如此才能成功统御。
刚柔相济则不可偏废
古人曰:刚柔之道在于刚可压柔、柔可克刚。若太柔即靡,太刚则折。所以得天地之道,宜刚柔相济,不可偏废。
一个人如果懂得刚柔之道,则处事矣,为官矣就会事半功倍,恰到好处。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
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是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在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厚黑学》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2)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能柔能刚必变弱为强
后人评价说,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能柔能刚、能弱能强之人。那么他柔弱在什么地方?刚强在什么地方呢?
清朝末年,朝政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她是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但是清末的江山却是靠曾国藩维持的。
曾国藩比慈禧大二十四岁,早死三十六年,可以说他为官一生,荣辱升降都是由一个女人控制着。曾国藩可以算得上是清王朝的一个忠臣了,但是任何一个注定灭亡的朝代,那些企图力挽狂澜的所谓忠臣其实都是很成问题的。曾国藩也一样。他可以说是清末“功盖天下而主不疑”的社稷栋梁。他是用什么方法逃过“功高震主”的悲剧结局,尤其是在西太后那样阴狠毒辣的铁腕下?
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受到满清政府的赏识,开始走的就是上层路线。最初曾在京城做官时,只是礼部的一个小职员,他有目的地结交了一位亲王。太平天国刚起事时,亲王向咸丰举荐曾国藩说:“此人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于是召见了他。曾国藩受命前往一便殿觐见皇上,可是殿里空空的,不见一个人影,只是在上首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有一锦墩。带领他的太监叫他等候。他向皇位三跪九拜之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静候,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不见皇帝出来。最后一个太监出来通知他,说皇帝今天有事,改日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那把空椅子再拜之后回去。保荐他的亲王询问他接见的情况,曾国藩一一告知。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位和锦墩,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位亲王一听,说了声“糟了!”就赶紧跑进宫里,找到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回来告诉了曾国藩,并对他说,前日向皇帝保举时说他“胆大心细”。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召见曾国藩时问起他这张字条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早有准备,回答得令咸丰非常满意。不久就让他回湖南老家组练湘军,把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
曾国藩没有辜负清室的希望,他从1853年组建湘军,用了九年时间,终于打垮了已经占领了半壁河山、几乎夺得全国政权的洪秀全。在他全线告捷,清王朝又可以吁一口长气的时候,咸丰因纵欲身亡,政权落在了西太后手中。而曾国藩当时正如日中天,功高盖世,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若按封建社会的常规,接下来所面临的必然是“敌国破,功臣亡”的结局。然而曾国藩对此早有准备,他以一套又一套太极拳的柔劲就把所有险情化解了。
后世有人说,曾国藩所以被称作中兴名臣,一代圣相,共有十三套大本领,其中十一套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只有两套:写了一部相书《冰鉴》,再就是大量的日记和家书。
清朝自打入关,以一个被传统的大汉族思想视为“蛮族”的名分来统治整个中国,面对着明的和暗的“反清复明”的潜流,除了依靠比明朝更正确、更高明的统治艺术外,只能以特务组织驾驭各级官吏。这是整个清朝期间一直沿用的传统的统治手段。从雍正在位时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清政府的特务是怎样的无孔不入,怎样的令人毛骨悚然。
据说雍正当政时,有一官员一天夜里与家人打牌消遣,正在玩得高兴之际,一张“二万”掉到地上怎么也找不到了。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这位官员是个老实人,战战兢兢但如实地告诉皇上是与家人玩牌,后来有张“二万”掉到地上找不到,就再也没玩。雍正笑着从身上摸出一张牌,放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这一张呀?”这个官员一看,一点儿不差,正是自家昨晚丢失的那张“二万”,当时吓得他汗流浃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连口称死罪。雍正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很诚实,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慈禧太后以一女人专政,特务组织更是其须臾不可离的控制文武大臣的工具。所以,当时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尽写一些养猪农作的家务琐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的,不如说是写给西太后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消除她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怀无大志的乡巴佬。
大致浏览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始终是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为其总则,亦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当他对付最高统治集团时,用的是柔术;当他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刚强之至,毫不心慈手软。他训练出来的湘军子弟兵,都是骄兵悍将,攻克南京后,他纵兵烧杀,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悉入湘军”,致使“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南京人财为之一空。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把太平天国宫中的财宝全部侵吞,以致引起了左宗棠等人的不满。不过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烧杀抢劫倒不怎么放在心上,惟一提防的只是曾国藩会不会用手中的军权谋反。在他第一次攻陷武汉,消息传到北京后,咸丰大为高兴,情不自禁赞扬了曾国藩几句,当时身边的近臣就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未必是国家之福吧!”咸丰听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久久沉默不语。
面对这种大祸即将临头的险恶局面,曾国藩立即又打了一套漂亮的“太极拳”。他首先用“御”劲退出一部分军权,并裁减四万湘军;又用“封”劲把南京的防务让给旗兵,由他发全饷;用抢来的钱财建筑贡院,提拔江南士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的铄金之口。此计一出,果然朝廷上下交口称誉。曾国藩不但没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赐一等侯爵,双眼花翎。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厚黑学》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3)
曾国藩善用黄老之术以柔制刚,从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来。其诗云: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的屠羊说是一个帮助被伍子胥打败逃亡在外的楚昭王复国的隐士。昭王回国后再三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宁肯继续过他摆摊卖肉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办公桌的左边挂满了朝廷的奖状,右边放了一大堆告发我们、咒骂我们的传单吗?人世间的事本来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就低,既不应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骂就垂头丧气。只要效法屠羊说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开了,荣誉也罢,毁谤也罢,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会儿就会被风吹散,成为往事。那时,蓝天依然是蓝天,只剩虚空无垠,碧海无边。”
这倒不是曾国藩故作清雅,他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行军打仗,一生中都十分注意修心养性。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然后处理公务;每天坚持写日记,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给家里写信。对人对己,他都非常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他一直认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以耕为本,以读为先。他反复告诫子弟,只要占住耕、读这两条,方能进可攻,退可守,家族长保富贵,个人立于不败之地。
以硬对硬时决不手软
在关键时刻,决不手软,以硬对硬,是非常必要的。
武则天当上女皇之后以说一不二、十分强硬的手段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在唐代皇帝中,她是诛杀大臣最多的一个,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敢杀敢罚,从不手软;而对自己的宗戚亲信,则往往给以一步到位的提拔重用。尤其是对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大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不仅任其势倾朝野,为所欲为,就是在违法当斩时,武则天也敢拼了老脸从公堂、从监狱把他们特赦出来,日夜相伴。
面对武则天的强硬政策,李家宗戚显得软弱退让,毫无反抗的勇气和决心,结果屡屡成为刀下之鬼。武则天的儿子李显、李旦,更是懦弱柔顺,即使已登皇帝之位,也甘愿让出皇权由武则天执掌,不敢出一声为自己辩白。一批效忠于李唐的大臣们,其中虽也偶有个把敢说敢为的人,然而独木难支,无不死于武则天的硬手腕和众大臣的软功夫之中。这样,本来只想稍稍尝一尝女皇滋味的武则天,以硬对软,一屁股坐在龙椅上面,竟一坐就是十五年稳如泰山。而且她为所欲为、言出必行,其权威更胜于大部分男性皇帝。
武则天嗣圣二十二年(公元705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强对强,用强硬的手段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重新恢复李姓天下。
张柬之沉稳有谋,果断敢行。年已八十有余,但复唐雄心须臾不忘。早年任合州刺史时,便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相互有约:“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不久张柬之入朝为相,立即推荐杨元琰为羽林军将军,控制京城军权。同时又阴结一些要害部门,伺机起事。
当时武则天生病甚笃,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怕武则天去世,自己无法图存,所以也在居中用事,暗蓄异谋。张柬之以为时机已至,不能再缓,于是又把同道桓彦范等都安插在羽林军中当将军,直接控制保卫皇宫的禁军。
诸事安排停当,张柬之便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直入玄武门,并派人强行从东宫找来胆怯疑惧的太子李显,一起突入内殿。二张听到风声,慌忙从武则天房里跑出来探听情况,恰被张柬之碰上。张柬之毫不迟疑,即令就地处斩。然后直奔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殿前侍卫环立拒进,张柬之须眉倒竖,大喝一声“退下”,大踏步带兵敲响了武则天卧室的大门。
武则天听到人声杂沓,料知有变,便竭力支撑起身子,厉声问道:“何人胆敢作乱?”张柬之带着太子已拥兵到了床前,齐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
武则天仍以一贯的强硬态度,对太子怒目而吼:“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速还东宫!”
张柬之等以硬对硬,大声道:“太子不可再返东宫,以前天皇唐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太子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子诛贼,愿陛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实不甘心女皇的威风就此熄灭,当然不愿马上传位,没料到自己强硬,对手却更加强硬,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又见人势汹汹,刀光闪闪,她也只能一下子软瘫下来,口中说:“罢罢!”身子已重新缩进床里边去了。
第二天,张柬之等毫不偷闲,把异己分子或捕或杀,干净利落消除后患,然后让太平公主直接找武则天,劝迫传位。不多时,唐中宗李显复位,真正掌握了国政。
显然,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敢作敢为、言出不二,尤其是在十五年之中以强硬态度控制朝政而得心应手的人,如采用软弱退让的手法,只能使武则天更加强硬,更加为所欲为。在这场争取皇位的权力斗争中,以张柬之为首的一帮人,一改太子等一味妥协忍让的做法,果断用强,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从而一步到位,取得了复唐的成功。应该说,张柬之“以硬对硬,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当时是最为明智的。
屈尊自责可以换得支持
古时候,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往往将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运用。因为,人治是指以统治者的人格作为基础,当统治出现危机时,屈尊自责就成为他们唤起同情,争取支持的伎俩。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逼临宋境。徽宗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向大臣请教计策。宇文虚献计道:“今日宜先降诏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回,则备御之事,将师可以任之。”于是,徽守委托文虚草拟了一份“罪已诏”,批评自己的“言路壅蔽,面谀日闻”的错误,并表示要广开言路、兴利除弊。于是沸腾的民怨稍有平复,但实际上,宋朝朝廷仍旧腐败堕落。
这类“罪已诏”在许多时候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以天子之身而屈尊自责,必将更加坚定百姓“皇上圣明”的信念。特别是在一个封建愚昧气息充斥的国度里,百姓的怨怒往往是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这样的一个“罪已诏”很容易使百姓宽宥他们犯下的罪恶。所以晋人《习凿齿》曾议论道:“承认过失而使事业兴盛,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如果推诿过失,只宣扬自己的成功,不提及自己的失误,以致上下离心,人才流失,那才是最蠢的做法。”
这种看似勇于承认错误,实则为“障眼法”的伎俩,往往极具欺骗性,因而也就为历代许多统治者施用。
孔子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而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作为孔孟之道的信徒,曾国藩最佩服孔孟的反省之术。对于自己的错误要勇于承认并改正,对于由自己造成的失败要敢于自责,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此举关系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能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而手下诸将受其影响也都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统帅如果有了这种自责的精神,那么打胜仗就是必然的了。
《厚黑学》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4)
以仁为治者宽厚待人
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懂得以仁为治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
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结,因此,难免会摆出桀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于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由此,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无独有偶,汉代大将卫青不斩败将的故事也说明其仁治的高明。
有一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兵定襄,他的部将苏健、赵信两军共三千多骑兵,个个具有非凡本领。一日,这两军突然与单于的部队遭遇,经过一日激战,三千多骑兵几乎全部战死,赵信也投降了单于,只有苏健只身逃回汉营。
一时间议论纷传,都道苏健必死无疑。更有议郎周霸对卫青进言道:“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未曾斩过部将,今天苏健损失了这么多人马,还一个人逃了回来,以卑职愚见,应将其斩首示众,昭示全军,以显示将军的威严和治军有方。”
但军中有一个叫安的长史却竭力加以劝阻,他说:“万不可如此做!想苏健以数千人马抵抗数万敌军的围攻,奋力苦战一天,士卒悉数战死,不敢有二心,可见其忠焉,如今他死里逃生,拼死逃回营中,如果反而被斩,这无异于告诉众人,今后如打败仗,千万别跑回来,干脆投降敌人。所以万不可杀他。”
卫青听了这番陈述,心中深以为然,于是说道:“我卫青将真心诚意地待他,让他待留军中,我不怕会因此失去威望。周霸劝我以斩部将来显示威仪,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心愿。再者,虽然大将军有权斩杀部将,但以我被皇上宠幸,也不该在城外擅自诛杀部将。将他送往皇上那里去,让皇上自己亲自发落他吧!这样形成大臣不敢专权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左右的人听了这番话,深为卫青的深明大义和忠诚所感服,更加钦佩卫青的为人和仁慈,莫不肃然以对。
于是,卫青将苏健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果然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
卫青不斩部将,说明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位懂得仁治的统帅。
《厚黑学》 立威篇 借刀杀人———制衡术(1)
“登高而呼,臂非加长而见志远,善假于物也。”我们在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时,总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假手于人、以人制人,是我们在商战中制衡对手的重要手段。
假手于人借力打力
兵不钝而利可全。在兵法中所说的“假手于人”的意思就是自己难以做到的事情,便利用他人的力量,去战胜对手,自己不动干戈,坐享其成。
在古代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智高一筹的谋略家,为了达到“兵不钝而利可全”的目的,常常采取假手于人之术,利用外力去击败对手。
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杀死同父异母的哥哥卫庄公,篡夺了君位。他怕百姓不服,就叫自己的好友石厚去向其父亲石碚讨主意。石碚是卫国老臣,已退位在家,听说此事,想借他人之手除掉这个逆子。于是就说:“安定君位并不难,只要州吁去朝见周天子,取得合法地位,百姓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石厚问怎样才能见到周天子,石碚说:“陈国国君桓公正受到周天子宠信,陈、卫两国又相处很和睦,如果先去朝见陈桓公,让他出面代为请求,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与此同时,石碚又写了一封信暗中派人送给陈桓公,列举了州吁杀君篡位和石厚助纣为虐的罪行,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请桓公趁机除掉他们。陈桓公见信心领神会,等州吁、石厚上门时,就把他们抓起来,捎信给卫国,让卫国派人处决了州吁、石厚。
汉时晁错天性恶狠,性刚而坚,曾主张以法治天下,他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强调法令治国。由于刘邦当时分封的属国权势太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晁错建议修改法令三十章以减属国的权势地域,诸属国皆哔然。
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颖川到长安来劝戒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却侵逼诸侯各王,拆散人家骨肉,搞得诸侯怨声载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晁错说:“不这样,皇上的龙椅就坐不安稳。”你父亲叹一口气说:“皇上一家是平安了,但我们晁家却会有灭族之灾!”就喝药自杀了。临死时痛心地说:“我不忍看到灾难降临到全族人身上。”但晁错不听,好友也奉劝,仍不听。
后来,吴楚七国打着诛灭晁错的旗号造反,说要清理皇上身边的奸臣。
大臣袁盎本与晁错有旧怨,借为汉景帝策划消灭叛乱之事,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连晁错也在内,晁错恨恨而去。袁盎说,七国本是汉高祖子弟的分地,现在因为晁错无故侵凌才叛乱。目前只要杀掉晁错,把封地还给吴楚七国,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汉景帝沉默了很久,说一声“我不能因爱惜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下令斩杀晁错,族人全部废为普通人。
事实上,古今中外成功的借敌战例数不胜数。战国时期,郑桓公准备攻打郐国,先派人探查郐国的英雄豪杰、忠臣良将和智谋高超、骁勇善战的人,列出名单。申明一旦打下郐国,将把郐国的良田分送给他们,并分封官爵。然后,郑桓公又在郐国城外设立祭坛,把写下的名单埋在土里,以鸡猪血祭之,对天盟誓,永不负约。郐国国君得知,以为自己国内有人要叛国,一怒之下,把郑桓公所列名单上的人全都杀掉了。郑桓公乘机兴兵攻打郐国,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了郐国。
假手于人,不仅可以借助友邻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可以借敌之力,以敌制敌。揭暄在《兵经百篇借》中对借敌之术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说:“艰于力则借敌之力,难于诛则借敌之刃,乏于财则借敌之财,缺于物则借敌之物,鲜军将则借敌之军将,不可智谋则借敌智谋。何以言之?吾欲为者诱敌役,则敌力借矣;吾欲毙者诡敌歼,则敌刃借矣;抚其所有,则为借敌财劫其储;令彼自斗,则为借敌之军将;翻彼着为我着,因彼计成吾计,则为借敌之智谋。”大意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力量;直接杀敌人有困难,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刀斧;缺乏金钱,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金钱;缺乏物资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物资;自己缺乏兵将,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兵将;自己智谋行不通的时候,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智谋。在这里,揭暄对借敌之术见解颇深。这是他对前人的“借术”和作战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一石三鸟强者之计
在武术格斗中,借力打力是最高的境界;在官场中,借力打力则是最高的权谋。明代时朱元璋占领了太平,元军大批人马赶来围攻。而另一处方山寨的所谓“义军”几万人,在其元帅陈某的率领下趁火打劫,也来进攻太平。
结果,朱元璋派徐达出城,潜到方山寨“义军”的背后,前后夹击,方山寨“义军”大败,陈某被擒。朱元璋收降了他,哪知他是假投降,但是朱元璋也有戒心。
朱元璋把陈某原来手下的兵马给了张天澈,张天澈领着这些军兵打集庆,却吃了败仗。原来,陈某曾暗中写信给旧部下,说自己是假投降,要他们打战不要出力,等自己脱身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朱元璋。
有人将这事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冷静地导演了一场一石三鸟的好戏。
他将陈某找来,对他说,人各有志,如果你不愿意为我服务,那就随你的便,我朱元璋不会为难你。陈某立刻反应过来,说自己绝无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