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6

朱元璋顺手推舟，就让他领着自己的旧部人马去攻打集庆。陈某自然十分欢喜。陈某到了距集庆不远的板桥后安营扎寨，派人去集庆城，与守将勾结在一起，根本不攻打集庆。

到了九月，在朱元璋安排下，张天澈和郭天叙带着自己人马赶到集庆，和陈某的兵马一起进攻集庆。张天澈和郭天叙攻打的是东门，陈某攻打的是南门，当然是假攻。

于是，集庆守将将兵力集中在东门，抵抗张天澈、郭天叙两人。他们攻城多次，没有结果。陈某这边，却说要犒劳军士，请张天澈和郭天叙到自己的营中来喝酒。就在宴会中，陈某抓住两人，杀了张天澈，将郭天叙押到集庆，被集庆守将福寿处死。两位主帅一死，陈某与福寿内外夹攻，义军大败。

张天澈和郭天叙的死，实际上成就了朱元璋，他们原来的兵马自然全部转到朱元璋手下，而朱元璋也终于当上了义军的最高领导。

十年之后，在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又耍了一回借刀杀人的诡计。

当时，朱元璋手下都希望他能尽快称王做皇帝，但是，这其中横亘着一个小明王韩林儿。

朱元璋虽然听了朱升的建议，要“缓称王”，忍耐了很久，但是谁不想做皇帝，一统天下？怎么解决小明王这个问题呢？直接杀害小明王倒是易如反掌，可是毕竟太露骨，弄不好，会引来灾祸。陈友谅当初不就是直接杀害了徐寿辉称帝的吗？结果手下却是离心离德。

一天，朱元璋把大将廖永忠从战场上招回来，让他到滁州去，把小明王和文武大臣等接到应天（集庆）来，还特意提醒他说：“长江风大浪险，一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你接小明王要十分小心。”

廖永忠当时还不知道朱元璋是啥意思，出来稍稍一想，立刻就明白过来了。

他从滁州接了韩林儿等人，在长江的一个叫瓜洲的渡口过长江。船行到长江中间，廖永忠暗中派人把韩林儿的船凿了个洞，韩林儿等人沉到滔滔长江之中，被活活淹死了。

《厚黑学》　立威篇 借刀杀人———制衡术（2）

廖永忠回到应天，还假称风浪太大，把船打翻了。朱元璋也心照不宣地假意责备了他一番，让他到战场上将功赎罪。廖永忠当然窃下自鸣得意，立下奇功一件。

韩林儿一死，朱元璋的所有顾虑就打消了。就在第二年，即1367年，朱元璋在应天开始建皇宫。1368年，正式登基，做上了大明皇帝。

借助别人的力量或者假他人之手，除掉对手，成自己之谋的事情，在古代帝王争夺天下的活动中，都是常见的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失为人类智慧之一。

巧借名目者险恶之至

明朝初期，李善长、刘基和徐达，是明朝三大开国功臣，曾被朱元璋比作萧何、张良和韩信，但这三个后来毫不例外地都被朱元璋所杀。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早年就看出朱元璋是汉高祖一类的人物，毅然投奔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朱元璋，成为朱元璋的“后勤部长”，以其出色的理财管理能力将粮饷和兵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方，为朱元璋取得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评价甚高，说：“当年萧何有馈饷之功，千载之下，人人传颂，与善长相比，萧何未必过也。”

朱元璋在策封功臣时，李善长名列第一，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位丞相。几乎在同时，朱元璋也对李善长起了戒心，生怕李善长功高盖主。在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便毫不留情地将李善长从丞相的位置上拉下来，赶回了凤阳。但李善长老而不死，令朱元璋忧虑日深。于是，朱元璋诬陷李善长是胡惟庸的同党，将他的这位七十七岁的老战友投进监牢，同时被株连的还有李善长的妻女弟侄共七十余人。

刘基，字伯温，是一个在民间几乎被神话的人物，说他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载。朱元璋请他出山，将他奉为张良一样的王佐之才。刘基为朱元璋制定了宏观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作战计划，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尽忠效力。可是，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半年之后，就将刘基打发回到浙江青田老家，后来又利用他与丞相胡惟庸的矛盾，借胡惟庸之手将他毒死。

徐达是朱元璋童年时的伙伴，两个人同时投身元末起义军，当年真可谓情同手足。他的战功显赫，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而且品德高尚，与士兵同甘共苦，不贪财，不恋色，沉默寡言，沉稳大度。像徐达这样的大功臣，找到一个斩杀的借口当然不容易，但朱元璋仍然不放过他。有一年，徐达在北方征战时背部长了脓疮，这是由于他鞍马劳顿，常年不解甲衣、汗水浸渍所致，只要敷药休养，不难痊愈。可朱元璋得到徐达生疮的消息后，却命令徐达立即回南京就医。等徐达千里迢迢到达南京时，病情已开始恶化。据说得了脓疮的人最怕吃蒸鹅，食之必死。可朱元璋偏偏赐给徐达一只蒸鹅。徐达这才知道，这是皇帝对自己下毒手，若不吃下，家人就会遭殃，所以徐达含泪谢恩，食鹅而死。

欲加之罪来于莫须有

在古代，为了达到个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成为借刀杀人的另一种形式。

下面是发生在三国初期的一段故事。

祢衡字正平，平原郡盘县（今山东宁津县）人，年少才高，目空一世。建安初年，二十出头的祢衡初游许昌，当时许昌是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司空掾陈群、司马朗、尚书令荀或荡寇将军赵稚长等人都是当世名士。

有人劝祢衡结交陈群、司马朗，祢衡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劝他参拜荀或、赵稚长，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守厨房。”这位才子惟独与少府孔融（字文举）、主簿杨修（字德祖）意气相投，对人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碌碌之辈，不值一提。”从这些足可见他何等狂傲。

献帝初平间，孔融上疏荐举祢衡，称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后汉书·祢衡传》）。于是大将军曹操有召见之意。祢衡一向看不起曹操，托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曹操正当招揽人才的时候，虽然恼恨，也不好加害，知道祢衡善击鼓，就召他为击鼓的小吏。一日大会宾客，曹操让祢衡穿戴吏衣帽当众击鼓为乐，想借此污辱他。没想到祢衡竟在大庭广众之中慢腾腾地换衣服，有意赤身裸体，使宾主讨了场没趣。

曹操拿他没有办法，就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把他送给荆州牧刘表。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颇为卖力，但不久便因倨傲无礼而得罪了众人。刘表也聪明，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为黄祖掌书记，起初也干得不错。后来黄祖在兵舰上设宴会，祢衡说话无礼，受到黄祖呵斥，祢衡竟顶嘴骂道：“死老头，你少嗦！”黄祖急性子，盛怒之下把他杀害。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祢衡仅二十六岁。

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年少聪辩，有盛名，灵帝时以荐出仕，官至北海相，献帝时授将作大匠，升少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帝国眼看就要变为曹家的天下，孔融心中不平，又不敢正面反抗，便用讽刺、挖苦的方式发泄愤慨，好像是言谈“轻薄”的样子。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占邺城，掠取袁绍家口女眷多人，曹丕霸占袁绍儿媳甄氏为妾。孔融写信嘲笑曹操，捏造典故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宠姬妲己赐予周公。曹操一时没有明白，问这个典故的出处。孔融回答说：“照今日的事情推测，想当然而已。”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出征乌桓。孔融又借历史事迹嘲笑说：“阁下出征荒凉之地，听说从前在那里的肃慎人不善弓矢，丁零人偷苏武的牛羊，应该一并拿他们问罪。”讽刺曹操师出无名，不能建功。

时遇灾荒，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以保证军需，下令禁酒。孔融写信跟他辩论，说天上有酒旗星，地上有酒泉郡，人间借酒成事，尧帝要是不喝酒。就做不成圣人；如果说纵酒败事，那么桀、纣因贪色而亡国，而如今并不禁止男女婚嫁。

诸如此类，无非藐视曹操，故意跟他为难。曹操心中嫉恨，因孔融官高名大，不敢轻易下毒手，就借别的事把他免官。过了一年多，孔融起为太中大夫。曹操决意除去这个对头，就让亲信郗虑做孔融的罪状，由丞相军谋祭酒路粹出面劾奏。劾疏云：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图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囊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日：‘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后汉书·孔融传》）所列罪状即使是事实，也不过是言语之失，而孔融竟因此下狱，最后弃市，家属也被处死。时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孔融年五十六。他的尸体抛弃在街市上，无人敢收葬。老朋友脂习冒死收藏，被曹操逮捕，几乎被杀。

曹操杀了孔融，怕部下议论，颁发训令云：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二注引《魏氏春秋》）

明明是诛除异己，为今后篡位扫平道路，曹操却硬要拉上纲常伦理、风俗人心，摆出孔子诛少正卯的架势，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厚黑学》　立威篇 铁面无私———执法术（1）

功与过、赏与罚，它们是管理者借以行使职权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为领导者手中的两根判笔，轻重不一就会顾此失彼，赏罚分明决不可偏废。因此，作为执法者必须黑脸无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公正于天下。

法为治政之本

在古代，许多历史君王均认为，法律是治国之本，是国家和人民行为的准则。“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所以早在古代人们就提出要缘法而治。这一点正如古人所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君主无术则弊於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历史的发展看，“法”治属于人性的社会，“力”治则属于兽性的社会。由于人类社会兼具人与兽两种特性，所以君王也必须能巧妙地运用法与力。法律是社会人性的体现，是文明重要的表现，而力治是所谓君王的兽性，它崇尚的是权术和诈术，最主要的是对狐狸与狮子个性上的研究。狐狸虽然能够识破陷阱而不受伤害，但它无力对付野狼暴力的威胁；狮子虽然以它的威势可唬住任何野兽，使野狼落荒而逃，却因为趾高气扬，很容易轻敌而中了别人的计谋，导致严重的失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在当代社会具有较广泛的法制基础，也是现代文明社会中重要的管理方法。因而，法律作为约束人们服从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规范，在生活中运用的十分普遍。比如说，当今中国的教育方法虽然也强调儿童要爱劳动，但只是在文字和道德上加以提倡，而在一些国家他们却制定了一些富有远见的法律条文对儿童的家务劳动行为加以规定：孩子们应该帮助父母做家务活———这在联邦德国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

这条法律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有效。不久前，勃留尔市法院又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孩子们在6岁以前不承担家务，只是玩耍，6岁～10岁要帮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到商店买东西；10岁～14岁要在花园里劳动，洗餐具，给全家人擦洗鞋子；14岁～16岁擦洗车和在菜园里翻地；16岁～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如果父母都上班工作的话。这种法律对培养孩子的品德可是大有好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德为治国之源

古时治理国家一向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以武力治理天下方法，这种方法以力量作为炫耀的手段，对于不守法的民众采取滥杀滥捕的方法，人民虽然害怕而不敢说话，但内心中却对统治者充满了憎恨；而另一种方法是以道德治理天下，这种方法利用崇高的道德来感化民众，既替民众的疾苦着想，又替他们排忧解难，并告诉他们正确的道理，这就是曾国藩所推崇的“道德之威”。

“道德之威”的由来来自于古代韩婴。他认为对老百姓要施之以恩、动之以情，又要以道德的威力来影响他们，“如是则百姓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权，罚不加而威行”。早在东汉时期，刘秀就已经懂得运用以道德之威来感化臣子。东汉初年，冯异治理关中甚见成效，有人嫉妒他，便向刘秀打小报告：“冯异权威很重，老百姓都向着他，现在他被称为‘咸阳王’。”

刘秀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但他也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将这份报告转给了冯异。冯异大为惶恐，连忙上书申辩，刘秀一面安慰他，又一面指出，老百姓纵然对冯异拥戴，那是因为“将军对国家的贡献很大，说起来我是君，你是臣，你代表我治理地方，我怎么能怀疑你呢。”冯异受刘秀一句话感悟，从此更忠心耿耿绝无二心了。

纵观古代将领都有一套感化下属的办法，《三国演义》中，孔明在平定南越时曾碰到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姜维，欲收其为入门子弟。他多方设计，逼迫姜维主弃亲离、走投无路正想自尽之际，给他好言相劝、良言相抚，并把他母亲平安送来……姜维感动得热泪纵横，下马跪拜。

孔明用的正是道德之威法。《三国演义》中类似的计谋还有很多。从史料记载来看，清末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在一段时期确实在民间有一定的好名声，曾国藩所赖以成名的“道德之威”战术终于达到了它的目的。

正如曾国藩所说：“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且愧且慎。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

一视同仁才能严格执法

法是人行为的准则。有法必依，依法必严，所以在很早以前统治者就很强调一视同仁、庶民同罪、严格执法。

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为了笼络民心，开仓赠粮，同时为了节省粮食，禁止喝酒酿酒，可是他手下这些当兵的有几个不是贪酒的？所以，许多人并没有遵守朱元璋的命令。

这其中，带头违抗军令的是大将胡大海的儿子。朱元璋知道胡大海的儿子带头违令，更是气愤异常，立即将他抓了起来，准备处以重罚。

这时，一位叫王恺的手下对朱元璋说，胡大海可不是一个善茬，如果他要是想不开，作出谋反的事情来，那可不好收拾了。况且，胡大海现正在绍兴与张士诚开战，杀了他儿子，对战局也不利。王恺请朱元璋免了胡大海儿子。

可是朱元璋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从来都不手软。如果这次饶恕了胡大海的儿子，那自己的命令不是等于废话了吗？如此，以后谁还会把自己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呢？而且，正因为是胡大海的儿子，正因为胡大海是自己手下的爱将，与自己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更是应该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在军令面前，上下一视同仁。

朱元璋对王恺说：“宁可让胡大海背叛了我，也不能使我的法令行不通。”说完，就亲手杀死了胡大海的儿子，这件事震动了全体将士。自此，大家都知道了，主帅是一个说一不二，视律过命的人，以后再也没有人胆敢以身试法了。

而胡大海呢，他也十分明事理，虽然自己是个大将，功劳很大，但是这毕竟是在军中，军令如山。朱元璋的做法没有任何错误，不杀自己的儿子，那就会失去军心，最终结果必然是大事无望。胡大海没有反叛，也没有怨恨朱元璋，而是同以往一样，尽心尽力为朱元璋打天下。按律判刑者执法如山平衡关系，

安抚民众才能相安无事

刘邦打败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了刘氏的统治地位。但按照历朝历代论功行赏、割地封侯的原则，那些曾为建立汉朝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们都将得到应有的赏赐，但刘邦初为人君，尚未深谙统治之术，因此，在封赏之时，多照顾那些平时跟自己关系好和有亲属关系的人，诸如张良、萧何及吕后家族中的人。这一来，那些虽也曾立下大功，但跟刘邦关系一般甚至素有隔阂的人便被冷落一旁。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猜忌四起，人心浮动。

《厚黑学》　立威篇 铁面无私———执法术（2）

最后，刘邦依照张良的建议把雍齿这样与高祖有怨之人封为侯，其他众臣见状，心中便自然平静下来，于是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风波即告平息。

战国时，有一次，齐景公与晏子到少海游历，他们登上柏寝台，眼下是齐国的一派奢糜景象。齐景公望着这一切，心中油然生起一阵感触。齐景公道：“国家实在是太糜烂，长此下去，以后谁能够维持国家的局面呢？”晏子似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可能是田成氏吧!”晏子答道：“田成氏掌握了齐国的民心啊!你看他，要求君王给大臣加官进爵，提高俸禄。借给百姓的粮食用大斗量，而当百姓还他们时却用小斗量，意在施人以恩惠。杀牛时自己只取一盘肉，其余的都分给家臣。相比起来呢，你却一味地只想收夺财富，而不给民以实惠，一旦有灾，齐国百姓死伤枕籍却得不到帮助。相比之下，田成氏管辖的地方，百姓总是能得到他的帮助解救，所以难得有饿死的现象。周、秦的人民都非常崇拜田成氏，纷纷涌向他管理的地方。田成氏的仁德受到广大人民的颂赞，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天下必为田成氏所有。”齐景公听完，悲伤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天下将被田成氏夺取，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免啊!”晏子道：“请您别担心，如果大王真想保住自己的天下，现在还为时不晚。惟一的办法就是接近人民，远离奸佞，治乱世，轻刑罚，救济贫穷，怜恤孤寡，施恩惠于不足，这样人民必然会归服大王，使田成氏无隙可乘。”齐景听完连连点头称是。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损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厚黑学》　立威篇 除恶务尽———廉政术（1）

在对待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态度上，要能够辨别出为人臣的忠奸。清廉公正的领导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个人利益置之脑后，所以，忠臣以国为先，而后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勤政爱民才能治理天下

“勤”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治家治国均离不开一个“勤”字。因为勤能补拙。

朱元璋从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小和尚，能够走上皇帝的宝座，其中的巨大差距，自然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有句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对他来说，更知道好好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所以，朱元璋有喜有忧，喜的是得到了天下，忧的是怎样治理天下、守住这一份基业。像许多其他朝代的开国之君一样，在做上皇帝之后，朱元璋并没有安于享乐，而是经常吃不好、睡不好，心情焦虑。

他认为，履行皇帝的职责，最重要的还是勤于政事。张士诚为什么会被自己打败，原因之中，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不亲自过问政事，而是把重大的治理责任委任给了某些权臣.最后，权臣们得以能够欺上瞒下，导致内部腐朽。

通过总结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也认识到，元朝之所以被消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元朝君主把重大的朝廷事务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则养尊处优、沉于享乐，而被委以重任的大臣则独断专行，任意胡为，欺骗君主。这样的国家，哪有不被推翻之理。

朱元璋时刻牢记这些教训，一般情况下，除非是生病，都能坚持上朝理政。

史书记载，他每天一大早就上早朝，早朝结束后，稍为休息，就开始批阅公文和奏章。午后，还去朝中处理政务，有时就与臣子们谈论历史和儒学。一般要等到傍晚，才会起驾回宫。

史书还记载说，朱元璋吃饭的时候，如果想起什么事情来，就会立即放下碗筷，把事情写在一张纸条上，别在衣服上，生怕给忘记了。有时候，衣服上别的字条太多了，就像打了许多补丁，他还戏称为“鹑衣”。

他对自己勤于政事是这样说的：“朕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励自勉。天未亮便临朝理政，傍晚时分才还宫。深夜卧床难寐，便披衣而起，时而仰观天象，一旦发现星变，即刻忧心忡忡；时而思量天下之事，凡应当施行之事，便立即记录在案，俟天亮后上诏执行。”

史书记载了不少有关朱元璋勤于政务的事迹。比如，朱元璋曾经在不到十天之内，一共批阅了各种奏札六百多件，处理国事达近三千四百件，实在是勤勉有加。

一方面，朱元璋自己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又要求臣下做到勤政。他曾一度派出专门的人，在早五更天的时候，在京城的城门之上吹号角，并高声唱出下面这段话，以引起文武百官的警醒：“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业成业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朱元璋对国家政务的用心之勤、用心之专，在历代皇帝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忠臣以国为先

在对待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态度上，清廉公正的领导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个人利益置之脑后，所以，忠臣以国为先，而后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打猎，尚书令古弼却把体弱羸瘦的马匹供给他们使用。太武帝大怒，要把古弼杀掉。

古弼说：“我作为大臣，不能让君王沉湎于打猎游戏上，不给皇上准备强壮的马去打猎，这种罪小；而让君王沉醉于打猎游戏，不作国防准备，不去思虑国家的命运，这种罪就大了。”古弼这样做是为国家作长远考虑，他认为，骏马是为了打仗时供应前方将士作战用的，而不是供皇帝游乐的，自己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即使被君王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太武帝深受古弼的舍己精神感动，最终赦免了他的罪。

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常常想到个人的尊严事小，而国家的尊严事大。个人尊严可以不考虑，而国家的尊严则丝毫不能含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黑人少校军官和一名白人士兵在路上相遇。士兵见对方是黑人，就没有敬礼。当他擦身而过，忽然听到一个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请等一下。”黑人军官对他说：“士兵，你刚才拒绝给我敬礼，我并不介意。但你必须明白，我是美国总统任命的陆军少校，这顶军帽上的国徽代表着美国的光荣和伟大。你可以看低我，但必须尊敬它。现在，我把帽子摘下来，请你向国徽敬礼。”士兵终于向军官行了军礼。

这位黑人少校，就是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将军的本杰明·戴维斯。本杰明·戴维斯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成就，依靠的正是这种先国后己的爱国精神。

早在唐代时，安禄山为了获得唐玄宗的欢心，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为了往上爬，甚至不惜拜比自己年小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终于得到了手握重兵的刺史官位。而大权在握之后，他拥兵自重，发动了安史之乱，将唐朝一步一步逼向了衰败的边缘，这种小人行径，为世人所不齿。而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匈奴为了迫其投降，将其扣在匈奴十余年，并强迫其取匈奴女为妻，但张骞最终还是逃了回来，并手捧使节向皇上复命，这种始终如一的君子品德与安禄山等人的反复无常形成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

《厚黑学》　立威篇 除恶务尽———廉政术（2）

不谋私利才能法度严明

古时候，有个“羊续悬鱼”的典故，说的是东汉灵帝时任南阳太守的羊续，收到下属的一份礼，是一条鲜鱼。当时他不好拒绝，只是把鱼悬挂在大厅。鱼臭了，鱼干了，那位下属又再次送鱼来了，他当然是有求而来的。但羊续说：“上次的鱼不还在那儿挂着吗？不用再送了！”

从此，人们都知道羊续是个不受贿不收礼的清官，南阳被羊续治理得很好。

羊续的美名传到汉灵帝耳中，灵帝便要提拔他当太尉。不过，当时是朝政腐败，皇帝亲自卖官鬻爵。既然是太尉的高官，羊续须交钱千万才能获任命。

这个汉灵帝确实也贪得无厌，荒唐得离谱，既因羊续是清官而提拔他，却又要叫使臣去向羊续索取这千万钱的“礼”。

羊续见了使臣，拿出一领单席让他坐下。既没有设宴款待，也没有寒暄恭维，只是请他看看自己身上穿的破棉袍子，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儿了。”

使臣无奈，只好两手空空回去见驾。灵帝大为没趣，他怎么也想不到羊续竟清廉到了一千万钱也拿不出来，于是提拔太尉的交易就没有做成，只给历史留下了这个昏庸皇帝的一段笑柄。

与汉灵帝不同，宋真宗属于史家所称的圣明天子，但他不是索贿，而是行贿。

一天，宋真宗请宰相王旦喝酒，君臣二人喝得很开心。宴罢，皇帝对宰相说：“这酒很好，你带一坛回去与妻儿共享吧。”说着令人送给他一坛密封的酒。

皇帝赏赐臣子，本是荣耀而可公开的事，谁料这一回是大有隐情。王旦回去一开封，不由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坛子里哪是什么酒，竟是一坛子又大又圆的珍珠，其价值就不用提了。

皇上行贿！王旦心中雪亮，这是俗话所说的“堵口费”。

原来，当时天下太平，皇帝渐生骄奢淫逸之心，便说做梦梦见“神人言将赐天书于泰山”，想去山东行封禅大礼。苦就苦在史书上记载，凡君主封禅泰山都是在天降“祥瑞”之时，时无“祥瑞”，真宗说不出口。有个奸臣叫王钦若的说：“只要当皇帝的自己相信，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意思就是伪造“祥瑞”以封禅泰山。但真宗还是怕名重天下而又为自己所倚重的贤相王旦会出来劝阻。

于是，便有了偷偷行贿这一招。

果然，王旦的口被堵住了，从此对封禅泰山之事不再插嘴，还违心地奉命当了“大礼使”、“天书使”。

汉灵帝的荒唐，在于他已忘了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竟为了区区一千万钱而放弃了一个治国的能臣，他的天下也就很快崩溃，后世理所当然把他视为葬送汉室天下的罪人。

宋真宗虽也荒唐，但他尚畏惧执法的宰相；虽有骄奢淫逸之心，但他也知道需要任用贤臣以治理天下；否则，他大可用罢免甚至杀戮的方式除去绊脚石，而不必留下行贿的丑闻了。

作为王旦，他虽然在封禅一事被堵住了口，但在兴利除弊，保护贤良方面，他做了不少好事，治天下以法。宋真宗要行贿，说明法度的严明，皇帝权力的相对受制约。

除强铲霸方为好领导

历史上，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日子，但这一愿望却常常得不到实现，劳动人民仍遭到强权势力的压迫和欺躏。所以一直以来，除强铲霸打击豪强、安定百姓成为利国利民的需要。东汉光武帝时，有“强项令”美称的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初时，董宣被大司徒侯霸聘为僚属，由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后来，董宣“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当时北海郡所在的青州境内，有一批豪强大姓横行于地方。董宣到北海任职不久，就碰到一起豪强杀人案。

北海郡有个大姓豪强公孙丹。董宣上任后，曾委他为“五官掾”。公孙丹本是地方一霸，又得到新来的“父母官”的委任，自然更加气使颐指、骄横一世了。他新造居宅，很是考究，可是请算卜弄卦的人一看，说此舍“当有死者”。公孙丹听了，惟恐此卦应在自家人身上，竟然“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消自家之灾。董宣得知此事大怒，立即下令将滥杀无辜的公孙丹父子抓来处死。公孙丹的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气势汹汹地前来兴师问罪。董宣毫不手软，命令手下僚佐水丘岑带人将他们全部拿下，并处死了这些为虎作伥、兴兵谋乱的人。

这件事传到青州刺史耳中，以杀人多滥的罪名上奏朝廷弹劾董宣，并且将水丘岑下狱拷问。很快，董宣也被关入狱中。可是，他在狱中以读书自慰，“晨夜讽诵，无忧色”。当他被判处死刑临赴刑场时，属官们准备了一些酒菜为他送行，他却厉声说道：“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何况将死之时！”昂然登上囚车。当刀斧手正要动刑时，恰好光武帝刘秀的使者驰马来到刑场，宣诏赦免董宣死刑。回到狱中，刘秀又派使者诘问董宣为何“多杀无辜”，董宣据理申辩，说明真情，并声明水丘岑是按他的命令行事，宁可自己受死刑而不要处死水丘岑。刘秀听了使者回来所说的情况后，下诏免去董宣的罪名，并令青州刺史不要再办水丘岑的罪。死里逃生的董宣被降官派至怀县任县令去了。

建武十九年，董宣被朝廷特征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居住着大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他们往往仗势横行，不遵法度，甚至杀人越货，扰乱治安。身为洛阳地方长官的董宣，能否坚持依法行事、惩恶除强，这对他确实是个考验。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家奴，仗着主人的势力，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杀人之后，躲在公主的府第中，企图逍遥法外。一天，董宣得知湖阳公主因事外出，赶车的那个家奴正是杀人的罪犯，便在洛阳城北的夏门亭等候。当公主的马车经过时，董宣拦车勒马，不准通过，大声责备湖阳公主纵奴犯法的过失，并且“叱奴下车”，逮捕了那个凶犯，“格杀之”。湖阳公主恼羞成怒，立即赶到宫中，向光武帝哭诉此事。刘秀听了大怒，即刻命人抓来董宣，要“格杀之”。董宣面无惧色，说：“愿让我说完一句话而后死。”刘秀气狠狠地说：“你还想说什么？”董宣大声说道：“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相逼，请得自杀。”说完，一头向宫中的柱子上撞去。刹时间，鲜血喷涌，流洒满面。刘秀听了董宣的话，本来气就消了一半，又见此景，忙命身旁的侍从扶住董宣，不使再撞。为了给湖阳公主一个面子，刘秀命董宣向公主叩头致歉。可是董宣认为自己依法行事并无过错，拒不叩头。刘秀让侍从强行往下按董宣的头，董宣双手撑着地，硬挺着脖子，就是不肯低头认错。刘秀嘴里说道：“真是个强项令！”心里不由赞赏起这个有股硬气的洛阳令了，便不再勉强他，还让董宣“诣太宫赐食”，赏了一顿好饭菜。董宣毫不客气，将饭菜一扫而光，然后将饭碗菜盆都反扣在桌上。刘秀听了内侍的报告很奇怪，又召来董宣询问，董宣回答道：“臣食不敢遗余，如奉职不敢遗力。”刘秀听了，很满意这个忠于职守的洛阳令，便赏赐了三十万钱给董宣。董宣将赏钱全部分给手下属吏。从此，更加认真地纠察违法，搏击豪强，使洛阳城中那些身有劣迹的贵戚豪强，听到他的名字“莫不震栗”。董宣因此而得了个外号叫“卧虎”。洛阳的老百姓还编了个歌唱：“衙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说，由于董宣除强惩霸，使那些豪强贵戚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恣意欺压百姓、草菅人命了。因此，到衙门去击鼓喊冤的百姓大大减少，以至都听不到鼓声了。可见，董宣在任洛阳令期间，洛阳一带的百姓稍稍能过一点儿安稳的日子。

《厚黑学》　立威篇 除恶务尽———廉政术（3）

董宣在洛阳令任上五年，“卒于官”，时年七十四岁。他死时，光武帝派使者前去探视，只见这个在首都任京师地方长官五年的董宣，家里清贫如同平民百姓，一条布被覆盖着他的干枯的身躯，白发老妻与他的儿子相对垂泪，家里惟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再无任何值钱之物了。当使者将所见之情景报告光武帝后，刘秀也十分感伤，叹息：“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天下好领导只嫌太少

俗话说，廉政才出盛世。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山西永宁人，原是明朝诸生，崇祯年间曾考取过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被清朝授予广西罗城县知县，开始了清廉卓越的仕途生涯。

于成龙任广西罗城县令时已四十五岁，家产尚可维持生计。当时，罗城属柳州府，偏处山隅，传说那里“蛮烟瘴雨”，北方人难服水土，生还者十不一二。亲朋好友多劝他勿往。于成龙以“古人义不辞难”自勉，变卖部分家产，凑足盘缠一百两。他将祖传田产文券交付长子于廷翼，叮嘱道：“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路上，于成龙去看望一位同窗好友，披沥肝胆道：“我辈虽无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一席话，无异于于成龙的就职宣言，其一生所为，亦如其言。

罗城的实际情况，比传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罗城县城只有居民六家，草屋数椽。县衙门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三间草房，东边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中间开一门，后面是内宅，茅屋三间，没有墙壁，破陋不堪。“虎啸猿掷，白昼行庭中”。百姓鸠形鹄面，如惊弓之鸟，无心生产。于成龙路上已染病在身，此时心中亦有些愁苦，却“扶病理事”。他堆土石为几案，在楹下支锅做饭，晚上睡觉头枕一口刀，床头放两支枪，以备不测。就在这种情况下，于成龙着手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地方经济，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更难能可贵的是，于成龙不仅以地方官的身份治理罗城，还以他自身的人格感化百姓，与百姓建立起家人父子般的亲密关系。于成龙到罗城之后，公事之余“则据案读书，数钱贳恶酒独酌，醉则隐几而卧，或竟日不冠履，既数日，吏民乐公坦怀易亲，皆乐就”，恭敬、亲热地称他为“阿爷”，或三天，或六日，到衙门环集问安，家中婚丧嫁祭，事事与他商量。

于成龙除朝廷俸禄外，分文不取。他自奉菲薄，生活清苦。离开老家时，他雇了五名壮仆相随。不料这几人适应不了罗城的生活，又黄又瘦，不久便病死一人，逃走三人。于成龙的儿子在老家，见到逃回的仆人，又寻觅四人，打发到罗城。这几个人仍然不适应，病死三人，剩下的一个昼夜号啕，一如疯魔。不久，这个仆人和原来剩下的那个仆人都弃他而去。百姓日富，感激于成龙实心任事，此时见状，十分不忍，每天早晚到衙门看望于成龙。有人还凑钱送给他，“跪进云：‘知阿爷苦，我百姓每供些少盐米费’。公笑谢曰：‘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众怏怏持去”。几年之后，于成龙的儿子来罗城看望他，百姓闻之，“则大喜奔哗庭中，‘阿爷人来，好带物安家去！’又进金钱如初，公又笑谢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单人携资，适足为累！’挥使去，众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

于成龙不仅受到百姓的爱戴，也受到上司的器重。康熙五年，广西秋试，于成龙任外帘官。当时，众帘官皆美服盛饰，带着面貌清秀的随从，而于成龙“布袍数浣，破被如铁，一苍头从”。众帘官互相周旋寒暄，对于成龙则“指目揶揄”。广西巡抚知道于成龙廉洁奉公，政绩卓越，便指着敝衣垢褛的于成龙说：“必罗城令也！”当即委以重任。于成龙处理诸务，果然精审曲当，抚台大喜，“因与极论时事所首及古今成败是非得失之迹。公掀髯抵掌，词气激昂，具有伦要。”第二年，于成龙受到抚台荐举，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罗城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还”。

四川迭经丧乱，合州所辖三县，遗民百余户，赋重差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于成龙上任之后，先免除官员的随从费用，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当时，官场积弊颇多，地方官员以土特产“孝敬”上司，几乎是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次，郡守下帖，让合州送鱼。于成龙很不以为然，说：“民脂膏竭矣，无怜而问者，顾反乃乐鱼，且安所得鱼乎？”他不但不送鱼，反而书陈合州荒芜困苦状况。郡守自知理亏，不但未怪罪他，反而裁革了十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因政绩卓著，迁福建按察使，主管福建司法事务。福建自宋代以来，便是市舶重地，当官发财甚易。于成龙先后任两司长官，已是封疆大吏，他仍然不改初衷，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外番贡舶或有所献，公悉屏斥。或呈样香，一嗅即还之。贡使皆啮指作礼，谓译使云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此清官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时或来过，径入卧内，或绕署闲行，曲房阿阁，无不历览，几案间惟蛛罗鼠迹，一竹笥贮朝服，二釜备炊爨，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

这时，于成龙不仅以他的廉洁，也以他的政绩卓著蜚声朝野。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直隶在皇帝辇毂之下，满汉军民杂处，豪强兼并，地方无赖动辄投允入旗，白日杀人，莫可穷诘。八旗庄头呼噪公堂，有司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仰天叹息。俗称京兆难当。于成龙却以他的廉洁、果断、刚正不阿，将直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编保甲，严连坐，以清盗源。锄豪强，严隐占，以苏穷困。令下各属奉行惟谨，公仍不时单骑行旅肆中，密切廉访，诸有违抗，立置之法，无所假贷，自是人人惴惴，无敢有干公法令者，而盗以息，民以安。”他还罢免当地州县私加馈遗上官旧习，免除宣化一千八百顷水冲沙压地的钱粮，主持治赈救灾，疏劾贪墨官吏……不久，于成龙的治绩传遍京师。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依例进京入觐。召对时，康熙皇帝褒奖他“清官第一”，并询问黄州剿抚情状。于成龙十分谦恭，对曰：“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当年冬天，于成龙被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