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8

二、十忌

这“十忌”反映的是领导在思想工作中的十种有害的态度。

一忌浮夸，把土堆说成大山，把小溪说成长江，乍看似有“气魄”，实则信口吹牛；二忌轻率，喜欢轻易许诺，满口应承，貌似慷慨，徒自轻浮；三忌粗鲁，言语粗俗，缺乏修养，与社会文明格格不入；四忌庸俗，开口只会议论吃穿玩乐，目光短浅，内心空虚；五忌流气，油腔滑调，打情骂俏，满口脏话，品行低下；六忌累赘，颠来倒去，嗦嗦，言不及义，听而生厌；七忌牵强，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胡搅蛮缠，爱搞诡辩；八忌露锋，锋芒毕露，危言耸听，咄咄逼人，不留余地；九忌诽谤，说长道短，无中生有，逢甲说乙，搬弄是非；十忌虚伪，虚情假意，言不由衷，信口许愿，失却信任。

三、十不

这“十不”反映的是领导在思想工作中的十种粗暴的方式。

一不炫耀自己；二不依仗权力；三不喋喋指责；四不训斥已认错者；五不揭人疮疤；六不讽刺挖苦；七不伤人自尊心；八不说“七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粗话、废话、脏话）；九不盛气凌人；十不苛求别人。

大家都知道，在篮球比赛中，如果篮球超越了边线，裁判即会判令犯规。做领导，也应该有相关的规矩来制约，上述的“十戒”、“十忌”、“十不”也应列入领导应遵守的“规矩”之中。所以，领导做思想工作时，务必要遵守并去执行它。

做领导一定要有雅量

人是感情动物，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受感情支配。而获取人们感情的惟一方法，就在于你表示了解他，在于你尊重他、同情他、帮助他、爱护他等等。

你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使人们认为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还不如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架子，使他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是他们的真诚朋友，而实际上你是他们的领导。这样你的身份和地位无形之中就得到了抬高。这样，人们不仅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你、爱戴你，甚至于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为你效忠效力，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惟我独尊，狂妄自大，就永远难以赢得人们真诚的拥护与爱戴。

作为领导者，就是要能恰当地抑制自己，显扬他人。显扬他人实际上就是抬高自己。缺乏自信固然足以毁灭自己的事业，而惟我独尊、狂妄自大、放纵无礼，同样足以毁掉自己的事业。所以说，要领导下属，必须用言辞对下属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下属，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后面。这样，虽然地位处在下属之上，而下属并不感到沉重；处在下属的前面，而下属并不感到难堪。

一个人有了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就能看到他的容人气量。虽然能容人，心中也应该有个主宰，有个见解，有个辨别，这就是从容量发掘为对人的雅量。

《唐史》记载：“狄仁杰能做宰相，实际是娄师德推荐的，而狄仁杰却不知道，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一赳赳武夫而已，数次把他排挤在外。太后武则天觉察到了，曾经对狄仁杰说：‘娄师德了解人吗？’狄仁杰回答：‘我虽与他同为大臣，却没有听说他了解人。’武则天说：‘朕起用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也可以说他了解人啊。’狄仁杰出来后，感叹地说：‘娄化的盛德，我被他包容得很久了，我却没有觉察到。’”

娄师德对人宽厚谨慎，触犯了他也不计较。他弟弟去做徐州刺史，准备起程，娄师德对他说：“我位及宰相，现在你又去做徐州的刺史，我认为荣宠太深了，恐怕要遭人嫉妒，你准备怎样自勉呢？”他弟弟跪着说：“从现在起，如果有人吐口水到我脸上，我把它擦掉，哥哥大概不会忧虑吧。”娄师德满面不高兴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所担忧的地方，他人吐口水到你面上，他是愤怒你，你擦去它，就违逆了他的意思，所以他更加恼怒你，口水不要擦去，让它自干。”他弟弟当时笑着接受了。从他人的口水吐到脸上让它自干，可见娄师德的容人度量。

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名字吗？”狄仁杰说：“您认为我有过错，请指出来我好改正它。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过错，这是我的不幸，我不愿意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武则天很是赞赏他。这种不愿知道诬陷自己人的名字的做法，就是对人的雅量。

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为了自己，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向历史中的狄仁杰一样的人物学习，使自己变为一个有雅量的人。

《厚黑学》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6）

慎独乃做领导的第一大要

慎独，本为儒家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它原指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之时，更须谨慎从事，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准则。那么，作为领导，慎独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谨慎。先人把谨慎当成是为官的最大原则。

有人认为，作为领导最忌讳不知忧患将至，只有真正的领导者才有可能像长江上航行的水手一样，看见三峡惊涛骇浪就知道湍急的江水能够使大船颠覆，而冒险行船的人就难有生还的希望。

当领导的怎样做到谨慎呢？禁止冒险妄为是躲避的方法，只有积德行善才可能使企业有所发展。

从前楚国有一个靠养猕猴谋生之人，楚国人称他“狙公”。他的生存方式就是每天早晨在院里向众猕猴布置任务，并派老猕猴率领它们到山中，采摘草木果实，并要它们献出十分之一的收获供养自己，有的猕猴不给，他就用鞭子抽打。群猴都害怕吃他的苦头，不敢违抗。

一天，有只小猕猴对众猴说：“山上的果实是狙公栽培的吗？”众猴说：“不是，是天然生长的。”小猴又问：“没有狙公我们就不能摘取吗？”众猴说：“不是的，谁都能够摘取。”小猴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给与他，还要替他出力呢？”话未说完，众猴都省悟了。那天晚上它们一起守候狙公入睡后，就冲破栅栏，毁坏笼子，取出那些积存的果实，一起投奔到森林中去，再不返回了。狙公最后终于因饥饿而死。由此指出，现在为官不谨慎的人没有去想如何给百姓而只是想到如何去管制百姓并盘剥他们，这样的人最终会得到像狙公那样的下场。

从历史上看，秦朝的灭亡为暴政所致，隋炀帝的覆灭乃昏庸无道所致，像赵高、秦桧之流的贪官污吏最后都不得善终，他们不正像狙公那样吗？慎独乃做领导应具有的基本素质。

没有规矩不能成其方圆

自古以来，凡有大成者，都特别讲究规矩，就拿清朝大臣曾国藩来说吧，他就是个极为讲究规矩之人。

曾国藩指出，军中以规矩为治兵的根本，而规矩不可更改更是曾国藩治军成功的关键。为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为军队制定了许多规矩，这些规矩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仁”、“礼”思想贯穿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强化调剂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在所不惜。

规矩包括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曰营规，二曰家规。”营规就是“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就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这些规矩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这样规矩所在既使统帅不在，官兵也知道如何作战行事。”

《孟子》这部书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晋国的大臣赵简子有一次让他手下一位很有名气的驾轩能手王良给他自己最宠信的家童驾车去打猎。王良完全按照过去的规矩去赶车，结果整整一天这位家童连一只禽兽也没打到。于是这位家童回来就向赵简子报告说：“谁说王良是最优秀的驭手呢？照今天的情况看，他实在是一个顶蹩脚的车夫。”

后来有人把这话偷偷地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去找这位家童，说是希望再为他驾一次车。这位家童开始不肯，经王良再三请求，最后才勉强答应。谁想结果这一次与上次大不相同，仅仅一个早晨就打到了好多猎物，家童很高兴，赶紧跑去又向赵简子汇报，说是：“这回我明白了，王良确实是天下最好的车把式。”

后来赵简子又让王良替这个家童赶车，王良却拒绝了，他对赵简子说：“我替他按规矩驾驶车辆，这个人却射不到猎物，我不按规矩办，他却能打到禽兽，这说明他是个破坏规矩的小人，我不习惯给这样的人赶车，请允许我辞去这个差事。”

其实王良是一个好驭手。他既能按规矩赶车，也能不按规矩赶车，但按照规矩驾车符合国家制度的大局利益，所以王良守规矩而不计小利，是值得提倡的。曾国藩的规矩就是要将士兵训练成合格的王良，驾驭着湘军这驾马车，沿着他所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才是曾国藩定规矩的目的所在，也是曾国藩治军的高明所在。

《厚黑学》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1）

做领导要能忍能挺，方显领导本色。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气短、不要沽名钓誉，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做领导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称楷模。

忍挺兼顾方显英雄本色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或一味地“挺”，都不够全面，只有做到忍与挺兼顾，方可称得英雄之举。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造惯例应当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雍正历来有最残暴、最专制的恶谥。可是他的这番举动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明风范，为什么雍正能这样做、敢这样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势，使得雍正萌此创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雍正的特殊的个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动机。

在他的内心，不但有一位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还有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哲学家！

所以，他不仅要从世俗的角度去压倒对立面，使他们在行动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对者更高的层面，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甘拜下风，从此不萌异心。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说，雍正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胜领袖。他的铁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的关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丰富的人事政治斗争阅历，更是在儒释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教养阶层，其所处地位，又使他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这是源于一种极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异议分子，甚至不屑于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学术修养、擅长观测人性幽微之处的奇禀智慧；自信治理国家的天才，以及承继皇位的“合于天心”，只有这样，他才敢掀起这场旷古未有的违反常规的辩论，并亲自担当编写人与发行人的角色。

君子要屈而有度

一个领导人物的谋略与智慧，应出色地表现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人事之中，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则会乱套，就要坏事，就会受到挫折。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就会误国；贪婪无度，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就会伤感情，有时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屈而无度，就会毁败事业，达不到要求。“忍得一时之忿，终身无烦恼”只能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对于从事大事业、大计划、大谋略的领导者来说，则是一不足取的短处。

一天，孙中山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大堆由他签发，可是被胡汉民束之高阁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声大叫：“展堂！展堂！”

胡汉民匆匆进来，望着孙中山，像是不懂他为什么大发脾气似的。

孙中山脸色苍白，喊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先生究竟说什么事情？”

孙中山一下子把胡汉民的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倒出一堆尘封的文件。他的双眉紧锁，气势汹汹，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你还问我什么事？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孙中山大声斥骂。

胡汉民凝然不动，微侧着脸，注意地听着孙中山的训斥，最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孙中山板着脸：“没有了！”

胡汉民“呼”的一声窜到桌旁，抓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递到孙中山的鼻子下面，并口若悬河地进行自辩：“这份手令事关升黜任免，处置不当，于理不应颁发；那份手令是关于调兵遣将的，不合机宜，发下去势将贻误戎机；而这几份又是关于拨款过多或过少，自待另行斟酌。”“即使在专制时代，”胡汉民语气尖刻地说，“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承嘏公正守道，屡次封驳，认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也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刻恢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可曾读过这段历史吗？”

《厚黑学》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2）

“读过。”

“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誓词，其中有‘慎施命令’一条，先生还记得吗？”

“记得。”

胡汉民急急地说着，好像生怕失去了他所占据的上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原是宰相分内的事。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请问先生，今日之事是不是我在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尽我应尽的责任？”

孙中山紧盯着对方，一声不吭。

“先生，我在请教你呢。”胡汉民咄咄逼人。

“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

这段史实一直被后人誉为表现了政治家的泱泱风度，其实它所显现出来的危机，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唐太宗的诏书，也只是被大臣封还，而不是石沉大海，更不是一大堆人事、财政、军事的诏书没有执行，而皇上竟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胡汉民以宰相自居，孙中山也就默认了，这是君子屈而有度的最典型的例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事情面前不能忍让，便会败坏大事业。《论语·颜渊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俗语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无“忍”字功夫。《水浒传》中的李逵，闯祸极多，就是因其性情暴躁、头脑简单，不能忍小辱。例如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水，就是由于一味逞凶无忍劲。是大丈夫、大英雄就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孙中山先生一生阅读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大概是将前人的“忍”字功夫，领略尽了其中的精髓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地位过高，权力过大，必定遭到外来力量的制约，“高树易悲风”说的也是此理。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全和发展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做领导应遵循的原则。

唐朝名臣郭子仪对此有独到之法，简简单单两个字“忍”和“慎”，就做了四朝红人。

鱼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情，但会溜须拍马，所以为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都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大唐帝国的兴亡，连皇帝都敬着他三分，要除掉一名鱼朝恩，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满朝公卿都以为他必将有所行动，岂料郭子仪却对皇帝说：“我多年带兵，并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墓坟的事也很是不少，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下来，足见他的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曲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度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其实，以忍化凶之道，不仅良臣君子懂得，奸臣枭雄也不糊涂。

忍是大福，小忍有小福，大忍有大福，小不忍则乱大谋。

是英雄就不应该气短

感情用事，这是人之大戒，可是，紧急关头，又有几人能理智地对等突发事件呢？

据报载，青海省的吴玉霞一时气愤，把自己亲生的独生儿子打死，而后悔莫及。她说：“我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才，由于采取了野蛮的教育方法，造成了一场悲剧，在世人面前，我感到万分羞愧、悔恨。”又说：“愿天下父母以我为戒，莫让分数迷住眼，莫用棍棒治孩子，成为残害儿童身心的罪人。”

吴玉霞打孩子的时候，失去理智，凭感情冲动，事后冷静下来，她说的话都是很理智的。对于吴玉霞本人来说，后悔已晚；但对于别人来说，这是深刻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

杭州的骆和英把自己和八岁的独生儿子套在一条绳索上自杀。这也是一时激愤、失去理智而干出的蠢事。她如果冷静下来，恢复理智，也会悔恨交加的。

在农村，有的妇女为了两元钱，上吊自杀；有的为了一句刺心的话无法忍受而自杀；有的因为赌博输钱而寻短见，甚至为了一盒火柴而轻生。如此这般，都是因为一时想不开，失去理智。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上有高堂双亲，下有相亲相爱的丈夫，还有可爱的子女，如果想到自己轻生会对这些亲人造成多大的心理打击，造成多大的生活困难，如果能够这么理智地考虑一下，那就可能不会自杀。过了一阵子，许多问题就会逐渐想开了，也许还会过很舒坦、很幸福的日子。

女人无力寻短见，男儿有气敢拼命。人都有忍耐性，而忍耐又都有限度。所以，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女人寻短见，男人就要拼命。所谓“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为国、为民，拼命也值得，但许多青年人不是为天下国家大事，而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拼命，得不偿失。在一个农贸市场上，甲向乙买了一只羊，经讨价还价以后，价钱说妥，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羊者把牵羊的绳子解下来，自己收起来，然后给对方羊。买羊者无法牵羊，向卖者要绳。卖羊者要买绳钱。买者说刚才是羊带绳说的价钱，没说除绳的价钱。卖者说刚才没说带绳卖。买卖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相持不下，买者说不买了，要退钱；卖者不肯退。这么一来，先说理，接着骂街，最后竟打起来了，两败俱伤，各自回家治疗，都花了几十元，而所争的绳子只值一角钱。

还有一个青年工人丢了几十元钱，怀疑同宿舍的另一个工人偷了。既不向那人询问，也没跟其他人谈起，只是一个劲地怀疑。怀疑终归是怀疑，没有确凿证据就无法确认是谁偷了。但是，这个工人性格内向，有话不说，硬憋在心里。本来，没有根据的怀疑会随着时间而淡化，而这个工人却相反，从怀疑走向怀恨，从怀恨走向解恨。最后，他磨好一把菜刀，当那工人上夜班白天在宿舍睡觉时，把他怀疑的那个工人杀害。人家问他为什么杀人，理由就是毫无根据的怀疑。酿成这种悲剧也是缺乏理智。如果他说出怀疑，跟人家吵一架，或者跟朋友一起分析一下自己的怀疑是否能够成立，也许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了。有朋友，经常跟朋友谈心，可以保持理智。朋友的这种作用，许多人不了解。一个人的想法很容易钻牛角尖，走进死胡同出不来。有朋友的忠言劝告，往往可以想开，解决思想疙瘩。当然，像《渴望》中的王亚茹那样，坚持认为女儿被罗刚抛弃，又听不进朋友的劝告，自己折磨自己好多年。王亚茹这种情况未必有，而没有知心朋友，或者听不进朋友的劝告，最后吃亏的人却是多的是。

反过来，朋友遇到突发事件，应该先让他冷静下来，帮他进行理智的分析，妥当处理。千万不可光讲义气，火上浇油，把朋友推上绝路，那是帮倒忙，甚至把自己也赔上去。

冷静，才会有理智；理智，才能合理应变。

总之，遇事要沉着应变，头脑不要发热，凭一时冲动只能把事情办糟。

《厚黑学》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3）

做领导不可沽名钓誉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所谓人各有志，就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作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就是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付出的值不值得。为了公众事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付出多少都值；否则，付出越多越可悲。我们所说的忍名让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的人生命题。在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奉劝诸君，少一点儿贪欲，多一点儿忍劲，莫为名利遮住眼。

说起容易做起难，如何才能做到莫让名利遮望眼呢？首先就是要忍恶，求美誉。

客观地说，求名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同时也有羞耻感，不想玷污自己的名声。但是，什么事都不能过于追求，只要过分追求，又不能一时获取，求名心太切，有时就容易产生邪念，走歪门。结果名誉没求来，反倒臭名远扬，遗臭万年。君子求善名，走善道，行善事。小人求虚名，弃君子之道，做小人勾当。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思；有的人已小有名气，还想名声大震，于是邪念膨胀，连原有的名气也遭人怀疑，更其可悲。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个叫卡尔丹诺的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并为此而痛苦不堪。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的新解法，将成果攫为己有。他的做法虽然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欺瞒住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宋之问、卡尔丹诺等也并非无能之辈，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很有建树的人。就宋之问来说，即使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扬天下。糟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老百姓都不耻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其实，求名也算不上有过错，关键是要如何去求。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名誉，那样，必然要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其结果是可悲的。

有时，既未沽，也未钓，更未盗，美名便戴到了自己的头顶，这又当如何呢？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刘希夷写了一首诗，曰《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之问情不自禁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人将刘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生活上不应该沽名钓誉，工作上更不应该沽名钓誉。别人的功劳，你要去抢，那行吗？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名誉是自己干出来的。

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

春秋时期，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物，展开了生死搏斗。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在和越王勾践的争战中受重伤而死。夫差守孝期满，亲率大军，兵临越国。越王勾践率军迎战，但是由于兵力悬殊，越军惨败，只剩下五千人退到会稽。在越国将要灭亡的时候，范蠡进言：“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惟一的办法就是送上丰厚礼物，谦恭哀求，讨得吴王的哀怜和同情，越国或许可以幸存。如果他不允许的话，君主只好委屈自己，去做吴王的奴仆，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勾践依范蠡的话，言卑情切地向吴王请求活命，并且答应献出越国，越王和王妃供吴王驱使。夫差答应了越国讲和投降的条件。

公元前492年，勾践怀着极其伤感和屈辱的心情，带着自己的王妃，在范蠡的陪同下来到吴国作奴仆。勾践入见吴王时，跪拜叩首，感恩戴德的表情，从脸上清晰地表现出来，连吴王夫差也觉得于心不忍，便决定不给勾践太重的杂役干，只教他去宫中养马。

越王君臣在马圈里结屋居住，他和妻子、范蠡在宫中小心翼翼，既不敢发怒，也不敢多说话，只是用眼睛交流彼此之间的心意。夫差派人侦察他们的行动，只见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裙，吃的是粗糠野菜，勾践喂马，范蠡打草，王妃做饭洗衣，个个安分守己，一副心甘情愿，长相厮守，甘愿终生养马的样子。吴王夫差得到报告后，认为他们意志消磨殆尽，再无王者尊严可言，于是对他们放松了警戒。

夫差每次乘车出行，勾践都亲自给他备好马车，每到一地都当站马桩。吴国的老百姓都认为此人太没有志气，于是朝着他吐唾沫，弄的勾践满身都是唾液，而勾践毫不理会，只是静静地站着，好像惟恐自己一动，惊了王驾的马，自己吃罪不起的样子。连吴王看在眼里，心中都觉得十分不应该，于是命令人们禁止侮辱勾践。

最令吴王夫差心生怜悯的是：有一次，吴王生病，勾践叩见吴王，显出对吴王十分关心的样子，跪拜询问病情。恰在此时，吴王要到厕所去，勾践便请求饮溲尝便，判断一下病情。等尝过之后，高兴地对吴王说：“大王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一个人忍辱负重、甘受凌辱的事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忍辱到勾践这种程度：去主动尝人的粪便，想必古今中外，只有他勾践一人吧？

常人做不到的事，一个国王却不得不去做，为何？复国雪耻也！这样的屈辱，只有政治家才会承受。

就这样，冬去夏来，越王勾践整整服了三年苦役。与此同时，范蠡用重金收买了伯丕，并向吴王献上美女西施，吴王夫差终于赦免了勾践，放他回国。越王回国之后，一面仍给吴国纳贡，一面卧薪尝胆。他鼓励生产，养护军备，自己亲自下地种田。越国的人口于是猛增，生产迅速发展，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了，在二十二年之后灭了吴国。吴王羞愧难言，自杀而亡，越王终于报了血仇。

不难想像，越王受的耻辱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复国志向一直激励着他，使他忍受了各种屈辱，这就是大丈夫的能屈；回国之后，励精图治，卧薪尝胆，鼓励生产，养护军备，使国力大增，终于击败吴国，报仇复国，这就是政治家的能伸。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也！

《厚黑学》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1）

“胡萝卜加大棒”是旧时做领导使的惯招。那种既打又哄的伎俩曾使多少职员诚惶诚恐，而当今做领导的第三件事所使的“棒与杀”却是“当今领导”应遵循的十大原则。

“挺”“活”结合方可成大业

著名军事家孙武把战争环境分成许多种类，其中最险要的一种环境叫做“死地”。何谓死地？孙武解释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意思是，前后受阻，背负险固，战斗还有生存的可能，不战则惟有死路一条，这就是军事上的死地。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年），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

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曾国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将其作为创业的基本原则，赢得了忠臣的美誉。然而，这并不是说曾国藩对任何事情都要不作任何变通的墨守陈规，在许多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上，曾国藩则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处世的圆满和全面，从另一个角度又保证了他能够坚持挺下去。

这种“挺”与“活”的结合，并不违背曾国藩所奉行的儒家道德和处世法则。曾国藩指出，为了坚守大事大非，有时不拘泥于过去的言行，这是连孔子也赞成的做法。

孔子住在陈国的时候，有一次离城外出。他经过蒲国时，正好公叔氏在蒲国谋反。蒲国的人就扣留住孔子，对他说：“如果您不去卫国，我们就让您走。”孔子就和他立盟。但孔子出了蒲国东门以后，就立刻去了卫国。子贡说：“这样做不是违背了盟约吗？”孔子说：“这种被迫立的盟约，鬼神是不会理会的。”

因此，为人应该讲信用，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如果为了一个不当的誓言限制自己今后的进取，是愚蠢透顶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将“挺”字与“活”字结合起来运用，是因为他对儒家思想的精微体会到了至深至透的缘故。

做领导立威的九大原则

凡事都要有规矩，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不乱纲纪，不偏离目标的重要方法。一但有了法，则可以直言管理，严格要求，保证各层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执法必严。有些人认为立法要严，执法要宽松，法无情，人有情。这个道理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说是以情废法。所以，应该改为立法适情，执法无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试法。此处所说之法，就讲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一、管人以威

要使领导者的威信建立在人才的心中，这样即使用才时，把他指使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也不会违背或背叛领导者的旨意。这种威信绝非威严、严厉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领导者平日行动中的凛然正气所感染，靠的是领导者经常对属下的爱护之心所熏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礼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爱和礼仪来铸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才不违背。

二、以暴制暴

与小人相比较，悍将不但无德，而且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代时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开口就说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但这陈国瑞不怕这僧王。而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在他的指挥下屡打胜仗，这足以说明以暴制暴———恶管术的效果。

三、以严制狂

聪明的领导人，对于狂妄的下属能够采用威严的管理方法，加以制服，他们采用的就是以严制狂———威管术。

清代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猛将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四、管人不能徇私枉法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的宰相，他很喜欢吃鱼，国内的人都争买鱼献给他，公孙仪一概不接受。他弟弟问他：“你既喜欢吃鱼，为什么又不要呢？”公孙仪回答：“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办事，那就可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会被免去宰相；免去宰相，虽然喜欢吃鱼还会有谁给你呢？不接受鱼而不被免去宰相，这样，虽然没有要人家的鱼，但却能长久地自己买鱼吃。”

这样清醒，实属不易。他很辩证地认识到只有不吃别人的鱼，才能真正长远地靠自己吃鱼。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没有公孙仪这份智谋。在小利面前，贪心过剩，结果被别人牵住了鼻子。特别是一些已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功的人，由于权力和影响超出常人，人们对你一般都是有所求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当然会对你曲意奉迎，投你所好。如果贪图小利，成了别人的工具，那么违法乱纪之事就在所难免了。

《厚黑学》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2）

五、依法行事，按律施行

武则天(公元642年～公元705年)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才华的女皇帝。她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又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把她立为皇后，并参预朝政。李治死了，她废掉李治的儿子唐中宗与唐睿宗，干脆自称圣神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在她统治的年代，虽然还能继承唐太宗的某些善政，并进行了一点改革，但由于自己是女人当皇帝，惟恐有人不服捣鬼，于是广设特务，提倡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时宗室、朝臣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被冤死的很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时大部分执法官员都“竞为深酷”，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无辜，借此邀功要赏，但是，就有那么一位李日知却认定了办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个“死理儿”，不怕死、不信邪、不求官、不爱财，留下一股人间正气。李日知河南荥阳人，当时任司刑丞，量刑一贯平恕准确，从不草菅人命。但是，当时酷吏横行，民命如草，司刑少卿胡元礼就是这种酷吏中的一个。有一次胡元礼要杀一个人，李日知依法判定用刑过重，不同意处死，胡元礼当然不干，两人这样反复争论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定案。胡元礼气极了，咆哮道：“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人就休想活命!”李日知听说后也不示弱，他严肃地讲：“如果我李日知还有负责目前的工作，这个人就不能处死!”最后两个人各自向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由于李日知言之有据，难以反驳，最后还是没有能按胡元礼的意思屈判那人死刑。依法行事的管理原则终于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