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理者的数量有所减少。
可和专业类工作岗位的增长比起来，管理者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专业人士占如今总劳动力的
20%。电脑、会计、营销、广告和商业分析等行业的专业人士，都有突出增长。事务性专业人
士也有大幅增长：项目经理，金融经纪人，客户服务经理和投资顾问。
难的是解释为什么劳动力技能结构成了奇怪的“沙漏”形状。库利先生猜测，几种不同的发展
趋势导致了这一现象。首先，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农业、矿业、制造业和建
筑业越来越机械化，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制造业的电脑化，有力地解释了蓝领工作机会
（尤其是男性）的日趋衰落—也即工匠、半成品制造与运输业工人（如机床工、印刷工、林业
工等）、加工业工人、纯体力劳动者等。
与此同时，机器的进步（如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似乎削弱了制造业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
残存的此类就业岗位，不必非得由专门的工匠来完成，工匠的配偶照样可以干。例如，木工
机械师和车床工的数量，减少了1700人，同时木材处理机床工人的数量，却增加了1900人。
如此看来，制造业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水平，从中等程度跌入了低等程度。
可在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却正好相反：中间档次的就业岗位，由较高档次的就业岗位所替代
。而“专业化”的职业，需要大学文凭。护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过去15年，登记护士的数
量减少了32%，可注册护士的数量却增加了22%。图书管理员是另一个例子。图书馆助理的数
量减少到8400人，可图书馆技术员（属于辅助性专业人员）则增加到4600人。但最怪异的还
要数员工关系方面的工作岗位。人事职员减少到1400人，可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却增加到了31
000人，人力资源经理更增加到19 000人！
另一个有助于解释中等技能程度就业岗位流失的发展趋势是，办公室普遍使用电脑，减少了
对常规性文书职务的需要。例如，由于各级别的办公人员都学会使用桌面电脑，键盘操作员
（也就是从前的打字员）的数量减了一半，只剩69 000人了。
不过，要解释非技术性职位的增长，我们还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劳工家庭，尤其是双收入
的专业人士夫妇，他们越来越富裕。一方面，他们在奢侈品和闲暇活动上的支出增长，解释
了服务员、旅行代理、个人护理顾问、健身教练和娱乐业员工人数的增多；另一方面，夫妇
出钱请外人完成家务劳动，解释了保育员、清洁工和维修工人数的增多。
最后，我们日益频繁的深夜和周末购物，解释了商店店员（增加了20万人）和收银员（增加
了3万人）的惊人增长。（请注意，大部分此类工作皆为兼职。）所以，虽说大部分就业岗位
（当然，是大多数收入较优厚的岗位）日渐要求由大学毕业生来充任，但就业的整体情况远
为复杂。没有什么技能的人总能找到工作，不仅是因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有钱支付个人服
务，还因为中间层次在消失。
既然说到工作的话题，还有些事需要说说。我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工作
这件事，遭到了我们极大的误解。传统经济学家的模型假定工作是一件“丧失效用”的事情—一
种实现合意目标（钱，以及你能用钱买到的所有东西）的讨厌手段。但根据心理学家和经济
学家对幸福的研究，工作在我们的幸福感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多幸福实际
都源自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早就知道。
我们的自我认同（在解释自己各方面的个性或行为时，你是不是经常提及自己的职业？），
我们的友谊，我们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感觉，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工作带来的。所以，工作既
☆、劳动力的变化（5）
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如经济学家所假设），又是目的本身（为经济学家所忽视）。工作
有其内在的好处；它是有“效用”的。我们就好像是一种生来就得工作的动物，没有了工作（
即便是一个80岁的老奶奶，在大家庭里也希望觉得自己“有用处”），我们快活不起来。
再来看看研究吧。2003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做了系列专题讲座，总结了其他经济学家从诸多国家的大
量调查中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平均来说，失业者所承受的不幸感，较之家庭收入比平均收入
跌了1/3的人所承受的不幸感，要高3倍。所以，本应有工作却没工作，比收入暴跌更糟糕。
（请注意此处对两种情况做了区分：一是失业的后果；二是丢了工作所以没了收入的后果。
当你想到没有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前者。）而且，平均起来看，相较于收入跌了1/3但
保住工作无忧的人，那些时刻担心保不住饭碗的人所承受的不幸感，要多一半。
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所做的研究，肯定了以下观点：工作稳定，人们对工
作的满意度也高。还有哪些因素与工作满意度有关呢？按奥斯瓦德教授的调查，相对收入较
高、有大学学历的人，满意度更高。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满意。自雇的人，以及在较小职场工
作的人，往往更为满意。上下班通勤时间的长短影响工作满意度，在家工作往往能带给人较
高的满意度。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份能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能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众所周知，你对自己干什么、怎么干有多大的掌控权，极大地影响着工作满意度。迈克尔?马
蒙特及其同事做过的一次著名研究还发现，你对工作的控制程度，甚至能影响到你的健康。
承受压力的不是上司，而是接受命令的底层工作者。奥斯瓦德教授认为，时间期限紧，工作
速度快，不利于工作满意度。可由谁来控制工作的步调亦相当关键。倘若由顾客来控制，则
有利于工作满意度；由同事来控制，尚可。可要是工作步调受生产目标来控制，那就不妙；
若由上司控制，更是大大不妙。从好的一面来看，小小的自由，比如能够搬动桌子，调整一
下光线，是非常有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的。
问题在于，虽说善良、明智的上司关心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可近年来上司们所面临的种种压
力，却迫使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迫使他们忘掉员工的感受，把员工当成骡子一般拼命使
唤，拼命削减成本。一方面，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知道工作能带给人满足感，可在前述模型（
即假设工作只是获得金钱的一种讨厌手段，人人都羡慕失业者有大把闲暇时间）的鼓励下，
他们不停地劝说政府和企业“改革”。传统经济学家一直沉迷于尽快让我们富裕起来的目标。
在他们的影响下，过去20年间我们辛苦劳作，努力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更多产，却忘了这
么做会令工人陷入失业，令工作丧失稳定性，制造更多不满。
上述言论听起来真是有点颠三倒四。而且也不是什么劝说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更晚才退休的
聪明办法。只不过，在我想来，针对婴儿潮一代退休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经济学家和
政治家们一起加入推动“工作丰富化”的行列，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应对方式。
☆、职业女性（1）
1964年我步出校园的时候，只有不到1/3的女性在职场打拼；如今这个数字早已超过半数。当
时1/4的全职工作为女性所有；如今则为1/3。当年，在所有就业岗位中，兼职工作只有9%；
现在为28%。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70%的兼职工作皆由女性所从事。是以婴儿潮一代在职场
生涯中见证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女性重返—或者干脆一直没离开过—受薪
工作岗位的人数越来越多？对政治家来说—不管是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也好，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也好—答案明摆着：经济上的必需。基廷说，自打他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政界，“由
于本国生活的高成本，很多年轻已婚妇女被迫离家重返工作岗位”。而霍华德先生为了让妇女
“选择”带着孩子留在家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要是经济能力尚可，妇女
们当然愿意待在家里。
但我认为政治家们大错特错。在我看来，已生育孩子的妇女想要工作，明显是为了充分利用
她们当年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当然，她们喜欢钱，但她们同样想要拥有一份事业，这才是
她们当初谋取学历的动机。男人在职场上有野心，如今的女性照样
有—真叫人吃惊啊。我将之称为女性在经济上的解放，它说不定是我们时代意义最深远的经济
和社会变迁。
由于这一趋势早已开始—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轻轻松松就接受了它。我们不曾赏识它的
深刻含义，不理解它的起源，我们甚至还没能接受为了顺应它而需要进行的下一步改革。我
认为它的源头始于20世纪60年代，父母们对子女教育问题出现了态度上的转变，认为女孩儿
也应跟男孩儿获得同等程度的教育。于是姑娘们就像赶鸭子下水般给送去接受教育，于是造
就了今日之局面。澳大利亚全国高中毕业率，女孩儿是79%，男孩是68%。在所有接受高等教
育的学生中，女性占55%。在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学员中，女性占49%。在所有适龄工作人口
中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女性占45%。
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出现的巨大变化，和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有着莫大的联系。它能
一举说服我们：女性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它让我们相信：如今，以及长远的未来，所
有年轻女性都会争取工作（当然有可能会因为要生孩子而暂时性地中断）家庭两不误—当然，
决心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女性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年轻女性在高等教育上的巨大投
入—放弃了收入，放弃了闲暇时间，背上了教育贷款—显然会坚定她们继续工作的决心，最大
限度地获得过去投资所带来的回报：金钱，地位，精神满足。但此外还有比较看重利益的一
点，我们需要记住（由于这一点非常看重私利，我简直不明白这么多年来，经济理性主义者
们为啥还没开始动手捏着我们的脖子往下灌输）。
即便是如今私立学校盛行，大学学费高涨，教育年轻人的直接成本，仍然主要是由社会（一
般的纳税人）来承担，而不是个人及其家庭。社会这么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教育的
固有好处（在如今这个唯利是图的年代，这一点很容易为人所忽视），还因为我们把它看做
社会的一项投资。换言之，我们越是让澳大利亚全国劳动者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训练，我们的
国家就越可能变得富裕强盛。
好，麻烦事儿来了：如今，澳大利亚一多半的教育和培训支出，都花在了女孩儿和妇女身上
。所以，要是这些妇女不能在受薪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利用自己获得的教育，受害的可不光是
女性及其家庭。我们其余人也将深受其累。社会在女性教育上投入了大手笔，如果它袖手旁
观，坐看大量女性利用教育的尝试失败，那也就是说，它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投资的潜在收
益白白泡汤。
或者不妨这么想。由于男性长期占据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制度（法律和惯例）
都是为了适应男性需求而设计的。但现在，由于女性在经济上的解放—工作的民主化，半数的
劳动者成了女性。女性有三个特点与男性存在显著不同：要生孩子，给孩子哺乳，多多照料
☆、职业女性（2）
孩子。可时至今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说“不好意思，亲爱的，可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解
决吧”。
我的观点是，有两个重要原因，令得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调整劳动力市场制度，使之符合女
性的特殊需求。首先，一半的人口通过自己的行动，表露出对制度调整的期待。我们有一半
选民都是女性，长久以来，她们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既想要家庭又想要事业的愿望。（奇怪的
是，政治家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了这一信息。）第二个理由是，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必要
的调整，不能让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轻松游走，社会将浪费它在女性教育上的大笔投资。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以下罗列了其中一部分。我们需要理解，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在
哪些方面对全职母亲存在偏向，而对重返职场的妇女不利。我们需要对人口问题做进一步思
考，想清楚怎么做才能保证人口不再呈负增长状态。我们必须承认女性在儿童保育安排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帮助她们做得更好。下面，让我们分别来谈一谈。
我敢肯定你听到过人们抱怨说，较之双收入家庭，同样收入、但只靠一个人挣钱的家庭要支
付更多的所得税。出现这种看似不公正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以个人为单位（而非家
庭）课税的。还因为我们的税收比例是“累进”的，也就是说，随着你的收入增长，需要缴纳
的所得税也越来越多。是以，倘若A家庭靠丈夫养活，丈夫一年收入60
000澳元，妻子待在家里照料孩子，他们要缴纳的所得税，就比丈夫妻子都上班、每人每年各
挣 30
000澳元的B家庭高得多。很明显，A家庭只能享用一次纳税起征额（也就是预先可扣除6000澳
元不纳税），B家庭却能享用两次，而且适用的税率更低。
如果你认为这有失公平，约翰?霍华德也是这么想的—我猜珍妮特?霍华德大概也一样。早在2
0世纪70年代就任费兹政府的财政部长时，霍华德先生就认为，单收入家庭在纳税时，应当把
收入分摊在丈夫和妻子两人头上，这样更公平。对此，你或许并不知情（这事儿从来没上过
报纸头条），但在霍华德就任澳大利亚总理的10年间，他一直不懈地为此努力。
再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引自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特丽夏?艾普斯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
2003~2004年之间，年收入 60 000澳元、育有一个5岁以下儿童的单收入家庭，需缴税12
000元。而收入总额一样，但由夫妇分别挣30 000澳元的家庭，缴税金额为10
000澳元多一点。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把双收入和享用两次起征点的优势简化地概括成一
年节约1900澳元，或者一个星期省36澳元。这也就是说，经过我们长期的努力，单收入家庭
的缴税额，基本上和夫妻分开的缴税额差不多了。按税务经济学家的行话，我们现有的税收
制度，其实已经很接近于“夫妻共同”缴税了。
现在再来想想这个。按2004年联邦预算公布的结果，单收入家庭的净缴税额一年跌了1560澳
元，而双收入家庭只跌了600澳元。新近的变化把两类家庭的税收差距减少了一半，平均每星
期只差18澳元。在此一过程中，我们离“共同”缴税制度更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总理如何能够悄无声息地对我们的税收制度做出如此根本性的
变革（从以个人为课税单位，转为以夫妻为单位），却又丝毫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呢？注意
到霍华德先生小动作的人不多，既是因为他使用了间接、累进的手段，也是因为他从未当众
承认过自己的用意。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税务问题有发言权的专家，大多数是男性
—他们要么是压根没注意，要么就是认为此事压根不值得注意。少数女性税务专家早就注意到
了霍华德的小动作，可没人听她们的。
那么霍华德先生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引入了家庭税务补助金（family tax
benefit），然后一有机会就提升它的额度。为了履行选举承诺，他于1997年在国家预算中初
次引入补助金，2000年把它放到了GST税收改革方案当中，之后，又在2004年的预算中再度提
升补助金的额度—每个孩子补助600澳元。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补助金的最低额度，从一个孩
☆、职业女性（3）
子每年补助600澳元，升到了差不多1700澳元。补助金的最高额度可达每个孩子一年4900澳元
。
这里有个窍门：要想申请补助金的家庭，要先做一个经济情况调查，而这个调查里的收入，
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定义的。所以，对于孩子尚未成年的夫妇来说，最终净纳税额（也即扣
除家庭税务补助金返还之后的纳税额）的很大一部分，不再按个人收入计算，而是按共同收
入来计算的。
当然，家庭税务补助金还有第二个部分：B部分。B部分的领用金额（现在一对夫妇一年可领
取2900澳元），不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计算的，而只算妻子的收入。而要想申请到B部分，妻
子的收入必须低到一个不合情理的程度，所以，B部分实际上是专门针对全职妻子的一种税收
减免政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不把家庭税务补助金当做是一种平衡实际收入相等的单、双收
入夫妇净纳税额差距的秘密途径，那它实际上所起的效果，就是提高职业女性的税率。请看
艾普斯教授所举的另一个例子。2003~2004年间，一个从事兼职工作、年收入为20
000澳元的妻子，如果按个人纳税，缴税额不到2700澳元。这样，她的平均税率为。可
实际上，根据艾普斯教授的估计，从事兼职工作、年收入19
200澳元的已婚妇女，有效平均税率高达。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除了以个人身份纳
税之外，妻子们还要扣掉一部分家庭税务补助金。 如今的财政部长彼得?科斯特罗（Peter
Costello）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从事受薪工作，缓解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成本。可按国际标
准来看，澳大利亚妇女的就业率并不高—如果把从事兼职工作的妇女也算上，那澳大利亚女性
的就业率就更低了。为什么我们女性的就业率如此之低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总理
大人认为，相较于同等收入的其他人，对职业妇女课重税是个好主意。还有个可能的解释，
我们的总理大人认为，限制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同样是个好主意（直到最近才有所变
化）。
让我们回到人口出生率问题上。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避孕药的发明，我们总体生育率（
每名妇女生几个孩子）的显著下降，与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重返职场，两者存在紧密联系，
对此似乎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生育率从1961年的峰值，跌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
6—远远低于的人口更替率。幸运的是，最近6年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所以，人口统计学
家所预计的进一步衰退，说不定并不会真正出现。然而，我们那些好眼光的领导者，却不愿
给此事一个转圜的机会。
科斯特罗先生公布2004年联邦预算（其中包括一项新生儿补助计划）的时候，他敦促人们“回
归家庭，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他试图用这一笨拙的幽默话，掩盖他对人口出生率问题的态
度大转变。2002年发表《跨代报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时，科斯特罗尚认为，较高的出生率，反而会加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且，政府
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此一发展趋势。的确，就业人口既要赡养退休的父母，又要照顾未成年
的孩子，这样一来，孩子越多，日子越难过。
但这种看法是很短视的。社会必须照顾年轻人到20～25岁，帮助他们接受教育，但25岁之后
，年轻人就变成了劳动力，有能力赡养他人了。至于科斯特罗认为政府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此一发展趋势的看法，更是完全不对—他后来的预算方案和花言巧语同样不对。如果你认为，
给3000澳元的新生儿补助—到2008年进一步增加至5000澳元—并不足以影响夫妇生养孩子的决
定，那你可算说对了。就其本身而言，新生儿补助方案能够带来一些有利后果，但微不足道
。
用钱鼓励夫妇生孩子的想法，可谓目光短浅。要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个
叫人吃惊的事实：在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当中，已婚妇女就业率高的
国家，出生率一般较高，而女性就业率低的国家，出生率往往也较低。这或许和你想的恰好
相反，因此，我们（当然还有丈夫们）务必需要对妇女、受薪工作和生孩子之间的关系，做
☆、职业女性（4）
一番更深入的考量。（上述结论得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统计学教授彼得?麦克唐纳的研究，后
为艾普斯教授的研究所证实。）
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在迅速走向老龄化，但大多数国家的程度远远不如我们严重。20世纪
80年代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跌到了我们如今的水平。于是一部分国家，如瑞
典、挪威、丹麦和法国，采取了方便妇女就业的对应措施；而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
和西班牙，则置之不理。结果如何呢？那些继续让职业女性日子不好过的国家，不光女性就
业率低，人口出生率也不停下降；而那些眼光更长远的国家，女性就业率提高了，人口出生
率也止跌回升。
解答这一谜题的关键，是要理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所蕴含的革命意义。如我们所知，既然女
孩比男孩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毫不出奇，很多女性都希望获取教育在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上所
带来的果实。而政府通过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令得女性难以实现家庭和事业的两全其美，
那么，女性就业率低、生育率不断下降，也就很自然了。更不要说，整整一代的已婚女性没
能享受到应得的人生，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何其遗憾哪！
坦白说，我得出的论点是，在这一领域有能力左右政策的男性们，反而在把事情往糟糕的方
向弄。因为他们忘记了女性的立场，是他们令妇女孩子越生越少，越来越倾向于从事兼职工
作；如果我们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本来是能让更多女性从事全职工作、又生上两三个孩
子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决定不要孩子的妇女越来越多，而是因为很多妈妈
生了一两个孩子就不生了。）
我们不为已婚妇女打开就业的方便之门，原因之一是古老的道德伦理认为，政府不得给全国
职工添麻烦，增成本。但我们强加给已婚妇女（还有本该承担更多家务工作的已婚男人们）
的糟糕交易，阻碍了女性熟练劳动力完全进入职场，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让我们困顿
于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进退两难。难道这就是商人们所谓的追逐私利？难道这就是经济理性
主义者所谓的理性？我不这么认为。
儿童保育是一个为政策所忽视的重要领域。为了让国家和女性充分利用到原先花在女孩儿教
育上的大笔投资，足够的儿童保育机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霍华德政府的一大主要政策，
就是削减儿童保育补助金。当然，2004年大选后情况似乎有了彻底的转变。可不幸的是，尽
管政府如今增加了儿童保育支出，但并未采取太多措施，提高有能力进入劳动市场的已婚妇
女的数量。
霍华德先生在发表施政演说时曾许下很多诱人的诺言，其一是对家长的儿童保育净支出（也
即家长在保育方面花掉的费用，减去所获得的儿童保育福利）退税30%。尽管据说此举会让其
他纳税人在3年中承担超过10亿澳元的成本，但具体怎么做的详细情况却似乎无人披露。当然
，这或许是因为情况过分复杂，但更可能是因为没人想到那么长远。
儿童保育退税建立在现有的儿童保育福利金基础上—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该福利金的主要体
现形式是，支付给保育服务机构每周的费用极低。根据家里需要保育服务的孩子数量和家庭
总收入，福利金介乎于每个孩子每小时补贴～澳元。我应该告诉你，由于1996年选
举后，霍华德先生对哪些竞选诺言当真、哪些不当真做了一番口无遮拦的评论，引起公众强
烈反应，如今他老兄成了个说话算话的人。但这并不排除财政部长对履行承诺的条件做一些
回顾性的“修正”。有时候，这么做是为了把不切实际的诺言弄得多些可行性；而更常见的目
的，则是让国家少掏些钱。
不管怎么说，到了履行诺言的时候，科斯特罗先生和他的财政顾问们在这件事上算是竭尽所
能了。和30%的私人健康保险退税不一样，新近透露的儿童保育退税计划不再是给保育机构补
贴，减少父母每周支付的保育费，而是在夫妇递交年度纳税申报单之后，合在退税款项中一
并发放。
等一等，还没说完呢……由于儿童保育退税的数额取决于你享受的儿童保育福利的额度，又由
☆、职业女性（5）
于儿童保育福利的额度取决于家庭全年总收入和你在儿童保育上的总支出，还由于财政年度
终了时才能知道这些事实到底如何，最后，由于官僚主义者们要等到最迟至11月才能算出你
够资格申领的退税数额，你必须要等到下一年退税的时候才能获得儿童保育退税款项。嘿，
绝对不是开玩笑。这就是说，虽然退税方案早于2004年7月1日就签署实施，家长们至少也得
等到18个月之后才见得到钱星儿。而且从那以后，第一年该享受到保育退税，要等到第三年
才能收到。
对于所有挣扎着承担高昂育儿成本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妻子的税后时薪还比不上儿童保育每
小时成本的家庭来说，上述迟来的兑现条件，无疑极大地降低了保育退税的实际价值。结果
，保育退税并没有起到预想中鼓励已婚妇女重返受薪就业市场的目的。对比18个月的兑现期
，提前6个月签署实施简直没起上什么作用。
第二个迟来的曝光缺陷，是每个孩子每年能享受到的保育退税，以4000澳元封顶。对于悉尼
和墨尔本一些采用昂贵的日间托儿服务的母亲来说，此举直接限制了保育退税所具有的价值
。至于大多数其他母亲，还要等几年才会达到上限。当然，有了上限，其他纳税人所承担的
保育退税成本，就不会像30%的私人健康保险退税成本那样，年复一年地越积越高。
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问题。你用30%的补贴，减少了某样东西对买家的实际成本，那么
在供应量一定的前提下，你就提高了它的需求量（从而造成了供应的短缺），从而使得供应
者索取更高的价格。换句话说，退税所带来的好处，最终由买家和卖家共享—诚如私人医疗保
险退税所造成的局面。科斯特罗先生认为，设置4000澳元的上限，意在限制育儿服务机构（
大多为私营企业）提价的范围—也就是限制那些可怜的低薪儿童保育工人加薪的幅度，虽然这
一点他并未明说。然而，保育机构暂时还没提价的实际原因，很可能只是因为保育退税兑现
的日期是如此延后。
一些对保育退税政策的批评认为，它必然会造成提价，同时又无力缓解保育场所长期供应不
足的现象。这种看法不对。较高的价格带来了较高的利润，这会鼓励供应商提供更多保育场
所。麻烦的是，这些新增的保育场所，大多是以住在较好社区的高收入母亲们为服务对象的
。
让儿童保育服务变得更便利、价格更可能为普通家庭所承受，从而鼓励更多妇女重返就业市
场，政府的这个新目标是值得称道的。不幸的是，官僚主义者们在保育退税上鬼鬼祟祟的安
排，使得它变成了一种相对无效而又浪费的办法。要想帮助夫妇在工作和家庭义务中找到平
衡，克服由于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扭转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前面的
道路还很漫长。
放弃儿童保育退税方案，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慷慨的保育福利计划上，恐怕效果更好。我们
要尽量鼓励多在托儿所不足的偏远社区建立社会性托儿所。我们要鼓起勇气，迈出其他所有
工业化国家业已迈出的一步：要求雇主为女职工提供带薪产假。
☆、接受更多教育的价值（2）
学生比完成了第一年学业的学生，入学等级分只稍微低一点点。
不少研究者早就发现，倘若家长教育程度较高、较富裕，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一般也比较好。
米勒和文证明这一现象在大学里也成立。然而，较之于富裕程度，父母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
。研究显示，物质上的便利性—如是否摄入营养食品，舒适的住处，能刺激智力的阅读材料等
—对儿童学习并无明显积极效果。相反，母亲的技能（按其接受正式教育的程度来衡量），则
是决定孩子成绩的一大关键因素。
听到大学头一年女学生的成绩比男学生更好，你或许不会太感惊讶—根据米勒和波切的研究，
女生的平均成绩比男生高5%。奇怪的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似乎并未出现类似情况。
米勒和波切发现，同一门课程，以第三或第四志愿选修的学生，比第一或第二志愿选修的学
生，平均成绩低。这或许是因为前者动机不足。两人还发现，大学入学等级分较低、但
来自升学率较高中学的学生，在第一学年的表现往往比预期要好。这是“沉浸效应”的影响，
也即大学的环境带动了学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强化效应”，指的是来自大学录取考试表
现好的学校的学生，第一学年的成绩比考试表现差的学校的学生更好。
除去上述特殊现象，两项研究都证实，学生的大学入学等级分能准确预测其在大学第一年的
表现。米勒和波切估计，入学等级分每高1%，大学第一年的成绩亦对应提高~1%。
但即便这一发现也内有玄机。所有的大学都可以有条件地择优录取一小部分大学等级分低于
官方录取线的学生。米勒和波切发现，这种学生第一年的平均成绩，比在录取线以上的学生
高7%。这或许是因为特别录取的学生更发奋刻苦，但它同样暗示，倘若能按照各方因素全面
考察申请人，而不光是看录取等级分，大学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源。
好了，看罢事实与数据，要不要出大价钱上私立中学、读完私立中学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帮助
，就归各位家长自行判断了。下一个问题：干吗费事读大学呢？想想那些打着“高等教育成本
分担计划”（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Scheme,
HECS）旗号的各类费用和债务，上大学真的物有所值么？过去10多年里辍学生重返大学的浪
潮，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大学毕业生的供应量越来越大，是否会削弱有学位者在劳动力
市场的薪资优势？
研究结果能让你稍感宽慰—不过作用有限。虽说HECS确实从“大学教育带来的私人回报”里啃走
了一大块，但上大学的金钱收益仍然相当可观。根据墨尔本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夫?鲍兰所做的
一项研究，在2002年（当然，是在2005年HECS上涨25%之前），就读全日制大学，每名学生每
年的平均成本是 17
000澳元。HECS提前支付的费用约占5000澳元，学生会会费、书本费、旅行费等再占2000澳元
左右。所以，学生付出的最大成本，是因为继续求学而放弃的收入。虽说不少大学生都在兼
职工作，但即便如此，一个人一年放弃的收入，平均也为10 000澳元上下。
但以下神奇的数字让一切牺牲物有所值（而且也值得我们注意一下）。按鲍兰博士的估计，
大学毕业生每年的平均收入，比高中生多10
000澳元，而且是税后收入。总的看来，3年本科文凭，初始成本平均为52
000澳元，但毕业生就业后，一辈子多出来的税后收入高达433
000澳元，是以就读大学给一个人一生带来的净收益为380
000澳元。（请注意，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这些数字针对的是一般的男性大学毕业生。你应该
料得到，女性的终生收益会低一些—主要是因为她们全职工作的年限较短，而且晋升速度也较
慢。）
如果你把获得学位看做一项商业投资，它的年平均回报率是。（做出这一估算，主要是
基于这样的事实：就读大学，所有的成本都是提前支付，而收益则分布在随后的若干年。）
倘若你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投资能带来将近的年回报率，千万记得告诉我。这档子交易
太划算了。但还有一点，若不是因为有教育无息贷款，回报率将会高达。
☆、接受更多教育的价值（3）
所以，大致说来（请记住，所有这些估计都比较粗略），教育无息贷款使得个人就读大学的
回报率降低了1/3。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教育无息贷款，似乎是唯一令得大学教育回报率降低
的因素。抛开这一点，在过去20年间，大学教育的回报率一直相当稳定。所以，虽说大学培
养出来的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可产业界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呈直线增长，由此大学毕业
生的薪资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是所有3年本科学位的平均预期回报率。但你大概猜得到，
有些学位能通往对“钱途”更有利的职业。鲍兰博士对平均值做了有限的进一步分析，证实了
你的猜测。比方说，文科和社会学学位，年平均回报率大概是11%，而经济学和商科学位，则
为18%。
鲍兰的概算还显示，对于那些花了4年时间才完成3年本科学历的学生，他们提前支付的额外
前期成本，把回报率从降到了甚至更低。但确实需要读4年才能完成的学位，或是
如今日渐流行的双学位（可能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回报情况又如何呢？
鲍兰博士的研究没有明确提及这一点，但其他一些研究则认为，倘若你在大学里待的时间远
远超过了3年，你很快就会碰到收益递减。一般来说，在主修学位上花了更长时间学习的人，
能找到收入更为丰厚的工作。可额外的收入，似乎并不足以弥补由于推迟进入全职就业市场
而支付较高前期成本。鲍兰博士的研究明确指出：研究生学位的年平均回报率仅为—也就
是说，差不多只相当于本科学位的一半。
还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虽然我觉得这一点显而易见。到目前为止，我对高等教育收益的分析
完全是单向度的；它只考虑了金钱收益。很不幸，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标志。经济学家、
政治家、商人，还有媒体，越来越着迷于教育扮演的经济角色：一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手段
。
这种物质至上主义倾向，令得大学的课程设置越来越偏向“职业化”（此举不见得总是明智）
，学生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功利。不考试的东西，他们没什么兴趣学。又因为学生们投入更长
时间从事兼职工作，力争提高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大学的文化活动深受其苦。
但就算你不是什么天才，也该看得出，接受教育之所以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在于它本身蕴
含着可观的非物质利益。倘若我们忽视了这些源自本质的好处—知识本身—就会迷失在手段与
目的当中。讽刺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接受更多教育无非是为了追求一张更好的饭票，我们会
变得极度贫乏。
对不起，我偏题了。我努力想严格地从物质角度阐述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再次本着严格
的金钱至上态度，看一看有关支付HECS费用最佳方式的问题：到底是提前偿还，还是延后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