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当出版（使某事公开的过程）从困难变得轻松，习惯了旧有体系的人通常会认为业余出版者出版的东西不好，仿佛出版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尽管它从来不是。当人们十分在意出版的成本和成果的时候，出版显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出错太多就会面临失业。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了，风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一项曾经被视作很有价值的活动被证明其价值只是一时的偶然，如同经济学的变化所显示的那样。
美国小说家哈维?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对简装书的看法是，“美国公众读书习惯的革命，究竟是意味着我们将被淹没在一大堆不断降低大众品味的垃圾中，还是意味着我们如今可以轻松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宜的经典书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非常重要的问题。”
史威多斯对此的观察发生在1951年，当时简装本的图书已经流行20年之久。奇怪的是，当时他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51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公众无须在如洪流般的垃圾和广泛可求的文学经典中做出选择，而是两者都可以拥有（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两者都拥有”不仅是对史威多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每当传播过剩时的答案，这种过剩从印刷机发明就开始了。印刷最早是为了使《圣经》和托勒密（Ptolemy）作品的传播价格更低廉，但所有这些旧有的文化一点也满足不了科技的进步空间或者读者的期冀。即便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对新鲜事物的不断尝试，我们就不会有“不断增加的经典清单”。如果世上存在某种简单的公式，可以让人写出连续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都能得到赞誉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再需要不断尝试了。但事实是没有这样的简单公式，因此我们的尝试仍须继续。
在不断尝试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自由不断增加，随之增加的还有劣质的材料，虽然尝试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广受赞誉的东西。这正是15世纪印刷界的实际情况，也是当今社会化媒体的现实写照。和此前的“匮乏”相比，“过剩”带来的是平均水平的下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尝试终究会带来回报，多样化的发展扩大了新的可能，其中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好的作品。有了印刷机，出版业越来越重要，因为文盲减少了，文化和科学写作造福社会，尽管随之也出现了一大堆垃圾。
媒体，社会的连接组织
我们并非在见证印刷革命的重归,所有的革命都是不同的（就好像是说所有的惊奇都是出人意料的）。如果社会的变化很容易被立即接受，那么它就称不上革命了。而今天，革命集中在对业余爱好者融入生产者的震惊里，我们发表公共言论时不再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许可。社会化媒体没有引发韩国的烛光抗议，也没有培养PickupPal用户更多的环境意识。这些影响都是由意图改变公共交流方式的公民们造成的，他们发现自己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