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这种狂热的并不是任何一套法律。杜松子酒的消费被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它作为表象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以及旧有城市模式在适应这种变化时表现出的乏力。帮助平息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的，正是围绕着伦敦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密度产生的新城市现状进行的社会重建。这种重建最终将伦敦变成了大家公认的最早一批现代化城市之一。当谈论起“工业化社会”时，我们所说的很多制度事实上都是应工业化的环境而生，而非由工业化本身造成的。互助型社会使除开家族和宗教关系外的人们也能共同处理风险。集中的人口促使咖啡馆以及后来的餐馆遍地开花。政党也开始招募城市中的穷人，并将响应他们的人提名为候选人。只有在城市密度不再被视为危机，而仅仅被当做一个事实甚至机会时，才会出现上述这些变化。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费的原因，有一半是人们想通过麻痹自己来抵御对城市生活的恐惧，而这种消费开始回落，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减轻了这种恐惧。人口数量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丧失理智的群众不同，新社会的建筑师们察觉到，工业化的副产品——某种公民盈余（civic surplus）出现了。
那我们呢？我们在历史上的代际变迁又是怎样的呢？那一部分仍时常被我们称做“工业化社会”的全球人口，事实上早已转变成后工业化形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城市化发展以及郊区人口密度增长的趋势，辅以在几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标志着愿意思考和谈话、而不是生产或运输物料的人数的空前增加。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杜松子酒”，一种虽饱受批评却能让我们在由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放轻松的润滑剂，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情景喜剧（sitcom）。看喜剧，或者肥皂剧（soap opera）、古装剧（costume drama）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各种娱乐节目，侵吞了发达国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以及人均寿命迫使工业化社会去努力解决一个全国性的、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就是自由时间。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累积并激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数量飞涨，二是人们寿命越来越长但工作时间却越来越短。（有部分人口在20世纪40年代前便经历了教育和自由时间的急剧上升，但当时这种趋势仅发生在城市地区，并且大萧条推翻了很多当时的潮流，无论涉及到教育还是下班后的时间。）这一改变还削弱了传统消磨时间的方式，而这种削弱是郊区化的产物——远离城市，远离邻里，不断更换工作，不断搬家。战后美国每年积累的自由时间总计有数十亿小时之多，但是人们野炊的频率和保龄球社团的数量却开始出现倒退。我们究竟用这些时间做什么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看电视。我们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看《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看《马尔柯姆的一家》（Malcolm in the Middle），看《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我们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时间，但能消磨这些时间的趣事却太少，以至于每个发达国家的公民都开始看电视，好像这是一种义务似的。很快看电视就消耗掉了我们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全世界的人们平均每周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超过20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