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很明显的，弗洛伊德并不主张“性自由”。“父权是本世纪性解放之因”——这种说法很多人认为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若他本人有知，必定加以驳斥。弗洛伊德是清教徒，他怀疑性说不定对人类有害，虽然性本身是无可避免的。至于男人使女人变成“性的物体”，这种看法在弗洛伊德眼中，可能是个差劲的笑话。犹太人有个古传说谈到亚当的第二个太太丽丽丝（Ｌilith）很邪恶。这点他相当清楚，并认为这传说代表某种真理。丽丽丝从夏娃那儿夺走亚当，使女人成为高等动物中惟一可以随时交者，其他高等动物的雌性每个月则只有几天会“发情”，其“性生活”都有相当实际的目的。总之，根据弗洛伊德学派，造成性压抑与精神异常的“性驱力”是与文化和传统习俗无关的。这种性驱力是被架构于成人与孩童的关系，而非某个社会两性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弗洛伊德留下的文献中，主题经常是性焦虑、性挫折和性功能的失调。但是有一种精神官能症却是19世纪末的维也纳未曾记录过的，事实上这时在整个欧洲也未提起过，那就是：金钱引起的精神官能症。在弗洛伊德的时代，维也纳受到压抑的念头并不是性，而是钱。金钱主导一切，但也是一般人避讳不谈的。

在19世纪初期，如简·奥斯汀（ＪaneAusten）的小说所呈现的，钱是可公开谈论的。她的小说一开头就告诉读者每个人的年收入是多少。７5年后，也就是弗洛伊德长大成人时，大家无时不刻不想到金钱与财富，却从未互相讨论。狄更斯（nckens）谈到钱，也是很公开的，正如他说到性、私生子、奸情、罪恶的渊薮以及年轻女子成为妓女的教训等。特罗洛普（Trollope）只比狄更斯小三岁，更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他谈到性时，也相当露骨，不像是个“传统的维多利亚人”。然而，他的小说大部分还是谈到钱的问题，比方说笔下的主角（如《钻石》（TheEustaceDiamonds）中的非正统派女主角）在钱方面遇到问题，但又无法启口。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可说是和弗洛伊德差不多同时代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里，谈到金钱以及那种鬼鬼祟祟和紧张的气氛，犹如美、欧之间的对峙。

在弗洛伊德生长时代的维也纳，没有家长会跟子女讨论自己的收入情况，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到这件事。然而，钱这个念头还是在彼此的心中萦绕不去。我们现在知道了——在一个经济飞快成长的社会，都有这种现象。　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可谓相当死板。一个人的收入是一桩无法改变的事实，除非靠着婚姻，或是某个有钱的姑姑正好在某个时候死了。财富是无法通过个人的努力获致的。70年后，经济发展使得个人收入有了相当的改变。同时，所有的社会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早期，也出现了所谓的“赢家”与“输家”。少数几个人获利极巨，财富满盈，还有一群人（仍是少数）勉强可以算是富足——正如弗洛伊德年轻时的家境。我想，他们的经济情况已是水准以上。大多数的人突然间发现可以抱着更大的希望，远离贫苦的小镇生活。然而，他们的收入不是没有提高，就是远远落后原本所期望的。

第一个谈到“期望的浪潮”的是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这种现象在他提出的150年前就浮现了。最古典的例子则是萨克雷的（Thackeray）小说《浮华世界》（VanityFair），比史蒂文森提出那个名词时早了一个世纪多，而且是以“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度”为背景，也就是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而非亚洲或南美洲。

在19世纪末，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像奥地利那么神速，特别是捷克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亦即弗洛伊德家族的出身地。许多犹太中产阶级家庭都从那儿移居至维也纳。因此，绕着金钱打转的秘密与压抑——通常又称为“穷人的精神官能症”——就愈来愈流行，成为我小时候老一辈的中产阶级的通病。（年轻人比较不会有此倾向，那时奥地利的经济发展已趋于停滞，还有萎缩的情况。年轻人已经一无所有了，因此根本不担忧有朝一日是否会变得穷困。）“穷人精神官能症”所显现的，就是常常害怕有一天会身无分文，老是担心赚得不够，不能达到社会、家人甚至邻人对自己的期待。此外，动不动就提到钱，还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对钱“一点兴趣都没有”。

显然，弗洛伊德也有这种“穷人精神官能症”。从他早年寄自巴黎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可见端倪。即使他对自己极度坦白，却也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他说自己职业所得不合理，老是活在经济的压力与焦虑之中。这些错误的说法显示出那种他无法面对、只好逃避的焦虑。借由“语误”（Ｆreudianslip）——他自创的心理机制名称——压抑着这种病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没有从自己的病人察觉出这种异常，也没有在病史中记载过。这个事实对他来说过于痛苦，因此他不得不将之转为“非事实”（nonfact）。

---------------

真假弗洛伊德(6)

---------------

至于弗洛伊德说到他是反犹风潮下的牺牲者，这种抱怨同样地也被掩饰了，同时也显露出另一桩弗洛伊德无法面对的事实：他对非犹太人的无法容忍。

在中欧，特别是奥地利，弗洛伊德那一代的犹太人全心全意地，几乎带着复仇的情绪，企图变成德国国家主义者——不管是在文化吸收、自我认同、政治的结盟与倾向，都表露无遗。在文化上，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个德国人。然而，精神分析清一色是犹太人的天下，至少没有非犹的奥地利人或中欧人。弗洛伊德尽力在吸引他们，但是等到他们一加入，又将之排拒在外。

在精神分析的“英雄时代”，约从1890年至1914年，弗洛伊德驳斥每一个非犹的追随者或同事。他们多半是奥地利人、德国人或是以德语为主的人，甚或是来自中欧的男性。他弃绝荣格（CarlJung），迫使荣格和他决裂就是一个实例。他惟一能容忍的非犹者，就是外国人，要不然就是像法国波拿巴公主（PincessBonaparte）那样的女人——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女人当然是没有同等地位的。

从各个方面来看属于弗洛伊德那个圈子里的人——他们所受的德国文化教养动不动就搬出德国诗人与作家、德国大学预科里的人文主义，强烈的瓦格纳主义（Wagnerianism）以及德国人文教育下的美学传统（其品味皆源自于布克哈特［Jakob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CultureoftheRenaissanceinItaly）。可见他们根本无法退去强烈的犹太气质。他们开的玩笑也是犹太式的——笑话最可以表现出内心的真实，这个信念也是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非犹太人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忍受，乖僻、陌生，甚至望而生厌，不得不去之而后快。

然而，这一点至少对弗洛伊德自己而言，是这位大师无法正视的。他必须找个理由来归罪别人，因此又产生另一种“语误”——众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乃至压迫。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瓦格纳·尧雷格（ＷagnerJaureg）与另一家医院神经精神部门的主任想要参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会。前者是著名的精神科医师，也是维也纳大学神经精神科的主任，后者的职位本来该由弗洛伊德担任的，弗洛伊德却拒绝了该院的邀请。这两位都不是犹太人，因此被公然拒于门外。但是根据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是这两个人排斥他的，因他是犹太人而不认可他的努力。

弗洛伊德需要一种“语误”来自圆其说，事实上，是他自己无法去除自身的犹太成分。那样做的痛苦是他无法面对并接受的。他只好在最后的巨著《摩西与一神教》（MosesandMonotheism）中，把摩西变成一个非犹太的埃及人。

在弗洛伊德的“语误”中，最为重要且透露最多真相的要算是——维也纳的医界故意“忽略”他。他必须压抑自己不去承认他们把他排拒在外的事实，因此只能假装大家不讨论他的事、不怀疑他，也不排拒他，只是把他“忽略”了。我怀疑，弗洛伊德心中和很多人一样，对精神分析的方法有所怀疑。但是，他无法深究这些疑点。如果这些疑点提出讨论的话，等于是强迫自己放弃自己的主要成就：他那极其“科学”与理性的理论，已超越了理性主义，进入“潜意识”的境界，也就是到这梦与幻想的内在空间，如托玛斯·曼所言，已走入“虚构故事”的非科学经验，亦即“小说”这种文体当中。

弗洛伊德领悟到，启蒙时代盛行的理性主义不能解释感情的动力，尽管现代医学是其最伟大的成果。此外，他无法放弃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科学观。到死时，他仍坚持精神分析是极“科学的”，相信心理的运作可以用理性和科学的名词来解释，亦即用化学或电流的现象或物理学的定律来说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旨在使科学理性的世界和非理性的内在经验合而为一，这可是了不起的努力；也代表超理性的弗洛伊德（启蒙主义之子人与梦想者弗洛伊德（灵魂深处的诗人）合为一体。这种合成使得精神分析异常重要，而又格外脆弱，为精神分析本身带来冲击，也使之合乎时代需要。19世纪的思想体系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至深，如马克思、弗洛伊德与凯恩斯。这三者的相同点在于结合科学与神奇，强调逻辑与实证研究，并导向“理性的信念”（credoquiaabsurdum)。

弗洛伊德很清楚自己的立足点相当狭窄。再过去一寸就落入荣格（Jung）的东方神秘主义，进入神话乃至民族经验、易经八卦、巫师和女妖的世界；也有可能掉进另一个弟子赖克（OttoRetch）所划的“宇宙能匣柜”（“orgonebox”）里;若往另一方向再走一寸，就是阿德勒的“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借由这种过度的转换作用，原来的“自卑情结”便为希腊英雄般的“自我膨胀”所取代。因此，弗洛伊德一定要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要不然他那一套就成了宗教治疗师的魔法，或是18世纪超理性主义者徒劳无功的手法，如颅相学或是带着电击棒的催眠师。所以，在弗洛伊德的陈述中，临床治疗的科学方法和“宇宙哲学”缺一不可。

我们今天知道弗洛伊德所要维持的那种平衡是多么岌岌可危，因为那种平衡到今天已被破坏了。就其科学而理性地对大脑作用的探讨而言，弗洛伊德所预言的一大脑和其疾病与身体其他部位一样，会受制于化学治疗、饮食、手术和电流治疗等，这些已经可以证明了。然而，弗洛伊德所处理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感情”，现在因应的方法并不能假装是属于科学领域的，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清楚地来说，该是“迷信”。例如超越的冥想、意识精神摊升，或是精神动力学［］的技巧。我不知道这是好或者是坏。我们和弗洛伊德那一代的人已经大不相同了，似乎可以接纳世界变成好几个不相容的宇宙。

---------------

真假弗洛伊德(7)

---------------

然而，弗洛伊德还是得维持住那种平衡，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这一点。弗洛伊德没有把他思考的过程记录下来让他人研究。没有一个大思想家像他一样，在呈现完工的建筑物供大家观览之前，就把脚手架小心翼翼地拆下来了。但是他知道自己还是需要把理性和非理性合成在一起。他一定了解作使只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一讨论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时，他的理论就会在瞬间崩溃了：亦即方法论的问题、有关“效果”的定义、控制试验的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所得的效果都如出一辙或近似等等（包括一些极神奇的病例）、精神分析的两元性格（既是科学理论，又是治疗法），以及个性的迷思与人的哲学等等。为了自己的理论，他只好忽略以上种种问题。而且，他必须假装，特别是对他自己，表示维也纳的医师忽略精神分析，并借此对他们“视而不见”。

我认为，真实的弗洛伊德要比传统述思中的弗洛伊德，要来得有趣得多。他实在比寻常人复杂——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剧英雄。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实在是薄弱，他企图把笛卡儿的理性世界与灵魂的黑暗世界合而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问题，然而，终究会支撑不住。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理论仍然非常迷人，透露不少玄机，而且深深地触动人性。

●译注

①布洛伊勒（EugenBleuler1857～1939）：最有影响力的瑞士心理学家之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早期支持者，后因学术问题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而享有盛名。

②布尔哈夫（HermannBoerhaave1668～1738）：第一位临床医师教师，透过学生对日后爱丁堡、维也纳和德国的医学教育产生影响，被公认为新的医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者。

③西德纳姆（ThomasSydenham1624～1689）：英国医师，公认的临床医学及流行病学的奠基人，因为强调对患者要详细观察并做出精确的记录，故被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theEnglishHippocrates）。

④哈内曼学派：由德国医师哈内曼（SamuelHahnemann1755～1843）创立。

⑤根据弗洛伊德提出的俄议浦斯情结，爱上母亲或是仇恨母亲，都是同一种心理病态。

⑥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设计了一种灵活的支持性心理治疗方法，以指导有自卑感的情绪障碍患者达到成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1911年坦率地批评弗洛伊德，与之分道扬镳，和追随者建立个体心理学体系。

⑦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首创“分析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不同。

⑧卢尔德：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区上庇里省的朝圣城镇，相传圣母玛丽亚曾在此现身多次。

⑨哈西德派：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流派，日渐广传后，信徒礼拜活动内容亦随之多样化，有的大声呼叫、纵情歌舞、狂动暴饮以达狂喜入神的状态。

⑩摩根斯坦（1902～1977）：生于德国的美国经济学家。曾在维也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

丽丽丝：又译夜妖，为犹太民间传说中的女妖，各犹太智者著作对丽丽丝的说法不一。一说，亚当和夏娃离异，娶丽丽丝这一夜长而生群魔，另说丽丽丝是其第一任妻子，因性情不合而离异。

《浮华世界》：又译《名利场》，以19世纪20年代摄政时期为背景，主角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投机女子。

瓦格纳·尧雷格（1857～1940）：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神经病学家，因通过人工诱导疟疾治疗梅毒性脑膜炎，首创休克疗法成功，获1927年诺贝尔医学奖。

宇宙能匣柜：为维也纳心理学家赖克（1897～1957）所创。他在1934年与心理分析运动绝裂后，专注于“宇宙能”的研究。他认为理疾病是“宇宙能”不足所致，故须将病人放在一个特制匣柜中治疗。他也把这个制品当作商品来治疗癌症，后因陷入官司，死于狱中。

过度补偿：1907年阿德勒撰文论述“器官低劣研究”，和个人如何补偿和过度补偿的缺陷。论文叙述其童年患软骨症的亲身经历。

颅相学（Phrenology）：由头盖骨的形状和大小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和心智能力的学问。

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研究精神行为中的各种现象和相关问题的学说。

***************

*《旁观者》：伯爵与女伶

***************

伯爵在维也纳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表妹（当然也是位女伯爵）死心塌地爱上了他，并威胁伯爵娶她，不然她只有一死。这个表妹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常常深陷沮丧之中。爵出于同情心而娶她为妻，希望她能因此恢复正常。然而，这么做还是徒劳无功。埃米说，新娘就在新婚之夜发了疯，从此必须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隔离病房。在旧奥不得以配偶有精神病为由，诉请离婚，身为天主教徒的伯爵因此终身不得再娶。

---------------

伯爵与女伶(1)

---------------

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CountTraunTrauneck）和女伶玛丽亚·米勒（MariaMueller）是我父母的密友。他们住在维也纳近郊一个独立自足的村落，到我们家很方便，穿过一片葡萄园和果园就到了，约莫20分钟的路程。但是，他们一年却只到我家两次，就是在圣诞节和新年。大家都称玛丽亚·米勒为玛丽亚小姐，她是维也纳最著名的“柏格剧院”（Burgtheater）的领衔女角。这家剧院本是皇家剧院，玛丽亚小姐不但参与演出，也是制作人和舞台经理。她认为自己有责任监督每一场的演出，所以不管当天是不是有她的戏，她都会待在剧院，除非剧院休息，也就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人圣诞节和新年。

因此，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和玛丽亚小姐得以在圣诞节和新年那两天光临。他们总是到得挺早的，在吃中饭前就抵达了，并为我们带来美酒与鲜花。陪同他们前来的，是伺候伯爵多年的男仆和常伴玛丽亚小姐的服装师。饭前，他们总和我父母闲话家常。和其他来客不同的是：我们总和他们用英语交谈，事实上，他们俩独处时，也只说英语。英语和德语，说来都是玛丽亚小姐的母语，只是她的英语有些微的德语口音，反之亦然。伯爵虽具奥地利皇家血统，但是他的维也纳德语有很浓的英语腔。用过中饭后，玛丽亚小姐总是禁不起我们再三请求，只好为我们朗读或背诵一段。这不只是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一整年最期待的一刻，家里所有的女仆、厨子和住在邻近与我们熟识的小朋友也会跑来。

我从未听过比玛丽亚小姐的声音更为优美动人的——一种温暖、震颤的女中音，似完美的木管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亦如巴洛克管风琴所发出的声音，而且能够控制音色，借由音调、节拍和抑扬顿挫的改变，完美无瑕地呈现每一丝情感和每一种特色。同样的音律，她可从最弱发到最强，或从最强到最弱。她是舞台上最后、也是最伟大的诗歌朗诵者，她知道如何以口语表达韵文之妙，而非只是大声念出；她晓得怎么样控制呼吸，用何种语调才能使诗歌听起来像自然的言语。她不是名演员，严格说来，她不能算是“女演员”，而是“演讲者”。她在舞台上，除了加一点点一般的手势，几乎一动也不动，只是站在那儿说话。然而，却像圣灵降临那一阵狂风飒飒，现场观众为之一颤，全神贯注地听她娓娓道来。

对每一出剧和其中的角色，她都了如指掌。在圣诞和新年的午后，她为我们朗诵的部分，多半出自德国主要的诗剧，如歌德（Goethe）的《依芙吉妮》（Iphigenie）或席勒（Schiller）的《奥尔良姑娘》（MaidofOrleans）和《玛丽亚·斯图尔特》（MariaStuart),以及她所喜爱的希腊名剧，特别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gome）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美狄亚》（Medea)。当然，她是以英语朗诵的，因此最常念的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如《李尔王》（KingLear）、《暴风雨》（TheTempest），还有她本人情有独钟，也是我最喜欢的《辛白林》（Cymbeline）。在不同的剧目中，她会插入一首短诗，像荷尔德林（Holderlin）或诺瓦利斯（Novalis）的作品，当然更常吟咏的是英国诗人但恩（JohnDonne）和布雷克（WilliamBlake）的小诗。另两位如今名震于世的英国诗人，那时却少有人知。

我们就坐在愈来愈沉的暮色中听她朗诵，不敢惊扰她。不久，灯火通明，大家鸦雀无声地享用简便的晚餐。之后，朗诵的作品总是弥尔顿（Mition）的《失乐园》（ParadiseLost）。节目的最后通常以一两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结。然后，她停下来，问我们是否要再挑另一本书。这是暗示她的服装师该出现了，她从中午过后，就一直躲在父亲书房的一角。这时，她前来向大家行礼，说道：“玛丽亚小姐，您明天还有得忙呢。”宴会就此结束。

大家都被玛丽亚小姐的声音迷住了，因此一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没注意到伯爵。他也刻意不引人注目。然而，他从未让玛丽亚小姐离开他的视线之外。如你一瞥他所在的角落，就会发现他一直凝视着她，而且总是坐在暗处，面对众人的总是身体的右侧。因为，他整个左侧已严重受伤，变成可怕的畸形。即使他左半边脸有黑色的罩子，别人还是看得到他那被撕裂的左眼窝和暴突的眼珠。他整个左脸颊松松垮垮的，满是恐怖的疤痕，左手也断了，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黑色小山羊皮的假肢，末端有个钢钩，可让他握住杯子或是转动又子进食。他的左脚跛得很厉害，显然，左脚也受了重伤。然而，他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残缺，也不会因此感到尴尬，不过他还是尽可能脱人家注意不到的地方，或是以另一边完好的脸庞和身躯向着众人。

当时，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初、中期，即使是年纪很小的孩子也知道不可对这种畸形表现出好奇心，更不可以多嘴。有人说，伯爵是在第一次大战中受的伤，这种伤兵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家的公仆埃米告诉我们，伯爵是在攀岩时发生意外受伤的。

1914年的夏天，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夕，伯爵带领着一群人首度远征阿尔卑斯山的泰洛林峰。有一个队友被落石击中，昏了过去。身为领队的伯爵因此卸下身上的绳子，准备爬下去救那个受伤的队友。他成功地把队友拖到落石击不到的安全地带，自己却不幸被击中。由于没有绳索的保护，他笔直跌落到数百尺下的大岩上。大家都不抱任何希望，认为他必死无疑，只有玛丽亚小姐深信他一定可以活过来。她寸步不离地照料他，不知经过了几个月，伯爵才慢慢康复。

---------------

伯爵与女伶(2)

---------------

伯爵和玛丽亚小姐的故事，也是埃米跟我们说的。我们父母从来不会在朋友的背后道长论短，我们自己也觉得随便发问有失教养。根据埃米的说法，伯爵和玛丽亚小姐是一起在英国长大的青梅竹马的朋友，也就是在奥国的驻英使馆。伯爵的父亲曾任大使多年，而玛丽亚小姐的父亲则是一名士官，也就是大使身边的护卫。爵和玛丽亚小姐从小就坠入情网，虽然伯爵的家人极力反对，他们俩还是决定，一完成学业就结成连理。伯爵在维也纳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表妹（当然也是位女伯爵）死心塌地爱上了他，并威胁伯爵娶她，不然她只有一死。这个表妹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常常深陷沮丧之中。爵出于同情心而娶她为妻，希望她能因此恢复正常。然而，这么做还是徒劳无功。埃米说，新娘就在新婚之夜发了疯，从此必须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隔离病房。在旧奥不得以配偶有精神病为由，诉请离婚，身为天主教徒的伯爵因此终身不得再娶。然而，他和玛丽亚小姐还是住在一起，表面上住在不同的楼层，后面却有梯子相通。在奥匈帝国解体后，离婚和再婚都已是法律许可时，伯爵因此提出和元配离婚，并迎娶玛丽亚小姐。玛丽亚小姐却反对，虽然她自己已不是天主教徒，只要伯爵还是，她就不让伯爵为了她触犯教规。

※

埃米的丈夫本是刑事组的警探，婚后不久，就在第一次大战中殉国。埃米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听了太多堕落与邪恶的故事，变得愤世嫉俗，特别是对男女间的关系。她还是个火药味十足的社会主义者，对所谓的阶级或头衔，根本不屑一顾。至于她认为“有价值”的事，则想像力大发，日常看的浪漫轻歌剧、星期天报纸的连载小说以及费尔班克斯（ＤouglasFairbanks）早期的电影……都在她脑中发酵，从而跑出坏心的继母、被调包的婴儿，以及曲折离奇的罗曼史。故事中，真正的继承人最后一定得以验明正身，并迎娶客栈老板贤淑的女儿为妻。她明确表示，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就是“身价非凡”的人。我们这些孩子听她说起伯爵受伤的经过、他那美丽而疯狂的新娘，还有童年时与士官女儿的恋爱等，不免过度地加以怀疑。但是，日后我慢慢发觉，伯爵的故事并‘不是她一手编造出来的。

※

伯爵和玛丽亚小姐的确是在伦敦的奥地利使馆一起长大的。伯爵是资深外交官之子，母亲是英国贵族，和诺福克公爵（DukeofNorfolk）有亲戚关系。玛丽亚则出身农家，父亲被征召入伍后，担任大使馆的护卫，母亲就做使馆里的洗衣工。伯爵念的是英国有名的公学，是耶稣会教士依照伊顿（Eton）和哈罗（Harrow）的理想创办的，学生多半是英国天主教贵族之子。之后，伯爵进牛津大学研究现代史，后来才又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所以，他的英国出身与教育仍表现在口音中。那时，玛丽亚也完成了艺术的学业，并为柏格剧院所招募。此外，伯爵的确有个关在精神病院的太太。她去世后，也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伯爵和玛丽亚就悄悄地结婚了，然而他们并未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有关山难的事，也是真的。我父母和伯爵的结识正由于那一次意外。母亲在年轻时，对攀岩和登山非常热衷，同好者自成一个亲密的团体。多年后，在父母都过世后，我在他们的文件堆中发现一张照片，其中一个少女就是母亲，那时的她应该还不到18岁。她攀附着一条绳索，带头的就是面容仍完好无缺、年轻的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跟在母亲后面的是和伯爵差不多年纪的玛丽亚。那次意外之所以会发生，正因伯爵奋不顾身地援救队友。我后来才知道，那名队友就是母亲爱慕的表哥。过了几年，第一次大战爆发，这个表哥被派到意大利前线，不久就战死沙场。

听了这一切，让人不禁对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感兴趣，至少我已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我发现父母亲虽很喜欢玛丽亚，和我们一样为她着迷，对伯爵却抱着敬而远之，甚至冷漠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听到父亲对母亲说：“爵是全奥地利最有能力的人啊。真遗憾，他得把自己藏起来。”母亲轻轻地加上一句，也许父亲没有听到：“哎，他不得不啊。”

伯爵担任的官职可说是微不足道，只是国家图书馆主任的助理，协助图书馆的财务和管理工作。他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谈谈天气或是说孩子长得真快等客套话，或者问我们最近在剧院里看玛丽亚小姐演出的感想如何（也许该说是“聆听的感想”吧）。每回大人们在谈话时一提起伯爵的名字，就会肃然起敬地说：“什么？你认识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啊！他可真是个奇人，不是吗？”

显然，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不只是玛丽亚的伴侣而已。但是，我看到的他，总是和玛丽亚形影不离，然而她那极具魔力的声音总是让我们忘了一切，包括伯爵的存在。直到我长大成人，差不多要离开维也纳时，偶然间我和伯爵有了密切的接触，做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密友。”

※

我在差不多14岁的时候就知道，中学毕业后，我将尽快远离维也纳和奥地利。高高中毕业虽还有一年半，我已下定决心。我想，离开维也纳最快而且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德国或英国的银行或商行当练习生。若能如愿，我就不必再枯坐学校的板凳上了。那时的我，觉得学校老师教得乏善可陈、冷人生厌。我和我自己的能力对谈，最后一致同意：我已经在学校坐得够久了，该是离开的时候了。我想成为大人中的小大人，不喜欢被当作毛头小子的感觉，也不爱和那些停留在青少年阶段的大学生混在一起。我要自食其力，获得经济独立。此外，再支援我上四年的大学，对父亲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虽然他不以为苦，反而相当乐意。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维也纳的生活水准来看，我们是够富裕了，但那是因为战后的奥地利已变得一贫如洗，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的家境算是不错。但家人已决定把弟弟送进医学院就读，对家中经济，这可是不轻的担子。我想，至少现在我可缓解父亲的经济压力。

---------------

伯爵与女伶(3)

---------------

那时，不上大学并非是什么有失颜面或是危及前途的事。如果你不想浪费四年坐在课堂里，没有人会说你“不行”。你已是有责任感而成熟的大人了。此外，进欧陆的大学和“学养”不一定相关，你获得的只代表某种“教育程度”，高专业还有一项高。所谓的“人文教育”到中学毕业就结束了，至今仍是。之后，应是接受法学、宗教、医学或是工程等的训练。

当时欧洲还有一项传统——虽然比起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赛尔等商业都市，奥地利比较不强调这点——那就是“好人家”里最能干的儿子是不上大学的，他们根本不需要。从14岁起，他们就开始学习商业实务。几年后，我在汉堡做“练习生”时，和一个贵族家庭熟识，他们家兄弟中有一个是历史悠久的大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自己就是家中最聪明、最有学养的人——很多人都同意他的说法。当然，他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从商了，并且瞧不起自己的两个兄弟，说他们是“愚蠢的汉森人”（dumbHansens）。人其实，这两位之中，一个是欧洲北部最好的法院“汉森高等法院”院长；另一个则是欧洲北部最大的新教徒组织领导人，倡导新教复兴，更是瑞士神学家巴特（KarlBarth)①严和美国的尼布尔（RichardandReinholdNiebuhr）②等人尊敬的导师。

我知道，进商业界做“练习生”并不等于放弃大学学位。还是可以一边做全职工作，一边取得博士学位，特别是法律方面。我身边就有好几打人物是如此。然而，要工作，又要念法学院，实是不易。

近来海军上将里科弗（HymanRickover）③提出了他的教育理念，拿“努力不懈”的欧洲大学生和美国“由你玩四年”的大学生相较。他的说法在今天也许有几分道理，但我心中仍存疑。五六十年前，美国高等教育界的确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正如当时欧洲人认为每一个美国人不但是浸礼会教友，而且是百万富翁一样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不管是以德语为主的国家、北欧国家，或是意大利，所有的法律系学生都差不多，无特别之处。

在我年少时，若有人告诉一个老太太，说他是“大学生”，这个老太太就会问他：“你是到校上课的学生，还是自修法律的？”当年，”注册或付学费都可以用邮件办理，几乎只要申请奖学金，学费都可以得到减免，而且不必到校上课。没有学期考试，也不用写报告，只要在四年后参加毕业考试就可以了。因此，大多数的学生都去补习，临时“填鸭”几个月，就可过关。（我也试着去上个一两个晚上的补习班，但后来觉得完全没必要，就不去了。埃尔莎小姐的练习簿胜过任何补习班。）纵使是法学院的全修生，也不必四年苦读，一心放在法律上。在这四年中，1／３的时间是“性”，2／３的时间是“酒”，构成“乐陶陶”的大学生涯。不过，我确信，以上两点，不用做全修生也可以得到。

然而，做事就等于是“从商”。我们家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没有英国士绅看不起“下层社会”那种狭隘的偏见。我们家族成员中就有一个是生意人，也就是姑姑的第二任丈夫。她的前夫是个心脏科医师，在大战中阵亡。她后来嫁给一个匈牙利人，一家非常大的木业公司的老板。然而，我们在谈到这位姑夫时，措辞还是尽可能谨慎，说他曾是非常专业的军官，还是位将军呢，到了1918年匈牙利军队解散了，才不得不进入家族企业。我的父母有一个好友是个经营纺织厂的企业家，但是在介绍他或他的子女给我们的玩伴时，我们总是强调，他本来是个风景画家，在他父亲死前曾开过画展，但父亲早逝，只好担起经营家族产业的重任。银行业呢，还可以，只要他们有大学文凭，但是工厂或商行的“练习生”就会让人说“很好，不过嘛……”

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进维也纳大学。毕竟我们家族出身的，不是官员，就是律师或医师。他也怀疑我可能没有从商的本能和天赋。这点是不错，但对我而言，最大的压力就是逼我成为大学教授。不知有多少叔叔、伯伯、表哥、堂弟等亲友，把我团团围住。他们都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瑞士、德国等大学任教的教授，也有在牛津和剑桥的；有教法律、经济、医学、化学、生物学的，甚至艺术史和音乐等都有。乍看起来，教书生涯实在不错，可以放长长的暑假，责任又少。当然，更别提那尊贵的社会地位——“教授阁下”（“ＨerrＰrofessor”），在奥地利这样的地位，更胜于在德国，也比有土地的“贵族”更令人钦羡。

但是，要成为教授，就得留在维也纳了，因为我没有理由去别的地方念大学。然而，我认为在学术界“够格”并不等于“杰出”，取得那希罕的教授头衔对我来说，是不能让我就此心满意足的。（此外，在维也纳上大学我还是得想办法自食其力。）于是，我就争辩说，从商只要做个二流人物，我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从商的目的就在赚钱，二流人物也可赚很多钱。但是，进入学术界则不然，非得做一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可。我知道我能写作，但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做好研究并进行学术性的思考。就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想不如试试自己的能力，如果发现自己不是块学术料子，就干脆从商。

但要研究什么呢？我很清楚自己的兴趣是在政府、政治史、政府机关，甚至经济方面。在欧洲这些都是法学院教的东西。因此，我向汉斯姨丈请教——他是著名的法学学者，后来成为柏克莱首屈一指的法学专家，于1970年过世，享年90多岁。小小年纪的我问他，在法律哲学里最难的问题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解释刑罚的理论基础。”因此，16岁的我就决心研究这个问题，并计划写一本书解释清楚。

---------------

伯爵与女伶(4)

---------------

为了研究，我必得到图书馆去。公立图书馆是美国的理念，在我少年时代，欧洲的图书馆是只让书进来，把人赶出去的。就以维也纳的大学图书馆为例，甚至不准学生自由进出，只能在特别的阅览室里读指定的书。只有卓越且有终身教职的学者能够借书，然而他们仍不能直接从书架拿书。尽管我有很多伯叔阿姨是大学教授（我父亲本人也在大学任教多年），但还是不辨入图书馆。幸好，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在国家图书馆任职。他很高兴让我以他私人访客的名义进入，并允许我在他办公室旁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阅读我想看的任何一本书。因此。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到那儿，浸淫在法律哲学和社会学中。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术语。那次的震撼非比寻常，且在我心灵上烙下永恒的创伤。很快地，我也发现为什么汉斯姨夫认为法律哲学里最难的就是刑罚的问题。果然，这是个相当棘手、复杂的难题。每一个伟人的学说，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阿奎那（St.ThomasAquinas），至休漠（Hume）、边沁（Bentham），以及现代的庞德（RosocoePound)、埃尔利希（Ｅhrlich），以及我的汉斯姨夫，对于刑罚，都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为了报复、保护社会、仪式性的涤清作用、感化，或是防范等。然而，不管他们对刑罚的认知为何，最后都认为还是要有刑罚。自古至今，不论在何种文化、文明，或是法律规范下，刑罚似乎大同小异：死刑、毁伤四肢或器官、放逐、监禁或罚金。很明显地，在每一个文明和文化之中，都有刑罚的存在。

那时的我，不太喜欢刑罚学，现在的我亦然。但是，懵懵懂懂地读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那些伟人可能都弄错了。如果有一打的解释都有完全不同而且相当清楚的前提，最后的结论却相同，那么用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可了解——那些都只是推理，而非解释，且偏离问题。对我而言，重点应该不是刑罚。刑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如何为这件事辩解，刑罚还是无所不在，反而需要解释的是犯罪。我想，那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只有两本小册子和我思考的路径差不多，都针对犯罪而发。这两本手册的作者我从未听过，名叫“卡尔·隆特”（KarlRaunt）。每一本约略只有20页，1905年左右出版的，还算是近年的作品。书皮是红色，而非暗沉的手制皮革色，封面印着锤子和镰刀④，题为“国际社会主义者手册”。书中论道，犯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若干年后，只要社会主义一实现，犯罪就不是重大的问题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简直是天真之至，差不多是幼稚了。到处都有证据显示，犯罪已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不管是何种经济、社会或政治结构都一样。在我读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已是1925年，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了，因此16岁的我不禁好奇，作者为何这么写？事实上，另外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何在我说出研究主题时，图书馆恰巧跑出这两本书？大抵而言，这两本手册的写作风格还算严谨，即使作者只是辩解，没有解释清楚，他到底还是洞视到了真正的问题。

不过，我已经有结论了——我的计划已告失败，最好把所有的书归还给图书馆，谢谢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力襄助，并请父亲帮我在商行找个练习生的差事。但我还是想再看一眼那两本手册，因为我认为只有这两本书触及问题的核心。我站在窗边，手中握着书册，就在此时，门开了，伯爵走进来。他本想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但对我正在做的事，似乎非常好奇。他看到我手中的红色小册子时，面露紧张的神色，问我：“这两本手册写得怎么样严他的语气让我有所警觉，所以我只是淡淡地说，在汗牛充栋的书当中，只有这两本对于犯罪问题有所解释。他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微笑着说：“这两本册子居然还在这儿。你知道作者是谁吗？”我摇摇头。他指着作者的名字“卡尔·隆特”（KatlRaunt）说：“你把姓的最后一个字母t搬到最前面看看。”我恍然大悟：“是特劳恩（Traun）！”他笑道：“卡尔（Kar）是我的别名。我受洗时的名字是卡尔·法兰兹·约瑟夫（KarlFranzJosef）。身为政府官员，即使小到埋没在国家图书馆，也不能写什么社会主义手册。我想，或许有人会怀疑‘隆特’（Raint）可能原本是特劳恩’（Ｔraun）。但还是没有人起疑。你想听听这个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