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③
私法的必要性完全是一种臆想的必要性。”
·················
国 家 法 篇
“
服从掌握权力的官府是神圣的道义上的责任。”“至于政府权力的分配，那
··················· ·······
么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绝对合乎法理的，可是，不管权力如何分配，每
·· ········ ·
④
一种制度又都是暂时合乎法理的。”
··············
人们也能抛弃自由的最后束缚，即抛弃那强使人们成为合乎理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１８１９年柏林修
订第 ４版第 ３３６页。—— 编者注
② 同上，第 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８页。—— 编者注
③ 同上，第 １３８页。—— 编者注
④ 同上，第 ５１２、５１９—５２０页。—— 编者注
２３８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性的存在物的束缚，这一点胡果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我们认为，从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引来的这几段摘要，足以给
这一学派作出历史的评价，以取代那些非历史的臆想、模糊的空想和
故意的虚构。这几段摘要足以用来判明胡果的继承者９２
能不能承担
当代的立法者的使命。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原生的谱
系树已被神秘的烟雾所遮盖；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辨又把自己的
特性嫁接给它；无数学术果实都从这棵树上被摇落下来，晒干，并且
被加以夸大地存放在宽阔的德国学术库房中。可是，实际上只须略加
考证，就能够在种种天花乱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
度的启蒙思想家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层浓重的油彩后
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滥调。
胡果说，“动物本性是人在法律上的特征”照这样说来，法就是动
·· ······
物的法，而有教养的现代人则不说“动物的”这种粗野而坦率的字眼，
而说“组织法”之类的术语了，因为在说到组织的时候，谁会立即想起
动物的机体①呢？胡果说，在婚姻以及其他道德法律制度中都没有理
性，而现代的先生们则说，这些制度固然不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但
它们却是更高级的“实证”理性的反映，其他一切东西莫不如此。只有
一个结论他们都是用同样粗野的语调来表达的，那就是：专制暴力的
法。
应当把哈勒、施塔尔、莱奥及其同伙的法律理论和历史理论看作
只不过是胡果的自然法的旧版翻新，在经过几番考证辨析之后，在这
① ”既有 “组织”、“机构”的意思，又有 “机体”的意
德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ｕｓ
思。—— 编者注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２３９
里又可以看出旧的原文了，以后如有机会，我们将更为详细地来说明
这一点。
因为我们手里还有旧的宣言，所以，一切修饰美化这一原文的伎
俩就更是枉费心机了，这一宣言虽然不太明智，但它的意思还是非常
清楚的。
卡 ·马克思大约写于 １８４２年 原文是德文
７月底—８月 ６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 １８４２年 ８月 ９日《莱茵报》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 １部分
第 ２２１号附刊（缺《婚姻篇》） 第 １卷翻译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２７年历史
考证版第 １部分第 １卷第 １分
册
２４０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①
（第三篇论文）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９３
我们以前已经描写过省议会舞台上演出的两场大型政治历史
剧，一场是有关省议会在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上的纠纷的，一场是有关
它在纠纷问题４８
上的不自由的。现在我们来到坚实的地面上演戏。在
谈到意义重大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谈到地产析分问题９４
之前，我
们先给读者看几幅风俗画，这些画多方面地反映了省议会的精神，甚
至可以说是反映了省议会的真正本质。
林木盗窃法也和狩猎、森林、牧场违禁法９５
一样，不仅因为省议
会的关系值得研究，而且其本身也值得研究。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这个
法案。我们的材料只是简略地提到省议会及其委员会对法律所作的
一些补充，而且其中也只是列举了法律有关条款的号码。有关省等级
会议辩论情况的报道也非常空洞、零乱和虚假，读起来简直叫人困惑
不解。从现有的一些片断材料看来，省议会显然是想以这种消极的沉
① 《莱茵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未能让
我们的读者看到第二篇论文”。—— 编者注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２４１
默给我省树立一个恭顺的榜样。
这次辩论中有一件典型事实十分引人注目。省议会以第二立法
者的资格与国家立法者并肩行事。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省议会的立
法能力是很有意思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求读者具有耐性和毅力，读
者是会见谅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极其枯燥的论题时需要不断培
养的两种美德。我们叙述省议会关于盗窃法的辩论，也就是叙述省议
会关于它的立法职能的辩论。
辩论一开始，就有一位城市代表①反对法律的标题，因为这个标
题把普通的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归入“盗窃”这一范畴。
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②反驳说：
③
“正因为偷拿林木不算盗窃，所以这种行为才经常发生。”
照这样推论下去，同一个立法者还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
打耳光不算杀人，所以打耳光才成为如此常见的现象。因此应当决
定，打耳光就是杀人。
另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④认为：
“回避 ‘盗窃’一词更加危险，因为一旦有人知道关于这个词曾发生过争论，
他就很容易设想，似乎省议会也不把偷拿林木当③
作盗窃。”
省议会应该决定，它是否认为违反林管理条例的行为就是盗窃。
① 约 ·弗 ·布鲁斯特。—— 编者注
② 爱 ·贝 ·特里普斯伯爵。—— 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１年科布伦茨版第 ２２页。—— 编者
注
④ 马 ·洛埃男爵。—— 编者注
２４２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可是，如果省议会不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宣布为盗窃，那么人
们就会认为，省议会真的不把这种行为算作盗窃。因此，最好是不要
触及这个棘手的、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涉及婉转表达的问题。但是，
婉转表达是应该避免的。林木所有者堵住立法者的嘴，因为隔墙有
耳。
那位代表走得更远。他认为，对“盗窃”一词所作的全部分析都是
“全体会议不该做的措辞修饰工作”。
省议会听取了这样清楚的论证以后，就对法律的标题进行了表
①
决。
上述这种观点硬说把公民当作小偷是纯粹措辞表达上的粗心大
意，它把一切反对意见当作语法上的吹毛求疵而加以否定；从这个观
点看来，偷拿枯树或者捡拾枯枝也应归入盗窃的范围，并应和砍伐活
树受到同样的惩罚。
不错，上述那位城市代表指出：
“由于惩罚可能达到长期监禁的程度，这种严厉的做法就会把那些尚未离
开正道的人直接推上犯罪的道路。仅仅由于他们在监狱中将同惯偷住在一起，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他认为，捡拾或偷拿枯树只应该受普通的违警处
①
罚。”
但是，另一位城市代表②却提出了意味深长的反对意见：
“在他那个地方的森林里，常常有人先把幼树砍伤，等它枯死后，就把它当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１年科布伦茨版第 ２２页。—— 编者
注
② 尼 ·采托。—— 编者注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２４３
①
作枯树。”
这种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的做法真是最巧妙而又最
简单不过了。如果法律的这一条款被通过，那么就必然会把一大批不
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
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如果省议会否决这一条款，那就可能使
几棵幼树受害。未必还需要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
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
刑罚法规９６
只把偷拿砍下的树木和盗伐林木算作盗窃林木。其
中（我们的省议会不会相信这一点）说道：
“凡白天采食果实并由于偷拿而造成轻微损失的人，一律根据个人情况和
②
事实情节给以民事〈可见不得刑事〉处分。”
１６世纪的刑罚法规要求我们为它辩护，不让 １９世纪的莱茵省
议会责备它过分仁慈。我们同意这种要求。
一种是捡拾枯树，一种是情况极其复杂的林木盗窃！这两种情况
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两者都是盗窃。这就是
刚才制定法律的那种有远见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
因此，我们首先要指出两种行为的差别，如果必须承认它们的事
实构成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那么就很难说这种事实构成从法律上来
看是相同的。
要占有一棵活树，就必须用暴力截断它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种明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１年科布伦茨版第 ２２页。—— 编者
注
② 《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１７８７年吉森增订第 ４版
第 ２０２页。—— 编者注
２４４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显地侵害树木的行为，因而也就是一种明显地侵害树木所有者的行
为。
其次，如果砍伐的树木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砍伐的树木就是它的所有者的产品。砍伐的树木已经是加过工的
树木。同财产的天然联系已让位于人为的联系。因而，谁偷窃砍伐的
树木，谁就是偷窃财产。
捡拾枯树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同财产脱离。脱
离财产的只是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它的东西。盗窃林木者是擅自对财
产作出了判决。而捡拾枯树的人则只是执行财产本性本身所作出的
判决，因为林木所有者所占有的只是树木本身，而树木已经不再占有
从它身上落下的树枝了。
可见，捡拾枯树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对象不同，
作用于这些对象的行为也就不同，因而意图也就一定有所不同，试问
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而外，还有什么客观标准能衡量意图呢？而你
们却不顾这种本质上的差别，竟把两种行为都称为盗窃，并且都当作
盗窃来惩罚。你们对捡拾枯树的惩罚甚至比对盗窃林木的惩罚还要
严厉，因为你们把捡拾枯树宣布为盗窃，这已经是惩罚，而对盗窃林
木的行为，你们显然是不会给予这种惩罚的。既然是那样，你们就必
须把盗窃林木宣布为谋杀林木，并作为谋杀罪论处。法律不应该逃避
说真话的普遍义务。法律负有双重的义务这样做，因为它是事物的法
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
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但是，如果法律把那种未
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
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２４５
孟德斯鸠说：“有两种腐败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
身使人民腐败；后一种弊病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弊
①
病。”
你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迫使人们相信没有罪行的地方有罪行。你
们所能做的只是把罪行本身变成合法的行为。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
非，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这只会给你们带来好处，那就错了。人民看到
的是惩罚，但是看不到罪行，正因为他们在没有罪行的地方看到了惩
罚，所以在有惩罚的地方也就看不到罪行了。你们在不应该用盗窃这
一范畴的场合用了这一范畴，因而在应该用这一范畴的场合就掩饰
了盗窃。
完全撇开各种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别而只给它们确定一个共同的
定义，这种粗暴的观点难道不是不攻自破吗？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
行为都不加区别、不作出比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以盗窃论处，那么，
任何私有财产岂不都是盗窃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
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岂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财
产权吗？同一类罪行具有极不相同的各种形式，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形
式之间的差别，那么你们也就把罪行本身当作一种和法不同的东西
加以否认，你们也就是消灭了法本身，因为任何罪行都有某种与法本
身共同的方面。因此，不考虑任何差别的严厉手段，会使惩罚毫无效
果，因为它会取消作为法的结果的惩罚，这是一个历史的，同样也是
合乎理性的事实。
但是我们所争论的是什么呢？省议会抹杀了捡拾枯树、违反林木
管理条例的行为和盗窃林木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在问题涉及违反毫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１卷第 ６章第 １２节。—— 编者注
２４６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林管理条例者的利益时，它抹杀这些行为之间的差别，认为这些差别
并不决定行为的性质。但是，一旦问题涉及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时，省
议会就承认这些差别了。
例如，委员会提议作这样的补充：
“凡用切割工具砍倒或截断活树者，凡用锯子代替斧头者，一律加重治
①
罪。”
省议会批准了这种分别治罪的办法。当问题涉及自身的利益时，
这些明达的立法者就如此认真地把斧头和锯子也区分开来，而当问
题涉及他人的利益时，他们就毫无心肝，连枯树和活树都不加区别
了。差别作为加重罪行的情节是重要的，但是作为减轻罪行的情节却
毫无意义，尽管既然不可能有减轻罪行的情节，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加
重罪行的情节。
这样的逻辑在辩论的进程中还不止一次地重演。
在讨论第 ６５条时，一个城市代表②希望：
“被窃林木的价值也成为确定惩罚的标准”；“但这一点被报告人斥为不切
③
实际的办法”。
这位城市代表谈到第 ６６条时又指出：
③
“整个法律中根本没有指出加重或减轻惩罚所应该依据的价值的大小。”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１年科布伦茨版第 ２３页。—— 编者
注
② 约 ·亨 ·鲍尔。—— 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１年科布伦茨版第 ２８页。—— 编者
注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２４７
在确定对侵犯财产的行为的惩罚时，价值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
的。
如果罪行这个概念要求惩罚，那么罪行的现实就要求有一个惩
罚的尺度。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因此，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
惩罚就应该是有界限的，为了使惩罚成为公正的，惩罚就应该受到法
的原则的限制。任务就是要使惩罚成为罪行的实际后果。惩罚在罪
犯看来应该表现为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表现为他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受惩罚的界限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界限。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
一定罪行的界限。因此，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
对于财产来说，这种尺度就是它的价值。一个人无论被置于怎样的界
限内，他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财产则总是只存在于一定的界
限内，这种界限不仅可以确定，而且已经确定，不仅可以测定，而且已
经测定。价值是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最初获得社会意义
和可转让性的逻辑术语。显然，这种由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得出的客观
规定，也应该成为惩罚的客观的和本质的规定。如果在涉及数目大小
的场合立法能够仅仅以外部特征为依据，而不致陷入永无止境的规
定之中，那么它至少必须进行调节。问题不在于历数一切差别，而在
于确定差别。然而省议会根本不屑于理睬这些小事情。
但是，也许你们以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省议会在决定惩罚时
已完全排除了价值吧？这种结论是多么轻率而不实际呀！林木所有
者——我们在下面就要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不仅要求小偷赔偿
一般的简单价值；他甚至还要使这种价值具有个性，并根据这种具有
诗意的个性要求特别补偿。现在我们才明白报告人所说的实际是什
么意思。讲求实际的林木所有者是这样判断事物的：某项法律规定由
于对我有利，就是好的，因为我的利益就是好事。而某项法律规定由
２４８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于纯粹从法理幻想出发，也应该适用于被告，那就是多余的、有害的、
不实际的。既然被告对我是有害的，那么不言而喻，凡是使被告受害
较少的事情，对我都是有害的。这真是非常实际的高见。
但是，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
苦群众要求那一帮学识渊博而又温顺听话的奴才即所谓的历史学家
们所发明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６１
，以便把一
切不正当的非分要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
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
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
有的基本群众的法。
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这些习惯产生的时期，
人类史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根据埃及的传说，当时所有的神灵都以
动物的形象出现。人类分成为若干特定的动物种属，决定他们之间的
联系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律所确定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世界
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
自由的体现。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
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它和有区别的人类世界相反，因为后者的不平
等现象不过是平等的色彩折射而已。在实行单纯的封建制度的国家
即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里，人类简直是按抽屉①来分类的，那里伟大
圣者（即神圣的人类）的高贵的、彼此自由联系的肢体被割裂、隔绝和
强行拆散，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也发现动物崇拜，即原始形式
的动物宗教，因为人总是把构成其真正本质的东西当作最高的本质。
①”既有“等级”、“阶层”的意思，又有“抽屉”的意思。——
德文：“Ｋａｓｔｅｎ
编者注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２４９
动物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唯一的平等，是特定种的动物和同种的
其他动物之间的平等；这是特定的种本身的平等，但不是类的平等。
动物的类本身只在不同种动物的敌对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种
的动物在相互的斗争中显露出各自特殊的不同特性。自然界在猛兽
的胃里为不同种的动物准备了一个结合的场所、彻底融合的熔炉和
互相联系的器官。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
而最终是靠那种像水螅一样附在地上的人为生，后一种人只有许多
只手，专为上等人攀摘大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因为在自
然的动物王国，是工蜂杀死不劳而食的雄蜂，而在精神的动物王国恰
恰相反，是不劳而食的雄蜂杀死工蜂——用劳动把它们折磨死。当特
权者不满足于制定法而诉诸自己的习惯法时，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
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
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假面具。
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它
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视法律的形态。这些习惯法按
其内容来说是同法律的形式即通用性和必然性的形式相矛盾的，这
也就证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能违反法律而要求这
些习惯法，相反，应该把它们当作同法律对立的东西加以废除，甚至
对利用这些习惯法的行为还应根据情况给以惩罚。要知道，一个人的
行为方式并不因为已成为他的习惯就不再是不法行为，正如强盗儿
子的抢劫行为并不能因为他的特殊家风而被宽恕一样。如果一个人
故意犯法，那么就应惩罚他这种明知故犯；如果他犯法是由于习惯，
那就应惩罚他这种不良习惯。在实施普通法律的时候，合理的习惯法
不过是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
再是习惯，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
２５０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他自己的习惯；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法不
再取决于偶然性，即不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恰恰相反，习惯所以
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法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习惯法作为与制定法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法
和法律并存，而习惯是制定法的预先实现的场合才是合理的。因此，
根本谈不上特权等级的习惯法。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
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非分要求。特权等级没有权利预示法律，因
为法律已经预示了他们的权利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因此，他们坚持
要求习惯法，只不过是要求提供能够得到小小乐趣的领地，目的是要
使那个在法律中被规定出合理界限的内容，在习惯中为超出合理界
限的怪癖和非分要求找到活动场所。
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法是同合理的法的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
贫民的习惯法则是同实在法的习惯相抵触的法。贫民的习惯法的内
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状态。法律形
只是这一内容还没有具备这种形式。只要
式并不同这一内容相抵触，
稍加思考，就能看出开明的立法是如何片面地对待并且不得不这样
对待贫民的习惯法，各种不同的日耳曼法９７
可以看作是这些习惯法
的最丰富的源泉。
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法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法表述出来并
把它们提升为普遍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法的地方，它们也不去加以
制定。它们取消了各种地方性的习惯法，但是忘记了各等级的不法行
为是以任意的非分要求的形式出现的，而那些等级以外的人的法是
以偶然让步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立法对于那些既有法而又有习惯的
人是处理得当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法而只有习惯的人却处理不当。
这些立法只要认为任意的非分要求具有合理的法理内容，它们就把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２５１
这些要求变成合法的要求；同样，它们也应该把偶然的让步变成必然
的让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修道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修道
院被废除了，它们的财产被收归俗用了，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另一
方面，贫民过去从修道院那里得到的偶然救济并没有被任何其他具
体的收入来源所代替。当修道院的财产变成私有财产时，修道院得到
了一定的赔偿；但是那些靠修道院救济过活的贫民并没有得到任何
赔偿。不仅如此，还为贫民设置了新的限制，切断了他们同旧有的法
的联系。在所有把特权变成法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这种现象。这种对
法的滥用行为的肯定方面，就它把某一方面的法变成偶然而言，也是
一种对法的滥用行为；现在人们把这种肯定方面取消了，但取消的办
法不是把偶然变成必然，而是把偶然弃置不顾。
这些立法必然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法都基于某些财
产的不确定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即不能明确肯定这些财产是私有
财产，也不能明确肯定它们是公共财产，它们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
规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立法借以了解这种二重形
式的器官就是理智；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而且它的重要的职能就
是使世界成为片面的，这是一件伟大而惊人的工作，因为只有片面性
才会从无机的不定形的整体中抽出特殊的东西，并使它具有一定形
式。事物的性质是理智的产物。每一事物要成为某种事物，就应该把
自己孤立起来，并成为孤立的东西。理智把世界的每项内容都纳入固
定的规定性之中，并把流动的东西固定化，从而就产生了世界的多样
性，因为没有许多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
因此，理智取消了财产的二重的、不确定的形式，而采用了在罗
马法中有现成模式的抽象私法的现有范畴。立法的理智认为，对于较
贫苦的阶级来说，它取消这种不确定的财产所负的责任是有道理的，
２５２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尤其是因为它已取消了国家对财产的特权。然而它忘记了，即使纯粹
从私法观点来看，这里也存在两种私法：占有者的私法和非占有者的
私法，更何况任何立法都没有取消过国家对财产的特权，而只是去掉
了这些特权的偶然性质，并赋予它们以民事的性质。但是，如果说一
切中世纪的法的形式，其中也包括财产，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混合的、
二元的、二重的，理智有理由用自己的统一原则去反对这种矛盾的规
定，那么理智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有些所有物按其本质来说永远也不
能具有那种预先被确定的私有财产的性质。这就是那些由于它们的
自然发生的本质和偶然存在而属于先占权范围的对象，也就是这样
一个阶级的先占权的对象，这个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先占权而丧失了
任何其他财产，它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与这些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地
位相同。
我们将会看到，作为整个贫苦阶级习惯的那些习惯能够以可靠
的本能去理解财产的这个不确定的方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阶级不
仅感觉到有满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样也感到有满足自己正当
欲望的需要。枯枝就是一个例子。正如，蜕下的蛇皮同蛇已经不再有
有机联系一样，枯枝同活的树也不再有有机联系了。自然界本身仿佛
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
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后者有机地同
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这是贫富
的自然表现。贫民感到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感中引伸出
自己的财产权；贫民认为，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所谋算的
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在自然力的
这种活动中，贫民感到一种友好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代
替特权者的偶然任性而出现的是自然力的偶然性，这种自然力夺取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２５３
了私有财产永远也不会自愿放手的东西。正如富人不应该要求得到
大街上发放的布施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得到自然界的这种布施。
但是，贫民在自己的活动中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权利。人类社会的自然
阶级在捡拾活动中接触到自然界自然力的产物，并把它们加以处理。
那些野生果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只不过是财产的十分偶然的附
属品，这种附属品是这样的微不足道，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真正所有者
的活动对象；捡拾收割后落在地里的谷穗以及和诸如此类的习惯法
也是这样。
由此可见，在贫苦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
识，这些习惯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
合乎自然的，因为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
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
有的地位。
我们所考察的辩论就是人们怎样对待这些习惯法的例证，它充
分反映了整个讨论的方法和精神。
一位城市代表①反对把采集覆盆子和越桔也当作盗窃处理的规
定。他主要是为贫民的孩子辩护，这些孩子们采集野果，帮父母挣几
个零钱；这是从远古以来就为所有者们所许可的，因此也就产生了儿
童的习惯法。然而这一事实却遭到另一位代表②的反驳，据他说：“在
③
他那个地区，这些野果已经成为交易品，并成桶地运往荷兰。”
① 约 ·亨 ·鲍尔。—— 编者注
② 约 ·洛埃。—— 编者注
③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１８４１年科布伦茨版第 ２８页。—— 编者
注
２５４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的确，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法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这
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从这里自然就得出结论说，公
共财产是应该被独占的。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财产的利益
想出了这个主意。某些财迷心窍的生意人想出的时髦主意，只要能使
枯枝给原始条顿式的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