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的小册子中的奇闻轶事吧。它涉及鲍威尔对马太福音第 １２章第 .5
官方发言人：“十分明显，比较富有的土地占有者现在也来利用穷苦的葡萄
··
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夸大其词地描述从前那种顺利的境况，并把它同现在
·····
这种不太顺利的，然而终究会带来益处的境况加以对比，借此为自己求得种种
·····
照顾和优待。”
协会理事会的答复：“我们的荣誉感和内心的信念促使我们抗议这样一种
指控：说什么我们利用比较困苦的葡萄种植者这种困苦的处境，通过夸大其词
····
的描述，来为自己求得种种优待和照顾。”
···
“没有这回事！我们担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意图，我们的全部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的内阁指令 ３６９
Ｂ
行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即坦率而真实地描述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状况，以促
········
使国家注意：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危及国家本身！我们希望这些话
足以作为我们的辩护之词。谁要是明白葡萄种植者目前的悲惨境况在他们的家
庭生活和业务活动方面、甚至在道德观念方面迄今为止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变
化，那么他在想到这种贫困状况将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变得更加严重时，就一定
会为前景而感到惴惴不安。”
首先，大家应该承认，政府肯定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动
摇于自己的发言人的看法和葡萄种植业经营者所持的相反的看法之
间。其次，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冯 ·楚卡尔马里奥先生的发言注明的
日期是“１８３９年 １２月 １２日”，而协会的答复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４０年
７月 １５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在协会答复之前，发言人先生
的看法即使不是政府官员们的唯一的看法，也必定是他们的主要的
看法。至少在 １８３９年，发言人的看法还是同协会的报告书相反的，那
时候，这种看法是政府的意见，因而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看法的一种
概括，因为对于一个始终如一的政府来说，它最后形成的看法可以被
看作它以前的各种看法和经验的总和。政府在发言中不但没有承认
贫困状况是普遍的，而且也没有表示要消除它所承认的贫困状况，因
为发言中这样说道：“国家只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尽量减轻当地的居民
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可是在目前情况下，转变一词应该理
解为逐渐灭亡①。政府似乎把比较穷苦的葡萄种植者的灭亡看作一
种自然现象，认为人在这种现象面前只好听天由命，只能设法减轻这
种现象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发言中说：“当然，如果没有穷苦的葡萄种
植者阶层大遭其殃，所有这一切都是办不到的。”因此，协会就质问
① 德文 “Ｕｂｅｒｇａｎｇ Ｕｎｔｅｒｇａｎｇ
亡”。—— 编者注
３７０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想点办法”来挽救
道：难道摩泽尔河沿岸的葡萄种植者不值得别人“
吗？如果政府当初坚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那么，它一开始就会修改这
个发言，因为这个发言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和决策这样一个十
分重要的问题明确地表示了态度。由此可见，政府可以承认葡萄种植
者的贫困状况，但是它并没有打算消除这种状况。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是怎样向当局报告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的状况的。１８３８年，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巡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他在皮斯波特同两个县长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他向其中一个询问
了葡萄种植者的财产状况，结果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葡萄种植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仅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情况也不可能
是坏的。”
然而，在此以前挥霍一事就早已成了过去的传说。我们在这里
只顺便指出，就是目前也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这种同政府的
发言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法兰克福报》第 ３４９
号附刊第 １号 （１８４２年）上登载的一篇发自科布伦茨的评论，那篇
评论就声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
构的。
上级机关也同样反映出了它刚刚获悉的这种官方的看法，其表
现就是对于“那些悲惨的”状况、对于贫困所造成的普遍后果以及产
生这种贫困的普遍原因持怀疑态度。上文援引的《协会公报》还载有
财政部对各种申请所作的如下答复：
“虽然正如葡萄酒的市价所表明的那样，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沿岸地区，属
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纳税者的葡萄园主没有理由表示不满，但是我们并不否认，
·· ··
那些生产质量较差的葡萄酒的农民处境并不是同样有利。”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的内阁指令 ３７１
Ｂ
财政部对请求免交 １８３８年税款的申请书作了如下的答复：
“兹对你们去年 １０月 １０日送来的呈文答复如下：关于你们申请普遍豁免
１８３８年全部税款一事实难照准，因为你们本身绝不属于最需要照顾的那一类
人，何况那一类人的贫困状况……也并非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
···· ····· ········
的原因造成的。”
· ···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
力做到只是概括地说明这些事实，所以我们首先就来揭示特里尔葡
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和政府发言人之间的对话所包含的带有普遍性的
基本思想。
政府必然要任命一个官员来审查上述报告书，它所任命的当然
是一位十分内行的、最好是亲自参加过协调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关系
的官员。这位官员存心要在有关的申诉书中发现对他所持的官方见
解和他以前从事的官方活动进行的攻击。他自以为忠于职守，并了解
自己所掌握的官方材料的详情细节；突然，他发现了一种相反的看
法，于是他就对请愿者抱敌对的态度，而由于这些请愿者的意图总可
能同私人利益有联系，他便觉得这些人的意图值得怀疑，并由此而怀
疑这些请愿者本人，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他不是去利用他们提
供的材料，而是力图否定这些材料。况且，那些显然穷苦的葡萄种植
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素养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因此，穷苦的葡
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而有能力进行表述的葡萄种植业经营
者又不是那么显著地贫困，因而他们的表述就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根
据的了。如果说连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都被认为缺乏官方
的见解，那么，没有受过教育的葡萄种植者又怎能经得住这种官方见
解的指摘呢！
既然私人看到其他的人确实贫困到了极点，看到这种贫困正在
３７２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悄悄地向自己逼近，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也同样是
国家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捍卫的，他们
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会认为，在一种片
面而又任意确立的观点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因此，他们就起来反
对狂妄自大的官僚，他们揭露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
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摆出的证据
进行对照，最后，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估计：人们之所以完全错误
地评价他们所作的信念坚定、事实清晰的情况说明，是因为怀有自私
自利的意图，大致说来，这种意图就是想用官员的理智去对抗市民的
理性。由此，私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内行的、同他们的生
活条件有过接触的官员之所以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官员
虽然能够十分公正地判断情况，但是他在这方面又不内行。官员指摘
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
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
利益，其结果就是：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
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
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
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
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和判断能力。最后，当一种弊端已经尽人皆知
的时候，官员就把大部分的过错推给私人，认为这些人的境况是他们
自己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
则和制度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制度中的任何
一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
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人，便反过来要求独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的内阁指令 ３７３
Ｂ
揽创造国家生活的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而且，既然官员
宣称自己能改善一切状况，私人就要求官员证明自己确实能通过一
些措施来改善那些恶劣的状况，或者至少也得承认适用于一定时期
的制度在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期就不适用了。
在官僚界内部，这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加高明的观点，以及管理
机构和它的管理对象之间的这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
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就首先强调地籍
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
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
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同葡萄种植者接触
最多的个别官员把他们的处境想象得比实际情况要好，或者与实际
情况不同，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在必然。这种官员认为，他的
辖区内的情况是否良好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管理得很
好的问题。而管理原则和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他是无权
过问的，对此只有上级才能作出判断，因为上级对各种事情的官方性
质，即对各种事情和整个国家的联系有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刻的认
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自己管理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一方面，
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
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种原因或者归于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
私人生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
显然，高级行政当局对自己的官员的信任肯定超过对被管理者
的信任，因为不能想象后者也持有同样的官方见解。况且，行政当局
还有自己的传统。它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也有自己的一成不变的
原则；它掌握着官方在地籍簿中提供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它拥有
３７４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官方审定的关于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它在各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
现实，而是那种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威的官僚的现
实。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是互相补充的，这两个方面就是：官僚
等级制度的成规和那种把公民分为两类，即分为管理机构中的积极
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的原则。依
据国家的自觉的、积极的存在体现于管理机构这一原则，每届政府都
会把某个地区的涉及国家方面的状况看作自己的前任活动的结果。
根据等级制度的成规，这个前任多半会升官，而且往往会成为他的继
１６８
任者的顶头上司。 最后，一方面，每个政府都具有真正的国家意识，
即认为国家有不顾一切私人利益而必须实施的法律，另一方面，每个
政府作为个别的行政当局又不能制定，而只能执行制度和法律。因
此，政府不可能设法对管理工作本身进行改革，而只能设法对管理的
对象进行改革。它不可能修改自己的法律以适应摩泽尔河沿岸地区
的情况，它只能在既定的管理法律范围内设法增进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的福利。所以，当一个政府在已经确定的、对它自身也起支配作用
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范围内，越是勤勤恳恳地努力去消除引人注目
的、遍及整个地区的贫困状况，而这种贫困现象却越是顽强地持续存
在下去，而且尽管有好的管理仍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政府就会
越发强烈地、真诚地、坚决地深信这种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深信它
根本无法由管理机构即国家加以改变，相反，必须由被管理者一方来
改变。
如果下级行政当局相信上司所持的官方见解，即认为各项管理
原则都是好的，并且负责在每个场合都恪尽职守地贯彻这些原则，那
么，上级行政当局就会坚信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并且相信自己的下级
机关对每件事都会作出正确的官方的判断，而且上级行政当局有官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的内阁指令 ３７５
Ｂ
方的正式凭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样，政府即使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会采取特里尔的政府发言
人针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所申明的原则：“国家只能采取适当
········
措施来减轻当地居民在这种转变中所遇到的困难。”
·····················
政府为了减轻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已经采取了一些
为大家所熟知的措施。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中的几项措施，那么，至
少那些已经公开的管理情况可以证实我们的判断；至于那些秘密的
情况，我们当然不能用作我们判断的依据。在这些措施中我们举出下
面几种：在葡萄歉收年份豁免捐税；劝告农民转而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譬如从事养蚕业；最后是建议限制地产析分１６９ 措施显然
。第一种
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贫困，这是国家破例采取的一种花费不大的临
时措施。而且这种减轻所触及的并不是经常性的贫困状况，而只是它
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
来的急性病。
管理机构采取的其他两种措施，越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它所
采取的实际行动，就在于一面指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如何自
己拯救自己，一面建议他们限制和放弃一种历来就有的权利。这样就
证实了我们在前面阐述的论断。因为管理机构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
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认为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
行动无关，所以它就劝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
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日
的。葡萄种植者虽然只是通过传闻才了解到这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已
经使他们深感痛心了。如果政府自己花钱来进行这些试验，那么他们
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表示赞同；但是他们感觉到，政府指示他们在自
己身上进行试验，就是拒绝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他们渴求的
３７６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是帮助，而不是劝告。无论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是多么相信
官方的认识，无论他们是多么深信不疑地向官方的认识求教，他们在
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同样充分地相信自己能作出必要的判断。限制
地产析分是同他们的传统的法的意识相矛盾的；他们认为，这种建议
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
因为他们把法律平等受到的任何一种侵害都看作是法的困境。他们
有时是比较自觉地，有时是比较不自觉地感到，管理工作是为这个地
区而存在，而不是这个地区为管理工作而存在；他们感到，人们一旦
要求这个地区改变它的习俗、权利、劳动形式和财产形式以适应管理
工作，这种关系就被颠倒了。因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就提出
了这样的要求：既然他们是在自然和习俗所决定的条件下进行劳动，
国家就应当为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能够发展、繁荣和生存的环境。因
此，前面那些毫无裨益的、凭空杜撰的建议，一接触现实—— 不仅是
现实的状况，而且是现实的市民意识——就根本行不通了。
那么，管理机构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什么关系呢？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
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如果一种贫困状况十多年前就
已经在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情况下出现，起初是逐渐地，后来则不可
阻挡地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而且正在以日益扩大之势不断加剧，
那么，这种贫困状况确实可说是经常性的）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
间的矛盾，正如不仅人民而且政府也都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
管理得当的实际证明一样。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
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
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
善良的意图、最热忱的博爱精神和最高超的智力，它也不可能解决那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的内阁指令 ３７７
Ｂ
些并不是转眼之间就会消逝的冲突，即存在于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
的那种经常性的冲突，因为这并不是行政当局职责范围内的任务，而
且，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不可能消除一种本质的关
系，或者也可以说，消除一种厄运①。这种本质的关系就是既存在于
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
僚关系。
另一方面，种植葡萄的私人也同样无法否认，他们在下判断时可
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私人利益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无条件地认
为他们的判断具有真实性。他们也会认识到，在国内有许多私人利益
正在受到损害，而人们不可能为了维护这些私人利益就放弃或修改
总的管理原则。其次，如果被管理者断言某种贫困状况带有普遍的性
质，断言富裕状况正以这样一种方式并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受到威胁，
以至私人的苦难正在变成国家的苦难，而消除这种苦难又正在变成
国家对它自身所负的一种责任，那么这种论断在管理机构面前就显
得不适当了，因为管理机构能够比谁都正确地判断国家的福利在多
大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因而必须承认，管理机构对整体和整体中的各
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要比这些部分本身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更
加深刻。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个人，甚至数量很多的个人，都不能把
自己的呼声说成人民的呼声，相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申诉书
的性质。最后，即使进行申诉的私人的信念表达了整个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的信念，作为管理机构属下的个别部分和国家的个别部分的摩
泽尔河沿岸地区本身，对于自己所属的省和国家说来也只占有一个
① 德文 “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 Ｖｅｒｈａｎｇｎｉｓ
运”。—— 编者注
３７８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愿望首先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
愿望来加以衡量。
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
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
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
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
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
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
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自
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
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
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
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
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
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
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
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
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
分亲疏的公民。
这样一来，既然自由报刊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的贫困
状况而成为必要，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
特别迫切，那么，看来并不是由于对报刊进行了特殊限制，才产生这
种需要；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
已经出现的需要。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的内阁指令 ３７９
Ｂ
关于第二点：
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问题的报刊，无论如何只是普鲁士政
治报刊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弄清楚它在常常提到的那个内阁指令颁
布前的状况，就必须把 １８４１年前普鲁士全部报刊的状况大致考察一
下。我们现在就让一个公认为思想忠顺的人来说几句话。
大卫 ·汉泽曼在《普鲁士和法兰西》一书 １８３４年莱比锡第 ２版第 ２７２页上
写道：“普鲁士的一般思想和事态是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发展的。这种发展很
不容易为人所觉察，因为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在普鲁士报刊上认真讨论与国家
········· ····
有关的政治问题，甚至经济问题，不管人们写出的东西是多么有礼貌，有分寸。
·· ···· ··············· ···
所谓认真的讨论，只能理解为在讨论中既可以陈述各种理由，也可以陈述各种
反对的理由，如果不同时探讨经济问题同对内对外政策的联系，那就几乎不可
·············
能认真讨论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只有很少的经济问题、也许没有任何一个
·· ······ ···· ······
经济问题不具有这种联系，至于这样实行书报检查是否适当，在普鲁士政府目
····
前的状况下是否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实行书报检查，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
题；我们只要说明情况是这样就够了。”
············
其次，如果我们考虑到，１７８８年 １２月 １９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 ２
条就已经这样说道：
“书报检查的目的决不是要阻挠人们有礼貌地、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或
在其他方面使作者受到某种既无意义而又令人不快的约束。”
····· ··
如果我们注意到，１８１９年 １０月 １８日的书报检查法令 ３９第 ２
条中也有这样的语句：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
理的约束。”
如果我们把这一条同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书报检查令序言中的
话比较一下：
３８０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
··· ····· ·····
王陛下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并授权我
··
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 １８１９年 １０月 １８日书报检查法令第 ２条的规
··
４０
定。”
最后，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下面这样一些话：
“当然，书报检查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要正确地确定这
····
个问题的界限无疑是困难的。但是不应当因此而畏缩不前，不敢努力贯彻法律
··
的真正旨意，也不应当因此而变得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经常成为曲
····· ···· ··········· ·
解政府旨意的原因。”
········
那么，根据所有这些官方的声明，问题就不应当是：既然当局希
望听到人们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为什
么还出现书报检查的限制呢？相反，这个问题看来应当改成下面这样
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既然有“法律的旨意”、“政府旨意”，最后还
有“陛下旨意”，为什么却正如人们所承认的那样，还需要在 １８４１年
使报刊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限制”，为什么还需要在 １８４１年让书
报检查机关再回忆 １８１９年的法令第 ２条呢？特别是就摩泽尔河沿岸
地区而言，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应当是：人们对报刊进行过哪些特殊
的限制？相反，问题的提法应当是：人们破例地对报刊实行过哪些特
殊的优待，以鼓励这种对国内情况的局部讨论，使它变为一种尽量坦
率而公开的讨论呢？
关于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的内容和性质的
问题，书报检查令中下面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说明：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政治性著作和报刊也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
·· ····· ·· ····
命，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今后将不屑于转载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
····· ··
贫乏的新闻等等，以投合读者的好奇心……并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
·· ··· ·· ·· ··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对 １８４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的内阁指令 ３８１
Ｂ
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
·· ····
看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殊
的措施去阻碍人们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普
鲁士报刊本身的普遍状况也势必构成一种无论对坦率而言或对公开
而言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只要把摘自书报检查令的各段引文
归纳一下，就可以看出书报检查令的意思是：书报检查机关过分谨小
慎微，成了自由报刊的外部的桎梏；与此同时，报刊内部也存在着局
限性，它已经丧失了勇气，甚至不再努力使自己超出报道新闻这样一
种水平；最后，人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而且丧失了民族意
识，也就是说，他们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构成一
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的创造力，而且还构成一种坦率而
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赖以发挥作用、从而能得到民众承认的唯一
条件。而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
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因此，如果说当局的措施能造成不自由的报刊，那么与此相反，
在报刊普遍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却无力保证尽量坦率而公开地
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因为即使报纸的各个栏目中充满了讨论某些
个别事情的坦率的言论，这些言论也不可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因而也
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公开性。
这里还得补充一点：正如汉泽曼正确地指出的，也许没有任何一
个经济问题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因此，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
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
内对外政策”。个别行政当局是无力创造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国王自
己直接而果断地表明的意志才能在这里起决定性的、持久的作用。
３８２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过去，公开的讨论没有做到坦率，而坦率的讨论也没有做到公
开。这种坦率的讨论局限于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报纸的范围，而这些
报纸的眼界当然没有越出它们的传播范围，而且从前面所说的情况
来看，它们的眼界也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为了说明这种地方性讨论
的特征，我们从贝恩卡斯特尔出版《公益周刊》各年卷中引证几段话。
在该刊 １８３５年卷中有这样的报道：
“１８３３年秋，在埃尔登有个外地人酿造了５奥姆①葡萄酒。他为了把酒桶装
···
满，又花了３０塔勒买了２奥姆葡萄酒。酒桶值 ９塔勒，酒税为 ７塔勒 ５银格罗
申，采摘葡萄花了４塔勒，租地窖花了 １塔勒 ３银格罗申，榨葡萄汁花了 １６银
格罗申。因此，如果不计算种植费用，实际支出共计为 ５１塔勒 ２４银格罗申，这
桶葡萄酒于 ５月 １０日售出，售价为 ４１塔勒。同时还应指出，酒的质量是很好
的，出售的原因并非主人极度拮据，而且这桶酒也没有落入高利贷者之手。”（第
３
８７页）“１１月 ２１日在贝恩卡斯特尔市场上，１８３５年酿造的葡萄酒 奥姆的售
４
价为 １４银格罗申（十四个银格罗申）；同月 ２７日，４奥姆葡萄酒连桶共售得 １１
··
塔勒，但是应该指出，酒桶是在圣米迦勒节那天花了 １１塔勒买来的。”（同上，第
２６７页）
在 １８３６年 ４月 １２日出版的一期中也有类似的报道。
我们再从该刊 １８３７年卷中引证几段话。
“本月 １日，在金海姆有一个只经营了４年的新葡萄园在公证人的参与下
公开拍卖。园内约有葡萄藤 ２００株，都用木桩牢牢地支撑着，买主以每株 １．５分
·
尼的价格把葡萄园买到了手，并且照例还延期付款。而在 １８２８年，当地这样的
·
葡萄藤每株值 ５银格罗申。”（第 ４７页）“格拉赫的一个寡妇按全部收成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