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的小册子中的奇闻轶事吧。它涉及鲍威尔对马太福音第 １２章第 .7
语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对此我们曾发表评论；
而它在对我们这篇评论的答复中却只谈有关日期的问题，甚至只谈
一处刊误的问题。《科隆日报》自己想必也明白，在“这个谜容易解开，
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是 １２月
３１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段话中，有关的日期应该是“１２月 ３０
日”；只是由于刊误才出现文中的那个日期。《莱茵报》，还有《科隆日
报》正是在 １２月 ３０日中午从这里的邮局收到这个消息的，必要时我
们可以证实这一点。
卡 ·马克思写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 原文是德文
５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８日《莱茵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 １部分
报》第 ６号 第 １卷翻译
４００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１７２
科隆１月７日。被奥格斯堡《总汇报》用外交辞令称为中庸报纸，
即能力平平常常、性情非常平和、智力极其平庸的报纸的一家莱茵报
纸①，歪曲了我们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
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把它解释为好像我们是说：谎言是报刊的一个
必要部分。这家中庸报纸从我们的论断中摘出一个句子，而不屑于把
它那崇高而可敬的注意力用到我们在那篇和前一篇文章所作的论述
上，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并不十分介意。正如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
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
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而对于那种把自己的
局限性当作宝贝看待的政党来说，我们更不能这样要求。所以，我们
并不准备研究平庸的精神王国的这位居民为驳倒我们而应该做些什
么，我们只想研究这位居民的实际行为。
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
事件１２９ 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１７３（原来这
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
②
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把那种性质完
① 指《莱茵—摩泽尔日报》，“中庸”一词见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３日奥格斯堡《总
汇报》第 ３号上刊登的古 ·科尔布的文章《海尔维格》。—— 编者注
② 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 １幕第 １场。—— 编者注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４０１
①
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论丛》 的深重
罪孽呢？）、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于是，我们不禁想起了阿尔丰斯
·卡尔主编的《黄蜂》杂志上的一句妙语。这句妙语是：基佐先生说梯
也尔先生是卖国贼，而梯也尔先生则说基佐先生是卖国贼，遗憾的
是，二位说的都对。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指责彼此过去的
罪过，那么，诉讼就只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这些报纸是由于自
己的行动而犯下罪过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而犯下罪过？我们倒
很愿意承认，同《莱比锡总汇报》相比，我们这位朋友具有这样一种无
害的长处：它过去不仅不是一种恶劣的存在，而且根本就没有显示过
自己的存在。
但是，我们那篇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
的特性，而是谈它现在的特性；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
地反对查禁《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
的《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
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
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
这家“中庸”报纸指责最近一个时期的《莱比锡总汇报》捏造事
实、歪曲真相、散布谎言。因此，这家报纸义愤填膺地谴责我们把谎言
视为人民报刊的必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了这个可怕的结
论，如果我们确实说过谎言是人民报刊、尤其是德国人民报刊的必要
因素，那又会怎样呢？我们指的不是有关思想的谎言，不是精神意义
上的谎言，而是有关事实的谎言，即物质意义上的谎言。用石头砸死
① 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 编者注
４０２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它！用石头砸死它！——这家信奉基督教的报纸会这样大叫大嚷。用
石头砸死它！用石头砸死它！——大家也会随声附和地叫起来。但
是，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
成为玄想家；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位朋友决不是玄想家。请这家“中
庸”报纸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各个栏目吧，难道它不是同《普鲁
士国家报》以及德国和全世界的所有报纸一样，每天都在报道来自巴
黎的谎言，报道有关法国内阁即将更替的流言蜚语，以及巴黎某家报
纸所编造的、而在次日或一小时后便会被推翻的种种欺人之谈吗？也
许《莱茵—摩泽尔日报》认为，有关事实的谎言在英国、法国、西班牙、
土耳其各栏是必要的因素，而在德国或普鲁士栏内却是应受诅咒的、
罪该万死的违法行为。这是哪里来的两把尺子、两杆秤？这是哪里来
的对真理的两重看法？为什么同一家报纸在这一栏可以像长舌妇那
样信口胡说，而在另一栏里却必须像官方公报那样做到言之凿凿、无
可辩驳呢？这显然是因为：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应该存在法国、英国、
土耳其、西班牙的时间性，而不应该存在德国的时间性；对于德国报
纸来说，只应该存在德国的无时间性。可是，那些使人们把对于一切
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炽热的兴
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倒不应该受到
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受到赞扬吗？姑且假定这些报纸激起了
不满和愤慨吧！但它们所激起的毕竟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它
们终归使同国家疏远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
是激动的、愤慨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而且还激起了忧虑
和希望、欢乐和悲哀，首先，它们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使国
家成为它的成员萦绕于怀、深切关注的东西。它们使柏林、德累斯顿、
汉诺威等城市取代彼得堡、伦敦、巴黎而成为德国政治精神领域的中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４０３
心，比起把世界之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来，这是一个更值得颂扬的业
绩。
德国和普鲁士的一些报纸给自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使德国
和普鲁士成为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注意的中心，要把国家由神秘的、僧
侣式的东西变成公开的、人人了解个个有关的尘世的东西，要使国家
变得与公民血肉相联；如果这些报纸在报道事实的可靠性方面比不
上法国和英国的报纸，如果它们的报道往往显得笨拙而又虚假，那
么，请想一想，德国人只是凭道听途说才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关闭的
门户并不是透明的玻璃，而秘密的国家组织也并不是公众的国家组
织；请不要把这种完全属于国家的缺陷说成报纸的缺陷吧，何况这些
报纸正在力求弥补这种缺陷。
因此，我们再重说一遍：“《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
个必要组成部分。”该报主要是满足对政治事实直接感兴趣的人的要
求，而我们则主要是满足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要求，自然，事实
并不排斥思想，思想也并不排斥事实，而这里涉及的正是报刊的最主
要的特性，即互不相同的特征。
卡 ·马克思写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原文是德文
７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８日《莱茵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 １部分
报》第 ８号 第 １卷翻译
４０４
答“邻”报的告密１７１
科隆 １月 ９日。如果“好”报刊不想在目前对我们的围攻中显露
身手，那就简直违反常理了。在这些报刊中，打头阵的是奥格斯堡的
女先知户勒大①，我们将在最近同她交锋，作为对她的第二次挑战②
的回答。但是，今天我们要同我们那位伤残的邻居、最值得尊敬的《科
隆日报》论争一场！总是碰上它，真是烦死人！
首先，我们要说“几句开场白”，或“几句开场时的道白”，以便在
说明这家报纸今天所发表的告密书③之前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要谈
的是一件妙不可言的趣事，那就是《科隆日报》用什么方法力求获得
政府的“器重”，它怎样实现与“任性”相反的“真正自由”，它怎样善于
从内部给自己划定“界限”。好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莱茵报》第４号
曾直截了当地指责《科隆日报》伪造了一篇莱比锡通讯，这篇通讯几
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议论纷纷的查禁事件；我们同时还曾
好意地奉劝《科隆日报》不要那么煞有介事地为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辩
① 指奥格斯堡《总汇报》。—— 编者注
② 指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４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４号刊登的古 ·科尔布《为
［李希特尔］（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一文加的编后记》。—— 编者
注
③ 指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９日《科隆日报》第 ９号刊登的《普鲁士的新闻出版状
况》一文。—— 编者注
答“邻”报的告密 ４０５
护了，我们明确地警告它说，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再公布一件 “与这
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令人不快的事实了。好心的读者也许
还记得 《科隆日报》１月５日所作的畏畏缩缩、支吾搪塞的答复①和
我们在第 ６号上所给予的第二次反驳，还记得 《科隆日报》在此以
后奉为上策的 “痛苦的沉默”。我们当时所指的就是下面的事实：
《科隆日报》在 《莱比锡总汇报》的一篇报道中找到了查禁该报的根
据，说这篇报道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肯定
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
十分明显，这里指的是发表海尔维格的信１７４ 科隆
这件事。如果《
日报》自己在说这话的前几天没有打算公布海尔维格的信，如果它的
这个良好愿望不是因为遇到“从外部”给它划定的“界限”而化为泡
影，那么，人们也许还可以同意《科隆日报》的上述意见。
我们说这些话决不是想要责备《科隆日报》怀有不忠顺的意图，
但是我们应当让读者作出裁断：如果有人指责自己的近邻犯了应该
处以死刑的罪行，而这正是他自己也曾打算去做、只是由于外来的阻
碍才没有亲自做成的事，试问这种指责是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
举动呢？难道这不是完全越出了礼貌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吗？这样说
明以后，人们也许就可以明白，《科隆日报》今天用告密书来回答我们
是居心叵测的。它说：
“那里〈《莱茵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说报刊之所以用异常尖锐的、几
① 指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５日 《科隆日报》第 ５号刊登的文章 《〈莱比锡总汇
报〉的查禁和 〈科隆日报〉》。—— 编者注
４０６ 答“邻”报的告密
乎是侮辱性的，总之是令人不快的语调对普鲁士说话，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引起
政府的注意，使政府醒悟过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因为据说人民已经
········
远远超越现存的国家形式，这些国家形式的弊病就在于徒有虚名；人民和报刊
不相信这些机构，更不相信这些机构会从内部得到发展。”
·
《科隆日报》在说完这段话以后喊道：
“一边发表这样的议论，一边还不断抱怨没有足够的新闻出版自由，这难道
不令人惊奇吗？既然能够当面对政府说，‘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不宜用
来作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那么，还能要求比这更大的自由吗？”。
首先我们应该就引证的方法取得一致意见。那篇引起讨论的文
章①的作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报刊偏偏用这种尖锐的
语调来对待普鲁士呢？他回答说：“据我推测，原因主要应当在下列情
····
况中寻找。”他并没有像《科隆日报》强加于他的那样，声称没有任何
别的原因存在，相反，他是把自己的看法仅仅作为他的推测，作为他
个人的意见来加以叙述的。作者接着承认（这一点《科隆日报》一字未
提）：“１８４０年的高潮曾部分地波及国家形式，试图给国家形式注入
充实的内容和生命”。但是人们可以感到，“人民精神实际上绕过了这
些国家形式，它几乎没有触及它们，甚至对这些国家形式为实现进一
步发展所起的过渡作用，它也几乎还不可能加以认识或注意”。作者
···········
接着说：“我们暂不讨论这些国家形式是否有权存在的问题；然而可
以说，人民和报刊并不是充分地相信这些机构，更谈不上充分地相信
这些机构有可能自下而上地得到发展。”《科隆日报》把“并不是充分
········· ··
地相信”改成了“不相信”，并且删去了引句的后半句中“自下而上”这
·
①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６日《莱茵报》第 ６号刊登的《普鲁士的新闻出版》一
文。—— 编者注
答“邻”报的告密 ４０７
几个字，这就根本改变了原文的意思。
我们的作者接着说，报刊之所以经常面对政府说话，是因为“看
来问题仍在于使人民有可能自由地、公开地、有力地向政府表明自己
正当的伦理意志、热切的愿望和需要的那些形式本身”。现在，我们可
以归纳一下上述引文的内容，难道这篇引起讨论的文章是像《科隆日
报》所断言的那样，“当面对政府”宣称“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
不宜用来作为向某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吗？
难道这篇文章是说问题在于一切国家机构吗？问题只在于使“人
民的意志”有可能“自由地、公开地、有力地”表达出来的那些国家形
式。到最近为止，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在起着这种作用呢？显然，
只有省等级会议５１
。然而，难道人民特别相信这些省等级会议吗？难
道人民期待过它们能得到合乎民意的大规模的发展吗？难道忠顺的
１７５
毕洛夫－库梅洛夫认为它们真正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吗？ 不仅人民
和报刊，就连政府自己也承认我们还缺乏某些国家形式，如果不承认
１５１
这一点，政府有什么理由来建立新的国家形式，即“委员会” 呢？但
是，现在这种形式的委员会也还不够，不仅仅我们这样说，连一位委
员会的委员也在《科隆日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作者接着肯定说，国家形式，正是作为形式，还与自己的内容相
对立，而人民精神在这些形式中也就不像在它自己的形式中那样感
到“自在”，它不承认这些形式是自己生命的形式；这种说法只不过是
重复普鲁士境内和境外的许多报纸，而主要是保守的作家们所说过
的话而已。他们说：官僚势力还是太强大，所以过着真正国家生活的
并不是整个国家，而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即“政府”。至于目前的国家形
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一方面以生动的内容充实自己，另一方
面又把那些可以用来补充不足的国家形式吸收进来，对于这个问题
４０８ 答“邻”报的告密
的回答，《科隆日报》应该在我们那篇联系我们的整个国家组织来考
察省等级会议和省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中寻找①，在那里，《科隆日报》
会找到连它那样的智力也能理解的说明。“我们并不要求在人民代表
制的问题上撇开现实地存在着的差别，相反，我们要求从国家内部结
构所造成和决定的那些现实差别出发。”“我们只要求坚持不懈地、全
面地健全普鲁士的基本机构，我们要求人们不要突然离开现实的、有
机的国家生活，而重新陷入不现实的、机械的、从属的、非国家的生活
领域。”（１８４２年《莱茵报》第 ３４５号）而可敬的《科隆日报》把我们的
话硬说成什么呢？“一切国家机构都是废物，甚至不宜用来作为向某
种较好的机构过渡的阶梯！”人们几乎要产生这样的印象：《科隆日
报》似乎相信，只要把自己怯懦而又荒唐地幻想出来的无耻谎言硬加
在别人头上，就可以弥补自身勇气的不足。
卡 ·马克思写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 原文是德文
９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１０日《莱茵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 １部分
报》第 １０号 第 １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３２９—３４５页。—— 编者注
４０９
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１７６
如果《莱茵报》编辑部想用奥格斯堡《总汇报》所用的那种方式给
前面这篇通讯加上编后记，那么，鉴于该报如此盛情地把《莱茵报》看
作“毕斯托”军曹，我们就只能让它自己在“桃绿蒂”和“快嘴桂嫂”两
人之间进行选择了。至于它那具有男子气的信条，我们却要到这两位
女士的朋友福斯泰夫那里去找：
“荣誉激励我奋勇向前，可是，假如当我奋勇向前时，荣誉使我受到伤害呢？
那又怎么办？荣誉能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能！能重装一条胳膊吗？不能。能
让伤口不痛吗？不能。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荣誉是什么？
是一个词。荣誉这个词含有什么内容？这荣誉是什么东西？空气。好聪明的算
计！荣誉属于谁呢？上星期三死去的那个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没有。他听
见荣誉没有？没有。那么荣誉是不能感觉的吗？对于死人是不能感觉的。可是
它不会和活着的人同在一起吗？不会。为什么？诽谤不容许它存在。这样说来，
··
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也不过是一块铭旌； ①
我的教义问答也就这样结束了。”
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政治教义问答也是这样结束的，它也是
这样提醒“报界”，说在紧急时期可能会失去胳膊和腿，它也是这样诽
谤荣誉，因为它已经放弃了一切可能会遭到诽谤的荣誉。
奥格斯堡《总汇报》答应过要同我们进行一场原则斗争１７７
，它履
行了这个诺言。它在同我们交锋时提出的是无原则的东西，而这就是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 ５幕第 １场。—— 编者注
４１０ 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
它的原则；它不时向我们表示愤慨，散布小小的怀疑，企图作些小小
的更正，由于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而摆出妄自尊大的面孔，妄想倚老
卖老高人一等。对于它最后这一要求，即要求谋得老将的称号，我们
不妨用德萨米先生对卡贝先生说的一段话来相赠：
“请卡贝先生不要气馁，有了这么多封号，不久他准能搞到 ①
荣誉养老金！”
这个奥格斯堡女人是靠计算错误，靠犯时代错误而生存的。她已
丧失了她往昔所具有的唯一的东西，即形式，甚至丧失了文学风格这
一形式。一种庸俗的、冗长的、傲慢的、无定形的东西代替了它，而谁
也不会因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吹牛先生”这种陈词滥调和
“把自己吹成牛的青蛙”这种比喻，就认为这些东西风雅。
卡 ·马克思写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 原文是德文
９—１１日之间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载于 １８４３年 １月 １２日《莱茵 １９７５年历史考证版第 １部分
报》第 １２号 第 １卷翻译
① 泰 ·德萨米《卡贝先生的诽谤与政治。根据事实和他的传记作出的反
驳》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 ７页。—— 编者注
４１１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
《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１７２
科隆 １月 １１日。
“我的朋友，我看到您额头阴云笼罩，
告诉我，艾拉斯特，您是否不欢迎我在此时来到？
您怎么了？到底有什么烦恼？
①
我一来就听到您在叹息，什么事使您如此心焦？”
科隆人”！《科隆日报》并不详
首先把这些话赠给与我们为邻的“
谈它的“所谓告密书”，它避而不谈这个主要问题，而一味埋怨人家在
这个场合没有以极其愉快的方式把“编辑部”卷进这场论争。但是，亲
爱的邻居，既然《科隆日报》的记者可以把我们的一篇柏林通讯同《莱
茵报》等量齐观，那么，为什么《莱茵报》就不可以把《科隆日报》的作
为回答的莱茵通讯同《科隆日报》等量齐观呢？现在来谈谈关于事实
的问题：
“它〈《莱茵报》〉不是指责我们所造成的事实，而是指责我们的意图！”
·· ··
我们不仅指责《科隆日报》的意图，而且还指责表现出这一意图
① 莫里哀《讨厌的人》第 １幕第 ５场。—— 编者注
４１２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的事实。对《科隆日报》来说，这个事实，即发表海尔维格的信这件事，
由于外部的偶然性而变成了意图，虽然在这之前该报的意图已经变
成事实了。任何被阻挠而未能实现的事实始终只是意图，但难道因此
就可以不对这件事实负法律责任吗？打算在那种阻碍自己的行为实
现，使行为不能变成行动，而只能变成行动的意图的偶然性中为自己
的行为寻找辩护的理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德。但是我
们的忠顺的邻居提出了问题，当然，它不是向《莱茵报》发问，它惴惴
不安地怀疑《莱茵报》，认为该报在作出答复时，不会由于邻居采取了
“正直和认真的态度”而轻易地“陷入窘境”；我们的邻居提问的对象
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应该怎样来评价这家报纸所受的怀疑〈正
确地说应当是：为反对怀疑而作的辩白〉的那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公
众”。《科隆日报》问道：《莱茵报》从哪儿知道“我们除了这个意图〈即
想登载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就没有另外的〈无法证明的〉意图，即我
们还要对该信作者的幼稚而狂妄的行为加以应有的斥责呢”？可是，
《科隆日报》又从哪里知道《莱比锡总汇报》发表海尔维格的信的意图
是什么呢？为什么《莱比锡总汇报》就绝不可能怀有抢先报道新闻的
无害意图呢？为什么它就绝不可能怀有把这封信直接交给社会舆论
评判的诚恳意图呢？我们想给我们的邻居讲一则轶闻。罗马曾禁止
印刷古兰经。然而一个狡猾的意大利人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他出版
了一本驳斥古兰经的书，封面题名为《驳古兰经》，而里面却纯粹是古
兰经的翻版。难道一切异教徒不是都善于玩弄这种花招吗？瓦尼尼
在他宣布无神论的《世界剧场》一书里尽管认真细致而又洋洋洒洒地
写下了各种反驳无神论的论据，难道他不是仍被烧死了吗？难道伏尔
泰不是在他的《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一书的正文中宣扬不信教，而
在注解里却又宣扬信教吗？有谁相信过这些注解具有净化的效力呢？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４１３
我们可敬的邻居最后说：
“然而，即使我们有这种意图，难道就可以把我们发表这封本来就已为大家
所知道的信的做法同最早公布这封信的行动相提并论吗？”
但是，最亲爱的邻居，其实《莱比锡总汇报》所发表的也只是已经
①
流传着许多副本的信而已。“的确，少爷，您太吹毛求疵了。”
在 １８３２年 ８月 １５日即圣母升天节那天发布的教皇至圣通谕
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
“主张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信仰自由，这是荒谬之论（ ）；而新闻
Ｄｅｌｉｒａｍｅｎｔｕｍ
出版自由则更令人深恶痛绝。”
这一警世之言把我们从科隆带往科布伦茨，带到那家“中庸的”
报纸，即《莱茵—摩泽尔日报》那里。如果以这段引言为根据，那么这
家报纸为反对我们捍卫新闻出版自由而发出的哀号也许就可以理解
而且无可非议了，但是，这样一来，该报自命为“报刊的非常热情的朋
友”的声明就显得十分奇怪了。今天从该报“中庸”栏里跳出的固然不
是两头狮子，然而是一张狮皮和一件狮子的修道服。我们要从自然史
方面对它们加以必要的注意。第 １号作者在文中倾诉了衷情：
“它〈《莱茵报》〉是以这样一种忠顺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它一开始就向我们
保证说，为了维护它所悉心关注的‘合法的地位’，它甚至会起来反对查禁《莱茵
—摩泽尔日报》。如果这位为一切被压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的骑士不是在
同一时刻脱口而出，突然辱骂众所共知在我国早已真正被查禁的《慕尼黑历史
②
政治论丛》 ，那么，它所作的保证对于我们来说倒真是一种抬举和安慰。”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 ３幕第 １场。—— 编者注
② 即《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杂志。—— 编者注
４１４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奇怪的是，就在《莱茵—摩泽尔日报》对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事实
的谎言作出判决的同时，该报事实上却正在散布谎言！这里所影射的
那段话原文是这样的：“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
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
别论争（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试问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也
把那种性质完全相同而只是矛头所向相反的行为视为《慕尼黑政治
①
论丛》的深重罪孽呢？” 这段话提到了《慕尼黑政治论丛》曾进行反
对新教的“派别论争”。但是，难道我们是用这一点来证明对它的查禁
是正当的吗？既然我们在《慕尼黑政治论丛》上看到的“只是矛头所向
相反”但“性质完全相同的行为”，而我们在谈到《莱比锡总汇报》时曾
说这种行为不能成为查禁的理由，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试图用这种
方式来证明对《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查禁是正当的呢？恰恰相反！我
们是让《莱茵—摩泽尔日报》凭着良心回答：它是否认为同一种行为
而另一方面却又不能用来证明
一方面可以用来证明查禁是正当的，
查禁是正当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向它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它所作的
判决究竟是针对这种行为本身，还是仅仅针对这种行为的方向呢？
《莱茵—摩泽尔日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它回答说，它不像我们那样
谴责宗教方面的派别论争，它谴责的只是那种胆敢维护新教的派别
论争。既然我们在针对《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被查禁一事而为
该报辩护的同时，可以同《莱茵—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
报》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不同《莱茵—
摩泽尔日报》一起提到“早已被查禁的”《慕尼黑政治论丛》的派别论
争吗？由此可见，第 １号倒是满怀好意，他给我们用来说明报纸上出
① 见本卷第 ４００—４０１页。—— 编者注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４１５
现的有关事实的谎言是情有可原的那些理由又加上了一条新的理
由。我们所列举的理由是：“国家的公开性不强”，“日常的”、公开的、
不同往常的“政治思想”“还不成熟”，“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特征；而
第 １号又加上了一条：大部分德国报刊事实上智力低下。《莱茵—摩
泽尔日报》以自身为例，证明了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
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 ２号，即狮子的修道服，因为在这里，第
１号提出的其他种种论据被陈述得更加混乱。狮子的修道服首先向
公众吐露了它那令人不感兴趣的心情，说它本来估计我们会 “大发
雷霆”，而我们却作出了一种 “看来是平和的、豁达大度的回答”。但
是，在它对这种 “意外的宽恕”表示的谢意中，却渗进了一层令人
懊恼的疑虑：
“不知那种意外的宽恕实际上应当被视为性情温和的表现，还是精神不愉
快和倦怠的结果”。
我们不打算向我们这位虔诚的先生解释，牧师的愉快可能真的
会成为精神不愉快的原因，我们打算现在就来谈谈 “那篇引起讨论
的反驳文章的内容”。这位虔诚的先生承认他 “可惜不能隐瞒”如下
的事实，即凭他那 “最平庸的智力”来看，《莱茵报》“只不过企图
用空洞的辩论来掩饰自己的狼狈处境罢了”。而且，为了在任何时刻
都不致使人产生 “伪装”恭顺或谦逊的印象，这位虔诚的先生随即
就用最使人信服的、最无法反驳的实例来确证他那 “最平庸的”智
力。他这样写道：
“当然，不能否认 ‘《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
作所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天主教的派别论争，它散布的流言蜚语等等’；但是
４１６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 我们这位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高徒认为—— 这些过错都是情有可原的，因
···········
为还有其他的报纸犯了同样的过错 （确实，这正像一个骗子在法庭上可以列举
·········
他那许许多多仍然逍遥法外的同伙的恶劣行径，来为自己进行绝妙的辩护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