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忙碌中，张大中捕捉到人生的方向，也体验到收获的喜悦。他是操作工也是营业员，是业务经理也是技术员。从照相制版、腐蚀打孔、焊接组装、检测调试直到包装封箱，七八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市场是最好的老师，张大中在点点滴滴的实践中增长着对成本、利润、价格的认知，也积累着关于生产、管理、服务的经验，小作坊成功了。
从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张大中说。
但是，在亲朋好友眼里，这个小老板跟其他的小老板还是有所不同的，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这个家伙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是酷爱看书，见到书就不放；第二，这个小老板虽然不胖，但是酷爱跑步锻炼身体，大热天跑得大汗淋漓也在所不惜。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小店。
☆、17．插队知青张大中：重出江湖的家电业强人…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
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
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张大中的灵活经营成就了大中音响城。大中音响城制定了“大、全、专、廉”的发展战略，大的经营面积，能集展览、展示、销售、咨询、服务于一体，并为门类扩充做准备；齐全的商品，能满足顾客一站购齐的需求；专业化的销售队伍，提供了专业化的服务；低廉的价格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几年后，玉泉路大中音响城的经营面积扩大到一万多平方米，产品门类从音响器材扩展到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小家电、通讯、电脑、音像等两万多种商品，每年举办多次大型展览、展示活动向消费者介绍最新的家电产品。“玉泉泉水叮咚响，大中音响传四方”、“买电器、不跑空、要满意、到大中”，这些当年的广告词让许多消费者记忆犹新。
领航全国电器销售
1999年，大中电器作为电器专卖连锁店正式起航；2000年，大中电器开出6家连锁店；2003年，大中电器开店量增至32家，占据北京电器销售50%的市场份额，成为唯一覆盖北京内城、社区及远郊县的电器连锁商。同年，大中电器的第一家外埠店——天津黄河道店开业，标志着大中电器走出北京、成为全国性电器连锁销售商。
从小老板到大老板飞跃的关键点，体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上。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
2004年，大中电器营业额突破64亿元，门店总量达到68家，遍布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四地，稳居北京地区电器销售之冠。
2005年是大中鼎盛之峰。这一年58岁的张大中初步确立了全国扩张的思路。他派出10多个考察团，以图用重金占领全国市场，扩大大中的领地。而这一年更是大中电器的“个人表演赛”，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大中在北京的门店销售占到了市场的40%，相当于国美和苏宁的总和。
而在这十数年当中，张大中一直亲历亲为。他经常穿着大中的蓝色马甲为消费者服务，也经常“微服私访”看自己的店里缺什么，他艰苦朴素的故事一直是企业津津乐道的话题。
☆、18．农场挖盐工宗庆后：42岁创业的饮料大…
这是一棵中国饮料行业最老的“常青树”。19年来，健力宝、乐百氏、旭日升……一个个曾经辉煌的名字，或人仰马翻，或“朱颜已改”，或昙花一现，或惨淡经营。只有娃哈哈一直稳稳当当地带队领跑，在宗庆后的不懈努力下，已成为国内饮料企业的航母和世界第五大饮料企业。在中国市场被“两乐”虎视眈眈之时，娃哈哈所生产的产品一直牢牢占据着广大的中国市场。
永不低头的知青
宗庆后的家族曾显赫一时，祖父曾在张作霖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父亲则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员。待到解放之后，家庭变得异常贫困，父亲没有工作，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宗庆后去了舟山一个农场，几年后辗转于绍兴的一个茶场。再后来，大批知青相继下乡，宗庆后可以说是知青中的先遣人员了。
在海滩上挖盐，晒盐，挑盐，后来又到绍兴茶场种茶，割稻，烧窑，那时的宗庆后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落少年。在被命运之神遗忘的农村，宗庆后一待就是足足15年。逃避灰色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四处找些书来看。
1978年，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顶替了母亲小学教师的职位。却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回城顶职的宗庆后被安排到了同属教育系统的杭州上城区邮电路小学工农校办纸箱厂当工人。每天，他面对着一叠叠的纸板，唯一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做纸箱。
难道千辛万苦回到城市里，仍旧要日复一日地在这种枯燥乏味的方式里生活吗？在艰苦的农村磨砺了15年才终于走出大山的宗庆后自然心有不甘。他想，这里是省会城市杭州，不是那偏僻的山区，不是那闭塞的茶场，只要自己努力去争取，总会有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
抓住每个成功的机会
于是，内向沉稳的宗庆后开始逐渐显露出他性格中刚毅、好强的另一面。面对这个有些才干、却不太服管的大龄年轻人，正为产品的销路而犯愁的厂领导决定来个“人尽其才，任人唯贤”，就让他来当供销员。
这个校办小企业的所谓“供销员”，说出来实在有点寒碜，无非就是踩着三轮车卖卖冰棍、作业本、纸板箱什么的。在众人眼里，这活儿风吹雨打、吃苦受累，还不如坐在车间里糊糊纸箱来得轻松呢。可宗庆后却不这么认为，他照样干得很带劲、很充实、很开心。
当时，正是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城乡大兴土木搞建设，许多与之相关的产品变得十分紧俏。比如电度表，就是当时的紧缺商品。经过毛遂自荐，宗庆后凭着在校办厂当过“供销员”的“资历”，于1979年成功进入杭州光明电器仪表厂，担任生产销售管理员。
可市场是严酷的，推销是艰难的。宗庆后背上近百斤重的几十只电度表样品，开始踏上了主动出击、外出推销产品的征途。
宗庆后辗转千里、陪足笑脸、磨破嘴皮、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冷遇回绝后，先后去过山西、广州，最后听说海南正在搞开发，在海南终于打开了电表销售的尴尬局面。
10年里辗转于几家校办企业，宗庆后依然郁郁不得志。待到他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42岁的沉默的中年男子。这时的宗庆后已经是一个颇有经营经验的人才了。事实上，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冲锋陷阵，他也的确在严酷的市场中经受了实践锻炼，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
☆、18．农场挖盐工宗庆后：42岁创业的饮料大…
苦心人天不负
1986年是改革开放步伐大踏步迈进的一年，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城市的企业大力推广，特别是那些亏损大、效益差的小企业，纷纷以承包经营的形式“下放”给了个人经营。
宗庆后承包了上城区校办企业经营部。刚刚起步的经营部，做的都是一些别人不当回事儿的小生意，比如几分钱的橡皮、作业本，每件利润只有几厘。但是在宗庆后看来，这些获利微薄的小生意，正是经营部的立身之本。因为利小，那些有实力的企业才不屑来跟你竞争，而这些微利的东西，需求量并不小，只要勤勤恳恳地做，聚沙成塔，照样可以淘到金子。
于是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只要哪个学校要货，宗庆后总是随叫随到。他蹬着一辆三轮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亲自去送货。没多久，杭州的条条道路就被他跑得谙熟于心，上城区的所有小学更是熟门熟路。而这些学校的总务主任，对这兢兢业业的“经理”也开始刮目相看，他们钦佩宗庆后的吃苦耐劳精神，相信他的经营部一定会发达起来。
仅仅几个月时间，宗庆后就在杭州的各所小学树立起了很好的口碑，许多学校开始认准向上城区校办企业经营部进货。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经营部成立后一个多月，宗庆后便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0世纪80年代，一种名为“中国花粉口服液”的营养品刚刚诞生，便独具眼光地把消费对象锁定在了被无数个家庭捧为“小皇帝”的儿童。但这毕竟是第一代儿童营养品，起步之初亟待尽快打开市场，于是这家生产花粉口服液的公司就想到了孩子集中的地方——学校。这家公司的经理主动找到宗庆后，希望他能成为他们的经销代理。
这个难得的机遇，又被善于审时度势的宗庆后牢牢抓住了。他立即以“改善儿童营养结构，增强儿童体质”为名，向主管部门递交了成立儿童营养食品厂的报告。
1987年7月4日，杭州市计划委员会下文，同意建立“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宗庆后麾下的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覆盖整个上城区4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销售网络，他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地推销出了120万盒花粉口服液。
宗庆后玩命似地苦干了一年，终于交出了一份骄人的成绩单：全年实现销售总额436万元，上缴利润万元，比10万元的创利指标整整超出了一倍多！
科研炒作双管齐下
此时的他已不满足于销售这种口服液，一方面国内的市场在逐渐饱和，另一方面，这种口服液有关的负面报道也有了，严重影响了销量。宗庆后找到浙江医科大学营养系的老教授朱寿民，请他出山帮助，针对中国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研制营养配方。经过紧张研究，一个由桂圆、红枣、山楂、莲子、胡桃、米仁和鸡肝为主要原料的营养配方成功研制出来了，宗庆后又发力邀多位能人来做助手，又再报纸上刊登给营养液起名启示，以为新产品造势，最后定名为“娃哈哈”。这就是娃哈哈的前身。
一石二鸟的有偿征名，充分反映出了宗庆后对市场独特的预见性和判断力。而很多当时参与征名评判工作的专家们，却没有料到那个曾遭他们揶揄的“娃哈哈”，竟然会发展成为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大民族品牌。
1988年10月20日，宗庆后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一大清早，他就站在了车间里，望着第一批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从流水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传输下来。后来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被确立为了娃哈哈的厂庆日。
☆、18．农场挖盐工宗庆后：42岁创业的饮料大…
宗庆后善于利用电视媒体的支持。电视广告播出后，一时间，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成了热门商品，那些嗅觉灵敏的经销商和零售商店纷纷上门求购。连续几天的电视广告尚未播完，订单就与日剧增，把厂销售部的几个人忙得不可开交。广告播出的首月，销量即突破15万盒；第二个月，销量更是扶摇直上，一举突破20万盒大关。
宗庆后又极富创意地在报纸上推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实证广告”。他邀请许多教授专家，在报纸上用醒目的位置和大幅的版面，撰文介绍娃哈哈产品的功能特性、科学原理、原料配方。中国营养学会专家们客观、中性、科学的推荐，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了极大的信赖，原本心存的疑虑自然而然地化解了……这种实证广告，后来发展成为大家所熟悉的媒体“软文”，被众多著名的营养品和药品广告争相仿效，并且产生了不俗的宣传效果。
报纸和电视双管齐下，遥相呼应，顿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由此一炮打响，产品推出的当年，娃哈哈就实现销售收入488万元，创利税210万元。
“娃哈哈”帝国时代
在浙江本土立足之后，宗庆后把进军全国的首战目标锁定在了大上海。
他采用全方位的广告轰炸，立即让上海人对这个来自杭州、曾在农村呆了十多个春秋的“乡下人”刮目相看起来。一拨又一拨上海人，开始带着谨慎的心态，满怀好奇地买来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试着给孩子喝了，结果发觉孩子胃口真的好起来了，于是口碑迅速传开。
第一个月，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盒。
旗开得胜！
上海试水成功后，宗庆后的信心顿时暴涨，他一鼓作气，直取全国心脏，攻下北京和天津市场。
从此开启了属于宗庆后的“哇哈哈”帝国时代。
尽管对于娃哈哈管理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路径，争议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就宗庆后个人修为而言，这近乎一个“完人”，无可指摘。勤勉敬业、生活俭朴、乐善好施、从不知道享受为何物，过着如同清教徒般的生活。正值冠盖满京华的两会期间，这位身家67亿的富豪却悄悄住在一家每天两百元的标准经济旅馆里。
精明、务实、坚韧，这些浙江商人的生命基因，在宗庆后身上都得到了传承。然而，草根出生为主的浙商“散、小、乱”的遗传病，却有幸得到了突破。因为，宗庆后是个不知满足的人，以自己独有的理解和方式，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所有随他奔跑的人——下属、伙伴和他的对手。
从创业至今，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款，到今天银行里还存着娃哈哈近40个亿的真金白银，这让宗庆后颇感自豪。在这个大谈资本运作的年代，宗庆后依旧一分钱一分钱地做着自己的实业，老派得有些“落伍”。19年来，他带领娃哈哈所创造的财富，相较股市造就的多少“纸上富贵”，坚硬、踏实得如同娃哈哈在各地的厂房、机器，沉默地矗立。
☆、19．木匠张果喜：中国企业家“摘星”第一人…
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个人资产就已达到3000万美元，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亿万富翁。如今，与他同代的富豪要么早已出事退出历史舞台，要么风光不再已经淡出公众的视线，而他依然还是江西首富，还是那么火那么红。关于他和他的企业质疑的声音却不曾有过。当不少明星民企沦为流星的这30多年，他所一手打造的企业依然立在时代的潮头，他让他的企业和他一样，成了谜一样的寿星。
1993年6月5日，江西南昌，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会令人瞩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要将一颗由其发现的编号为3028的小行星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极其慎重，几经推敲，批准了紫金山天文台的决定。这个大会就是命名大会，用作命名的人就是企业家张果喜：自即日起，这颗编号为3028的小行星就叫“张果喜星”了。
白手起家干厂长
20世纪70年代，15岁的张果喜，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进了余江县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当学徒，每天做的活就是锯木材。虽然锯木材不需要多深的技术，但要把一堆一堆的木材变成木锹、犁耙、独轮木车等，却要消耗很大体力。那时锯木材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拉锯，上进心极强的张果喜没日没夜地拉，结果把肾给累坏了，拉尿带血，几乎是每星期一次。五年的“血尿”，给张果喜换来了一个“好木工”的称号和“车间主任”的职务。可是，车间主任没当几天，农具市场就饱和了。
1972年，张果喜的木工车间因无活儿可干被厂里割离出来，单独成为木器厂，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名为厂长，却一无厂房二无资金，只有从农具社得到的三平板车木头、几间破工棚和21名职工及家属近百口要饭吃的人，另外还有“分”到他们头上的万元的债务！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到了，厂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张果喜不得不说通父亲卖掉了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们家的房子，得到1400元钱，一部分作为职工的工资，一部分作为厂里创业的本钱。
张果喜知道，单靠卖自己家房子的这点儿钱，是发不了几回工资的，木器厂要生存必须找到能挣钱的活儿干。然而，在附近农村即使找到了一点活儿干，又能赚多少钱呢？张果喜大声向厂里的职工宣布：“要吃饭的跟我走！”于是，有21位兄弟积极响应，跟上了他。可是，饭在哪里？张果喜想到了上海。在上海雕刻艺术厂，他们看到了一种樟木雕花套箱，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又天衣无缝；箱子的四沿堆花叠朵，外壁层层相映着龙凤梅竹，十分精美。张果喜问管理员，这套箱价格是多少？回答是200元。张果喜以为自己听错了，便又问了一遍，回答仍然是200元。
此时的张果喜又惊又喜，200元啊，他们4个人千里迢迢来上海，全部盘缠也不过200元呀！于是，张果喜决定要把这个手艺带回余江。他们4人分工，一人拜一个师傅，一人学几道工序，就是死记硬背也要把这个产品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技巧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就样苦学了7天。
临走时，张果喜还从上海艺术雕刻厂的废纸堆里，拣回了几张雕花图样，又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只报废的“老虎脚”。回到余江的当天夜里，他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决定做雕花套箱。第二天，他把全厂的零木碎料全部清理出来，分成三十几堆，全厂职工每人一堆，让大家照着他从上海带回来的样品花鸟去练雕刻。
☆、19．木匠张果喜：中国企业家“摘星”第一人…
那时候，江西没有外贸，出口产品都要通过上海进出口公司，所以，他们把制作的第一只樟木箱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由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送给广交会。结果第一次交易会上就订了20套樟木箱。这20套樟木箱让他们赚了一万多块钱，同时还使他们了解到了客户对他们产品的要求。根据客户需求生产樟木箱，一下子产品的销路就打开了。
技术和机遇同样重要
1979年秋天，张果喜又到上海。如果说张果喜第一次闯上海是为了找碗饭吃，那么，第二次闯上海就是他走向中国富豪迈出的第一步。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一尊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龛，久久地吸引着张果喜的眼球，再一打听，一个佛龛有70%利润，而他生产的雕花套箱一个只有25%的利润。
工作人员告诉他，佛龛是日本的高档工艺品，也是日本家庭必备的“三大件”(轿车、别墅、佛龛)之一。佛龛是用来供奉释迦牟尼的木雕宫殿，大小只有几尺见方，结构却非常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有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到最后就组装不起来。因为工艺要求太高，许多厂家都不敢问津。
面对佛龛，张果喜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用料不多而价格昂贵，这是把木头变成黄金的生意啊！
“这个活儿，我们能做！”张果喜毫不犹豫地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了合同。他带着样品回到厂里，一连20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们一起揣摩、仿制，终于把“佛龛”做出来了。
第二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就是佛龛收入；第三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56万日元，佛龛收入超过100万日元！
或许是缘于他只有初中肄业的文化、土木匠、草民这样草根出身的考虑，他的第一桶金，乍一看像是“无心插柳柳成阴”，但注意到他推进的每一个关键点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有心栽花花亦发”。他的崛起应该归于“一招鲜”—生产佛龛的技术门槛让后者一时难以跟进；他对传统雕刻工艺工序的改造使产品便于大规模生产；他对质量的精益求精阻击了韩国、港台的对手，几乎垄断了日本整个佛龛市场。由此，夯实了果喜大业的地基。
不倒的富翁
与同时代的富豪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豪的张果喜不怎么折腾。30多年，张果喜在以下几个方面始终保持不变—
角色不变。随着张果喜和果喜集团的崛起与社会知名度、影响力的形成，社会应酬与社会活动也免不了多起来。但张果喜坚守一个企业家的本分，专注于将自己的果喜集团做强、做大。
1985年，当人们对万元户都感到很神秘的时候，张果喜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组织上要他去当鹰潭市副市长，他却没有去，理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我能把一个企业搞好，不等于说我能把一个鹰潭市搞好，因为我原来所从事的所了解的所学的都是搞企业管理。从企业来讲，我刚刚描绘一个蓝图，只有一个轮廓，颜色正在一笔一笔地上，企业不能离开我；从我个人来讲，我爱我这个企业，所以我坚定不移地毅然留在企业。”如果当初张果喜当了市长，也许结局是：市长没有当好，自己的果喜集团也丢了。
主业不变。这么多年，生产佛龛一直作为果喜集团的支柱不动摇，张果喜和他的果喜集团在专业化这条企业发展之路上坚持了几十年。近几年适度多元化，也是在突出主业、做好主业的前提下渐进式实施的，这种谨慎决策与那些一旦做大就盲目多元化的民企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果喜应对市场风云乍起的定力。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严重衰退，佛坛市场也随之变得异常萧条，很多佛坛生产、经销厂商关门倒闭。对此，张果喜非常冷静，20多年在佛坛摸爬滚打的经验给他一种直觉：这种萧条是暂时的，宗教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只要有日本人存在，就需要佛坛产品。在市场低迷不前的情况下，张果喜不但没退出佛坛生产领域，而且还投入了4000万元，新上了两个厂。两年后，日本经济逐步复苏，张果喜的“佛龛”生产正好迎合了市场所需，销量大增。
总部基地不变。余江只是个农业县，且偏居内地省份江西一隅，可几十年过去了，果喜集团的总部基地牢牢地扎根在这里，张果喜本人也始终不曾动过变迁的念头。今天，不但神龛等木雕工艺生产线在余江，而且果喜的电机生产也在余江，化工产品最初也在余江。
张果喜这种所谓“农民式保守”背后实际上藏着他作为一位企业家的精明、智慧：余江有着他所熟悉的低成本人力资源、个人品牌资源。这种资源在果喜集团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甚至浑然一体。变更总部基地不但会由于财税利益伤了地方政府多年的“和气”，而且企业本身在新地方的不适应也会引发负面的连锁反应。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只要有可能，果喜集团除了将总部基地长期设在余江，其新上生产项目首选地也会是余江。
心态不变。余江县委宣传部一位干事在谈及张果喜时感喟：有些人国外行国内不行，有些人有钱没有名，有些人有名没有钱，有些人有名有钱没有家，有些人家庭好但子女不好，有些人有名有钱什么都有但身体不好，有些人身体很好但朋友很少。可是张果喜却什么都有，家庭、事业、朋友、身体、亲情都很好。
张果喜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一切，在于他的平常心。做大了的张果喜这样告诫自己：“我们还要谨慎摆正自己的位置，放下架子，把自己看得还是和原来的小木匠一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做到不但善于雕刻木头，还善于雕刻资源，从而雕刻好我们的人生。”尽管已是亿万富翁，张果喜身上从不佩带任何金银饰物，穿着随便，吃饭更不讲究，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点儿烟。
不折腾企业！不折腾自己、亲朋、职员和客户！这无疑是张果喜这位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不倒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只是这种“不折腾”已被“翻译”成“有所不为才有所为”的企业理念、或被当做“无为而治”的企业经营管理境界和企业家人生哲学来推介。
☆、20．摊贩陶华碧：走遍大江南北的“老干妈”…
20世纪80年代初，她在龙洞堡公安干校门口，摆小摊卖凉粉米豆腐。
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是儿子成人后手把手教她写的。
她乐善好施，尽管自己的生活充满艰辛，但是常接济附近一所学校的一名贫困生，感激之下,学生叫她“干妈”。久而久之，周围的人们也都亲切地叫她“老干妈”。
如今,她是拥有2000多名员工，年产值8亿多元，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纳税排名第五名的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她开发的产品，覆盖了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省份，远销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她就是陶华碧，人们亲切地叫她“老干妈”,她的产品—豆豉辣椒系列,也叫“老干妈”。走近老干妈，就是走近一段创业传奇。
别样味道的辣椒酱
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206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丈夫病重期间，陶华碧曾到南方打工，她吃不惯也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了很多辣椒做成辣椒酱拌饭吃。经过不断调配，她做出一种“很好吃”的辣椒酱，这就是现在“老干妈”仍在使用的配方。
丈夫去世后，没有收入的陶华碧为了维持生计，开始晚上做米豆腐，白天用背篼背到龙洞堡的几所学校里卖。那时候的她想法很简单，丈夫临终前嘱咐她“要自带饭碗”，而且，两个孩子要靠她拉扯大。
每天，陶华碧背着装满米豆腐的背篼，从家里坐车到龙洞堡，由于背篼占地方，中巴车经常不愿意让她上车。上车下车时，陶华碧还得请人家帮忙把背篼背上肩。晚上，陶华碧在家里做米豆腐，由于常年接触做米豆腐的原料石灰，到现在，她的双手一到春天,还会脱皮。
几年过去了，陶华碧的生意越来越好。她开始第一次扩大“经营规模”。
1989年，陶华碧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陶华碧做的米豆腐价低量足，吸引了附近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常常光顾。久而久之，就有不少学生因为无钱付账，赊欠了很多饭钱。陶华碧通过了解，对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所欠的饭钱，一律销账。
在“实惠饭店”，陶华碧用自己做的豆豉麻辣酱拌凉粉，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要买一点儿麻辣酱带回去。
有一天早晨，陶华碧起床后感到头很晕，就没有去菜市场买辣椒。她想：反正拌凉粉的作料有好几种，缺少麻辣酱也不会耽误生意。谁知，顾客来吃饭时，一听说没有麻辣酱，居然都转身就走。她不禁感到十分困惑：怎么会这样？难道来我这里的顾客并不是喜欢吃凉粉，而是喜欢吃我做的麻辣酱？难道我这个小店生意兴隆，也是因为有这种麻辣酱的缘故不成？
这件事对陶华碧的触动很大。机敏的她一下就看准了麻辣酱的潜力，从此潜心研究起来……经过几年的反复试制，她制作的麻辣酱风味更加独特了。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又掏出钱来买一点儿麻辣酱带回去，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她的麻辣酱。到了后来，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做多少都不够卖。她心里又纳闷了：麻辣酱充其量只是一种食品作料，这些人买这么多回去，吃得完吗？
有一天中午，陶华碧的麻辣酱卖完后，吃凉粉的客人就一个也没有了。她关上店门去看看别人的生意怎样，走了十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发现每家的生意都非常红火，陶华碧发现了这些餐厅生意红火的共同原因—都在使用她的麻辣酱。
☆、20．摊贩陶华碧：走遍大江南北的“老干妈”…
口碑相传的老干妈辣椒
1994年，贵阳修建环城公路，昔日偏僻的龙洞堡成为贵阳南环线的主干道，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日渐增多，他们成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陶华碧近乎本能的商业智慧第一次发挥出来，她开始向司机免费赠送自家制作的豆豉辣酱、香辣菜等小吃和调味品，大受欢迎。
货车司机们的口头传播显然是最佳广告形式，“龙洞堡老干妈辣椒”的名号在贵阳不胫而走，很多人甚至就是为了尝一尝她的辣椒酱，专程从市区开车来购买陶华碧的辣椒酱。
对于这些慕名登门而来的客人，陶华碧都是半卖半送，但渐渐地来的人实在太多，她感觉到“送不起了”。1994年11月，“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米豆腐和凉粉没有了，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
随着发展，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
刚刚成立的辣酱加工厂，是一个只有40名员工的简陋手工作坊，没有生产线，全部工艺都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操作。
当时捣麻椒、切辣椒是谁也不愿意做的苦差事。手工操作中溅起的飞沫会把眼睛辣得不停地流泪。陶华碧就自己动手，她一手握一把菜刀，两把刀抡起来上下翻飞，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把辣椒当成苹果切，就一点儿也不辣眼睛了，年轻娃娃吃点苦怕啥。在老板的带头下，员工们也纷纷拿起了菜刀“切苹果”。
很快陶华碧发现，她找不到装辣椒酱的合适玻璃瓶。她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厂，但当时年产万吨的贵阳二玻根本不愿意搭理这个要货量少得可怜的小客户，拒绝了为她的作坊定制玻璃瓶的请求。
面对贵阳二玻厂长，陶华碧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商业谈判”。
当时豆豉辣椒的销售刚刚起步时,玻璃厂觉得老干妈的玻璃瓶要货量少,不太愿意接这单生意,陶华碧急了,她质问玻璃厂老板:“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或许是她第一次向别人“气宇轩昂”地说出“要长大”的宣言。
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玻璃厂允许她每次用提篮到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其余免谈。陶华碧满意而归。
用心经营企业
作坊时代的“老干妈”虽然产量很小，但光靠龙洞堡周边的凉粉店已经消化不了，她必须开拓另外的市场。陶华碧第一次感受到经营的压力。
陶华碧用了一个“笨办法”：她用提篮装起辣椒酱，走街串巷向各单位食堂和路边的商店推销。
一开始，食品商店和单位食堂都不肯接受这瓶名不见经传的辣椒酱，陶华碧跟商家协商将辣椒酱摆在商店和食堂柜台，卖出去了再收钱，卖不出就退货。商家这才肯试销。
没想到，效果还真不错，不过一周的时间，那些试销商便纷纷打来电话，让她加倍送货；她派员工加倍送去，竟然很快又脱销了……陶华碧深感意外，却也因此吃了一颗定心丸。
1997年6月，“老干妈麻辣酱”经过市场的检验，在贵阳市稳稳地站住了脚，而且有杀出贵阳的势头。精明的陶华碧心想：水深水浅都试出来了，我“老干妈”还怕什么？老话不是说要“趁热打铁”吗？索性，我扩大规模，把工厂办成公司得了！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工人一下子扩大到200多人。此时，对于陶华碧来说，最大的难题并不是生产方面，而是来自管理上的压力。最后，还是部队专业的大儿子加盟，确立了公司规章制度，让公司走向了正规化。
同时，陶华碧把公司的管理人员轮流派往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开放城市，让他们去考察市场，到一些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她直率地对他们说：“我承认自己‘老土’，但你们别土、企业别土！你们每个人出去后，都帮我拿回一点儿新东西来！”这一招还真管用，派出去的管理人员陆续回来后，很快就使公司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管理的道路。
陶华碧办起事来风风火火、自信、特立独行。有一次，一位香港客商来“老干妈”公司考察，他对陶华碧十分敬佩，拿出自己的名片想和她交换。没想到，陶华碧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我不用名片。”那位客商很是吃惊，接着感叹起来：“您是我见过的唯一没有名片的董事长。”陶华碧自信地想：全国各地，能吃辣椒的人有几个没吃过“老干妈麻辣酱”呢？“老干妈”不就是最好的名片吗？
如今，“老干妈”公司累计产值已达13亿，每年纳税亿，名列中国私营企业50强排行榜的第5名。陶华碧这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农村“老太太”，把一个民营公司办到这种程度，创造了新时代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童话。她的成功，令人叹为观止；而她的成功之道，更值得当今无论学历多么高的人们反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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