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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湘勇”，威服群雄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除非情况特殊，朝廷是不可能划出军队由他统领的，而太平天国反清浪潮则为曾国藩顺利地招兵买马找到了借口。鉴于清军累战不利，太平军气焰嚣张，清政府决定授权给那些地主阶级，让他们组建军队，平讨叛逆。借着这股东风，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皇帝的圣旨——下乡办团练。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开始着手组建“湘勇”。
由于是自筹粮饷，湘勇薪俸又远远高于绿营军，所以每个月曾国藩都要为银子发愁。起初办团练，他是依靠当地财团、富户以及自己常年积攒下的一点积蓄来完成的。到了后来，为了增强自身战斗力，湘勇数量越来越大，富商们也渐渐感到吃力了，抱着对这些友人的歉意，曾国藩诚惶诚恐地上书给皇帝，看看能不能从国库支出一部分银子来供养湘勇。执政者对于这个点子很不满意，但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江山，远在朝堂之上的国君还是发下了圣旨：地方政府要向协助剿匪的武装团练输饷，具体事宜视情况而定。落实到曾国藩，因他常年在江浙一带活动，那么他的“湘勇”就理应由两江总督主持输饷。
本来，“为湘勇输饷”是国家政策，但因触动了地方政府利益，很多地方官员就施展权术，能拖就拖，能不给就不给。很多时候，湘勇的军费开支都是曾国藩自己解决的。而必要的时候，就只能利用手中的武力来做文章，曾国藩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
1861年，太平军包围了杭州，太守王有龄是文人出身，自知敌不过太平军，连忙就近向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求援。但王有龄和曾国藩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他在输饷问题上很不合作，后来他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援助。曾国藩派出的援军援军不慌不忙地在浙赣边界转悠了月余之后，才慢腾腾地开往杭州，等到楚军赶到的时候，杭州城已被太平军攻破。王有龄苦守数十天，弹尽粮绝，绝望之中服毒自尽。
关于救援杭州一事，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曾国藩从中作梗，虽然造成国家失城陷地，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他既打击了异己，又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自王有龄事件之后，虽然曾国藩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谦让”，但是所有人对他强硬的手腕都心领神会，于是很少有地方官僚再和曾国藩对着干了。
说到底，利用自己手中的军队来威吓、打击政敌，迫使对方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自己脚下，就是曾国藩“王道”的体现。他利用手中军队的威慑力，为自己树立起了不可侵犯的权威，尽管他从来没有展示过自己的野心，或许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过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湘勇的势力越来越大，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对曾国藩俯首帖耳，甚至连皇帝都心惊胆战，更不用提那些唯唯诺诺的官僚朝臣了。可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曾国藩的权势是超过了所有人的。客观来说，曾国藩的湘勇，在事业上主要为他解决了这几个重大问题，从而协助了他的“外推王道”。
1. 强权代表实权。在组建了自己的私人雇佣军之后，曾国藩实际上完成了由文官向“武”统帅过渡的演变。手中有兵，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攻击太平军，甚至可以和绿营军、满八旗进行周旋、讨价、抗衡。可以说，湘勇是曾国藩成功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持有军队与否，是引起曾国藩质变的关键。
2. 军队代表主动权。如果没有军队，政敌王有龄是不会也不可能委身向他求援的，救与不救，其实只在曾国藩的一句话。有了军队，曾国藩不光在攻击敌人时不用苦等朝廷分拨，而且在和同僚的暗战中也占据了主动权。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主动之后，外推王道也就顺理成章了。
假如当年曾国藩没有下定决心去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就不会威服群雄，就不会完成自己“外推王道”的政治目标，那么他的官场也不会那么顺利，他个人就不会取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从一定角度上来说，无论当官还是做人，都是要有自己威严的，善良的人会得到大家的喜爱，那些有权势的善良之人更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服从，从而使自己的最终理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可以说，曾国藩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他除了自身的个人修养非常高之外，还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最终登堂入室，成为名垂海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首。
☆、凝聚强人，为己所用
关于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人们有两种分法——一种是“曾、左、李、胡”，一种是“曾、左、李、彭”。但是无论后人怎么评判，四个人当中，李鸿章可以说是特殊人物了。虽说李鸿章一直称曾国藩为老师，但是青年时期的李鸿章年轻气盛，曾国藩知道，对于这样的人才不能一味宽护，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教育教育”的。
曾、李两人相差12岁，年龄差距不大，而李鸿章自负才气，有时候喜欢和老师对着干，在处理逃到王有龄门下的湘军将领李元度的问题上，两人就闹起了矛盾。曾国藩要上折子弹劾李元度，但是李鸿章坚决反对。曾国藩显得很生气，李鸿章再三恳请，而曾国藩就是不听。
“如果老师执意上折，那么学生告退了。”
听到这话，曾国藩眼皮也没抬，说出了两个字：“自便。”
李鸿章愤愤转出军门，离开祁门大营，不跟着曾国藩干了。
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在胡林翼等人的劝说下，李鸿章又腆着脸回头拜访曾国藩。对于学生的悔悟，曾国藩“喜出望外”，他热情地接纳了李鸿章。一番嘘寒问暖之后，愧疚之中的李鸿章对于老师的宽容大度更加佩服，连老师请他吃饭，他也总是低着头。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顾及了李鸿章的感受，于是席间不断地向他请教军事、内政等要务，以此“抬高”李鸿章。经过这次欲擒故纵的表演，曾国藩算是彻底征服了李鸿章，从此之后，李鸿章就成了他的左膀右臂。满朝官员看到李鸿章对曾国藩恭恭敬敬，无形之中对曾国藩生出了一分敬畏。
而有“雪帅”之称的彭玉麟和曾国藩的关联就更大了，虽然他的名气不大，但是人品、修养却非常高。他率领的水师，和太平军作战的胜率可以达到七成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后世甚至有人将他视作“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另外，由于彭玉麟不敛财、不爱官、不附权贵、用情专一、工于诗画，所以他在同僚之中评价很高，当朝统治者也对他青睐有加。为了吸纳这个人才，曾国藩几次三番地亲自前往拜谒彭玉麟，他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多次上门求访，风雨不避，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第一次去拜会彭玉麟的时候，正赶上彭玉麟在家为母亲守丧，面对曾国藩的一片赤诚，彭玉麟虽然很感动，但他还是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家母身故，三年丧期才守了一年，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曾国藩也顺着对方的意思称赞说：“先生孝心，光耀千古。”最终两人一一告别。
虽然曾国藩口头上也赞成彭玉麟居家守丧，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三番五次地往彭家跑，见着见不着，都要留下礼物或书信。好几次，曾国藩亲自携带礼物前去拜访彭玉麟的时候，天气都不好。据说有一次，在拜访彭玉麟的路上下起了大雨，曾国藩和他的几个随从都成了落汤鸡，作为一个传统文人，遍体湿透、狼狈不堪是很没面子的，但是曾国藩依然谈笑自若，彭玉麟终于被曾国藩的热心所打动，他向曾国藩深鞠一躬，从此以后鞍前马后从不言苦。
曾国藩最大的成就，既不是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也不是他搞洋务运动，他最大的功勋就是，在他的羽翼之下飞腾出了李鸿章、左宗棠等栋梁之才。如果没有他的学生李鸿章、乡党左宗棠、心腹彭玉麟、密友胡林翼等人从中协助，他是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历史地位的。曾国藩本身活的时间并不长，自他从平剿太平天国起义至退出政治舞台，能够把揽政事风云的时间也就是20余年，但是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短短的20年。在他下台之后，李鸿章又继承了他的政治理想成为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曾国藩影响了近代中国50年！
☆、刚柔并济，不靡不折
说起曾国藩的刚与柔，左宗棠最了解其中滋味。左宗棠脾气大、性子倔，从来都是直来直去，而曾国藩则恰恰相反，他为人谨慎小心，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群星闪耀，而左宗棠却是和者甚少。在为人做官上面，曾国藩是软硬兼施，而硬脾气的左宗棠和他做了半辈子的死对头，最终败得很惨。
1864年7月，清军攻入了天京，太平天国起义的火焰被压了下去。义军主要将领如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等都被清军捕获。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曾国藩等人与太平军血战近十年，湘湖子弟死伤无数，他本人也是心力交瘁，天京城破，曾氏兄弟相拥而泣。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差点要了曾国藩的脑袋。
破城之后，曾国藩率军突入天王府，捉拿幼天王洪天贵福，但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那里早已经成了一片焦土，大堂之上僵卧着一具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有人报告说，这就是首逆洪天贵福。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下令继续搜捕，另一面找人确认眼前这具尸体的真伪。清军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遍，最终没有找到洪天贵福。既然如此，曾国藩便断定那具烧焦了的尸体就是洪天贵福本人。于是便将这个喜讯报了上去，说贼首“积薪自焚，畏罪自裁”。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悦，立即下令嘉奖各部，就在这时，左宗棠站了出来，他上言称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乔装打扮逃离了天京。
慈禧太后对此将信将疑，随后不久，又传出幼天王在湖州、广德之间活动的消息，于是慈禧下令，一定要严格彻查此事，曾国藩面临着一个“欺君罔上”的重罪。所谓兔死狗烹，太平天国灭亡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慈禧集团最急需考虑的就是曾国藩过于膨胀的势力问题。可以预见，左宗棠的这一纸状书，直接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弄不好就会落得个株连九族、无人收尸的下场。曾氏兄弟急得满头大汗，整夜都睡不着觉，即便一点点风吹草动，也会让他们寝食难安。慈禧沉吟数日，在杀与不杀之间进行权衡，最终还是觉得，单单靠一件幼天王的事，就处死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曾国藩定会激起变故，还是喘口气吧。就这样，曾国藩逃过一劫。
经过幼天王这件事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僵了，从此以后8年时间里，两人再无关联，左宗棠主要在地方做官，曾国藩则一直留在京师，两人碰面机会不多，就算见了面也装作看不见。当时曾国藩门下很多人纷纷对他进言，回头应好好收拾左宗棠，虽然曾国藩自己也对左宗棠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每当别人提起左宗棠的时候，他也总是缄口不言。曾国藩对左宗棠如此，而左宗棠对曾国藩就另当别论了，左宗棠在外做官，每一次接见下属或客人的时候，总是不忘记痛骂曾国藩，言辞激烈，火气十足，甚至还说曾国藩回家守孝是对朝廷不忠。
可以说，曾国藩在处理自己和左宗棠的矛盾时，是“柔”字当头的，但是同时也包含着绵延不尽的“硬度”，总体说来，是以柔为主，刚直为辅。
1.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柔”。八年来，他从来没有和对方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即使有很多人从中挑拨、教唆，曾国藩也一样是端坐不动，不予理会。一时的宽容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对于微小的冒犯，大家也都能一笑了之，但是像曾国藩这样忍让左宗棠八年、不去理会可能导致自己株连九族的“幼天王事件”，真算得上是一“柔”到底。这种绵延不绝的阴柔不单单为曾国藩赢得了好名声，而且最终折服了死要面子的左宗棠，他不但主动寄信问候，还在曾国藩死后真心奉上挽联，以示哀悼。
2.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刚”。在这八年时间里，曾国藩从来都没有正眼朝左宗棠那里瞧过，他也丝毫没有想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向对方求和。因为他知道，作为人臣，还是他曾国藩一方独大的。可以断言，如果左宗棠不给曾国藩写信，那么他们二人之间是永远不可能再有联系的，这是曾国藩心中的那股傲气所带来的，这种强硬的气质最终迫使左宗棠主动写信通好。表面上看来，曾国藩一直都是退避谦让的，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向对方妥协过，他凭借自身的威慑力，刚柔并进终于征服了倔强的左宗棠。可以说，他的“刚”是非常隐秘的，正是这种沉默的“不让步”，最终等到了左宗棠的“让步”。在晚清时代，能让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后退致敬的，也只有曾国藩一人。
☆、急流勇退，中庸保身
在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慈禧太后也对他评价很高，另眼相看。后来清军攻克了天京城，保住了清政府岌岌可危的江山，曾国藩的个人影响力在这一期间达到了顶峰，统治者在额手称庆的时候，同样也忧心忡忡。曾国藩手握重兵，立了大功，假如他想再进一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变成第二个洪秀全。于是，慈禧一面在宫中摆酒庆贺，一边密令心腹南下去查探曾国藩和湘勇的一举一动。
对于这样的事，曾国藩自己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他从攻破天京城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找明哲保身的办法，城内的硝烟渐渐散去了，曾国藩心中的风浪却没有停息。他想起了从前勾践杀文种、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的故事，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必须有所作为。造反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为了证明自己并无结党营私、收买人心的念头，曾国藩选择了屠城。
经过这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曾国藩想要借此给自己脸上“抹黑”，他的用意也非常明显，就是想用血腥的屠杀告诉朝廷，自己不会拉拢百姓，是对大清忠心耿耿的一个家奴。很快便有人知道了湘勇大肆剽掠，于是对慈禧说：“天京城内堆满了金银财宝，果真富庶一方。”听到这个消息，慈禧还是蛮感兴趣的，常年打仗，又对外赔款，国库空虚，如果真像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天京城是堆放着金山银海，那还挺不错。于是朝廷发下圣旨，令曾国藩将天京城内“大批金银封存，上缴国库，以备拨用”。
实际上，太平天国高层穷奢极欲，肆意享受，天京城内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而洪秀全则是吃草染病死掉的，哪里还有什么金山银海呢！但是此时曾国藩知道，就算自己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他赶紧招来湘勇心腹成员商议对策。
一大堆人七嘴八舌讨论了半天，但这都不是曾国藩的本意，他连夜写了奏折，对“封存太平天国金银”一事进行了澄清，还一边向太后建议“裁撤湘勇”。
“裁军”这个话题算是点到了痛处，慈禧太后很快就回复了曾国藩，表示同意。不光如此，她还抓住“幼天王”和李秀成的事紧紧不放，表面上要追究曾国藩的责任，实际上是进一步敦促曾国藩立即解散湘勇。看上去战争结束了，大家笙歌艳舞，把酒言欢，其实背地里早已是暗流涌动、波翻浪打。随着僧格林沁率领数万蒙古铁骑南下，进驻在天京城外，情势危急到了极致。
很快，曾国藩发布文告，声称“祸乱已定，天下承平”，而湘勇是“暮气已深”，依理进行裁撤。就在这一天时间里，十余万湘勇全部遣散还乡，曾国藩也等于是自行交出了兵权。看到曾国藩手里没有了军队，慈禧太后才算松了一口气。她以朝廷的名义加曾国藩“太子太保”、晋“一等毅勇侯”，曾国荃受封太子少保、一等威毅伯。在清朝官员品级当中，太子太保属于从一品，太子少保属于正二品，而曾国藩早在17年前就官至二品，所以太保对于他来说并不稀罕，但是这个“一等毅勇侯”可就相当难得了。
按照“公、侯、伯、子、男”排序，“侯”属于第二位，但是在清朝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外姓人能做到“公爵”这个位子上。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已经享受到了汉人的最高待遇。而且，“公、侯、伯”三位都是超品的，也就是凌驾于九品十八级之上了。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曾国藩进驻天京之后约法三章、军民不扰，那么朝廷会不会怀疑他收买人心、阴谋造反呢？他给自己找茬的做法，一夜之间害死了数万无辜百姓，因此民间骂声四起，提起曾国藩的名号，江淮小儿不敢夜哭。明地里曾国藩是朝廷重臣、国家栋梁，但是暗地里，很多百姓都恨不能生食其肉，他们将他叫做曾屠夫、曾剃头，哪里还愿意追随着曾国藩造反呢？曾国藩为求自保给自己添上了不光彩的一笔，虽丑化了自己，但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统治者的疑虑，虽然这个化解的过程太过血腥与残忍。
现在人们回望那段历史的时候，可能只看到曾国藩消灭了太平军，得了高官厚禄，受到慈禧太后亲切接见，可曾想过，只在一念之间，他也有可能在慈禧的一声令下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呢？
☆、死局博弈，临危不乱
什么叫死局？就是一件事情俨然已经相当难以处理，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而变成僵局。局已死，便是无力回天。当人们面临重大困难时，往往会六神无主、惊慌不知所措，在困难面前变得气馁不安、浑然无力。而当事情变得更加危急，成为了死局时，大多数人更是会一蹶不振，甚至彻底放弃、坐以待毙。而有胆识有作为的官员却不会这样，因为人生几十载困苦无数，其经历的一波波的风浪已经成功造就了他的坚强，正如李鸿章这样的人。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时代正好是清朝末年，那个时候的清朝已从康乾盛世中衰败下来，再没有了从前的强大富饶。当时的朝廷腐败不堪，贫苦百姓在衣不得暖、饭不得饱的情况下纷纷起义，而随着中西方接触的愈加频繁，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看中了中国这块诱人的蛋糕，纷纷拿起刀叉，蜂拥而来抢夺蚕食。他们船坚炮利，清政府没有任何还击之力。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下，清朝风雨飘摇。统治者们有的浑浑噩噩，殊不知灾难的来临，有的即使能够看清现状，也只是抱紧双臂，大喊“呜呼哀哉”，而没有任何作为。可就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样的死局当中，李鸿章为了清朝的复兴，他倾尽全力，攘外安内，兴办洋务，发展经济，以自己的忠诚和才智与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博弈。
为了报效朝廷，李鸿章虽是一介书生，却毅然投身戎马、挥师行伍之间。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他创立了所谓的“拜上帝教”，喊着“有福同享、有田同耕”的口号，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天堂——太平天国。他的呼吁得到了穷苦百姓的响应，纷纷揭竿而起，并且与清军进行了一场场或大或小的战役，且大败八旗和绿营，俨然有燎原之势。当时在位的清帝是咸丰，这个突然崛起的农民政权让他坐立不安。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形势十分危急，而清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再无精兵。眼看无计可施，已成死局，然而此时李鸿章却积极与曾国藩商议，并临危受命，在上海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
1862年（同治元年）2月，淮军正式宣告成立，摆在李鸿章面前的第一个考验便是要守住上海并图谋发展。当时太平军在南方大举进攻，而由当地官绅所组建的“中外会防局”却依赖于外国雇佣军，他们认为只有外国人的军队才能真正抵御住太平军的进攻，所以根本瞧不起新组建的淮军。面对着外界猜疑的眼光和不信任的态度，李鸿章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在困难面前他有着自己的思想，他曾这样说道：“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他认为，想要得到别人的重视和认可，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勇于作战，并且取得胜利。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之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经历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并且成功地守住了上海，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从他的思想和他的担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李鸿章绝非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无能之辈，而是善于务实、踏实实干、独立自强的能吏，也正是这样的品格使得他官运亨通，直至成为位高权重的极品大员。从他的话语中，我们还能够看出他的自信。可见，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特别是大事，首先需要拥有很强的自信心，而李鸿章成功守卫上海的事例就告诉了我们，树立良好的心态和拥有充分的自信的重要性。在面对危机，特别是看似死局的时候，能够做到临危不乱而心思冷静地处理问题，是给成功解决困难的希望所在。
此外，李鸿章敢于在绝境、死局中博弈，主要得益于他的坚忍不拔，有主见，有远见，临危不乱，更得益于他坚持学习。以建军为例，淮军的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不断地研究形势，夜以继日地学习行伍之理。可以说，李鸿章在建军的过程中四处相访，广结各路团练，辛苦劳累可想而知，而坚持、不放弃的信念一直留存在他的心中。也正是这样，才使得他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从一个只能持笔著书的翰林编修变为了一位能够领兵作战、驰骋疆场的一品大吏。
李鸿章的为官之道，其一便是在昏黑一片的死棋局中敢于博弈，这体现出其做官的大智慧，也正是这样的为官之道，使得他被慈禧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位列公侯。但是，想像他一样在死局中走活棋子，需要为官者拥有务实、自信、冷静、坚持的特质，也只有真正懂得并具备了如此品质的人，才能习得李鸿章的为官智慧，掌握其为官之道。
☆、独具慧眼，抢占主动
李鸿章从政四十载，之所以能够取得官拜直隶总督之职，实基于他在宦海沉浮中独具慧眼，在官场的竞争中抢占主动。
李鸿章能够成为权倾朝野的全权大臣，与他从政初期的抉择有十分重大的关系。道光三十年，李鸿章顺利进入翰林院从事编修。翰林院主要掌管文史修撰和草拟朝廷诏制，这里是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而在内任职者则被称为翰林。可以说，进入了翰林院，就等于成为了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之一。
本来李鸿章是意气风发、壮志满怀且想要按照传统的官途逐步走上辉煌之路的，但世事无常，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从此也改变了李鸿章的世界和生活。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的带领下，以广西金田为起点，迅速在清朝的土地上蔓延开来。咸丰帝急下诏书，令江南江北各地官员组织团练进行 “剿匪”。当时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被调往安徽助剿，他认为李鸿章很有才华，于是便上书奏请携李鸿章一同前往。此时轮到李鸿章抉择了，是选择留在翰林院伏案著书，还是跨马挥鞭，奔赴杀声震天的战场呢？此时的李鸿章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认为，内忧当前，朝廷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奔赴前线，为国之基石的稳固抛头颅、洒热血。在独具慧眼地权衡了轻重利弊之后，志向远大的李鸿章毅然决定投身烽火狼烟。然而，最初的“剿匪”战斗并不一帆风顺，其中存在许多的波折，李鸿章甚至还险成了太平军的刀下鬼。直到他结识了自己的恩师——曾国藩，并投效到他的麾下，他的为官之路终于拨开乌云见天日，从此大放异彩。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新兵援沪，李鸿章欣然答应，而这支新组建的淮勇之军，便是淮军的雏形。李鸿章也正是因为拥有了它，令今后的岁月里屡立战功。在一次次的战役中，淮军打出了自己的军威和声望，李鸿章也凭借着手中的兵权，逐渐地得到了朝廷上层的认可和倚重。在曾国藩遣散湘军后，李鸿章更是吸收了湘军的实力，独自撑起一片天，从此叱咤风云，手握将相二权，大刀阔斧地经营起伟大的事业。
李鸿章的成功应该说是必然而绝非偶然的，因为他能够独具慧眼地识清事轻事重，别的文官只想着自己的一桌一砚千篇书，埋头苦干做学问，李鸿章却觉得放弃书卷，扛起刀枪来得更实在。因为那时大敌当前，刀枪能杀敌，书本则无甚用。李鸿章为官的大智慧——慧眼识轻重、辨主次使得他在文武之间选择了弃文从武，这个选择让他在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淮军，从此在仕途的竞争中处处抢占主动权，从此官路大开。那么，李鸿章又是怎样抢占得官场主动的呢？
1. 把握时代特征。清末农民起义铺天盖地，特别是太平天国的战车，所过之处所向披靡，大清岌岌可危。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更需要能够带兵打仗的可用之才，与只能够伏案著书、耍笔杆子的文臣相比，哪个前途无量？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李鸿章意识到了这个趋势，从而弃笔投戎，最终不负众望——立天下，官威播中外。
2. 培养独到眼光。眼光锐利之人，一眼便看透世事轻重主次，本质走向，于万千翰林之中，独出了一个李鸿章，可谓是文能治国，武可安邦。官途坦坦，众望之所归。虽然曾国藩也出身翰林，可他从军并非自愿，实为无奈。与其相比，李鸿章是欣然而往，命运为自身所把握，眼光之毒辣，可见一斑。
3. 练就精准手段。眼准手不准，于事无补，虽看得清世事轻重，更要及时行动。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机会转瞬即逝。当李鸿章听说可与好友一同回乡组团练剿匪时，他并无过多犹豫，下手既准又稳。他一生为官皆是如此，虽然沉浮不断，却从未溃败。
☆、张弛有度，忍辱负重
大丈夫立世，立于朝廷，自当能屈能伸。也就是说，行走于官场之中，既要能够行事果断、处事强硬，也要学会暂时服软、避开锋芒。那些思维僵化的官员虽刚直有余，但不懂策略，不知变通，这样是走不长远的。而那些懂得屈伸之法的人就不同了，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反抗的时候，不妨主动示弱，暂避其锋，俗话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存了自己，就会有希望。在李鸿章看来，那些服软的人看似很没骨气，可实际上，向别人示弱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同样需要勇气，有时候，能够忍辱负重的人才更值得敬佩。比如西汉名将韩信有过胯下之辱、越王勾践更是卧薪尝胆十年才报得大仇等，难道说这些能屈能伸的人不是大丈夫吗？
慈禧是典型的即时享乐主义者，八国联军撤退后，慈禧回鸾京城，眼望着断壁残垣的圆明园，她想着要将其再修一遍，但修园需要银子，而国库已经亏空，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银子。李鸿章和一干王公大臣集体反对，她这才作罢。罢是罢了，修园的想法却在她心里打转。1886年，慈禧终于开口了，她说自己准备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这个想法一出，李鸿章心里自然是恼得很，私下里表示反对。他认为，国家现如今正处于存亡危急之时，有银子也应该花在国家、军队的建设上，怎么能够拿来满足于娱乐享受呢？况且现在国库空虚，想要筹钱，谈何容易啊！可有人为了邀宠，便大力附和吹捧，他就是新统领海军衙门不久的醇亲王奕環。并且他还以恢复在颐和园昆明湖水军操演的旧制为名目，提议重新修葺原名为清漪园的颐和园。这个想法与慈禧一拍即合，她于是下旨修园，而经费自然由海军买单了。
这下可苦了李鸿章，他才是海军实际上的“总司令”，让海军的腰包大出血，那不是割他的肉吗？最终耽误的还不是北洋舰队的发展！可偏偏慈禧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要在昆明湖训练水军并进行检阅，可谓是巧立名目到家了。另外慈禧这次也是发了狠劲儿，上次想修园让一干大臣给推掉，这回说什么也得达成愿望。李鸿章再三劝谏仍是无用，反而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思前想后，若是此时再去触碰皇太后的底线，恐怕自己的日子也到头了，与其以卵击石，倒不如妥协来得实在，大丈夫能伸亦能屈，这样至少能够保存实力，以备将来之患，于是他最终也只得依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大清能够缺了这个王爷，那个贝勒，却不能没有李中堂。想要用自己的脊梁和双肩支撑大清这栋将倾之广厦，李鸿章就得留住性命，以报国家。
人之官途，一生坎坷无数，可谓是上上下下、沉沉浮浮。李鸿章自有一句话：“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据统计，李鸿章从政四十载，曾遭遇过800多次弹劾。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应该能创造中国甚至世界吉尼斯纪录了吧。换了谁能够受得了如此的命运变迁呢？可李鸿章就是打不垮、泡不软、锤不烂、推不倒，这就需要做官的大智慧——能屈能伸，懂得妥协。而要习得此智慧，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掌握官场虚实。能屈能伸自是好事，可也得知道何时该屈何时该伸。李鸿章此人有一大优点，不仅做人，为官也一样受用，那就是与人沟通。不论是否与自己有过节的官员，他都经常和其沟通。多多沟通、联络感情的好处就是能够随时知道官场的动向，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立即知悉。这样，何时屈何时伸就一目了然了。
2. 了解主人秉性。李鸿章的主人是谁？主要就是慈禧。李鸿章从政四十载，和慈禧打交道那是家常便饭。常伴君王左右，自然应该摸清主子的脾气，知道说什么话主子生气，主子的底线又在哪，等等。只要心里有了尺度，该妥协时就妥协，那么万事都能逢凶化吉。
3. 锻炼真才实学。李鸿章为什么能够屹立官场不倒呢？因为他有真才实学。其实李鸿章是不得宠的，可慈禧还得指望他。因为满臣已丧，唯有李鸿章等几个汉臣能担当大任。所以即使被打压、被诬陷，只要服个软，照旧能够官复原职。
有了上述做法，李鸿章才运用了其为官的大智慧——可张可驰，能屈能伸，从而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四十载。
☆、磨炼忍性，养精蓄锐
为官之道在历代人物身上都有很明确的记载和讲述，其中明代著名的第一任首辅大臣张居正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明代三朝元老，其做官经验堪称老练和精湛。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并开始入朝为官，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明代的翰林院是专门培养国家人才的地方，在这里只要踏实工作并好好地把握住机会，日后被重用的机会很大。张居正就这样被选拔进入了翰林院，等候进入未来的大官场。
张居正在翰林院的时候，大量拜读历朝历代的规章制度和为官之道，他还曾经给一些王爷和皇子讲过一些学问，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不少上层的高贵人员，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官权之争的现象。
在张居正为皇子和王爷讲学的时候，前来求教最多的是裕王爷。裕王爷是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当时太子已经去世，因此裕王爷就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裕王爷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即隆庆皇帝。隆庆皇帝一上台就把昔日贴身的大臣张居正提拔了上来，张居正也就按部就班地进入内阁，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内阁大臣。
张居正的官位看似上升得既快又顺利，但这期间并不坦荡与顺利，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才走上这条大道的。在进入内阁以前，他根本没有做过官，更不懂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当时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术，不理政事，内阁首辅是严嵩，而严嵩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极具野心，对权力的欲望非常强烈，其在朝中的地位十分坚固。张居正曾经想过要向皇上奏明自己的改革，但是他的奏折根本没有引起皇上的重视，有严嵩在朝中把关，他的改革很难实现。在遭遇到挫折之后，他准备回老家休养一段时间。暂时离开官场，并不是因为他厌倦了官场的生活，也不是他的抱负被严嵩彻底地打垮了，而是他决定要厚积薄发，因为他明白，要想在朝廷中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就必须要忍。
在故乡江陵的日子里，他看到了百姓的疾苦，感受到了田赋不均是造成百姓们饥寒交迫的根源，而要想改变这一切就必须要进行改革。但是他首先要做的是磨炼自己的心智，厚积薄发，养精蓄锐，等待重回官场的时刻。待他重新回到朝中，回到翰林院，他决定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的策略。徐阶是嘉靖初年状元，才华横溢、智勇双全，后来慢慢地当上了朝中的次辅大臣。至于首辅，自然就是严嵩了。严嵩心狠手辣，在朝中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权威。与严嵩一起在朝为官，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得罪严嵩，两者相安无事，这足以说明徐阶在政治官场中的智慧和手段是何其精明和老练，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忍”。
在这样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张居正渐渐地学会了该怎样在朝中以“忍”做官。后来张居正去了国子监，与高拱一起掌管国子监。张居正和高拱都是徐阶一手提拔上来的，当时张居正和高拱都对严嵩在政治上的阴谋而感到憎恶，并时刻想要揭露严嵩的阴谋，但是徐阶多次提醒他们要学会“忍”，只有做到了“忍”才能够积蓄自己的力量，最终推翻严嵩。张居正看到了老师徐阶的成功，他认为应该做一个像徐阶一样的官，于是他便和老师徐阶一样，处处“忍”，事事“忍”，随时随遇而安，相机而动，从不冲动。
徐阶十分器重张居正这一得意门生，更十分欣赏张居正的才华，因此推荐张居正去裕王府当裕王爷的讲师。其实当时在王府里当一名讲师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官场为官的人很少去做一名讲师，因为这样的官职基本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张居正却去了，因为徐阶和张居正都认为，裕王爷很可能会继承皇位，一旦裕王爷继承了皇位，那么张居正的这个位子就非比寻常了，张居正认同这个观点，于是他甘愿去裕王府当一名讲师，这也是他磨炼忍性的重要体现。
果不出徐阶和张居正所料，后来裕王爷真的继承了皇位，就是隆庆皇帝，张居正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内阁，做起了内阁大臣。此时严嵩已经倒台，徐阶水到渠成地代替严嵩成为了首辅大臣，权倾整个朝廷。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为官这条道路上，磨炼忍性、锻炼心智是每一个为官者所必须承受的，做官就要像张居正那样磨炼忍性、养精蓄锐、能屈能伸，方能成就大作为。
☆、外粗内细，胸藏睿智
左宗棠在战场上春风得意，实际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见他，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满口湖南土话、固执偏激的矮胖子竟是一个屡战屡胜的军事奇才。
平日里的左宗棠闲散惯了，在长沙做幕宾的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大吵大闹，后来位高权重了，还是不时开口骂人。而被骂的也都是朝廷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闲暇的时候，如果有人想和他聊聊，用不了几句，他就会把话题引到曾国藩、李鸿章身上，继而破口大骂，完全没有国家栋梁的姿态。
初次拜访左宗棠的人都会有疑问，那就是这个无度量的人，是怎么带兵打仗的？他凭什么把自己和诸葛亮相提并论？又是如何在险象环生的官场中破风斩浪、屹立不倒？
在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地方乡绅潘季玉因公事来到总督府拜谒。两人初次见面，互通礼节，之后看茶问座，聊了几句潘季玉的家乡，说着说着，左宗棠就把话题引到曾国藩身上去了。潘季玉想汇报工作，终究是插不上嘴。而潘季玉人微言轻，不敢造次，只能顺着左宗棠的意思。这一天的好时光就被左宗棠骂过去了，见天色已晚，潘季玉只好起身告辞。
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潘季玉没有办完公事，但是等不及了，只好回家。
回到家乡，乡民前来打探，潘季玉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地说：“总督大人丝毫没有一点做官的样子，他只会痛骂他人，有辱斯文。”
随即又有人问起左宗棠的模样，潘季玉描述说：“矮矮胖胖，挺个大肚子，还一口方言，而且穿着不讲究，俨然像山间老农。”
平日里的左宗棠也确实如此，乍看去，他没有读书人的气质，更没有朝廷重臣应有的城府。如果把他放到田野乡间，他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犟得像牛一样的老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固执偏激、又稍显木讷的农夫，却胸藏睿智，屡屡在关键时刻展示出自己卓越的才华。
新疆地处偏远，朝廷管制不严，这就给部分心怀叵测之徒带来可乘之机，阿古柏趁清政府受困于东南海防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试图分裂新疆。他一面扩充军队，另一面和英国、土耳其交好，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随着土耳其苏丹册封阿古柏，新疆局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朝廷对是否出兵收回新疆，还存在疑虑。以李鸿章为首者认为新疆属化外之地，千里无人烟，收回来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而要破费一大笔银子，倒不如将这些钱用给东南海军的建设，这样还可以抵御外敌。然而左宗棠却主张收复新疆，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
于是，左宗棠出兵西北，但进军的速度却很慢。在顺利收复北疆之后，天气渐渐凉了下来，他下令修整大军。结果一连五个月，清军都没有向敌军发过一枪一弹，面对清军的无作为，新疆叛军也渐渐失去了警惕。此时，左宗棠看准这一时机，命令部将刘锦堂发动突袭。于是清军趁着夜色，跨过快干枯了的护城河，在大雾之中来到敌军城下，并竖起战旗整装待战，而城内的敌军却被这从天而降的清军吓得乱作一团。两军一交战，叛军就像鸟兽般散了。左宗棠连战连捷，如果光计算交战时间，那么他从新疆北部一直打到西藏边界，只用了9个月时间。
可以说，外粗内细是左宗棠为官的一个智慧。左宗棠平日里口无遮拦，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办大事的人。而这样做，首先降低了对方的心理防范。可以说，左宗棠的表现无意之间保护了自己，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自生自灭而不去主动攻击他，而最终等到左宗棠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想要再动手，已经不可能了。或许左宗棠本身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战术上的误打误撞。
由此看来，左宗棠总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候显得散漫随性，甚至有时候看上去还很无能，但实际上他是外粗内细、胸藏睿智，每到关键时刻，他从来都是不避水火、临危不乱，最终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为自己打下了常胜将军的名号，同时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收敛锋芒，以退为进
在历史上，那些咄咄逼人的为官者大多不会落得好下场，因为功高震主、聪明外露、结交广泛的臣子等，他们往往会被送上断头台。而左宗棠能在官场上保持长盛不衰，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既有外粗内细的智慧，又有恰到好处地收敛锋芒、以退为进让自己“失败”、赢在最后的心机。
关于“曾左失和”，学界也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左宗棠和曾国藩联手上演了一出双簧，摒除了慈禧太后对于二人的猜疑。
在正史中，人们一直以为，左宗棠和曾国藩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在当初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曾左二人为满清王朝立下了大功，自1864年太平军覆灭之后，曾国藩回到京城做官，而左宗棠在外统兵。慈禧太后最担心的就是，曾左两人内外勾结、联手作战，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她的江山也就保不住了。
就在此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爆出了严重的矛盾，先是左宗棠上折子，狠狠参了曾国藩一本，随即两人八年间互不往来。慈禧太后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此高枕无忧了。这里且不论曾国藩是否真的有参与其中，但是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慈禧太后最愿意看到的，两虎相争，就从一定意义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她心中的忧虑消失了，那么拿曾国藩、左宗棠开刀的想法也就打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