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在向强权示威之时，最擅长的方法就是剥夺权臣的实力，从力量上分化他们，而左宗棠身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按照当时的势头，左宗棠如果继续依靠曾国藩这座大山，那么朝堂之上就会出现“将相和”的局面，慈禧就会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制造矛盾，找各种理由处罚他们。但是如果看到左宗棠和曾国藩闹个不停，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领导者还有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削山头、搞平衡。如果一方强势且脱离自己控制范围之外了，那么就可以再培养一个实力和他相当的人来互相牵制。本着这一原则，慈禧理所当然地要出手扶助左宗棠了。于是在曾国藩官运亨通的时候，左宗棠也跟着一路走高，只要曾国藩加官，左宗棠就有晋爵的机会。当然，要想成为统治者眼中的红人，是需要一定本事的，自身素质不够硬，就算左宗棠再痛恨曾国藩，慈禧也是不会将他拉出来好生培养的。
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来年，左宗棠也深深知道，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使用，是有很大疑虑的，自己和曾国藩站在一边，虽然可以从一定意义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得到曾国藩的支持，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最有可能将两人一起送上断头台。为了明哲保身，他和朝中最具有实力的大臣断绝了关系，削弱了自己的官场势力网，摒除了慈禧的猜疑，做到了保本不赔。随后，慈禧为了打压曾国藩的势头，还一心提拔左宗棠，这就等于是左宗棠自己大赚了一笔。在整个事件当中，左宗棠的选择，其实是“一石三鸟”的，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大家相安无事，其乐融融。
1. 保全了自己和曾国藩的性命。曾左失和，虽然从形式上削弱了双方的势力，但却打消了慈禧太后的顾忌，解除了自己对于朝廷的威胁，最终两人都能够功成身退。
2. 保证了慈禧太后的强权。完成不世之功后，曾国藩功高震主，左宗棠其实也是不遑多让，汉人势力在这一段时间里空前膨胀，而与之相对的是，满洲贵族日益衰落且苟延残喘。因此慈禧太后觉察出自己手中权力的流失，面对这些新兴崛起的汉人势力，她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然而，左宗棠这一招“不与人合”却成功地打击了慈禧太后最为担忧的曾国藩，从形式上保证了慈禧太后的独裁并得到了她的赏识。
3. 凸显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最关键的时刻，左宗棠敢于和曾国藩唱对台戏，这在讨好慈禧太后的同时，也大大地提升了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在曾国藩最为得意的时刻，能站出来说“不”的，也就只有左宗棠了。而这给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开始注意这个楚地才子的一举一动，继而不断地提拔他，刻意将左宗棠的势力放到了与曾国藩一样的水平线上，也可以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牵制曾国藩而所做的必然选择。
可以说，左宗棠用两个人的“失败”，换取了三方面的胜利，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大家各取所需，完美地达成了一个共赢的局面。
☆、上谋伐心，不战而胜
身在官场，就会时刻面对一些同僚倾轧，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只有想方设法把站在自己头上的人扳倒，自己才能成功上位。在官场博弈中，最为致命的便是攻心战。简单来说，打心理战成本低、效果好，并且还不伤面子，所以在文人中十分流行。
究其一生，左宗棠在朝中结下的对头还真是不少，大到曾国藩、李鸿章，小到宫中不入流的太监，他都为图口舌之快，得罪了一通。也有很多人想要整倒他，但是一方面，慈禧太后说过“三十年不准参左”，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是善于和人打心理战的。他打心理战时总是喜欢揭人短，这样就会让那些跃跃欲试的人羞愧难当，直到黯然退场了。
左宗棠脾气火爆，个性憨直且容易较真。巡查广东的时候，左宗棠还弹劾了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说起来，郭嵩焘原本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两家还有姻亲关系，但是左宗棠的一纸状书将郭嵩焘直接从巡抚的位子上拽了下来，从此两人势同水火，不相往来。
后来，左宗棠得知消息说，郭嵩焘打算要上书参他，当时左宗棠已经是老病缠身了，他也不想再和自己的亲家斗个没完没了，于是就想找郭嵩焘好好聊聊，把这个事“私了”。他知道郭嵩焘有着传统文人的倔脾气，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因此左宗棠知道要想避免这风波，就需要从心理上瓦解对方。如果硬碰硬，上去再痛骂郭嵩焘一顿或者直接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弹劾自己，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于是左宗棠决定请郭嵩焘到自己家里做客，大家联络感情。
其实，左宗棠使用的计策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使用的第一个计策显得非常不择手段，是将郭嵩焘在任广东巡抚时，因刻意讨好洋人被人们骂为汉奸的事提出，直指隐处和痛处，直说得郭嵩焘灰头灰脑，低首不语。
二是拿双方的家庭说事。因为左宗棠和郭嵩焘原本就是儿女亲家，左宗棠没有发迹之前，郭嵩焘对他十分照顾，往日恩情加上血亲关系，直说得郭嵩焘默然深思。随后左宗棠又摆了一桌酒菜，席间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间也不知道两人说了哪些话，到了最后，郭嵩焘的状也没有告，折子当天夜里就被他扔到火炉里去了。
左宗棠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弹劾之时，很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他先是极力地贬低对方，用“汉奸”这个词来刺激郭嵩焘的心理防线。虽然郭嵩焘本人确实没有当汉奸，但是人言可畏，郭嵩焘对于自己这个名号，还是很忌讳的。这算是左宗棠压低对方心理防线的第一步，算是打了人一巴掌。
而左宗棠第二步就是联络感情，发动感情攻势。他对郭嵩焘大谈旧日情，最后还请人喝酒吃饭，算是给了人一颗红枣。再加上左宗棠本身的政治地位是远远高于郭嵩焘的，所以左宗棠的胡萝卜加大棒，顺利地化解了这次危机。其实说到底，以左宗棠的行事作风，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被人指责的，更何况慈禧太后还有“三十年不许参左”的命令。所以从本质上说，左宗棠是不怕郭嵩焘弹劾的，他只是希望在年老的时候，尽量化解自己和郭嵩焘的矛盾，也算是表达一番歉意了。
正所谓官场相争，上谋伐心，这才是最理想的一个境界。大家不动刀枪，不撕破脸。假如左宗棠没有对郭嵩焘展开心理战术，那么郭嵩焘很可能就会赌气将折子上报给朝廷，而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慈禧太后会拿郭嵩焘开刀问罪，到时左宗棠坑害亲家的罪名就出来了，那么他在朝中也就没办法混了。其实很多时候，做人做官都需要动点心思的。只要在心理战上取得了优势，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少了外部烦恼，官路自然也就顺畅多了。
☆、保持距离，避免祸端
张之洞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官场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和发展，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后殿。可以说，张之洞凭借着超强的长远眼光和开明的思想，为近代的思想意识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在那个政治动荡、险恶非常的清末政治官场上，光是清政府内部的矛盾，即慈禧太后与光绪之间的矛盾就闹得整个朝廷分为两大派别，在政治上的想法达不到一致，从而产生激烈的争议。因此，在明争暗斗的两个权力中心周围的那些官员随时都有丢掉乌纱帽的危险，稍有差池也将面临着被处决的可能，而身处在这个大旋涡里面的清朝官员们个个都担惊受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小心谨慎、察言观色地行事。在这个动乱的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张之洞还能做到处变不惊，而且还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是与他拥有“保持距离、避免祸端”的独特做官智慧分不开的。
在官场上，张之洞可谓是比较顺利的。1863年的时候，张之洞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又任山西巡抚，之后又陆续任职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并在兴办洋务和实业以及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得肯定和承认在官场上张之洞具有精练的为官之术。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当时康有为主张兴办强学会，推行维新，并开办了《中外纪闻》。当时强学会的开办取得了一些大臣的支持和赞助，其中最重要的两位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当时张之洞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改革，因此被康有为等人称为顾全大局、通权达变的“今世大贤”。后来张之洞还积极地拿出资金支持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并表示自己想做维新党的领头人，跟随维新党，并联合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创办《强学报》等。虽然在这期间他通过资金以及各种方式支持帮助维新党成立强学会并且支持自己的同僚加入强学会，但张之洞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的名字列在强学会之内。这种行为足以表明张之洞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时刻为自己留有余地。
张之洞之所以会支持强学会，是因为他认为维新党的思想十分先进，要想使清廷摆脱这种落后的状态，维新变法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但是他拒绝加入强学会的理由便是他有长远的眼光，他看到了当时整个清廷的大环境，他认为光绪和慈禧太后这两个派别的争斗，最终胜利者还很难预料，但凭借他的眼光认为慈禧太后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机会更大，为了不让自己陷入整个旋涡，他只能与康有为的强学会保持距离，做好退路，以免引祸上身。
果不其然，朝廷中保守派的力量始终是太过强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下令强行封闭强学会，由此《中外纪闻》等强学会刊物也随之被查禁。此时的张之洞马上遵守慈禧太后的旨意立即解散了上海的强学会，并且公开宣布《强学报》停刊，但是代表洋务派的张之洞还是继续和维新派进行合作，创办了新刊《时务报》。虽然张之洞还没有和维新派划清十分明确的界限，但是介于自己在官场的地位和声望，他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给自己留有退路。
直到后来百日维新之后，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尚未成熟的维新派被慈禧太后的魔爪镇压了下来。此时张之洞发现情势的变化，尽力地去除自己曾经与维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极力地与维新派划清了界限，以免引祸上身。
可以说，在为官之道上，划清界限并保持距离有时候是十分必要的一种做法和方式，因为，在任何朝代或者社会，所谓的官场都不会有清澈的时候，要想在这个庞大杂乱的官场里面生存下去，就要时刻想着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免惹祸上身。
☆、平衡关系，如鱼得水
张之洞的一生都与仕途分不开，而且他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里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尤其是他在官场上的最后20年，也正是清朝发生变局的年代。然而在这关键的20年间，张之洞却经历了官场上的辉煌时刻。在此期间，他的官场之路非常坦荡，这其中有张之洞在性格上的谨慎和严谨，加上他那圆滑和不可预测的城府，都使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但更重要的一点便是他懂得在官场中平衡关系，能够掌握权术和使用权术，并且发挥到极致，这才是他在官场上能够如鱼得水的根源。
在官场中，张之洞一直在进行着平衡关系，对此他有着自己的主张规则。
首先，作为一名官员，要想平衡好各方关系需要具备一个好的心态。官场虽然没有战场那样血腥，但是却和战场一样残酷和无情，官场上你死我活的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暗地里，随时都会迸发出暗箭和激流。而好的心态对于为官是很有帮助的，张之洞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心态，才让他在官场中处事不慌、有条不紊。
其次，要平衡好自己与上级之间关系。众所周知，在清末，做官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一名上层官员对属下进行提拔也是因为属下能够给上层官员带来利益。对上层官员死心塌地的忠诚，也是因为上层官员能够给属下带来好处，因此两者互相配合才能达到平衡，一旦有一方出现了差异，那么这个平衡就持续不下去，其中的利益也就会分裂。所以张之洞明白慈禧太后提拔他的原因，同时也明白应该怎么做。张之洞在官场中的做事原则就是不损害上层的利益，极力地维护他与上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最后，要准确适当地协调好同僚之间和下层之间的关系。张之洞凭借他多年做官的经验，懂得做官一定要注重外部环境，要尽量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处理好与自己同级或者下层官员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了这些关系，就不会阻碍自己在工作上的开展，对自己做官来讲也就显得较为容易了。
此外，张之洞有着极深的城府和睿智，他清楚地明白官场上的残酷和无情，因此他每次都努力地去把握住官场的潜规则，显然张之洞这种对权术的掌控和官场规则的婉转使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非常顺利地走下去。
张之洞对权术这个官场规则的领悟并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他在做官的这条道路上不但对官场上的规则掌握得非常熟练，还特别注重大局，以大局为重。当初，张之洞和袁世凯都同时编练新军，而这两支新军也成了当时清政府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这两支新军的力量都很强大，但掌控这两支新军的统帅的意识差别很大。袁世凯把自己的北洋新军看得极其重要，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支军队，以至于后来开始争权夺势，并且搞起了军队政治作风。而张之洞则大不相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的力量也很强大，当他被调往京城任职军机大臣的时候，他的军队并没有被他带走，他一个兵都没带，把这支军队继续留在了湖北。
通过这个事件说明，袁世凯是一个有野心的军人，他编练出的这支强大的军队，是积蓄自己的力量，为他日后争权夺势奠定基础，而张之洞则完全不同，张之洞编练新军主要是为了朝廷国家，他想到的是顾全大局，他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就需要组建自己强大的新军队。另外，张之洞处处小心，他不想让朝廷的人知道他是一个争夺权力的人，因为军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掌控着军队，别人就会惧他三分，但是也会引起上层建筑的不满，从而容易牵扯到自己的名声和官位。因此，他离开湖北的时候没有带走一个兵。可以说，袁世凯在这方面更重视的是个人的力量，而张之洞则更注重国家大局，因此，张之洞更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器重。
在官场中，张之洞凭借着能够把握平衡上下左右之间各种微妙的关系而得到了自己的利益，又根据国家的大局势轻松地玩转了整个官场的规则，从而赢得了自己仕途上的顺利发展和成功。
☆、找准靠山，左右逢源
一个一无所知的学生可以通过老师的谆谆教诲成为知识渊博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朝中人”的提携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其实，“大名鼎鼎”的和珅就是依靠找准靠山而步入仕途发家的。
和珅原名善保，满洲正红旗人，钮钴禄氏。和珅有才，记忆力显著，精通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而他之所以能够身兼数职并非他有超凡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擅长揣摩圣意，迎合君旨。钮钴禄氏在清朝虽是一个大姓，但和珅的父亲却并非大官，只是一名武官，并且为人正直、做官清廉。和珅的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和珅兄弟并不好，而且父亲的俸禄虽足够每月的开销，但却难以积攒下多少财富。所以，和珅的童年生活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和珅极其好学，因为他想要出人头地也只有科举仕途这一条路。然而，他却没能高中状元，甚至连乡试都没有考过，只是一名秀才。但在这之前他却得到了当朝红人——英廉的赏识。英廉是乾隆时期颇得乾隆赏识、青睐的一位权臣。英廉有一个令他十分疼爱的孙女，他想要为孙女找一个如意郎君，当他看到才智机敏、年轻俊朗的和珅后便相中了他。虽然和珅当时家境贫苦也没有功名在身，但英廉还是独具慧眼挑中了他。英廉就是和珅的第一个靠山。
原本和珅可以反复参加科举，直到高中。或许到时会有一官半职，不过在朝中无人的情况下恐怕一生也难以出人头地。然而，自从有了英廉这个靠山之后情况却大大不同了。英廉是一个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人，他深知为官之道。等和珅成为了他的孙女婿后，他自然会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和珅，并且提供适当的机会。而和珅从小的生活使得他做事圆滑、性格灵巧，也因此讨得英廉的欢心。可以说，无论是从个人赏识还是从孙女的未来来看，英廉都会为和珅的仕途铺平一条宽广的大路，这就是找准靠山的好处。
从和珅的一路仕途甚至官职的升迁中不难看出英廉在其中所作出的努力。和珅的第一个握有实权的官职是户部侍郎，而当时的户部尚书正是他的太岳父英廉。后和珅晋升为户部尚书时，英廉已经升任大学士。这其中的关系不难看出二人官职的联系。其实，在和珅乡试不中之后，英廉便立刻推荐他放弃考试，选择了满族子弟补充大内侍卫的方式来进入官场，接近圣上。英廉毕竟是深谙为官之道的大臣，对于整个清朝重武轻文的传统十分了解，所以他知道身为有世袭爵位的满族子弟，并非一定要走科举的途径。这就是靠山的优势，能够了解到内部的信息，分析出通往成功最佳的路途。通过英廉的帮助，23岁的和珅很快便候补了一个三等侍卫的职位，自此和珅有了接触乾隆皇帝的机会，同时这也为他在乾隆面前展示才华提供了平台。
然而和珅知道，英廉虽然是自己的靠山，但想要飞黄腾达，英廉这个靠山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他想要寻找更大权势的靠山，于是乾隆皇帝便成了和珅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乾隆摆驾出宫，在仓促间侍卫们却找不到了“黄盖”，乾隆帝不禁大怒，高声喝问找不到的原因。但侍卫们都人人自危，没人敢说话，此时只有和珅说道：“典守者难辞其咎。”发怒的乾隆抬头间却见到了一个俊朗儒雅的后生，不禁怒气顿消，询问起和珅。经过一番交谈，乾隆对眼前长相俊美的和珅很是喜欢。而得到了天下掌权人的喜欢，和珅的前途自然宽广，外加和珅善于察言观色，能够猜中乾隆的心思，很快他便得到了乾隆的提拔，从此扶摇直上。
和珅深知自己的荣辱与乾隆帝息息相关，所以他的脑袋中装的都是如何示好乾隆帝，如何讨得乾隆帝的欢心。曾有一次在庙堂中，纪晓岚与和珅在乾隆帝前对对子。纪晓岚出的上联是“四方台，台四方，四方四方朝四方”。和珅对不出，看到乾隆帝却是灵机一动，将上联改成“四方台，台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之后，对出的下联是“万岁爷，爷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此联一出便立刻将乾隆帝逗笑了。可见，和珅无时无刻都能歌功颂德，并且事实证明和珅在乾隆帝这座靠山下，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勤恳办事，幽默风趣
如果做官只是依靠对主子的阿谀奉承就可以封赏，那么，即使可以受宠一时不可能受宠一世。而自从和珅在乾隆心中留下印象直到乾隆羽化归西，和珅都一直处于无上的荣耀之中，所以和珅并非一无是处的“马屁之辈”，想要保持自己的官位，还是要依靠真本事的。所以和珅从未放弃过学习，对于军国大事也能为乾隆帝出谋划策。
和珅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有无尽的钱财收入囊中，那是因为大清国经过康熙帝、雍正帝以及乾隆帝前期的励精图治，使得国富民强。所以他知道保证自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进账的同时，也要保证大清国国运昌盛，因此他也懂得为乾隆帝分忧，为国效力。所以在一些政事上，和珅也表现得认真踏实。在贪污腐败之余，也要做出几件让乾隆帝称赞的事情，这也是和珅在乾隆帝生前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乾隆年间中原已定，台湾也早已归降，虽无大的战事，但小内乱却间而有之。在乾隆中后期，数次较大型用兵中都能看到和珅的影子，当然战事是被和珅看作能够大捞钱财的机遇，而每次用兵都能够得胜而回，这与当时的清朝八旗的战斗力脱不开关系，但也不能说与和珅的能力没有关系。历次用兵，和珅或亲赴前线督战，或负责全部军队的后勤供给，或为乾隆出谋划策，为争取胜利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另《清史列传》中有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京城米价昂贵，各铺户囤积居奇”，导致京城米价飞速上涨，这正是当年的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京城百姓一度吃不起米，不禁叫苦连天。和珅在了解情况之后，知道此事若不能尽快解决，传到乾隆帝耳朵中定会责怪，于是主动上书与皇帝商议对策，并建议乾隆帝下旨，勒令粮商存货不得超过五十石，否则充公问罪。如此一来，粮商争相将囤积的米卖出，谁也不想白白地让官府查了去，到时可是血本无归。很快市场秩序就趋于良好，和珅又主张将查获的六万多石粮食或降价出售或开设粥厂。如此施行虽然引起了各大商户以及一些在其中谋求暴利的王公大臣的反对，但却获得了乾隆帝、刘墉等为民请愿的好官以及京城百姓的拥护。百姓呼声，自然也传进了乾隆的耳朵。这无疑为和珅的政绩添上了浓重一笔。
和珅知道乾隆帝整日都生活在紫禁城中，然而，紫禁城虽大却不能与宫外相比，所以和珅经常将市井中的趣闻挑选出来讲给乾隆帝听，以博得龙颜一笑，而这与乾隆帝和刘墉、纪晓岚等诗词歌赋或对对子的乐趣不同。有自知之明的和珅知道自己才学不如刘墉、纪晓岚，他只能利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博取乾隆帝的欢心。
一次乾隆帝由众大臣陪同来到和珅家中游玩，看到亭上“竹苞”二字写得遒劲饱满，便问和珅是何人执笔。和珅见有众多大臣在场，便得意洋洋地说道乃是纪晓岚执笔，取“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之意。乾隆帝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说道：“纪昀倒有点意思，这二字用于这里意境倒是不错的，不过只怕他是别有用意啊。你再看看，可否看出其中的玄机？”在乾隆身边的大臣中自有才智机敏之人，但都不敢言语，而和珅左看右看却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只能求助于乾隆帝。最后乾隆说道：“纪昀是在变着法地骂你呢，‘竹苞’二字拆开来不就是‘个个草包’么？”和珅恍然大悟，却并不恼怒，说道：“皇上英明，可见纪昀虽有才气也只能蒙骗我而已，还是难逃圣上法眼。奴才的园亭能博得皇上一笑，实在是奴才的荣幸。”即使在这个出丑的时候，和珅也不惜贬低自己以求得皇上的开心，可见为博皇帝一笑真是下足了工夫。乾隆帝受了和珅的奉承便如沐春风，不禁在众大臣面前夸奖和珅一番，以遮盖和珅被辱。“纪昀有才气，和珅有雅量。私下里开开文字玩笑无伤大雅，还望今后能够齐心协力为朝廷出力才是。”可见和珅的这一招还是十分管用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和珅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为了能够在乾隆帝心中的位置不被别人取代，尽力地揣摩皇帝的心意，在任何角度都能够奉承乾隆帝。
和珅不仅能够奉承乾隆帝，将其伺候得舒舒服服，在关键时刻还能为皇帝分忧，在处理国家大事上解决一些问题。这便是和珅与以往历史中的弄臣、奸臣不同的地方，所以和珅在乾隆帝时期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显赫地位。
☆、天道忌满，有缺方全
曾国藩做人，也一直刻意让自己的人生存在一些缺憾，他不会让自己的人生完美无缺。因为在他眼中，有缺憾的人生才是最完整的。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完美。于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物质方面，他放弃了一些东西，就像我们所说的，有“缺”方“全”。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顺顺利利，日子过得太舒服，就会在思想上产生麻痹，在往后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也会产生思维惰性，直接将以前的成功经验拿来生搬硬套，长此以往，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没有丝毫的好处。而且，太过顺利的人往往傲慢偏执，对待自己的下属、同僚都会很不友好，这在曾国藩看来，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在攻破天京城之后，朝中流言四起，议论纷纷，曾国藩为了消灾避祸，也为了达成自己力挽狂澜、功成身退的人生追求，他劝说弟弟曾国荃弃官回家。
然而，曾国荃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曾家已有两兄弟都死在了战场上，他自己也是为了朝廷而出生入死，如今皇帝要干这卸磨杀驴的事，他怎么能服气？曾国藩静下心来安抚了弟弟一番，最终两人交出了实权。虽然没有了权力，但是这样的生活也乐得自在，大家相安无事，也还不错。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就是认准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事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一定要让生活沿着自己的方式来演进的话，往往会适得其反。曾家兄弟为朝廷做了很大的贡献，保住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那么得到丰厚的回报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皇帝保住龙椅，功臣封妻荫子，这才是最圆满的。但是实际上，很少有这样完美的事情。在曾国藩看来，保住了皇帝的江山，然后自己再得到一个看似并不完美的回报才是最好的自保方式。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而在人格方面，他们一直付出而不求回报。在曾国藩自己看来也是无上光荣的，也只有这样，他才会有名垂青史的为官资本。
众所周知，曾国藩信奉孔孟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老庄的“阴阳极变”理论，他知道月满则亏，日中则昃，如果将一件事情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件事本身就会变味。曾家为清朝立下了不世之功，已经到了隐退山林的时候，如果继续下去，就毫无疑问地动摇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曾国藩是不愿意从一个功臣变成罪人的，而“进为天子解忧，退为朝廷祛祸”是他终身所要追求的境界。即使这个过程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让他自身去独饮苦酒，曾国藩也是没有一丝一毫怨言的。
从一定的角度讲，曾国藩的“忌满”追求的是一种缺憾美，付出与回报没有对等，而这种“不对称美”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他本人的悲剧性。然而这样的人却更能引起百姓的尊重与同情，从而获得一个更高的历史地位。因此，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家，不是他真的对物质世界无欲无求，而是他所需要的东西恰恰只存在于精神上。
☆、拙诚示人，消灾避祸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那些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人，很少会产生敌意。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不显山露水，如果不是清末乱世，或许曾国藩根本就达不到那么高的地位，也正是他为人做事有着拙诚的技巧，才为他消灾免祸，才使他一路顺风顺水。
“拙诚”二字，一方面是说这个人天赋不高，学东西比较慢；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人待人诚恳实在，没有心机。总之，这样的人是非常招人待见的。说曾国藩拙诚，主要是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而实在，即使他在最辉煌的时候，也是秉持着这种品德。
论个人资质，曾国藩是比不上左宗棠的，论读书做学问，他又不如翁同龢。很多人认为，在满朝文武当中，曾国藩的智力只能算中等水平。据说，曾国藩在还没有考取功名之前，曾经秉烛夜读，当时有一小偷窜进了他家，潜在房梁上躲着，就等曾国藩睡着之后再下来窃取财物。然而等了好久，曾国藩还是将手头那篇文章翻来覆去地读。最后那个小偷着急了，从房梁上跳下来，大声说道：“你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继而将书中内容背了一遍而扬长而去。
后来，这一事件成了当时同僚们暗中讥讽曾国藩的把柄。但是实际上，这还是有很多疑点的。首先，人说曾国藩资质不高是相对于他本人取得的成就而言的，如果没有过人的智慧，他是考不上进士，也不能在十年里连升七级，所以说，如说曾国藩用功读一篇好的文章还是可信的，若说他看一篇文章都很费力，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疑问。足以说明，这个故事是曾国藩同僚杜撰的。
故事为什么会在朝中大臣们之间流传，也许曾国藩喜欢和需要这样的故事传播，因为曾国藩本人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拙”的形象。有了一个“拙”的形象，慈禧太后以及大臣们才会少一分对他的猜疑，才会对他坦诚相待，才会对他放心。换个角度说，即使曾国藩听到这个假的故事，也不会去为了自己的面子而遏制谣传，因为这样的流言对于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曾国藩的“拙诚”，还主要体现在他平时的说话方式和走路姿势之上。但凡和曾国藩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曾国藩说话的语速、走路都很慢之外，还给人一种驽钝的感觉。从曾国藩本身来说，他是希望自己三思而后行的，所以在说话办事上，就略显拖沓、不干脆。他自己也告诫儿子们说：“在与人答话的时候要先思考一下再说，切忌抢话，这样才能显得你的话落地有声，中规中矩。”
细细剖开来看，曾国藩本人是想要让自己做得言行谨慎、滴水不漏的，但在旁人眼中看来，这个人是愚钝、缺乏智慧的。可以说，语速慢、走路慢让曾国藩受益匪浅，他要的就是一个效果。
☆、冷庙烧香，意外收获
在“借势”、“借力”方面，同样是要有所选择的，而如何在“借力”方面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就成了关键。毫无疑问，“借力”也是需要成本的，那么如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其实，“冷庙烧香”便是一个好方法。
“借力”之前，是需要有所投入的，胡雪岩对王有龄的投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冷庙烧香”的例子。起初王有龄受人白眼，穷途末路，可以算作一个冷庙，根本无人去烧香，而胡雪岩送的五百两银子，就相当于一炷点燃的香。通常，在人声鼎沸的寺庙里，主持、堂主们是没有工夫去搭理谁捐了多少功德钱，谁给菩萨上供了多少灯油的，因为这样的人络绎不绝，天天都有，就算和尚有心记住那些施主，恐怕他们也没有能力将对方完全记住。而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没有人去的小庙，才会对自己的顾主万般欢迎，推心置腹。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胡雪岩明白，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如果想要借助别人的势力，就必须先给人家一些好处，而在投资的时候，正是那些脆弱的神经最容易被感动，这就是所谓的冷庙烧香。
相对而言，冷庙烧香是有着很大的感情优势：那些香火不断的宝刹，有的可以是日进斗金，每天收取香火钱二百两银子，单纯一个香客捐助了一百文钱，根本就不值一提，和尚们也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个捐一百文的香客；而对比冷庙，它每天收到的捐助少得可怜，只有一百文钱，那么这里的和尚会对每一个施主都牢记在心，感激涕零。可以说，胡雪岩在王有龄最无助的时候伸手拉了一把，这样，他在王有龄眼里就成了“恩公”式的人物。假设一下，如果王有龄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那么他对胡雪岩的五百两银子，是根本不会正眼瞧一瞧的。
当然，冷庙烧香，说到底还是求得一个“意外收获”。然而，投资给没有人气的冷庙，本身就是一种赌博，保不准头天扔钱进去，第二天寺里和尚就还俗了，所以说，给冷庙烧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所谓高回报高风险，说得俗气一点，胡雪岩投资给王有龄，希望王有龄以后成了事可以“借力”，对这种事，赔了正常，赚了只能是一个意外。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代商圣敏锐的眼光，只是胡雪岩这一次的做法实在太冒险，他后来不也被逐出钱庄了吗？不过，胡雪岩这一次赌得大，运气也足够好，取得最终的意外收获也在情理之中。
机会和机遇都是创造出来的，不过，这要看你有没有创造机会和机遇的心机和智慧，有没有能抓住机会、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机会、机遇的眼光和能力。“创造、抓住、利用机会”高度统一，必获冷庙烧香之价值。
☆、以退为进，欲擒故纵
诸葛亮作为一代智慧谋臣的典型，自然是计谋层出不穷，在他一生所用的众多谋略中，他曾多次使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这让他在危险的时候能够化险为夷，在与对手斗智斗勇的时候能够克敌制胜，在自己失意时能够重整旗鼓，再掌大权。
诸葛亮一生英明神算，但并不代表他没有犯错误的时候。诸葛亮北伐一出祁山时，面对着马谡的主动请缨，他并没有意识到应该选派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将领带兵，而是真的让马谡担任了先锋。马谡虽熟读兵法，但他的缺点也在于此，那就是理论思想占据主导而忽视实际情况。最终蜀国战败，痛失街亭。诸葛亮智者千虑，但仍有一疏。在战争的失利和用人的失当面前，他的“军师丞相”的威望也会同时受到削弱和质疑。此时，诸葛亮若是一味强硬，将马谡作为替罪羊一杀了之，把自己洗脱干净，那么定然会在日后受到他人的鄙夷和批评。于是，他便用到了以退为进的处事技巧，他对主公和下属们主动承认错误，说是自己不知道愚贤，用人不当，以致战事失利，并且自己甘愿连降三级，让君臣上下共同监督自己。这样的态度一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无疑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人格形象。君臣自上而下因为他的态度良好而颇为感动，不但没有认为他无能，反而更加敬佩和信任他了。
其实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自己怎么处理失败。诸葛亮就很好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承认错误，这样一来，本来应该被别人怀疑和指责的他反而更加令人敬佩和信任了，权力也能够更快地重掌于手。可见，这就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力量。
在马谡失街亭后，魏国十五万大军在司马懿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杀来。这个时候，诸葛亮身边力量十分空虚，没有一员大将，连军队也只有可怜的两千五百人。大家对敌人的到来感到非常害怕，甚至想到了弃城而走。但诸葛亮在这种危急关头却保持镇定，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也就是古今传诵的“空城计”。其实，空城计也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种技巧，而这种技巧便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首先，诸葛亮命令手下，让他们把自己城池里的旌旗全部都收起来，并且兵士们也不许进城出城随便走动，还不许大声喧哗，如果有违抗命令的，就立即斩首。此外，诸葛亮又命人打开四方城门，每一座城门前都分派二十名士兵扮作普通百姓，在街道上洒水打扫。而诸葛亮则披氅戴巾，左右各站一小童，一童手擎宝剑，另一童手持拂尘，在城头燃香抚琴而弹，等待着司马懿大军的到来。
果然，不多时，前方烟尘滚滚，魏军先锋赶到了城下，看见这种阵势，都摸不着头脑，不敢进城，于是急忙向司马懿报信。司马懿起初不信，便令三军停止前进，待自己扬鞭奔到城前一望，果不其然，只见诸葛亮端坐于台上，笑容可掬，面色镇定，正在那里弄琴焚香呢。左右书童也是宝剑、拂尘在手，神秘兮兮。司马懿又左右环顾，发现城门前二十来个百姓在旁若无人地打扫街道。这一切看起来都太奇怪了，司马懿心中疑惑不已，唯恐诸葛亮有什么计策。思前想后，司马懿认为城中必然有诈，定是诸葛亮设下了圈套埋伏让自己跳，于是急令撤军。就这样，诸葛亮以一座看似神秘的空城吓退了司马懿十五万大军。
在生死存亡之际，本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可诸葛亮凭借着自己的机敏，巧用智谋，又一次化险为夷。他用的便是以退为进的技巧。在当时的情况下，如若以正常手段，带领自己手下两千五百兵士与司马懿十五万大军拼死相抗，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全军覆没，兵败被俘。与其负隅顽抗，不如退一步，主动打开城门，“欢迎敌军入城”。而多疑的司马懿看到这种反常的举动，正好中计，认为必定有诈，必有伏兵，吓得立刻引军而去。
☆、先发制人，抢占先机
人们常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对于同一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是陌生的，但有的人能够快速地适应并处理好它，而有的人则不行。然而，那些能够快速适应的人，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对于问题能够提早下手，提前做好准备。当双方进行对抗时也是一样，要想获得主动，占得先机，就需要提早下手，在对方还没有行动的时候先对方一步，而这一步往往就打下了别人不曾拥有的基础，对今后的巩固和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可以说，先发制人的技巧是诸葛亮运用最多的一种手段，为自己也为蜀国谋取了巨大的利益和好处。
首先从诸葛亮个人来讲，从他出山之初且认刘备为主开始，便能体现出其先发制人的计谋。诸葛亮的家族并不是名门望族，他仅仅是一介布衣，并躬耕于隆中。但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却成功地证实了刘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使是平凡无奇的麻雀，也可以飞上梧桐变凤凰。那么，他所倚靠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先发制人的处事手段。试想，就算他文治武功样样精通，文韬武略无所不能，没有人认识他、知道他，他依旧只能够手握锄头躬耕于田亩之中，而就算他能够毛遂自荐，得到任用，其效果定然是没有刘备三番五次来请实际，并且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得到重用。可见，诸葛亮最初的成功就在于他能够先下手为强，散播自己的名声，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知名度，这样才导致刘备几次来请都要毕恭毕敬，无形之中把自己放在了主动有利的地位上。
再从诸葛亮为蜀汉立下的功劳来看其先发制人的技巧。三国时期，天下诸侯逐鹿中原，而对于人主们来说，荆州这块地盘就是战略要地，可谓兵家必争之地。曾有人感叹，得荆州者可得天下，虽然略微夸张，但由此可见荆州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之中就已经向刘备提出了荆州的重要性：“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如果能够得到荆州，从地理上来看就相当于把南中国一分为二，并且荆州地区水网密布，水势平缓，很适合建立根据地。这么重要的一块地盘诸葛亮怎么会舍得放手呢？
荆州之主原是刘表，可刘表死后，其子胆小懦弱，投降于曹操，因此荆州为曹魏所得。赤壁之战后，曹操势力不得不退出荆州，这样，这块土地就存在了势力真空的局面。本来赤壁之战的主力是孙权的东吴集团，占领荆州核心南郡等地的也是周瑜的东吴势力，刘备虽占领了荆州大部分土地却不是关键之处。诸葛亮心知荆州之重，决定拿下整个荆州，于是先下手为强，趁周瑜与曹操的江陵大战还未结束，无暇他顾之时，巧设计策，让张飞乘乱夺下了整个荆州，而东吴再下手时，为时已晚。得地之利已经坐实，无从更改，然而此时东吴不干了，于是诸葛亮便巧设了名目，说刘备无地以自立，荆州之地当是向东吴借的好了。此时土地已在人手，孙权是想不同意也不行了。就这样，诸葛亮凭借先下手为强的技巧，帮助刘备成功夺得了梦寐以求的荆州之地。
自从刘备集团顺利地拿到荆州之后，便大大发展了自身实力，成功地从一个实力弱小无以自保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与北魏、东吴分庭抗礼，且实力雄厚的蜀汉。可以说，有了荆州才得以落脚，有了荆州才打下四川，建立了蜀国，而这些，都是源于诸葛亮先发制人的处事技巧。而这件事的反面教材便是东吴的众人了，他们其实是相当“冤枉”的。刘备初期没有实力，所以孙刘联盟其实主要还是依靠东吴的兵将来挑起大梁的。曹魏来攻，与之对抗，是周瑜大都督成功打出了为后世所传颂的赤壁之战，这一战有效地阻止了曹操南下的步伐，挫败了曹军的锐气和势力，并最终将曹操赶跑了。而创下了战场首功的人，在分割胜利果实的时候，却被别人占了便宜，抢了先机，孙权真可谓是费了大力，却没有从中获利。其实，这都是因为没有抢占先机，没有做到先下手为强而导致的结果。
☆、眼光要准，出手必狠
从古至今，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贤人必定是拥有独到的眼光，且能够抓住契机。他们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和结构，在最为恰当的时机选择出击，而且手段疾厉，击中要害，并且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乱世出英雄，身处乱世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具有“眼光准，出手狠”的做事技巧。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智慧谋臣中的佼佼者，定然深知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