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总比读刊物上的文章要容易理解，这些文章我

总是读不进去。我特别有兴趣去听将由兰德尔作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那个

时候，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论述核酸分子有三维构型的可能性。因此，

这件事对于我在化学方面非正式的钻研是有影响的。既然化学家们对核酸也讲

不透彻，我又何苦兴致勃勃地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就是因为当时

的情况不能为核酸结构提供任何真正的新启示。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

的许多说法都是夸夸之谈。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是如果

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论据仍然很无力。一些信心百倍提出来的想法看来都是

异想天开的晶体学家们的杰作。他们喜欢处身于自己的想法不会轻易被人否定

的领域里。由于包括卡尔喀在内的所有的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不能理解X射线

工作者的观点，因此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为了迎合这种胡说八道而

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老师中没有人曾想到过在我得

到博士学位以后，竟会有可能和一个X 射线晶体学者一道工作。

不管怎样，威尔金斯并没有使我失望。他代替兰德尔也好，不是代替者也

罢，都是一样的。反正他们两个我都不了解。他的演讲远非空洞无物。同其他

人的发言相比，他的演讲是非常突出的。其他发言中有的根本就同这次会议的

目的是毫不相干的。幸亏那些发言是用意大利语讲的，因此，外国客人溢于言

表的厌烦情绪并不算失礼。还有几个发言人是当时动物学实验站请来的客人，

他们是大陆来的生物学家，他们在发言中只不过简短地提了一下生物大分子而

已。对比之下，威尔金斯的DNA的X射线衍射图恰好切中主题。在他的演讲

接近尾声时，这张衍射图才放映在屏幕上。当威尔金斯说到这张图比以前几张

图显示得更为详细，事实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晶DNA的X光照片时，他干巴

巴的英语并不能使他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来。确实，当DNA的结构一旦揭晓。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了。

突然之间，我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威尔金斯讲演以前，我很担心，

恐怕基因可能是异常不规则的。然而，现在我知道基因是能够结晶的，因此它

一定具有一种能用简单方法测定的规则结构。于是我期望着能否与威尔金斯一

起做DNA工作。他讲演以后，我就设法去找他。或许，他知道的东西比他的

讲演内容更丰富些。一般他讲，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正确的

话，那么，他当众演说便会犹豫。可是，我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威尔金斯已经

不知去向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有了与威尔金斯认识的机会。这一天，所有与会者到佩斯

敦（Paestum）的希腊神庙去游览。在等公共汽车时，我开始和他搭讪并且说明

我是多么地对DNA感兴趣。还没等到从威尔金斯那里打听到什么，我们已不

得不上车了。于是我只好陪伴着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刚从美国来到这里。在

神庙里，我们全分散了。我再次找到机会同他说话以前，我意识到我很可能已

经交上了好运。威尔金斯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

饭了。对此，我感到莫大的高兴。多年以来，我曾闷闷不乐地看着伊丽莎白被

一群傻瓜追求着。现在，变换一下她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突然来了。我不必再

眼看着她将注定嫁给一个智力低下的傢伙。而且，如果威尔金斯真正爱上了我

的姐姐，那么，我也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威尔金斯表示抱歉地走开了，并独个儿坐在一旁。这并未使我感到失望。

他显然是很懂礼节的，他可能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但是，当我们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他合作的壮丽的白日美梦就化为泡

影了。威尔金斯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就迳自离开，回他的旅馆去了。无

论我姐姐的美貌或者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不能使他落人圈套。我们的

命运看来不在伦敦。于是，我就动身回哥本哈根，并且避免再多想生物化学的

美妙前景。

5

我忘掉了威尔金斯，但没有忘记他的DNA照片。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

钥匙总不可能从我的头脑中忘却的。我还不能解释它，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

设想自己成名肯定比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

也曾被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传闻所鼓舞。我

在日内瓦就听说过这个消息。在那里，我呆了几天跟瑞士噬菌体学者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刚刚回来。韦格尔在

离开加州以前曾去参加过鲍林宣布这个消息的讲演会。

鲍林以他惯用的演戏似的方式进行讲演。讲起话来活象是个终身从事戏剧

演出的行家。他的模式图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他的讲演快要结束时，他才

骄傲地展现了他的最新创作。这时鲍林目光炯炯地解释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模型

——α螺旋的各种特征。这次炫耀的表演，正象他所有的精彩表演一样，吸引

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出席听讲。全世界再没有哪一个人象鲍林那样能抓住听众的

心。他那奇妙的头脑与有感染力的露齿微笑结合得无懈可击。他的许多教授同

事们怀着混杂的心情观看着他的表演。鲍林在示范讲台上跳上跳下并挥舞着他

的手臂，活象一个魔术师要把一只兔子从他的靴子里掏出来那样。这使他的同

事们感到相形见绌，如果他略微表示一点谦虚的话，他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被人

接受。由于他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

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的许多同事正在袖手旁观，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

题上栽跟头，而落得一个嘴啃泥。

但是，韦格尔那时无法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是否正确。他不是X射线晶体

学者，不能从专业方面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在结构化学方面

训练有素的年轻朋友们却认为α螺旋看来还是挺不错的。因此，他的这些朋友

都认为鲍林是对的。果真如此，鲍林就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于生

物学上极为重要的大分子结构，他可能是提出完全正确见解的一位先驱。他或

许拥有某种也适用于核酸的新颖手段，而使他在这个领域能遥遥领先。韦格尔

对此什么也记不起了。他能告诉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说有一本关于α螺旋

的书不久即将问世。

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杂志已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看了一

遍，接着又立即重读了一遍。我对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

我只能了解他的论点的一个梗概。我当然无法判断它是否讲得有道理。我敢肯

定的一点只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下一期杂志又到了，这一期

又刊载了鲍林的文章七篇之多。这些文章写得仍然是令人眼花镣乱，充满着华

丽的词句。其中的一篇起首这样写道：“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

法鼓舞了我。我开始琢磨如果解决了DNA的结构我撰写关于DNA论文时开头

的话：“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这样的写法就可以显示我与鲍林的思路不

同。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我开始为此发愁。到加州

理工学院去吧，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不能浪费他的时间去教一个

缺乏数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可是，我不愿再次遭到威尔金斯的冷遇，也不想到

他那里去。这样一来，就只能去英国剑桥了。我知道剑桥有一个名叫佩鲁兹的

人，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很感兴趣。我于是就给卢里亚写信

诉说我新近入迷的爱好，问他能否想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实验室去。出乎意料，

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成问题。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卢里亚就去参加在安.阿尔柏（Ann

Arbor)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兹的合作者——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他正延期在美国旅行。更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有很好的

印象。肯氏象卡尔喀一样，举止文雅；此外，他也支持工党。而且，当时剑桥

实验室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对象同他一道研究肌红蛋白。于是卢里亚向他保

证说，我正好合适，并且立即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当时正值八月初，刚好在我原来的奖学金就要满期的前一个月。这就意味

着给华盛顿写信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是，

我仍然决定直到剑桥实验室正式允许我去时再写信。等我亲自和佩鲁兹谈过话

后再写这封难写的信看来是慎重的，因为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常有的。谈过话

以后，我就能更详尽他说明我希望在英国完成的任务。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

哈根。于是我又回到了实验室。我当时做的一些实验按照第二等标准看来是有

趣的。我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即将在那里召开。很多噬

菌体工作者将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德尔布吕克当然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他是

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搞的新玩意儿他会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

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

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的盛

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氏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

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的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

际隔阂，一个星期内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到海滨的酒巴间去的夜半旅行

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是和腐朽

的欧洲贵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 中油然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真

理：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也

可能是趣味盎然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6

刚吃完午饭我就到办公室去，当时佩鲁兹正在那里。肯德鲁还在美国，没有人

期待我的到达。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

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

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

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懂得足够的理论去

做X射线照相工作。举个例子说，佩鲁兹对我讲过他要验证鲍林的α螺旋模型

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化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

后来我压根儿就没有理解佩鲁兹：甚至我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

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兹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

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

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

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

如今这种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

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

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草坪

（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已是很幸运的

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兹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

佩鲁兹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

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兹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回到

实验室，由布喇格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次会

见是不拆不扣地按英国人的方式进行的。我私下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

偶象，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

分时间、我从来也想不到我会和这位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

基因了。我有礼貌地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表示感谢。接着，我对

佩鲁兹说我过三个星期再回来赶上米迦勒节那一学期的开始。于是，我回到哥

本哈根去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好运，能成为一个

X射线晶体学者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地赞同我

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透露了我当时所做的

病毒增殖生化实验不管怎么说都是意义不大的。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

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它。我还说我如今知道X射线

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因此请求把我的学习计划改到剑桥去。这样，我就能

够在佩鲁兹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在得到批准以前留在哥本哈根是没有意义的，简直可以说呆在那里

浪费时间，是荒唐的。一星期以前马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

将在那里呆一年。我对卡尔喀式的生物化学也丝毫不感兴趣了。按手续程序说，

离开哥本哈根当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要求恐怕也不能拒

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喀那时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华盛顿办公室必然

会担心我究竟愿意留在哥本哈根多长时间，我如果直截了当地写信说卡尔喀不

在他的实验室恐怕不但有失体统，而且也多此一举。

自然，我根本没有准备会收到一封不同意我到剑桥去的信。我回到剑桥十

天后，卡尔喀却转来了一封令人心灰意冷的信，这封信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

住处。奖学金授予团认为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对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去。

由于我不能胜任晶体学工作，这封信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学习计划。然而，奖学

金授予团乐意赞助我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卡斯皮森（CasperSson）细胞生理学实

验室去。

引起麻烦的根由是太明显了。奖学金授予团的领导人已不是卡尔喀在生化

界的莫逆之交克拉克（Hans Clarke）了。这时，克氏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

休。我的信落到了新主席手里，这位新主席在指导青年人方面积极性很高。我

否认生物化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做得有些过分了，对此他很不耐烦。我写

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主席是偶然相识的，这样，如果能把我的决定很好地

呈现出来的话，他也可能改变他的决定。

起先，种种迹象说明卢里亚的介入可能会导致恢复理智的变化。卢里亚寄

来一封信说，假如我们能表示以前的想法欠妥的话，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这

封信使我振奋。我打算写信给华顿盛说我要去剑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肯姆

（Roy Makham）在那里。马氏是从事植物病毒工作的英国生化学家。他对这消

息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走进马肯姆的办公室，对他说他可能得到的是一名决不

会把实验仪器在他的实验室里弄得叮当作响，而使他烦恼的模范学生。他把这

个计划看作是美国人不懂如何举止端庄的典型例子。然而，他答应姑息这一蠢

举。

我确有把握认为马肯姆对这件事决不会走漏风声后，就非常谦逊地给华盛

顿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同佩鲁兹和马肯姆在一起我能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在

信的末尾，我开诚布公地申明我已到了剑桥，并且打算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华盛

顿做出决定为止。我认为申明这一点是诚实的态度。但是，华盛顿奖学金授予

团的新主席不予合作，一直等到回信寄到卡尔喀实验室时才算有了点眉目。回

信说奖学金授予团正在考虑我的问题，一俟做出决定他们就会通知我的。支票

仍在每月月初汇到哥本哈根，可是看来，把支票兑成现钞是不妥当的。

很幸运，他们可能不愿为我来年做DNA工作而解囊只不过引起我的一点

烦恼，却无碍大局。、我在哥本哈根的奖学金津贴是三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

富裕的丹麦大学生生活费用的三倍。支付了我姐姐新买的两套巴黎时髦服装的

费用以后，我还剩下一千美元。这些钱足够我在剑桥呆一年的。在剑桥居住不

到一个月，我的女房东就把我撵出来了。她这样倒是帮了我的忙。我的主要罪

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回来没有脱掉鞋子。这时她的丈夫正要睡觉。还有，我偶

尔忘掉了在这个时候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甚至更糟的是我在晚上十点以

后还要外出，而这时剑桥所有部门都关门了。我出去干什么，很值得怀疑。肯

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这时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把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

让给我住，几乎不收租金。这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仅仅有一个老掉了牙

的电热炉。我很乐意接收了下来，虽然在这里容易感染肺结核，但和朋友住在

一起比我在这种时候去找别的宿舍住要好得多。于是，我欣然从命地决定住在

网球场路，一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

7

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离开剑桥。

很快就走才是愚蠢的呢！我发觉和克里克谈得很投机。在佩鲁兹的实验室里居

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因而，我就不

必化费很多时间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这对我来说，也是如释重负。

在午餐时，我们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在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到达后的

几天之内，我们就知道要干些什么：模仿鲍林并且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鲍林在多肽方面的成就自然而然提醒克里克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解决DNA

的结构问题。但是，只要他身边没有人认识到DNA乃是万物之本的话。他与

金氏学院实验室在人事方面存在的麻烦就会使他不能开始DNA的工作。而且，

即使血红蛋白不算最重要的课题，克里克先前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所待的两年肯

定不能说是无所作为的，而是有成绩的。当时，在蛋白质方面不断涌现出来的

许多问题，很需要有人集中精力去创立学说。但是，现在克里克在实验室老想

同我讨论基因问题，他也不想再把有关DNA的问题束之高阁了。要是他一周

仅仅化费几个小时考虑DNA，并帮助解决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也不会

有人介意的。即使这样，他也不打算放弃对实验室内其他问题的兴趣。

这样，肯德鲁很快就看出我不愿意帮他解决肌红蛋白的结构问题。由于他

不能结晶出大的马肌红蛋白，开头，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我的实验技术不如实验室那位瑞士化学家熟练。我到

剑桥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为了制备新的肌红蛋白，我们到一家屠宰场去取马

的心脏。结果我们运气好，把马的心脏立即冷冻起来使其免遭破坏，也从而避

免肌红蛋白不能结晶。但是，后来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力图拿到结晶，其结果

并不比肯德鲁做的成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了我的忙。因为如果结晶

成功的话，肯德鲁可能就会继续要我做蛋白质X射线衍射工作。

我和克里克每天交谈至少几个小时，这件事并没有遭到非议。终日浮想联

翩甚至对克里克来说也是吃不消的。当他的一些公式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常常

向我问及噬菌体方面的问题。其他时间，克里克就用晶体学武装我的头脑。这

些知识通常是需要耐心阅读专业杂志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曾认真

讨论了鲍林是怎样发现蛋白质α螺旋的。

不久，有人告诉我说鲍林的成功也很平常，并不是复杂的数学推理的结果。

在他的文章里间或有公式出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语言叙述也就足够了。鲍

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运用了结构化学的简单定律。他发现α螺旋并不是仅仅靠

研究X射线衍射图谱。相反地，其主要方法是探讨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

纸和笔，他的主要工具是一组分子模型。这些模型表面上看来与学龄前儿童的

玩具非常相似。

因此，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DNA的问题！我们

只要制作一组分子模型，开始摆弄起来就行了。我们幸运的话，DNA结构也许

是一种螺旋型的。任何别的构型都太复杂了。还没有排除答案是简单的这种可

能性，就担心问题是很复杂的，那是非常愚蠢的。鲍林从来也没有在杂乱无章

的探索中取得任何成果。

与克里克头一次交谈，我们就假定DNA分子含有许多有规律地直线排列

的核苷酸。我们这样的推理部分地基于简明性这一点上。虽然附近的托特

（Alexander Todd）实验室的有机化学家认为这是核酸的基本排列方式，但那时

他们还远没有用化学方法证明所有核苷酸之间的键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DNA

分子中的核苷酸不是有规律直线排列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DNA分子怎么能

象威尔金斯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堆积在一起而形成结晶聚合体的。

因此，假定今后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见解问世，我们把DNA的糖和磷酸骨架

看成是非常有规律的，可能是解释它的分子结构的最好办法。从而找到一种三

维螺旋构型，其中所有的基本结构都处于同样的化学环境之中。

我们很快就认识到，解决DNA结构比解决蛋白质的α螺旋更复杂些。在

α螺旋中，单一的多肽链（许多氨基酸的集合）通过自身的基团之间的氢键折

叠成螺旋型。但是威尔金斯曾对克里克说过，DNA分子的直径比单独一条多核

苷链（许多核苷酸的集合）的直径要大些。因此，他认为DNA是一个复杂的

螺旋，其中包括几条彼此绕在一起的多核苷酸链。如果真是如此，在开始认真

建造模型以前，必须弄清楚多核苷酸链之间究竟是通过氢键，还是通过与负电

性磷酸有关的盐键维系在一起的问题。

由于DNA合有四种不同的核苷酸，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这个意义上，

DNA并非一种有规律的分子，而是一种高度无规律的分子。但是，四种核苷酸

并不是完全不同的。每种核苷酸都含有相同的糖和磷酸，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

含氮碱基。这种合氮碱基要么是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要么是嘧啶（胞嘧啶

和胸腺嘧啶）。而且，由于核苷酸之间的联结仅与糖和磷酸有关，因此我们的假

设——相同的化学键联结所有核苷酸，不受任何影响。于是，在建造分子模型

中，我们假定糖和磷酸骨架是很有规律的，而其中的碱基顺序则是很不规则的。

很明显，如果碱基顺序总是一样的话，那么，所有的DNA分子就都相同，也

就不存在基因的多样性了。

在没有借助X光衍射资料的条件下，鲍林解决了α螺旋结构。但他还是知

道那些X光衍射资料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有X光衍射资料作依据，

各种各样可能的多肽链的三维构型很快就被淘汰掉了。现在，我们借助精确的

X光衍射资料，将能更快地解决更加微妙的DNA结构。仅仅浏览一下DNA的

X光衍射图片，就能避免许多错误的出发点。幸运的是，在文献中已经报道了

一种不怎么好的DNA图片。这是英国结晶学家奥斯特伯（w.T.Astbury）在5年

前拍摄的。我们拿来派上了用场。后来，要是能得到威尔金斯更加漂亮的图片，

我们可能会节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图片是威尔金斯的，这实在使人伤透

了脑筋，但也无可奈何。

要搞到这张照片，除了和他商量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想。我们感到惊奇的

是，克里克竟毫不费力他说服威尔金斯于一个周末到剑桥来，用不着勉强、威

尔金斯就接受了DNA结构是螺旋型的观点，因为一则螺旋型结构当时不仅是

一种明朗化了的猜测，再则，威尔金斯在剑桥一次夏季讨论会上已经使用了“螺

旋”这个名词。在我第一次到达那里的六周以前，他曾经把那张DNA的X光

衍射图谱拿出夹展示过。那张图谱显然在子午线上缺少任何反射迹象。他的同

事，理论家斯托克斯（AleX Stokes）告诉他，这个现象是与螺旋结构相符合的。

根据这个观点，威尔金斯猜想有三条多核苷酸链形成DNA的螺旋结构。

我们相信利用鲍林建造模型的手段, 甚至在没有更多的X光衍射结果之

前，会很快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威尔金斯同我们的看法

不一致。我们平时闲谈总要涉及罗西·富兰克林，因为来自她那里的麻烦与日

俱增。她坚持认为，就是威尔金斯本人也不应该再拍更多DNA的X光照片了。

威尔金斯想方设法同罗西妥协，结果做了蚀本生意。他把用在初始工作上的所

有好的结晶DNA都交给了罗西，井同意将自己的实验仅限于其他的DNA。后

来他才发现这种DNA不能结晶。

后来事态竟然发展到罗西甚至不愿把她最新工作成果告诉威尔金斯。威尔

金斯了解事情真相最早可能是在三个星期之后的11月中旬，那时罗西已准备好

开一个关于她过去六个月工作总结的讨论会。威尔金斯讲欢迎我参加罗西的讨

论会，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第一次得到了学习X射线晶体学的鼓励，并希望

罗西不要讲得使我听不懂。

8

出乎意料，还不到一周，克里克对DNA的兴趣突然一落千丈。因为他决定指

责无视（不尊重）他的学术观点的一位同事。这位受指责者不是别人，正是布

喇格教授。这件事发生在我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个星期六上午，佩

鲁兹把前一天布喇格爵士和他本人关于阐述血红蛋白分子形状的一份手稿交给

了克里克。克里克很快地看过内容后，就大发雷霆，因为他发现有些论述所依

据的理论性观点大约在九个月之前他就提出来了。更糟的是，克里克记得他曾

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观点告诉过实验室里所有的人。然而，他所做出的成绩至今

得不到承认。他立即跑到佩鲁兹和肯德鲁那里，告诉他们这种横蛮的做法是不

能容忍的。随后又急冲冲地到了布喇格办公室，要求如果不向他道歉，至少也

要向他作出解释。但事不凑巧，布喇格那时在家里，克里克只得等到第二天上

午再谈这件事。遗憾得很，这样一耽搁就不能有把握地弄清事实真相了。

布喇格爵士断然否认他了解克里克以前的想法。有人传说布喇格偷偷地用

了别的科学家的观点，这件事使他受到莫大的侮辱。而克里克认为不能相信布

喇格愚蠢到如此地步，以致忽视了他常常提起的观点，克里克这样想的，对布

喇格也是这样说的。他同布喇格再交谈下去已不可能了，于是不到十分钟他就

离开了布喇格的办公室。

布喇格认为这次见面似乎是同克里克关系中使人难以容忍的最后一招。几

个星期以前，布喇格来到实验室，由于他前一天晚上有过一个好的想法而显得

非常激动。后来他和佩鲁兹共同写论文时把这个想法写了进去。他把此事告诉

佩鲁兹和肯德鲁时，恰好克里克也在那里。克里克非但没有立刻接受这种解释，

反而申明要离开，并检验一下布喇格究竟是对还是错。布喇格听了火冒三丈。

他的血压升高起来，生气地回家去了。他把这些喜欢肇事的孩子们所干的蠢事

告诉了他的妻子。

最近发生的争论对克里克来说简直是种灾难。他回到实验室后，觉得处境

相当不自在。布喇格在打发克里克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生气地告诉他，他的博

士课程完成以后，布喇格还要慎重考虑克里克能否继续留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克里克显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他不久也许必须另找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那天

的午饭我们是在克里克常去的伊尔酒馆（Eagle）吃的。大家心情很不愉快，闷

闷不乐地吃完了那餐午饭。

克里克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深知自己精明能干，还有些与众不同的

观点，但并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出身于一个有钱的

中产阶级家庭，曾在米尔山学校就读，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里学习物理。战争

爆发时，他已开始攻读学位的工作。同所有其他的英国科学家一样，他参加了

战争，并加入了英国海军科学组织。在那里他精神抖擞地工作着。虽然许多人

对他滔滔不绝的议论感到不满，但一则为了赢得战争，再则他在生产精巧的磁

性水雷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人们就不去计较他的唠叨。但战争一结

束，他的同事们觉得再没有理由将他永久留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深信自

己在科学事业方面将无用武之地。他对物理学已经心灰意冷，于是决定搞生物

学。在生理学家希尔（A.V.Hill）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于

1947年秋来到的剑桥大学。开始，在斯坦基威斯（Strangways）实验室做了些

微不足道的纯生物学工作。两年以后，他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同佩鲁兹和肯德

鲁一起工作。在这里, 他再次激励自己要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努力奋斗。他被凯

厄斯学院录取为研究生，导师是佩鲁兹。在某种意义上讲，念博士学位，对于

敢想敢干不满足于论文中单调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他决

定当研究生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后来在他与布喇格闹翻的关键时刻，

因为他还没有获得学位，就很难把他解雇。

关系闹僵后，佩鲁兹和肯德鲁急忙跑来援救，并向布喇格说情。肯德鲁证

明克里克先前曾写过关于争论中问题的短文。布喇格承认两人各自独立地产生

了相同的想法。布喇格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克里克要离开的事就悄悄地被搁

置下来了。但是，布喇格仍然认为以后不必留下克里克。有一天，他心情不爽，

说克里克使他伤透脑筋，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留下他。布喇格觉得克里克35年

来虚度年华，一直毫无休止地夸夸其谈，并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工作。

9

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新机会使克里克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就在与布喇格闹翻的

几天后，晶体学家范特（V.vand）给佩鲁兹写了一封信，其中涉及螺旋分子的

X光衍射理论。由于鲍林成功地解决了蛋白质α螺旋，当时实验室的兴趣都集

中在螺旋上面了。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去验证这些模型，从而

进一步证实α螺旋细节的正确性。范特希望他的理论能起到这种作用。

克里克很快发现了范特理论中的严重错误，对于发现正确的理论他跃跃欲

试。于是他跑到楼上同矮小的、斯文的苏格兰人，卡文迪什实验室晶体学讲师

考基兰（Bill Cochran）交谈起来。当时在剑桥大学搞X光衍射的人中考基兰是

一个最聪明精干的小伙子。虽然他没有参加生物大分子方面的工作，但总是为

克里克不断探索理论而提出自己敏锐的看法。当考基兰告诉克里克某个观点不

够完善或它会导致一无所得时，克里克通常相信他是好心，而不怀有职业上的

妒忌心理。而这一次，考基兰相信克里克是对的，因考基兰自己也独立地发现

了范特论文中的错误，并且开始思考着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几个月来，佩

鲁兹和布喇格一直催促他建立螺旋理论，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现在，克里克

发觉了范特的错误，所以考基兰也开始认真考虑起如何把他自己的理论用公式

表示出来。

在上午的其余时间里，克里克沉默寡言，沉浸于数学公式里。在伊尔小酒

店吃午饭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因此不能到实验室去，只得回家。他坐

在煤气炉前无事可做，觉得无聊，于是又埋头搞起他的公式来了。不一会儿，

他找到了答案，感到无比高兴。但是他停止了工作，因为他和妻子奥迪尔·克

里克（Odile crick）应邀要到剑桥一家较好的酒商马修斯（Matthews)那里去品

酒。连日来，他一直兴致勃勃，认为自己被邀品酒，表明受到了剑桥上层人士

的器重，使他忘记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对他的不鉴赏。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

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st．Joh)学院。这个套间只能

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

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

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

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座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

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那时克里克与奥迪

尔结婚已经三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

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

奥迪尔比他小五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

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

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

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

《时髦杂志》《Vogue），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

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

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

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

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