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和“解难题者”的术语，突出了前几页显得愈来愈重要的几个论点。把难题在用到这种完全标准的意义上，就是可用以测验解题能力或技巧的特种问题。字典里的例子就是“拼板游戏”（ jigsaw
puzzle）和“纵横字谜”（crossword puzzle），这正是这些难题同这里需要加以区别的常规科学问题所共有的特征。上面刚刚说过的就是特征之一。难题好不好，标准并不在于其结果是不是本来就有趣或重要。相反，真正迫切的问题，象治疗癌症或谋求持久和平，却往往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个解。拿拼板游戏来看，从两个不同的木板盒中随意挑出一些木板来。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当然也可能不会）甚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无能为力，因而无法用来测验解法的技巧。它决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难题。一个难题的固有意义虽然没有标准，但肯定有一个解。
我们知道，科学界利用规范的一个收获是，只要接受了这种规范，就有了一个标准来选择那些可以肯定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科学界承认它们合乎科学、或鼓励其成员从事研究的仅有问题。另外一些问题，包括许多以前曾经作为标准问题的，却被作为形而上学、作为其他学科的对象，或者有时只是因为太成问题，并不值得花费时间而被抛开了。就这一点说，一个规范甚至可以使科学界离开那些对社会很重要、可以化为难题形式的问题，因为它们不能用规范所提做的观念工具和实验工具来表述。这种问题，可以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十七世纪培根主义某些方面和现代某些社会科学所卓越表明的教训。常规科学之所以看来进步得这么快，原因之一就是，常规科学工作者都集中到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可以题决的问题上。
但是，如果常规科学问题只是这种意义的难题，就不需要问科学家为什么这么热情而专心钻研这些问题了。一个人可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科学吸引过去。有实用的要求，有探索新领域的激情，有寻求秩序的希望，还有检验已有知识的动力。类似这样一些动机，也促使他选定了后来他自己也投了进去的特定问题。而且，尽管结果有时遇到挫折，仍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样的动机为什么会首先吸引他，以后又引导他前进。①整个科学事业的确不断证明自己的作用：打开新的境界，显示秩序，检验长期公认的信念。不过，投到正常研究问题中去的人却几乎永远不会做这一类的事。一旦投了进去，他的动力就完全属于另外一种了。这时向他挑战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成功地解决以前谁都没有解决过或没有解决得这么好的难题。许多最伟大的科学大师们都把他们专业方面的全副精力用到这一类亟需的难题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一个专门领域都没有提出别的任务，这事实却一点也不会使醉心于此的人觉得它并无迷人之处。
①但是，由个人作用同科学走展整体模式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挫折；有时也可以很严重。关于这个问题，见劳伦听· S·库比（Lawrenee S·Kubie），《科学事业的某些未解决的问题》，《美国科学家》，第XLI卷（1953年）；第596～613页；第XLII卷（1954年），第104～112页。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在难题和常规科学问题之间另一个更困难也更有特征的共同点。作为难题进行分类，一个问题必须具有一个以上的确定解。还必须有这样的规则，既可以限制可接受解的性质，也可以限制获得这些解时所要通过的步骤。例如，要玩好拼板游戏，不仅要“凑成一幅图”。一个孩子或一个当代艺术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把挑出来的木板作为没有意义的形状散到无色的地上。这样构成的图可能会比据以设计成这个游戏的图好得多，而且一定会更独到一些。不过，这样一幅图并不是一个解。要得到这个解，还必须把所有的木板都用上，把背面翻到下面，并把它们很自然地接合得不留一点空隙。这些都是支配着玩好拼板游戏的规则。纵横字谜、谜语、棋局问题等等，要得到可接受解都有类似限制，这也不难看出。
如果我们大大扩展“规则”这个词的用法——有时会同“既定观点”或“先入之见”等同起来——那么，这些在已有研究传统范围内可以接受的问题，就会显示出某些十分类似于这一套难题的特征。造出一种工具以确定光波长度的人，一定不满足于一种只能找出某种光谱线的某一数值的装置。他并不只是一个探索者或测量者。相反，他必须根据既定的光学理论本身分析他的仪器，以表明他的工具所给出的数值正是上升到理论的波长数值。如果在理论中或者在未经分析的仪器部件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含糊之处使他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他的同事们就会得出结论说，他什么也没有测量。例如，电子散射的极限值后来成了电子波长的标志，而在最初观察到并记录下来时，却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它成为某种量度以前，它必须先依附于一种已预见到的运动物质类波行为的理论。甚至在指明那种关系以后，也必须重新设计仪器，使实验结果可以毫不含糊地同理论结合起来。①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问题才得以解决。 理论问题的可接受解，也受到类似的限制。在整个十八世纪中许多科学家都想从牛顿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中推导出人们所观察的月球运动，但一直没有做到。于是，有的人就建议用一个短距离中反平方定律的定律取代之。但这么一来就必须改变规范，提出新难题，而不是解决老难题。结果，直到175O年有一位科学家发现可以成功地应用牛顿定律时，科学家们才不再维护这些规则。 ② 具有改变了博奕的规则才可能有另一种选择。
①关于这些实验发展的简要说明，见 C．J．戴维逊（Davisson）在《1937年诺贝尔奖金》（斯德哥尔摩，1938年）的讲演，第4页。
② W·惠威尔（Wb6W0ll：《归纳科学史》（修订版；伦敦，1847年）；第II卷，第101～105、220～222页。
对常规科学传统的研究揭示了许多附加的规则，这些规则提供了许多关于科学家从规范得来成规的信息。关于这些规则所属的主要范畴，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① 最明显而且也许是最简要的例子，可以举出刚刚提到的那几种命题。那是对于科学定律以及有关科学概念、理论的明确说法。只要这些说法还受重视，它们就促进提出难题，限制认可的解法。例如，牛顿定律就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完成了这些作用。在这样的期间，“物质的量”对于物理学家是基本的本体论范畴，而作用于两块物质之间的力则是主要研究课题。 ② 在化学中，定比和倍比定律在很长时期中都有一种完全一样的力——它提出了原子量的问题，联接了化学分析中可用的结果，并告诉化学家们原子、分子、化合物、混合物是什么。 ③ 麦克斯韦方程和统计热力学定律今天也具有同样的力量和作用。
但是象这样一些规则既不是仅有的，也不是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最有意思的变形。在比定律和理论更低，或更具体的水平上，例如对于优先采用的仪器设备类型以及合理使用所用仪器的方式，都有许多规定。人们改变了对火在化学分解中作用的态度，对十七世纪化学的发展就起了重要作用。 ④ 在十九世纪，赫姆霍兹（ HeImholtz）遇到了生理学家们对物理实验用以说明他们专业的观念的顽强抵制。 ⑤ 在本世纪，化学色层分离法的古怪历史又一次表明，有关仪器的规定也同定律和理论一样持久，也给科学家以博弃规则。 ⑥ 分析一下 X射线的发现，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成规。
① 我应当把这个问题归功于 W·O·哈格斯冲（Hasstrom）他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时同我的工作有交叉。
② 对牛顿主义的这几方面的问题，见 I·B．柯亨（Cohen）：《富兰克林和牛顿：探索牛顿的思辨的实验科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富兰克林的电学研究之例》（费城，1956年），第vii章，特别是第255～257、275～277页。
③ 这个例子最后在接近第 X节的末尾讨论过。
④ H．迈兹热：《法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结束的化学原理》（巴黎，1923年），第359～361页；玛丽·波瓦（Marie
Boas）：《罗勃特·波义耳和十七世纪化学》（剑桥，1958年），第112～115页。
⑤ 留·康尼斯伯（ Leo
Konigsberger）：《赫曼·冯·赫姆霍兹》，弗朗西斯·A·威耳贝（Francis
A.Welby）译（牛津，1906年），第65～66页。
⑥ 詹姆士· E·门哈德（James
E．Meinhard）：《色层分离法：一个展望》，《科学》；第CX卷（1949年），第387～392页。
历史研究有规则地显示了更高级的、准形而上学的成规，尽管它们还不就是科学永恒不变的特征，却也并不那么有局部性和暂时性。例如，大约在 1630年以后，特别是在笛卡儿影响巨大的科学著作出现以后，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宇宙是由微小的粒子所组成，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按照粒子的形状、大小、运动和相互作用来解释。形成各种成规的这个温床，证明既合乎形而上学，也合乎方法论。作为形而上学，它告诉科学家宇宙包含什么样的和不包含什么样的实体：宇宙之内只有运动中所形成的物质。作为方法论，它告诉科学家终极定律和基本说明一定怎么样：定律一定要阐明粒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说明则一定要把一切已知的自然现象都归结为这些定律支配下的粒子的作用。更加重要的是，宇宙粒子概念告诉科学家应当研究许多什么样的问题。例如，一个象波义耳那样信奉新哲学的化学家，就特别注意可视为嬗变的反应。这些反应比其他任何反应更加清楚地显示了粒子重新排列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构成一切化学变化的基础。 ① 在研究力学、光学、热学时，也可以看到粒子论的同样效力。
最后，在更高级水平上，另外还有一套成规，离开它任何人也成不了科学家。例如，科学家必须力求了解世界，提高使世界有秩序的精确性，并扩大这种秩序的范围。这样，这套成规又一定会反过来引导科学家要么自己、要么通过他的同事以极其细致的经验深入分析自然界的某一方面。如果这种分析表面上看来有混乱之处，那就一定要求他的观测技术更加精致，或者要求他的理论更加明确。无疑还有别的象这样的一直为科学家们所遵守的规则。
存在这样一种成规的牢固框架——概念、理论、仪器以及方法论方面的成规——就会产生一种把常现科学同解决难题联系起来的隐喻。因为成规提供的规则告诉一门成熟专业的工作者世界是怎样的，他的科学又是怎样的，他就可以很自信地集中到这些规则和现有知识为他规定好的深奥问题上去。于是，他向自己提出的挑战就是；怎样对留下的难题给出一个解。就这样一些方面讨论难题和规则，正好说明了常现科学实践的本质。但另一方面，这种说明也可能完全误入歧途。在一定时期内把某一科学专业的所有工作者都结合在一起的规则。尽管，显然是有的，但这些规则本身并不能表明这里的专家们所有共同的实践。常规科学是—种高度确定的活动，但不需要完全由规则来确定。正因为这样，我在本文开始时引进了共有的规范，而不是共有的规则、假定和观点，尽管它们都是结成常规科学传统的源泉。我认为，规则来自规范，即使没有规则，规范仍然能够指导研究工作。
① 关于一般微粒说，见玛丽·波瓦：《机械论哲学的建立》，《奥西雷斯》（ Osiris）杂志，第
X卷，（1952年），第412～541页。关于这种哲学对波义耳化学的作用，见T．S．库恩：《罗勃特·波义耳和十七世纪的结构化学》，《爱西斯》杂志，第
XLIII卷（1952年），第 12～36页。
《科学革命的结构》
T．S．库恩著
V 规范的优先性
为了揭示规则、规范同常规科学的关系，先看看历史学家是怎样抽出作为公认规则的特殊规定来的。只要对某一时期的某一专业作一番周密的历史研究就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用到概念、观测、仪器方面时，就有一套一再重复的、半公式化的解。这就是在教科书、讲演和实验室的实验中所表现的科学界规范。相应的专业界成员用这些规范进行研究和实践，就可以学到本行的专业。当然，历史学家还会发现有些成就仍成问题的阴影区，但这里已解决的问题和技巧，其核心一般都很清楚。除去偶而有一点模糊，一个成熟科学界的规范并不怎么准确定。
但确定共有的规范并不等于确定共有的规则。那还得再走一步，而且是多少有所不同的一步。走这一步时，历史学家必须把科学界的规范互相加以比较，并同它现在的研究报告作比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科学界成员从更完整的规范中抽象出什么样的表面的或暗含的独立因素，又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安排了什么样的因素作为规则。任何人想要描述或分析这个特定科学传统的进化，一定会找到这样一种公认的原则和规则。如上一节所指出，几乎可以肯定，他总会得到一部分成功。但是，如果他的经验同我完全一样，他也会发现寻找规则不但比寻找规范更困难，而且更不容易满意。他用以描述科学界共有信息的某些命题，看上去毫无问题。但另外一些，包括上文某些作为例证的，却似乎阴影重重。不管他能想出什么措词来，某些科学界成员总要反对的。不过，只要研究工作传统的内部联系可以按照规则来理解，这方面的共同根据就需要有某种说明。于是，想寻找一套足以形成某一常规研究传统的规则，就会接连不断地碰到重大挫折。
但只要认清这种挫折，就有可能找到根源。科学家们都会同意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或爱因斯坦对一些突出的问题作出了似乎永恒的解答，他们却不会同意那种使解答具有永恒性的特有的抽象特征，尽管有时不一定意识到。就是说，科学家们在鉴别规范时可以一致，而在全面解释规范或使之合理化时意见不一致，甚至根本没有想去进行这样的解释或合理化。缺乏标准的解释，或没有一致同意归结为一些规则，就不能阻止规范指导研究。直接检查规范也能部分决定常规科学，但这个过程往往也要借助于而不依赖于规则和假设的形成。尽管一种规范的存在甚至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什么整套规则的存在。①
这些说法的第一个后果，是不可避免地提出了问题。没有一套强有力的规则，还有什么能够把科学家限制到特定的常规科学传统呢？“直接检查规范”这个短语可能意味着什么呢？近年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对这一类问题提出了部分答案，尽管是在一种十分不同的上下文中提出的。而这种上下文关系却更为基本，更为熟悉，从而可以首先考虑他的论证形式。维特根斯坦问道，为了毫不含糊而且不会挑起争论地使用“椅子”、“树叶”或“游戏”等词，我们必需了解些什么呢？②
①迈克耳·波朗依（ Michael
Polanyi）曾天才地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命题，证明科学家的许多成就都依赖于“不言而喻的知识”，也就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不能明确分析的知识。见他的《个人知识》（芝加哥，1958年），特别是第V、VI章。
②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探讨》， G.E.M.安斯孔伯（Anscombe）译（纽约，1953年）；第31～36页。但维特根斯坦对于那一种必然要支持他所勾画的命名方法的世界，他却简直什么也没有说。因此以下所说的不能全部归之于他。
这个问题是很古老的，而且，只要说我们必然自觉地或直观地知道一张椅子、一片树叶或一场游戏是什么，这个问题一般也就得到了解答。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抓住全部的游戏和唯一的游戏所共有的某一组属性。但维特根斯坦的结论却说，只要有了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以及我们用来表述的那种世界，并不一定再有这样一套特征。讨论许多游戏或椅子或树叶所共有的某些属性，虽然常常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使用相应的词，但是并不存在一组既可以用到这一类的所有成分、同时也可以用到它的个别成分的特征。碰上一种前所未见的活动，我们就会用“游戏”这个词，因为这时我们所看到的活动同以前学会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的许多活动，很象是“一家人”。简言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游戏、椅子、树叶都是自然界的不同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张重选、交叉的相象之网。这张网充分说明，我们已成功地识别了有关的对象或活动。只要我们所说的家族互相重迭并且逐渐互相溶合起来——就是说，只要不是天生的家族——那么我们在识别和命名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就会证实，相应于我们所使用的每一类名称都有一组共有的特征。
对于各种从单一常规科学传统内部所产生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技巧，有些同类的东西也很有效。这并不是说，这些共同性的东西就满足了某些表面的甚至完全可以揭示出来的整套规则和假设，它们赋予传统所具有的特点并使之在科学思想中不断加强起来。这只是说，它们可以通过这种相象，通过模拟抱有疑问的科学界已承认是成就的科学某一组成部分而联结起来。科学家总是按照在学习和后来接触的文献中得到的模型进行工作，但他们往往并不怎么了解或者不怎么需要了解，是些什么样的特征使这些模型具有科学界规范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们再也不需要整套规则了，他们参与其中的研究传统所显示的这种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下面还有一套基本规则和假设可以通过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而揭示。科学家们通常并不去问，也不去争辩，某一个问题或解答是怎样合理的，这就很容易使我们以为，至少是直觉地以为他们知道答案。这只能表明，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同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没有什么关系。研究工作可以明明白白地从一套规则中引出来，但规范却比任何一套这样的规则都要更为优先，更为适合，更加完整。
到此为止，这一点还完全停留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发现不了的规则作梗，规范是能够规定常规科学的。为了使这个问题更清楚，更迫切，现在让我指出为什么我们相信规范正是这样起作用的一些理由。第一个理由已充分讨论过，即发现曾指导常规科学的规则，困难是很大的。这个困难，很象一个哲学家想说明一切游戏具有什么共同点时所遇到的困难一样。第二个——前一个其实就是它的必然结果——来源于科学教育的本质。已经很清楚，科学家决不会抽象地学习概念、定律和理论本身。相反，这些理性工具，在历史上和教学中，从一开始就是同应用一起并通过应用而优先显示出来的东西。一种新理论总是同它在某一具体自然现象领域的应用一起发表的，离开应用，理论不会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被接受以后，这种以及其他应用就随着理论一起进入了教科书，未来的工作者即由此而学到他们的专业。在这里它们并不只是一种装璜，甚至也不只是一种证件。恰恰相反，学习理论的过程依存于应用研究，包括用纸和笔以及用实验室的工具实际解题。例如，如果学习牛顿力学的学生曾发现过“力”、“质量”、空间”、“时间”等术语的意义，那一定不是由于他从课本中不完善的，尽管有时也有所帮助的定义出发，而是由于他观察并参与了用这些概念解题的过程。
这个自己动手或通过行动的学习过程，一直贯穿在整个创立专业的过程之中。随着学生们从大学一年级上到通过博士论文，给他的问题也愈来愈复杂，愈没有先例可援。但是他们继续机械模拟以前的成就，同样，他们在以后的独立科学生涯中也是按常规投身于这样的问题中，人们可以随意设想，科学家就是这样从什么地方为自己直观地抽象出博奕规则来的，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这一点。许多科学家们，虽然可以轻易而有把握地谈论某一已成为现有研究工作一个具体部分的个别假说，但对于说明这个领域的已有基础、合理问题和方法的特征，却未必会比外行更好一些。如果他们彻底学会了这样的抽象，他们就可以主要通过他们的研究能力来表明。而不求助于假定的博奔规则，也可以了解这种能力。
科学教育的这些结果具有这样一个反面，即提供了第三个理由去设想：规范可以通过象抽象规则一样的直接模拟指导研究。。只有在有关科学界已毫无问题地接受了某种问题解法时，常现科学才能没有规范而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只要人们感到规范和模型不可靠，规则就重要，无关乎规则的特征也会消失。事实也正是这样。特别是前规范时期是以频繁而激烈地争论合理方法、问题和求解标准为标志的，尽管这些争论主要是促进学派的划分，而不是达到一致。我们已谈过光学和电学的一些争论，在十七世纪的化学和十九世纪的地质学中，这种争论所起的作用还要大。①而且，这样的争论也没有由于规范的出现而一劳永逸地消失掉。在常规科学时期绝大多数争论虽然并不存在，但在科学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却可以有规则地再现出来，这时规范先受冲击，以后又随时可以改变。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过渡激起了许多关于物理学的本质和准则的争论，有些争论直到现在仍在进行。②有些今天仍然在世的人还会记得由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和统计力学所引起的类似辩论。③更早一些，伽里略和牛顿力学的同化分用，在科学的合理准则问题上同亚里士多德派、笛卡儿派、莱布尼茨派都发生了一系列特别著名的争论。④对于他们领域的基本问题是否已得到解决，当科学家们没有取得一致时，对规则的探求就获得了一种一般情况下所没有的作用。但只要规范仍然可靠，即使没有对合理化取得一致意见，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合理化问题，规范也能够发挥作用。
① 关于化学，见凡梅兹热：《法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结束的化学原理》，（巴黎，1923年），第24-27、146～149页Z玛丽·波阿：《罗伯特·波义耳和十七世纪化学。（剑桥，1958年），第II章。关于地质学，见沃特·F·坎农（Walte
F．Cannon）：《渐变论和突变论之争》《爱西斯》杂志，第LI卷（196O年），第38～55页；C.C．吉利斯庇（Gillispie）：《发生和地质学》（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1年），第IV～V章。
②关于量子力学中的争论，见让·乌莫（ Jean
Ullmo〕：《量子物理学危机》（巴黎，1950年），第II章。
③关于统计力学；见伦尼·杜加（ Rene
Dugas）：《波耳兹曼关于感觉的物理学理论及其现代的发展》（纳沙特尔，1959年），第158～184、2O6～219页。关于麦克斯韦工作之被接受，见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麦克斯韦在德国的影响》，载《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纪念册，1831～1931》（剑桥，1931年），第45～65页；特别是第58～63页；西凡尼·P·汤普逊（Silvanus．PThompson）：《拉格斯（Largd）的威廉·汤姆逊·开尔文男爵（William
Thomson Baron Kelvin）》（伦敦，1910年），第11卷，第1021～1O27页。
④关于同亚里士多德派战斗的实例，见 A.柯依列：《关于从开普勒到牛顿的衰落问题的史实》，《美国哲学学会会报》，第XLV卷（1955年），第329～395页。关于同笛卡尔派和莱布尼茨派的争治，见庇尔·布鲁尼特（pierre
Brunet）：《十八世纪牛顿理论的引进法国》巴黎，1931年）；A.柯依列：《从封闭世界到无穷宇宙》（巴尔的摩；1957年），第XI章。
本节最后论述：承认规范比共有的规则和假设具有优先地位，还有第四个理由。本文导言中曾提出，可以有大的革命，也可以有小的革命，有的只影响附属专业的成员，有的即使是发现一种出乎意外的新现象对这种集体也可以是革命。下一节将引进一种特定的革命，为什么会有那种革命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如果常规科学如上面所说的那么严密，如果科学界也那么紧密结合，一次规范的改变怎么会只影响一个小小的附属集体呢？上面已说过的似乎意味着，常规科学是一种唯一整体性的统一事业，必然同它所有的规范共存亡，也同其中任何一个规范共存亡。但科学显然很少是那样，甚至决不会那样。纵观整个科学领域；看来往往倒是一种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结合松弛的结构。这一点同人们非常熟悉的观测没有任何冲突。恰恰相反，用规范代替规则会造成各不相同的科学部门以及更便于了解的专业。外在的科学规则只要有，一般就会广泛为科学集体所共有，但规范却不一定。有些科学部门彼此相距很远，比方天文学同植物分类学，这里的科学工作者们受教于非常不同的书中所描述的十分不同的成就。有些人即使处于同样或密切有关的部门中，一开头就研究了许多同样的书本和成就，他们却也会在专业专门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当不同的规范。
试以物理科学家所组成的又大又分歧的物理学界为例。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今天都学过，比方说，量子力学，其中绝大多数也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从某一点上运用了夏子力学定律。但他们并没有都学过这些定律的同一应用，从而他们也没有以同一方式受到量子力学实践变化的影响。在专业专门化的道路上，只有少数物理学家接触到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另外一些仔细研究了把这些原理作为规范应用于化学，还有一些则应用于固态物理学，等等。量子力学对他们每一个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取决于他们听过什么课程，读过什么课本，还研究过哪些报刊。由此可见，量子力学定律的变化对所有这些集体虽然都是革命性的，但这种变化只表明量子力学作为规范的某一种应用，因而只是对特定的附属专业的成员才必然是革命的。对这个专业的其他部分以及研究其他物理科学的人来说，就完全不一定有这样的变化了。简言之，虽然量子力学（或者牛顿力学，或者电磁理论）是许多科学家集体的规范，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规范。因此，它可以同时决定常规科学的某一些没有因共同扩展而相互重迭的传统。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中所产生的革命并不一定也扩展到别的传统中去。
对科学专门化的后果作一个简要说明，可能会加强这全部论点的说服力。有个研究者希望知道一点科学家们怎样看待原子论，就问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一个卓越的化学家单个氦原子究竟是不是一个分子。两个人都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但回答得不一样。化学家认为氦原子是分子，因为它象一个分子一样按照气体运动理论行动。而物理学家则认为氦原子不是分子，因为它没有显出分子的光谱来。可以认为两个人都在谈论同一个粒子，但是各人又各自从自己所受的研究训练和自已的实践出发来看这个粒子。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告诉他们一个分子必然是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经验有许多是共同的，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经验却无法告诉这两位专家同样的事情。当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就会发现，引出重大结果的规范有时可能具有怎样的差异。
《科学革命的结构》
T．S．库恩著
VI 反常和科学发现的涌现
常规科学，即我们刚刚考察过的解难题活动，是一种高度积累性的事业，它追求的目标即科学知识稳步的扩大和精确化，是有杰出成就的。在各个方面它都极其确切地符合于科学工作最通常的观念。但科学事业一个十分典型的成果却在落空。常规科学的目标并不在于事实或理论的新颖，就是成功时也毫无新颖之处。而科学研究却不断地揭示出意料之外的新现象，科学家们也一再发明出崭新的理论。科学史甚至表明，科学事业创造了这样一种使人惊讶的唯一有力的方法。如果科学的这一特征同上面所说的一致，那么在规范下进行的研究就必然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引起规范变化的方式。这正是事实和理论中所包含的本质上的新东西的作用。在一套规则指导下所进行的博奕无意之中造就了这些新东西，却需要精心制作另一套规则来吸收它们。它们一旦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科学事业，起码是这些新东西所在领域的专家们的科学事业，就再也不会完全一样了。
既然先是发现，即出现新的事实，后是发明，即出现新的理论，那么我们一定要问，这一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但发现和发明的区别，也即事实和理论的区别，可以马上证明完全是人为的。这种人为性对本文一些主要论点是一个重要线索。本节其他部分考察某些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持续的事件具有一种按一定规则周期出现的结构。发现开始于感到反常，也即发觉自然界不知怎么违反了由规范引起并支配着常规科学的预期。接着是对这个反常区域或多或少地扩大进行探索。直到把规范理论调整到反常的东西成了预期的东西为止。吸收～类新事实要求更多地调整理论，直到调整好——科学家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自然界——一新的事实才会真正成为科学事实。
要知道新事实和新理论在科学发现中是怎样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可以看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氧的发现。起码有三个人对此事拥有合法权利，而另外几个化学家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也一定在试管中得到过这种浓缩的气体而不得知①。常规科学的进步，在这里也即气体化学的进步，准备好了彻底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最早一个取得这种气体的比较纯粹的样品是瑞典的药剂师 C．W．舍勒（Scheele）。但我们可以忽略他的工作，因为直到到处都在反复宣布发现了氧以后他的工作才发表出来，从而没有对我们这里最为关心的历史模式产生什么影响。②第二个及时提出要求的是英国科学家和牧师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pseph
priestley），他把红色氧化汞加热所释放的气体收集起来，作为对大量固态物质所放“空气”的一项长期的正常研究。1774年他把这样产生出来的气体看成是一氧化二氮，1775年通过进一步的检验，又看成是所含燃素少于通常情况的普通空气。第三个要求优先权的是拉瓦锡，他是在1774年普里斯特利实验以后，而且很可能是受到普里斯特利暗示的结果，才开始他的关于氧的研究工作。1775年初拉瓦锡就报告过，红色氧化汞加热所得气体是“没有任何改变的空气本身入除了]
……变得更纯、更宜于呼吸。” ③到1777年拉瓦锡可能又利用普里斯特利的第二个暗示而得出结论说，这是另一种气体，是大气的两种主要成分之一，这是一个普里斯特利所永远不能接受的结论。
①关于氧的发现更经典的讨论，见 A．N．梅耳专（Meldrum）：《十八世纪的科学革命——第一阶段》（加尔各答，1930年），（第V章。最近有个不可少的评论，包括关于优先性争论的记载，即毛利斯·道玛（Maurice
Daumas）；《拉瓦锡——理论家和实验家。（巴黎，1955年），第ii～iii章。更完整的记载和目录，见T.S．库恩：《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科学》，第CXXXVI卷（1962年6月1日），第760～764页。
②见乌诺·包克伦德（ Uno
Bocklund）：《舍勒给拉瓦锡的一封遗失的信》，《里希诺》（Lychnos）杂志，1957～1958年，第39～62页，对舍勒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价。
③ J．B．柯南特：《燃素说的衰亡：1775～1789年的化学革命》（《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料》；案例2；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0年），第23页。这本很有用的小册子在许多有关文献中再版过。
这一种发现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也可以向任何一种科学家所觉察的新现象提出。究竟是谁首先发现了氧呢，是普里斯特利还是拉瓦锡，如果确是他们两个人中间一个的话？不管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即使只有一个人提出要求，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如要裁决优先权和日期，我们完全没有兴趣。但试图提出一个答案，这本身就很能说明发现的本质，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要寻求的那种答案。发现并不是那种可以恰如其分地对它提出问题的过程。被询问的事实——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现氧的优先权一直在争夺不休——对科学观念有某种歪曲的迹象，而正是这种科学观念才使发现具有如此根本的作用。再看看我们的例子。普里斯特利要求氧的发现权，根据是他优先把那种后来认为正是氧的气体分离出来。但是普里斯特利的样品并不纯，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不纯的氧就算发现了氧，那么任何一个曾经用瓶子装过空气的人都发现过氧。此外，如果普里斯特利是发现者，那么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1774年他以为他得到了笑气，这是一种他已知的气体；1775年他又把这种气体看作是去燃素空气，仍然不是氧，对于燃索说化学家甚至仍然是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气体。拉瓦锡的要求可能更有力一些，但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肯把棕榈叶给于普里斯特利，我们也就不能由于拉瓦锡1775年的工作而授给他，这项工作不过使他把这种气体鉴定为“空气本身”。我们也许可以等待一下拉瓦锡在1776年和1777年的工作，到那时他不但看到了这种气体，还看出了这种气体是什么。但即使这样来裁判也还是有问题，因为从1777年到他一生的结束，拉瓦锡一直坚持氧是一种原子“酸素”，氧气也只是这种“素”同热质即热的物质结合而成。①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说氧在1777年还没有发现吗？这可能会诱使一些人这样做。但是直到1810年以后才把酸素从化学中清除出去，而热质则一直拖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解决。氧在这两个日期以前早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化学物质了。
① H．迈兹热：《拉瓦锡的物质哲学》（巴黎，1935年）；道玛；前引书，第
vii章。
显然，我们需要有一套新词汇和新概念来分析象氧的发现这一类事件。“发现氧”这句话虽然确凿无疑，但又暗指：发现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通常（也是大成问题的）用“看到”这个概念也能包含的那样一种简单活动，这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乐于假定发现同看到或摸到一样，可以毫不含糊地归之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时刻。但是归之于某一时刻永远不可能，归之于某一个人也经常不可能。撇开舍勒不谈，我们有把握说在 1774年以前并没有发现氧，我们也有可能说到1777年或稍晚一些时候发现了氧。但在这样一些界限内，任何一种想确定发现日期的企图都不可避免是任意的，因为发现某一类新现象必然是一桩复杂的事件，里面既包括认清事物是那个东西，又包括认清它是什么东西。例如试看，如果我们认为氧是去燃素空气，我们就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普里斯特利发现了氧，尽管我们仍然不大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但是如果观察同观察的理论化，也即事实同事实被吸收进理论，都不可分割地结合于发现之中，那么发现就是个过程，必须花费时间。只有一切有关的观念范畴都事先准备好，也即现象根本不属于新类，发现那个东西和发现它是什么东西才会毫不费力地同时一起实现。
现在我们承认发现包含一段延续的、虽然不一定很长的从观念上吸收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说这里面包含着规范的变化吗？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出普遍的答案，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拉瓦锡在他 1777年以来的论文中所公布的内容，关于氧的发现问题少于氧的燃烧理论。这个理论是化学重新表述的重大基石，因而通常都把它叫做化学革命。实际上，如果从氧的发现中并没有涌现出化学新规范的本质部分，那么我们从一开始所讨论的优先权问题就决不会显得这么重要了。既然这样，一种新现象及其发现者所具有的价值，将随着我们估计现象违反规范预见程度的大小而改变。但应注意，氧的发现后来虽然很重要，它本身却没有引起化学理论的变化。远在拉瓦锡在这个发现中还没有起什么作用很久以前，他就深信燃素说有点不对头，燃烧物体也吸收了大气中的一点什么。在一本密封的笔记里他记下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1772年把它寄存在法国科学院的秘书那里。①对氧的这些研究工作从形式和结构上大大补充了对拉瓦锡早期看法的某些失误。这些工作告诉他一件他还在准备去发现的事情——从空气中烧掉的物质的性质。预感到的困难一定起过重要作用，使拉瓦锡能够在象普里斯特利一样的实验中看到了后者所看不到的一种气体。反过来说，必须有一次重大的规范修改才能看到拉瓦锡所看到的东西，这事实必然是普里斯特利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依然不能看到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两个简明得多的事例，可以大为加强上述论点，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阐明发现的本质，理解发现从科学中涌现出来的条件。为了表明有所发现的主要方式，我们所选择的这两个事例不但彼此不同，也和氧的发现不同。第一个事例是 X射线，这是一个经典的通过偶然事件而发现的事例，这种类型的涌现，比那种我们更易于理解的科学公报中非个人完成的典型事例更为频繁。事情开始于物理学家伦琴中断了阴极射线的正常研究，因为他注意到，在放电过程中，从离开遮蔽好的仪器一定距离外，铂氰化钡屏幕在发光。再进一步的研究——经过了伦琴很少离开实验室的激动人心的七个星期——表明，光是从阴极射线管沿直线发出来的，射线投出的阴影不可能由磁铁或其他许多东西而偏转。在伦琴公布这个发现以来，他深信这种效应不是由于阴极射线，而是由于某种至少类似于光的作用。②
①关于拉瓦锡不满的原因最权威的叙述；是亨利·盖拉克（ Hen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