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费站战略在本书第四章，我曾讨论过艾尔康公司的战略。该公司开发出.2
顾客并不是买产品，而是购置这个产品为他们做的事情。后来每一本经济学书本
除产品的" 价格" 外不再考虑其他事情，它们把" 价格" 定义为顾客获得某一个
东西或服务所应该支付的费用。产品为顾客所带来的东西则不再提及。遗憾的是，
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的供应商都容易轻信经济学家的观点。
我们可以理解" 产品A 成本是X 元钱" ，也可以理解" 我们必须将产品的价
格定为Y ，其中包含我们本身的生产成本，资金成本和适当的利润。" 但是如果
这样总结说，" ……，因此，顾客必须为他们买的每一个产品A 付Y 元，" 是没
有意义的。而应该得出这样一个论点：客户为每一件产品所付的钱对我们来说就
是Y 元。但是至于客户如何支付则取决于什么对他最有意义，取决于这个产品为
顾客做的事情，还取决于是否符合他的现实情况。总而言之，取决于顾客对" 价
值" 的观念。
价格本身不是" 定价" ，也不是" 价值".金。吉列就是洞悉了这一点而在剃
刀市场占据垄断地位近50年时间。正是因为懂得这一点，小小的哈罗伊德公司在
10年间就成为资产达80亿美元的施乐公司，它也使通用电气公司成为世界蒸汽涡
轮机的领导者。这些公司都获巨额利润。但是这是它们应得的。因为它们使顾客
得到了满足，给予顾客要买的东西，换言之，它们让顾客觉得钱花得很值。
" 这不过是最基本的营销运作" ，许多读者会提出异议。对，其实不过就是
基本的营销运作。分析顾客的用意，他们要买的东西，以及顾客的现实情况和顾
客的价值——这些都是市场营销。但是，为什么，经过50年的营销宣传，营销教
育，而且还有营销专业人员，仍然只有少数供应商愿意开展市场营销呢？我无从
解释。现实依旧是，凡是愿意把市场营销作为战略基础者很可能以最快的速度，
最小的风险获得产业或市场的领导地位。
企业家战略与有目的的创新和企业家管理同等重要。它们结合在一起，这三
者组成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所给的战略比较清楚，而且只有这么几种。但是我们仍然很难像有目的的创
新和企业家管理那样明确企业家战略。我们知道创新机遇会在哪些领域找到，如
何对它们进行分析，能够分辨出有哪些正确和错误的策略、方法使现有企业或公
共机构具有企业家精神；新企业应做的事情和禁忌。但是与某个创新相配套的企
业家战略则是高风险的决策。一些企业家战略适合某一特定的环境，例如我所称
的企业家柔道战略，当产业的头号企业年复一年坚持骄傲自大的习惯时，就可选
择该战略。不过，我们可以描述某个企业家战略的典型优点和典型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越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的用意、价值
和现实情况、企业家战略的成功机率就越大。一个创新是市场或社会的变革。它
为用户带来更大好处，为社会带来更多财富，以及更高的价值和满足。检验创新
的标准往往是它为用户做了什么。由此观之，企业家精神企业需要关注市场，以
市场为导向。
但是，企业家战略仍然是企业家精神制订决策的领域，因此担有风险。它绝
不是凭感觉赌博。但是它也不是精确的科学。它是一种判断力。
结论企业家社会
1 " 每一代都需要一个新的革命" ，这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is Jefferson）
在总结他的一生时这样说。他的同时代人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虽然是一位大保
守派，也在老年的一首诗中，道出了同样的心声：
理智成为愚行
恩惠成为磨难
杰斐逊和歌德都表达了他们那一代人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的失
望。但是这些文字也反映了 150年以后的当今社会，对这个伟大的诱人诺言——
福利国家——所带来的社会失望。福利国家的观念源起于帝国时代的德国，是针
对真正的贫穷人和残疾人的政策，现在则成为" 人人可享受的权力" ，增加了那
些创造财富者的负担。体制、制度、政策往往超过了它们应存在的时间，如同不
合时宜的产品、程序和服务一样。当它们实现目标以后或是不能完成目标时就应
退出历史舞台。而机制可能仍然起作用。但是设计它们时的假设已经无意义。例
如，过去100 年来所有发达国家设计医疗保障计划和退休方案时的人口假设。于
是任何藉口都已无意义，请赐给我们苦难吧。
然而，我们自杰斐逊时就知道的" 革命" 并不是一剂良药。它们不可预测，
无法指挥或控制。它们把权力带给错误的人。更糟糕的是，革命的后果——可以
预见——正好与它们的诺言相反。杰斐逊1826年死后没有几年，政府和政治大剖
析家托克维尔（Alekis de Tocqueville ）就指出，革命不会摧毁旧制度的桂桔。
托克维尔证实，法国大革命以后，检桔比革命前的法国更紧：把整个国家交给了
不受控制，也无法控制的官僚政府，所有政治、知识、艺术和经济生活都集中在
巴黎。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革命" 是一种谬误，19世纪涉及最广的谬误，
而在今天大概是最没有人相信的神话。现在，我们知道" 革命" 不是一项成就，
也不是新的曙光。它源于老年腐败、思想和制度的破灭以及自我革新的失败。
然而，我们知道理论、价值观，以及所有人类思想与行动的产物都会老化、
僵化、过旧，最后成？quot；苦难".
因此，社会也应该像经济、像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商业机构一样需要创新与企
业家精神。完全因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也不是" 彻底连根拔除，" 而是循序渐进，
这次是一种产品，下一次则是一种策略，再往后是改善公共服务；因为它们是试
验性的，如果它们没有产生预期的和所需的结果，则会消失；换言之，因为它们
务实，不教条；脚踏实地，不浮夸——它们承诺保持社会、经济、工业、公共服
务或商业机构的灵活和自我革新。它们通过代代革新而实现了杰斐逊希望实现的
目标，它们不是通过流血、内战和集中营的方式来实现，而是有目的、有指导和
有控制地完成。
我们需要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正常、
稳定和持续的行为。恰如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所有机构的特定工具，成为社会进行
组织工作的整合工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应该成为社会、经济和组织的维持生
命活力的基本行为。
这要求所有机构的行政官员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正
常、持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这项工作提供概念和工具。
2.哪些是无效的在谈到企业家社会所需的公共政策和政府措施时，我们首先
要界定哪些是无效的举措——特别是当今无效政策如此普遍时。
一般人理解的" 规划" 实际上与企业家社会和经济格格不人。创新是确实需
要有目的性，企业家精神需要管理。但是从定义上说，创新必须分权，为此成立
特别工作小组，必须有自主权、必须专而且微观经济分析。最好是从小规模做起，
试探着灵活进行。事实上，就整体而言，创新机遇只有很少并在具体事件上才可
发现。当规划者处理大量事物时不会发现创新机遇，因为他们只会处理必要的东
西。偏离常规的事物中反而藏着创新——在意外的、不一致的事物中，在" 玻璃
杯是半满" 和" 玻璃杯是半空" 的概念区别中，在程序的某个薄弱环节中都存在
创新机遇。等到偏离常规的事物可以" 用统计的方式表示出来" ，规划者可以察
觉时，就太迟了。创新机遇不会随暴风雨来临，而是隐含在徐徐微风中。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特别是在欧洲，一个国家可以自己有" 高科技企业家精
神".法国、德国，甚至英国的国家政策都以这个前提为依据。但是这是一个误解。
事实上，扶助高科技以及高科技本身的政策或如法国、德国，甚至英国一样对企
业家精神采取敌对态度的政策——都不会产生高科技。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又一个
惨败，又一架超音协和飞机；换来一点点" 虚荣" ，大笔财政赤字，却不增加就
业机会，也没有达到技术领先的地位。
首先高科技——当然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只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中的一个领域。有许多创新出现在其他领域中。而且，高科技政策将碰到政治障
碍，一纸命令就会将其停止。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高科技是创造明天的，而不
是创造今天。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在前言中），1970一1985年间，美国的" 高
科技" 产业带来的就业赶不上" 烟囱工业" 丧失的就业：约5 、6 百万个。在此
期间，美国经济中增加的所有其他就业人数为3500万人，都不是由高科技而是有
" 中科技" 、" 低科技" 或" 零科技" 的新企业带来的。然而，欧洲国家将越来
越难为不断增加的就业大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重点是
高科技，人们势必会要求政府放弃高科技政策，因为高科技政策把今天的需求—
—这是困境中的工业巨头的支柱——交给前途未定的高科技未来。这就是1984年
法国共产党向总统密特朗内阁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密特朗所代表的社会党左翼分
子也越来越感到不快和不安。
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有" 高科技" 企业而没有根植在广博的经济中的" 中科
技""低科技" 和" 零科技" 企业，就好比只有山峰没有山体。这种情况下，即使
高科技匠人也不会在新的、高风险的高科技企业中工作。他们将首先将在大型的、
根基深的" 安全" 企业，或国家机关工作。当然，高科技企业还需要大批非高科
技人员：财务人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等。在一个摒弃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经
济体中，这些人员将不断寻找工作和事业机会，因为这个社会和经济（即：他们
的同学、父母和老师）鼓励他们在大型、有根基的安全企业中寻找工作。分销商
不再愿意经营新企业的产品，也没有投资者愿意为之提供资金。
但是，其他创新企业还要向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基于知识的创新，特别是
高科技创新，在投资与获利之间有很长的前置时间。世界计算机业直到70年代末
才开始赢利，也就是说经历了30年的亏损期。诚然IBM 很早就开始赚钱了。被称
为'"七矮人" 的美国几个小计算机厂商也一个一个在60年代末开始赢利。但是其
他计算机厂商的巨额亏损是这些利润的好几倍，特别是那些在计算机领域全军覆
没的大型老企业：美国的通用电气、西屋公司、YIT 和RCA ；英国的通用电气、
Ferranti和Plessey ；法国的 Thomson－Houston ；德国的西门子和德律风根；
荷兰的飞利浦，还有许多其他公司。在微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领域，历史又在重
演：全球这个产业需要许多年才会开始赢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生物技术产业。
这也是100 年前19世纪80年代电气设备产业的发展模式，1900年或1910年的汽车
业亦是如此。
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时间里，非高科技企业必须创造足够的利润来抵消高科技
的亏损，提供其所需要的资金。
当然，法国人是正确的：现在经济和政治力量体现在国家的高科技地位上，
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生物或自动化。法国人当然有科学和技术实力。然而，若没
有一个企业家经济，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我想说不可能）在高科技领域
有创新和企业家企业。高科技虽然是刀刃产业，但是没有刀哪来的刀刃呢？高科
技领域不可能独立存在，好比死人不可能有健康的大脑一样。一个经济必须充满
创新者和企业家，必须具有企业家理念和企业家价值观，而且提供风险资金，并
充满创新活力。
3.必要的社会创新企业家社会在两个领域需要实质的社会创新。
1.第一个领域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并不多。但是"
烟囱工业" 中的蓝领工人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例如美国汽车工人有3 ／4 都住
在20个郡中。因此，他们显得很起眼，很有组织。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能力安
排自己、改行或跳槽。他们既没有很高的文化，也没有技术和社交能力——更重
要的是它们缺乏自信。他们一辈子未主动求过职。当到了工作年龄时，他们在汽
车工厂的亲戚将他们介绍给工头。或教区的牧师要他们带着他的举荐信到工厂里
做事的一个教友那儿去报到。英国" 烟囱工业" 的工人——或者说威尔士煤矿工
人——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区或比利时波林内（Borinage）
的蓝领工人也都一样。这些工人是发达国家中本世纪落后于教育和知识水准增长
幅度的一群人。在能力、经历、技能和教育程度来看，他们只相当于1900年的不
熟练工人。他们身上发上的惟- 一件事是工资的急增——总的说来如果把工资和
福利加在一起他们是工业社会中收人最高的一群——政治力量也得到显著加强。
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不需要很多能力来自助，但是却有充足的能力去
反对、否决和干涉。社会若不好好安置他们——如果只是给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
——他们必然会成为负面的力量。
只要经济成为企业家经济，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企业家经济中的新企业可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正如美国过去1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在美国旧" 烟囱工业" 的严重失业现象没有在政治上造成很大麻烦甚至没有引起
许多保护人士的抗议）。但是即使企业家经济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仍有必要进
行组织工作、培训和安置以前" 烟囱工业" 的剩余工人——他们不可能自己做到
这一点。否则，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抵制任何新事物，甚至包括拯救他们的措施。
" 迷你钢厂" 为剩余的钢铁工人提供了就业。自动化汽车装配厂最适合安置无处
可去的汽车工人。然？quot；迷你钢厂" 和自动化汽车装配厂的现职工人竞争也
很激烈，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保不住。我们若不使创新成为" 烟囱工业" 剩余
工人的机遇，则他们感到无能、恐惧和沮丧感就会导致他们抵制所有创新——英
国就发生才这样的事情（美国邮政服务业也有类似事情）。这件工作以前曾有人
做到过——1906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危机，三井财间就做到过；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经过深思熟虑制订了一项政策，使瑞典从拥有大量农民和
伐木工人的国家转为欣欣向荣的工业化国家。我们已经说过，剩余劳动力的数目
并不很大——其中1 ／3 的人已经达到55岁，可以提前退休，另外1 ／3 不到30
岁，可以自己转行安置自己，这些人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但是至于培训、安置
剩下1 ／3 无处可去的" 烟囱工业" 工人——少数，但是为核心部分——的政策
仍未出台。
2.其他必需的社会创新不仅更彻底、更困难，而且史无前例：有组织、有系
统地废弃已过时的社会政策，淘汰公共服务机构。这在前一个伟大的创业时代并
不成问题；因为100 年前只有少数这样的政策和机构。现在却有许多。但是现在
我们也知道没有几个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有些甚至只是昙花一现。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观和认知的一个根本转变是——人们认识到政府的政
策或政府机构都是人为的，不是神授的，因此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即它们将很快
过时。然而政治仍然是基于过时的假设，即无论政府做什么都是以人类社会的本
质为基石的，因而可以" 永恒".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来废弃旧的、
过时的、不再有效用的政府政策。
或者说我们所拥有的还未发挥作用。美国最近出台了" 日落法律" （sunset
law ），规定政府机构或公共政策在某一段时间后即告作废，除非另外重新制订。
然而这些法案没有发挥作用——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一个
机构或法案何时就算不起作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废
弃程序；但是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未学会开发出一个新的或另一种方法
来实现无效法案或机构最初应该实现的目标。开发出" 日落法律" 有意义和有成
效的原理和程序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社会创新——这个创新必须尽快进行。
我们的社会已经准备好接受它。
4.新任务然而所需要的这两个社会政策只不过是范例而已。它们反映有必要
对政策、态度，乃至优先顺序重新进行全面的定位。我们应该鼓励机构以及个人
的灵活富有弹性的习惯，不断学习的习惯，把变化视为正常和机遇的习惯。
税收政策是一个，无论从对行为的影响还是作为社会价值和优先级别的象征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在发达国家，税制对废弃昨日旧事物处于重罚。以美
国税制为例，它把出售或清算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所产生的资金视为收人。实际
上，这笔钱是资本的回收。但是按照现行税制，企业必须为这笔钱缴纳所得税。
如果企业是把这笔钱发放给股东，股东必须付所得税，相当于这笔钱是普通的"
分红" ——即" 利润" 的分配。结果，企业不愿意放弃旧、过时的、不再起作用
的生产能力，反而要保持它，继续浪费地向它投入资金。更糟糕的是，它们还错
误地运用人力资源，分配有能力的人才来" 保？quot；它——应该分配他们来创
造明天（如果这个公司有明天的话）。当企业最终清理或出售老的、过时的，不
再产生效益的事业或生产线时，它不把所得分配给股东，因此也不会投人到资本
市场，投资于创新的企业家机遇。而是把这些资金仍投资于旧的、传统的、衰落
的事业或产品中——即流人到很难在资本市场筹措到资金的那部分运作和产品中
——仍然造成宝贵资源的重大的错误配置。
企业家社会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鼓励将资本从昔日事物上转到明日事业上的
税制，而不是我们现行的这个阻止，甚至处罚这种行为的税制。
但是我们还应能够利用税制来解决新兴和成长中的企业最紧迫的财务问题—
—一现金短缺。一个途径就是接受经济现实：一个新兴，特别是一个成长中的事
业的头5 、6 年中，" 利润" 纯粹是财务的捏造。在这些年中，新事业的运营成
本往往——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比旧事业的盈余（指目前收人与昔日成本之差）
要大。这实际上意味着新的、成长中的事业必须把运营的一分盈余都用来维持生
计；通常，特别是增长迅速时，它还必须投入更多资金，远超过它从当前账面中
所能产生的" 当前盈余" （即" 利润" ）。因此新兴和成长的事业，无论是独立
的事业，还是现营企业中诸多事业中的一个，在最初几年中，都不应该交所得税，
理由如同我们不能指望迅速成长的小孩产？quot；盈余" 来支持成人的生活一样。
税制是生产者支持非生产者的方法。另外，若等到新企业" 成熟" 以后再收税，
一定会产生更高的税收。
然而，如果政府认为这太" 激进" ，则新事业至少应能够缓交它在婴儿时期
的所谓的所得税。它应该能够保留现金，不施以处罚或征收利息以渡过这段流动
现金压力较大的时期。
总而言之，企业家社会和经济需要能够鼓励资本形成的税收政策。
日本人成功的一个" 秘诀" 就是政府鼓励资本形成中的" 偷税".日本成年人
可以合法地拥有一个" 中等数额" 的储蓄账户，利息是" 免税" 的。实际上，这
类账户的数量在日本是日本总人口的5 倍之多，包括小孩和少数民族。虽然报纸
和政客经常抨击这个" 丑闻".但是日本非常小心地不做出任何行动" 停止这个弊
病" ，其结果是，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为世界之最。也许有人会认为用这种方式来
摆脱现代社会的困境太曲折。这个困境就是对资本形成的高需求率与对利息和分
红这些" 不劳而获的收人" 和资本家的所得的普遍不满（如果不是认为有罪就是
不道德的话）之间的冲突。但是任何国家若想在企业家时代保持竞争力，必须制
定税收政策，实现日本人以乔装的半官方的方式以实现的目标：鼓励资本形成。
与鼓励企业家的税收财务政策同等重要的是——或至少不应该受处罚——保
护新事业不受日益加剧的政府、监管。限制、报告和文书工作对新事业之干扰。
我的处方是（虽然我认为它不会被接受）允许新事业，无论是独立的企业，还是
现有企业的一部分，当为监管、报告、文书所出的工作费用超过新企业毛收益的
一定比例（比如 5％）时，向政府收取多出的费用。
这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新事业非常有帮助——例如一个独立的急救诊所。在发
达国家，公共服务机构常常饱受政府繁文得节之苦，它们为政府所做的琐事甚至
比企业更多。一般而言，它们在财力和人员方面都不及商业机构有能力来肩负这
些重负。
这个策略是解决发达国家这个危险而有害的顽症的最好——也许是惟——药
方。政府的无形成本正在稳步增加，它不仅耗费资金，更重要的是耗费了有能力
之人的时间、精力。然而这种成本又是看不见的，它不显示在政府的预算中，而
是隐含在医生的账本中，因为医生的护士必须花一半时间来填写政府表格和报告，
也隐含在大学的预算中，16个高级行政者的工作就是配合政府的命令和法规，或
隐含在小企业的损益报表中。一个275 名员工的小企业，抽出19个人专门为政府
做税务员的工作，包括从员工薪水中扣除税费和社会保障捐款，收集供应商和客
户的税务标识号码，并报告给政府；或如欧洲一样，收取增值税（VAT ）。而这
些看不见的政府开销完全没有生产能力，不产生价值。有人会认为税务会计师为
国家的财政或生产力或社会福利（无论是物质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做出了贡
献。然而每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强制人们将宝贵的资源，有能力、勤奋和训练
有素的人滥用在不产生价值的工作中去，且有上涨的趋势。
遏制政府这个看不见的花销肿瘤，可能是一种奢望，更不用说切除这块肿瘤
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能够保护新的企业家的企业不受它的侵蚀。
我们需要学会问任何提出的新政府政策或措施这些问题：它是否能加强社会
进行创新的能力？它是否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的灵活性？它是否干涉或惩罚创新和
企业家精神？虽然，对社会创新能力的影响不能，也不应该武断判定，更不用说
用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但是在执行新政策或新措施之前应该先考虑这个问题—
—今天，任何国家或任何政策制订者都没有考虑它（可能除日本以外）。
5.企业家社会中的个人在企业家社会中，个人面临着巨大挑战，对于这种挑
战，他们应该作为一种机遇来利用：需要不断学习，再学习。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认为——或曾经认为——随着青年期的结束学习就
告结束了，或最迟到成年以后。到ZI岁左右还没学会的话，就再也学不会了。但
是在ZI岁左右学会的东西也仍然在以后的岁月中应用到，没有改变。传统的学徒
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的技艺，传统的职业，还有传统的教育制度和学校也
都这么认为。今天，技艺、职业、教育制度和学校或多或少仍然基于这些认识。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有那么一群人不断学习：大艺术家和大学者，禅宗信徒、神
宗人士和耶酥修道士等。但是这些特例与普通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常常被忽略。
然而在企业家社会中，这些" 异常现象" 则成为楷模。
企业家社会的一个正确认识即是：每个人在成年以后还将学习新东西——也
许不止一次。他们认为ZI岁所学的东西在5-10年以后就会过时，必然会被新学的
东西、新技能、新知识所替代——或至少要更新。
它的意义在于每一个人将会越来越对自己的继续上进，继续学习，自己的自
我发展和事业负责任。他们不再认为他们在孩提时代所学的东西将是他们以后生
活的" 基础".它应该是" 发射台" （launching pad ）——是起飞的地点，而不
是用来建筑或停歇的地方。他们不再认为他们" 进人了一个事业领域" ，然后沿
着预计的、设计好路线的、充满光明的" 事业之路" ，达到既定的目的地——这
就是美国军队所称的" 进阶过程" （progressing in grade）。从现在开始，人
们应该这样认为，即每个人自己必须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寻找、决定并发展许"
事业".
学历越高，事业就越具创业性，他们对学习的欲望就越强烈。木匠可能仍然
认为他在学徒期所学的手艺在40年以后仍将够用。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冶金
专家、会计人员、律师、教师、经理人员等则认为50年以后应用和掌握的技能、
知识和工具将与他们以前的知识有很大不同，有许多新东西，将有新的、不同的
目标，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有不同的" 事业".而他们自己必须为必要的进修
负责，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负责。传统、习惯和" 企业政策" 将成为阻碍，而起不
了积极作用。
这还意味着，企业家社会将挑战传统的教育和学习习惯和知识。全球的教育
体制主要是17世纪欧洲教育体制的延伸，增加了许多内容，也做了不少修改。但
是学校和大学的基本的结构规划仍然是300 年或更早以前的框架。现在我们在各
个方面都需要新的、有时是非常" 激进" 的新思维，以及新的、有时是" 激进"
的新方法。在学前使用计算机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但是4 岁儿童看电视受教育
与50年以前的4 岁儿童相比，期望、要求截然不同的教学，他们对教学的反应也
有很大差别。要选择职业的年轻人——即现在4 ／5 的大学生——需要一种" 通
才教育" （liberal edalcation）。但是这意味着与在英语世界当" 通才教育" ，
在德国被当作"Allgemeine Bildung"的 19 世纪版本的 17 世纪课程完全不同。
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完全失去" 通才教育" 的基本概念，将降为纯粹
的职业式、专门化教育，这不仅对社会的教育基础有害，最终也会危及社会本身。
但是教育工作者也还必须接受上学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事，这是最大挑战——也是
最大机遇——因为学校也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者继续学习的地方。
至今仍没有教育理论来完成这些任务。现在也没有人像17世纪伟大的捷克教
育改革家柯美纽斯（Johann Comenius ）或耶酥会教士教育者那样开发出迄今仍
称为" 现代" 小学和" 现代" 大学的伟大创举。但是在美国，至少，实践走在了
理论之前。对我而言，这20年来最积极的发展成果，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成果就是
以深造再学习的成年人，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者为对象的美国实验教育的蓬勃发
展——" 教育部" 消失后的喜人副产品。没有" 总计划" ，没有" 教育理论" ，
而且事实上没有教育权威机构的支持，成人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成就者的
职业发展计划在20年间成为美国真正的" 增长产业".
企业家社会的出现也许是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00 年以前，1873年世界恐慌终结了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自由放任。1873年的恐慌产生了现代福利国家。100 年以后，
它也走到了尽头，这是众所周知的。人口老化，出生率的下降的人口挑战，也许
使它能残存下来。但是只有企业家经济成功地产生巨大生产力时它才会找到生存
之路。我们也许还会为福利的殿堂增加小装饰，如在这儿建一间房子，在那儿增
加福利。但是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是最老的自由主义者现在也会赞
同这个看法。
福利国家时代之后是否就是企业家社会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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