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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一部分
性征作为将性同生育的紧密状态相分离的持续过程的一部分而逐渐成型。由于生育技术的进一步精雕细琢，这种分离到今天已完全实现。既然观念可以人为地产生，而不仅仅是人为地具有，性征最终就是完全自律的。生育可以不需要性行为，这是对于性的终极“解放”，性因此就可能完完全全地变成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
导论
性征(sexuality)似乎是一个非公共性的主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但本质上是一个私人性的关注点。人们或许会想像，它也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因为它具有某种生物性，且对于人类生命的延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事实上，性现在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地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性革命发生了，很多思想家将革命的希望维系于性上，对他们来说，性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自由王国，尚未被今天的文明框限所污染。
人们应当如何解释这样的断言?这个问题促使我写作本书。我着手论述性，我发现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在论述爱和性别。论述性的著作本身易于性别化，在某些男人所著的最为著名的性研究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爱，性别也只是作为一种补充物出现。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妇女第一次宣称和男人平等。我下面并不打算分析性别不平等是如何贯穿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相反，我关注的是感情规律。在此，妇女——过着日常生活的普通妇女和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主义群体——开辟了某些重要的可概括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是探究“纯粹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关系也即性和感情的平等关系，其涵义对于先前的性别权力形式而言是爆炸性的。
浪漫之爱的兴起为纯粹关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理想的浪漫之爱长期以来更多地是对妇女而非男人的愿望产生影响。浪漫之爱的理想对妇女状况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将妇女放在“她们的地点”——家中;而另一方面，浪漫之爱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主动的激进的同“男性化”的现代社会的婚约。浪漫之爱预示着，长久的感情纽带可以在那种纽带本身的内在品质的基础上同他人建立起来。它是纯粹关系的预示，尽管它也同纯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我所称之的可塑性性征的出现对于纯粹关系内在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对妇女对性快感的宣称也是至关重要的。可塑性性征是一种去中心的性，它脱离了生殖的需要，源自于严格限制家庭规模的趋势中，最初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某地。但是作为现代避孕和新的生殖技术的传播结果，它又有进一步的演化，可塑性性征可以成型为人格品质，因而在本质上和自我相关，与此同时——原则上——它使性脱离了阳物统治，脱离了自负的男性性经验。
现代社会有一种隐蔽的感情，然而，它趋向公开化。这是一个男人的性追求史，他们同公开的自我区别开来。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偶然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衰退的控制也产生了一种增长着的男性对待妇女的暴力潮流。此时，一种感情深渊出现在两性之间，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取得沟通。
然而，亲密关系的变革的根本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有些人宣称亲密关系可能是压抑性的。如果它被看做是长久的感情禁锢要求的话，那显而易见，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如果将它看做是平等的个人纽带的相互协商，它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在其中情感满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世界极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对性现在产生影响的这些变化是真正的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日常实验，关系，性(1)
在小说《邂逅之前》中，朱利安·巴恩斯讨论了一个名叫格拉海姆·亨利克的人的命运。他是经院历史学家，离开妻子，开始与另一位女子交往。小说开始时，格拉海姆年近40，已有15年的婚姻生活，“在生命的中途，”他已经能“感觉到在走下坡路了”。在一次否则便是例行公事的派对上，他与安妮邂逅。安妮曾经是一位不知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时装采购员。由于某种原因，这次邂逅搅起了他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希望和兴奋的感觉。他感到“与20年前的一个自我久已断裂的沟通突然恢复了”，“能再一次产生愚蠢的念头和理想了”。
在一连串的幽会之后，他们的关系有了圆满结果。于是，格拉海姆抛开妻儿，与安妮同居。离婚手续就绪，两人结了婚。这部小说主要讲述格拉海姆逐渐发现安妮以前生活中的情人的过程。她几乎不隐瞒什么，但如果他不直接询问，她也不主动透露什么。格拉海姆越来越执迷于安妮的过去，发现她过去的性生活细节已经成了一种需要。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安妮在影片中扮演小角色的片断，仔细查看每一个交换目光或其他迹象，看它们是否表明她与某一特殊的男人有暧昧关系。有时，她承认曾与某男人有染，但大多数情况下则坚持没有性来往。
故事的终极发展是残暴的，结局几乎完全颠覆了该书大部分风格体现的冷漠的幽默。功夫不负有心人，格拉海姆终于发现他最好的朋友杰克——他曾坦诚地向杰克讲过安妮“在遇到我之前”的生活问题——几年前曾与安妮有过暧昧关系。格拉海姆安排与这位朋友见面，仿佛要与他继续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似的。但他随身带了一把刀，一把“六寸长、一寸宽的锥形尖刀”。趁杰克转过身去忙于什么的当口，格拉海姆将尖刀刺进了杰克的后背。杰克迷惑不解地转过身来，格拉海姆又在他的“心脏和生殖器之间”连刺数刀。行凶期间，他的手指挂了彩，贴上橡皮膏后，他坐了下来，面前摆着他喝剩下的咖啡，那是杰克为他烧的。
与此同时，格拉海姆的彻夜未归使安妮越来越感到不安，她给当地警察局和医院打过电话，打听他的下落，全无结果，于是便在他的写字台上查找线索。她找到了一些文件，那是格拉海姆偏执般地调查安妮的过去所得到的一些证据——她发现他已经知道了她与杰克的关系(这是她没有主动告诉格拉海姆的惟一一次性接触)。她来到杰克的公寓，看到了格拉海姆，还有杰克血迹斑斑的尸体。不知道为什么，她听从了格拉海姆的劝慰，镇定下来，还让他用几码长的晒衣绳把自己捆了起来。格拉海姆估摸着，在她来不及冲向电话求救的这段时间里，他足以实现他的目的。“没有什么告别台词,没有什么闹剧情节”,格拉海姆操起刀，深深地从两侧刺进了自己的喉咙。关于安妮——“他爱安妮，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但他低估了她。安妮尖叫着用头撞破窗玻璃，跳了下去。当警察到来时，扶手椅已经无法挽回地浸透着鲜血，格拉海姆死了。小说结尾的几段暗示说，安妮也自杀身亡——出于一时疏忽或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
《邂逅之前》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妒忌的一部小说。通读格拉海姆搜集的关于安妮的材料，安妮认识到她“不能用妒忌来形容他”。重要的是“他无法面对她的过去”。所有引文均出自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皮卡多出版社，伦敦,1986。结局是暴力的——就该书其余部分的半滑稽格调来说，这有些不协调——但却是冷静的。格拉海姆的暴力是一次失败了的尝试，即旨在控制的尝试。小说家并未清楚交代其缘起，这说明格拉海姆本人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格拉海姆试图在安妮的性史中发现的那些秘密与他对一个女人的期待密切相关：安妮的过去与他所期待的不一致——她的过去与格拉海姆的理想不符合。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他认识到让安妮根据他的期待来安排她以前的生活该是多么荒唐的事。然而，她的性独立，甚至在他未为她“存在”之前，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以至于酿成了暴力毁灭的结局。在格拉海姆这方面，他试图保护她不受她在他心中激起的暴力的侵犯。但她不管怎么说自然卷了进来。
小说描写的事件是独具当代特色的：作为对普通人生活的探讨，小说的背景不可能是一个世纪前的时代。它假定相当程度的性平等，而且特别倚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在进入一种“严肃的”性交往之前(甚至期间或脱离这种交往之后)，一个女人有许多情人这本是寻常之事。当然，总是有一少部分妇女，对她们来说，性多样化，并把性多样化作为平等的标准，是可能的。但大多数妇女都可分为贞节和放荡两种，而“放荡的”妇女只存在于礼仪社会的边缘。“贞节”一直是根据一个女人对性诱惑的拒绝来定义的，这是受不同制度保护的一种拒绝，如在陪伴下的求婚，强迫的婚姻，等等。
另一方面，男人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不仅自视为——出于身体健康而需要性多样化。男人在婚前与许多女人有过性接触，一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婚后的双重标准是一个真实现象。如劳伦斯·斯通在他对英国离婚史的研究中所说，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性经历的一种严格的双重标准才存在。对妻子来说，单单通奸行为就是“对财产法和遗传思想的不可饶恕的违背”，一旦被发现就要遭受极严格的惩罚。对比之下，丈夫的私通则被普遍“认为是令人遗憾但却可以理解的小毛病”。劳伦斯·斯通：《通往离婚之路：1530～1987年的英国》,第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0。
日常实验，关系，性(2)
在一个性越来越平等的世界上——即便这种平等远没有完成——两种性别都要根本改变相互的看法和行为。要求妇女做到的调整相当大，但是，也许由于这位小说家是位男性，所以，这些调整在书中既没有充分地再现出来，也没有得到极为同情的刻画。格拉海姆的前妻芭芭拉被描写成一个十分苛刻的人，格拉海姆为她的态度所困惑；当他对安妮产生矢志不渝的爱情时，他对安妮的观点和行为也几乎没有更深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对安妮以前的生活进行钻研外，他实际上一点儿都不了解安妮。
格拉海姆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处理芭芭拉和安妮的行为：女人是有感情的、富于幻想的，她们的思维过程不是沿着理性的路线进行的。然而，他对这两个女人充满激情，在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尤其对安妮充满激情。现在的妻子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他也没有任何权利把她当作那样的女人对待。当她与格拉海姆结婚后去见杰克时，她坚决地拒绝了杰克的挑逗。然而，格拉海姆无法摆脱发生在他“控制”她之前的那些行为所带给他的恐惧感。
小说家巧妙地传达了格拉海姆第二次婚姻的开放的实验的性质,这与第一次婚姻有着本质的不同。显然,格拉海姆的前一次婚姻更像是一个“自然给予”的现象，是以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分工为基础的。与芭芭拉在一起时，婚姻是一种事物状态，并非是生活的特别补偿，就仿佛做一种你并不特别喜欢的工作，但却要尽职一样。对比之下，与安妮的婚姻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必须经过经常的协商和“解决”。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第55页以后。在第二次婚姻中，格拉海姆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那是在他年轻时几乎没有出现的世界。这是性协商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关系”世界,其中，“忠诚”和“?密”等新的术语成为首要的了。
《邂逅之前》是一部关于在一个经历深刻变革的社会世界上男性焦虑和男性暴力的小说。妇女不再接受男性的性控制了，两种性别都必须认真理解这一现象的含义。个人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投射，造成新的要求和焦虑。我们的人际存在正经历着彻底的变化，使我们都卷入了我所说的日常社会实验之中，更广泛的社会变化要求我们多多少少都要从事这种实验。姑且从社会学角度更充分地说明这些变化，而这关系到婚姻和家庭，也直接关系到性。
社会变化和性行为(1)
莉莲·卢宾1989年研究了美国上千名从18～24岁的异性恋者的性史。在这个过程中，她提出的证据揭示了过去几十年中“男女关系发生的几乎惊人的比例变化”。莉莲·卢宾：《性战》，第8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4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都与年轻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作者在前言中?自证实了老一代人提供的情况，她本人就属于那一代。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婚，结婚时是个处女，是“循规蹈矩”的一个女孩，而且从来不会做“出格”的事。当时给性剥削划定清楚界限的并非她一人，她和朋友们都遵守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她的未来的丈夫是个积极的参与者，为保证这些准则得以实施：他关于性行为的“对错”标准与莉莲本人的标准是相符的。
女孩婚前的贞节是两种性别都赞赏的。如果她们与男朋友发生过真正的性交，也几乎没有人公开这样的事实——许多女孩只可能允许与自己正式定婚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性比较活跃的女孩都要受到其他人的诋毁，而且要受到占了她们“便宜”的男性的诋毁。正如女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或抑制性诱惑的能力一样，男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他们所能达到的性征服。一位45岁的调查对象说，大多数男孩只能通过“与那些女孩即妓女鬼混”才能成功。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青少年性活动时，好坏女孩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适用，如男性征服的伦理仍然适用一样。但其他人的态度，尤其是许多青少年女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女孩们感到她们有权在适当的年龄从事性活动，包括性交。在卢宾的调查中，实际上没有青少年女孩谈论为了人们所期待的定婚或婚姻而“拯救”自己。相反，她们讲的是一种传奇和忠诚的语言，这种语言承认其早期性参与的无限潜力。因此，在回答卢宾提出的关于与男朋友的性活动的一个问题时，一个16岁的调查对象说：“我们相爱，所以没有理由不应该做爱。”然而，当卢宾问她打算与这位性搭档维持多久时,她的回答是：“你是说我们是否要结婚吗?回答是不。或者我们明年还会在一起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明年距现在还相当遥远。大多数青少年都不能相聚如此之久。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与别人约会。这是一种忠诚，不是吗?”莉莲·卢宾：《性战》，第61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
在前几代人中，对性活跃的女青少年来说，传统上是扮演纯真的角色。这一关系在今天通常被倒转过来：只要必要，纯真就会扮演世故的角色。据卢宾的发现，女孩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比男孩要明显得多。她的确与一些男孩谈过，他们都对性与忠诚的关系特别敏感，他们拒绝把性成功与男性勇武等同起来。然而，大多数男孩都羡慕与许多女孩约会的男友，同时谴责与许多男孩约会的女孩。在卢宾的抽样调查中，一些女孩模仿传统的男性性行为，而且是公开地、无所顾忌地进行模仿。面对这种行为，大多数男孩都报以愤怒的反应。他们仍然需要纯真，至少是某种纯真。卢宾采访的年轻女人中有几个恰值结婚前夕，她们认为有必要向未来的配偶隐瞒她们以前的性经验的范围。
卢宾的研究与其他调查构成了反响，适用于一切年龄组合。其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性活动扩展的多样性，其中，大多数人都参与或认为适于让别人参与进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因此，在40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中，在青少年时期进行过口交的还不到1/10。在续后的每一代人中，比例逐年增长。在目前这一代青少年中，尽管不是普遍的实践，但口交却被认为是性行为的正常组成部分。卢宾调查的每一个成年人现在至少都有过这种经历——这居然是在一个其法典仍然把口交列为“施虐行为”、在24个州里仍被列为非法活动的社会里发生的。
男人大多欢迎这样一个现实，即女人们变得越来越乐于从事性活动，他们声称，在较长期的性交往中，他们想要在知识和经济上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女性。然而，据卢宾的发现，当面对这种选择的暗含意义时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深切的不安。他们说女人“丧失了温情”，她们“不知道如何妥协”，“今天的妇女不想当妻子，她们想要妻子”。男人宣布他们想要平等，但是，许多人也主张他们或是拒绝做让他们做的事，或是对此表示神经质。“你怎样帮助养育孩子们?”卢宾问杰生。用杰生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对强壮好胜的女人应付自如”的人。他的回答是：“我当然乐意尽我所能。我不想作一个缺席的父?，但是，总要有人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我不想说我能做到那一点，因为我做不到。我有我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对我非常重要，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莉莲·卢宾：《性战》,第146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
现在，大多数人，无论男女，在结婚时都积累了相当多的性经验和知识。从偷偷的抚摸或非法的幽会到比较安全的、然而也更咄咄逼人的新婚之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突然的过渡了。今天，大部分新婚夫妇都有过性经验，婚后也没有什么性实验期了，即使当事人以前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社会变化和性行为(2)
然而，卢宾的调查表明，成年男女之间的婚后性期待要远远超过前几代人正常的婚后性期待。女人期待着接受和提供性快感，许多人都把一种补偿性的性生活视为令人满意的婚姻的一个根本要求。今天，结婚5年后有婚外性接触的女人实际上与男人的比例相同。虽然仍然存在着双重标准，但女人却不再容忍这样的观点了，即男人需要多样化，理当婚外冒险，而她们却不应该那样做。
从这样一项在一个单一国家的有限人数内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我们能搜集多少关于一般社会变化的资料呢?我认为，我们基本上能够为这项研究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无可争议的是,卢宾勾画的这种发展,从广义上说，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普遍发生——而在某种程度上，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发生。当然，不同的国家之间、亚文化和社会—经济层面之间都要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些群体与所描写的这些变化无关，或主动抵制这些变化。有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拥有更长的性容忍的历史，它们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不会像在美国那样激进。然而，在许多国家，抵制压抑性的性价值背景的这种转化正在发生，这些性价值比标志着几十年前的美国社会之特点的那些性价值更令人窒息。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人们来说，尤其是对女人来说，现在发生的变化是戏剧性的和颠覆性的。
异性恋、同性恋(1)
卢宾的研究仅只涉及异性活动。她决定排除同性恋，这很奇怪。就事实而言，如金赛已经表明的，相当高的比例的男人，和相当比例的女人，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时间里都参与过同性恋行为。金赛发现，只有50%的美国男人“专门参与异性活动”，即是说，既不参与同性恋活动，也没有同性恋的欲望。18%专门参与同性恋活动，或坚持双性活动。在妇女中，2%是彻头彻尾的同性恋者，13%参与某种形式的同性恋活动，还有15%据说有同性恋冲动，但没有付诸行动。阿尔弗列德·C金赛等：《人类男性的性行为》，桑德斯出版社，费城，1948；《人类女性的性行为》，桑德斯出版社，费城，1953。
金赛的发现在当时惊动了迷惑不解的大众。然而，在过去的1/4世纪里，各种变化对同性恋的影响与对异性活动的影响一样大。甚至在金赛的巨著面世之时，同性恋在临床文献中仍然被视为病理学上的问题，某种形式的性心理紊乱，和一系列其他的病症——恋物癖、窥淫癖、易装癖、男性色情狂、女性色情狂等等。它仍然被许多异性恋者视为性变态——即是说，视为特别非自然的，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然而，“性变态”这个术语本身现在似乎从临床精神病学中完全消失了，许多人对同性恋的反感已经失去了医学职业的潜在支持。
同性恋的“出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在一般的性生活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它以自我描写的“男同性恋”的流行为标志，依据这样一个反射性过程，一种社会现象可以通过集体参与而被占用和改造。当然，“男同性恋”意味着色彩、开放和合法性，是发自曾经由许多实践同性恋和大多数实践异性恋的个人所持的同性恋形象的一声呼喊。在美国城市和欧洲的许多城市地区出现的男同性恋文化社区为同性恋提供了一个新的公共面貌。然而，在比较私下的个人层面上，“男同性恋”这个术语也带有越来越广泛的性指涉，即把性作为自我的性质或属性。一个人“具有”一种性征，男同性恋或相反，这可以反射地加以掌握、质疑和展开。
因此，性成为自由流动的东西：“男同性恋”是一个人可以“成为”的东西，“发现自己已经是的东西”，与此同时，性本身对许多客体开放。于是，1990年发表的《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描写了一位65岁男人的情况，在长达45年的幸福婚姻之后，妻子去世了。在妻子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爱上了一个男人。据他自己所说，他以前从未对一个男人产生性吸引，或幻想过同性恋行为。这样一个人现在公开改变了他的性取向，尽管他面对着“如何对孩子们说”的问题。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3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几年前他能够想到会如此改变“性”生活的可能性吗?他完全与格拉海姆一样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关系”概念在男同性恋的亚文化中与在大多数异性恋人口中一样出现了。男同性恋通常拥有多个性搭档，与某人的接触也许仅只昙花一现——从艾滋病到来之前的浴室文化中可见其一斑，艾滋病的到来导致了浴室文化的实际消失。在70年代末进行的一次研究中，美国大约600名男同性恋者回答了他们共有多少性搭档的问题：大约40%的人说在500名以上。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4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
我们似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蔓延的男性性活动的社会宇宙，在这里，一夜的风流变成了任意的10分钟的交配。事实上，绝大部分男同性恋者和大多数女同性恋者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只与一个搭档有同居的关系。上引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至少在两年以上的时间里与一个主要搭档保持关系。金赛研究所于80年代初基于对几百名男同性恋者的采访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所有男同性恋者在特定时期至少能保持一年的稳定关系。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5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男女同性恋者比大多数异性恋者较早地发展关系，这里“关系”一词的意思是指现在用指个人生活时的意思。他们必须在没有传统上确立的婚姻框架的情况下、在搭档之间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相处”。
“性”在今天得以被发现、开发和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它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或培养的东西，而不再是被个人视为注定的事物状态而接受的自然条件。在一种可以被调查的意义上，性似乎发挥着自我的一种可锻性功能，是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准则的一个基本接合点。
手淫的情况最充分地展示了这些变化，它曾经被视为性失败的可怕象征。手淫与同性恋一样也公开“出世”了。金赛报告发现，90%的男人和40%的女人，在其生活的某个阶段都有过手淫的经历。新近调查的数字表明，其比例在男人中达到100%，在女人中达到70%。同样重要的是：手淫被广泛推荐为性快感的主要来源，人们积极鼓励把手淫作为改进两性性反应的模式。W.H.马斯特尔和V.E.约翰逊：《人的性反应》，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顿,1966。
上述变化以哪些方式比较经常地与个人生活的转变相互作用?过去几十年中的变化何以与对性行为的比较长期的影响相关?回答这些问题就是研究“性”的缘起，“性”是什么?它何以成为个人所“拥有”的东西?这些问题将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一部特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主导着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批评评价开始探讨这些问题：这就是米歇尔·福柯讲述的性史。
异性恋、同性恋(2)
为防止可能的误解，姑且强调指出：全面接触福柯的思想在本书研究中是不合时宜的。我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福柯卓越的创新以前人所未想到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著述在他所精雕细琢的哲学观点和公开提出或暗示的一些历史主张上，也有严重缺点。福柯的崇拜者将会失望：我不会详尽论证这些主张。然而，我与福柯的区别显见于我所提出的论点中；我把他的著作主要用作澄清这些论点的陪衬。
福柯论性(1)
在《性史》中，福柯着手攻击他所称之的“压抑假说”《性史》共三卷，卷1是《导论》，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这里的讨论主要同卷1相关。这一著名提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体制迫使我们因为享用它提供的利益而付出代价——增长着的压抑。文明意味着规训，规训转而又暗示着对内驱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内在的。谁谈现代性，谁就是在谈超我。福柯本人似乎接受了他早期作品中的某些相似观点，他将现代生活在本质上同“规训权力”的兴起联系起来，同监狱和精神病院以及其他的组织如公司、学校、医院等等联系起来。规训权力被认为是生产了“驯服身体”，这种身体活动受到控制和调节，而不能依据欲望冲动自发地行事。
权力在此主要是表现为某种控制力。然而，如福柯所逐渐意识到的，权力也是一种生产现象，它不仅仅是限制性的；身受规训权力的人对它的反应并不一定总是驯服的。权力因而也可以成为生产快感的手段：它不仅仅站在快感的反面，“性”不应该只是理解为社会力量务必抑制的驱力，相反，它是“权力关系的极其密集的转换点”，它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能量——它被注入了权力——被用来作为社会控制的焦点。
性在现代文明中并没有被驱至地底，相反，它被持续不断地讨论和探究。它变成了“伟大布道”的一部分，且代替了更为古老的神学布道传统。有关性压抑的陈述和超验布道彼此相互强化；争取性解放的斗争是它所谴责的权力的自我—同一机制的一部分，福柯充满修辞性地问道，还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秩序如此持久如此普遍地为性所充斥吗?
在涉及“压抑假说”时，19世纪和20世纪是福柯主要关注之所在。在这段时期，性和权力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缠绕起来。性转化为一种秘密，尔后，这种秘密又不得不被无休止地搜寻和遮掩。以手淫为例,医生和教育者发起全部运动来围攻这个危险现象并表明它的后果。然而，给手淫如此之多的关注，甚至使我们怀疑其目的不是根除手淫,而是使个人的身心发展井然有序。
福柯继续论证道，精神病学家、医生及其他人所划分的大量的性倒错也是如此。这些反常的性行为形式既是向公众展示的，又被制作成个人行为、人格、自我—认同的分类原则。其结果就不是对性倒错进行压抑，而是给予它们“一个分析的、可见的和永恒的现实”；它们“植根于身体中，溜进了地下行为模式里”，这样，依据前—现代的法律，鸡奸就被界定为一种受禁行为，但不是一种个人的品质或行为模式。然而，19世纪的同性恋，却变成了“一个要人，一种经历，一个病史”，也变成“一种生活类型，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形态”。“我们不应该想像”，用福柯的话来说：
当时代对某类性行为——它能再生产劳动力和家庭形式——赋予一种调节作用的时候，以前所能容忍的一切东西都会引起注意并被赋予一种贬义名称……正是通过对边缘的性行为的隔绝、强化、巩固，权力、性、快感的关系才扩散、繁殖且对身体进行测度，并穿透了行为模式。福柯:《性史》,卷1,第47～48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
很多传统的文化和文明都曾鼓励和滋生色情艺术，但只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发展了一门性科学，按照福柯的观点，这是通过将大量性知识的自白原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
性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忏悔的焦点。福柯指出，天主教忏悔总是对信徒的性生活的一种调节手段。它涉及的远不止是性草率行为，牧师和忏悔者都同样地在伦理框架内对坦陈这些不检点行为进行解释。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教徒越来越有规律地坚持自白，而整个程度也被强化了。不仅仅是行为，而且连思想、幻觉及所有与性有关的细节都要被考虑和审查，在基督教义中，我们所承继的肉体——它包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颇具现代特征的性兴趣也即性欲望的大致根源。
18世纪晚期的某些地方，忏悔式的自白变成了讯问式的自白，它被渗透进不同话语中——从病史、科学治疗一直到无耻的文章诸如匿名的《我的私生活》。性是文本建构起来的“秘密”，这些文本既有要灭绝性的，也有对性进行礼赞的。抵达这个秘密之途据认为是解开了“真理”，性对于现代性的“真理体制”特征而言是基础性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白“是全部的程序，根据这些程序，主体被激发起来生产有关其性征的某种真理话语，这种性征能对主体自身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肉体的忏悔”，见柯林·戈登：《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第215～216页，哈费斯特出版社，1980。
成群结队的专家、性学家，形形色色的医生都打算着手探究他们帮助建造的这个秘密。性被赋予一种巨大的因果权力，且似乎对许多不同行为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自我的技术”，见鲁特·H马丁等编：《自我的技术》，泰法斯托克，伦敦，1988。“同其他禁令不一样，性禁令持续地与说出自我真相的义务相关。”(第16页)调查中倾注了大量的努力将性转变成了某种隐私而难以察知。像疯狂一样，性不是业已存在的某种现象在等待着理性分析和疗效式的纠偏，当对于性的考察生产出将“正常性征”和病态性领域区分开来的文本、手册、调查报告时，性快感就变成“性征”，性的真理和秘密就通过对这样一些“发现”的寻求和获得而分别建造起来。
福柯论性(2)
性的研究以及性话语的创建在19世纪导致了不同的知识—权力语境的发展。其中之一涉及妇女。女性性征被视为，也随即被压迫式地看做病态的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另一种与儿童有关。儿童的性行为积极活跃，这一“发现”同儿童的性征“违反自然”这一断言紧密相连，更进一步的语境与婚姻家庭有关。婚姻中的性是要负责任和自我调节的，不仅要局限于婚姻之内，而且应以专门的和不同的方式进行安排。避孕是不允许的。家庭规模的控制被认为是自发地从有节制的快感寻求中出现的。最后，一系列的性倒错被明确界定，对它们的诊治模式也被描述出来。
对福柯来说，性征的发明是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巩固相关的某种不同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现代组织都依赖于跨时空的对人民的微观控制。这些控制随着“人体的解剖—政治学”——致力于调控身体力量的身体管制技艺——的发展而产生，“解剖政治学”随即成为更为广泛的奠基性的在生物权力领域的一个焦点。福柯：《性史》，卷1，第142页。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性研究令人大伤脑筋。毕竟，为什么还要拉长另一种话语来添加到业已存在的多样性上?令人感兴趣的是“性征机制”，也即身体和快感的确定经济的出现。福柯：“肉体的忏悔”。福柯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个与自我相关的性征机制，他对古典世界的性研究有助于在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表明这个问题。米歇尔·福柯:《性史》,卷2,《快感的享用》,序言,1987。希腊人关注的是对“自我的呵护”的培植，但是以一种与现代社会秩序中自我的发展截然相反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福柯有时将极端伪装下的自我呵护贴上“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的标签。在这两种有关自我的态度之间，则是基督教的影响。在古代世界，至少在上层阶级中间，自我的呵护被整合进了文明的、美学的存在伦理中。对希腊人来说，福柯告诉我们，食物和饮食比性要重要得多。基督教用业已废弃的自我观来代替古典观点：自我有待于描述，它的真理有待于识别。在“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中，“由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人们被设想为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将自我同可能混淆自我、外在于自我的东西区分开来，对自我的真理进行描述。”米歇尔·福柯：“论伦理的系谱学：当前著作概览”，见保罗·拉宾芬：《福柯读本》，第362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86。有关福柯和自我的最好的间接讨论，见露易斯·玛卡蕾：《福柯和女性主义》，政体出版社，剑桥，1992。
性征和体制变化(1)
“性征”，如福柯所言，确实是首先出现于19世纪的词语。这个词早于1800年代就存在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技术行话中，但直到20世纪末它才被广泛运用于与今天意义上的这个词有密切关联的事物中。《牛津英语词典》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性的特质或具有性的特质”。这个意义上的这个词出现于188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本书关注的是为何妇女容易染上男人能够避免的多种疾病，而这正是从女性的“性征”进行解释的。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7～16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它最初是同抑制女性性行为的意图密切相关，这一点在那一时期的文学中大量地体现出来，性征作为焦虑的源泉出现，它需要解决；渴求性快感的妇女尤其不自然，正如一个医学专家所写：“男人的天性(性亢奋)对女人来说是个例外。”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17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
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在权力的领域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套或许找到或许没找到直接释放的生物刺激。然而，我们不能接受福柯这样的主题：从维多利亚直到最近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条对性的“关注迷恋”的直接演进之路。有关这个观点的一个说法，见海丝《性困境》。通过维多利亚的医疗文学而揭示出的性，在那里被有效地边缘化的性，同今天作为日常现象的性——它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文章和其他的描写资源——之间存在大量的对比，更有甚者，正如一代代的妇女所尤能证实的，维多利亚时期及其之后的压抑在某些方面十分真实。劳伦斯·斯通：“西方历史景观的激情依恋”，见威廉姆·格林和伊斯尔·佩尔森：《激情依恋》，自由出版社，纽约，1988。有很多有关压抑假说的讨论。如彼德·盖依：《资产阶级经验》，卷1，1984年；卷2，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86。还有詹姆斯·马霍德和克里斯汀·温伯格：《莫舍档案》，阿诺出版社，纽约，1980，这本书讨论的是卡莉亚·莫舍对45名维多利亚妇女进行的研究。她的问答者中有34%的人说她们“总是”或“常常”是在性活动中经历性高潮。这个比率同研究妇女的金赛报告相当。另外一本由罗拉德·海姆写的著作：《帝国和性征》(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指出，如果仅限于英国，“维多利亚主义”就不能被理解。家庭中的“压抑”，就男性殖民者而言，还伴随着在帝国领地广泛的性放纵。
如果我们陷入福柯所发展的总的理论立场内的话，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理解这些问题的。在福柯的理论中，活跃的力量只是权力、话语和身体。权力在福柯的著作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活动，而作为人类主体所积极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却罕见存在。我们先因此接受他的有关性的社会本质的论断，但要将它们设置在一个不同的解释框架内。福柯不顾及性别而过于强调了性，他对性和浪漫之爱的联系保持沉默，而浪漫之爱正是同家庭中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而且，他对自然性征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就这样停留在话语的特定形式上。最终，人们会质疑他的与现代性有关的自我观念。
福柯断言说维多利亚时期的性是一个秘密，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它在不同的文本中和医学文献中无休止地被讨论。主要因为福柯所给出的一些原因，各种各样的医学辩论现象十分重要，然而，认为性在公众所能见到的材料中被广为表现、分析和概述则显然是个错误。医学杂志和其他的准官方出版物只有为数甚少的人能够看到，而且直到19世纪后半期，绝大多数人还无法读写。将性限定于技术性的讨论区域，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审查模式；这种文学无法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甚至无法为大多数受教育的人了解。这样的审查明显地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很多已婚妇女根本就没有任何性知识，只是知道它和令人讨厌的男人欲望有关，并且还只能忍受。一个母?对他的女儿说了这样的名言：“?爱的，婚后你就会碰到些不快的事情，但别管它，我就从不管它。”引自卡罗尔·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29页，维亚哥出版社，伦敦，1982。
这是一个女同性恋者阿博尔·霍莉鲍芙在1980年代为妇女进行的呼吁，她要求大声地公开揭示尚未完全表达出来的妇女渴望：
所有那些缺乏柔情也不想温柔的妇女；所有那些不了解自己但试图发现自己的妇女；所有那些甘作女性的情人的妇女；所有那些喜欢操男人的妇女；所有那些感觉像男同性恋者而不是女同性恋者的妇女；所有喜欢人造阴茎、穿透、服装的妇女；所有喜欢流汗、说脏话、看情人脸上掠过的想要她的表情的妇女；所有那些迷途的、需要用她们试探性的激情观进行试验的妇女；所有那些认为男同性恋者激情炽热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她们在哪?阿博尔·霍莉鲍芙：“对未来的欲望：激情和快感中的激进希望”，见卡罗尔·S.范斯：《快感和危险：对女性性征的考察》，第403页，芬特利奇出版社，伦敦，1984。
福柯所注意到的对于性的迷恋很明显地是在霍莉鲍芙的迷狂的规劝中；但是，至少从表面看来，还有什么较之这更不同于福柯所描述的冗长乏味的男性权威的医疗文本?我们如何只是通过区区一个世纪的时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