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追寻—罗曼司”这一术语所示，少女们对罗曼司的追寻并不只是一系列被动消极的渴望——“总有一天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会到来。”尽管在许多方面充满痛苦和极度不安，这种追求却依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信奉未来的过程。汤普逊对罗宾做出了回应，她发现被调查的少女们并不必要为实现性解放而奋斗，因为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问题即是要不顾男性的态度来运用这种自由，这种男性态度往往不只是对过去时代的继承。因而，少女们在此是作为主要的社会实验者而出现的，对此，汤普逊作了非常恰当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少女们正在奋力解决19世纪女权主义者所预言的难题；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当时就反对割裂性与生殖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正好构成了女人说服男人的惟一方式，她说服他对这种关系作出自我承诺。但这最终只是个幻想而不能强制的问题，因而必须面对性、罗曼司和?密关系的解构，重新协调性别纷争。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0页，伦敦，1989。
迫于上述使命的过度压力，少女们往往试着以守为攻，皈依于先前存在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接受双重标准，“梦想当母?”，“又渴望永恒的爱”，二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许多人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背叛了早先确立的标准、规范与禁忌，并以许多方式调校着它们；对于这些调校方式，人们投入了大量的情感资源，但这些方式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必待以可能出现的未来事件予以重构，因而它们是开放的。
到了少年时代后期，许多女孩已经体验过了苦恼的恋情，意识到罗曼司再也不会等同于恒久的爱恋。在一种高度反射的社会里，她们不仅接触到，而且还在电视与书本媒介中积极主动地寻找五花八门的有关性、人际关系和影响力量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极大地影响了女人的立场。在实际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的追求活动中，这些女孩子所把握的浪漫之爱情结的零散要素再也不是完完全全地维系于婚姻了。所有的女孩真正认识到她们要通过有酬劳动使自己的生活大多能自食其力，大部分人认为劳动技术乃是她们将来独立自主、安身立命的基础。在汤普逊所测试的女孩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大都具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才认为工作是他们未来生活意义的源泉。一个女孩说：“我想，我现在要做的是找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如果我嫁给某个人或跟某个人生活然后他们又离开我，我就什么也不害怕，因为我是完全不依靠别人的。”但是，正如汤普逊在同别的女孩交谈时又发现，女孩很快回到了罗曼司与性主题：“我要与一个男孩建立理想的关系；我想，我要别人爱我、关心我，正如我爱别人、关心别人一样。”
女人、婚姻与关系(1)
只是在过去一代人中，女人们自立运动才意味着离开父母家庭。在更早的时期，除了少数妇女，对于所有人而言离家都意味着出嫁。与大多数男人不同，大多数女人还继续把走入外在世界与形成某些依恋等同起来。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甚至当一个人还是单身，仅仅在预期未来关系的时候，男人们常常用“我”的口气说话;而女性对自我的叙述总倾向于用“我们”的口气表达。上述引语中一望便知的“个体化言语”被暗度陈仓的“我们”所修饰改变了;正是那种人要“爱和照顾”，并从“我”之中塑造出“我们”。
与今天那些更年轻的年龄群体之中的人相反，较年长的妇女们对于性的经验几乎总是纳入了婚姻的框架，即使正在谈论的人并未结婚。艾米莉·汉柯克在80年代后期研究了20名美国妇女的生活档案记录，这些妇女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在20～75岁之间，有的仍然生活在第一次婚姻中，有些是再婚，还有些是离异或寡居。在她们看来，婚姻是一个女人生命中最核心的体验——虽然许多人必须向后回溯重构她们的过去，因为在她们第一次结婚时，对婚姻的认识与今日有天壤之别。
让我们对汶蒂的故事稍加追述。在汉柯克采访她时，她39岁。汶蒂的生活履历证明，部分由于外在世界的变化，部分由于她本人必须克服的个人生活危机和生活变迁，从而产生了一种日益上升的自我反思意识。汶蒂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严格遵循的行为法则是“行为正当举止得体”，她是4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大姐。她用嫁人的办法来挣脱父母的严格控制，做得非常主动、非常有意识，她是以跟人私奔来完成其壮举的(“私奔”经过几十年后已成了一个古字)。汶蒂认为结婚与进入成年，二者是完全等同的。她认为,婚姻就是“再造茧蛹，同时又使你再蜕变为一只完美的蝴蝶”。
对她未来丈夫的依恋促进了她的独立性，至少，在她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与一个新的人建立这种关系，是我采取的第一次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行动，从这里接踵而至的又有如此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假设的物质上的依托。“我想，不结婚才是更加激进，但这决不会是我的选择，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是个未婚的人，这是肯定无疑的。”她不想只当一位家庭主妇，因此决定不会像她自己的母?那样过着一种褊狭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的最高关怀永远是家庭——是锅前灶后。汶蒂当上了中学教师，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甚至当她身怀六甲成了准母?的时候也没有辞去工作，而是改为半日制教学。
后来，她丈夫在一次偶发的事故中丧生，她经历着人生最严重的危机，丧失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把握自己的能力。这个事故不仅是生离死别，而且还是失落依恋。她的安稳感与成就感原以这种依恋为基础，因而，失落依恋成为一种心理创伤。尽管仍要哺育爱子，她还是感到“一下子被抛回到少年时代”，茫然失措、心智衰微。她父母希望她搬回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她认识到自己为了一种整体感而多么依靠着婚姻，因而成功地谢绝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第二度婚姻，也像初次婚姻一样，完全是由爱情而发，最后水到渠成，所以梅开二度，亦是她“自我完全复归”的构成要素。但是这时，她已经比初婚的时候具有更宽阔的视界：“带着一种产生于灾难与混乱中的自我意识去做事，这有助于你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你可以像一个雕塑家那样把它更清晰地刻画出来。”汶蒂跟第二个丈夫又生了几个小孩；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继续在她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但已不再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
与汶蒂相比较，海伦的经历完全不同，当她接受研究者测试时，已49岁。在她成长的年代，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极端“缺乏自信，几乎到了一种心理变态的程度”。在大学里，她碰上了一位事业有成、颇有名气的教授，并和他结了婚。为了结婚而甘愿辍学、放弃自己的大学生活，她的自我价值感基本上依赖着丈夫的抱负与功名。正如她后来说的，她管理着他的生活，就像一个“仆人”或者“管家”。当她丈夫宣布要跟她离婚时，他们正生活在大学住宅区；由于他具有专业职位，她必须离开,带着孩子到别处生活。和汶蒂不一样，海伦的父母没有邀请她回家，也没有提供任何道德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资助。
首先是被绝望所压倒，其次又为孤独所折磨，海伦最终想回到大学，半工半读而完成学业。她始终认定自己无可救药，处在“劳动妇女”的低社会层次，直到她谋到一份出版发行行业的职位。在她接受测试时已成为一名成功的编辑。汉柯克把她描述成一个敏锐犀利善于讽刺的人，全身充满嘲讽的智慧。然而她表面的强悍后面却隐藏着绝望与自憎，这是她婚姻之终结留给她的“财富”，她一辈子都不可能从中恢复过来。她感到是束缚在一种“空虚无聊的”生活中，不是致力去塑造自己的未来，而是任自己继续“向无限漂泊”。她还总结说，“你问我什么是我的成年生活?空虚，这就是一切。在35岁时，我就已是具行尸走肉,现在已近天命之年，但我甚至不能够描述这过去的15个春秋。我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完全没有了时间感。”全部引文出自艾米莉·汉柯克：《少女之间》，伦敦，1990。
女人、婚姻与关系(2)
一个相当满足而且十分成功的女人，一个孤独痛苦而且绝望憔悴的女人，两个故事都够平庸，尽管两个人的命运都渗透了相当的痛苦。既然在这两个女人的故事中爱都不是主导一切的主题，那它们又告诉我们哪些有关爱的道理呢?不难发现也不容争议的是，婚姻对两个女人都是陷阱，即使这个陷阱是每个人主动、故意地跳进去的。汶蒂能够从痛失爱侣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海伦不能如此，她孤独地面对环境压力，永远抬不起头来。每一个都是为爱而嫁人，其中汶蒂为爱而两婚，但是每人都并未完全认清，都把结婚当作是对独立自主的肯定，当作捏造一种有限的自我认同的方式。谁知道假若第二个丈夫离弃她，汶蒂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掌管自己的生活?
正像大多数被汉柯克测试过的妇女一样，汶蒂和海伦两人都追求摆脱她们母?所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把母?们的生活等同于被束缚的家庭生活。但这种摆脱过程又是充满张力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和母?分离，又不拒绝母?的女人气。在此，我们不将使爱和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永恒化态度视作是一种“终极状况”，同时也不存在那种意图，即通过采纳工具价值而简单进入男性世界的意图。就像汉柯克所描述的另一些女人一样，这些女人真正是些拓荒者，正在穿越没有航标、也没有地图的区域，当她们在婚姻、家庭和工作的本质中遇到挑战和面对变化之时，她们就标出了自我身份的转向的标记。
悖论在于，婚姻被当作一种工具，用它来完成对独立性的测量。我早些时候就指出，浪漫之爱是同未来赌博，就女人而言，它是对未来的一种明确控制,这些女人在(现在被逐渐理解为)?密关系的问题上精明老练。在现代发展的早期时代，对于妇女们而言，爱与婚姻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联系，但是，即使在那时，与高瞻远瞩的女权主义作家的干预十分不同，妇女们事实上是在探索其他的道路。在婚姻与“外在因素”的传统婚姻根源之间的断裂，给女人身上强加的力量远远大于给男人身上强加的力量，那些男人在婚姻和家庭中原始地发现了规避经济个人主义的避难所。在男人们看来，依照一种期待的经济职业生涯对未来进行拓殖，这就易于通过计算来推进一种平行的但实质上完全不同的拓殖时间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为浪漫之爱所提供。对于这些男人们而言，至少在表面上，爱也还仍然接近于激情之爱。
当汶蒂和海伦第一次过婚姻生活之时，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就已经是自相矛盾的；但也注入了更高层面的反射性。没有“外在”支撑，婚姻就不会受到珍视；婚姻派给妇女以一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明确地位。就在她们生活的早期阶段，对她们而言，婚姻问题就已不仅是“找一位男人”，而是联系着很不同于她们母?一辈的使命与关怀。像汶蒂和海伦这样的妇女为重建?密生活而开拓了道路，在这种?密生活的背后耸立着的是第一章所讨论的变革的全部重要性。如果说，少女并没有过多地谈婚姻，这不是因为她们已成功地完成了向非家庭式的未来的转变，而是因为她们不仅参与、而且支持对真正意义的婚姻及其他的紧密个人纽带的改组。她们只谈论这样的关系，对婚姻不置一辞，对她们而言，这是十分正当的。
“关系”一词,意味着与另一个人的?近而持久的情感维系，它的普遍使用却仅仅是相当晚近的事。为了清楚揭示这里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引进“纯粹关系”这个术语来指称这种现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一种纯粹关系与性纯洁不相干，它是一种限定概念而不仅是一种描述概念。它是指这么一种情境，在此，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对大多数在性关系上“循规蹈矩”的人们而言，爱曾经是通过婚姻而与性相联系；而现在，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通过纯粹关系来实现。对许多人，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大众集团而言，婚姻关系正在日渐改弦易辙，变成一种纯粹关系形式，这带来了许多随之而出现的后果。再说一遍，纯粹关系是普遍性的重构?密关系的一部分。这种纯粹关系还出现在异性婚姻之外的其他性语境之中；它以一些因果相关的方式平行于可塑性性征的发展。浪漫之爱情结有助于敞开一条性领域的纯粹关系的构成之路，但现在却又被它协助产生的某些影响所弱化了。
女人、男人、浪漫之爱
迄今为止，所论一切几乎都是有关女人的。如果浪漫之爱情结首先是由女人所发展，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又首先被女人所消融，那么对男人又将如何呢?面对女人所创造出来的变革，男人们除了保持自己稳固优先地位的反动捍卫者的角色之外，就对这些变革无动于衷，岿然不动吗?几乎自不待言，男人们也介入到了该书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实验中。但是，我觉得有理由对大体上把男人排除在外的浪漫之爱的演变提供一种解释。男人们在目前这方兴未艾的变动中总是些迟钝的落伍者，在某种意义上说，至19世纪晚期以来，他们一直如此。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今天才是男人们发现要成为男人，也即是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男子气”颇有问题的第一个时期。在既往时代，男人们假设他们自己的活动构成了历史，而女人几乎存在于时间之外，永远自生自灭，干着同样的事情。
像女人一样，男人们也陷入爱恋，坠入情网，这贯穿了有文学可考的历史。在过去两个世纪，他们也受到了浪漫之爱的理想的影响，不过，这种接受影响的方式与女人们非常不同。那些处在这种关于爱的观点主宰之下的男人已经同特指意义上的“浪漫者”这样的多数区别开来。他们从来都是些出身于富贵之家的梦想之士，他们恭顺于女性的权力。这样一些男人抹杀了纯洁与污秽的女人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男性性征中又是举足轻重的。浪漫者仍然没有平等地善待女人，他沉迷于某一个别的女人(或随之沉迷于几个女人)，围着某一女人而组织自己的生活；但他的恭顺行为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他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这种正在兴起的对?密关系的探索，而更多地返顾于先前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浪漫之士并没有直觉地把爱的本质理解为与拓殖未来和重构自我认同相关的组织个人生活的方式。
对大多数男人而言，浪漫之爱与引诱律令处于张力之中。这个观点正好更多地意味着浪漫之爱的修辞贮存在大多数好色之徒的巧智交往当中。从影响着婚姻与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与转型开始，男人就大致把自己排除在发展着的?密关系领域之外。浪漫之爱与?密关系之间的联系被抑制了，而恋爱行为紧密地与接近行为纠合在一起：接近一个德性和声誉都受到保护的女人，至少要到缔结婚姻。也仅仅在引诱或征服的技巧方面，男人才容易成为恋爱专家。
在体验、教养与教育方面，两性之间永远存在着鸿沟。“这些痴心妄想的女人!她们为何要围着我团团转!诗人是千真万确的:有她们在或没她们在，一样都活不下去!”(阿里斯托芬语)。但是，在19世纪，出于上述所论的理由，女人的一种新的方式对于男人而言是捉摸不透的。正如福柯所坚持认为的那样，那种试图认识女人的话语使女性的性征成为“一个问题”，把女人的疾病当作来自黑暗深渊的社会剥夺形式；也正是这些话语使女人变得神秘莫测。然而，她们之所以如此令人迷惑，也还起因于她们正在合力创造的变革。
男人们需要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以后两性都不仅作出了清楚的回答，而且这种回答是两性都理解的。男人需要在其他男人中间独拔而出，占有地位，这种地位受到物质奖励，又连接着男性共同体的仪式。但是，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男性又在此误读了一种关键趋势。对于男人而言，自我认同是在劳动中被追寻的，但是他们不能(我们常常要补充说大体上不能)理解：为了把一种连贯的叙述投向未来，这种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包括了一种对过去的情感重构。他们无意识地在情感上依赖于女人就成为他们力求在女人身上寻求答案的神秘；对于自我认同的追寻在这种没有公开承认的依赖性中被遮蔽了。男人所要的东西正好就是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的东西；因而毫不奇怪，男性作家，包括《我的私生活》的讲述者，也都沉迷于那种只有女人才能揭示的秘密，但爱的征服中又因为那种紊乱完全不能揭开这种秘密。
浪漫之爱对融汇之爱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女性的性解放与性自律的强大压力，浪漫之爱的理想几近裂成碎片。浪漫之爱情结与纯粹关系之间的冲突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就一般来看，每一种形式都越来越表现为日渐增长的制度反射性的产物。浪漫之爱依存于投射性认同，即激情之爱的投射认同，这种认同作为手段，使投射性伴侣彼此吸引和互相联系。投射在此创造了一种与他人共命的一体感，而且毋庸置疑，在男子气与女子气之间的既成差别又强化了这种一体感，伴侣的每一方都在互为反题的意义上得以定位。他人的特性是根据直觉而得以“认识”的。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投射性认同直达某种?密关系的发展。向他人敞开自己，即我们现在名之曰“融汇之爱”的情境,它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投射性认同的反面对立物，尽管这种投射性认同有时也给这种融汇之爱开辟了通途。
融汇之爱是积极主动但又偶然飘忽的爱，因而它与浪漫之爱情结的本质很不和谐，对后者而言，爱是“天长地久”、“独一无二”的。在此，我们今天“分崩离析的社会”表现为融汇之爱的后果，而不是起因。作为一种现实可能性，融汇之爱越是巩固,某一“特殊人物”的发现也越是稀微，它就越可称得上是种“特殊关系”。
与融汇之爱相反，浪漫之爱在性别地位上总是不平衡的，这是因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影响之故。浪漫之爱的平等观源远流长，它内在于下述理念：一种关系可能是产生于双方的情感投入，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社会标准。实际上，浪漫之爱在权力上是十二分不平衡的。对女人而言，梦想浪漫之爱最后却使她们大多成了家庭生活的严肃附属者。融汇之爱假设了在情感的予取上的平等性；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爱的维系也越是接近于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在此，爱就发展到了?密关系的程度，发展到了每一方都准备向对方推心置腹公开关怀与需要的程度，甚至伴侣彼此之间都十分看重因而易受伤害。男人掩饰起来的情感依赖性栖居于他们的意愿和能力中，因而变得十分脆弱。人们总是把理想的男人表现得十分冷峻而不可接近,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之爱的意蕴又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这种取向。但是，由于这种融汇性的爱消解这些作为外表的特征，现在人们对于男性情感脆弱性的认识乃是一目了然的。
浪漫之爱是性爱，但它又排除了纵欲技术、性满足与性快乐，尤其是在罗曼司的幻想形式中，一概被假想为受到了浪漫之爱所唤起的纵欲力量的担保。融汇之爱首次把纵欲技术引入夫妻关系的核心，使夫妻彼此之间的性快感的成功成为一种关键的要素，无论这种关系是维持亦或消解。性技巧的培育、给予和体验性满足的能力，无论在男性方面还是女性方面，都是通过大量的性知识、性建议与性训练而被反射性地组构起来。
在非西方文化中，我们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到，纵欲技术常常是一种女性的专长，几乎总是局限于某些特殊的团体；纵欲技术是姘妻、妓女或少数宗教团体的成员所培育出来的。融汇之爱是在如下一种社会中才发展为一种理想：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每人都有机会达到性活动的最高境界；它假定“可敬的体面女子”与在某种意义上处在正统社会生活范围之外的人之间的分裂业已消失。不像浪漫之爱，融汇之爱并不一定发生在一夫一妻制当中，一夫一妻制具有性的排他性含义。使纯粹关系建立起来的是双方都接受，并“直到进一步认识到”每一方都觉得从这种关系中获益匪浅，从而使这种关系的延续具有价值。性的排他性在这里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程度上伴侣之间彼此决定了这种关系是理想的关系或本质的关系。
浪漫之爱与融汇之爱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立也值得注意：正像一般的纯粹关系一样，融汇之爱与异性恋并没有特殊的关联。罗曼司理念已延伸到同性爱恋的领域，而且具有在同性伴侣之间发展起来的男子气/女人气之间的区别。我已经指出，浪漫之爱包含一些容易藐视性差异的特征，但浪漫之爱情结仍然明显是以异性伴侣为指向的。融汇之爱,尽管并不一定是雄雌连理，尽管还仍然围绕差别而构建起来，但它预示了一种纯粹关系的模本，在这个模本中，认识他人的特征乃是举足轻重的。它是一种爱情版本，一个人的性征在这里面成了一种必须被协调而纳入一种关系之中的因素。
我暂时想搁下这么一个问题：融汇之爱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多大程度上成为当今性关系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只能存而不论。因为,纯粹关系中还有其他方面，其他意蕴存在，还有它与自我认同与人格独立的关系，这些是必须首先予以讨论的。在这种讨论之中，我广泛采用——尽管是批判的语气——医疗著作与自助手册为研究的导引，这不是因为它们对影响个人生活的变化提供了精确可靠的解释——不论什么情况下，它们大多在本质上都是实践手册；而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自己试图标画和帮助塑型的反射性进程。其中许多也是具有解放性的：它们指向那些可以把个体从阻碍其独立发展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变革。它们作为我们时代的文本，与罗伯特·阿利亚斯所分析的中世纪行为手册、或者埃尔文·戈夫曼在研究交互作用秩序时所运用的礼仪著作，都是可以媲美的。
爱、性及其他的瘾
“当我们在教会慈善机构为穷人做三明治时，有一个女人的穿着打扮我怎么也看不上眼……在性病诊所我试图勾搭队伍中的另一位病人……当我的男朋友到外地时，我与他最好的朋友睡觉……”这是天主教徒在私下里忏悔自己的行为不端吗?不，这些话是在嗜性者匿名互诫协会(SexAddictsAnonymous)斯蒂文·查普利和戴维·泰尔伯特：《燃烧的欲望》，第35页，西格奈特出版社，纽约，1990。的一次聚会上所作的公开陈述。SAA受戒酒疗法的启发，是对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AlcoholicsAnonymous)的直接仿效。还有其他的组织和分会：嗜性者匿名互诫协会和既嗜性又嗜爱者匿名互诫协会主要是针对异性恋者的；诸如性强迫行为者匿名互诫协会之类的团体则是同性组织。SAA团体采用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倡导的“十二步”恢复疗法；按照这种方法，协会成员应首先承认他们受到某种自己无力控制的强迫性行为的支配。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的“圣经”中所列的第一步是：“我们承认自己对酒精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已变得难以控制而混乱无章。”SAA要求其成员以作出同样的承认开始，然后逐步克服自己对性欲的屈从。
为了扭转福柯所论及的那种趋势(这种逆转是颇为有趣而且是意味深长的)，SAA的倡导者——他们大多都不是医务人员——已寻求将性瘾医学化。他们提出，应将这种“情况”作为“性欲过度亢奋症”列入诊断手册。这种看法未免有点牵强，而声称人口中有很大的比例受到这种病的折磨那就更为牵强了。然而这样说倒符合酗酒的情况，据估计美国成人中染有酒瘾的人数多达1/4。医学界花了很长时间才正式承认酗酒为一种瘾，即使它有明确的生理学根据。
性瘾乍一看只不过像是另一种怪癖——或许是一种利用轻信的大众的新方式，因为一个得到公认的精神病学范畴可以帮助有关当事人获得医学基金，寻求研究支持并把自己装扮成新型的专家。但是这里发生的情况要比这个观点所暗示的复杂得多，无论是在性活动领域还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性瘾只是过去5年来急剧增加的得到公认的各种瘾中的一种。对另一些东西，如毒品、食物、工作、吸烟、购物、锻炼、赌博都可以上瘾——而且，撇开特定的性成分，对爱和家庭关系也是如此。乔伊斯·迪泽勒和詹姆斯·迪泽勒：《如果你真的爱我——在家庭中怎样摆脱一种瘾》，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9。这仅是非常广泛的文献材料中的一例。为什么近段时期来瘾受到如此广泛的谈论?要回答这个问题——它关系到我整本书的论点——不妨让我们看一看性瘾的问题，并且考虑一下在何种意义上(如果有的话)，它不是一种浅薄的治疗新花样而是一种真正的现象。
性与欲望(1)
“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性。”假如这句陈词滥调正确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性瘾的问题了。男人好色，恨不得性伙伴越多越好，这完全是他们的男性本性所使然。女人渴求爱而压制了所有的性倾向，则是为了获得爱与被爱的报偿而付出的代价。
然而至少是在当今世界，这一古老的观念可以被推翻了。女人需要性吗?是的，从总体上说，女人们第一次可以把获得性快乐作为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必再背上荡妇的名声。男人需要爱吗?他们当然需要，尽管表面上似乎正好相反——也许他们比大多数女人更需要爱，不过这一点还有待进行多方面的探究。因为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是以对?密关系的变革的排斥为代价而达到的。
所以，我们不妨看一看，如果这种说法被推翻，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我将从一位年轻女子格丽的艳史开始，她与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一个SAA团体有联系，并且参与了夏洛特·卡苏所作的一项调查女性性瘾的计划。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卡苏的书对性瘾问题作了精彩的思考，我在以下的章节中大量吸收了它的观点。像许多治疗文献一样，我从头至尾参考了这本书，不过，我是按照加芬凯尔的“文件分类法”来对待它的：既把它作为有关个人和社会变化过程的文件，也把它作为这些变化的征候。在她加入SAA之前，格丽过着一种人格分裂的生活，就像任何一位上班时可能是正直诚实的谦谦君子而下班后则可能是一门心思从事性征服的色狼的男人一样。那段时期她在一所学校当助教。晚上她有时去上上别的课，但也经常光顾单身酒吧，就在她加入SAA前的那几个月，她同时与4个不同的男人有性关系，而这些男人中每一个人都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当她发现自己尽管比以前更加小心但仍然染上了性病时(这是她一生中的第12次)，她感到生活出现了危机。为了查出可能已受到传染的其他人，她必须要与不下于14个她在短时期内与他们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联系。
她不能够使自己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她觉得打这些不得已的电话有损尊严，她无法面对这种侮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担心她一直定期与他们约会的这些男人会发现她对他们口是心非。她第一次了解到性瘾这一概念是在她偶尔读到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的时候，文章提到当地医院开设了一个治疗性依赖的诊所。她产生了上那家诊所去看看的念头，但实际上她又打电话叫来一位男朋友，与他共度了一个晚上。几天以后她才与那家诊所联系，而这期间她又出了一件风流韵事。格丽和她的姐姐上一家酒吧并结识了两个男人。在与其中一位开车回她的公寓时，发生了交通意外。她描述道：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感到晕晕沉沉的。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想要做爱。平时做爱我可以抛开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但那天晚上我却无法做到。干的时候我毫无感觉、直想呕吐。当那家伙当晚回家时，我得到了解脱。我没有兴趣再见到他，但他第二天没有给我打电话却又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以使男人追求自己为自豪。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86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并且常常想到自杀。在那家诊所指点她加入了SAA团体之后，她一连几个月努力避免任何性接触。这期间她因涉嫌福利诈骗而被拘留：当局指控她在得到其教职之前曾领取了她没有资格得到的福利救济金。这一指控是令人可疑的，而她则成了当地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的主要人物，得到了好几个妇女权利组织的支持。
在法庭上，几个受到同样指控的、先于她出庭的妇女都认了罪；然而她却力陈自己无罪，最后，对她的指控被撤消了。格丽因此成为了一个旨在为那些因要求得到福利救济而受到惩处的妇女们平反的团体的重要成员。她说她逐渐看清了“妇女是如何受到鄙视，她们为了设法生存下去会得到多么严厉的判决”。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目的”。“以前，”她说，“性是获得权力的一条途径……是我所知道的惟一途径。”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43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她开始与一个男人建立一种新关系，跟他住在一起，尽量不与别人发生性关系。
格丽的行为是否就像那一长串男性勾引者一样，是试图尽可能地尝试各式各样的性生活吗?我想答案理所当然是肯定的。她通过利用色相来进行某种追求，这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对自我—认同的受挫的寻求；这种努力并不是传统的追求爱情。她主动追求男人，而不只是待在家里等他们打来电话。她的自我评价与其性技能密切相关，这包括她获得和给予性快感的能力；而且她还记录那些被她所“征服”的男人的数量。
然而,她的故事确有着某种绝望的、悲剧性的色彩，这种情况有时也见于同类男性的经历中，但通常没有那么明显。当今完全可能有某些女性采取某种类似于传统上男性所持有的把性欲看做是自己性行为的组织性动力的态度，而不会产生太多的心理问题。但即使有这样的女性，格丽也肯定不在其中，因为她的行为使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原来，她的父母都是酒鬼，她的父?不仅酗酒而且脾气暴躁，常常向孩子们发泄。他把家里的4个女儿都给奸污了；格丽学会了对他“友好”——换言之就是接受他的性要求——以保护自己和姐妹们免受可能的毒打。有一次她向当地保护儿童权益机构的官员报告了父?的恶行。当一位社会工作者来家里调查时，她的父?竟能使他相信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在那人走后，父?便对她大发雷霆、拳脚相加，此后她再也不敢作任何公开的抱怨了。
性与欲望(2)
格丽“需要性”。她是试图把尝试新的性经验和自己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她早就懂得，在一个她对其实际影响有限且可疑的世界上，性给予了她一种控制手段。格丽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虚幻,而且也的确如此:她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男人，却没有那种为大多数此类男人视为当然的物质支持，或广泛的正式承认。她可以召来男人，主动寻找新的性伙伴，但她进行性交往中在某个方面却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而男人则不受限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男人仍然觉得女人像他们惯常对待女人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恰当的，而且具有威胁性，需要不断的性认可已成为格丽性格的一部分——但她却不得不在男人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这种认可。
瘾的性质
在断定把格丽的行为说成是性瘾这一点是否合理之前，先让我回到一个比较一般的层面，思考一下瘾这一概念的可能含义。瘾的概念最初几乎完全与对酒精或各种各样的药物的化学性依赖相联系。一旦这个概念被医学化，它就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在这种意义上瘾指的是生物体的一种状态。不过，这一概念掩盖了瘾表现为强迫性行为的事实。甚至就化学性依赖来说，瘾事实上是可以根据某种习惯对个人控制自己的生活的影响以及戒除它的困难程度来测定的。
所有的社会生活从本质上说都是惯例化的：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习惯性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既形成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又在更大程度上再生产了我们的行为所促成的那些惯例。但这些惯例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克雷格·内肯在行为模式、习惯、强迫性行为和瘾之间作了一组有益的区分。克雷格·内肯：《上瘾人格：根源、仪式和恢复》，赫兹尔顿出版社，明尼苏达，1988。行为模式只是一种有助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惯例，但个人在需要时可以改变它。例如某人一般在早上带狗出去散步，但必要时也可以改在傍晚。习惯是一种比行为模式更具有心理约束力的重复性行为；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意志力才能改变或戒除它。习惯性行为常常以“总是”这个词来形容——“我总是在晚上8点吃晚饭。”
强迫性行为是一种个人感到单单通过意志力很难或不可能戒除的行为，重复这种行为可以使紧张状态得到缓解。强迫性行为通常表现为刻板的个人仪式，例如某人为了感觉到干净必须每天洗40或50次手。与强迫性行为相关的是一种对自我失去控制的感觉；一个人可以在一种迷糊状态中进行这种仪式行为。如果不能从事这种行为，那就会引起强烈的焦躁。
瘾是强迫性的，但不是那些较次要的仪式；它们影响到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瘾具有刚才所提到的种种行为表现，而且还包括其他的行为表现。可以把瘾界定为一种被迫从事的模式化的习惯行为，停止这种行为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焦躁。通过缓解焦躁，瘾给有瘾之人提供了一种安慰之源，但这种经验多多少少总是暂时的。斯坦顿·皮利：《爱与瘾》，新美国史，纽约，1975。所有的瘾从本质上说都具有麻醉作用，但这种化学性的效果，如果有的话，并不是上瘾经验的基本要素。
下面是瘾所具有的一些特性。
①“高峰体验”。高峰体验是个体的人在寻找某种行为的意义之所在时所挑出的东西欧文·戈夫曼：《交往仪式》，艾伦·莱恩出版社，伦敦，1972。——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的普通的、凡俗的特性相分离的经验。这是一种短暂的欣快感，当个人体验到它时，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即片刻的解脱感。有时候(尽管不是总是)，高峰体验既是一种松弛的感觉又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在上瘾之前，高峰体验本质上就是一种报偿性的体验。不过，一旦形成了一种瘾，无论涉及什么感觉，支配其内在特性的要素就是解脱。
②“自我沉醉”。当一个人对某种特定的经验或某种行为方式上瘾时，力求获得高峰体验的努力转变成了自我沉醉的需要。自我沉醉减轻焦虑并且把个人引入瘾的麻醉性阶段。从心理上说，自我沉醉是必要的，但它迟早会被沮丧和空虚感所取代；而这种循环会一再开始。
③高峰体验和自我沉醉都是某种形式的“暂停”。个人平常的努力奋斗暂时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显得无关紧要了；个人似乎处于“另一个世界”，而且可以用一种玩世不恭甚或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平时的活动。然而这些感觉常常会突然逆转，并且可能转而厌恶所上的瘾了。这种不满通常表现为由于无法控制这种瘾而产生的绝望；不管个人的意愿如何，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④上瘾是对自我的放弃，即暂时放弃对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常见的保护自我—认同的做法作反思性的关注。某些形式的高峰体验——例如那些与宗教迷狂相关的体验——与那种战胜或失去自我的经验有着特别的关系。不过在上瘾经验中，这些感觉通常是宗教迷狂的世俗部分；自我错位感是摆脱焦虑的感觉所固有的。
⑤丧失自我感后来被羞愧感和悔恨感所代替。瘾通常不是一成不变的行为方式，而其重要性往往是逐步上升的。可能会发生一种否定性的反馈过程，其中对上瘾行为日甚一日的依赖引起的不是日益增长的幸福感，而是恐慌和自我毁灭感。
⑥上瘾经验感觉像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验，这意味着瘾发作时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济于事。然而，从个人的心理状态方面来说，各种瘾在功能上常常是相同的。一个人想努力戒除一种瘾，结果却屈从于另一种瘾，从而被锁进一种新的强迫性行为模式中。她或他可能兼有两种上瘾行为，例如酗酒和嗜烟，或者有时候用一种瘾来缓解另一种瘾所引起的焦渴。可以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用“压条法培植”上瘾行为，以便使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瘾或强迫性行为遮没那种核心的瘾。各种瘾在功能上往往可以互换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以下结论：它们标志着一种根本无力克服某些种类的焦虑的无能。
⑦瘾的自我丧失和自我厌恶特征并不一定等同于放纵。所有的瘾都是变态的自律，但这种反常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解脱或束缚得更紧。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食物瘾中的这两种趋向，它们表现为强迫性的暴食和/或厌食性的禁食。尽管食欲过盛和厌食似乎正相对立，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且常常作为同一个人的习性而并存。
瘾、反射性、自主
在西方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消费酒精以及其他成瘾性毒品。但他们并没有被称为隐君子。例如，直到19世纪，习惯性的饮酒到了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时，还只是被看做“社会问题”。认为一个人可以成为隐君子的观念始于19世纪中叶左右；直到后来这个术语才被广泛使用，而酒瘾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则要更晚一些。用福柯的话来说，隐君子这个词的发明是一种控制机制，即一种新的“权力/知识”网络。然而它也标志着在通向制定自我的反射计划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种计划既是解放性的又是遏制性的。毕竟，隐君子是“走极端”的人，“走极端”这个词不仅涉及公共秩序，而且还涉及对个人命运的拒不接受。
瘾标志着一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瘾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下列方式来予以理解。瘾必须从这样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社会中，传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遭到更为彻底的摧毁，而自我的反射计划则相应地显得尤其重要。在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习惯所规定的地方，个人只好不断地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此外——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选择不只是个人态度的“外在的”或不重要的方面，而且表明了作选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换言之，生活方式选择是自我的反射叙事的构成要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
酗酒一度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这一事实使人们忽略了瘾、生活方式选择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它所持有的解放的承诺受到了阻碍，以至它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与任何其他的疾病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的早期纲领已经承认，戒瘾意味着对生活方式进行深刻的改变和对自我—认同进行再审视。就像心理疗法和劝告疗法的情况那样，参加聚会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批评或指责被悬置的氛围。成员们被鼓励公开地袒露自己最隐秘的关切和担忧，而不必担心受窘或有辱骂性的反应。这些团体的主旨是对自我叙事进行重写。
在一个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想把个人自主和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自我叙事其实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写，而生活方式实践则必须不断地与其保持一致。不过，自我实现的过程常常是不完全和有限的。因此，瘾能具有如此广泛的性质便毫不奇怪了。一旦制度性的反射真正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任何模式或习惯都可能成为一种瘾。瘾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意义，在那里一个人今天做昨天做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如果传统存在连续性，而且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既遵循早就形成的模式，又被认可为是正确和恰当的，那么几乎就不能把它称为一种瘾；它也并不具有什么明确的自我特征。这种情况下个人别无选择，但同时也无须在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中显露自己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