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瘾从反面显示了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的反射计划走上了后期现代性的舞台中心。瘾是闯入(也许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自我的反射计划的行为方式，但拒绝受制于这种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瘾对个人都是有害的，因而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戒除它们的这个问题上有如此多的治疗文献。瘾是不能进入未来的，而其本身也不在个人现在必须加以反省的那些主要关切的范围之内。
每一种瘾都是一种防卫反应，而且是一种逃避，即承认缺乏自主性，这给自我的能力投上了一层阴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就不太严重的强迫性行为而言，羞愧感仅为轻微的自轻，即反讽式地承认“我似乎只是被这玩艺给迷住了”。在比较明显的强迫性行为中，自我的完整性从总体上说受到了威胁。更加广泛的社会准则对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那些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受到关注的瘾不太容易识别，无论是被这种瘾所涉及的个人还是其他的人——也许要等到有某些危急情况的介入才会被识别。正如我等一会儿将要指出的，性方面常常是这种情况，而对于工作来说也是如此。一个有着一份体面工作、因害怕遭辞退而拼命工作的人，可能一干多年而不肯完全承认他(或她，这较为少见)的行为中的强迫性质。只有当其他的事件介入时，他之忘我工作的防卫性质才得以彰显——例如当他失去职位而身心崩溃，或者婚姻破裂时。可以说，工作对他而言就是一切，但它也是一种暂停，一种减缓他不能直接控制的其他需要或渴望的长期的麻醉性经验。正如这一措词所表明的，他已习惯于经常性的忘我地工作了。
性的含义(1)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性瘾这个问题。某些人可能倾向于争论性是否在与工作相同的意义上是强迫性的。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说对正常性行为的需要是所有的成人都具有的基本倾向；如此说来，几乎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会对性上瘾。但一种需要的存在并不决定其满足的方法。对食物的需要也是一种基本倾向，然而食物瘾在今天已变得非常显著。当一个人的性行为被不断地寻求自我沉醉所支配时，性就像其他的行为模式一样是强迫性的；不过，这种自我沉醉却不断地导致羞愧和不适当的感觉。就自我的反射计划而言，瘾是与选择正好相反的行为；这个看法对性瘾就像对其他的行为方式一样有效。
强迫性的性行为必须在某种环境背景下来加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中，获得性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而且性认同构成了自我叙事的核心部分。女人需要性吗?她们当然需要，如果这被理解为是坚决要求性自主和性满足的话。然而想一想这种情况所显示出的巨大变化吧。任何认为“压抑假说”不正确的人都应该考虑如下事实：仅仅是在大约75年以前，在英国，未婚先孕的少女被成千上万地送到教养院和精神病院。1913年通过的“智力缺陷法案”准许地方当局认定和无限期地拘留那些贫穷、无家可归或只是“不道德”的未婚怀孕的妇女。因为当时普遍认为，非法怀孕本身就是智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一个标志，因此该法案的各项条款可以、而且也确实被广泛地运用。来自比较富裕家庭的未婚先孕的少女有时可以做非法人工流产——比较贫穷家庭的少女也可以做，但要冒相当大的生命危险——然而在另一方面她们仍然是为社会所遗弃者。对性和生殖的无知被认为意味着智力低下，但这种无知非常普遍。一位1918年出生于伦敦的妇女，在乔伊·麦尔维尔所作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中接受访问，回忆起她母?在每晚睡觉时都要对她耳语一番，告诫她千万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否则她就会精神错乱。她没有询问为什么未婚妈妈被送进收容所。她只是想，“噢，她们活该；她们偷尝了禁果，她们已经疯了。”乔伊·麦尔维尔：“浅蓝色”，《新政治家和社会》，第2页,1991年，3月号。
女性们难以应付她们所促发的那些变化，这确实有什么奇怪的吗?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性行为中的强迫性是受挫的自主性。假定预先存在有性定向，那么与大多数男性比较而言，这一事实对大多数女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今天的两性来说，性预示了?密关系的希望前景(或凶兆)，其本身涉及自我的各主要方面。格丽的不稳定的安全感与她需要反复证明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她可以从频繁的艳遇中获得性快感，但却没有建立任何较为长期的依恋关系(直到她的生活后来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说她已经将一种男性的性行为模式内在化了，把性经验与一种见异思迁的追求联系起来；但是，由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这无异于一种破坏性的策略。正如卡苏所评论的：企图尽可能多地拥有性伙伴的女性是少之又少。有性瘾的女性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一方面她们首要的力量之源是性征服，另一方面她们却又通过性行为来满足自己对温存和爱抚的需要。潜在于大多数女性的性瘾行为之下的是一种对不断发展的关系的渴望。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7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的强迫性的性行为采取的形式五花八门，这强化了如下结论：它是某种潜在的综合征而非其明确的表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某些例子中，强迫性的手淫(也许每天几次)是主要成分；某些这样的女性几乎没有性伙伴。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一种在幻想层面上对性的迷恋式专注(这被一位女性描述为“一种充满恐惧的对性的专注”)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8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则是主要特征。就许多人而言，性行为类似于饮食失调中的那种循环。一段时间的性亢奋状态之后，性似乎变得令人厌恶了，以致个人几乎不再想有更进一步的性接触。大多数这样的女性似乎都可以达到性高潮。性高潮既是身体和情绪放松的时刻，也是胜利的时刻；但许多人在性前夕阶段就达到了高潮，在此阶段她们感到特别活跃甚至狂喜。
男性性行为的强迫性往往不同。在形容男性的词中没有荡妇这个词的对应词，而且寻花问柳的男人常常受到钦佩，尤其是其他男人的钦佩。据卡苏记录，当她在一次聚会上向一个男人提到她正在写一本有关女性性瘾的书时，他的反应后来变得众所周知：“你的意思是有些女人对性上瘾?嗨，我真想见见她们。”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27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然而有许多证据证明好色的男人并不找放荡的女人，事实上还往往厌恶她们。就这些男人的性交往所及的范围而言，女人历来被分成两类：那些必须被“追逐”因而可以被征服的，和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超出道德界限因而“无关紧要”的。查普利和泰尔伯特：《燃烧的欲望》，第1章。
男性中的性瘾并不完全与对多样性的执迷相联系。就像女性的情况那样，它可以表现为强迫性的手淫，往往与渗透于个人从事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为的性幻想相联系。有时，“性瘾”的发泄只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据苏珊·福华德所作的一项研究所述，查理报告说他每天必须与其性伙伴性交数次。他对自己行为的描述是老练的反射，而且自觉地运用了有关瘾的语言：“那星期我们本可以性交10次，但如果第11次她说‘不’，我会觉得遭到了拒绝，因而会对她恼火。我现在知道这是不公平的，但当时我所想到的就是我的‘自我沉醉’正在离我而去。”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68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性的含义(2)
那些朝三暮四，最为花心的花花公子，把对性追求的热衷与对他们的欲望对象的几乎无隐蔽的轻蔑结合在一起。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他们追逐女性的那种急切和一心一意使普通的求爱显得草率和随意，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常常会危害到他们的婚姻、事业和健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17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那些被不遗余力地追逐的女人，一旦到手便渐渐淡漠了——尽管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这样的男人试图通过保持一种持续关系而在他们的逢场作戏之外寻求稳定性。这样他们就常常必须施展最狡猾的欺骗和掩盖手段。
追求性征服所引起的无非是那种为其他的瘾所表明的绝望和幻灭的恶性循环。下面是上面所引的那位作者所谈到的自己的经验，这最终使他加入了一个性瘾自助团体：
我认识到我一直用来避开痛苦的那些措施本身已变得使人感到极度痛苦：追逐女色对我来说不再“奏效”。为追求自己的瘾我已失去了很多，如今在我最后一次征服后不到几分钟，我的内心充满了空虚感。除了射精那种身体上的释放外，性不再给予我任何东西；我常常完全不能达到性高潮。女人们不再是爱的对象，甚或不再是欲望的对象。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当我进入她们的身体时，我仍然厌恶我的那些性伙伴，而且由于知道我是多么需要她们，我的厌恶就更甚。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9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他继续补充道，某些花花公子声称他们的行为对他们不是一个问题，这是很难从表面上来加以认可的。一个男人这样回答他的质询：“发现女人可以，但追逐女色则不行。”然而，在这位作者对这些男人进行访谈时，他们对女人的担忧和畏惧之情很快就溢于言表；他们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时的平静与这种事本身的狂乱性质恰成对照,而且颇似其他的瘾所特有的那种自我克制。他们用以掩饰自己行为的那些话颇类似于嗜酒者用以证明自己酗酒正当所说的那些话：“就这一次”，“这并不伤害任何人”，“我的妻子是绝不会发现的。”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3～284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廓清这种讨论的要旨是重要的。不应该将追逐女色与一夫一妻制的固有模式对立起来，好像“忠诚”是可以根据性关系专一来界定似的。追逐女色当然与我后面所称谓的插曲式性行为有关，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强迫性。
性与勾引(1)
我们可以假定，男性强迫性的性行为只是从其传统束缚中被解脱出来的男性性行为。毕竟，不是一直都存在着多种有钱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的文化么?卡萨诺瓦不就是这种男性英雄原型——他也受到许多女性的赞美——和今天的詹姆斯·邦德的祖先么?
不过，在前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娶两个或更多的妻子一般与性征服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事实上，所有的一夫多妻制社会都有盲婚制度。娶几个妻子需要有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表征；纳妾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公认的风俗。卡萨诺瓦在前现代的文化中没有位置:他是来自一个处于现代性开端的社会的人物。他对妻妾成群没有兴趣，即使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对于他来说，性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寻求，使其结束的不是由于达到了自我满足或由于明智，而仅仅是由于年老体衰。男人需要爱吗?噢，他们当然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卡萨诺瓦的生活的目的。他是第一位“好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这是一个有效的措词，因为与表面意思相反，它表明了谁从属于谁。
这样的男人爱女人，尽管他们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部分导源于恐惧的爱，但有趣的是，就我们所知，卡萨诺瓦并没有那种对女性的赤裸裸的轻蔑，而这种轻蔑似乎非常接近于今天的花花公子，以及至少是某些男同性恋者表面显示出的态度。他决不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在晚年时他竟以强奸来作为延续自己的性生活的手段。不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试图照顾他曾爱过并离弃的那些女人，而且常常积极地为她们物色合适的丈夫。哈夫洛克·埃利斯这样谈到他：“他爱过许多女人，但没有伤害过几颗心”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心理学》，第189页，黑尼曼恩出版社，伦敦，1946。，不过这一评价肯定过于宽容了。与众不同的是，卡萨诺瓦在其《回忆录》中谄媚地写到了与他有过风流史的那些女人，他的许多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作的评论中对她们是不惜笔墨地大加奉承。
卡萨诺瓦是一个勾引者。他到处拈花惹草的时代背景是：其时未婚小姐被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且在除了贵族以外的大多数群体中，已婚妇女通奸如果被发现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勾引行动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较长期的努力，因为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即使目的达到了，这个过程也并不一定就此完结，因为他还常得确保在事后不使小姐的陪媪、保护人或?属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们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强烈抵制的那种个人生活变革的产物。他们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勾引者，在这个时代中，勾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被迫性。在一个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尽管这只是由于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社会里，“勾引”失去了许多意义。追逐女色这一行为在自相矛盾的同时反映了这种根本的变化。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1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当今的好色之徒可能显得像是来自上一个时代的守旧者，只带上青霉素、避孕套(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并做好了面对艾滋病危险的准备，大胆地靠近他们的猎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论证不错的话，那么追逐女色之徒就是当今性世界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们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关注的是性征服和权力的行使。但是，如果胜利得来是如此容易，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对方不但是愿意，而且也许同样急于发生性关系，那么还有什么可体味的呢?
当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坚持自己的平等权利的女人时，维护勾引的权力(凭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征性地把她们“干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战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所发现的，女性性权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贞洁的和淫荡的或堕落的女人之间所作的古老区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决于对贞操的破坏，那么这种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动力。勾引者试图夺取或支配的那种“真诚”与性方面的贞洁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会产生了。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真诚仍起着一种基本的作用，但变成了一种每一个伙伴都指望对方具有的伦理品质。
在比较传统的时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不仅向每一个女人挑战，而且向整个性规则系统挑战。他是贞操的破坏者，而且还骑马执矛冲向别的风车，因为勾引意味着挑战性保护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体快乐之辈，而是在一个性开放的世界里寻求刺激之徒。这种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种高峰体验——不过这种高峰体验后来往往变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们与其说是放荡的浪子，倒不如说是在一个其中性与?密关系前所未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中的不自觉的反革命。融合之爱意味着?密关系：如果达不到这种爱，那么个人就准备离去。花花公子们通过耍手段而不是对性伙伴的尊重来维持那个必要的“潜在空间”。他们期待着下一次可能的艳遇，因而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脱身”。他们常常是浪漫爱情修辞学的行家，但却不能由之造就一个情感连续的自我叙事。因此，一个在进行勾引时游刃有余、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结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张口结舌，从而不顾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实是处在卡尔·克罗斯的恋物欲者的地位上，后者渴望的只是一个女人的鞋，而他则必须以得到整个人为满足。
性与勾引(2)
某些这样的男人一年中与上百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需要爱”?在一种特别急切的意义上。他们对女人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这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前，勾引无疑可以等同于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碍的领域——即男性的现代性领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义，这一定位便成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萨诺瓦那样——既作为贞操的剥夺者，但也作为性隔离生活的潜在的拯救者——对每个性伙伴都“特别?密”。现代的性冒险者已经抛弃了浪漫之爱，或者只把它的语言用来作为劝诱的修辞。因此，他对女人的依赖只能通过性征服机制来予以确认。可以认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密关系和自我—认同的反射建构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受缚于女人而不能把她们作为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的独立的人来对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爱她们又离开她们”的人。其实，他根本不能“离开她们”,每一次离去都只不过是另一次相遇的序幕。
相互依赖的社会学意义
花花公子通常具有与浪漫之爱情结密切相关的一些品性，这些男人可以让女人情不自禁六神无主，也可以在女人面前献尽殷勤死乞白赖，或许还会成为精于此道的情场老手。一些对这套把戏心领神会的女人尽可以顺势捞一个露水性伴，以寻求昙花一现的兴奋和欢乐。一碰到这种女人，男人身上那些使女人神魂颠倒的魅力就会立刻黯然失色，或者会被她们精明的察觉所控制。
大多数被上述男人追逐的女人根本不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4～248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8。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浪荡公子，当过间谍和外交官。“卡萨诺瓦”指那些像卡萨诺瓦那样乱搞男女关系的浪荡公子。相反，一旦与男人开始建立关系，她们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这种女人的生活会被一些灾难性的罗曼史所点缀，或者会陷入一些与男人没完没了、痛苦不堪的感情纠葛当中，而那些男人却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虐待她们。简而言之，这些女人具有相互依赖性，这已经成了治疗文学的老生常谈：即尽管相互依赖性绝不仅仅限于女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描述那种曾被称为普通“女性角色”的术语。参见考莱特·多林:《灰姑娘情结》,第34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1。
互相依赖型的女性是些操碎了心的人，她们需要养育别人，但在一种完全或部分无意识的层次上，她们又预感到自己的付出会遭到拒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反讽啊!相互依赖型女性恰恰最有可能卷入与一个花花公子的关系漩涡。她准备着，也许渴望着去“解救”男人；而男人则需要这种宽容，因为除非他彻底的口是心非，而且完全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态度，否则其他的女人也会拒绝他。
相互依赖的本质(1)
“相互依赖性”一词是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逆向反射性”的范例。这一术语不是专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从那些与自身的酒瘾作斗争的人中产生的。在早年的嗜酒者自助小组，嗜酒被认为是人沾染上的一种人格缺点。人们以为，嗜酒者离开家庭环境，与染有同样毛病的人在一起会康复得最好。后来，人们认识到，嗜酒者可以感染与他经常接触的他人；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嗜酒者只有在治愈之后才能成功地重新融入家庭环境。然而，人们最终明白：如果嗜酒者重新返回那种其他家庭成员都依然如故的关系或家庭，他们几乎不可能保持冷静；整个关系也都经常围绕嗜酒者的酒瘾打转转。
其他人的生活，通常以一种微妙的，有时甚至以巨大的破坏性方式，依赖于嗜酒者的依赖性。为了解释这种情境，人们首先创用的一个术语是“认可者”，指一个人，通常是性伙伴或配偶，最常见的是妇女，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了某个人的嗜酒行为。当这些人忍受的痛苦等同或超过了那些靠酒精生活的人的痛苦时，认可者的观念就被“相互依赖性”的观念所取代。安尼·威尔逊·沙伊夫:《互相依赖，误解—误待》,第11页，哈珀与罗出版社，旧金山，1986。
“互相依赖”这一术语一旦变得如此普遍化，就会引起某种误解。它是在一种具体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个语境里有一个明显的“上瘾者”，而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产生反应。这一概念倾向于暗示一种在谁依赖谁方面的优先权；它似乎指产生的一种继发性上瘾，即面对嗜酒者的认可者。当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它便混杂了两种事情：一种是一个人的酒瘾折光到另一个人身上，后者围绕嗜酒者建构自己的行为；另一种是关系的相互影响特征。说得更复杂些，相互依赖性常常不是与某个具体的关系相联系，而是与一种人格类型相联系。这正如一位著者所说：
互相依赖型的人从她所实际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寻求赞同。她不是围绕某一个人建构她的生活，而可能围绕好几年“黄金搭档”跳舞，除了她的情人之外，也许还会有她的父母、女友、老板和超市的雇员等。她围绕别人的需要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乔迪·海伊斯:《精明的爱》，第31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让我用以下的方式来简洁地陈述我们正在讨论的概念。相互依赖型的人是这么一种人，为了保持一种基本的安全感，需要另一个人或另一组人界定他(她)的需求；如果不对他人的需要作奉献，他(她)就无法感到自信。相互依赖性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其中个体在心理上维系于自己的伙伴，而伙伴的行为受某种强迫力所控制。我将用固定化关系一词来表示这么一种关系，在其中关系本身成了迷恋的对象。在固定化关系中，个体不是围绕先在的他人的酒瘾来建构自己的生活；而毋宁说，他们需要那种关系来满足一种非此无法满足的安全感。固定化关系以其最温和的方式占据在习惯当中。当相关各方以互相敌对的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类关系就更易变得难以驾驭，他们无法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我们可以假定，固定化关系在任何一种本质性的形式上都比相互依赖性关系更普遍。固定化关系建立在强制性的依赖之上，而不是相互依赖性之上。任何一方显然都不是成瘾者，然而双方都依赖于一条联系的纽带，它或者是一种日常化的义务，或者是一种实际上对关系双方有破坏性的东西。固定化关系通常假定了角色的分离。每个人都依赖于其伙伴提供的“变相”；但谁也无法完全认识，或完全屈从于自己对他人的这种依赖本性。男人们倾向于进入这种固定化关系，以至于深深卷入与他人的联系之中，但是对这种联系性要么不理解，要么主动地否认它。而对于女人们来说，强制的依赖性更经常地与家庭角色联系在一起，后者已经成为一种物恋——仪式性地卷入诸如家务琐事和孩子的需求之中。
那些设法在治疗水平上帮助他人摆脱迷恋关系的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提供了一些影响那些关系的有关结构转化的线索。在此我们又一次碰到了纯粹关系呈现的中立性，以及与自我反射目标和融会之爱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依恋的纽带：①不允许将对自我和他者的监视看成纯粹关系的核心；②将自我—认同隐藏于他人或固定化的惯例之中；③防止向他人开放是?密的前提条件；④倾向于保存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和性习惯。
每一种治疗计划的第一条律令都是反射性的：即认识到你有问题，然后凭借认识的力量去着手解决问题!在嗜酒者自助小组，“降至最低点”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一些人精神状态的术语，他们会说：“糟到极点，我就会开始变好。”在做出决定之后，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打击来促使你采取行动。这打击可以是遭到拒绝、遭遇车祸或受性伴虐待，也可以是不省人事或者受内心焦虑的煎熬。这些伤害性的后果就如同给健康的身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340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采取行动的决定通常涉及一个问题：要保障迷恋性关系之外的其他人能提供帮助，因为这是获取原初距离和支持的最重要方式。
反射意图的发展包含着对作为基本出发点的选择的认识。在这里要强调指出，选择意味着对一个人所承受的局限和压抑的评价：这是一种评价机会的方法。有著者将反射的时刻称作“自我交谈”。自我交谈是一种重新安排，一种思考的途径，审察现成的惯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者放弃(如果可能)。对选择的认识意味着对那些支持依恋性模式的“消极计划”的克服。下面是依恋性计划的一些表白：
相互依赖的本质(2)
“我不能做”；
“我知道那样做不行”；
“我不是那块料”；
“我创造性不够”；
“我绝不可能有足够的钱”；
“我与老板合不来”;
“我似乎从未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完所有的事……”
如此等等。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4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
我们应该摆脱那种幼稚的、近乎极权主义的禁令的束缚，以避免产生如下所有这些想法：相当明显，“我不会做”，“我知道那样做不行”以及其他的说法，通常可能是对任何既有语境中的机会的切实的评价。反射性是从迷恋中解放自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如此，那种计划对于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选择直接反映到自我的本性。知道一个人需求什么，有助于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找到一个可靠的自我—认同是确认需求什么的基础。“每天可能有一千次的琐碎的选择。所有选择都值得考虑。”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9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但其中有些选择更重要一些。强制性关系，诚如治疗性文学虽用语不多却反复阐述的那样，拉开对自我—认同进行反射探索的序幕。因此，卡苏把互相依赖的个体准确地看成“一些其核心身份未得到发展或未被认识的人，这些人维持着一种依赖于外部接触而建立起来的虚假的身份”。
迷恋与亲密问题
相互依赖型个体习惯于从他人的行动或需要中发现自己的身份；但是，在任何一种迷恋关系中，自我都趋向于和他人融合，因为迷恋是基本安全的最初来源。在治疗或自助组的早期阶段，人们所表明的目标之一就是“放任不管”，即放弃相互依赖性所特有的控制他人的企图。她被鼓励着努力摆脱他，或自己摆脱掉授权给他人的“无言契约”。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过程，尽管表面上显而易见：她的谈话将不再持续地集中在“他”想什么或做什么，“他们”说什么，“我的丈夫”或“我的情人”说什么。在酒鬼伴侣扶助小组，放任不管被贴上“爱情分离”这样一个庸俗透顶的短语标签，以称谓这样一种真实的现象——形成一种能力，即相互依赖者既可以继续关心他人又不必背上被他或她迷恋的包袱。海伊斯:《精明的爱》，第63～64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鼓励个人主义甚至自恋的东西，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为融汇之爱提供可能性的根本出发点。它是将他人视作独立存在者的前提，而这个人可以因为她(他)所特有的品性而被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人从一个已经破裂或濒临破灭的关系的痛苦纠缠中解脱出来。下面这些是一位治疗医生列出的新习惯的特征，可能会替代旧有的、更具强制性的特征：
你可以听听朋友的麻烦——只是听听——不要试图去救助他(她)。
不要仅仅关注于某一个人，应对许多人感兴趣。
不要重返“犯罪现场”——你以前的情人生活的地方，或你们两人曾去过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找一些更有趣的地方去游览。
若得不到你渴望的人与事，那就享受你能得到的人与事。
不要忍受虐待，你可以拒绝这种关系。
如果你刚刚和情人吹了，而他常在某个时间来电话，你就在那个时间里找另一个令人愉悦的追求者。海伊斯:《精明的爱》，第73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明确个人界限被认为是非迷恋性关系的基础。为什么?答案再次直接关系自我及其反射性。从心理学上说，界限建立了属于他的东西，从而抵消了投射性认同的影响。某个关系内部的清楚界限，对融汇之爱和?密关系的维持显而易见是重要的。?密并不是被另一方所吸纳，而是知道他(她)的特点并使之与自己的特点相适合。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向另一方开放却要求有个人的界限，因为这是相互交流现象；它还需要敏感性和机智，因为这并非不同于隐私生活。开放性、敏感性和信赖之间的平衡在关系中发展，这种平衡决定着个人界限是否分化，而分化会阻碍而不是鼓励这种交往。C.爱德华·克罗塞:《?密关系：成功关系的策略》，第156～158页，戴尔出版社，纽约，1988。
这种平衡也预示了一种权力平衡，这就是纯粹关系连同它所承诺的?密关系，取决于日益增强的妇女自主性和可塑性性征而不再受制于双重标准的原因。上面所提到的那位治疗医生还提供了一个图表来鉴别迷恋关系与?密关系的不同特征：
迷恋关系亲密关系沉迷于“找个人去爱”
需要当下的满足优先发展自我
渴望长时间的满足；逐步发展关系强制伴侣做爱或献身
权力不均衡有选择自由
关系具有平衡性和相互性使用权力控制他人和解、协商或轮流领导非协商原则，尤其当问题不好解决时
操纵
缺乏信任
试图改变伴侣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分享需求、情感，以及欣赏伴侣对自己所意味的意义
直接坦白
适度信任(即知道性伴依据自己的个性可能会如何行事)
接受彼此的个体性关系建立在幻想及对不快之事的回避上
关系一成不变
期望一个伴侣会救助另一个
沉迷(被对方的问题和感情所困扰)
激情混杂着恐惧
为一些问题责怪自己或伴侣
痛苦和失望循环出现关系处理一切现实
关系经常变化
通过双方进行自我关照
爱意分离(放任对方的同时，积极关注对方的幸福和成长)
性源自友谊和关爱
共同解决问题
舒适感和满足感循环出现海伊斯:《精明的爱》，第174～175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这是虔诚的心理呓语吗?也许是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右栏中的一些断言自相矛盾吗?毫无疑问就是如此，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断言也表达了个人生活的真实矛盾。然而，我不认为上述的可能性只是一厢情愿；它们反映了?密关系转化的某些倾向性特征，后者正是本书通篇力图证明的。从中谁会看不到日常生活的民主化的例证和方案呢?比较一下左右两栏的内容，会揭示出一幅解放的图景。这不仅是“获得自由”：因为这里描绘的?密关系有实质性的内容。我们初步看到了获得解放的个人天地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亲密关系、亲属关系、父母身份
?密关系的转化有关性和性别，但并不局限于此——这一事实会支持我将在后面详尽展开的一个论点，即此处讨论的是作为整体的个人生活伦理的根本转换问题。像性别一样，?属关系曾一度被视为是自然获得的，是由生物性的、婚姻的结合所创造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一直颇受争议的?属关系，已经被各种现代机构的发展严重破坏，只剩下核心型家庭在极其孤独地支撑着。如果不细致地考虑这一问题，就会认为这种观点被误解或至少被误导了。在分居和离异的社会群体中，核心型家庭产出多样性的?属关系，比如与所谓重组家庭相关联的?属关系。然而，当这些联系屈从于比以往更多的协商时，其性质会发生变化。?属关系过去常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彼此信任的基础；而现在，为了取得信任必须通过协商和讨价还价，承诺在此就很像性关系中的同样问题。
珍妮特·芬奇在分析当今的?属关系时谈到“解决问题”的过程。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192～21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人们必须处理好如何去对待?属的问题，并在这种行动中创立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伦理。她在承诺语言方面明确地讨论了这一过程。人们倾向于通过“协商性承诺”来组织他们的?属关系，因此努力为处于特殊情境的?戚解决“适宜去做的事情”。例如，一个人不打算借钱给妻弟，因为在家庭或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中，这被限定为一种责任；而将钱借给他是因为这人已经与他者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承诺，这限定了借给他钱是一件正确的事。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情况有多大区别呢?显然，在成人与孩子的相互关系中，有一种明显的权力不均，特别是在孩子年龄尚小的时候。鉴于这一事实，人们可以假设关系的性质与所提供的关爱几乎没有关系，因为双方都有一些有束缚力的既定的社会责任。然而，人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在如今的许多群体中这种责任还有多大束缚力。表明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沿着带有明显协商性色彩的父母—子女关系“上溯”到孩子早年的某些特性。许多父母现在既是继父母，同时也是生父母。继父母通常接受一些面向孩子的义务和权利，但在芬奇看来，这些义务和权利在今天一般是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协商性承诺”。或者以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义务为例。在某些环境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多少有些想当然地认为，父母可以指望他们的孩子提供物质和社会支持。但是，发展的趋向显示出，那些支持依赖于锻造这种关系的性质。
决定性的影响似乎可被描述为累积义务的构成。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204～205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比如，在一项对母女关系的研究中，一位调查对象回答说：“母?与我一起生活，因为我们选择这种方式，我们彼此喜欢……我们共居一家，一起欢笑……我是独立的，我的母?也是如此。我们一起生活，而不仅仅是我照料她。”J.刘易斯和B.梅内迪思:《关爱人的女儿》,第54页，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8。她感到有义务照料母?，这是长期共同居住的结果；但相互喜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像芬奇指出的，累积义务的观念有助于让我们懂得，经过一段时间，应给单?或双?提供各种形式的照料是如何变成某一个孩子的“显而易见”的义务；而为何另外的孩子却可能不以为然。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205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
父母与年龄小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情况更复杂些。父母不仅比小子女更有权力；而且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塑造了孩子的人格和性情。然而，若认为童年不受纯粹关系世界的影响，那肯定是不正确的。母?身份的社会进化预示了如下观念并赋予了具体形式，即母?应该与子女建立慈爱关系，这种关系给孩子的需求以特殊的照顾。20世纪早期出版的子女抚养手册建议父母不要对孩子过于?密，其根据是过于?密会减弱父母的权威。后来这一观点得到了发展，认为父母应该设法与子女之间培养起?密的情感关系，但是孩子的自主性也应适当承认。H加德林“孩子管教与自我追求：一种历史阐释”，《儿童成长和行为指导》，第12卷，1978。就像一些人用自恋这个词指称现代社会中自我的处境一样，另一些人认为父母—子女的相互关系已经转向更大限度的“宽容”。但是，用此作为标签来指称人们努力发展一种替代旧式子女抚养的策略，是不充分的。关系的性质突现于眼前，即强调?密关系以代替双?的权威性。双方需要敏于感受和理解对方。H加德林“孩子管教与自我追求：一种历史阐释”,《儿童成长和行为指导》，第12卷，第75～82页,1978。
父母与孩子(1)
有关互相依赖性或稳固性关系的治疗学讨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建议，那些渴望与他人发展?近关系的个体应该“从内心救助孩子”。在这里，父母与年轻子女的关系，再次以一种与纯粹关系和融会之爱方式相似的基本方式呈现出来。对于?密关系的获得，为什么“摆脱过去”就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许多形式的治疗从心理分析开始,进而走入病人的童年经历,回答这一问题可以更好地为理解现代一般文化中的治疗和对话的重要性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我们可以在治疗学的指导下再次进行讨论，苏珊·福华德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为她提出了如何“医治过去”的建议。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她的论述集中于分析一个叫妮奇的年轻妇女的病例，她的婚姻正经受着麻烦。她无法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为自己辩护，当丈夫与她生气时，她感到受尽屈辱和无助。治疗医生让她回忆童年里让她产生这种相似感受的事件，从而从这些事件中找到一个扎根在她心灵深处的特殊事例。她的父?一直想让她弹好钢琴，尽管她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但她还是努力取悦父?。当她在他人面前演奏时，会变得紧张起来，使她的演奏水平大为下降。在一次演奏会上，她太紧张了，以致漏掉了人们要求她演奏的一首曲子中的整整一段。会后在回家的路上，父?告诉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不知道如何再去面见那些过去的听众。她让父?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从那以后她变得粗心大意、心不在焉，懒得再去练琴了。
她曾经多么想讨好父?，可现在感到彻底破灭了。用她的话讲，“我只感觉死到临头”。治疗医生发觉,她在婚姻生活中再次扮演了童年时的角色，因而“失去了成年自我”。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3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福华德让她拿来一张她自己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当她们一起看照片时，妮奇想起了许多其他的情景，都是些父?以同样方式让她感觉羞耻的事情。于是，福华德建议她到当地学校去，找一个能让自己想起自己那么大时情景的小女孩。福华德的想法是，她可以想像那个女孩以她曾经感受过的相同的方式经受着羞辱；由此她可以认识到在事件最初发生的时刻她是多么的幼小与无助。正是这个“童年内因”使她在丈夫批评她时变得那么恐惧和胆怯。
后来治疗医生让妮奇想像她的父?就坐在眼前的空椅上，让她向父?说那些她一直想说但从未能说出的事情。她用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大喊：
你怎么敢那样待我!你怎么敢以那种方式羞辱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尊敬你。我崇拜你。你难道不知道对我的伤害有多深吗?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让你满意。你让我觉得一败涂地，你这个家伙。为了能得到你的一点爱，我曾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5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读者——至少是男性读者——可能会被激将出一句话：这样对父?不公平。因为，毕竟她父?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父?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女儿感觉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羞辱。依据福华德的说法，在消除妮奇长期积聚的对父?的愤怒这方面，这种疗法与其他疗法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