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医生让她将自己眼里所感觉到的父?所有的消极方面进行整理。于是她列出了一长串：
我粗心大意
我自私自利
我没有思想、愚钝
我平庸无能
我不够格
我让家人为难
我让人失望
我忘恩负义
我是个坏蛋
我是个失败者
我得过且过
我懒惰，终将一事无成
她很快明白，她将自己对于自己的许多看法都搬用过来了；然后她回到她所写的全部条目上，并重重地写了一笔：“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样!”与她对父?的看法相比较，她总感到母?是慈爱的和给支持她的。下面是她感觉到的母?对自己的积极性看法的清单：
我聪明伶俐
我温柔甜蜜
我漂亮迷人
我慷慨大方
我天生有才
我工作努力
我性情好
我精力充沛
我很可爱
我是周围人的乐趣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8～199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妮奇列出这个清单以后，在上面潦草地画了一笔：“这是真的，一直是这样。”她后来渐渐承认，父母对她的看法并非像她想的那样极端化。比如父?经常夸奖她聪明、漂亮，有体育才能，她渐渐学会“为她内心中的小孩重新安排父母”，并驱除了内心深处那个挑剔的父?形象。福华德没有提到妮奇能否有效地改善与不常见面的父?的关系。她最终摒弃了那个希望自己父?“总是我所想要的父?”的幻想。这样做是令人“痛苦和忧伤的”，但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所有的精力，在过去被她用去寻找毫无结果的父爱；现在可以用来追求那些对她有积极影响和有意义的活动。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202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父母与孩子(2)
我并不关心这些特殊的治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与经典的精神分析或其他疗法相比效果如何，后者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关注人的无意识。培育“内心的孩子”意味着恢复过去——即回溯和重新捕捉半记忆性的或压抑的童年体验的过程——但目的仅在于释放它。关键在于现在和将来，与过去决裂的严峻性表现在以下事实上，即放弃过去需要经历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谈论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毒瘾呢?在比以前讨论的这一术语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我想是如此。治疗医生鼓励妮奇“抛开”那些有破坏性的性情，它们对她的态度和行动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控制。
痛苦的意义大量弥漫在治疗文学当中。比如，可以看看对斯蒂芬·格罗和康妮·彻奇提供的“爱的打击”的分析。斯蒂芬·格罗，康妮·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伦敦，1989。格罗有关爱的打击的想法，是在他从事治疗越战退役老兵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士兵遭受了战斗的疲惫，通常被广泛地称为炮弹休克。关于战争苦役心理内涵的权威研究，请参见威廉姆·萨根特:《为心灵而战》，班坦出版社，1959。从越南返回的士兵承受着心理扭曲、感情迟钝的痛苦，无法与除战友之外的任何人建立?近关系。格罗注意到，在士兵的体验与人们在严肃爱情关系终结时的反应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这种比附看起来可能把战争苦役带来的痛苦琐碎化，但事实上，人们对既定关系破裂的反应强度，有时几乎与康复一样大，几乎与康复所拖延的时间一样长。
当关系终结时，即使对一个“拒绝者”而不是被抛弃者来说，对方的形象、与对方的联系习惯以及对复交的期待，事后也会持续好多年。放弃那些否则会在目前将其转换为迷恋性特征的习惯是令人感伤的。爱的打击有一个“心理的旅行时间”，要完成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但究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个人在感情方面卷入那些让个体不得不回忆的事情的程度。听从决裂，即“主动分手”通常只有在脱离关系的后期阶段才能达成，那时痛苦和责备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处理。
将已经解体的成人关系中的放任不管与将成人从童年事件和心灵创伤的强制性纠缠中解放出来(比如像妮奇的经历)的努力做比较，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与过去心理进行认识和情感交涉的事，也都有对自我叙述的重写。在两种情况中，无法“摆脱”很可能意味着重复相似的行为模式,构成一种循环而找不到一条自主的自我发展道路。“正视爱的打击的经历，从在关系中出错的地方吸取教训，能将痛苦转化为有助于成长的经验，为你提供洞察力和处世技巧，从而增强你下一次建立关系的能力。”格罗和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第28页。
在说明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用想像去努力思考有关“恢复”的事情，当考虑到一个人克服了失去爱侣的情感损伤时，这种思考方式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童年似乎是一个为以后比较独立地加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时期，而不是一个让成年人从中逃脱的人生阶段。然而，与其他关系一样，父母—子女关系是一个人必须摆脱的关系(尽管是不正式的)，因为这与成人爱情关系的解除具有相同的方式。假定我们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将父母—子女的牵连关系看成仅仅是由个体构成的而个体又从中脱离的关系之一，那么问题马上就明朗了。从治疗的观点看，许多父母—子女关系将会被看成是有严重缺陷的——如果子女们不是本质上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人们可以希望他们脱离开这种关系。我将努力阐明，如果我们用看待与践踏他人需要的人结婚的同一方式来看待“品行不端”的父母，就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有毒的父母？(1)
让我随着苏珊·福华德对妮奇的情况的概括性治疗工作，进一步提供一个证明父母对其子女“有毒”的状态的全面说明。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什么是有毒的父母呢?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不管父母对其子女的影响表现得如何，父母都会是错误的；没有一个父母能觉察到或能完全答应子女的所有需要。然而，有许多父母总是以伤害孩子个人价值感的方式对待子女，这可能导致孩子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要与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形象进行斗争。有毒的父母
倾向于将反抗或个体差异看成人身攻击。他们通过强化子女的依赖性和无助性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不是促进子女健康发展，而是下意识地暗中破坏这种发展；他们经常自以为是在为子女的最大利益而行事。他们可能这样说：“这是培养性格”或“她需要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他们的否定性招数实际上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摧毁了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性……以前受过不良对待的每一个成人——甚至那些成就卓著的成功者——骨子里都是一个自身感到无力和恐惧的小孩子。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16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福华德辨别出多种多样的有毒父母。有些只是“感情方面不足”的父母。他们并不为他们的孩子待在“那里”，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必须保护他们，或者让孩子无穷无尽地从那里寻找父母之爱的纪念物。这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子女应尽的责任。另一类不同的有毒父母是那些控制者。孩子的情感和需求服从于父母的情感和需要。以这种方式教养出来的孩子的典型反应是，“为什么不让我过自己的生活?”
这些类型的父母之毒是相对温和的；其他类型的则更直接地暴露出残忍性。酗酒再一次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显现出来。在父母中的一人或双方都有酒瘾的大多数家庭，产生出一套掩盖这一事实的系统手段，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实际上被要求成为同谋，这往往会对孩子自身的人格发育造成极其有害的影响。“这个家没有嗜酒的人”是给外人提供的印象，但在家庭成员内部却在孩子身上负载了超常的压力。
再有一些是言语和肉体施虐者。所有父母时不时说一些孩子感觉受伤害的事情；如果那种伤害是可以觉察的，那么也许大多数人会努力用友好或道歉的方式去修补创伤。然而有些父母多多少少都以不断挖苦、侮辱或点名批评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孩子。“如果有人把你的底细抖出来，他们会知道你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流着恶臭”，在福华德的调研对象中，就有一位父?这样骂过女儿；他肯定常常说女儿身上的气味是多么难闻。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106～107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言词方面的经常性侮辱还伴随着对孩子的体罚。肉体虐待在美国联邦法律中被定义为“身体致伤，诸如青肿、烧伤、鞭痕、割伤、骨折；这些伤是由脚踢、拳打、口咬、击打、刀割、鞭笞、拧打等等引起的”。法律规定不许体罚孩子，但是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在父母使用暴力的极端情况下，这些规定才会被执行；许多这类事情从来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那些其父母对其漠不关心的孩子，所受的损伤可能会以另一种挫折感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棍棒下面出孝子”的古训当然还会被一些父母经常奉行着，他们相信，体罚是引导孩子尊重权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最后，还有父母对孩子的性虐待，据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这种现象以各种虚伪形式影响着相当比例的孩子子，男孩女孩都有。乱伦已被认为不仅是一种隐秘的渴望，而且在很多家庭中实际上存在着，这些家庭已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即使是狭义的乱伦，指不包括视觉和言语上的性骚扰，仅指直接刺激身体性感区的乱伦，也非常普遍，比社会福利专家和家庭问题专家以前一般认为的要普遍得多。研究发现，18岁以下的孩子中，大约有5%的人在某个时刻受到过父母(包括继父母)的性调戏。大卫·芬克尔霍等:《家庭的黑暗面》,塞致出版社,1983。如果把其他家庭成员也算在内，对孩子的性虐待的程度会高得多。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性虐待都是男人做的；和强奸不同，对孩子的性虐待不仅仅是男性犯罪所独有的。男孩子成为乱伦受害者的频率几乎与女孩子一样高。父—子乱伦是最易常见的一种类型，但是儿子被母?调戏的事也并不稀罕。
请问各位有毒的父母：难道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许多父母长期以来对待孩子的惯用方式吗?尤其当我们考虑到那些不是太过激的、不是太具有侵犯性的虐待方式时，情况更是如此。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情况确实如此。在一个家庭规模缩小的时代，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变得更“值钱”了，但此时萌发了一种观念，即孩子应当服从长辈和比他更优秀的人。然而，即使在其萌生阶段，这种观念也随时可能被一种舒畅的?密氛围的创造所颠覆——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男性法则，受父权统治的支持。父?的法则是将孩子束缚于传统，束缚于对过去的特殊的阐释;在这种情况下权威性大致只剩下教条式的断言了，在很多情况下得靠体罚作为后盾。归功于“母性认同创造”的部分成果，后来出现了一种较为温和、较为平等的养育子女的形式，它可以给孩子以更多的独立自主性。当今正处在进一步转变观念的时代: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包括与其他家人的关系，正在向关系这一术语的现代意义方面转化。
有毒的父母？(2)
再来看看福华德给那些渴望重建与有毒父母的纠葛关系的人提出的建议。即使治疗的过程会很漫长，但人们必须学会两条首要的法则：“作为一个没有防御力的孩子，你无需对别人对你所做的事负责!”和“你现在有责任采取积极的步骤针对此做些事情!”如何才能做到这些事情呢?人们建议个体首先应设法从父?或母?那里获得并确立情感自立的标准。她(他)必须学会以一种自主的方式“响应”而不是仅仅“反应于”父母的行为——即使在与记忆中的父母?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而不是在与活生生的父母?的关系之中，也应如此。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治疗医生建议人们对现实中的父母本人或假想中的父母说“我不能”，“我不愿”——这是一种维护自主性的方法。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重估父母—子女关系得以建基于其上的那些术语，以便使相关各方都能尽可能地平等对待对方。于是，“我不能”，“我不愿”就不仅仅是一种阻挠手段，而且是一个协商的立脚点，依据这个立脚点个体能够进行自己的选择。因为“缺乏选择与陷入困境直接相关”。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211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贯穿本章始终的一些线索进行总结归纳了。有毒父母问题使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反射性的自我投射、纯粹关系与新兴的重建个人生活新伦理方案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宣布从父母那里获得“情感独立”是一种手段，它同时开始改造对自我的叙述和对自己权利的维护(也引导人心悦诚服地承担责任)。个体行为不再依据对童年日常生活的强制性的重演来构建。这直接对应于对后来生活中形成的迷恋的克服，这些迷恋通常源自早年阶段形成的习惯。
有毒父母的背景，会阻碍个体发展一种自我叙述，使其无法将自我叙述理解为一种“传记式评价”以感觉到情感上的满足。自尊心的缺乏，通常以无意识的或未被承认的羞愧方式出现，就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个人无力在感情平等方面接近其他成人。逃离有毒父母的影响与维护某种伦理原则或权利是密不可分的。试图通过追溯童年经历而改变与父母的关系的个体，实际上是在要求应得的权利。孩子不仅有权得到衣食和保护，而且有权要求情感方面的关爱，要求尊重他们的感情，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情感。一句话，适用于成人之间融汇之爱关系的特性，并不亚于与成人—孩子之间关系的关联。
对于尚处于孩子阶段的人，尤其是还不会用语言说出其需要的小孩来说，维护权利的说法是反事实的。在道德观念方面，他们必须由大人造就。这种见解有助于说明权威问题。当父母—子女关系越来越接近纯粹关系时，情况可能会变成：父母的观念失去了对于孩子倾向形成的优先性地位——结果是“宽容”会大行其道。但是，这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个人空间的解放可能并不意味着权威的消失；而相反，强制性权力让位于权威关系，后者可以一种原则性的方式得到保护。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的“结论”一章中进行更为细致地讨论。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部分
在这些偶发插曲中有一个流行主题，即性快感，实际上不是男人的性快感，而是女人的性快感，而且往往是以特定方式表现的。这些故事讲述性交中进入极乐境界的女人，但她们总是受阳物的摆布。女人抽泣、喘气、颤抖，但男人则沉默无声，精心安排着即将过去的事件。女性快感的表达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远远超过对男性经验的描写。
个性紊乱，性烦恼
有人说，“在卷帙浩繁的关于性和性征的文献中，论述男性性征者极为鲜见……男性性征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司空见惯，人们对它似乎已经熟视无睹了。”安迪·麦特卡尔夫与马丁·亨弗利:《男人的性征》前言，第1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5。仅就弗洛伊德及其许多追随者对男性性经验抱有的先入之见而言，这是一个古怪的判断。然而，如果依据性所激发的情感和冲突、而非依据性活动本身来理解，上述观察还是有道理的。
男性性征在迄今一直盛行的“分离和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是不成问题的。其本质由一系列社会影响所掩盖，而所有这些影响现在已经或正在受到颠覆。其中包括：①男人对公共领域的控制；②双重标准；③依据双重标准而把女性分成纯洁的(可婚娶的)和不纯洁的(妓女、娼妇、姘头、女巫)两种；④依据上帝、自然或生物学来理解性差异；⑤认为女性的欲望和行动愚蠢或非理性而加以问题化；⑥依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
这些现存的社会形式越是破裂——尽管所有这些仍有立足之处——男性性征就越陷入困境，往往会成为冲动。如前章所示，男性性冲动可以解释为一种偏执但却脆弱的日常行为，这些日常行为已经脱离了以前的支持。至少从其公共制度的领域来看，这种冲动构成了可与现代性本身的苦难历程相媲美的一种“奥德塞”——涉及控制和情感距离但却处于暴力边缘的一种“奥德塞”。
性征与精神分析理论：写在前面的话
弗洛伊德发现的可塑性性征——载于《三篇论文》——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与其对男性和女性性发展的阐释并不十分吻合。按弗洛伊德的描述，那种发展是“天生的”，在儿童生长的环境中，其性能量是以特定客体为指向的。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可塑性性征上，并提出女孩子何以妒嫉男孩子的问题，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基于特定体质的妒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重新建构“男性”的起源。
俄狄浦斯的过渡时期标志着弗洛伊德成熟的性心理分析的里程碑，在《三篇论文》中并非举足轻重。那部著作写成时，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只具雏形。因此，尽管弗洛伊德后来依据续后的发现修正了《三篇论文》中提出的论点，但是，关于性征不具有内在客体、男性和女性性征具有同等功能等观点已经让位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男性和男性性征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男孩子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阳物是可见的，作为性刺激的源头而更容易被找到。对于男孩子如对于女孩子一样，性发展是件可怕的事:阳物由于是可见的,因而也是易受伤害的,男孩子与父?的争风吃醋是一种极为矛盾的混合情感，既标志着失败又标志着自身的独立。而就较深刻的意义上说，小女孩是被剥夺了，她那明显的缺乏是其生存所固有的。她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因为她生来就“被阉割”了；她只能以一种二极方式获得异性性征，她知道由于没有阳物，所以她永远不能占有母?。通往女性的直接途径并不存在。
就其阳物妒嫉观念的重要性而言，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不能指望成为女性主义作家的灵感源泉。事实上，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相遇已经证明为心理学和社会理论做出了重要和创新的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和最佳讨论，见特瑞莎·布勒南：《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卢特莱支出版社，1989。然而，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露丝·伊瑞格蕾等深受雅克·拉康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的作者与楠茜·肖多罗、多罗茜·迪奈斯坦或卡洛尔·吉利甘等受客观关系学派左右的作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重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点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差异却又可能是夸大其词。这个不太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表面看来最重要的因素：即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我希望不熟悉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的人将原谅我在下两个段落中使用相当难解的词汇。据后结构主义思想，事物没有本质；一切事物都是由流动嬉戏的能指构造的。正如女性主义与弗洛伊德的争论及其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用所折射的，这种观点表现为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如果总是从反面界定意义，依据相反的方面界定意义，那么，“性身份”或更普遍的“性认同”就是用词不当。这种观点在拉康论证的“分裂”现象中找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主体只通过误认显示自身。
在我看来，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无论如何都是以一种被错置的语言理论为基础的。安东尼·吉登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生产》，载吉登斯与乔纳生·特纳：《当代社会理论》，政体出版社，剑桥，1987。意义不是通过无休止的能指嬉戏，而是在实用的场合中，通过差异界定的，这毫无疑问。在逻辑的层面上，语言的语境从属性质绝对没有理由消解连续的认同。“本质主义”是不伦不类的问题，除非从经验上说明自我认同在多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或破碎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类的性质上把男人与女人区别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拉康提出的命题，即妇女被明确排除在象征界和语言之外，这至少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利用。比如，对伊瑞格蕾来说，不管她对拉康的其他批评如何，对女性来说都不存在指意的经济：女性都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洞”。然而，这一立场是拉康在象征与“父?的律法”之间建立关联的结果。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理由接受这一观点。肖多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见解，即“男性语言”，如果存在的话，往往比女性语言更具工具性和理论性——但在某些关键方面，“男性语言”既表示剥夺也表示统治。因此，在这里的讨论中，我将依据客观关系方法，而非拉康的方法。然而，拉康式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重点还需要牢记在心——尤其是对性认同的破碎性和矛盾性的坚持。一旦丢掉后结构主义的透镜，那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重点保留在客观关系的语境之中。
社会心理发展与男性性征
依据肖多罗，人们可以证实的是，在生命的最初年月里——尤其是、也许仅仅是在当代社会里——母?的影响胜过了父?和其他照顾者的影响。楠茜·肖多罗：《母性的再生产》，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8。儿童对母?的最初感受实际上恰与阉割和无能之人的形象相反；尤其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小男孩、女孩都把母?视作无上的权威。因此，早年的自我认同和一种潜在的?密关系首先是通过与一位无比重要的女性人物的认同发展而来的。要获得牢固的独立感，所有儿童都必须在某个阶段摆脱母?的影响，并因此解除母爱。不言而喻，这是通往男性之路，而非向女性的迂回。男性自我认同的根源与深切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这是此后一直萦绕个人无意识记忆的一种丧失感。基本信任是本体安全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妥协的，因为男孩恰恰是被他所爱戴信任的那个成年人抛向男人世界的。
由此看来，对两种性别来说，阳物，作为对阴茎的想像性再现，是从女性统治的幻想衍生其意义的。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弗洛伊德与女性性征》，载《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卷57，1976。它象征着分离，但也象征着叛逆和自由。在俄狄浦斯之前的阶段，阳性力量与其说来自纯粹的男性优越性，毋宁说来自母?和父?权威领域的分离。阳物表示摆脱了对母?的压倒一切的从属，也表示独立于母爱和照顾的能力，是儿童早期寻找独立的自我认同的关键象征。阳物妒嫉是一个真实现象,如杰西卡·本杰明所说,这种妒嫉表示男女儿童与父?相认同的愿望，父?是外部世界的原始代表。杰西卡·本杰明：《爱的纽带》，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俄狄浦斯阶段的到来证实了男孩与母?的分离，但作为交换，却给男孩以更大的自由——甚或更大的任性，这与自由决不是一回事。阳性因而充满了生气和抗争，而男孩的精力却掩盖着一种原始的丧失。
在习惯的层面上，?密关系越是变化，俄狄浦斯的过渡就越是趋于“和睦相处”:即父母和孩子们基于对对方权利和情感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相互交往。“缺席的父?”的问题首先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的，最近又由男性活动团体提出来，在此可以从肯定的而非否定的方面来看待。父?不是特别严厉的惩戒人物，因为早年的大多数惩戒都是由母?执行的，用汉斯·列奥瓦尔德的话说，父?(或理想的父?人物)比母?“慷慨”。汉斯·列奥瓦尔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载《精神分析学论文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在此，我们看到进入男性心理发展的一种耻辱感，尽管与女孩子相比，内疚占据突出的位置。最最重要的并不完全是与明显的惩戒人物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养育的防御性拒绝。
因此，男性的自我认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哺育的,其中，趋于自足性的动力与具有潜在危害的情感缺陷并驾齐驱。一种自我认同的叙事已经势在必行，以便写出被剥夺童年母爱的痛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具有普遍性，但在当下语境中，重要的是男性性征在母爱——如果真的有过母爱的话——极为重要同时又已失去的环境中所造成的特别矛盾的结果。不错，阴茎就是阳物，但是，今天，阳物仍然保持的权力越来越聚焦于阴茎，甚或说把性交作为其主要表达。
以这种方式理解现代社会中的阳性有助于说明典型的男性性冲动。许多男人都通过对女性的审慎观察被迫寻找自身缺乏的东西——而这种缺乏可以在公开的愤怒和暴力中显示出来。在治疗文献中，说男人“不能表达情感”或无法交流情感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但这太过于粗鲁。我们应该说，许多男人都不能建构一种自我叙事，这种自我叙事能使他们与逐渐民主化的和重建的个人生活领域达成一致。
男性性征、冲动、色情文学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男性性征的脆弱性在当代疗法的个案研究中均有文献记载。西德尔·弗尔马尼说，“不管阳性是什么，它对男人都是非常有害的。”她讨论的个案研究资料为这一观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13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与女人相比，更多的男人易于产生性急躁；然而，他们也把性活动与生活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能够找到稳定和一致的方向。
当女人确定出她们与男性隐蔽的情感从属性的共谋并加以拒绝时，趋于偶发性欲的那种驱策力便会具有更大的冲动性质。如我试图表明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总是携带着对这种共谋的抗议，尽管在某些方面这种爱也帮助支持了这种共谋。妇女越是追求融汇之爱的伦理，男性情感从属就越难以维持；但是，对许多男人来说也就越难以对付这种伦理所意味的赤裸的道德。仅就阳物实际上变成了阴茎这一点而言，男性性征便易于在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武断的性主导与有关性能力的持续焦虑之间被撕得粉碎(这些焦虑最常见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关系当中，在这种关系中，性行为已经无法与各种情感区别开来)。参见迈克尔·罗斯：《已婚的同性恋男人》，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3。
男性性焦虑大多是隐而不见的，只要上述起保护作用的各种社会条件仍然存在的话。如果妇女表达性的能力和需要直到20世纪还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的话，那么，同时发生的男性心理创伤也同样被隐蔽起来了。莱斯利·霍尔分析了许多男人写给玛丽·斯托普斯的信，阐明了这种性质的性骚动和绝望——决不是那种无所顾忌的淫欲或鲁莽放荡不羁的性欲。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阳痿、梦遗、早泄、对阴茎大小和功用的担忧——这些以及其他焦虑在信中反复提及。与斯托普斯通讯的许多男人谨慎地指出，他们不是弱小男人，而是“高大健壮”，“体格超过一般”，“结实，强壮，身体非常健康”，等等。
由于缺乏性知识而引起的焦虑是一个恒定主题，正如长期的自卑和困惑情感一样。不能引起对方的性反馈是常见的一种抱怨，但男人缺乏快感也同样如此。一个人曾这样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感到最紧密拥抱时的那种满足，本能和理性告诉我情况应该如此。”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第12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斯托普斯的大多数信访者所产生的性忧虑或是集中在性交失败上，或是集中在不能正常性交的担忧上。缺乏“阳刚之气”威胁到男女之间的宝贵关系，而不是抽象问题。
尽管我不想详尽讨论这些问题，但前面的分析有助于说明大众色情文学的一些特征和男性性暴力的一些重要方面。色情文学可以视作性的商品化，但这种观点是非常偏激的。当下色情读物的大爆炸基本上是指向男人的，大部分只供男人消费，而在形式上则与低调情感和高密度性活动的流行做法相并行。异性色情文学表明了对标准化场面和姿势的偏执式关注，其中，在实际的社会世界上本质上被消解了的妇女的共谋又得以明确的重申。安迪·摩耶：《色情文学》，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软色情杂志里妇女的形象——通过插入正统的广告、非色情故事和新闻而被标准化了的形象——都成为欲望的对象，但从来不是爱的对象。她们使人激动，激发性欲，但从本质上说是偶发的。
女性的共谋都被风格化了，因此，妇女通常都受到这种风格化的描写。软色情文学的“体面”是其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向人们暗示妇女是性欲望的客体，而非主体。色情杂志的视觉内容把女性性征中性化了，对?密关系的威胁被消解了。通常情况下，妇女的目光凝视着读者;在此，阴茎再次成为阳物，这是男人能够向女人施加的无上权力。有些色情杂志开辟专栏供读者商讨性问题。但这种期刊登载的大部分信件迥异于斯托普斯收集的信件。与以问题为指向的信件相对照，这些信件主要记叙勇敢的性行为；但也同样是分散的偶发的插曲。
在这些偶发插曲中有一个流行主题，即性快感，实际上不是男人的性快感，而是女人的性快感，而且往往是以特定方式表现的。这些故事讲述性交中进入极乐境界的女人，但她们总是受阳物的摆布。女人抽泣、喘气、颤抖，但男人则沉默无声，精心安排着即将过去的事件。女性快感的表达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远远超过对男性经验的描写。女人的销魂状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故事的主旨并不在于理解女性性快感的源泉和性质，或产生移情作用，而恰恰在于驯服和孤立女性性快感。安迪·摩耶：《色情文学》，第68～69页,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事件是根据女性的反应来描写的，但是，这样就把女性欲望变成与男性欲望一样是偶发的了。于是，男人开始了解女人需要什么，并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应付女性欲望。
色情文学由于其替代性质是很容易使人上瘾的。女人的共谋被肯定，但色情再现无法阻止男性性征的矛盾因素。女性表现的性快感带有一个价格标签——因为能够为这种疯狂状态提供证据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强行提出必须满足的许多要求的人。失败并不公开表现出来，而作为未予言表的欲望前提潜伏起来；对女人的愤怒、谴责和敬畏无疑与这些故事表露的忠诚融为一体。软色情文学的标准化效果也许说明了它之所以受大众欢迎的原因，而非这样一个事实，即更明显的色情读物在市场上并非唾手可得。至少就其某些表达方式而言，硬色情文学可能更具威胁性，尽管其公开性似乎更迎合男性的“渴求”。在此，权力不再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女人共谋的凝视——而似乎更加开放、直接和武力施行。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这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然而，硬色情文学也在阳物性征的外围运作，在另一端揭示可塑性性征危险的放荡不羁。
男性性暴力
武力和暴力是所有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在正统的政治领域，问题在于权力达到了何种程度的霸权地步，这样，当合法秩序垮台时就只能诉诸于暴力，或从另一个角度看，暴力表现了国家权力的本性。在有关色情文学和性暴力的文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硬色情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暴力得到直接再现的地方，描写了作为整体的男性性征的内在真实。安德列·德沃金：《色情文学：占有女人的男人》，妇女出版社，伦敦，1981。人们进而指出，对女人施加的暴力，尤其是强奸，是男人控制女人的主要工具。苏珊·戈里芬：《强奸，泛美罪行》，载《堡垒》，卷10，1973；苏珊·布朗米勒：《与我们的意愿相悖》，企鹅丛书，伦敦，1977。强奸展现了阳物统治的现实。
似乎清楚的是，在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恐吓和骚扰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而非明显的断裂。强奸、殴打甚至谋杀妇女与非暴力的异性遭遇、即对性客体的压制和征服具有相同的核心因素。里兹·凯利：《残存的性暴力》，政体出版社，剑桥，1988。那么，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色情文学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呢?回答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确定性暴力是否是男性长期压迫女性的组成部分，或是否与本书探讨的变化相关。
如前面关于男性性征的探讨所示，压制和侮辱女人的冲动也许是男性心理学的发生学方面。然而，可以商榷的是(尽管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有争议的)，在前现代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从根本上说并不依赖暴力实践。这种控制是通过男性特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则而得到保证的。妇女常常被男性施与暴力，尤其是在家庭场合；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在公共角逐场上受到保护，而男人却要相互施与暴力。在前现代的欧洲，强奸之所以“主要发生在边境、边疆、殖民地、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在烧杀劫掠的入侵军队中”罗伊·波特：《强奸具有历史意义吗?》，载希尔瓦纳·托马塞利和罗伊·波特编《强奸》，第235页，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牛津，1986。，其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名单长得可怕，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暴力极少是施与妇女的：在这些“边界”地区，暴力公开发生，而强奸不过是其他残酷和屠杀活动之中的一种，参与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从事毁灭和被毁灭的男人。这种边界环境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不介入男性领域，男人也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
在现代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妇女空前地生活和工作在无名的工作场所，从本质上解除了过去把两性隔绝开来的“分离和不平等”的划分。假定男性性暴力已经成为性控制的基础，这在现时代要比以前更有意义。换言之，现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无能，而非缘自天衣无缝的连续的父权统治。暴力是对女性共谋的衰弱的一种破坏性反映。
除了战争状况外，今天，男人对待女人也许比男人相互间的对待更粗暴。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有许多种，但是，至少有些产生了前述的影响：暴力使性征成为偶发的了。这也许是主要的——尽管当然不是惟一的——把这种暴力与色情文学联系起来的特征。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不言而喻，色情文学，或大部分色情文学，就是霸权统治的组成部分，以性暴力作为二极支持而非作为阳物权力的例子。
当然，声称只有一种男性标准将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积极地欢迎变化将是虚假的。此外，性暴力并不仅仅是男人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场合常常向男人施与身体暴力；暴力在女同性恋关系中也并非不寻常，至少在某些环境下是如此。研究美国的女性性暴力可以表明女同性恋的强奸现象、身体的殴打和用枪、刀和其他致命武器进行的攻击。卡雷·罗贝尔：《为暴力命名》，海豹出版社，西雅图，1986。与斯托普斯通信的大多数男人都是为了增进女方的性满足而要求解决性问题的。有规律地嫖娼的许多男人都希望充当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角色，不管这是否涉及实际的性受虐实践。有些男同性恋者在被动从属的状态下找到最大的快感，但许多人也能交换角色。他们比大多数异性恋者更成功地孤立出辨别力，将其局限于性欲区。一位男同性恋者说道：“有些幻想束缚我们，有些幻想释放我们。……性幻想一旦自觉地应用就能创造一种抵抗秩序，一种破坏，和我们无法逃脱的一个微小空间，尤其是当它们把主动和被动、男性和女性、统治和被统治之间鲜明而压抑性的区别搅混在一起的时候。”转引自林·塞加尔：《缓慢行动》，第262页，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1)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原则，即每一种性别都是另一种性别所不是的东西，那么，在女性性征与男性性征之间就将有一种简单的协调。事物并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因为所有儿童在性心理发展方面都具有共性，尤其是在早期生活中。从今天的视角看弗洛伊德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他都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现象的人。女孩也有类似于男孩的性史——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原因在于她们的早期性征“表现出彻底的男性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性的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当两性都发现小女孩缺少什么东西时，差异便介入进来；每一种性别都认为她被阉割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从心理学上说只有一种生殖器官，即男性生殖器。尽管女孩的生殖器最初被男孩所忽视——一直到产生阉割的幻想时——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她所缺少的是阳物，因此想要拥有它。甚至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女孩的经历并非与男孩的经历直接构成互补。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在男孩中才同时发生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作为对手的另一方的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女孩脱离母?，责怪她缺乏阳物，尽管她同样无法与父?认同，或把攻击移植到父?身上。
在对弗洛伊德的“逆转”中，肖多罗等作家从类似的观点出发，提出比之弗洛伊德原来假设的更大的一种互补性。据他们所说，女孩保持着男孩已经经历过的性心理发展的那些特征；男孩形成一些特征，形成对世界等事物的一种工具性态度，而女孩却不具备，或只有细微的表现。从一开始，母?与男孩的关系就不同于她与女孩的关系。她认为男孩相当不同于女孩，并以较“自恋”的方式去爱女孩。乔治，斯坦伯连：《男性幻想/男同性恋的现实》，第159～160页，海马出版社，纽约，1984。每一种性别都有所得，每一种又都有所失，尽管男孩失去的更多一些。女孩有较强烈的性别认同，但自治和个性感却较弱；男孩有能力从事独立活动，尽管为此而付出的情感代价是高昂的。
按照前述的命题，姑且修改并历史地追溯这种解释，试图表明何以应该避免对互补性的过分强调。母?身份的发明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母?在男孩和女孩眼里是无上的权力和无上的爱，在前几代人中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那种权力和爱也相关于儿童的自治性，哪怕是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人们对儿童自治性的重视也强似以前的典型强调(尽管有许多经验性例子证明这种重视大多受到了阻碍)。
男孩与母?的决裂导致这样的后果，即他对妇女的依赖被掩盖起来了，并在一种无意识和往往是自觉的层面上受到否认；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把性征融入自我的反映性叙事之中。不妨重申，男人易于压抑的不是爱的能力，而是情感的自治性，这对保持?密关系极为重要。女孩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种自治性，这与其说取决于表达情感的禀性，毋宁说取决于交流。这种交流能力应该视作与男性易于发展的那种“工具性能力”一样重要。
在?密关系方面男人对女人的依赖不仅仅表现在性领域里，而且也可以体现为友谊。俱乐部或体育队等组织由于其全部男性的特点而提供了发展和巩固兄弟情谊的环境。然而，从纯粹关系特点的角度看，兄弟情谊——来自共同而且独特的男性经验的纽带——与友谊并不是一回事。对美国200名男女的一次深度研究表明，2/3被采访的男人都说不出一个?密朋友来。而即便有的话，那个朋友也是个女性。在被采访的妇女中，3/4都可以随口说出一个或更多的?密朋友，对她们来说，朋友实际上永远是女性的。已婚或单身女性都可以举出作为?密朋友的其他女性。莉莲·卢宾：《?密的陌生人》，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纽约，1983。见司徒雅特·米勒：《男人与友谊》，盖特维出版社，伦敦，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