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对男性来说，保持基本信任从婴儿时起就与主宰和控制相关，包括自我控制，这些主宰和控制源起于一种被压抑的对母?的情感依赖。缓和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或颠覆这些欲望的客体，这种需要与对爱的需要相抵牾。在这些情况下，男人可能大量远离女人，把承诺等同于陷阱，同时，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可能会远远超过眼下所看到的程度。
然而，矛盾的依赖关系不仅仅限于男性。由耻辱引发的愤怒也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特点。阳物向阴茎的转型对妇女来说具有令人不安的含义，因为其作为自治性的能指的角色对其自身完善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女性羡慕男性意味着男性能够逃离母?的控制；妇女的共谋就衍生于可以用爱来驯服的那种特别的“坏”。许多妇女都恰恰渴望得到不给任何承诺的男人；事实上，出于已经解释过的理由，对承诺的厌恶往往增大了他的吸引力和他提出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对异性恋关系发生了深刻影响。异性婚姻在表面上似乎保有其在社会秩序中的核心位置，使得前述的女同性恋关系充其量成为边缘现象。事实上，纯粹关系和可塑性性征的兴起极大地颠覆了这种表面现象。如果正统婚姻并未被广泛视作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如它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样，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制度性滞后的结果，也部分由于吸引和厌恶的复杂混合，这是每一种性别相对于另一种性别的心理发展所造成的。纯粹关系越是成为个人生活的原型，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就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纯粹关系产生各种依赖形式和相互依赖形式，但也产生上述的分裂后果。
有些婚姻可能仍然是约定的，或只是为了生养孩子而维持着。而孩子的在场——在“第一家庭”或“继父母家庭”里——往往既造成一种关系的紧张，又能使其稳定，未接近纯粹关系的大多数异性婚姻(和许多同性关系)，如果不进入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的话，都可能转化为两个取向。一个是同伴式的婚姻。配偶间的性交往程度很低，但在关系中却牢牢嵌入了平等和相互同情。这是一种晚期现代的婚姻类型，是以友谊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婚姻作为配偶双方的基地，他们相互间只有些微弱的情感投入。这有别于旧的“标准的”异性婚姻，其中，男性把婚姻作为开始运作的一个地方，而妻子则为他组织赖以维持稳定生存的手段。在此，配偶双方把婚姻视作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从这里出发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关于另一种不同的分类，见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521～52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而在个体的生活经验中和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类型中的每一种又都可能朝纯粹关系发展。两性间的携手并进或分道扬镳取决于纯粹关系的约定程度和能否永久实施。戈德伯格和厄伦雷契提供的视角各有其缺点。厄伦雷契在阐释男人愈加严重的不负责任感时把大量不同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与垮掉的波西米亚、心脏病学、马斯洛的人类潜能心理学以及按戈德伯格提供的线索追溯男人运动的种种尝试统统混为一谈。所有这些都是针对男人“严重的不忠”的，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自由而牺牲了女人。但实际情况当然要比她的叙述复杂得多。各个自恋潮流标志着上述倾向的一些特点，但也提出了反驳男性统治论的一些男性观点。如戈德伯格等人所提出的，男性自由主义承认男女之间的平等，认为男性与经济工具性之间的纽带应该解除。厄伦雷契所说的男人的“逃避承诺”实际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承诺”的开始相偶合，即性关系向纯粹关系的转化。这对男人来说也是产生混合后果的一种现象，而非仅仅对女人——如果男人对女人的内心情感依赖被识别出来的话，则尤为如此。
两性的分离(2)
另一方面，戈德伯格低估了经济和社会束缚的力度，正是这些束缚阻止妇女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获得平等地位——这主要相关于这样一个事实：妇女仍然从事生儿育女、主持家务的工作。父权制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根深蒂固。他还小看了影响到男女行为的心理抵制的力量，以及性心理形成的矛盾性。“一个好人何以不能是性感的?一个性感的人何以不能是好人?”——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吁，不仅仅是不切实际的女性拒绝接受性别平等的完整内涵。这在男性偶发性性征的倾向中有其对等物，其原因我们已经论述过了。
没有人知道纯粹关系的到来将在何种程度上比其产生的后果证明更具爆炸性而非整合性。?密关系的变革与可塑性性征一起提供了可以导致两性和解的条件。然而，所涉及的不仅只是更大的经济平等和心理重建，尽管实现这一目标极其困难。在结尾的几章中我试图说明这何以是极其困难的。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四部分
可以认为，性使我们接触那些已经失去了的经验领域，从而获得了强制的性质，以及兴奋和危险的氛围。其极乐或许下的极乐的诺言具有“伦理激情”的回响，这正是超验象征主义的灵感来源——当然，不同于生儿育女的性的那种培养起来的性欲，很久就与宗教性相关了。
性，压抑，文明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性是解开现代文明的钥匙吗?许多人，大多数是来自政治光谱上的进步人士，都予以肯定的回答。至少据通常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的确不充分——弗洛伊德将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把他的性观点与关于现代文明的保守观点联系起来了。然而，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却往往把他的观点，或他的某些观点用于激进目的。现代文明是压抑的，这毫无疑问；但是，把性表达从其束缚中发放出来会产生一种影响深远的解放。如爱德华·卡彭特所说，性“是首要的，然后才是手眼口大脑；从腹部和臀部之间放射出对自我、宗教和永恒的认识”。爱德华·卡彭特：《选集》卷1：《性》，扉页，GMP出版公司，伦敦，1984。
性与压抑：赖希(1)
你们这些虚伪的名人把我嘲弄
你们的政治由此发达
只要你们统治着这个世界?
用匕首刺戳和谋杀!
威廉·赖希的《听着，小家伙!》就是以此开头的。该书的标题回响着贯穿全文本的一种偏执狂式的进攻性，但也为赖希终生追求的一种激进社会改革的幻想辩护。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由于勇敢地向权威挑战，赖希受到各种团体的迫害，从正统的精神分析学派、各宗教组织和美国政府，到那些他描写为“红色法西斯分子”的人们。赖希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性激进分子，他的思想受到了所有这些团体的诋毁，更受到许多其他团体的诋毁。
赖希是资产阶级婚姻的克星，在生殖器性征——其挫败或培养——中发现了解决现代性种种疾病的线索。赖希与之对话的“小家伙”实际上是男性的一员，但却不仅仅是普通的流浪汉;他代表着所有那些对传统奴颜婢膝的人，自以为健康的神经病人，包括掌权者。赖希直言不讳地说，这小家伙“龌龊卑鄙，肮脏无能，固执死板，空虚乏味”。他是自己的奴隶主，他受自己的焦虑所驱使，又试图阻止别人获得自由。
赖希认为小家伙的神经病是性能量的抑制所致；但他决不是像他的敌人所谴责的那样在宣扬性放纵：
“你是个龌龊的小家伙!”他公然说。
你驾驶着汽车和火车开过伟大的伽利略发明的座座大桥。你知道吗，小家伙?伟大的伽利略有3个孩子，但却没有结婚证书。你不要对学龄儿童讲这些。难道你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折磨过伽利略吗?……
你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是你的色情思想和不负责任的性态度使你落入婚姻法的囹圄之中的。……
你没有女人，如果你有的话，你只是想“睡”她，以此证实你内心里的“男性”。你不懂爱……
你知，我知，人人都知道你在永久的性饥渴状态下到处闲逛；你贪婪地盯着每一位异性；你用下流的玩笑和你的朋友们谈论爱……一天夜里，我听到你和你的朋友们在大街上散步，齐声喊着：“我们要女人!我们要女人!”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第43、61页,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
“你乞求欢乐,但安全对你来说更为重要。”
——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
赖希把性与权力对立起来，在“小家伙”的统治中看到了他极力反对的独裁主义的起源。性，如果得到适当的表现，乃是我们主要的幸福之源。凡是幸福之人都摆脱了对权力的渴望。“感到活生生的生活”的人从对自我潜力的哺育中获得一种自治性。以“充满爱意的拥抱”为指向的性提供了超越控制的方法——用赖希的话说，是摆脱失控的性欲望的束缚的一条途径。一旦摆脱了“被驱使的性欲”，即企图“在每一位女招待的屁股上都掐上一把”的性欲，人们就应该“公开洋溢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了”。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第111～112页，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
何以创造这样一个局面呢?赖希说，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改革，而要靠大众性格的改革。对赖希来说，性格是一种防御构造，用以抵御生活之沉浮的保护性“盔甲”。他把性格描写成自我的慢性畸形构造，表现为僵死刻板。一个人形成这种盔甲以保护他不受外部和内部的伤害，尽管要付出巨大的心理代价；盔甲是由于里比多得不到释放而形成的。“自我的坚强”需要经历各种不同的过程。与某一令人沮丧的现实的认同，或更明确说，代表这个现实的个人给予这种防御以有意义的内容。焦虑产生于由令人沮丧的他者引发的攻击意识，这种焦虑反过来把苗头指向自我；一个人的能量就这样受到了阻碍，没有得到能动的表现，而成为顾虑。这些能量被收敛起来对性冲动构成了抑制，所以性冲动只能以强制的方式才能表现出来。
赖希的疗法通过破坏个人的“神经官能平衡”来刺透性格盔甲。对许多人来说，自发性享乐的能力源起于性快感，由于施虐、贪婪和自私而变得扭曲了。性格是虚伪的标志，然而,虚伪却可以改变，以至于产生快感。通过把里比多从性前期的固定状态释放出来可以打破神经官能的平衡。在治疗期间，婴儿的生殖器焦虑被重新激活，但却是作为恢复性高潮潜力的一个手段，这种潜力是作为扭曲的性心理发育的结果而丧失的。威廉·赖希：《性格分析》，视野出版社，伦敦，1950。
据赖希所说，弗洛伊德写作《文明及其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赖希阐释现代性过程中呈现的“危险”。威廉·赖希：《性亢进的功能》，第165～168页，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出版公司，纽约，1961。在赖希看来，弗洛伊德错误地把现代制度与一般文明等同起来。赖希预示了后来马尔库塞勾画的路线，指出现代文化具有特殊的压抑性;但他拒不接受死亡本能的观点，认为破坏性产生于被挫的里比多。弗洛伊德曾有意通过封锁他自己思想的激进含义试图颠覆性解放的可能性。威廉·赖希：《性革命》，第247页以下，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出版公司，纽约，1962。
这种看法有一些道理。福柯曾提出，弗洛伊德体现了现代人对性的关注，弗洛伊德在后来的著述中有意修正他以前对里比多的“夸张”强调。这一先例为后来的精神分析行业的大多数人所效仿，甚至拒斥死亡本能的概念。赖希自诩为真正信仰的辩护士。现代社会是父权制社会，它对一夫一妻制的强调有助于发展性格的独裁主义特点，因此，支持了一种剥削性的社会制度。在这一现象背后，是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即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在母系社会中，婴儿和青少年的性压抑还是未知的。
性与压抑：赖希(2)
赖希认为，没有性解放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自由和性健康是同一回事。他提倡妇女享有性表现的平等权利，但同时又特别注意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权利。儿童应该有权与他人进行性游戏，有权手淫；他们也应该受到保护而摆脱父母的管制。青少年应该拥有无拘无束地满足性需要的机会，这样，他们就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变化的动力。赖希认为同性恋是受挫的里比多的产物；他认为同性恋将随着进步的性解放而消失——如色情文学一样。
许多人认为赖希的后期著作怪诞异常，这是在生命趋于终结之时自身失常的一个人的思想。然而，其发展方向却是重要的，事实上，在其前期与后期著述之间有许多明显的联系。赖希很久就对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表示怀疑。据赖希所说，自由联想往往避开了而非有助于揭示病人的问题。他逐渐认识到，身体及体格有其自己的表现语言；为了真实地评价一个人，治疗专家不应该让病人长时间地谈话。“病人一停止说话，身体的情感表现就显而易见了。”“机能疗法”的基础就是通过生殖器亢进促进性表现。然而，其基本目的是要让个人通过身体来表现自己，从而“在极深远的程度上消除语言”。威廉·赖希：《性格分析》，第362页，视野出版社，伦敦，1950。赖希认为性能量被禁锢在个人的肌肉组织里，这一思想带有19世纪关于歇斯底里的观点的残余，但也预示了20世纪末把“紧张”视为一种身体病理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反射性控制被视为心理障碍的关键。这里用不着忏悔：赖希抛弃了谈话疗法而热衷于松弛、按摩和祛除身体紧张等方法。
赫伯特·马尔库塞(1)
马尔库塞也识别出趋向激进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隐蔽倾向”。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1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马尔库塞对埃里克·弗罗姆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持批评态度，他像赖希一样试图揭示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解放潜力。里比多得到了拯救，但是，死亡本能却始终在提醒人们纯粹的快感是有限度的。一切文明都假定是对生死冲动的“基本压抑”，但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制度提出的各种要求引入了一种历史的、可有可无的压抑负担。在适应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的过程中，个人事实上是在响应一种剥削性统治形态的迫切需要。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与拉康的解释有相似之处，尽管其结果相当不同。与拉康一样，马尔库塞批评自我心理学，十分强调无意识。然而，与拉康相反，马尔库塞认为，无意识的恢复为激进的社会批评提供了有力的中介；对马尔库塞来说，这是因为自我心理学接受现实的世界。通过转向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各种本能，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压抑的各种机制，也可以赋予现代性的解放前景以内容。
马尔库塞对解放的可能性的判断是由几个重要的概念步骤组成的，如把压抑分成基本的和剩余的压抑，并给现实原则加上行为原则。换言之，有些压抑形式产生于现代制度的“内在禁欲”，一旦超越了这些制度，这些压抑就烟消云散了。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说，这些压抑“按要求是多余的”。行为原则是在面对特殊社会秩序的(非永久性)历史现实而非心理现实时暗示的一种原则。比如，马尔库塞描写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就是一种社会形态，那里存在着剩余的压抑。然而，他迄今一直注重劳动语境中的剩余压抑。
对马尔库塞来说，解放与首要的快感相关，他把快感与享乐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现代工作纪律只有在身体被解除性欲时才是可能的。如果允许里比多从剩余压抑中逃脱出来，它就会威胁或完全破坏那个工作纪律。马尔库塞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证明，享乐主义“体现了关于社会的一个正确判断”。对肉欲的追求恰好击中剩余压抑的核心，因此固有一种批判棱角。而享乐主义却是无政府的，只有与真理相关时才具解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与福柯所说的性的“真实”大相径庭：它是与幸福和审美欣赏准则相一致的快感。在幸福的问题上，马尔库塞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幸福是“服从真理标准”的快感。赫伯特·马尔库塞：“论享乐主义”，载《否定》，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68。
马尔库塞指出，在《文明及其不满》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中，弗洛伊德把文明的压抑性，不是与各种本能本身的升华联系起来，而是与性关系的排外性联系起来。弗洛伊德说，“性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第三个人只能是多余的或令人不安的。”转引自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8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一对儿恋人不会对任何其他人感兴趣；文明不能容忍这样，因为文明依赖于更大的团体间的关系。在此，弗洛伊德仿佛再造了传统上对性爱激情的抵制。然而，如马尔库塞所正确地看到的，性爱可在双重意义上具有解放力：当视对方为平等之人而尊重时，爱便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框架，但也在肯定的意义上与更广大的社会公民相容。“自由性爱”不仅与“永久的文明的社会关系”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这种关系的条件。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9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马尔库塞常常用弗洛伊德反驳弗洛伊德，以表明弗洛伊德对现代性的心理需要的阐释既是革命的又是保守的。于是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认为原始自恋在现代文明中的残存不仅是神经官能症，而且是一种“可选择的现实”。尤其是，尽管不完全是在与性的关系上，自恋可以产生“与宇宙合一”的博大感觉。自恋主义通常被解作通过从更大的世界中隐退而对其进行的防御性适应(这里，我们还可以说，不仅弗洛伊德，而且像克里斯托佛·拉什和福柯等当代文化批评家都是这样解释自恋的，如福柯描写的“自我的加利福利亚海湾”)，这揭示了一种超越潜能。自恋“可能成为客观世界新的里比多发泄的来源和储存库——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新的存在模式”。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38页。
马尔库塞对生殖器性欲的性质的评价截然不同于赖希的评价。马尔库塞说，弗洛伊德提出，儿童的性兴奋采取普遍化了的身体性亢奋的形式，后来集中在生殖器上，这是性心理发育的正常过程。(实际上，如在第7章所指出的，弗洛伊德认为集中的生殖器性爱是男孩子的特点；女孩子则不得不以比较分散的性爱形式“应付一下”。)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向生殖器性爱的趋进是对现代社会秩序强加的各种快感可能性的一种限制。“生殖器暴戾”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身体需要参与工业劳动的部位都被剥夺了里比多。恢复身体的性功能，恢复与审美欣赏相关的性爱的原始意义，是未来革命变化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并不完全赞成可塑性性征，而把“性变态”，包括同性恋，视为对生殖器性暴戾的行为批判。这些行为批判标志着对性行为破坏生育予以抵制的场所。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64～166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赫伯特·马尔库塞(2)
对马尔库塞如同对弗洛伊德一样，死亡本能并不完全是一股破坏力。人的创造性是生死本能结合的结果，而现代文明所面对的问题是，死亡本能已经脱离了其与里比多能量的必要的相互作用。死的愿望已经融入到现代纪律严格的机械的性质中来，而这种纪律不仅仅充斥于工作场所。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将释放剩余压抑，同时也把死亡本能与性快感的资源重新联系起来。摆脱繁重的劳动不仅使身体，而且使自然恢复了性爱，因为生殖器性爱的突出性关系到对自然环境采取的工具性观点。“非压抑性升华”将是恢复与自然之和谐关系的基础。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2。
一种非压抑性文化——一种仅仅保持基本压抑的文化，马尔库塞认为，在某些方面将是心理的倒退。它将是文明的一次逆转，同时又是一次征服，是为了进步而后退。摆脱了“性”，爱欲便具有了文化建构的能力，而且远远超越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建构能力。只要有政治理论存在，我们就能从查尔斯·傅立叶那里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基于狂热的迷恋、不是激情的爱而是爱欲在群体的爱和友谊中的绽开的愉快合作，将成为社交活动的主导媒介。用马尔库塞的话说，“随着性欲转化为爱欲，生命本能将发展其感性秩序，同时，理性变成感性，致使其为了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容纳和组织必然性。……压抑性理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中，理性与幸福融为一体。”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9～180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性激进主义的各种可能性(1)
对于像赖希和马尔库塞一样认为现代文明固有压抑性的任何人，一个主要的难点源自福柯所注意到的公众的性迷恋。现代制度的成熟与越来越多的限制无关，而与其几乎无处不有的越来越高的声望相关。马尔库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供了一种解答。性放纵与解放根本不是一回事。性的商品化是普遍的，但色情却多多少少被从视野中彻底清除了。马尔库塞认为，西方最初发展阶段对性欲所持的抵抗态度已经成为人们积极的选择，而以快乐的外表掩盖其压迫性的“性自由”则不然。以前为法律所不容的一种意识被保存了下来；我们现在看起来似乎更自由了，但事实上却生活在臣属之中。
今天谁来为赖希和马尔库塞的思想辩护呢?几乎没有人。而问一问为什么则是有所教益的。福柯会说，赖希和马尔库塞与他们的宗师弗洛伊德一样，也为压抑假说所骗。他们每个人都相信，现代社会依赖于高层次的性压抑，这首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中显示出来。他们的这种假说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提出的其他观点也就值得怀疑了。然而，撇开压抑假说不谈，赖希与马尔库塞以及福柯之间观点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迥然。压抑性的升华机能丧失并不是福柯所要用的术语，而且与他的思想是相异的，但对他来说，如对其他人一样，当代的性放纵是一种权力现象，并不是通往解放的道路。福柯沉思说，“也许有一天会有一种不同的身体和快感经济”。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59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马尔库塞和赖希会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他们两人对其最终结果的看法都比福柯刻意阐述的还要全面。
要理解这些“性激进派”观点的局限性(以及在我看来是这些观点的持续重要性)，我们必须撇开福柯而诉诸于其他人。赖希和马尔库塞在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及性别或现代社会秩序中影响爱情关系发展的那些变化。赖希大量论述爱和父系家庭。在这方面，他至少步弗洛伊德的后尘，认为美好生活是基于爱情、工作和知识“三大支柱”建立起来的。然而，在他的著作以及马尔库塞的著作中，我们都没有看到关于性别和爱情本身作为革命影响的系统理论。性通常被描写为仿佛是两性共栖的，这是认为里比多无性别特征造成的直接后果。马尔库塞似乎偏偏忽视了弗洛伊德对性心理发展的不同途径的分析。虽然赖希和马尔库塞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但在著作中并未阐释妇女斗争在家庭环境和其他地方的影响。缺乏对爱情的关注是马尔库塞著作的一个难解的特征——尽管瞬间的反思将提醒读者这样一种缺乏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马尔库塞强调的现代性的困境大多是男性主导领域里的困境。我们只能假定，爱又一次被置于幕后的某处，被当作实际已经成为的妇女的专业。在前台，只有工薪劳动的世界，这自然被当作男性的事业。那么，马尔库塞描写的现代性的负担与戈德伯格等人阐释的“被毁坏了的男性”就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这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吗?
马尔库塞没有解释他所痛斥的性放纵源于何处。在我看来，赖希以及以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和压抑理论为起点的任何人，实际上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不管这种放纵得到多么激进的处理。激进地处理弗洛伊德的理论旨在表明，他视之为一般文明之特点的东西实际上是现代秩序所特有的。那个秩序被表现得比其实际要牢固得多，可以抵制任何变化。事实上，如果现代制度依赖于性压抑，这将增进而非减缓其进一步发展。说“性放纵”是一种扭曲的性形式就为增进自由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标签，但并未说明这个过程何以发生。此外，这些思想家们并未在这种自由化中看到进步的迹象；性放纵的增长并未威胁到把我们埋葬在包容一切的规训制度之中的无形大厦。
福柯把西方对性的先入之见作为研究的起点，并对压抑观念提出质疑。对性的关注，包括“性”本身的发明，是把监督作为生成权力的手段而加以普及的结果。这样的权力起初集中在作为机器的身体上——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斯·韦伯、甚至马尔库塞的影子——后来又集中在影响繁殖、健康和长寿的生理过程上。现代社会并非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基于剥夺生命的权力，而基于开发生命的权力之上，“反复地投资生命”。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9～142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我们可以说，前一种影响标志着福柯对苦行主义的接受，现代社会生活被认为浸透着这种苦行主义。如福柯所说，代表第二因素的“生活与历史之间的接触”再次成为别的什么了。人类几千年来生活在自然的招牌之下。自然环境支配着人类活动：人口增长大多受自然无常变化的控制。然而，大约从18世纪开始，这些过程便逐渐屈从于人类的控制了。
据福柯言，性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一种关怀，是因为它构成了关系到身体发育的两大影响之间的主要接合点。它是“接触身体生命和接触类生命的一个手段”。“个体生存之所以对性进行最细密的追求，其原因就在于此。人们在行为中、在梦中追求性;人们怀疑性是致成最微小的蠢事的基础，将其回溯到最早的童年。”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46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把性当作权力使性成为一个秘密，但在福柯看来，也把“性”构造成可向往的东西，我们必须在从事性活动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个性。在福柯看来，赖希对性压抑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试图解放的性的囚徒。自19世纪以来性行为方面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却没有伴随着赖希所预见的其他变化，这个事实表明，这种“反压抑”的斗争本身就是性领域的一部分，而非对性的颠覆。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0～131页。
性激进主义的各种可能性(2)
然而，我们在第二章中加以批评的福柯自己的观点并不多见。福柯所说的权力——按自己的意志秘密做事的那种“权力”——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是性别权力。被削弱了力量的、被排除在现代性的核心舞台之外的，是妇女，她们享受性快乐的能力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她们开始建构基础革命。爱，以及劳伦斯·斯通所说的那种情感个人主义，正处于家庭组织变化的核心，在影响?密生活的其他变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变化在较一般的意义上并非源起于国家或行政权力。如果接受而且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权力既是生成的又是分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变化并非产生于权力而是产生于权力的缺乏。
福柯特别解释了生物权力的抑制形式何以由更能动的形式取代的原因。第一种是由创造共谋劳动力的要求所控制的；第二种与20世纪的一个晚期发展阶段相对应，在这个阶段，劳动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屈从于直接控制了。这样的过渡一经实现，性便被疏导入多样化的社会线路，并多多少少因此而无所不在。
这个观点当然没有说服力，即便仅只涉及狭义上的性行为，更不用说影响较为普遍的个人关系的变化了。它意味着我们的性迷恋衍生于性欲作为话语现象的纯粹扩张，使其进入了它以前不在场的区域。我认为，生物权力并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样能解释前几章中讨论的性态度和观点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在某方面是斗争的结果，不可能否认其中所涉及的解放因素。恰如赖希和马尔库塞所预见的，也许不是解放，但也不仅仅是福柯所建议的挣脱缠结的蛛网的斗争。妇女已特别赢得了性自由，不管这种性自由仍然多么不全面，但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已是非同寻常了。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现远较开放的关于性的对话了，实际上整个人口都卷入了这种对话，这是前几代人所无法想像的。
制度性压抑和性的问题
我们因此来重新思考性与权力的关系，首先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断言，即这种权力一事无成。权力的生成方面，与其分配特性一样，与社会组织的特殊属性、与固定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以及与制度反射性的不同语境和模式密切相关。性不是“权力”创造出来的，而至少就任何直接的意义上说，性的蔓延也不是它对这种“权力”的至关重要性造成的。
在我看来，生物权力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福柯所构想的生成学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相反，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区别出几条组织和个人变化的线索。现代制度的管理发展应该与自然和生殖等基本过程的社会化区别开来，并直接与性相关，但不能用福柯建议的方法加以分析。这些反过来应该与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和与其相关的个人生活的革新区别开来。
至于监督的作用，我们可以同意福柯的观点，与个人生活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性也彻底陷入了权力体系的扩张之中，并受到这种扩张的重建。现代组织，包括国家，在前现代文化所未知的诸方面渗透到局部活动之中。科学的话语——包括社会科学——都直接卷入了这些活动。然而，如前所述，管理权力的创造远远超过了福柯所承认的一种辩证现象。监督的扩展为调动和对抗性权力创造了空间。一个具有发达的制度反射性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负荷的社会，使个人和集体参与的形式成为可能，这些形式从本质上改变了性领域。
可以认为，颇具特性的现代性运动趋向于内在指涉系统的创造——即由本身固有的内在原则所决定的活动秩序。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5章，并散见于各处，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在前现代文化中，社会生活的某些独特领域易于受到“外部”影响的支配(有时作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而被传统稳定下来，但也包括生物和物理因素)。然而，随着现代制度的到来，这些越来越屈从于社会介入。于是，“偏离”的发明使一些杂乱的外部特征社会化了，其中包括贫穷、流浪和疯狂，所有这些曾几何时都被当作自然的生存界限，当作“上帝的意志所给定的”东西。偏离是社会构成的，同时，又通过隔离的过程与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域相区别。同样，疾病与死亡，过去曾是生物对社会施加影响的“限定点”，现在也越来越社会化了，从视野中消失了。
被隔离的自然与性在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繁殖的社会化连接起来。虽然现代避孕法是繁殖作为一种内部指涉系统的最明显的技术表现，但却不是其原初的动力。这主要源于繁殖与福柯提到的马尔萨斯式状况的分离。米歇尔·迪恩：《贫穷构成》，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91。一旦家庭规模开始受到严格限制——主要从家庭内部发展的一种限制——繁殖就会基本上受生儿育女的欲望的支配，这种欲望把生儿育女当作一种自治的关怀。童年和母性的发明在这里找到了根源。只要性行为与繁殖、与传宗接代紧密相关，“性”就不会有独特的存在。性活动分化为以繁殖为取向的和以性爱为取向的两种——那种分化也把妇女分成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两种。
性一经成了个人的财产，寿命就越具有内部指涉性，自我认同就越被视为反射性的组织化努力。正如性可以被构成这样一个领域一样，性也隐退到幕后，在物理和社会的意义上从视野中消失。性现在是以?密为基础铸造与他人之关联的一种手段，已不再根植于世代承继的一种固定的?缘关系。激情被世俗化了，脱离了性爱激情，并重新组织成浪漫的爱之情结；激情被私有化了，并得到了重新定义。
被说成是“经验的隔离”的东西米歇尔·迪恩：《贫穷构成》，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91。是现代制度越来越激进地冲破传统的结果，是其控制系统越来越侵入社会行动先存的“外部系统”的结果。其结果是道德和伦理特征的消解，这些特征曾把社会活动与超验因素，与自然和繁殖关联起来。事实上，这些都是为了换取现代社会生活提供的惯例的稳定。一种本体安全感基本上源于惯例本身；无论何时，既定惯例一被打破，个人就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变得脆弱不堪。仅就迄今所论而言，这种脆弱就性别来说显然不是中性的。
隔离是一种压抑形式，一种“忘却”，但隔离并不假定一种愈加深重的内疚。相反，与反射性自我规划相关联的羞耻机制，尽管并不完全取代涉及内疚焦虑的那些机制但却与之交织在一起。倾向于羞耻感的一种上升趋势——感到自己无价值，生活空虚，身体又是一个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机器——是现代性内部反射系统的普及造成的。反射性自我规划为自治和幸福带来了如此众多的可能性，必须放在大多缺乏伦理内容的惯例的语境下加以理解。性活动易于受到那种“空虚”的困扰，受到对难以表述的完善感的追求的困扰，这种追求影响到两种性别，尽管是以不同方式。对男人来说，这是一种不懈的追求，志在克服各种不充分的情感，这些不充分的情感深深刺痛了必须抛弃母?的小男孩的心。对女人来说，最突出的是“寻找”所欲望的但却得不到的父亲的“传奇”。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对爱的渴望。
偏执的现代性
在此，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说现代文化中存有一种普遍的对性的先入之见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以马尔库塞的方式进行的一种解释会把商品化作为这种先入之见明显存在的主要领域。性产生快感；而快感，或至少是快感的许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品营销提供了杠杆。性意象在市场上几乎无处不有，成为一种巨大的销售手段；可以认为，性的商品化是转移大众视线、使其脱离真正需要的一种手段，不管这些需要是什么。因此，可以依据从取决于劳动、纪律和自我否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向以培养消费主义因而培养享乐主义为核心的秩序的运动来解释性的重要性。
然而，这样一种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说明性何以具有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性是消费主义的一个有力辅助，那一定是因为对性的一种动力关怀已经存在了。此外，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性是焦虑的、不安的，充满了张力。快感被太多的对抗性倾向所包围，所以，性构成了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核心这一提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
另一种观点可能也是取自福柯的。性将是我们的“真实”，是现代文明一种普遍化了的忏悔原则的核心。我已经提出一些理由证明这个观点在分析层面上是不可行的；将其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描写性特征也不是很令人信服的。弗洛伊德的思想即刻受到其他疗法的挑战，这些疗法都对他赋予性的绝对重要性提出质疑。“性作为真实”这一观点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我们几乎不能说它已成为整个现代思想的能动原则。
第三种解释可能指向性癖好现象。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性可见于今天性行为的强制性质。可以说，这在强制性色情文学、淫秽杂志、电影和其他媒体中是显而易见的，也显见于许多人对性体验的一味追求。这在描写上是很充分的，但我们还是要问这种情形源于何处，也要考虑这种事物状态何以在假定以性压抑为基础的社会里产生。
我认为，这些难解之谜可以以下列方式解决。性作为这些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隔离或私有化了，母性就是依据这些过程被发明出来的，成为女性领域的基本构成因素。性的隔离大多是社会而非心理压抑的结果，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对女性性反应的限制或否定，和对被认为毫无问题的男性性征的普遍接受。这些发展是两性之间的古老划分、尤其是纯洁与不纯洁妇女的划分的重写，但却是以新的制度模式重新塑造的。性越是脱离繁殖、融入一个正在出现的反射性自我规划之中，压抑的制度体系就承受越大的压力。
事实上，妇女负有管理现代性已安排就绪的改造亲密关系的责任。制度性压抑的体系从一开始就由于把妇女从公共领域排除出去而承受着压力。男人继续进行的对女人本性的探讨不仅仅是传统性别他性的一种表现，而且也是对自我认同和?密关系等未得到承认的领域的探讨，这是男人几乎尚未进入的重组的社会生活领域。因此，性确确实实成了两性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关注的。对妇女来说，问题是把爱构成交往和自我发展的一种媒介——相关于男人以及孩子的一种媒介。女性性快感要求的提出构成了重构?密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与公共领域里的任何追求一样重要的一种解放。对男人来说，性活动成为强制性的，致使其仍然孤立于这些隐蔽的变化。
性解放
福柯的著作发表之后，出现了关于性解放的种种提法，而且都与赖希和马尔库塞的观点大相径庭。其大部分是可塑性性征这一主题的变体。可以认为，对“正常”的异性恋所作的“生物证明”已经瓦解。过去所说的性变态不过是性爱得以合理表现、自我认同得以合理定义的方式。对多种性倾向的承认与对生活方式的多元性的接受相对应，这是一种政治姿态：
言说的性变态者，在早期性学家的巨著中只在经过巧妙伪装的公共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已经名正言顺地高谈阔论了。他们不再需要用克拉夫特-埃宾格或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拉丁文或散文打腹稿，或进行医生与病人之间复杂的移情与反移情。他们通过小册子、杂志和书籍，采用高度色情化了的背景的符号，用钥匙、色彩和服装等精密的语码，通过大众媒体和比较世俗的家庭生活细节，来发表自己的街头政治。杰弗利·韦克斯：《性以及对性的不满》，第213页，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5。
“激进多元主义”的方法是试图提出性选择纲领的解放尝试；但并不主张这些纲领代表一致的道德原则。多元主义的激进价值并非衍生于其惊奇效果——几乎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惊奇了——而衍生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正常的性爱”只不过是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选择。“主观感受、意向和意义是判断某项活动的优点的关键因素。而决定性因素是对作出选择的语境和环境的意识。”杰弗利·韦克斯：《性以及对性的不满》，第219页，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5。性多元主义的倡导者们提出，性多元主义不是对性的屈服，而是提供恰似福柯所提出的一种可能性，即克服性施与我们生活的控制。
然而，不言而喻，这样一个目标是模糊的，任何只强调选择因素的性解放都只能面对一连串的攻击。性解放的意义和潜力需要以不同方式加以理解，尽管接受可塑性性征的合理性无疑是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对此，几点暂时的见解可能会有所助益。把性能量与现代社会秩序的规训特点相对立的任何观点都不可能有多大的价值。把比较怪异的或非传统的性形式视为先锋，并利用这个先锋打击正统观念的堡垒直至其屈服，这样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价值。最后，如果性多元主义将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它必须不仅只提供一种不经意的都市主义，尤其是在性本身固有的其他问题，包括性别差异和纯粹关系的伦理学等问题都未得到解答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