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论证了性在今天对我们实际具有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性对于现代性的控制系统的意义，而是因为性是另两个过程之间的连接点：即经验的隔离和?密关系的变化。当传统的行为模式带着其全部的道德丰富性——以及不平衡的性别权力——被现代性的内部指涉秩序所取代时，性与繁殖的分离和繁殖的社会化便得到了发展。同时，当过去“自然的”东西愈加社会化并部分成为直接结果时，个人活动和相互作用的领域便开始得到根本的改变。性是说明这些变化的隐喻，也是它们表现的焦点，尤其是在反射性自我规划方面。
经验的隔离把个人与一些主要的道德参照点分离开来，在前现代文化中，社会生活就是根据这些参照点来维护秩序的。在这些文化中，与自然和与传宗接代的关系都由传统的实践形式和具有宗教内涵的伦理符码来协调。内部指涉系统的引申把个人保护起来，使之不受人类生活的生存界限的干扰，但却对这些生存界限提出的问题未予解答。可以认为，性使我们接触那些已经失去了的经验领域，从而获得了强制的性质，以及兴奋和危险的氛围。其极乐或许下的极乐的诺言具有“伦理激情”的回响，这正是超验象征主义的灵感来源——当然，不同于生儿育女的性的那种培养起来的性欲，很久就与宗教性相关了。
结论
如我所说，现在几乎没有人读赖希或马尔库塞的著作了。然而，他们各自幻想的非压抑性秩序仍保有一些美的成分，而把这些美的幻想仅仅打入忘却的冷宫则根本不是明智之举。如性激进分子所声称的，性是进行根本政治斗争的领域，也是获得解放的媒介。赖希和马尔库塞都强调，一个非压抑性社会应该是性越来越脱离强制性的一个社会。因此，解放假定在可塑性性征普遍化的语境中行动的自治性，仅就解放创造一种个人生活的伦理学这一点而言，它与性放纵相区别；这种伦理学使幸福、爱和对他人的尊重三者的结合成为可能。
性激进分子假定，甚至在我们开始思考这种事物状态之前，一个双重的革命秩序就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必然要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巨大的心理变化也将是必要的。然而，如我所说，如果性压抑首先是与性别权力相伴为伍的社会隔离问题的话，那就要换一个侧面来看待事物。我们没有必要坐等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来推进解放事业，这样一场革命也不会有所助益。革命过程在个人生活的基础结构中已经在进行。?密关系的变化推动着心理的和社会的变化，而从潜在意义上说，这种“自下而上”的变化可以通过其他更公开的制度扩散开来。
我认为，性解放可以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情感重组的媒介。然而，在这个语境中，解放的具体意义并不像性激进分子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实在的心理特性或行为模式。更有效的是从程序上来理解，将其解作对个人进行激进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谈论性解放者必定谈论性民主。这里，关键的不仅仅是性。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作为一种可能性从根本上引申到友谊关系，而关键的则是引申到父母、孩子和其他亲属的关系上来。
作为民主的亲密关系(1)
私下领域的民主化在今天已不仅成为议事日程，而且已在纯粹关系的保护之下成为一切个人生活的隐含性质。民主在公共领域的培养大体上首先是男性的事——妇女最终主要通过自己的斗争也能设法参与进来。个人生活的民主化是一个不甚明显的过程，这恰恰部分由于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公共领域，但其含义却同样深刻。迄今为止妇女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骨干作用，即便如在公共领域中一样，其终极益处是面向每一个人的。
民主的意义
首先值得考虑的是正统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或可能意味着什么。关于民主再现等的特征问题存有很大争议，但在此我不想涉及这些问题。如果要对各种政治民主的方法加以比较的话，如戴维·赫尔德所表明的，那么，大多数方法之间都存有共同因素。本章第一部分我追述赫尔德的思想。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政体出版社，剑桥，1986。这些共同因素都旨在稳定个人之间“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从而促进一些结果的产生：
①为人们发挥潜力、表现不同个性创造条件。这里的主要目标是，每个个人都应该尊重其他人的能力及其学习和加强自身禀赋的能力。
②保证不滥用政治权威和武力。这假定了在某种意义上决策是由受决策影响的人来协商的，即便这些决策是由代表大多数人的少数人制定的。
③个人参与决定相互联系的条件。这种情况的前提是，个人接受其他人判断的真实合理的性质。
④扩大经济机会，发展可利用资源——这包括这样一个前提，当摆脱了物质需要的负担时，个人能最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
自治性的观点把这些不同愿望联结起来。自治性意味着个人自我反思和自我确定的能力：“思考、判断、选择和实施各种可能的行动进程。”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270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6。显然，当政治权利和义务与传统和固定的财产权紧密相关时，这种意义上的自治性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然而，当这些联系消解之时，向自治性的运动就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了。个人如何最有效地确定和调节其联合的条件，对这一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怀实际上是对现代民主的一切阐释的特点。促成自治性倾向的那些愿望可以概括为一个一般原则，即“自治性原则”：
在决定自身生存条件的过程中个人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即是说，他们在确定创造和限制可得机会的框架时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因此负有平等的义务)，只要他们不利用这个框架否定其他人的权利的话。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27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6。
因此，民主所意味的不仅仅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我发展的权利，而且还有(分配)权力的宪法限制。“强者的自由”必须受到限制，但这不是对所有权威的否定——不然的话就只能在无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如此。权威是可以据其自治性原则证实其合理性的，换言之，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共谋何以强化自治性，对此可以给予可辩护的理由。宪法权威可以解作一种隐含的契约，这种契约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相互公开协商的联合条件。
提出自治性原则而不阐述实现这个原则的条件是没有益处的。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其中之一是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必须是平等的——在政治领域内这通常是“一人一票”规则所追求的结果。每个个人的公开选择必须具有同等地位，在某些情况下要符合必要的资格，这是由于被证明为合理的权威的存在所使然。此外，还必须有有效的参与；必须为个人提供说话的工具。
公开争论的论坛是一定要提供的。民主意味着讨论，使“更有效的论证”有机会与其他决策手段相抗衡(而最重要的决定则是政策的决定)。民主秩序为中介、协商和必要的妥协提供制度安排。公开讨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民主教育的手段：参与与别人的争论可以导致更开化的公民的出现。在某方面，这样一种结果产生于个人认知视野的开阔。但也衍生于对合法的多样性——即多元主义——的承认和情感教育。在政治上受过教育的对话者能够以积极的方式疏导其情感：由信念而说理，而非通过论战或情绪化的抨击而执迷于不良思想。
公众责任是民主政体的又一基本特点。在任何政体中，决定是代表他人做出的。公开争论在正常情况下只是就某些问题和在特定关头才是可能的。然而，所做出的决定，或已制定的政策，必须接受公众的审查，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责任不可能是连续的，因此与信任携手并进。信任产生于责任和开放性，同时也保护责任和开放性，是贯穿整个民主政治秩序的一条线索。这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因素。
把自治性原则制度化意味着明确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必须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上的。权利具体规定随政体资格而来的特权，但也表明个人相互承担的和政治秩序本身所承担的职责。权利从本质上说是授权形式；是促成性机制。职责具体规定为所授予的权利付出的代价。在民主政体中，权利和职责是协商的，永远不能简单地假定——在这方面，它们迥然不同于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权或简单地根据个人的社会地位确定的其他权利。因此，权利和职责必须成为不断的反射性注意的焦点。
作为民主的亲密关系(2)
应该强调的是，民主并非像批评家们常常断言的那样必然促成同一性。民主不是多元主义的敌人。相反，如上所述，自治性原则鼓励差异性——尽管这个原则坚持不应妨碍差异。民主是特权的敌人，这里，特权被定义为拥有权利或财产，群体的所有成员不能公平地使用这些权利和财产。民主秩序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铲平”过程，而是为个性发展提供一个过程。
理想并非现实。具体的政治制度何以发展这样一种完美的框架，这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思想中有一些乌托邦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现代社会颇具特色的发展倾向是趋于这些乌托邦因素的实现。换言之，乌托邦主义的性质与清晰的现实主义因素达到了平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54～158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90。
个人生活的民主化
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民主的许诺：这是我在前几章中提出的主题。这一许诺的结构来源是纯粹关系不仅在性的领域、而且在父子关系的领域的出现，以及亲缘和友谊等关系形式的出现。我们可以预见为个人的民主秩序制定的伦理框架的发展，在性关系和其他个人领域中与一种融会之爱的模式相一致。
如在公共领域一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大的。如前几章所表明的，在异性恋关系中尤其存有深刻的张力根源。两性之间深刻的心理和经济差异起着阻碍作用。然而，在此，乌托邦主义可以再次随时被现实主义所抵消。有助于改造个人行为环境的那些变化已经发生，它们都趋向于民主性质的实现。
自治性原则为这些过程提供指导线索和最重要的实质性因素。在个人生活领域，自治性意味着反射性自我规划的成功实现——这是与别人平等相处的条件。反射性自我规划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即允许与过去相关的自治性，这反过来又促成了对未来的殖民化。如是观之，自我的自治性就允许固存于民主秩序之中的对对方能力的尊重。自治的个人能够如此对待对方，并认识到其各自潜力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威胁。自治性也有助于成功地控制关系所需要的个人界限。当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用作发挥旧的心理禀赋的工具时，或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建立起相互强制性的地方，这样的界限就被僭越了。
上面提到的公共领域中民主的第二和第三个条件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民主化。暴力和虐待关系普遍存在于性领域和成年人与儿童之间。这种暴力大多产生于男人，而且是针对比自身软弱的人的。作为民主的一个解放理想，禁止暴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关系中的强制性影响显然不仅仅采取身体暴力的形式。比如，个人可能有滥用语言和情感的倾向；俗语说的好，婚姻代替不了尊重。避免情感滥用也许是平衡权力关系的最难的方面;但是，指导性原则显然是尊重对方的独立观点和个性。如一位?密关系向导所说，“没有尊重，耳朵会变聋，态度会变酸，最后，你琢磨不透你何以会与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如此无能、愚蠢、不可靠、迟钝、丑陋、恶臭、邋遢……你不知道你何以非要选择一个搭档不可。‘我一定是发了疯了。’”C爱德华·克罗塞:《亲密关系:成功关系的策略》,第45页,戴尔出版社,纽约,1988。
“个人参与决定其联系的条件”——这一说法例示了纯粹关系的理想，表达了传统与当代婚姻之间的根本区别，切中改造?密关系的各种民主化可能性的要害。当然，这不仅适于一种关系的发起，而且适于关系的继续或解除中固有的反射性。不仅仅需要对对方的尊重，而且要对对方敞开胸怀，这样才能符合上述标准。向对方隐藏真实意图的个人不可能提供合作决定各种关系条件所需要的属性。以关系为主题的每一个治疗文本都将表明，向对方直抒胸臆——作为交往而非倾吐情感的手段——何以是民主有序的互动关系的约束性愿望。
权利和义务：如我试图阐明的，在某方面，权利和义务限定实际的?密关系。?密关系不应解作一种相互描写，而应解作限定实际活动日程的一系列特权和责任。权利作为获得?密关系之工具的重要性在已婚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中显而易见。妇女首先提出离婚的权利就是一例，这似乎只是一种否定的赞成，但实际上却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其平衡效果不仅仅是授权逃离一种压迫性关系，尽管这很重要。这种效果限制了丈夫强行控制权的能力，因此，有助于把强制性权力转变成平等的交往。
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政治民主的这一基本律令也适用于纯粹关系领域。只有在对对方承担责任、把特权与义务相平衡的情况下，权利才有助于消解武断的权力。在关系中如在别处一样，必须认为义务是可根据其内部协商加以修改的。
那么，责任及其与权威的关系呢?责任和权威——在其存在的地方——在纯粹关系中都与信任密切相关。没有责任的信任完全可能是片面的，即是说，无意中变成依赖性；没有信任的责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对方的动机和行动进行连续不断的细察。信任需要有对方的可信度——不需要不断查账的有据“贷款”，但必要时可以进行定期审查。被对方认为是可信的是对个人诚实的认可，但在平等的背景下，这种诚实也意味着揭示行动的理由，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影响对方生活的任何行动都是有充分理由的。
成年人之间纯粹关系的权威性是作为“专业化”存在的——一个人具有特殊发展的能力，而对方却没有。在此，不能把对对方的权威性混同于父子关系中的权威性，尤其是涉及少儿的关系时。父母与少儿的关系能是民主的吗?可以是民主的、也应该是民主的，恰如一个民主的政治秩序一样。爱利森·詹姆斯和阿兰·普鲁特：《建构和重建童年》，法尔默出版社，巴辛斯托克，1990。詹姆斯和普鲁特提出的研究童年的“新范式”与这里所提出的观点紧密相关。换言之，实验性地与成年人享有同等地位是儿童的权利。由于儿童太小而不能理解其后果因而不能与儿童直接协商的行动，应该得到反事实的证明。其假定是，如果儿童足以自治到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成年人协商，那么，协议便可达成，信任便得以维护。
机制(1)
在政治领域，民主涉及宪法的制定，正常情况下，也需要设置就政策问题进行公开争论的论坛。纯粹关系语境中都有哪些相应机制呢?仅就异性恋关系而言，婚姻契约曾经是权利法案，本质上把这一联结“分离但却不平等”的性质形式化了。把婚姻转变成忠诚的能指而非忠诚的决定因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形。近似于纯粹形式的一切关系都保持着一种隐含的“滚动契约”，当双方都感到不公平或压迫时，都可以诉诸这个契约。滚动契约是一种法律手段，是双方就关系性质进行公开讨论的基础，但由始至终都是可协商的。
下面是一本“守则”，是以自助手稿拟定的，旨在帮助妇女发展较满意的异性关系。其作者指出，个人应该首先把在以前的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列成目录——主要是她认为是自身的问题和以前的情人的问题。她应该与对方共用这本守则，对方也应该提出与此相一致的一套规则。
规则1：当我发现自己试图给我喜欢的一个男人留下印象，大谈特谈我自己而不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时，我将停止行动，集中思考他对我是否合适。
规则2：一旦发现消极感觉就立刻表达出来，而不要等到它们积少成多——即便这意味着给对方带来不安。
规则3：我将设法弥补与前夫的关系，从自己身上寻找被伤害的原因，不把他说成恶棍，也不把自己说成受害者。
规则4：当感情受到伤害时，我要对对方讲出我的感觉，而不是板着面孔,进行报复，假装不在乎，或耍小孩子脾气。
规则5：当我发现自己是在填补空白(关系中的“死”区)时，我将停下来，自问对方近来是否给我很多回报。如果没有，我将向他索取我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改善处境。
规则6：当我发现自己给对方并不需要的劝告，或把对方当小孩子看待时，我将停下来，深呼一口气，让他自己去琢磨，除非他请求帮助。芭芭拉·德·安吉里斯：《每个女人应该知道的男人的秘密》，第274页，索森斯出版社，伦敦,1990。
这样一个目录初看起来让人脸红，不仅仅令人难堪地幼稚，而且完全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如维特根斯坦深刻教导我们的那样，把规则作为规则来陈述改变了规则的性质。可以认为清晰地阐明这些规定可能剥夺了它们产生正面效果的所有机会，因为只有它们在被认为当然的情况下，一种关系才能顺利地发展。然而，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没有切中要害。社会生活中积淀的差异性权力可能不会改变，如果个人拒绝反思地检验自己的行为及其暗含的正当理由的话。这些规则不管看起来多么单纯，如果应用得当，都有助于把个人的行为从无意组织起来的权力游戏中挖掘出来。原则上，它们用来增进自治性，同时又要求对方的尊重。
一种滚动契约并不涉及绝对的道德准则。这项契约衍生于一个特殊的“关系问题目录”，目录上所列的各项以前都是“消极因素”。所论的个人感到她过分关注给她所感兴趣的男人留下什么印象，恐怕吐露自己的恐惧和需要会使对方不安，并愿意母?般地对待对方，等等。当然，这样一种“宪法”只有在与上述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时才是民主的;它必定表明自治和平等的个人的汇合。
自由和公开交往的迫切性是纯粹关系的必要条件；这种关系是其自身的讲坛。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归到原处。自我的自治性，对强制性的突破，是与对方进行公开对话的条件。这种对话反过来又是表达个别需要的媒介，以及反射性地组织关系的手段。
民主是乏味的，性是刺激的——尽管也许很多人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民主准则何以影响性经验本身呢?这是性解放问题的本质。从本质上说，这些准则把性与分配权力隔裂开来，最重要的是与生殖器权力割裂开来。?密关系变化中暗含的民主化包括但也超越了“激进的多元主义”。对性活动没有划定任何界限，而自治性原则的概括化和协商后的纯粹关系标准所引发的那些界限除外。性解放包括可塑性性征与反射性自我规划的统一。比如，只要自治性原则和其他相关的民主标准在各个方面都得以维持，就不必对变化无常的性欲施加什么限制。另一方面，在这种性欲被用作一种剥削性控制模式的地方，不管隐蔽与否，或在它表达一种强制性的地方，都不会实现解放的理想。
政治民主意味着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治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这在纯粹关系领域同样适用，尽管如在政治秩序中一样，重要的是要避免经济还原主义。民主愿望不必意味着资源的平等，但显然有那方面的趋势。民主愿望的确涉及包括资源在内的经过反射性协商的权利契约，将其作为关系的限定性部分。在异性恋关系中这一律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男人和女人在可用的经济资源、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方面所负的责任是不平衡的。民主模式以这些领域里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其目的大可不必是完全的平等，就如同据自治性原则协商的公平安排一样。任务与报酬的某种平衡将得到协商，致使每一方都是可接受的。劳动分工可以确定，但不是简单地依既定标准继承的、或由带给这种关系的不平等经济资源所强加的那种分工。
在更宽泛的社会中存有一些结构条件，这些条件渗透到纯粹关系的核心；相反，这些关系如何决定涉及更宽泛的社会秩序。公共领域的民主化，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化，为个人关系的民主化提供了本质的条件。但其反面也适用。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自我的自治性发展对于更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涵义深远。
机制(2)
在最广延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有一种对称。考虑一下今天全球策略和冲突分析中突出的位置交涉与原则协商之间的区别。在位置交涉中——可以等同于缺乏?密关系的个人关系——在谈判中每一方都采取极端的立场。通过相互威胁和磨擦，一方或另一方被制服了，于是便得出一个结果——如果谈判到此时还未完全破裂的话。以更加民主的方式管理的全球关系趋于原则性的谈判。这里，各方的相互作用以发现相互的基本关怀和利益开始，首先辨识出一定范围内的可行选择，然后进行筛选。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对方的敌意是区别开来的，因此既可能坚持谈判的实质内容，又可能对对方持支持和尊重的态度。总之，如在个人领域一样，差异可以成为交往的手段。
性、解放、生活政治(1)
没有人知道能否在全球层面上发展一个民主制度的框架，或从另外的角度看，世界政治能否滑入可能威胁整个行星的一种破坏性。没有人知道性关系能否成为非永久性联系的一片荒漠，既有情感厌恶又有爱，同时又有暴力的疤痕。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充分理由持乐观主义态度，但在一种已经放弃了天意的文化中，我们必须依据公认为危机的背景来制定未来的蓝图。全球现代性规划的开放性质在日常社会实验的不确定性结果中有其真正的对应物，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切地说，民主并不足够。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内部指涉系统的一种政治；它的目的是控制分配性权力，而不能面对权力的生成方面。它抛开经验的隔离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性在现代文明中极具重要性，因为对于日常生活所必须提供的技术安全来说，性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联结点。它与死亡的关联对我们来说已是怪异的和难以想像的，如同它对生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一样。性已被禁锢在对自我认同的寻求之中，性活动本身只能于瞬间实现这种自我认同。“放下你那颗熟睡的头，我的爱人/我那不忠的胳臂上的人。”如此程度的性欲是失败了的爱，注定是无休止地在解剖学和身体反应的同一性中寻求差异。
在激情的私有化与性在公共领域里的浸透之间存在着张力，在这种张力中，以及在今天使男女分化的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新的政治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其与性别的关联中，性导致了个人政治的产生，如果仅只与解放相联系，这就是被误解了的一句话。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学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7章，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在制度反射性的语境中运作。它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的隔离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这些是把抽象哲学、伦理思想和非常实际的关怀融合在一起的问题。
生活政治学的领域涵盖一些存在着进行局部区别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的问题。仅就这个问题聚焦于寿命、被视作一个内部指涉系统而言，反射性自我规划只能以控制为指向。它除真实性之外别无道德性，这是那句古老的名言“愿你的自我真实”的现代翻版。然而，今天，传统已经逝去，“我将是谁?”这个问题难解难分地与“我将如何生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此，许多问题自行呈现出来，但仅就性而言，性认同的问题则是最明显的。
可以认为，两性之间达到的平等程度越大，男性性征和女性性征的先存形式就越是聚敛于某种两性同体模式之上。情况也许如此，也许不是如此，这要依差异在流行的性政治学中的复兴而定；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努力确定两性同体的内容，它就会空洞乏义，而这是确定价值的问题。只要性认同是依据性差异建构起来的，如是提出的困境就被隐藏起来了。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符码实际上不承认任何中介实例，把性别附属于性之上，仿佛二者是同一事物。于是，性别的属性便被描述为以下几点。
①每一个人都必然是男性或女性，不存在“居中”者。
②个人的身体特征和行为特点据一主导性别模式而被解释为男性的和女性的。
③在可行的性别地位的行为模式限阈内，性别特点依据常规得以衡量和评价。
④如此构成和重构的性别差异被用来具体确定性认同，同时把“跨性别”因素过滤出去。
⑤行为者依据“自然给予”的性认同监控自己的表象和行为。霍利·丹佛尔：《性别倾向——面对双重性的局限》，第147～149页，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布鲁明顿，1989。
这些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男性易装癖尽管在精神分析学文献中不再被视为性变态，但仍然受到普遍攻击，这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妇女的情况由于更具含混性而显得更有趣，她们具有或培养男性的表征。现代社会中表象、行为和服装的流行标准使得女人在这些方面更相似于男人，相反的情况则通常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双重性还是易于得到推行：如果一个人不“真的”是男人，那么，她就必然是个女人。拒绝打扮成“女性”的妇女常常会受到骚扰：
我不穿女式服装，我不化妆，或携带女士包和像女性一样做事。我的男朋友对我说这是我之所以被人纠缠的原因，而我知道这是事实，但我拒绝那样做。穿着女式服装很不舒服。不能像现在这样坐着。就好像你有固定的走路姿势一样。化妆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细微差别。霍利·丹佛尔：《性别倾向——面对双重性的局限》，第128页，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布鲁明顿，1989。
不平衡的性别权力与根深蒂固的心理禀赋的结合把双重的性分化牢牢地固定下来;但在原则上，对事物可以进行完全不同的组织。由于解剖学已不再是最终目的，性认同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生活方式问题。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性差异将继续与类的繁殖机制联系起来；但这些差异已不再有充分理由在行为和态度上与明显的断裂达成一致。性认同可以通过与表象和行为举止相关的各种性格构造来形成。两性同体的问题将根据可证明为受欢迎的行为来解决——而别无他法。
性、解放、生活政治(2)
性认同的问题是需要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然而，似乎非常可能的是，这是约翰·斯托尔坦伯格称作“拒绝做人”的一个因素。约翰·斯托尔坦伯格：《拒绝做人》，方塔纳出版社，伦敦，1990。拒绝男性性征与接受女性性征并不是一回事。这又是一个伦理建构的问题，不仅把性认同，而且把更广义的自我认同与对对方的道德关怀关联起来。阴茎是存在的；男性的性仅只是生殖器，即男性性征的自我核心。有些信仰适于男人而不适于女人，反之亦然，这一想法随着生殖器逐渐萎缩成阴茎而可能消失。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和自然界的控制和男性领域通过“理性”而成为焦点。理性在有序调查的指导下脱离了传统和教条，同时也脱离了情感。如我所说，这与其说是巨大的心理压抑过程，毋宁说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制度分化，一种严格遵循性别路线的分化。把妇女与非理性相等同，无论在严肃的气质上(疯狂)，还是在看似不太重要的时尚上(妇女作为变化无常的生物)，都把她们变成了现代性的低级情感劳动者。由此,情感以及情感所激发的社会关系形态——爱和恨——都被看做难以熔锻的伦理思考。理性砍掉了伦理学，因为很难找到经验论证来证实道德信念；然而，这也因为道德判断和情感被视作反伦理的。疯狂和变幻——无需任何努力就能看到这些与道德要求距离多么遥远。
弗洛伊德通过阐释女性心理重新发现了情感，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情感仍然与理性要求紧密相关，不管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受无意识的隐蔽力量的支配。“没有什么能够……像思维那样搅动情感”：随着其因果力量的不断增长，情感仍然是理性的另一面。情感与伦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许它们被推得更远，因为“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一命题意味着理性领域可以得到实质性的扩展。如果伦理需要存在，那么，那就必须存在于公共领域；但事实证明这难以表明它们的合理性，它们易于受到权力的攻击。
充满激情的爱原本是许多激情中的一种，对此的阐释易于受到宗教的影响。大多数情感倾向都可能是激情，但在现代社会中，激情被缩减为性领域，而一旦进入那个领域，其表达就越来越悄言无声了。今天，人们不情愿地或窘迫地承认有激情这种事，甚至在性行为本身这方面亦然，这部分因为它作为“强制力”的地位已被癖好所篡夺。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激情在给我们提供安全的日常生活背景中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我们视之为信仰的动力的话，谁能够没有激情地生活呢?情感和动机是内在相关的。今天，我们认为动机是“理性的”——如在企业家方面就是对利润的强力追求——但如果情感完全抵制理性评价和伦理判断，那么，动机除非作为目的的手段或作为动机的结果，否则就永远得不到评价。这是韦伯在解释早期工业家的动机时所看到的，他认为宗教信念给这些工业家以动力。然而，韦伯把现代性的特殊问题视为当然的事，甚至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这个特殊问题就是评价情感的不可能性。
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情感问题并不是恢复激情的问题，而是要为评价和证实信念而发展伦理准则的问题。治疗专家说，“了解你的感情。”然而，在这方面，治疗与现代性共谋。其言外的规训是“评价你的感情”，而这样一种要求不能仅只是心理交往的问题。情感不是判断，而由情感反应所激发的倾向性行为则是判断：评价感情就等于要求建立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判断。
随着现代性的晚近发展，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生活—政治问题。在性领域，情感作为交往手段，作为忠诚于别人和与别人合作的手段，则尤其重要。融汇之爱模式意味着一种伦理框架，用以在个体和群体生活的进程中培养非破坏性情感。它为复兴爱欲提供了可能性——不是作为不纯洁女人的专业技巧，而是作为性在社会关系中的生成性质的爱欲，这种社会关系是通过相互的而不是通过不平等的权力形成的。爱欲是感情的培养，这是在群体语境内通过身体感觉表达的感情，是给予和接受快感的一门艺术。剥夺其特有的权力，它就能复兴马尔库塞所说的那些审美特性。
按此定义，爱欲就与性关系中所有情感的工具性相对立。爱欲是在广泛的情感目的内部重新整合的性欲，而这些目的中最重要的就是交往。从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看，爱欲被从那种意志的征服中拯救出来，从德·萨德到巴塔依，这种意志的征服似乎突出了它的特性。如前所述，萨德的宇宙不是诊断而是批判，是一种揭示其对立可能性的反乌托邦。
过去，性与繁殖相互构造。等到它彻底社会化了时，繁殖便作为生物现象外在于社会活动了。它组织?缘关系，同时也受这种关系的组织，并把个体生命与世代的接续联系起来。当直接与繁殖相关时，性便是一种超验媒介。性活动铸造了与个人限度的联系，同时又预示了其不相关性的前景，从与世代循环的一种关系来看，个人生活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象征秩序的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性仍带有超验的回声。然而，这是实际情形，因此必然环绕着怀旧和幻灭的光环。一种沉溺于性欲的文明是这样一种文明，在此，死亡已经剥去了意义，生活政治在这点上意味着革新的精神性，从这个观点看,性与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技术控制的文明并不相左，而恰恰是其失败的体现。
译名对照表(1)
abortion堕胎
addictions瘾
sexual性瘾
addictiverelationships上瘾的关系
andintimacy和关密关系
affectiveindividualism情感个人主义
AIDS艾滋病
AlcoholicsAnonymous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
alcoholism酗酒
amourpassionseelove,passionate激情之爱
anatamopolitics解剖政治学
seealsobiopower也见生物权力
anger愤怒
aphrodisiacs激发性欲的
Ariès,P.阿里亚斯
autonomy自主
ofchildren儿童自主
inpurerelationships纯粹关系中的自主
andwomen自主和妇女
Barnes,J.巴恩斯
Benjamin,J.本杰明
bereavement丧?
biopower生物权力
bisexuality双性恋
bodylanguage身体语言
bondage束缚
Cancian,F.堪西安
Carpenter,E.卡彭特
CasanovadeSeingalt,G.J.卡萨诺瓦
Catholicism天主教教义
character(inReich)(赖希理论中)的性格
children儿童
childaduse虐待儿童
childrearing抚养孩子
andmen抚养孩子和男人
“childwithin”concept“孩子内心”观点
inventionofchildhood童年的发明
andparentalauthority儿童和父母权威
psychosexualdevelopmentof儿童性心理发育
seealsofamilies;fathers;mothers;parents也见家庭，父?，母?，父母
Chodorow,N.肖多罗
Christianity基督教
Church,C.彻奇
civilisationseesociety文明,见社会
codependence相互依赖
andaddiction和瘾
andchildhoodinfluence和童年影响
commitment承诺
andhomosexuals和同性恋
maleflightfrom男人对承诺的逃避
andpurerelationship和纯粹关系
complicity,femaleseeunderpower女性共谋,见权力
compulsion强迫
andaddiction和瘾
conception,artificial人为观念
confessionconcept忏悔观念
femalecomradeship女性情谊
contraception避孕
counselling咨询
Dawson,Lord洛德·道逊
death死亡
deathinstinct死本能
seealsobereavement也见丧?
democracy民主
personal个人民主
mechanismsfor民主机制
political政治民主
dependenceseecodependence依赖,见相互依赖
deviance,sexual性反常
socialisationof性反常的社会化
seealsopluralism也见多元主义
diet节食
discourse,sexual性话语
seealsonovels也见小说
divorce离婚
domesticityseeunderwomen,work家庭生活，见妇女、工作
economicfactors经济因素
seealsowork也见工作
Ehrenreich,B.厄伦雷契
Elias,N.埃里亚斯
Ellis,Havelock哈夫洛克·埃利斯
emancipationseesexual,revolution解放,见性革命
emancipation,sexual性解放
emotion,andreason情感和理智
episodicsexuality变化无常的性征
andintimacy变化无常的性征和?密关系
lesbiansandmencompared女同性恋者和男人的比较
andmotherfigure变化无常的性征与母?形象
andwomen变化无常的性征与妇女
eroticism爱欲
seealsomen;women也见男人；女人
essentialism本质主义
exclusivity排外性
experience,sequestrationof经验的隔离
families家庭
patriarchalnatureof家庭的父权性质
sizeof家庭规模
fathers父?
“absentfather”缺席的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