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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永恒地运转着各种试验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将100多种元素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的数量组合在一起，在地球上制造出了约100万种动物、50万种植物以及无数的微生物。
人是大自然这个实验室制造的最精致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如果仅仅从猿人出现的时间开始算起，制造人的实验最少也已经持续了20万年。有如此久远的岁月在身后衬托，还有相对于其他创造物的优越在眼前展现，作为一个人实在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事情远远不止如此。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人这件产品还在制造中，还没有变成“成品”，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成品，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看见自己所属的物种变成“成品”的那一天。每个人实际上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自己作为“半成品”的状况，所以每个人都想在有限的生命中超越进化的自然进程而提前变成“成品”，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变成神。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变成了神，变成了怪物的却无以数计。怪物的产生倒是真有夺造化之功的味道，但这个物种却不仅不是成品，连人这种半成品都不如。
大自然实验室的制造过程，或者说人的进化过程，充满着艰辛和苦难。其惨烈之状尤甚于铁矿在烈焰中被冶炼成铁、再冶炼成钢。这些难受的记忆，会隐藏在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的某些基因上，一代一代延绵不绝地传下去。千万年下来，也不知道积累得有多厚了。
背负着进化的伤痛，又怀着成为神的梦想，两面夹击之下，做一个人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释迦牟尼大约是知道人类的这一困境的，所以他告诫众生说：人成即佛成。
应对做人的困境，大约有两种线索可寻。一种是，由于遗传的和小环境的影响，应对方式经常呈现家族式传承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家族里，上一辈的应对方式，会被下一辈继承。典型的例子是各种心理障碍的家族遗传倾向。《叔本华的治疗》这本书中，叔本华显然就传承了她母亲的应对方式。
另外一种应对方式与血缘形成的家族无关，但却与“思想的家族”有关。思想的家族指的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共同的、能够相互之间分享的对人生的态度而走到一起，并且采取相似的方式，来应对作为一个人的焦虑。书中的菲利普和叔本华，实际上就同属一个思想家族。我们无法知道，是因为菲利普有着跟叔本华相似的经历，就借用了叔本华现成的功夫来防御，还是因为他先借用了叔本华的功夫，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叔本华化”了。我们知道的是，二者相互加强是肯定的。
在每一种思想周围，都聚集着一些用这样的思想武装了的人。这些思想具有魔术般的强势，先入为主地占据这些人的精神世界，并扮演着整个精神世界的支柱的角色。思想虽然只是智力的副产品，但却能让人生死相许。这些人以为这些思想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活着，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思想让他们已经提前死了----因为人活着的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而这些思想，几乎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隔离情感和隔离关系的。
这有这本书为证。菲利普为了摆脱欲望的控制，求助于叔本华，结果变成了只有思想的怪物。在朱利斯的治疗小组中，他一开始扮演的是被叔本华“治好”了的角色，并试图用类似的方式帮助别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喜欢他，他自己也没有真正远离痛苦。后来，在他的作为人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情感被激活之后，叔本华的思想大厦坍塌了，一个真正的人诞生了。
人既然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就不可能超越大自然事先设计的方案。一个人能够做的，仅仅就是在大自然预设的方案内，尽可能活得好一些，或者说尽可能活得像个人。不管是由于家族传承的焦虑的压力，还是成为神的愿望，都是需要我们忍受的；忍受的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吃人吃的东西，干人干的事情，爱人之所爱，恨人之所恨，等等，等等。
是人，却不安于作为人，实在是人的一大特点；鸟就不会不安心作为鸟。心甘情愿做人，真的是谈何容易。好在世界上还有心理治疗这等事。套用康德的话，“从永恒的角度说”，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使来访者接受作为一个人的现状，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
我一直都梦想写几本心理小说。读了亚龙的《叔本华的治疗》，感觉他在我面前树立了一座大山，既冲击了我的自信，又刺激了我的攀登欲。这实在是一本杰作。小说一开始就把一切都设置在死亡威胁的背景中，作为主人公的治疗师只有一年的生命，这就使整个氛围都变得极有张力。然后情节在变化的时空、跌宕的情感、错综的关系和貌似深刻的思想中展开。我一般读小说是很快的，但读这本书却快不起来，因为害怕错过了每一寸文字的滋味。本书编辑王素琴说得更有深层心理学的味道：舍不得那么快读完。
我们在美国的上海朋友童慧琦因为一个读书小组的活动，曾经与亚龙每周见面一次，读他正在写作中的书，谈阅读的体会和感想。她记录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内容，十分令人神往。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心理治疗界的专家们，也能把他们的学问以心理小说的形式，跟其他专业人员、尤其是跟普通读者分享。
深刻与深情----《弗洛伊德游记》代序 曾奇峰
二十多年前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次读到对弗洛伊德的介绍，觉得此人把别人想说、但却不敢说的话都说了。那时年轻，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乏勇气，所以也觉得没什么。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竟然把那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抄了下来，经常翻看；当然那些文字实在太少了一点，不足以满足一个还算好学的年轻人的求知欲，于是就走访了武汉几所最大的图书馆，寻找弗洛伊德的书，全被告知没有，原因就不必说了，因为说起来有些无趣。以后间接地从其他书中，如《朱光潜美学文集》等，读到了更多的精神分析的东西，兴趣日增，慢慢地在大学才上了一半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做精神科医生，做心理治疗师。
那个笔记本还压在书箱的最下层，已是很久没有去看它了。因为有很多第一手的东西可看。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大量弗洛伊德的书籍被译成中文，不敢说全部都读了，只敢说读了大部分。这种阅读，就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兴趣，而且还因为日常工作的需要。
很多中国同行觉得，弗洛伊德的专业文章很难读懂。实际上他的著作的德文原文是很好懂的。有点滑稽的是，好懂这个特点，既导致了很多人对他建立的理论崇拜，也让很多的人反对和讨厌它。与此对应的是，相对论除了难懂还是难懂，却使爱因斯坦除了受尊敬还是受尊敬。这是人性的特点之一：好懂的东西没有了神秘感，你可以任意评判它；不好懂的东西本身就是迷人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懂它，你就已经拜倒在它的幻影般的外表之下。
精神分析在世界上的迅速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弗洛伊德的优美的文字，他本人还因此获得过德语国家的最高文学奖----歌德文学奖。难读的原因在于翻译，不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而是由于表达习惯上的不同，使得很简单的德语在翻译成汉语后就变得别扭和晦涩。
读弗洛伊德，特别是用专业的眼光读他，心灵经常会受到剧烈的震撼。他用丝毫不带情感的语调和节奏，描述了被人类几乎完全忽略了的世界，即潜意识层面的战乱纷争和腥风血雨。你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太敢相信那是真的；到了后来，你又不得不相信那是真的；再后来，你一定还会觉得它其实是很管用的。
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享受弗洛伊德的著作所带来的愉快感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弗洛伊德制造的若干术语，能够满足部分人“知道的术语越多就越有知识”的潜在需要。但是，精神分析是来自临床、并且又反过来可以指导临床工作的理论，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它本来就是一种治病的东西；如果没有在精神分析设置下所做的心理治疗作基础，就很难说真正地读懂了弗洛伊德或者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的确能够极大地满足人的“哲学瘾”，而学过精神分析的专业人员也常常会有利刃在手的感觉，面对纷繁的人的潜意识世界，不再感到那么地慌乱、迷茫和无助。弗洛伊德的深刻，经常让分析者和被分析者同时都感到刀刃杀入肌肤的疼痛。当然，就像外科手术的疼痛一样，这样的疼痛也是变得更加健康的必由之路。
在用着弗洛伊德的工具的时候，就常常会猜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专业著作带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一定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漠无情的怪物，自然地就对他有了鄙视之心，因为按照中国人的理念，一个只生活在思辨领域，而全然不知享受山水、美食和生活琐碎的人，境界定然不会高到哪里去。
深刻是智力的结果，高智力从来就不是稀罕之物。而且，一味地深刻，总给人虚弱、僵硬和小气之感。
这本游记，让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有血有肉的那一面。在这一面里，他用曾经写过《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心灵和笔触，描绘了山川海洋、风土人情和日常琐碎。深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全是深情：对他曾经那么深刻剖析过的人、事物和生活的深情。
透过弗洛伊德钟爱的雪茄烟的香味，再看他书中“移情”（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转移”）那两个字，感觉变得全然不一样。原来他的深刻是有那么多的深情垫底的。雪茄的浓烟象一双柔软的手一样抚慰着被深刻之刀切割的肌肤和灵魂，舔着血、止着痛、给着爱。慢慢地创伤被抚平，冲突也变得能够承受。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深刻还是深情导致了心灵的变化。我固执地认为，一定是深情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没有深情就没有真正的深刻。就象你如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或男人，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她或他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说，深情的疆域比深刻要大得多，深情包含着深刻，深刻只不过是深情的一部分而已。当我们深情的时候，就正在深刻着或者就已经深刻过了。
烧窑的师傅有一个经验：如果长期烧制欣赏用的艺术品，人慢慢地就会变得小器；要时常也烧些日常生活用品，如吃饭的碗、喝茶的杯子等等，才能平衡对艺术的整体感觉。后者其实就是增加对生活本身的感情的一种努力。
做学问，特别是从事心理医生这个职业，专业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具有对人、人性和人生的深情。借着弗洛伊德游记的文字，我们试着从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之上，重新体验我们和它们之间曾经被忽略了的紧密的和温暖的关系。
深情改变了我们，也会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和事。
有如此深情相伴，我们从此就都不再孤独。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序
2004年12月31日
关于《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这本书是由施琪嘉博士、肖泽萍博士和我共同翻译的。翻译和校对的时间长达三年。该书共十二个章节，除第一章前言外，其它十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
十二个章节的名称如下：前言；分析情景；治疗联盟；移情；移情的变异；反移情；阻抗；负性治疗反应；见诸行动；解释和其它干预；领悟；修通。熟悉精神分析治疗的人都知道，这些术语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基本框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翻译了大量的精神分析著作，特别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这在文化界曾经引起了不小的精神分析热。有一段时间，很多文化人是言必称弗洛伊德。但是，直到今天，被译成中文的所有精神分析作品中，除了一两本涉及精神分析治疗的具体操做以外，其它的译著，都是理论性极强的作品。精神分析是建构在对神经症的治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只读它的理论，虽然也可以获得很多的智力上的享受，但却不能说真正理解它的精髓了。
本书就是一本从临床出发、又可以对精神分析治疗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好书。在各个章节里，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每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含义及含义的发展或延伸。很多精神分析大师级的人物，对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概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书中引用的最近的资料表明，现代精神分析几乎已经把这些概念的全部内涵榨取干净，理解上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由这种深入所导致的精神分析技术上的突破，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享受，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大师们披荆斩棘、硕果累累之后留给后来者的空虚和悲哀。
但是，我们的希望也由此而生。如果在万顷苹果园里再种上几株苹果树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种上几株梨树。虽然那些精神分析术语的可能的含义几乎已经被彻底澄清，对它们的使用也已经到了极致，但是，由这些术语建构的精神分析框架本身可能是有漏洞或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并非是纯粹地为了有所建树而挑剔精神分析的毛病。我们对精神分析的这样的判断仅仅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常识之上，即：任何理论，都会被它所使用的概念清楚地表达，同时也会被这些概念所限定；对专业术语的依赖性越强，被限定的程度也就越大。《病人和分析师》，这本由十一个专门讲述精神分析术语的章节组成的书，既向我们展示了用那些术语透视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妙功用，同时也呈现了一家之言的局限与偏颇。
这本书所展现的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的精神现象是精致的，但对这种精致的感受，与我们打开电脑主机盒所看到的主板上密集的半导体和连接线的感受一模一样，精致得有些呆板，精致得缺乏生气和韵味；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精致，就是中国文化中一些传统的东西的精致，如书法、微雕、诗词等等，那是一种有血有肉、充满生气的精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对心理治疗而言，精神分析搭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需要填充一些源于世俗生活本身的知识与经验？
我个人觉得，在二十一世纪过多地谈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总有些可笑；而谈论精神分析是不是能够被中国人接受，跟谈论麦当劳能不能在中国盈利一样无趣。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看，如果有一天人类开始跟外星球的智慧生物打交道，那不管西方的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也好，东方的道家、禅宗也好，一看就知道是太阳旁边的第三个蓝色星球上的最高级生物想出来的东西----那些生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半球和不同的气候之中，但负责想问题的大脑的结构基本上还是相同的。要谈区别，就跟外星人谈吧。
最后想说的是，在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经常读它。三年以前第一次读它，有一些感受；在积累了上千小时的心理治疗经验之后的今天读它，感受就很不一样，经常一边读一边拍案叫绝；若干年后，又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感受肯定还会变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被它淹没，还是会将它超越。
心理治疗合并药物治疗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
药物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人类使用药物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药物的使用大约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用药或者是因为健康的人体本身无法制造某些维持健康所需要的物质，这些物质需要从外界摄取，如维生素；或者是因为已经不健康的身体需要某种物质的帮助来恢复健康，如感染需要服用抗生素等。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是现实的操作和愿望。用药的另一个目的是，药物变成了某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崇拜物，它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而且还被寄希望于让服药者长生不死。古往今来，从古希腊的术士到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从佛士德到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服药炼丹、追求永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使用药物的两个目的中，前一个总是浮在表面，后一个则隐藏在每一个服药者的内心深处。所以使用药物既反映了我们对自身的先天缺陷（匮乏、疾病、衰老、死亡）的不满，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呵护与关爱。
在所有药物中，精神药物又有其特殊性。精神药物可以对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如感知觉、思维、情绪、意志、自我认同甚至于智力状态产生强大影响。由此立即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人的精神活动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之后，从人格的层面来说，他还是他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变得不是他自己了。这是一个药物伦理学的终极问题，短期内可能无法找到答案，因此目前药物的研制和使用，总的来说还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中。
九十年代初，百优解在美国大量被用于临床后（美国人口为两亿七千万，服用百优解的人数在一九九九年为两千七百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极其惊人），遭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获得愉快不能靠药物，而应该靠对上帝的信仰。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说是不知不觉地把上帝的作用与百优解的作用等同起来了。两者等同起来当然也没有错，精神药物本来就有很强烈的宗教类的作用：它能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宗教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就是说，宗教是一种精神药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药物治疗与非指导性的心理治疗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若非确有必要，在心理治疗的同时最好不要合并使用精神药物。获得愉快既可以不靠上帝，也可以不靠药物，而可以靠我们对自己的更多的了解和对自己潜能的更多的挖掘。
不仅仅是在中国，也包括在七十年代起源于意大利的社会精神病学运动开始之前的欧洲和北美，在精神科一贯的传统中，患者与治疗师的关系就是症状和药物的关系。患者不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带有某种或者某几种疾病症状的符号。这些症状就是这些患者的特征、身份，这些症状还决定了他们在医患关系中所应该占据的位置，即被动的、服从的、有求于人的。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全都被异化为非人。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一个怪异的符号，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是一个情绪低落的符号。他们其它方面的不同，如童年经历、家庭环境、现实处境、兴趣爱好、人际关系、经济收入等等，全都被掩盖在他们的症状之下。更为糟糕的是，无论在医院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患者自己也认同了自己是一个疾病的符号，并且使疾病和与疾病有关的事件（如看医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
在患者被异化的同时，治疗师也不能幸免。他们被异化成了药物或者药物的载体。几年以前，有很多医生自嘲地称自己为氯丙嗪医生，现在他们也许该称自己为维思通医生了。医患关系被简化成药物与症状的关系后，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患者，而且还有医生自己。在所有的职业中，精神科医生的自杀率最高，就是这一异化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自杀是他们对抗异化、重新成为人的最无奈的努力----因为只有人才能够自杀，药物不能够自杀，药物的载体或者使用药物的机器也不能够。
在心理治疗的关系中，治疗师和患者都是展现的整个的人格。症状只是患者的人格的一部分。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和本我发生冲突，自我又不能协调这一冲突，就产生了精神症状。所以对症状的考察，必须与对整个人格的考察结合起来。同样地，在心理治疗的关系中，因为对移情、反移情、阻抗的关注，治疗师也不再显得象一个只会使用药物的机器。
是否使用药物可能的影响因素有：在患者方面，如果病情太严重，如情绪极度抑郁，反复自杀，需要通过使用药物迅速缓解症状；患者自己强烈要求用药，也可能促使治疗师使用药物。我们也可以从移情和阻抗的角度来考察患者方面的因素对是否使用药物的影响。药物是患者能够感受到的治疗师对他的总体关注的一部分。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也是他对治疗师移情的一部分。如果患者对治疗师是正性移情，他多半会把是否使用药物的决定交给治疗师来作出。药物是需要吞到肚里去的东西，它会在肚内溶化，变成患者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会对患者的身体和精神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患者服用了某一个治疗师给他开的药，意味着他同意把自己变成治疗师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在童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成为父亲希望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或者干脆成为父亲那个样子。在患者顺从地服药的时候，他在心中是把治疗师当成了自己的父亲。从阻抗的角度看，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一切可以使患者逃避探索自己内心世界所引起的痛苦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阻抗。精神药物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而不能消除引起症状的内心冲突，所以患者轻易地同意使用药物或者强烈要求使用药物，都可能是不愿意面对内心冲突的表现，也就是说是阻抗的表现。
在患者对治疗师负性移情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种情形是，他会觉得治疗师让他服药是拒绝他的一种手段。他心里想的是：你已经厌烦我了，不愿意跟我谈话了，你想通过几颗药就把我打发了。如果是在治疗开始了若干次以后再用药，他甚至会怀疑治疗师不一开始就用药的原因是想多赚几次治疗费。另一种情形是，患者会把用药与治疗师的心理治疗水平的低下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会认为治疗师是没有能力通过谈话治好他的病，所以才使用药物。还有一种情形，患者对是否用药过分无所谓，那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被动攻击，他潜意识里的意思是：你说怎样就怎样，我看你能把我怎样，反正一切责任由你承担。
在治疗师方面，可能影响使用药物的因素有：第一，治疗师对自己心理治疗能力的估计。在估计过低时，会倾向于使用药物。第二，治疗师的专业信念。如果他受生物学派的影响超过非生物学派，那他使用药物的可能性要比较大一些。第三，从反移情角度来说，治疗师对自己不喜欢的患者使用药物的可能性要比对他喜欢的患者大得多，正像某些患者能够感受到的，治疗师是用药物把患者拒之于千里之外。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报复性用药”，这也可以是治疗师“见诸行动”（acting out）的一种类型。
由于精神药物种类繁多、价格上也有巨大差异，所以使用何种药物也能够反映治疗关系中的问题。如果治疗师习惯于给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患者开很贵的药，我们还可以勉强认为他心理治疗的技术上有问题，因为他还不能够整体地考虑患者的现实处境与他的疾病的关系；但若他这样做是因为药商所给的回扣的影响，那就不仅仅是专业水平的问题，而应该是医学伦理学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果一位治疗师在大量疗效好、副作用小的新药物被生产出来之后，还喜欢用疗效欠佳、副作用大的老药，那他就需要从他自己的人格结构、自恋倾向和施虐倾向等几方面作一番自我反省了。
使用药物的权力，一向是医生的特权之一，这本来无可非议。因为用药事关健康甚至生死，当然必须是受过严格医学专业训练的人才具有用药的权利。但是，在心理治疗中，如果这种权力变成了医学背景的治疗师自以为优越于心理学或者其它背景的心理治疗师的理由，或者变成了治疗师在人格上高于患者的理由，那这一权力就会对治疗关系产生极大的伤害。这一权力的滥用具体表现之一是在用药的黑箱操作上，即治疗师或有意、或无意地不让患者知道他所服用的药物的名称、作用机理和可能有的副作用。我们可以将这类行为理解为治疗师对患者的攻击。
患者对药物治疗的理解和期望因人而异。有的很相信药物，有的很反感药物，还有的对是否用药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我曾经问过在我这里做心理治疗的几乎所有患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药物，你服了一粒以后心理问题就可以立即彻底解决，而且还可以让你永远保持快乐的心情，永远没有痛苦和烦恼，这样的药你愿意服用吗？结果有一些令人吃惊：绝大多数患者都回答说----不愿意。看来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永恒的快乐，更不是永恒的痛苦，而是一种变化的、流动的、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的体验与情感。所以我们也许并不需要我们梦想了几千年的、可以使我们永享快乐的灵丹妙药。愿所有的药物研制者、使用药物的治疗师以及服用药物的患者明白这一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许可以为在心理治疗中使用精神药物作出以下几条规定：
一、 在治疗的早期就告诉患者，也许以后会跟他讨论是否用药的问题，以避免患者对用药产生误解；
二、 在讨论用药时应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要用药；为什么恰好现在要用药；患者愿意或者能够使用什么价位的药物；治疗师推荐使用的药物的药名、作用机理（在其能够理解的前提下）、可能有的副作用、用法、需要使用的时间的长短；
三、 解释药物治疗的局限性；让患者理解药物只能减轻或者消除症状，不能消除引起症状的内心冲突，或者用中医的说法：药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四、 对药物引起的心理依赖做出解释；
五、 把药物治疗看成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通过患者对药物治疗的态度理解治疗关系的状况；
六、 药物治疗的时间应该短于心理治疗的时间，以便处理心理性戒断反应，减少症状复发的可能性。心理治疗在精神科领域的应用及相关问题
很多年以前，一位在我们医院工作的德国护士告诉我，如果你栽一钵花，如果你每天都对着花讲几分钟话，那花就会开放得鲜艳一些。当时我想，那不过是一位不解世情的小女孩对浪漫和温情的向往的投射而已：她需要，所以她认为花也需要。
也是很多年以前，在报纸上读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农场主每天给奶牛听几个小时的轻音乐，奶牛就可以多产奶。读完我笑了，想那些愚蠢的资本家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学学中国成语“对牛弹琴”是什么意思。
很多年过去了，在对这个世界和对人性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发现不懂的和需要学习的恰恰是我自己。人的很多需要，特别是我的病人的很多需要，总是被我忽略；我躲在精神病症状学诊断标准和精神药物背后，干着机器人和兽医也能干的事情，却还自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人的医生”。
我现在认为，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虽然二者有一些区别，但以下为行文方便，将二者统称为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而且必须用在精神科的每一个角落，针对每一种精神科疾病的每一个发病阶段。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基本原则还应该用于调整和重建精神科领域内的医患关系。不辅以心理治疗的药物治疗是残缺的治疗，没有经过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精神科医生。
以下我们看看心理治疗在几种疾病中的使用。
在互联网上，用google搜索“植物人+母爱”，得出575个结果。其中一大部分讲述的是，母爱是如何使一个植物人康复的。“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意思是说草木本是无情的。一个人被现代医学称为植物人，那意思就是说他成了草木，成了一个“无情”、不懂情、或者不能对情作出回应的人，或者是一个不需要用情感（比如爱）来对待的人。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一个在生理上处于植物状态的病人，一样也能够感受到爱、关怀，当然也就能够感受到相反的如恨、讨厌、忽略等情感。在爱和关怀之下，有可能使一个植物人重新恢复许多能力，但如果是相反的情感，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上面的那些新闻提示我们，在治疗象脑器质性这样的疾病的时候，除了药物和其他躯体医学手段，关爱也是医生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关爱应该是一切医疗手段的基础。而所有心理治疗共同的基本原则就是关爱。
再看一看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师Sandler在他的《病人与分析师》一书中的两段话：
罗斯菲尔德(Rosenfeld，1952，1969)指出，从纽伯克(Nunberg，1920)对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移情现象的观察开始，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师对弗洛依德最初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移情确实可以在精神病人身上出现。值得提出来的是，Sullivan（1931），Federn（1943）和Rosen（1946）均属于这些作者。
移情的概念可以合理地运用于精神病人与其治疗师的相互关系方面。甚至最严重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病人，在理智恢复后也显示出在其患病期间与他人接触的重要感觉痕迹。
如果说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的病人康复后都有“在其患病期间与他人接触的重要的感觉痕迹”，那我们在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时都要小心了，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他们会记住的，并且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有人认为，精神分裂症的急性发病阶段只能使用药物治疗。这也是不正确的。目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精神科医生，已经尝试了精神分裂症的非药物治疗，即所谓Soteria。以下是一篇文章的摘要。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linical and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al data from the Soteria Project and its direct successors. Two random assignment studies of the Soteria model and its modification for long-term system clients reveal that roughly 85% to 90% of acute. and long-term clients deemed in need of acute hospitalization can be returned to the community without use of conventional hospital treatment. Soteria, designed as a drugfree treatment environment, was as successful as anti-psychotic drug treatment in reducing psychotic symptoms in 6 weeks. In its modified form, in facilities called Crossing Place and McAuliffe House where so-called long-term “frequent flyers“ were treated, alternative-treated subjects were found to be as clinically improved as hospital-treated patients, at considerably lower cost. Taken as a body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t is clear that alternatives to acute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 are as, or more,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hospital care in short-term reduction of psychopathology and longer- social adjustment. Data from the original drug-free, home-like, nonprofessionally staffed Soteria Project and its Bern, Switzerland, replication indicate that persons without extensive hospitalizations (<30 days) are especially responsive to the positiv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well-defined, replicable Soteria-type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s. Reviews of other studies of diversion of persons deemed in need of hospitalization to “alternati-ve“ programs have consistently shown equivalent or better program clinical results, at lower cost, from alternatives. Despite these clinical and cost data, alternatives to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 have not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indicative of a remarkable gap between available evidence and clinical practice. J Nerv Ment Dis 187:142-149, 1999
虽然文中说道Soteria比其他方法要便宜一些，但估计如果在中国操作，可能会比其他治疗要贵一些。但这不能作为阻止推广这一疗法的理由。器官移植很贵，却没有听到有人以此为理由说我们不需要研究和实施器官移植手术。再者，促进国家福利政策和法制法规向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倾斜，也是精神科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医生当着整个病房工作人员的面，问一位明显没有智力障碍的大学生病人100连续减7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的轻视是不言而喻的。但这还不算太可悲，因为智力检查是被要求的；更可悲的是，那些大学生还一本正经地回答，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这是一种被暗示出来的可怕的“自知力”：我是不行，我需要智力测验，我只配被轻视、被侮辱。想想看，这样的感觉痕迹留下来，即便是症状消失了，对疾病的自知力恢复了，他们又有什么信心恢复自信和社会功能？精神科医生如果只致力于病人症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自知力的恢复，而不管病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那算不得善始善终。人数众多的在药物的作用下没有了症状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症精神病人还呆在家里，在较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工作没做好的证据（这种现象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一个懂得心理治疗的医生，即使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护他的自尊和自信，为他最后恢复社会功能做准备。
精神病院封闭病房的铁门铁窗，与其说是在保护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说是在展示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虚弱、胆怯和无知。我们把病人关在屋里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医者的勇气和荣耀。一些国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许多地方：封闭式病房、开放式病房、白天医院、中途宿舍、工疗站等等；我们的病人则要么家里，要么封闭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时间去门诊拿一点药。拿药时的情景可以归纳三句话：围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围在医生旁边，病人完全无隐私可言；说上三句话----医生既没有时间、也没兴趣听病人说得太多；拿一大堆药----这是医生唯一能给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
不愿意跟精神病人建立平等的、有双向情感交流的关系，原因可能来自医生自己内在的恐惧，他们不面对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负性的情感等等，实际上是害怕自己内心的非理性和负性情感被激活。
从大的背景上看，医患关系是社会总体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在中国，亲友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很温情脉脉的；这样的人际关系的距离，比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的距离要近得多。但是，非亲友关系（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却又过远，在陌生人之间，甚至明显地有一些敌意。按照赵旭东教授的说法，就是中国人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分得很清楚。这样的人际关系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医患关系。正常人算一个圈子，精神病算一个圈子，精神科医生属于正常人圈子，似乎对少数派的精神病人圈子有几近天然的“排斥”。排斥的工具，以前是铁门铁窗，而现在则更多地是药物，名目繁多的诊断则一直都是帮凶。精神科医生经常用药物从情感上将病人拒之于千里之外，而要找一个理由跟一个人保持距离，再没有比说他是疯子更好的理由了。
症状学的分类当然是必须的，ICD、DSM和CCMD分类诊断标准，加深了我们对病人疾病的那一方面的理解，是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作为屏障，隔离了我们和我们的病人，使病人成为我们的异类，使我们不面对病人的正常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不能面对人类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命运。所以，一些现代心理治疗学派有“去诊断”的做法，即不对病人下诊断。这种做法至少可以不让病人背一生的思想包袱。
有一段时间，一些医生在争论精神分裂症改名的问题。提议改名的一方说，“精神分裂症”这一名称，已经具有一些非精神科专业的、社会学上的意义，具体地说，就是这个名称里已经包含许多的贬低、歧视、恐慌等等负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会最终导致病人回归社会的困难。动此念者不仅有丰富的心理治疗知识和卓越的对世情的洞察力，还有着仁者的慈悲心肠。比较起来，那些以各种理由反对改名的人，他们的知识和用心就很叫人怀疑了。
从国家的策略上来看，如果在精神病学领域一味地只重视精神科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而忽略了在心理治疗方面的投入，那就象是父母只重视孩子的冷暖，而忽略孩子的精神方面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