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16日应该作为人类一大里程碑予以庆贺。那天离主要强国之间最后一场战争——1945年8月15日终止的日本和美国之海的战斗——已有43年零3个月了。这同以前主要强国之间没有战斗的最长时期正好相同：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闻的43年零3个月（这段“无战争”时期被1905年日俄战争毁了，但日本当时没有被认为是主要强国）。此外，1945至1988年的无战争时期大大超过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和1854年英国、法国与俄国相斗的克里木战争之间著名的29年强国和平时期。
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没有人注意这个新记录。这些年不像是和平的年份。主要强国之间没有打仗，但其中4个却进行过流血的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尔和越南，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中国在越南；俄国在阿富汗。中东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仗：以色列打阿拉伯人，以及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打了七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过短期但激烈的战争。在北爱尔兰、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许多不断发生的凶残内战。
最重要的是，这些年目睹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军备竞赛。武器，而不是电子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甚至金融，成了战后时期发展特快的新行业。1914年8月以前的20年中，狂热的军备竞赛只有4个国家参加：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没有参加，美国当然也没有参加。但是现在只有一个主要强国日本和两个中等强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呆在过去40年的军备竞赛之外。否则的话，它把整个世界都卷了进去。发展得更快的是军事技术和武器破坏力的剧增。现在，甚至小国和穷国——秘鲁、利比亚、伊拉克——也拥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绝大多数强国更多和更有破坏性的火力。限制军备现在只走出一小步：1988年美苏限制中程核导弹条约。否则的话，军备竞赛将会经久不息。曾经是政策仆人的武器现在已成为主人。
可是，武器已经证明自己是反生产力的。它已成为经济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极大消耗和负担，它是俄国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上落后，以致发展失败尤其是拉丁美洲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上，军队不再起19世纪时所称呼的“国家学校”的作用。军队无论在哪儿执政，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拉丁美洲，都很快开始教人干坏事：恐怖、酷刑、腐败。在政治上，在过去4O年中空前使用的军事援助已证明不可靠到有暗藏危险的程度。武器毕竟在军事上已证明不起作用。尽管美国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占压倒优势，朝鲜战争还是打成平局。在一个主要强国和一个小对手之间发生的其他所有冲突中，都是以主要强国的失败而告终：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美国人在越南，俄国人在阿富汗。在赢得4次战争后，以色列再没有比开始时更接近于胜利。在7年流血战斗中，用最现代化武器武装到牙齿的伊朗和伊拉克都无法表明在军事上得到了好处。此外，尽管外部的各个大国给予了大量军事援助，非洲的内战继续在进行之中，看不见军事解决的前途。
人们听说了对这些军事渎职和无能案例中任何一个所作的具体解释。6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因为新闻媒介诽谤了陆军，或者因为将军们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无疑，俄国80年代在阿富汗吃了败仗后，类似的托辞传遍了莫斯科。但是，一般的现象需要一般的解释。唯一的一般解释是武器已失去了它们的军事能力。它们能赢得战斗，但再也不能解决战争。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时代，它们再也不能保卫它们的国家。事实上，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来说，战争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政策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它已成为政策的失败。
这一点首先在美一国的越南战争中变得很明显。在肯尼迪政府的头几个月里，我参加了国防部长的采购和人事问题顾问委员会，在那儿我工作了9年，差不多一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委员会成员——三位杰出的商界领导人、三位前高级军官、三位像我一样的大学教师——几乎都不是“反对军事的”人。可是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离开这个委员会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武器已变成反生产力的，甚至在军事上也是如此。大家都很清楚的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军官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是，自那时起世界范围的扩军反而加快了步伐。
削减军备，不管怎么有益，总还是不够的。需要的是远比裁军困难的事情。那就是重新确认防御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特别是重新确认政府对破坏性武器的垄断，与此相结合的是回复到防御和武器作为政策工具，而不是如过去的40年中成为政策的主人。需要的是重新考虑防御、军备和军队在现代世界中的全部作用和功能，恢复军队在国家中的正常位置。
武器和经济
在许多世纪中，武器和军事力纯粹是平民经济和社会的负担和消耗。此外，它们对科学或技术进步，如果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也是少得可怜。身穿闪闪发亮盔甲的骑士可能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但他只取之于社会，而什么也没有给予社会。为了养活一个骑士，需要4匹马和至少6个人，而为了养活这些马和人，又需要8至10个农场的产量。可是骑士一点也不关心保卫养活他的农民。他们只是支付费用。此外也不存在从军工生产向民用生产的技术转让。在西方，火药是在14世纪开始使用的，但一直到的500年以后的19世纪中叶才第一次应用于采矿、挖隧道、筑路和开挖港口。制造中世纪骑士盔甲需要技术非常熟练的军械士，他们不断发展了冶金术。可是，却没有任何“附带的结果”以改进中世纪社会最重要的工具犁头。这不得不等到18世纪。
同样也没有从民用技术向战争技术的转让。在古代，西方只知道划桨的船。在8至10世纪之间，西北欧把风车和水轮改变成第一批机器，即第一批不用人力或畜力驱动的生产工具，风车帆船几乎立即转变成远洋船。但是在此后的六七百年里，军舰仍是划桨的军舰。
然后，在17世纪中，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50年中，国防经济和民用的和平时期经济协力并进，相互充实。转折点是17世纪末荷兰人发明了第一艘除了船员和给养外还能装载大量货物的船。这艘船，原先设计装载重炮的军舰，很快被改为世界上第一艘高效货船。这是平时经济在技术上取得的最大突破性进展之一，如同蒸汽机、电子计算书或生物技术一样。它带动了18世纪的商业革命，在这期间贸易史无前例地遥及全球。欧洲开始对全世界进行经济渗透和统治。在250年中，几乎军事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很快给民用经济增添新的话力。民用技术也很快被应用于军事技术。军事技术产生了第一批现代化公路，这些公路主要是为18世纪初法国路易十四征服欧洲大陆设计和建造的。它们立即成为用于内陆贸易的公路。为了培养筑路工程师，(1747年）建立了第一所技术大学、桥梁和公路学校。随之出现了工程师职业和在商品和劳务的设计与生产中对科学技术的系统应用。
反过来，在1700年以后的250年中，民用经济中的每一项重大革新几乎立即被应用于军事：蒸汽机、电话、无线电、汽车和飞机。此外，尽管战争造成了破坏和浪费，它们在250年中促进了经济，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否则的话，新技术要达到商业应用程度需要花几十年时间。范例是拿破仑出钱发展甜菜糖并强制消费，以打破英国对欧洲蔗糖供应的垄断，这是“政府防务研究”的第一个实例。
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线电可能要到30年以后．即50年代才能得以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中使用的野战电话机性能很差，所以投入了技术人才和大量政府的钱，以发展声音和音乐的无线传送。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电子计算机可能要多花三四十年时间才能诞生。第一代工作用电子计算机、即有名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就是用军队的钱并为军事需要而建造的。几年后的冷战使国标商用机器公司在电子计算机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加拿大北极区“早期预警系统”的军事订单使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能够大量设计和生产第一代工作用电子计算机。
同样重要的是，在17世纪末开始的250年中，军用和民用生产设施是通用的。民用生产设施和民用产品能轻易用于战时生产和为战时所用，也能在战争结束后几乎马上再转为平时所用。19世纪初英国迅速跻入经济领导地位的主要理由，是它的将以前建造纳尔逊舰队的造船厂转为建造新设计的客货船和快速帆船的能力。这些船在以后50年中控制了远洋贸易。这种情况还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造船厂里，它们是在美国革命中建成并在1812年战争中扩建以建设美国海军的。1941年12月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毫不夸张地说它没有战争生产能力。然而，新泽西州林登一家装配别尔克、奥斯摩皮尔和庞迪爱克汽车的工厂，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转变成舰载战斗机的最大制造厂。而且到1946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5个月，这家工厂又恢复生产别尔克、奥斯摩皮尔和庞迪爱克汽车。
但是现在这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防务开支和防务技术是对民用经济的极大消耗。正如大家现在所承认的，日本在防务上花费很少的钱，在防务研究和技术上花得更少，就是一大实例。相比之下，美国沉重的防务负担是美国经济竞争力和领导地位丧失的一大原因，也许还是主要原因。俄国将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肯定是俄国经济落后和继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主要问题是人而不是钱。日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为防务而工作；他们为民用经济工作。在美国，1/3的工程师从事防务工作。日本的工程师有可能为客车设计更相配的车门嵌板，但具有类似能力的美国技术专家几乎肯定在从事坦克设计或为“星球大战”工作。在俄国，有能力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完全不可能被允许为民用经济工作。他们应征参加防务工作，并且一直待在那儿。
防务的增长已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构成了更大的经济威胁。军队的负担是造成这些国家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和不发展的最大因素。秘鲁、智利、阿根廷或巴西等国家的防务开支可能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投资的钱的一半。伊朗国王垮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将可利用的外国资本用于建设一支在国王垮台时是近东最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正如同伊拉克的战争所表明的，它是一支没有多大军事价值的军事力量）。
因此，第一件优先考虑的经济事项必须是减少和控制防务开支以及把高级人力资源用于经济上无收益的，甚至是经济上反生产力的防务工作。
不再是国家的学校
在社会上，防务也在迅速成为反生产力的。法国革命宣布军队是国家的学校，这很快成了除英国和美国之外一切地方的口号。现在它仍是拉丁头洲的口号。过去它也曾经是毛泽东中国的口号。但是，不管这种主张在过去有过多少功劳，现在它再也站不住脚了。在新兵还是没有技术、自我约束、个人卫生或工作习惯的农家文盲子弟时，服役可能会给他们灌输好的习惯。当今人们已不是这样的了，甚至在发展中世界中也是如此。军队大肆自夸要传授的技术，即每份征兵广告宜称的服役好处，对民用经济只有极为有限的价值。年青人在社区服务一两年，对他们自己和社会可能会有比在军营待上两年更大的价值。
相反，军队已证明自己对平民社会来说完全是一所邪恶的学校。在一个又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比如秘鲁、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在文职政府解体时．军队接管了政权，在某种情况下，军队对政府的接管一开始都受到绝大多数人的热情欢迎。在某种情况下，军队的统治都蜕化为闻所未闻的暴政、酷刑和腐败，以及在一两年内完全失去作用。佛朗哥对西班牙的军人统治也是如此。军队的“长处”完全不足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它们也不再保护军队不受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诱惑——如果它们以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
军援和政治渎职
作为政策工具的军援史比有记载的历史更悠久。其结果总是令人可疑。一位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领取津贴的将军将很快会寻找一个出价更高的人，军援往往是于己不利的，这并非将军比其他人更不可信赖，而是因为对外界支援的依赖对军队来说是一种矛盾的东西。军队的任务是使它的国家取得独立并维护独立。外界的军援越慷慨，对军援的不满就越大。受援国取得的成功越大，力量越强，它的目标偏离捐赠国的目标就越远。只要存在军事威胁，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就起作用。但作为政治工具的军援却不是这样。它从未起过作用——正如在权威性方面不亚于温斯顿?邱吉尔的关于他的伟大祖先马尔伯勒公爵的传记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作为政策工具的军援以前从未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中那样过度地使用过，其效果也从未像那时一样差劲过。俄国人在利用军援方面比西方早而且更慷慨，但效果更差，比如在南斯拉夫就是如此。但这并不能使人有所安慰。在美国试图提供慷慨军援的几乎每一个实例中，比如在上校们统治的希腊、国王统治的伊朗、马科斯的菲律宾或诺列加的巴拿马，军援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敌人。
然而，最深刻的变化是权力无上的军队几乎未见缓和的渎职纪录。在过去的40年中，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未能压制任何反对派，甚至未能压制小股游击队、恐怖分子或破坏者。甚至在没有什么反对派的地方，其结果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英国人在福克兰群岛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一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全部力量，对付一支几乎不存在的阿根廷部队，它是后勤的一项出色的伟绩，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它在军事上几乎是一次惨败。几年后，美国人使用了8000多人的兵力入侵小小的格林纳达。当然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岛，特别是在当地人把美国人当作解放者和救星来欢迎时。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次行动在军事上几乎是一场灾难。
不管是什么原因，越来越清楚的是，军事力量在军事上并不有效。一个原因可能是甚至最强大的国家也只能为一种军事行动作准备、制订计划和进行训练。然而，有了现代技术，就有无数种可能的军事行动，每一种都需要不同的战略、技术、后勤、训练以及不同的战争概念。更重要的是，不再有核心战略概念。只有“选择”和“偶然性”，它们的可能或不可能都是相等的。可以为反对一个敌人的一种战争部署、训练、指挥和装备一支部队。但不能为反对任何敌人的任何战争部署、训练，指挥和装备它。用来保卫北海不让俄国潜艇进入的一支英国舰队，不适合在偏僻的南大西洋为运兵船护航。为公海上的海战建造和装备的美国驱逐舰，由于其装备非常差劲，完全不能用来在非战斗的民用海空交通拥挤不堪、又窄又浅的波斯湾跟踪油船。正如论述战争的每位作家，从古代中国人和凯撒到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战术必须灵活。但是战略必须固定，必须建筑在明确规定的目标和毫不含糊的假设基础之上，而且不能变得太快。训练、指挥结构或武器也不能变得太快。
不管原因是什么，事实是很清楚的：武器不再能作为政策的工具。矛盾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过去40年中武器生产取得惊人发展的原因。我们试图用数量代替目的。我们试图使军队变得庞大、笨拙和复杂，以恢复它的防务能力。
私人军队的复归
政府正迅速失去对武器及其使用的垄断，这也许是最不吉利的发展。自16世纪现代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必须对战争及其手段实行垄断，这已是无须证明的公理。在1618至1648年蹂躏欧洲大陆的30年战争中，仍然有私人军队的存在。但是，所有欧洲强国在结束这场冲突时都制定了一项明确的政策：除非军队在君主控制之下，否则不能容忍。这就是“防务”的意思：它既是国家提供手段保护公民不受攻击的责任，也是国家做到这一点的独占权为。
这仍是官方的教条。但是，这种意义上的防务依然可能吗？它真的富有意义吗？里根总统最引起争论的建议是他的战略防御计划或它很快被称作的“星球大战”。这项建议许诺发展新技术，以保护美国不受核武器的攻击。即使“星球大战”计划取得成功，它也不能保护美国不受邮递包裹里的核武器的攻击——而且一只寄给纽约带国大厦邮政信箱的小包裹，不管它是外国政府还是恐怖分子寄来的，只要用遥控器起爆，就会给纽约市带来比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更大的损害。用无法探测或防范的类似办法带进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甚至更为容易。国家对“防务”的垄断已被打破。恐怖分子恢复了私人军队。现在已没有传统意义上对付恐怖主义的防务：传统的军队对付恐怖主义已软弱无能。任何一个政府的行动也不能控制或扑灭它。
我们已经走到400年前以“民族国家”为起端的道路尽头，走到导致国家陆军、海军和空军，导致“防务”成为国家主权和国家政策核心的道路尽头。
单方面裁军或和平主义不是解决办法。事实上，是对等的威慑，即核战争的“相互确保摧毁”概念在过去40年里维护了大国之间的和平。现在急需阻止军备竞赛。在这个意义上，里根总统在他任期最后一年同苏联商订的消除整整一类核武器的协定，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只是第一步。现在最需要的是接受这样的事实：取消军备竞赛，而不是仅仅减少它，是对世界上每个政府都同样重要的事。过去30年中对裁军问题的态度，一直是“如果我们取得军事优势，我们就裁军”。1988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订的协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双方心照不宣地同意，它们都不想取得或保持优势。它们都想在军事上变得更弱一些。但是，我们还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接受它了。然而，接受削减军费开支和军队是为了所有国家利益这一点，也许要比几年前人们所能想象的容易得多。经济需要可能会迫使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在除日本以外的每个大国中，经济需要军事开支大幅度地削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中国，第三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这种需要就更大了。经济需要压倒军事扩张，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第一次，但另一方面，军事扩张正证明是徒劳的，甚至严格从军事上来说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所有大国可能会间意军援是于己有害而予以摒弃，并同意联合起来制止恐怖主义，这一时刻甚至可能即将来临，如同19世纪有些国东在1857年伦敦条约中联合起来扑灭海盗行为，以及它们在50年代至少是心服不宣地同意不宽恕空中抢劫一样。
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是需要重新估价整个防务和武器的作用。“防务”不再是可能的，只有反击是可能的。武器不再是政策的有效工具。军队必须成为什么样子，必须怎么干，才能重新变得有效呢？
第二部分 政府和政治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