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世纪90年代的欧洲“进步人士”来说，西班牙是“时代的落伍者”、“反动派”和敌人。因此，美国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被欢呼为“左派”的伟大胜利。当时欧洲的左派迫切需要胜利。因此，欧洲富有战斗性的左派的两位领导人利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发明，在革命的忠诚信徒中发动了同样规模很小、目标单一的群众运动。
第一个是法国人乔治?索雷尔。他在1905年前后开始鼓吹：一次由人数很少但非常有纪律的一群“无产阶级”下令举行的总罢工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在20年代，通过总罢工来进行革命的尝试实际上有3次。第一次是在1921年的意大利，第二次是在1923年的大不列颠，第三次是在1926年的日本。罢工在大不列颠失败了，但在意大利和日本，罢工的确推翻了现存秩序。但是，胜利者不是无产阶级。在意大利胜利者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在日本则是日本军队中的军事法西斯分子。
在欧洲，群众运动的第二个，也是最成功的左派信徒是列宁。他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由“忠诚信徒”组成的一个规模很小，但纪律十分严明的少数派团体。这些忠诚的信徒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而且只有一项目标，即夺取权力。
同样，在美国，禁酒运动，而不是“革命左派”很快就懂得了普利策和赫斯特发明的意义。美国的禁酒主义者要求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禁止或至少控制酒精饮料。他们为此努力了几十年，但未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在普利策和赫斯特之后，他们改变了策略，组织起规模很小，但纪律严明的少数派团体。这些少数派取得权力的方式是根据政治候选人在禁酒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来决定支持他还是反对他。禁酒运动在本世纪初的20年中，可能真的失去了广泛的支待。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大约是1870或1880年前后。然而，通过采取群众运动的战略，禁酒主义者迫使美国国会在1919年开始禁止酒精饮料。
以禁酒运动为模式的目标单一的压力集团从此逐渐在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特别在美国。它们也许关心环境问题，也许是堕胎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也可能把美国的使命定义为向北卡罗来纳的几千烟草种植者提供大量补贴，不管它们的单一目标是什么，目标单一运动的战略都总是如出一辙。他们根本不知道妥协，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单一目标是绝对符合道德的。他们并不以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或者甚至争取大多数人的顺从为目的，否则他们就可能不得不作出妥协。而且即便是对愿意这么做的最微弱的暗示，也会摧毁他们的权力。这种目标单一的群众运动不在选票上做交易。对目标单一的压力集团来说，它的目标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根本无足轻重。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新闻记者，通常都对此无法理解。民意测验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控制枪支或者反对对烟草种植者进行补贴，但这无关紧要。承诺支持他们的目标的候选人得到了选票，而不答应这样做或躲闪推诿的候选人则遭到反对。除此之外，别的事情都不重要。
一个能集中3-5%选票的有组织的目标单一的少数派团体很少能提供获胜所需的边际票数，尽管它的反对却常常确保对手的失败。因此它很少是一种采取积极行动的力量，但它能成功地阻止它所不赞成的行动。目标单一的集团与极权主义者不同，它不想夺取权力。它甚至认为自己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道德的团体。极权主义者是捕食者，而新群众运动则是奇生者。极权主义者杀戮生灵，而目标单一的压力集团则制造瘫痪。
新群众运动在美国最显著，最有威力。但欧洲也受到了传染，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有“绿党”。英国左派的“好战分子”在全体选民中的比例不超过一百分之几，然而他们目标单一的立场，特别是在单方而核裁军问题上立场，使英国工党瘫痪了多年，并一次又一次地在选举中失败。在法国，一心要将移民和外国人赶出去的“国民阵线”已成功地使法国中间党派陷于瘫痪，并可能使法国左派遭受同样的厄运。这些少数派团体有着同样的战略：由少数纪律严明的“群众”献身于被认为是绝对符合道德的单一目标。
在日本，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非常强大，甚至比美国的还要强大。日本政治离不开享受巨额补贴的稻谷种植者，就像美国政治离不开北卡罗来纳州烟草种植者一样。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集团在共产党俄国和共产党中国也同样众多，同样强大。由于这些新群众运动，政治过程中的决策权正迅速地从政治家和文官手中转移到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手中。在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大城市中的政治大亨提供了统合的力量，西欧议会制国家中的地方或地区政治家以及日本政治派系的首领都是如此。在所有发达的国家，行政机构被认为是支持和抗衡政治家的。然而，政策制定日益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所操纵，它只能由那些本身没有政治权力基础、政治日程表、事实上没有被授予任何政治权力的人来完成。因此，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在幕后决定，或者越来越多地通过威胁或贿赂来决定。结果，政治决策和行动越来越不得不推迟，直到出现“危机”、“紧急情况”或“灾难”。只有在这种威胁下，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才丧失其否决权。
至今没有一个人知道消除这种利益单一多元化的政治疾病的良药，也许有几种方法能缓解这种疾病。一种治疗方法将是改变税制，取消任何形式的免税、减税和延缓纳税。这一方法在美国将会非常有效。每一个人在最低水平以上的所有收入都按完全相同的税率纳税（可能有3种税率，即收入最低的25%的人口不纳税，收入最高的25%的人按25%纳税，其余人按15%纳税）。并不是所有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都关心税收优惠，但相当多的集团是如此。税率固定的税收体制本身就是吸引人的。与现在有漏洞和特殊优惠的复杂税制相比，它能提供更多的收入，而且使用起来更方便，费用也更低。
减少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权力的另一个方法将是改变政治职位竞选的资金筹措。它将对美国、日本和西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可以严格禁止任何形式和来源的竞选捐款。超过某一低水平的竞选费用也将被禁止。在竞选中获胜或失败的候选人（或政党）都将在竞选之后按其实际所得的选票得到补偿。经常有人提议这种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政治家们对此出乎意料地冷淡。
即使这些变化都实现了，它们也只能缓解影响政治体系和使政治过程陷于瘫痪的少数派的可怕暴政。这种疾病能治好吗？这也许到我们终于发展了新的政治统合力量，来取代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和对通过“国家的经济等级”来实现统一的信念时，才能实现。因此，找到和壮大这种统合力量将成为对政治领导的主要要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