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编写本章时，乔治?布什正在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使他赚得这一职位的这场竞选，乏味得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美国以前也有过乏味的竞选。1988年竞选的特点是：它说不出有多平淡无奇。对一个问题、对任何问题的讨论都会使两党中的一个党失去最忠实、最专注、最热情的支持者。民主党候选人如谈论问题的话，可能会失去自由主义者和革新主义者的支持。同样，共和党候选人可能会失去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两党候选人可能提出的任何纲领都会使其选举基础分裂为长期争斗的小派别。
政治领导人变得平淡无奇．他们回避问题和纲领以及尽量少表态。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英国首相、目前自由世界最年长、最成功的政治领袖玛格丽特?撤切尔，在她10年的工作中，只集中精力于三项任务，即打破英国工会的束缚，工业、住房和教育的私有化，确保英国日益卷入欧洲共同体，不危及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在其它所有的问题上，她一直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唯形势的变化是瞻，不承担义务。
弗朗西斯?密特朗，1981年以来一直保住了法国总统的职位。密特朗是带着在法国创建“社会主义梦想”的宏伟纲领就任此职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不出6个月，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一梦想。从那以后，他的基本政策只有两项：保住职位和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到政界和商界的要职上去。
另一个政治幸存者即是西德总理赦尔穆特?科尔搏士，他既无政策，也无纲领。他应付着出现的问题。如果在今后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取代了科尔博士，那么新总理的工作方式几乎肯定会有变化，但本质上不会有什么改变。
日本也如此。20年前，一位日本首相上任时，有着雄心勃勃的纲领——“10年之内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位翻一番”。但现在的日本首相竹下登之所以当选（正如一位消息灵通的日本朋友所说）,“是因为他在以往的政府工作中从不出风头，不表态，不兴风作浪”。
美国新闻界用竞争者的性格，特别是他们缺乏“神授的魅力”来解释1988年竞选的平淡无奇。然而，普遍的现象决不能归结于局部的原因或具体的性格，或用它们来进行解释。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并且有着普遍的原因。198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之所以是在一场没有问题、没有纲领、没有许诺的竞选中较量。正是因为任何传统的问题、纲领和许诺都不符合政治现实。所有传统的政治结盟亦是如此。然而，除了传统的政策、许诺和结盟之外，别无其它可以利用。这就迫使政治和政治家“乏味”起来，也就是说变得实用主义了，目光集中于任务之上而不是问题之上。并且最重要的是，更多地考虑什么事情会使选民或选举人感到民恶，而不是什么事情会吸引他们。新闻界、知识界和政治评论家想要传统的政治，要那种激动人心、有尖锐的冲突和界限分明的选择的政治。政治家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因而他们当选了。然而，他们也知道，正如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安东尼?特罗洛甫的一本小说中的一位首相所说的：“政府必须运转下去。”因此他们强调的是胜任工作、不兴风作浪和处理好事情，强调具体的任务和专门的解决方案。
公众对传统的领导人不信任是正确的。他们只能是蛊惑人心，或者是失败。法国的密特朗就几乎是这样。传统的政策和纲领、传统的同盟、传统的姿态不会取得任何成就。政治“革命”、“新政”、“公平政策”，或者“新社会”再也没有市场。它们甚至不再成为竞选口号。社会拯救的思想体系或围绕利益集团的权力组织也要么不符合要完成的任务，要么不符合全体选民的胃口。它们都不会支持领导，而只会导致错误的领导。
新政治现实的政治信条只能是“当心神授魅力”！神授魅力在今天很“热门”。许多人都在谈论它，有关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的书汗牛充栋。人们存在着一种怀旧病，昔日的政治充满了激情，具有魅力。但是，对神授魅力的期望是一种政治上希望自己或他人死亡之愿望。没有哪一个世纪比我们所处的20世纪目睹过更多的、更有神授魅力的领导人，也没有其他任何领导人造成的危害比本世纪几位具有神授魅力的领导人造成的危害更严重。这几位巨人中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重要的不是神授的魅力，重要的是领导人的方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具有神授魅力的领导人只能是错误的领导。它将把人们引向昨天而不是引向新的现实。
正如本世纪所显示的那样，具有神授魅力领袖总是受害者。像克努特国王一样，他无法控制潮流。现实非他所能控制。当他发现现实做了主人，这位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变成了偏执狂。本世纪每一位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最后都成了疯子。他摧毁了所有的一切，最后也包括他自己。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这样。拿破仑在遭受了1813年和1814年的两次失败后，头脑也不再清醒了。他拒绝了6个将使他继续在法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内当皇帝的建议，坚持要继续当欧洲的主人。然而，现实总是主人，它不会屈从于许诺、纲领或者是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的思想体系。
神授的魅力使人狂妄自大。毫无疑问，美国最具神授魅力的军事领袖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并且也可以说他是最能干的将军。但是他的这种神授魅力最后使他变得狂妄自大，将他的总司令杜鲁门总统的命令置之一旁，无视有关中国在朝鲜发动反攻的所有警告，并且跌进了灾难性的、完全不必要的军事失败中。
没有纲领的神授魅力总是不起作用的。然而，今天不存在任何纲领。在美国，崇拜具有神授魅力的领导的人总是回溯到约翰?F?肯尼迪总统身上，但事实上，肯尼迪政府又做成了什么事呢？在国内政治上它毫无建树；在国际上，它在柏林墙问题上向共产党人投降，对古巴发动的轻率入侵导致了猪湾惨败，这在当时招致了俄国人在古巴采取的冒险行动，因而将世界带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不管是有政治实质内容还是没有政治实质内容的神授魅力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承担义务、不兴风作浪的称职领导人，虽不引人注目，不激动人心而且索然无味，却得到广泛的青睐。
本世纪建设性的成就是靠根本没有神授魅力的人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盟军取得胜利的是两位美国军人怀特?艾森豪威尔和乔治?马歇尔。他们都严格遵守纪律，工作非常称职，而且也乏味得令人受不了。非共产主义世界能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从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主要归功于两个人；战后德国第一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战后美国第一位总统哈里?杜鲁门。阿登纳在12年内使德国社会从纳粹恐怖和彻底失败中恢复过来。然而，阿登纳是一个阴沉的、没有特色、学究式的官僚，是一个十足的只强调组织重要性以致失去个人特点的高级职员。如果好莱坞雇佣了他，那他会成为审计员。他虽没有神授的魅力，却有远见，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责任感，并愿意勤奋工作。
“意外总统”哈里?杜鲁门比阿登纳更不具备神授的魅力。好莱坞会让他扮演一家男子服装店的经理。杜鲁门曾经做过这样的经理，后来他的商店倒闭了，他自己找到了一份不起眼的政治赞助人工作。然而，是杜鲁门使战后欧洲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和绝望之中。同样，他有的只是严守道德，很强的责任感，愿意听取建议和不辞辛劳。
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任务非常之多。取消军备竞赛，使世界从越来越没有实效的军备开支负担中解放出来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会使任何国家受益，它会使所有国家都遭受其害。使环境免受污染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随着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外交政策中将会出现可怕的决策和两难境地．这就需要考虑政府在多元化社会和在被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所困扰的政治组织中的局限和功能，需要有“新多数派”即后商业社会的知识工人的政治领导。
这些任务中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传统的政治口号，传统的政治选民和传统的政治都不能应付这些挑战。已经有一些令人振奋的先例，其中依靠仅仅在25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新方法，我们已取得了成果。就在10年前，污染几乎毁灭了地中海。严重的污染在地中海沿岸3个工业化国家——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行动下已得到了控制。接下来是里根总统的成功，连他自己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成功。他利用自己党内的“鹰派”以及他们要大大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愿望，在1988年和苏联签订了《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次实现了真正削减世界军备。也许，乐观主义希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对“新多数派”，即对知识工人来说，旧的政治毫无意义这个事实。但是，真正胜任自己的工作却非常重要。
新的政治任务中没有一项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它们也不是利益问题。它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是民族问题。并且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有也很少）能作为对手问题来对付，也没有问题（即使有也很少）能作为传统的政治问题来处理。我们所要作出的大部分决定是有关手段的。军备竞争威胁着我们所有的人，对此大家不再有怀疑。人们对降低和控制环境污染和限制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污染的需要也没有多少怀疑。传统政治在目的上各不相同。新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目的。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什么？
传统的政治领导以问题为中心，也就是说，以对目的的不同看法为中心，新的政治领导的任务，将越来越以对目的的相同看法为中心，事实上是促进对目的看法的一致。这可能也是削弱少数派团体制造瘫痪的力量的唯一途径。眼下的这些政治领袖，撒切尔们、密特朗们、科尔们、竹下们、布什们，以及那些老练的、为免遭辞退而工作过分卖力的专家们，他们可能既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在走下坡路。我们所需要的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义务，愿意集中力量完成一两项重要任务，发奋工作和胜任自己的工作。
但是，这样就足够了吗？1986年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限制军备的第一次会谈时曾经宣布他的日标是在2000年前消除所有核武器。但是，一遭到全世界的嘲笑，他马上就退了回去。他应坚持他的观点吗？我们不偏要“神授的魅力”或“纲领”，但我们确实需要清楚的目标，我们确实需要有远见。
第三部分 经济、生态学和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