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谈论“世界经济”，这的确是个新现实。但这里的“世界经济”的含义与大多数人——商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所说的“世界经济”一词的含义不尽相同。下面是世界经济的若干主要特征、主要挑战和主要机会。
在70年代早期或中期——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尼克松总统的“浮动”美元——国际性的世界经济变成了跨国性的世界经济。现在跨国经济唱起了主角，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民族国家的国内经济。
跨国经济主要是因货币流动而不是商品和劳务贸易而形成的。这些货币的流动有其自身的动力。各主权国家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日益对跨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动态作出反应而非对其主动加以改造。
在跨国经济中，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和劳力，已逐渐降到次要地位。资金也不再是可以使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生产要素，因为它已成为跨国性的东西，并且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外汇汇率只能在短时期内发挥作用。管理已上升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竞争地位取决于管理水平。
在跨国经济中，所追求的目标已不是“利润最大值”，而是“市场最大值”，并且，有投资必有贸易，贸易已成为一种投资的功能。
经济理论依然认为主权民族国家是唯一的、或至少是占主导地位的操作单位，只有它才有能力执行有效的经济政策。但是，在跨国经济中，事实上存在着4种这样的单位。以数学家的语言来说，它们是“部分依赖的变量”，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但不相互制约。民族国家就是这种单位中的一个；当然，只有单个的国家，特别是主要的、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才有资格。但是，决策权逐渐向第二种单位转移，它就是地区——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明天也许会出现一个围绕日本的远东地区。第三个单位是一个真正的、几乎完全自主的世界贸易、信贷和投资流动的经济。它的组织者是信息，它不再承认国家边界。最后是跨国企业——不一定是大企业——它把整个发达的非共产主义世界视作一个市场，其实是视作，一个“处所”，借以生产和销售商品和劳务。
经济政策的含义已逐渐地既不是地区间的“自由资易”，也不是“保护主义”，而是地区间的“互利原则”。
现在有一种更加新颖的跨国生态学。环境与货币或信息一样，不承认国界。严峻的环境上的需求——如保护大气和保护世界森林——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行动和法律所能满足。它们不可能当作敌对的问题加以解决。它们需要跨国执行的共同跨国政策。
最后，跨国世界经济已成为现实，但它仍缺乏必备的制度和机构。首先，它需要跨国法律。
美国经验
由于美国的经济在世界上仍占主导地位——是日本的两倍多——20年来的美国经济可以最好地解释向新经济现实的转移。大家知道8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制造业接近崩溃。但是，事情常常是“大家”错了。实际发生的比我们知道的要复杂得多。这一时期的估值过高的美元确实给工业进口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美国市场。但是美国的工业出口并没有“崩溃”，这一时期中除一年外，每年都有增长。1985年秋美元过高估值得到纠正后一年半，美国制造业出口开始繁荣，即使当时拉丁美洲——传统上美国制造业最好的出口市场——仍陷于深刻的危机并且无力购买。
但是美国在80年代遇到困准的那些工业——汽车、钢铁、家用电器——在西欧也遇到了困难。到了80年代末，欧洲人尽管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仍受到来自日本和南朝鲜进口的巨大压力，其程度远比美国受到的为高。菲利普公司——除日本以外最大的家电生产厂商的美国子公司——顶住了日本和南朝鲜的竞争。但是它在欧洲的母公司——在荷兰、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设有厂家——被远东打得晕头转向。举例来说，菲利普的产品在英国基本上被南朝鲜产品推下了货架。福特公司尽管遇到日本的竞争，但它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已稳步上升。如果意大利和法国对日本开放自己的市场，菲亚特和雷诺可能难以同丰田和本田竞争。因此，传统制造业的世界性动荡不宁肯定不应全部归因于美国或在美国发生的事件。
80年代美国工业公司还保持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全部份额——甚至还有增加。美国籍公司生产的商品和贴有美国商标的商品大约占1980年和1988年世界制成品销售额的20%。以绝对数来看，保持这一份额就表明生产和销售都有迅速增长。因为在此期间世界制成品的销售总额增长了一半，甚至更多。同时，美国制造业公司大大地增加了它们对以它们的商标在海外销售的商品的控制和来自这种商品的收益。80年代初，大多数贴有美国商标在日本销售的商品（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市场，也是美国绝大多数商品的第二大市场）都是在日本合伙人拥有多数股份的合资企业生产的。到了80年代末，其中大多数企业都转为美国拥有——要么100%，要么多数股份——因为美国使用高值美元买下了它们的日本合伙人的股份。
大家都说美国在80年代出现的巨大贸易赤字不是“制造业崩溃”造成的，而是由于世界性商品价格和商品出口崩溃引起的。从l981年起，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世界市场价格开始崩溃。两者的购买最也开始崩溃，80年代原材料价格，相对于制成品价格来说，跌至历史最低水平，甚至比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还低。到80年代末，主要的粮食市场只剩下两个：日本和苏联。即使像印度这样一个闹了几个世纪地方性饥荒的国家也已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国，然而中国正在达到粮食自给。
美国历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确实，它是除加拿大外仅有的一个通过原材料出口而不是制成品出口进入世界经济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假如美国原材料出口数量和价格保持在1978年的相对水平上，那么，美国80年代的贸易赤字本可以缩小整整1/3。另外1/3的美国贸易赤字应归因于长期原材料市场不景气对拉丁美洲原材料生产国的影响，它们是美国制成品的传统主顾。美国80年代贸易赤字的其余部分大多是迅速上升的石油进口造成的，而不是制造业不足引起的。
从美国农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来看，按250:l的日元和美元的汇率，美元不是“估值过高”了，而可能甚至是估值偏低了。造成美元看上去估值过高的原因是世界市场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暴跌，而不是美国制造业发生了什么事情。
1985年秋开始的美元对日元汇价下调后的发展与人们“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也有出入。
美元不是经历了一场外汇汇率值的“小”调整——本来普遍预料225或210日元对1美元——而是进入了“自由跌落”，仅在15个月内损失了一半的日元值。但是原材料价格——通常是第一个根据外汇浮动作相应调整的项目——在这一期间始终没有作出反应。相反，以美元计算的价格实际上继续下跌。其结果是，在美国的生活费保持稳定并有所下降时，美国的价格和工资根本没有上升。这就意味着除美国人外所有的人都体验到了食品和原材料成本的骤然下降。例如，到1988年秋，日本人实际为他们的食品和工业原材料所支付的日元仅仅是3年前需支付的1/3——主要是因为美元下跌50%，其次是因为以美元计算的食品和原材料价格还在继续大幅度地下跌。但是尽管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价格低了，然而它们的出口量并未增加，像巴西这样的粮食和原材料出口国的出口量也未增加。
一种货币的陡然贬值——依照所有理论和一切经验——必然陡然增加一国的出口和陡然减少一国的进口。美国的出口确实增加了，而且是陡然地增加了，尽管这是在美元贬值一年半之后发生的。到1988年底，美国制成品出口的上升缩小了贸易赤字的l/3，这可以被认为首先是由早些时候美元的过高估值引起的。但是，美国的工业进口——根据所有的理论和所有过去的经验应该近于消失——却保持增长！
资金和投资的流向行为也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是金融史上第一个欠有以自己的货币结算外债的大债务国。美元对美国的主要债权国日本和西德的货币贬值50%（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最大），从而有效地使它们的巨额美元储备贬值一半。然而，它们——以及所有其他的美国债权国——把钱大量地输入美国并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务支撑美国政府的赤字。
最后，美国的债权人——首先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然后是西德人，最后是日本人——开始通过购买因美元贬值而“便宜”的美国企业和不动产，将他们的美元债权转为投资。当然，这就是经济理论预料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情，以及事实上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投资——尤其是日本人的投资——已经家喻户晓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主要是因为它同经济理论所说的“理性经济”行为大相径庭——美国公司在此期间的对外投资大大超出外国人对美国的投资。例如，1987年以英国人为首的所有外国大府美国企业和不动产投资了大约350亿美元。同年美国公司对它们在国外，尤其是在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分公司至少投资500亿美元。结果，到1987年底为止美国在国外企业的投资达到3100亿美元左右，超过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而且超出很多。如果美国人的行为更有理性，即根据经济学理论行事，他们本该出售价债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以最大限度扩大利润。恰恰相反，他们牺牲了眼前利润以求最大限度扩大市场地位，正如外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在保持甚至扩大他们对美国的销售时所做的那样，尽管他们得到的美元，以他们自己的货币来计算，价值低得多。
它的教训
美国经验的第一个教训是原材料经济和工业经济已经“脱钩”。因为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里，原材料经济已变得无足轻重。
如果商业周期理论中有什么被证明是正确的话，这就是在一次骤然的和长期的食品和原材料价格暴跌之后18个月内总是伴有一次严重的、长期的工业经济危机。这在18世纪和19世纪是正确的。这仍适用于1907年和1921年的衰退以及1929年的大萧条。到1989年为止，世界性的原材料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历时最长（差不多有10年）的萧条。然而，工业经济却繁荣如初。
原材料价格对外汇浮动立即作出反应也是一个被证明了的理论。当美元的国际价值下降时，原材料的美元价格应上升相应的百分比。可是相反，它们一直在下降。一种解释是世界性农产品过剩是由于农业生产惊人发展引起的，特别是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里。同时，在所有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里，农业人口已下降到统计学上毫无意义的程度。农业收入和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在美国，有些地区的农业收入在1984年和1987年期间下降了2/3）对国民收入、国民购买力和消费品购买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正在稳步地变得不再是材料密集型的了。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汽车的大约60%的成本是由原材料和能源构成的。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半导体微芯片的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只占不到2%。铜线中的原材料和能源成分占将近80%，它在电话电缆中正在迅速地被玻瑞纤维所代替。后者的原材料和能源成分只占10%。日本的工业生产在1965年到1985年期间增长了两倍半，但它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几乎没有增加。日本1985年制成品中含有的原材料和能源不到20年前的一半。最新的能源——信息——完全不含任何原材料和能源。它完全是“知识密集型的”。
制造业和劳动力也正在逐渐脱钩。美国制造业生产在80年代稳步增长。制造业的就业却稳步地降低：1988年生产同量商品所需蓝领工人的人时只及1973年的2/5。
在任何一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力、资金——都不再决定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地方，贸易正在逐渐地被投资所替代，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过去是先有贸易后有投资，现在是先有投资后有贸易。接近市场和“感受”市场变得具有决定性作用。这需要在市场中有一个基地；这需要在市场中的存在和市场地位。换言之，这需要对生产投资。“销售”便成为对市场“投资的所得利润”。不保持投资就不会有销售。如果市场发展了或变化了而对市场的投资却保持不变，那么，也就不会有销售。
这说明了日本人和西德人为什么愿意将他们的商品以美元价格在美国市场上出售而不顾美元价值以日元和马克计算下降了一半。这也说明了日本人为什么明知在欧洲建厂成本很高（因为欧洲各国货币与日元的比价没有下跌）而偏在欧洲建厂。这还说明了美国公司为什么将它们在外国的子公司的盈利进行再投资而不是获取大量直接的美元利润。它们都是为了尽量扩大它们的市场地位。
80年代美国经验的另一个教训是企业已从多国型转变为跨国型。
美国受外国进口影响最大的工业中的许多大公司，都是通过它们在国外的子公司，在美元估值过高的年代里创下的利润救活的。福特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更为重要的是福特公司后来的战略转变和在美国市场上的复苏主要得助于欧洲通过福特的日本分公司马自达研制的产品和工艺。相反，本田——一家日本籍汽车制造公司——正试图通过把在美国制造的本田车运回日本以求把它从日本汽车市场中的第三位提高到第一位。
传统的多国公司——由美国和德国实业家于19世纪中叶发明的——是由母公司加上在国外的“女儿公司”组成的。母公司为国内市场设计和制造产品。女儿公司根本不设计，它们只是原封不动地在当地生产母公司设计的产品并就地销售。
母公司和女儿公司之间差别日益模糊不清。而在跨国公司、在本系统内的各个地方都可以搞设计。大型的医药公司现在在五六个国家即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士建立研究实验室。哪里有科学研究工作者，它们就在那里搞研究，哪里制造业经济占支配地位，它们就在那里生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两个地点为所有欧洲各国生产个人用计算机，并且在一个地点生产磁盘驱动器。一家大药品制作商在164个国家里制造和销售处方药品，而所有的发酵工作都是在一家工厂完成的，这家工厂设在爱尔兰。跨国公司的财政人员统管集团所有成员的钱财，而不是让英国公司管伦敦的钱、西德公司管法兰克福的钱、美国公司管纽约的钱，等等。跨国公司的最高层管理部门——即使所有的经理都仍集中在这一个国家内——并不是母公司的最高层管理部门。每一个单位（包括母公司）都有其自己的地方管理部门。最高层管理部门是跨国性的，公司的商业计划、商业战略和商业决策也都是跨国性的。
很多人一听说“跨国的”这个词，便以为是大公司。但是，中型公司，甚至小型公司也正日益在世界经济中而不只是在一两个国家中运营。事实上中小公司更容易不顾国界进行运营，它们不像大公司在政治上那么显眼。
美国经验还表明，一个公司——无论是制造业的、金融业的、还是服务业的——要想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充当领导作用，就必须在北美、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拥有即使不是领导地位，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地位。这3个地区虽不构成一个市场，但却构成一个经济。在这3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地区内的公司都与另两个地区内的公司形成潜在的竞争关系。3O年前，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是在它们自己的国内市场争夺领导地位。例如，菲亚特不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强行推销。如今菲亚特正试图成为“欧洲”的领导者。日本人也是如此。
通用电气公司一向是美国大多数市场中不遇挑战的领导者。进入80年代后，该公司经理部门决定在世界范围内退出不能取得领导地位的所有地区，包括美国国内——即使这些地方有利可图。与此相反，它向能够取得世界市场领导地位的地方进军。它出售了几家分公司，包括生产小型器具和半导体微芯片的公司，它们在美国是获利的市场领导者，但它们没有提供国际上的机会。同时，通用电气公司取得了若干国外的企业，特别是在欧洲的企业——如医学电子设备——管理部门在那儿看到了成为领导者的机会。一批欧洲和日本的大公司也在推行与此相同的战略：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德国的化学巨人赫希斯特公司和日本的索尼公司。还有不少中、小型制造商以及银行、保险公司、甚至房屋保养公司和承包商也纷至沓来。正如美国的一家中型的、低技术公司总裁所说的：“我在电话里能联系上的企业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也是潜在的顾客。”
100年前德国人必须学会如何将一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的）地方公司——如在汉堡的雪茄工厂——作为一家全国性的企业来经营。不然，从墨尼黑或斯图加特来的某家雪茄烟厂会突然夺去它的市场。而60年前每一家美国公司——如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为当地办公室和银行提供胶水的公司——必须学会将自己的公司作为一家大陆性企业来经营。否则，一家来自南加利福尼亚的胶水制作商会突然出现并夺去它的“地区”市场。而在今天，即使比利时的一家小香肠公司，也必须学会将其公司当作一家“欧洲”企业来经营。否则，来自西班牙的某个香肠公司便可能夺走他的国内市场。渐渐地，所有公司都必须学会把自己看作为跨国企业。否则，一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一个德国人、一个加拿大人或一个美国人就会把它们赶出自己的国内市场。
象征性经济和现实经济
最后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跨国经济是资金流动形成和驱动的。这些资金流动有其自己的动力，它不一定适合传统的经济理性。
主要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使美元在1985年跌落。问题在于是什么使它长期居高不下。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浮动”了美元起，美元的外汇价值一般认为是根据美国贸易收支平衡的起落调节的。从1982年起，美国贸易赤字迅速爬升，很快超过了历史记录。然而，美元却顽固地居高不下，人们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高得不现实”的汇率。然后，当它下跌时，它又跌到就相对的成本和生产率来说，“低得不现实”的汇率水平。
对这种美元行为所作的唯一解释是：“现实的”商品和劳务经济已不再统治跨国经济，统治跨国经济的是象征性的资金和贷款经济。伦敦银行同业市场每天的周转额是世界商品和劳务贸易所需跨国货币——欧洲美元、欧洲马克或欧洲日元——的1O～15倍。主要外汇交易市场——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苏黎士、法兰克福——的交易量超过世界工业和世界商业所需量的好几倍。跨国经济金融交易的90%以上并不是履行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经济功能。它们只是履行纯粹的金融功能。当然，这些资金的流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政治合理性：预料政府的决策，诸如中央银行利率或外汇汇率、税收、政府赤字和政府借款、政治风险估算等决策。所以，美国的经验显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现实经济的是象征性经济。
上述结论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每个企业必须学会如何管理它的外汇动向。现在的经理们必须认识到即使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是或似乎是国内的，外汇汇率也还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将必须认识到外汇汇率是由政治决定的，因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最后，他们将必须像承担保护企业免遭其他可预见风险的责任那样，承担保护企业免遭外汇风险的责任。外汇浮动已成为做生意的经常性成本。这与目前大多数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企业的经营思想截然相反：外汇汇率是——或至少应该是——内在稳定的。假如外汇浮动发生了，应被认为是“上帝的行动”。它们实际上是人的行动，特别是政府的行动。这些浮动的发生时间通常是无法预测的，就像火灾和贪污等其他许多事件一样。但是可以预知它们准会发生，并且频频发生。
不再有超级大国
由于出现了跨国公司，还由于出现了在世界市场起决定因素的象征性经济，现在己不再有经济超级大国了。无论一个国家有多么大、多么强大、多么高的生产率，它依然每天要为它的市场地位拼搏。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指望长期在技术、管理、发明、设计、企业家地位等领域内保持有竞争力的领导地位。对跨国公司来说，哪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是无关紧要的。它们在所有这些国家做生意并四处为家。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公司也不再能把自己的领导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在工业领域里也不再有“超级大国”，而只有竞争者。一个公司的祖国已经成为“所在地”，它只是一个总部和通讯中心。但是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内都有若干个公司——一些美国公司、一些德国公司、一些英国公司、一些日本公司——它们在一起就是这个世界性工业部门的“超级大国”。经理们必须逐渐地将商业政策建立在这个新的跨国工业结构和市场基础之上。
敌手贸易和互惠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世界经济的一次结构性转变。新的经济大国日本的出现及其以后出现的整个东南亚，也是世界经济的一次结构性变化。而且，一个系统中的每一次结构性变化，总是伴随着指导这一系统的规则的变化。
亚当?斯密所在的18世纪贸易是一种互补贸易。英国向葡萄牙出售葡萄牙自己不能生产的羊毛，而葡萄牙则向英国出售英国自己不能生产的葡萄酒。18世纪，英国人从印度买进它自己不能生产的棉花，作为交换，它向印度提供印度自己不能生产的机制棉布。19世纪中期，美国和德国进入世界经济，带来了向竞争性贸易的转变。美国人和德国人以竞争的方式相互买进和卖出化学品和发电机。竞争性贸易在1850年不知为何物，而在1900年却已占据了主导地位。
新的非西方贸易国家，首先是日本的出现创造了我所称谓的敌手贸易。
互补贸易寻求建立伙伴关系，竞争性贸易旨在创造主顾，敌手贸易旨在统治一种产业。互补贸易是一种求婚，竞争性贸易是打一场战斗，敌手贸易则旨在通过摧毁敌人的军队及其战斗力来赢得战争。
当竞争性贸易开始变得重要时，英国人大呼“卑鄙”。他们指责新的竞争者——美国人和德国人搞阴谋诡计。西方人现在也同样大呼“卑鄙”，并指责日本人在敌手贸易中搞阴谋诡计。一个世纪以前的竞争性贸易和今天的敌手贸易反映出它们是蓄意击败对手和置人死地而后快，但更反映出它们的客观需要和客观环境。日本人自己开始时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开辟了哪一种实践方法。60年代初，当他们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时，他们发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在技术上落后，在市场竞争上更落后。他们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免受国外——在那时主要指美国——的竞争是合乎逻辑的。下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人把出口集中在一小部分他们可望具有竞争力的、其市场已经有所发育的、技术上有着落的、只须稍加努力便可取得大量销售量的产业上。这些产业——汽车业、钢铁业、家用电器、照相业和光学仪器业——当时仍含有很高的劳力比重。因此，日本使用全新的、强有力的管理技术、培训方法，使低薪工人提高生产的能力使他们在发达的西方市场上成为有效的竞争者。同时他们依旧觉得自己太落后——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实落后——以致他们必须要排除外国竞争。这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敌手贸易。敌手贸易的主旨是通过摧毁敌人以夺取市场控制权，或取得市场主导地位以使新来者几乎不可能对市场领导者构成挑战。
另外，敌手贸易还改变了基本规则，而且非常彻底。首先，你不可再相信：竞争完全是有益的——这是经济学家过去的基本信条。19世纪经济学证明了——并驳斥了任何有效的怀疑——竞争性贸易对伙伴双方都是绝对有益的。这是19世纪经济学的一次巨大胜利。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家在生意上输给法国某一竞争者的瑞士厂商也许必须解雇工人。但是，经济学家指出，瑞士现有工作岗位的损失可以被瑞士新创造的岗位所抵消，因为瑞士消费者购买力提高了，买得多了，而且投资也多了。但是，敌手贸易不可能对双方都有利。例如，如果有一家被打击的制造商——例如，美国的一家光学仪器公司——在一家南朝鲜的制造商的打击下居然幸存下来，它的竞争力会比以前更强。这样的竞争确实是绝对有益的。但是，敌手贸易的主旨是把竞争者完全赶出市场，而不是给它有存活的机会。如果主动打击的国家依然封锁进口——或至少严厉地限制进口——那么，受打击的竞争者就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回击。它不可能取胜，它最多是没有失去一切。
因此，敌手贸易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完全关闭国家经济的保护主义作法显然是错误的答案。这只能使一国自己的工业更缺乏竞争力。但自由贸易也不是正确的答案。一种答案，是构筑经济区域或曰经济集团：欧洲经济共同体计划于1992年实行的经济合并；1988年美国-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试图建立的业美自由贸易区，或者有可能在将来，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区域。这将使较小国家的经济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大区域和大市场，以便它们创造取得竞争力所需的生产和销售的“临界质量”。
地区主义创造了一个能够推行一项超越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极有效的贸易政策的单位。它创造了一个可以互惠的单位。很清楚，互惠是唯一能在一个盛行敌手贸易的世界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如果对方采取互惠政策，那么，自由贸易便可以在互惠中实现。但是，如果双方选择保护主义，那么，保护主义盛行。
至今为止，美国在大多数领域对自由贸易有一种特殊的偏好（重要的例外，如农业、国防和运输）。例如，日本银行可以做美国银行不可以做的事：它们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州开设全套银行业务。而任何一个外国银行都不能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开设全套银行业务。同样，美国允许日本和南朝鲜承包商承包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例如，在洛杉矶建造一座新的博物馆——而至今为止，日本的公共工程项目合同全部给了日本公司。在互惠原则下，每一国家的企业享有进入另一国市场的同等权利，仅此而已。的确，互惠是防止世界经济倒退到极端保护主义的唯一途径。
互惠原则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统一的原则。它显然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贸易政策，这仅仅是因为只有互惠原则才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传统保护主义者（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和传统的自由贸易者（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提供一种妥协。互惠原则也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用来处理同日本，南朝鲜和巴西发展经济关系的政策。正如竞争性贸易是过去150年间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工具一样，互惠原则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工具。
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传统的保护主义不同，互惠将不仅限于商品贸易。劳务在世界经济中已变得和商品一样重要，并且更需要互惠。投资处理同贸易一样重要。世界经济正在日益一体化，并由投资作栋梁，而不单由贸易作支柱。各国之间在投资处理上的差别比它们在贸易上的差别更大。在某些国家，甚至诸如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商度发达的国家中，投资的决策——无论是本国人的决策，还是外国人的决策——都是强制性的，并且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要讨论的，我们最终将必须为国际投资发展一种法律体系。同时，只有互惠原则可以起作用。
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商标、版权，还有专业服务领域里的互惠也同样很重要。
跨国生态学
世界经济中的最后一个新现实是跨国生态学的出现。对生态的关心，即对受到危害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心，将必须逐渐地放到经济政策中去。而且，对生态的关心和生态政策将逐渐地超越国界。人类生存环境的主要威胁正日益成为全球性的东西——保护和保存生态环境所需的政策也日益成为全球性的东西。我们现在仍在谈论“环境保护”，好像在保护什么外在于人、分离于人的东西。可是，受危害的正是人类的生存需求。19世纪前，人类遇到的无休止的挑战是如何保护人类及其生存环境免遭自然力的侵害：流行病、野兽，洪水、飓风。今天，这些自然力依然如故。最近爆发的艾滋病是一种新的瘟疫，它使所有“征服自然”的空谈静止下来。但是在本世纪，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保护自然免遭人类的侵害。其实，对此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认识的。此后，威胁急剧增加，并根本改变了性质。
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把这个问题看作它最初进入我们视野的那个样子，即一连串地方性的、孤立的、特殊事件：洛杉矶或墨西哥城上空的烟雾，这种或那种动物种类的灭绝，海滩上的溢油。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即使纯粹地方性的环境事件，其结果也不是“地方性的”。我们现在知道污染公害是没有国界的。美国中西部钢厂释放的硫会变成危害加拿大森林的酸雨，瑞士或法国阿尔萨斯化工厂倾倒在莱茵河中的有毒液体会污染荷兰的饮用水，乌克兰一次核事故释放的放射性微粒污染了瑞典的蔬菜，并使苏格兰牛奶不可饮用。
人们现在仍旧普遍相信对环境和生态的威胁仅限于发达国家，果然这些确实是工业化、汽车、富裕的结果。但是，正在班育着的、最大的生态灾难——也是最难控制的，更不用说消除了——是地球上最不发达、最不先进、最穷的居民对世界热带雨林的破坏。而且不再有人提出那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不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仅几年前的一篇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至今最大的生态灾难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几乎被破坏，北京和布达佩斯像墨西哥城一样被完全污染了，而且同样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制止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共同的任务。将它作为一项国家的任务加以解决，是无济于事的——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显然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甚至地方范围内做大量的实施工作。试图用敌对的方法解决它，一国谴责它的邻国污染了环境——荷兰人谴责法国人、瑞典人谴责英国人、加拿大人谴责美国人——也是徒劳无益的。被谴责的国家必然会声明自己是清白的，并否认存在着问题。在我们承认任何地方的严重环境破坏都是每个人的问题，并且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之前，不会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这将需要我们大大改变一下我们思考经济的方法。经济学家习惯于把污染和环境破坏看作是“外部事物”。其代价由整个社会而不是由行动本身来承担。但这对环境破坏已无能为力了，对不搞污染没有任何刺激。相反，搞污染而不承担后果这种现状，给予搞污染最严重的人以独特的竞争优势。把环境的影响当作．外部事物，来看待，在理论上，再也站不住脚。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已经把工业事故从作为外部事物转而作为做生意的直接成本。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实施了工人赔偿金制度，根据这种制度，雇主根据该国自己的事故经历偿付保险金，这就把违章操作引起的损害，变成了做生意的直接成本。工人赔偿金制度设想工业活动具有固有的危险性，因而事故迟早会发生的。这是当时有志于把工厂变为安全场所的改革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来的“杀人执照”。然而，工人赔偿金制度在降低工业事故发生率上，比安全守则或工厂检验等措施更为有效。
使环境威胁和破坏变成做生意的直接成本——比如，对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出入城市的交通工具课以重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心理效应。它还可以刺激人们奋力去寻找生态上不安全的物质的替代物和做法。这样的替代物可以大大降低美国最严重的污染——有毒的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里的逸出物。造成严重危害又无法被无害物质代替的物质应被禁止——这就是氟化炭正在被取缔的方式。
环境行动必须是地方性的。若要清洁污染最严重的海洋——内陆浅海，如波罗的海、地中海、科特斯海——就须清洁沿海国的最大污染者——城市污水管。但是这样的行动必须建立在一种共同的，跨国的承诺基础之上。单单跨国协定还不足以中止更谈不上完全消除发展中国家中由它们自己造成的环境破坏。然而，那儿却是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只是因为对生态环境最大的威胁不是工业而是人口的压力。
今天，保护环境需要国际生态环境法。这在19世纪就已提供了先例。当轮船和铁路开始使大规模旅行成为可能时，以往仅限于热带的传染病——如黄热病和霍乱——侵袭了温带地区的国家，并有可能变成世界性传染病。由于建立了隔离区，使人远离传染区，这些传染病得到了控制。一个世纪以后，在30年代的新政时期，美国政府不顾南方一些州的极力反对废止了童工，方法是禁止跨州界运输法定年龄以下少年生产的商品。
我们同样也可以把污染者赶入“隔离圈”，并禁止在国际商业中运输在严重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比如，污染海洋、提高大气温度，或造成臭氧层空洞。这种做法将被斥之为“干涉主权国家”——情况确实如此。这可能会要求发达的富国对发展中的穷国为环境保护——诸如污水处理厂等——所付出的高昂费用进行补偿。事实上，环境保护很可能是对外援助最富有成效的目的，而且将比近40年来的发展援助取得更大成功。重大问题仍然会存在。排在最前面的问题是因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渴望土地的农民，造成的对热带雨林的急剧破坏，它可能永久性地将大片地区，包括温带部分地区搞成颗粒无收的不毛之地。
19世纪，人们通过跨国行动治愈了人类两种最古老的瘟疫——奴隶贸易和公海海盗。这两种瘟疫被宣布为人类的共同敌人，铲除它们在任何时候都符合任何一国的利益。对人类生存环境即生态环境的威胁，是一种最近兴起的威胁。但是这是一种比奴隶贸易和海盗更大的威胁，而且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威胁。如果它能防止的话，也只有通过跨国承诺和联合行动才能做到。
保护跨国经济
保护和调整新型的人造经济生存环境，即跨国经济，与保护自然生存环境免遭经济活动的伤害是一样重要的。发达的和不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工作、生计和生活水准都取决于它。跨国经济的经济现实已经出现，至少是轮廓已经出现。但是我们尚未建立起新现实所必需的法律。我们所需要的刚好和现在所存在的相反。
如果本世纪留下什么教训的话，它就是相互依赖，除非整个发达世界都繁荣了，否则其某一部分就无繁荣可言。进一步讲，在现代战争中，战败国不复元，战胜国也无从繁荣。每一个世界经济的参与国——或至少每一个发达国家——应使其他所有国家尽快从战争的破坏和流离失所中恢复过来，这显然是有利于自己的。首先，尽快恢复被战争切断的经济联系，恢复跨国信任，恢复商品和投资的跨国流通，这符合每一个世界经济参与国的自身利益。杜鲁门总统就是这样理解并行动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跟着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导致历史上时间最长和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和经济危机。
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在战时保护重建和平时期经济所需资源的国际法。事实上，这就是欧洲已经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实行了几百年的东西。在这250年间，平民（人身安全及其财产）被视作非战斗人员，受到交战国政府的特别保护。无论战斗多么激烈，美国内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囚禁对方非战斗人员的平民和没收他们的财产。几年之后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包围了巴黎并施以重炮轰击。但他们仍允许商业通信出入巴黎城，围城的德国人和被围的法国人都不监禁对方的平民和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一原则——即战争打击的是战士而非平民——被英国人在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所放弃。当时英国人发明了集中营，把布尔人的妇女和儿童关起来，以此强迫布尔人的战斗人员就范。他们把布尔人的农场作为“敌产”加以没收。这些做法在当时被正确地称之为野蛮的发明。但是12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把这些野蛮的发明转变为新的法律原则。从此，敌国政府属下的平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被当作战时的敌人——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的人身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对跨国经济来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原则和错误的政策。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国际法，上面必须清楚地写明，政府有义务在战争期间保护、保存、保卫敌国非战斗人员的平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只要他们限制自己，不表示敌对的言行。我们需要一种国际法，上面写明，一旦战争结束，参与跨国和相互依赖经济的国家在恢复繁荣中拥有共同的利益。
19世纪最引以骄做的成就之一——也是最持久的成就之一——是国际红十字会，它是由瑞士人让-亨利?迪南在1864年创立的。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对敌方战士的保护和人道主义的待遇，不论他是伤兵还是战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保护敌方平民人身安全和财产的国际法。这种法律将保护每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利益及其度过战争，并从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创建红十字会，并呼吁军事大国加入红十字会的，不是一个大国而是一个小中立国的一位不为人知的平民。在和平时期鼓动新的跨国法律是需要政治领导的。但是不论哪个国家带头，其他国家都会很快响应——这种需要对每个国家来说，就像19世纪中叶需要保护战斗人员和战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这种需要也像当时一样的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