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杜鲁门总统1950年关于美国承担世界经济发展义务的“第四点计划”讲话所激起的兴奋和热情。1O年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布在1O年内，把拉丁美洲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也是激动人心的。肯尼迪总统的画像至今仍然挂在从墨西哥到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的农民茅屋内的墙上。经济发展——一个过去甚至不太常用的词——变为令人兴奋的伟大“发现”。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经济发展不了了之。它被看作为令人灰心的败笔。实际上，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哪一个阶段像杜鲁门总统第四点计划讲话后40年目睹如此规模宏大的经济发展。这个二律背反的关键在于看到失败和看到成功的两种人观看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人看到的是想象中的发展，这实际上失败了。另一种人看到的是不在预料之中，但实际发生了的发展。
第二个二律背反和一个新现实是：最博取人心而且似乎最成功的政策过去行得通，现在行不通了。向发达国家出口低工资、高生产率劳力的产品，需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在19世纪这项政策的名称是“涨栋工业保护”，当它发展到最有效之日，也就是它反生产力之时。今天，它已经证明它是目前困扰着那些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它使印度的工业发展徘徊不前，近于停止。而且，它还是日本和西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紧张关系的深层原因。
诸多成功
当然，这本是成功发展的样板，它的增长是最快的，也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1950年，日本尚未从战争恶梦中苏醒过来。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怀疑他们的国家今后还能不能重新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平。那种水平是够低的：在3O年代，有一半日本人口仍是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民。再则，尽管日本在战前的10年里已经建起了一个强大的军火工业——当然，战败后已被拆除——它的民用工业在外界的名声很坏，而且一点也不冤枉：产品设计简陋、质量低下，劳资关系之恶劣是独一无二的。1937年日本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只及在萧条打击下的美国的1/3。
1952年，朝鲜战争结束时，南朝鲜的破败景象比日本1945年还严重：国家已无工业可言，而且几乎找不到受过训练和受过教育的人。香港在60年代以前还只是个没有工业的贸易港口。新加坡几乎只是英国的一个海军基地。而台湾仅有的只是一些种植场，它们向这个地方的殖民老爷——日本人——供应成本很高的蔗糖。
地中海能部环带几乎和远东一样贫穷落后。仅有的工业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刚好在意大利的极北端。有些地区现在还很穷——如西西里和意大利“套鞋”。但是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现在夸耀它的收入高于英国。法国南部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区和主要的工业区。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发展得更快。
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卡罗莱那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路伊斯安娜州、密西西比州——在二次大战结束时还穷得叮当响。那儿现在仍有贫困，像现在的南朝鲜和西班牙一样——如密西西比州的穷乡僻壤。但是美国南部整个来说，现在不过是富庶美国其余各州的影子而己。
另外，在拉丁美洲有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巴西已成为世界第八大工业强国。1950年巴西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咖啡和可可出口国，在世界工业地图上甚至都找不到它的踪影。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出口国，出口鞋类、坦克和飞机等军需物资以及机床。墨西哥也已经从1950年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工业产量等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工业产量。
当英国人离开时，印度几乎没有中产阶级。40年后，8亿印度人中已经有了l亿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中产阶级的能力和中产阶级的期望。而且印度，200年来遭遇了连年不断的饥荒，现已在人口翻一番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最后是中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里，中国在经济上停滞不前，实际上是衰落了。此后，在文化革命变成一片混乱之后，农民获得了一点点种粮的自由和在市场上售粮的自由，5年内农业生产翻了一番。
这个40年的增长纪录在经济史上是无可比拟的。它甚至超过了过去最后一个迅速增长期（1875-1914年）的纪录。而且，当时的发展仅限于欧洲人种。美国和德国成了经济大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北部、俄罗斯西部工业迅速发展，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成了主要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这40年来的发展，跨越了任何人种和任何文化圈。数量上，这些年的发展肯定超过了100年前的发展。当时发展的受益面只是人类大家庭中相当小的一部分——只有1/10。。二次大战后的发展的受益面是人类的1/5——即使不包括中国人。
灰心的失败
那么，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人相信经济发展是灰心的失败呢？问题的答案是目前的成功根本不是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讲的“发展”的意思。而且，他们期望和许诺的东西确实失败了。
作为50年代重大发现的“经济发展”是普遍的和全面的。当时预计所有国家都将发展，而且是迅速发展，而事实上，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许诺的发展将消灭贫穷。它将首先最快地提高穷人的收入。可是，恰恰相反，发展首先在每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只是在日本，传统的贫困基本消失了）。当然，这正是在以往各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次，穷人们不用再等下一次了——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正是这样想的。首先，正是这个许愿使得那些年的发展计划——1950年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和肯尼迪总统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有如此巨大的魅力。那些年的发展预言家头脑中想的有点像美国1950年或1960年的那个样子——每个工人家庭有一所独门独户的、整洁的房子，每个车库里有一辆汽车。而他们得到的（除日本外）却很像美国1920年的那个样子——恰恰因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中产阶级，不平等状况似乎已达到顶峰，贫困令人毛骨悚然。战胜贫困——我们必须再次学习——发生在经济发展的终点，而不是它的起点。在现代社会里，贫穷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状况，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状况，这一点只要看看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现在仍有1/3的黑人生活在赤贫中就清楚了。
50年代和60年代相信它们发现了经济发展，因为它们有新的理论和新的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被普遍地称赞为经济发展的保证——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都受到同样的人的称赞。它们没有一个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捧得最高的失败得也最惨：苏联式的计划。到1950年非共产主义者已经知道这一套在农业上行不通，但是人们还是普遍相信它在工业上行得通。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那些年月里，苏联经济增长的数字基本上也是官僚们臆想的产物。如果俄国保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增长率，它现在的工业生产应该相等于或超过美国，而不是现在的至多相当于2/5。1913年的俄国，至少在它的欧洲部分，在健康、婴儿死亡率和寿命等领域与美国相当。1975年以后，即使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它在每一个健康类目中都低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被迫推行苏联式的计划之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产率和技术与德国相当并超过法国。在二次大战中，它的工业没有遭到破坏。但是，搞了40年苏联式的计划之后，它的人均生产率还不到西德或法国的一半。古巴在卡斯特罗当政前，在医疗保健和婴儿死亡率方面远远好于加勒片地区其他国家，而现在古巴远远落在除海地外的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之后。
原因之一是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存在的浪费和低效率令人难以相信。在共产主义集团国家里一美元投资所生产的东西最多只有西欧、美国或日本的2/5。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生产率也消失了，这仅仅是因为如果商店里没商品，劳动的意义何在呢。另外，“计划”这个根本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和配置。
社会党的非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也未见得好多少。30年代和40年代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初步形成的计划经济，成了非洲的英国前殖民地生产和生产率灾难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它们以前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有巨大的农业贸易赤字，并且，如果没有粮食进口就会闹饥荒。印度也只是该国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他去世前几年放弃了他在英国学习时带回来的社会党计划经济后才开始有经济发展的。虽然胡安?庇隆也许从未听说过伦敦经济学院，但是50年代他在阿根廷推行的经济政策与英国理论家的经济政策相似，而且其结果也相同：该国欣欣向荣的农业几近凋零，军人和文官官僚机构飞速膨胀，腐败风盛，通货膨胀似脱缰之马。
杜鲁门总统宣布把对外援助作为美国的发展政策，实在是为了抵消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吸引力。与苏联式计划经济和社会民主党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对外援助没有导致全面的倒发展。但它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发展。它的根据是马歇尔计划，但把它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有欠公正。西欧，还有日本，是有能力的．有教养、有纪律的人民，优秀的学校、交通运输、银行、政府等基础设施，所有这些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欠缺的，首先，马歇尔计划是为公司和行业服务的。而外援是援助政府的。结果是，大部分外援变成了军援，我们现在知道，正是军援阻碍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变成经济投资的援助都进入了政府喜欢的、大型的、显赫的项目，如钢铁厂。这些项目与其说是人的能力的“增殖者”不如说是政治样板。它们创造了许多选票，但几乎没有创造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就业机会：在分配和销售领域、在建筑和筑路行业、在汽车修理和加油站、在小型的地方制造业里为低技能工人提供很难找到而且很分散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主要是由小企业为满足地方消费者需要而提供的，决不是重工业和吸收政府援助的大工程所提供的。
指导性计划行得通吗
在80年代末，情况已经明摆着，无论是苏联式的计划，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抑或是对外援助全都没有直接产生经济发展。此时，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似乎奏效的一项政策上去了，即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以及“日本有限公司”的“指导性计划”。在这两个国家里，政府不作商业计划。但是，它指导——与商业紧密合作——经济应如何走向。然后，它就支持——主要手段是通过指导投资——遵循“指导”的那些行业和企业。尽管这种方法被吹得天花乱坠，它却在法国一败涂地，它在日本也褒贬不一。
指导性计划在法国搞了10年，似乎有效，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65年左右。以后情况逐渐变得十分明朗：指导性计划的所有“成绩”是使法国迅速地落在非计划经济的德国后面。德国是法国争夺欧洲领导地位的对手。指导性计划使法国工业停止技术更新，停止发掘机会和新技术，停止出口。1970年左右，指导性计划寿终正寝——然后法国经济开始增长。
但是，“日本有限公司”至今依然令人生畏。事实上在日本起作用的不是计划——其败局几乎与苏联式或社会民主党的计划在别处遭到的败局一样渗。几乎永远是有条不紊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计划目标。它并没有计划日本的成功：汽车工业、家电工亚、照相工业，事实上，它反对这3项工业的发展。相反，政府推动了一个庞大的钢铁工业的建立——这可能是日本人犯下的最昂贵的错误。它使日本背上了约3倍于日本所能承担的炼钢能力的包袱，因为日本既没有铁矿石、煤、天然气，也没有石灰。日本政府自1976年开始推动的行业也不见得十分成功。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大型的、而且越来越大的超级计算机。但是，市场已经转向小型的个人用计算机，它甚至还未列在日本政府的计划表上。日本至今未建立起一个世界级的医药工业，或者政府的另一项主要目标，一个世界级的电信工业。而且它只是在政府的第四项目标——办公室自动化方面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唯有在微型电路方面，日本政府的计划达到了它的目标。
日本有限公司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政府和商业之间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当政府和商业两者都已经高度发达和有能力时，上述关系才有效。否则——正如印度和巴西的例子所显示的——这种关系将只会导致任人唯亲和腐败，而不会导致政策和发展。换言之，日本的教训对发达国家有借鉴作用，对发展中国家则没有。
起作用的政策
在过去40年中，真正起作用的政策与那些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政治家所倡导的政策有天壤之别。但是，与19世纪曾经起过作用的那些政策也不可同日而语。19世纪成功的发展，建立于革新和技术的领导作用之上。英国是通过在蒸汽机、铁路、轮船、织机、机床、国际银行和保险业、通讯（如邮政局）方面的领导地位才登上第一个经济大国宝座的。美国赖以成为下一个经济大国的是在钢铁、电气、电报、电话、农业机械、农业学、打字机等办公设备以及第一台家用设备——缝纫机——的领导地位。美国后来又迅速地增加了在汽车和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德国也同时崛起——同美国相争——成为钢铁、电气、电子和电报领域的一个领导者。德国成了化工、医药和汽车领域内的革新者，也是银行领域的改革者，它发明了“万国银行”。日本人甚至连试也没试过在任何领域取得技术或科学的领导地位。迄今为止，日本人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引进科学和改善他人技术之上。
二次大战后40年来确实起过作用的两项政策是出口低工资工业劳动力的产品和“襁褓工业保护”。两者确实在19世纪试过，事实上，它们可以被称之为第一批系统的、有目的的发展政策。但是，它们全都遭到彻底的失败，不得不被放弃。19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迅速认识到低工资劳动力是无生产率的、低质量的劳动力，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一点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依然正确，当时日本人曾绝望地试图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出口努力的失败，促使日本决策者试用军事征服去夺取他们不能用低工资劳动力进入的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领悟到培训能使工人在低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这是一项美国人的发明。出口导致的发展的基础是低工资但受过高级培训、生产高质商品的劳动力。日本靠这种发展把自己从欠发达和战败的境况下解脱出来。远东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南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巴西都抄袭了这种战略。
日本人现在自己成了高工资生产者，他们开始把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移向泰国、马来亚和靠近美国边界的墨西哥的工厂（所谓的加工厂）。但是，这也许是这种廉价劳动力政策的苟延残喘，它只在工业生产是劳动力密集型时才起作用。当直接人工成本下降到全部成本的15%以下，距离差费用（如运输费）开始抵消低工资优势。今天，直接人工成本有那么高的行业是一个落后的行业。通用汽车公司的直接人工成本现仍占一辆汽车总成本的25%左右，而在丰田公司和福特公司，直接人工成本已下降到18%，并可望到本世纪末达10%或12%。即使在一向是劳动力高密集型的工作中，如无线电或计算机装配工作中，直接人工成本现在已经低于20%，而且还将下降。将来总是还要存在一些人工成本较高的生产活动——如缝制男式服装或组装木制家具。但是，它们的数量太少，雇人也不多，因此不可能像在1950年后几十年里的远东一样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射台。
其实，日本人早就知道低人工成本的出口不会长久使他们受益。到了1960年，他们已经把低工资战略同19世纪另一个不成功的发展战略——襁褓工业保护——的新翻版结合起来了。襁褓工业保护是美国数届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发明的（他称之为“美国制度”）。它由一名德国人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带到欧洲，此人是克莱的秘书，是一名流亡美国的政治家。襁褓工业保护最初曾风靡一时，不久便大失所望。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襁褓工业便对制造业进口商品关闭自己的边界；理论上当襁褓中的婴儿健壮到了可以经受竞争的时候，边界就可以重新开放了。但是，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正相反，婴儿得到保护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依赖于更多的保护。而且，在“襁褓工业保护”底下的国内工业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依赖从发达程度更高的国家进口来的机器、工具、工业材料和部件。到后来，襁褓工业除非不断增加机器和部件的进口，否则就既不能进一步发展，也不能出口有竞争力的产品用以赚取外汇来支付这些机器和部件。最后，恰恰是襁褓工业的增长击败了襁褓工业本身。
在墨西哥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墨西哥是本世纪最起劲的襁褓工业保护政策的推行者。这种政策成了墨西哥制造商的盾牌，因此他们发展得很快。但是，这些制造商发展得越快，他们的竞争力就变得越差，同时，他们就更需要不断增加外国供应，尤其是工业材料和零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漫天提价的那几年里，石油出口给墨西哥工业提供了从国外购买零件和技术所需的外汇。然后，有短短的几年，墨西哥向国外大量举债。当这种情况结束时，墨西哥经济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印度是襁褓工业保护政策的另一个主要推行者，它比墨西哥谨慎得多。因此，它的发展慢得多。但是结果它也遇到了相同的困境。印度工厂不是越来越有竞争力，而是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同时，它们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的机器和零部件——而又缺乏支付这些东西的出口能力。印度也遇到了陷入“襁褓工业危机”的境地，这种危机19世纪曾经使德国等国家不久便把这种自取灭亡的政策放弃了。
曾找到避开低工资竞争局限性的一条出路的日本人，还找到了——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避开襁褓工业保护局限性的一条出路。他们把19世纪失败的两种政策，低工资劳动力出口和襁褓工业保护，合而为一。这给日本的行业带来了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高价格和高利润，以及世界市场上有竞争性的挑战和外汇收入。这种在国内保护襁褓工业和在世界市场上搞竞争性出口相结合的政策确实在日本起了30年的作用。这在南朝鲜也起了作用。它也成了巴西赖以发展的政策。从而，使这三国均有惊人的发展。然而到最后，这种战略终于失败了。前面已经分析过，它迟早会——今后将会更快地——导致敌手贸易。发达国家将很快拒绝进口它们不能向其出口的国家的东西，理由和借口可以不计。也许更重要的是，襁褓工业至今尚未长大成人——或者更精确地说，只是那些主要的出口工业才长大成人了。其他襁褓工业——它们永远占多数——仍和以前一样地依赖进一步的保护，和以前一样畸型、发育不全，仿佛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出口似的。因此，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想，甚至不能够放弃保护。放弃保护将预示大量破产、严重失业和经济危机。
日本为何如此顽固地顶住要它开放经济的压力，其主要原因的确是出于害怕。可能遭到危害的企业和行业实在太多。只有那些积极出口的企业和行业才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它们只占日本全部制造业的1/8不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其他企业和行业全都没有竞争力，并且全都依赖保护。甚至绝大多数的出口企业和行业都需要向国内消费者索取高价，以此来弥补他们从国外卖得的低价。巴西和南朝鲜的情况与此相同——其形式更为极端。
日本自1960年起所遵循的经济政策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政策。但是它正在接近死胡同。发达国家已经理解这一点。欧洲经济共向体正在动员起来对抗日本（和南朝鲜）的进口。美国也正在威胁要向日本、巴西、南朝鲜关闭美国市场，尽管它还在试图说服日本对美国商品和劳务开放市场，从现在起，发达国家将日益遵循互惠原则，它将使出口导向的襁褓工业保护停步不前。
发展许诺的终点
我们也许已经到了发展时代的终点，这个时代是大约40年前杜鲁门总统发表“第四点计划”后开始的。的确，有人坚持认为真正能形成气候的是北美、西欧和远东发达国家的“三足鼎立”（该词是由日本管理顾问御前源一创造的）。他们还坚持认为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三足鼎立国家确实生产多于它们自己消费的粮食，以及实际上它们自己需要的所有工业原材料。它们还生产和消费世界制成品的2/3。
但是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且我们知道如何把它变为现实。共产党中国向世人显示了这一点。它在70年代稍微放松了一点对农民和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农业生产在几年之内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知道要发展就需要市场经济。然而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会忘记是通货膨胀便蒋介石失去了城市工人和他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中国人不敢取消对大米、小麦和猪肉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控制。
恢复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巴西、基西哥、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力应更容易些，而且是完全有益的。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发展有生产率、有竞争力的工业的基础。实行襁褓工业保护的任何可能的需要都已消失。但是这种改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这种转变也许痛苦得足以危害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可以预言，这将是第三世界今后，如果不是几十年，便是几年的中心问题。因此，恢复而不是发展可能在即将来临的年月里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意志的向题而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在从墨西哥到巴塔哥尼亚的农民茅舍墙上仍挂有肯尼迪总统的照片。“发展”将不会被忘怀。我们现在知道它不容易。我们知道它第一次使贫穷更明显可见，更难以接受——恰恰由于它第一次发展了一个中产阶级。我们知道发展意味着艰苦的工作而不是外援。我们知道没有哪一种公式和政策能保证起作用。我们知道发展的基础是教育和能力而决不是资本投资。发展不是“十拿九稳的”，而是有风险的。发展不能是赐与的，而必须是争取的。过去40年的成功表明发展是可以争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