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种现存的经济理论可以解释1975年至1989年这15年中的主要经济事件。也没有哪一种现存的经济理论曾经预言过它们。现实总是超越现存的理论。这在过去已经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19世纪70年代的“分水岭”年月里。当时，“新古典主义学派”、奥地利的卡尔?门格、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法国的莱昂?瓦尔拉用他们的“边际效用”理论创造了现代经济学。60年后，大萧条埋葬了新古典主义理论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造了一个新的综合学说——民族国家经济理论。在这种理论里面，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相当于数学里的子集合，是重新命名为“微观经济学”的“建筑材料”。从此以后，经济学领域里只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弥尔顿?弗里德曼和供应学派应被看作为“后凯恩斯主义”，而不是“反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学派都一样，他们把经济看作为一种模式，在该模式中只有几个常数在开动整架机器。我们现在需要的模式必须把经济看作为“生态学”、“环境”、“格局”,看作为由几个相互作用的领域构成的结合体，个人和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微观经济”，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世界经济。以往每一种经济理论都设定，上述3种经济中的一种完全处于控制地位，其余的都是依附体或“功能体”。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边际效用世界里，个人和公司的微观经济控制政府的宏观经济。在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世界里，国家货币和信贷的宏观经济控制个人和公司的微观经济。但是现在，经济区域（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将很快成为第四种半依赖经济。用数学家的术语来说，上述的每一种经济都是一种部分依赖的变量。哪一种都不完全控制其余三种，哪一种都不完全被其余三种所控制。同时，哪一种都不完全独立于其余三种。这种复杂性很难描述清楚。它也不可以进行分析，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为了使我们能有一种起作用的理论，我们需要一种能简化这种理论的综合——但至今为止连它的影子都没有。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综合，那么经济理论就走到头了。也许只有经济定理了，即公式和化成公式的说明了。它们描述或解释这个或那个现象和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却不能把经济学作为一种逻辑的系统奉献给人们。那时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不会有政府管理商业周期和经济状况所采取的行动的基础。
经济政策要求像政治家这样的门外汉懂得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概念。但是经济现实太复杂，人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用简单易懂的方法向一个门外汉解答最简单的经济问题，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已属相当困难。如果再没有一种简单的经济理论——或至少没有一种可作简化的理论——那么就只会有一些旨在解决一个特殊问题，如“不足够储蓄率”的“经济政策”。只会有所谓“经济卫生学”或“预防经济学”这类东西。这种东西将旨在加强一个经济的基本健康状况，使它甚至能承受剧烈的经济危机，而不是治服或驾驭经济危机。
经济现实
下面是一些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15年来没有一种经济理论可以预言或解释的现实。
在这一时期初始，吉米?卡特总统把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值从250日元降低到180日元。此举的目的是推动美国的出口并从而创造就业——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很高，而且还在上升。卡特总统成功地创造了出口增长的新纪录，但是出口增长投有降低失业率。相反，尽管出口猛增，失业率却与日俱增。这种现象经济学家既不可能预测，也不可能解释。下述情况更不好解释：在这段失业率高速上升的时期中，从逻辑上说应该出现通货紧缩和物价下降，却出现了危险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高达12%至14%。
当罗纳德?里根接替卡特总统后，他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以阻止通胀。他的确很快地摆脱了通货膨胀。但是高利率也把美元对日元汇率推回到1：250。这就严重地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同时在美国给外国工业品进口，尤其日本的工业品进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根据所有的经济理论，这时应该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相反，里根政府任期内的失业率下降到自卡特总统上任前开始的14年来最低水平。当里根总统1989年1月下台时，在美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人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奇缺。
1985年秋，里根总统突然改变方向。他开始用话语鄙薄美元，就像卡特总统8年前做过的那样。里根总统的经济学家原先只是想对“一种估值过高的货币”作一“小小的调整”。不料，美元随即“自由跌落”，并于16个月后达到125日元兑换1美元。根据所有的经济理论——也根据以往所有的先例——应该出现大规模的“逃离美元”现象。持有美元的外国人——当时是日本、西德、台湾和加拿大，这些对美国的主要出口国全都积累了巨量的以美元结算的美国政府债务——应该赶紧降低美元持有量，以控制外汇损失。恰恰相反，他们——尤其是日本人——全都增加了给美国的贷歇，而且是以美元结算的。
还有一件事情更使经济理论难逃噩运。以美元支付的原材料价格——从小麦到棉花，从石油到铜——根本没有上升。事实上这些原材料的美元价格在继续下跌。这种结果意味着，对除美国人以外的所有人来说，原材料价格以他们各自的货币计算下跌了一半以上——如对阿拉伯石油生产者，罗得西亚铜矿主、丹麦奶油出口商，以及日本人来说。而且，1985年以估值过高的美元计算的粮价和原材料价，已经跌至萧条性低点。美元贬值照说应该立即提高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美元价格。但日本人一反往常的做法，为了保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额，他们仍保持他们商品在美国的价格，这当然意味着他们的出口收入以他们自己的货币计算降低了50%。
日本发生的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也不可用已知的经济理论加以解释。日本的大公司大幅度提高它们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以此补偿它们在美国的出口收入损失。所有经济理论都会指出，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衰退。可是，正相反，它刺激了日本历史上最疯狂的消费繁荣。可以提供的唯一解释是日本在此期间换了一代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现在正进入中年，他们正在向西方看齐，渴望立即得到物质享受。但是，从经济上来讲这种解释是无稽之谈。根据各派经济学家全都接受的储蓄和消费理论，一代人的变换应该产生与此正相反的效果。该理论被称为“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发现该理论的人弗朗哥?莫迪利亚尼为此在一年前的198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让这种理论进行预测，应是储蓄率上升而不是消费上升。实际上，自70年代初以来，现实与各种经济理论逐渐分道扬镳。而且我们知道个中原委。
经济模式及其观点
最初的经济理论模式首先认为统制经济是主权国家的经济。在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里个人和公司是主人。在现行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里，微观经济可以说是“仆人角落”；仆人是根据他们的新主人——宏观经济——的吩咐行事的。
其次，凯恩斯前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实”的商品和劳务经济是控制因素。马克思称钱为“现实的面纱”。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认为金钱即现实。控制了经济中的货币量即完全控制了商品和劳务的行为。它也就完全控制了微观经济中的仆人——个人和公司。
最后，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真正管用的经济只有一个——而且的确是现存唯一的一个——即国家经济。当然，它们承认跨越边界的经济交易。但是，这些交易是通过管理民族国家的内部经济来控制的。
但是，这些自明的观点中的每一种都在现实面前消失了。个人和公可从未服从过给它规定的主人——宏观经济；从一开始起，它们成功地起了破坏作用。而且，微观经济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货币、信贷、利率、税收却对它们没有控制力，甚至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当然，现在又多了一个世界经济。
作为“理想气体”的经济
凯恩斯自己把主权民族国家经济比作为物理学中的“理想气体”。我们可以看到气体中的分子在运动，通常极其剧烈——即所谓布朗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是无序的、意外的，它对气体本身不产生作用。在理想气体中唯一要紧的东西是温度和压力，两者无一受到粒子的布朗运动的影响。同样地，个人和公司可能看上去似乎在做决定和行动，但这只是纯粹的幻想。个人和公司可以做的是作出反应或再行动。任何与货币、利率、信贷现实唱反调的行动是徒劳的和自欺欺人的。货币、信贷、利率之于国家经济——如温度和压力之于理想气体。
凯恩斯认为货币周转速度——描述个人用钱快慢的术语——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除非发生非常事件。但是，正如熊彼特在30年代中期指出的，有证据表明个人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货币周转的速度——迅速、不可预期，而且独立于经济政策。事实上，个人和公司改变货币周转速度的能力挫败了60年来每一个通过政府政策控制经济的企图。到了1936年，新政使美国消费者大大增加了购买力。此举应能重振经济。但是，消费者偏不愿使用额外的购买力，相反，他们把钱囤积起来。这就促发了1936-1937年之间的经济崩溃，失业率再次与4年前罗斯福就任时一样高。个人控制货币周转速度的能力还解释了卡特总统的政策为什么是一场灾难，消费者既不用钱，也不创造工作机会，他们只顾藏钱。在一次迅速的大转变中，美国消费者在里根总统当政期间花钱了，而且的确增加了支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尽管存在大量的贸易赤字，里根总统的政策为什么奏效的原因。面对这些事实的经济学家归罪于“信任”。但是，如果说有哪一届政府得到公众信任的话，那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任期政府。再说，当代经济理论，不论是凯恩斯学派的还是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答应给予的正是这种信任。
日本制造商对美元兑换值下跌和由此引起的出口收入下降的反应方式使人看到了又一种新现象，即微观经济的仆人——个人和公司，处于控制地位和主人地位。是它们而不是宏观经济，决定在经济上什么是“合理的”。经济学家给经济合理性所下的定义是“利润最大值”。但是在多长的时间阶段内呢？在个别交易，即每一辆汽车从丰田厂址名古屋装运到美国的过程中？在会计年度的当前季度里，或在其他的会计阶段里？抑或在投资寿命内——在汽车厂的情况下8年或10年？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同样“合理的”，正如日本出口商这个例子所显示的：对什么时间阶段合适的问题的回答是个人和公司的“决定”，而不是“反应”。事实上，正如每一个商人都会告诉经济学家的那样，在短期和长期成效之间作决定是企业最高层管理部门拿工资要作的最重要的决定、最困难的决定、最有争议的决定——而且决不是未经商议即已决定的结论。日本人的事例告诉我们，这种决定强烈地影响到——事实上是它主要造成了——国家的宏观经济。但是，经济学家对如何作这种决定一窍不通，他也无法让它在他的模式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当代经济理论中也没有技术、革新、变化的位置。经济学家像他们的前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一样，他们假定有一种不变的经济、平衡的经济。技术、革新和变化是外在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技术、革新和变化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甚至作过几次尝试，试图把技术和变化放到他们的模式中去，似都以失败而告终。理由不外是；货币政策、信贷、利率同企业家地位、发明、革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使有也很少。无论什么东西决定后者，它都是独立于宏观经济的。但是，企业家地位、发明和革新却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改变经济．是它们，而不是宏观经济，才是真正的主人。
世界经济和经济理论
由此看来，一种起作用的经济理论需融3个领域为一体：货币、信贷、利率之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有关货币周转速度和时间阶段（经济决定的“现在”）的决定，企业家地位和革新。
这还不够的话，还有一种新的、更为吓人的挑战：跨国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已成为一种现实，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强烈地影响国家经济，在极端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控制国家经济。1981年，世界经济控制过密特朗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并迫使它在社会党政策实行了180天后改弦易辙。世界经济时刻严格地限制着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信贷和利率方面。
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合理性”以及经济决定的时间阶段是多种多样的。对有些决定来说世界经济的时间跨度很短——如货币交易或商品交易。但是对商业决定——相对于贸易决定来说，世界经济的时间阶段很长。当里根总统在的年代初把美元升值后，美国出口商决定提高外国人购买美国商品的价格，以保持以美元计算的利润率。他们按月确定“利润最大值”。这种决定是错误的。很快，美国人开始失去海外销售，不出两年，他们完全失去了盈利能力。4年后，日本人吸取美国人的教训，决定牺牲利润率以保持美国市场。这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他们的利润。他们在两年后又开始赚钱了。世界市场中的“销售”不是销售，它们是长期投资的报酬。关键要看在整个投资寿命中的总收益。这当然也是“利润最大值”。但是，它与微观经济学使用该术语的含义是不同的。
经济学和复杂性教学
现实还不是我们今天必须采用的经济模式遇到的唯一的挑战，对经济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提出的微妙的、潜伏着同样严重性的挑战正在地平线上悄悄升起。
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莱昂?瓦尔拉把经济学放进了一种数学模型里，从而把经济学铸成了“硬”科学。此后有过无数次修改和补充。但是，瓦尔拉的数学至今仍向人们提供了经济学的逻辑、经济学的方法论及有关经济学特征的论断。这是一种使用19世纪物理学数学（这当然就是在瓦尔拉时代所能得到的全部东西）的机械模式。在机械模式中，一般认为统计学上的有效数字是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但是这已被证明是对经济学所涉及的那个世界的一种模糊的观点。
现代数学领域里发展得最快的是复杂性理论。它经过严格的数学上的证明表明，复杂系统是不允许预测的多它们受控于统计学上不重要的因素。现在它被称之为“蝴蝶效应”：一种古怪的但在数学上却是严谨的（和经过实验证明的）理论，显示一只在亚马逊雨林中鼓翅的蝴蝶，可以而且确实控制几星期或几月后芝加哥地区的天气。在复杂系统里，“气候”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有高度的稳定性，“天气”是不可预测的，而且是完全不稳定的。但任何复杂系统都不会把任何东西作为“外在的”因素加以排除。就天气来说，即就短期现象来说，无系统可言。只有混乱。
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现象。它们处理衰退和价格变动。当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认为长期系统是短期政策如利率变动、政府开支、税率等构成的。对复杂系统来说，这是很不正确的看法，现代数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还能解释二次大战后为什么有那么多政府政策没有起作用。芝加哥经济学家乔抬?施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过几年的艰苦研究，“己经证明美国政府多年试图控制、指导或调节经济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一项起过作用。它们或者无效，或者产生与预计相反的结果。施蒂格勒没有分析原因多我们现在知道这正是“蝴蝶效应”起作用的方式——而且还将继续起作用。“蝴蝶效应”还是1986和1987年日本消费繁荣的唯一解释。
在任何像发达国家经济那么复杂的系统中，统计学上不重要事件，边缘性事件，可能是决定性事件，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从定义上讲，它们既不可以预测也无法预防。实际上，即使它们产生影响后也不总是能被察觉的。
从经济理论到经济定理
过去的50年，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些年，是经济学突飞猛进和多产的年代。我们现在有了大量关于具体问题的殷实的知识。譬如，我们对生产率已经知道了很多，生产率这个词实际上在60年前无人所知。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关于工会工作章程和工会限制的代价及它们对质量的影响的知识。我们对公司财务和价格的了解，比30年前多得多。但是，我们没有新的综合学说，没有可以同100多年前的杰文斯、门格和瓦尔拉或60年前的凯恩斯等人的工作相比拟的东西，
这种综合性学说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不管它多么必需——至少不会以一种科学理论的方式出现。有许多部分应变数的方程式是不可解的，任何数学初学者都是这样被教导的。要得到一个真正的经济理论就必需有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预测和控制所有下述4种经济的经济行为的原则：个人和公司之微观经济；民族国家之宏观经济；跨国企业经济；世界经济。没有这样一种统一的原则，经济学只能为我们从理论上解释具体事件和回答具体问题。它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一种经济理论。这让人敬佩不已。它毕竟是医学于1700年前后放弃探索一种有关生命过程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又停止寻找一种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时变成的模样。它也是工程学向来的模样。但是它与经济学家寻找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不大一样，经济学家企图按照像物理学那样的真正的自然科学的形像造就他们的学科。
从“天气”到“气候”
新的复杂性数学提出了一个更令人纳闷的问题。会有经济政策这种东西吗？或者，控制经济“天气”如衰退和其他周期性波动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吗？
经济学在本世纪获取殊荣实在是因为它许诺有能力控制“天气”。1929年前，没有哪一个政府试图做到这一点，公众舆论也不期望它这么做。但是当30年代初大萧条横扫世界时，需要有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这种愿望由此而生。凯恩斯有一种现存的理论，也第一次认为政府确实可以管理和控制经济。其结果不能满足有效性和安全性试验。我们正是以此来检验一种新药，然后才决定它是否能获得批准临床应用。
我们不可能解除政府对经济天气所负的责任。选举的胜负取决于投票人对政府的经济业绩的评价。但是，我们是否准备把注意力从60年来作为经济积极分子的政府转移到强调政府有责任保持正确的“气候”上去？
一种类比的方法是抗生素出现之前医生处理细菌性肺炎的方法．让病人保持温暖，有足够的卧床休息和足够的水份，并且使他尽可能安适，从而让一个相当健康的身体有机会战胜感染。另一个类比是今天医生鼓吹“预防”的方法：“锻炼身体，控制体重，不抽烟，不喝酒。”
的确，今天投票人最强烈支持的政治家正在转向能创造气候的政策，并放弃试图控制天气的努力。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来作为英国首相，治疗她的国家的严重经济病的方法很像过去医生治疗肺炎的方法。西德推行保守主义的政策的时间更长，它早就放弃了干预政策。“抱怀疑态度，不如不做”，已成为德国的警语。从60年代后期起，日本的经济政策便开始集中于气候，集中于为一个强壮的经济创造和保持正确的条件。
在对经济政策的关注中，向气候转变的迹象已处处可见。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经济结构：生产率、竞争力、长期和短期的管理前景、工业配置、研究的作用和组织、政府和商业的关系、正确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注中没有一个在我们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家的经济模式里占有位置。经济理论的数学也不能处理这些因素。甚至生产率是一种如此鲜明的质量性的东西，我们无法用精确的计量方法加以运算。但这些东西却是经济现实的决定性因素。是它们而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决定了“国家财富”。
经济学家眼里的经济学注定要起变化。经济学家的一句旧格言说：“谁强调对工作机会的影响，而不谈对消费者的影响，他就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自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现代经济学，给消费者的好处——尤其是以低价格和更大的购买力及不断增加的消费选择形式出现的好处——成了经济学家的经济政策的试金石。排除或至少贬低其他因素的论调已占上风。任何以工作机会或以消费者为唯一生产目标的模糊经济学的任何企图，只会促成价格固定、垄断和低效。这将迅速危害工作机会，而不是保护工作机会。把消费者利益视为经济合理性得到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强有力的确认，它们声称正是消费者的购买创造了投资、生产能力和财富。
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从未取消对工作机会的关注，更未取消对保护生产者利益的关注。但是，经济理论还必须逐渐认真地考虑经济政策对一国或一种行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影响。日本、南朝鲜，还有西德扶持国家竞争地位，即有意识地使消费者服从生产者的政策的成功，不可等闲视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自动地产生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大量短期的消费者利益，这种看法在高速变化和革新的年代已没有多少知识可信度了。今后，短期的消费者中心论将逐渐受到对生产率和竞争力的长期关注所制约。
最理想的政策是兼收并蓄、两全其美。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政策应该是双管齐下，相互制约。只要对消费者利益的追求不严重损害生产率和竞争力，消费者利益就是目的。只要对生产率和竞争力的迫求，只要求消费者作出少量的牺牲，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是目的。这样一种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难以推行——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种清楚的理论相佐，以期计算、权衡利弊得失。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已经说过，应必须把本章试图描述的技术上的复杂性放到一个简单的、统一的、能够解释的模式中去。
我们至今甚至还没有看到这种理论的开端。
第四部分 新知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