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大的转变——远远超过政治、政府或经济的变化——是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这里是它的一些重要特征。
社会的重心转向知识工人。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成为后商业的知识社会。在发达国家，获得好职位和求职机会愈益需要有大学文凭。从一方面看，这是长期演进的逻辑结果，即我们从辛勤的体力劳动演进至工业劳动，最终达到知识性劳动。但是这种发展也代表了和过去的一种断然决裂。就在不久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是需要知识的。知识在那时与其说是必需的，不如说是装饰物。在19世纪的美国工商业缔造者中只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那就是J?P?摩根，一位大金融家。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但中途退学去当了一家小银行的实习生。19世纪的其他出色的工商界人士甚至没有什么人进过高中，更不用说毕业了。知识工作是在20世纪开始扩大并飞速发展的。美国人口在本世纪增长了两倍，从1900年的7500万增长至目前的2.5亿。但大学教师却从本世纪初的不足1万——大部分在很小的教会学校执教——增长至80年后的50多万。其他各种知识工人也以同样的速率增长——会计、医生、医疗专业人士、各种分析人员、经理及其他等等。在其他发达国家这种趋势也近似于美国。
向知识和教育作为获得好职位及谋生机会保证的这种转变首先意味着以经商为发达之主要手段的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变，在后者，经商仅仅是可行的机会之一，不再和其他机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它代表了向后商业社会的一种转变。该转变在美国和日本走得最远，但大多数西欧国家也处于转变之中。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里，当大学入学者急速膨胀，知识迅速成为经济的基础和真正的“资本”时，在发达国家，获得好职位和职业保障的最快捷、最容易的途径，也并不是教育，而是另一种方式，即在17岁时进入一家有工会组织的大生产厂家，成为一个半熟练工人。一年后——常常还不到一年——在所有发达国家里（除了日本之外）该工人就挣得比大学文凭持有者在15或20年里期望挣得的还要多。即便在那时，从事大生产的半熟练工人工作15或20年以后得到的工作保障也比大学毕业生高，除了政府公务人员和在职大学教师以外。然而，社会的重心如今正在转向一个新的群体——知识工人——他们有着新的价值观和期望。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在本世纪前3/4时期里显示了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最为瞩目的进步，如今正在成为“其他民众”和一个“社会问题”。他们正在成为“反主流文化”，而不是“主流”。产业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能否存在下去及有什么能力也将成为问题。
另一种“反主流文化”也在美国出现：第三部门非营利的民间的机构组织以及它们的“不取报酬的”志愿人员。
管理作为主要的社会职能和新的独特的文科已经出现。但这提出了管理的合法性问题。组织机构正在逐渐形成新形式，并成为以信息为基础的机构。
知识已成为发达经济的资本，知识工人则成为决定社会的价值和准则、并最终影响我们对知识的解释以及如何去学习和教授它的群体。
商业取得极大成功
40年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业对各地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肮脏的词汇。甚至在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生对商业职位也嗤之以鼻，试图进入政府部门或去大学教书。如今，祖母们给孙儿的高中毕业礼物不是《圣经》，而是最新的经商畅销书。福音派教堂的牧师尽管自认为是“反经商的”，但他在现金周转分析方面却和任何会计一样精通，并照例在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上完成这种分析。他参加管理研讨班，学习作为快速增长的会众的首席负责人如何维护“精神企业家的地位”。共产党领导人唱起利润动机和市场竞争的赞歌。装饰通俗杂志封面的是拨弄着数十亿金钱成功地进行敌意收购的“入侵者”的照片，取代了那些衣着稀少的模特儿。
商业己经成为战后时期大获成功的故事——这在30年代或二次大战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梦想得到。35年前，“商业”还被广泛看作为不合时宜之物，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浪潮中淹没无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40年间，生产、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和世界投资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40年里，商业学校——曾经是高等教育的穷亲戚，并在大部分令人尊敬的校院内遭到公开的蔑视——在各地发展着，并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大学里成为最大的单一院系。甚至牛津大学现在也有一个管理学院，以管理方面的研究为其特色。
这种成功正好是削弱了——“破除”也许不是一个太强烈的词——把商业看作一种独特文化的说法。一切机构——政府部门、军队、教会（至少在美国）、医院、博物馆、童子军——都变得有“管理意识”了。在美国，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的发展和影响归之于对管理的采纳，以及管理方面的领导能力。但是，这些机构把管理看作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并尽可能与商业不同的一种工具。在某些情形中，这些机构甚至给营利实体披上合法的伪装，以便更好地发挥门仁商业，的作用。商业学校在迅速地把名字改为管理学校，以强调它们所教的商业概念和商业技巧，对社会中任何有组织、有目的活动都是适用的。也确实是需要的。同时，在真正的商业中，商业的准则已不再被深信不疑、奉为圭臬了。
在迅速工业化的、从“发展中”走向“发达”的国家里，商业社会仍处子全面的发扬光大之中。这可见于圣保罗、新加坡、香港，也可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从其表层下识别出来。商业社会在亚洲移民中滋盛昌隆，那些朝鲜人、泰国人和越南人，涌入南加利福尼亚，开设家庭杂货铺，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馆和洗衣店，使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大学，做医生和律师。如果戈尔巴乔夫成功地在他那个奇特的“欠发达”国家里恢复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肯定也将在苏联出现。
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只要是商业取得成功的地方，其程度便足以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满足总是被认为是“非商业的”、也确实是“非经济性”的需求。在这个世纪里，商业已经急剧扩大了财富生产的能力，在主要的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至少达20倍，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许甚至更高，如南朝鲜、巴西，或西班牙。在扩大的能力中用于物质商品生产的只有1/3，有一半通过削减工作时间创造了空闲时间，同时又稳步增长工资。和本世纪初期每年工作3,300小时相比较，如今每个美国工人1年工作1,800小时。工作时间削减在日本也一样多，从本世纪初每年3,500小时下降至大约2,000小时。在欧洲，削减得甚至更多，特别是在西德，降至不到1,500小时。
扩大了的财富生产能力中的另外1/3用在医疗卫生上，在50年时间里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不到1%上升至8-11%（依国家而定）。在正规教育的支出方面差不多也有同样的增长，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升至10-11%。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产生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特别是在雇佣机构之内进行的或由它们开办的教育，如今用在教育上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高于官方报道的10%。业余闲暇、医疗卫生和教育需要商品，但不是精神性的。新获得的闲暇几乎不用在思辨性追求上。空余的时光更可能是花在电视机前，观赏《达执斯》（美电视连续剧名——译注）和体育节目，然而，不管是空余闲暇、医疗卫生、还是教育，以前也从未被认为是经济上令人心满意足的事。如今它们代表了完全不同于“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它们预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经济上令人满意的事与其说是一种利益，不如说是手段，从而商业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工具。
资本家的衰弱
作为商业成功的一种结果，在发达国家里，资本家在经济上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了。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努力都大为缩小了。当时，工商巨头们，如约翰?洛克菲勒、摩根、安德鲁?卡内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可以从自己的财富中为整个产业筹资。他们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拥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今天，美国1,000名最富有者的所有财富（根据《幸福》杂志1988年9月9日号刊载的数字）也仅能应付美国某个主要产业几个月的资金需求。如今被雇佣者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而成为资本家。确实，今天已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最财大气粗的石油酋长或最富有的日本房产大王，其拥有的财富（按通货膨胀和税收进行调整后）可以和1900年时的“巨头”拥有的财富相比较。假如发达国家所有的“巨富”一夜之间消失了，世界经济甚至都不会加以注意。他们已经成为“新闻热点”，其行为举止被编成花边新闻，而不是刊载在金融专栏里。从经济上说，他们成为无关紧要的了。
资本家的权力也和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衰落得一样快。1907年，摩根提出购进股票就足以阻止股票市场的恐慌。1922年，煤钢大王施蒂纳单独对德国政府施加政策影响，把这个国家推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今天没有一个工商业家甚至会梦想到这样的行动，他知道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没收财产和违约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要普遍得多，但是现在已没有“炮舰外交”了。70年代时，欧洲的、美国的，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左翼分子有一项信条，认为美国政府曾密谋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权以防止美国拥有的智利电话公司被没收。该公司也确实努力使尼克松总统加以干预，但没有丝毫结果。1973年，阿连德政府为军事政变所推翻，而美国政府断然拒绝帮助该美国公司收回它的财产。
从19世纪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商界是华盛顿最有势力的院外活动集团，即便在“反商”行政当局当政时也如此。战后，工会——在它们的公司里当然也是“商人”——成为华盛顿缓有势力的压力集团（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均是如此）。今天则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其1,500万成员通过他们掌握的养老金基金确实代表了美国各产业中所有权最大的单一集团，但他们肯定不把自己看成“商人”，也不太关心对商业有影响的问题，并不持有商业的价值观。
知识工人和商业
大批知识工人，也许是绝大多数，将仍然在商业界和为商业界工作。然而他们的地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老板或以前的工人。他们是被雇佣者，但同时通过他们的养老金基金又是唯一真正的资本家。他们确实有一个“老板”，因而是“从属者”。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又有自己的下属，从而自己也是“老板”。那些仍处于阶梯最下层的人当然期望自己迟早成为主管人或部门负责人。此外，他们还是专家。他们自己的领域可能是非常狭窄的，但在该领域里他们比老板懂得多，而他们也意识到这点。无论他们在有组织的等级制度中处于何等低下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却胜过他们的雇主。因此，知识工人与其说是下属，不如说是同事和合作者，也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加以管理。
卡尔?马克思有一个见识，认为资本具有流动性。在这一点上，资本不同于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资本能够流往获益最高的地方。如今，在一个发达的经济中，知识已经成为真正的资本，知识工人知道，他们的知识即便并非很先进，也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流功。80年代，美国商业进行重大改组，大量被撤换的经理和专业人土——基至年老的——发现他们可以获得新的职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新职位比他们失去的职位还要好。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了自由。这是美国的知识人士，特别是年轻人学到的，并且决不会忘记的一点经验。地质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电脑程序编制者、文字处理机操作员、人员培训者、会计、护士、推销员，所有这些人都明白他们并不依赖于某一个雇主。实际上每一个机构都在某一方面需要他们。每个人的知识都可予以多重运用。
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人有两次职业生涯，而不是一次。钢铁厂的工人在经过30年的艰苦体力劳动后便准备退休了。而知识工人在经过30年的工作后，体力上和脑力上却仍然是生气勃勃的，尽管到那时他们对该职业已经厌烦了。大多数人早就达到职业上的顶点位置了，他们的养老金是法定的：到65岁时给他们；孩子已经成人，房子抵押贷款已经付清。他们准备投入第二次职业生涯，可能提早正式退休。他们也许不再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而是——特别在美国——为非营利机构干义务工作。有些人改做其他工作，而更多人继续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在不同的环境里，如会计原是一家小公司的主计员，改为本地医院的主计员或本地教会的商务经理。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首要的不是他们为之工作的机构，而是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他们的雇主是公司这一点对他们并不太重要。在一年或两年里，他们也许会在医院、当地的政府部门，或咨询公司，或其他什么公司工作。在他们的工作中，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是知识领域、管理领域，还是石油工程领域、是当X光技术员，还是当税务分析员。因此，商业仅仅是一个人工作的地方。“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我不是一个商人，我是市场研究人员。”这类话我已屡听不鲜了。
新的职业选择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商业几乎是摆脱绝望的赤贫和下层阶级地位的唯一途径。专业性的职业机会极少，而且通常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获得。在发展中国家，情况仍然如此。但在发达国家，商业的成功已经开拓了丰富的职业选择机会。商业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即便在教育体制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社会流动的英国，教育还是向“下层阶级”提供了知识社会的职业机会。
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社会流动的渠道。儿子跟着父亲农耕，大部分人一辈子是农场的雇工。如果一个年轻的女人没有天资，她就去给人帮佣谋生。19世纪在商业中创造的就业是自由就业者。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1900年）——也许是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一幅最有力的图画——那位年轻的姑娘，或许还不到16岁，她对自己将来是当小服装厂的一名缝纫工，还是在芝加哥这个无情的商业大都市中当个女推销员，并不抱任何幻想。然而，这些工作是她唯一的机会，使她能摆脱惨淡经营的中西部农场上那种无望、乏味而濒临绝境的贫困。她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对26年后德莱塞的另一部小说《美国悲剧》（1925年）的女主人公、那个命运不济的罗伯塔来说，在工厂做工也仍然是她唯一逃脱农场的同样悲惨无望的赤贫的途径。
在1913年，英国最大的职业集团是家庭佣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1914年，男人去打仗了，妇女便离开帮佣业，去了军火工厂。大家都知道战争一结束，她们就会立即脱离“恶魔般的工厂”，回到舒适的帮佣业，那儿“一个仁慈的女主人”会照顾她们。然而几乎没有什么人回去，无论工厂的工作如何辛苦，总比当佣人好，而且收入也比当佣人高得多。在工厂，她们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进了8小时工作制——工作结束后时间便由她们自己支配。做佣人时，她们必须眼睁睁地等着，直到女主人在清晨3点从某个聚会中返回为止。
从工厂的职位或从销售员而升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是不太多的。然而，那些为数很少的机会，却是存在着的唯一的机会。一个农场雇工就一直是雇工。而1889年把第一辆汽车投入市场的德国人戴姆勒以及美国的亨利?福特都是从做工人开始的。早期的汽车制造厂商全都如此，实际上其他所有19世纪的制造业主无不如此。当时大部分银行家和大商人开始时都是一文不名的办事员和店员，就上层阶级，那些英国的绅士、普鲁士的容克地主、法国的贵族以及教士们而言，他们对商业和贸易的抵制和蔑视首先来源于对社会流动的不满和担优，商业向太多的“下层阶级”的人提供了这种流动性，他们因而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位置”。
绝大部分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确实是严酷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疲累不堪，工作不安全，鼠害成灾的贫民窟。然而，数百万人，像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和罗伯塔那样，涌入19世纪的城市，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波士顿、芝加哥、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商业中就业。对他们来说，商业工作无论如何严酷，仍然是登上阶梯的一大步，也是他们唯一可跨出的一步。
然而，嘉莉妹妹的曾孙女——即使她远不如德莱塞笔下女主人公那么光彩照人、雄心勃勃和富有才华——在80年代会首先毕业于本地的高中，然而带上挺不错的奖学金继续进入州立大学。4年后她就会有较多的选择。当然，她也许会选择商业，但她将从接受管理培训开始。如果她在机敏和管理才能上只及其曾祖母的一半，那么在6年之内她会成为副总经理的助理或老资格的进货员。也许，这位曾孙女从大学毕业后，直接开始嘉莉妹妹最终投入的艺术生涯。她可能成为无线电播音员或在她毕业的那所高中里教音乐和演戏。德莱塞的罗伯塔的孙女——远远不如嘉莉那样光彩照人和雄心勃勃，但和蔼可亲、体贴人意——可以选择成为护士、体疗人员、幼儿园教师，或在工厂里当个人事经理，而她的祖母当年在工厂里为一点赖以活命的工资，操着粗笨的针缝制恶臭潮湿的手套皮革。
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说，作为工人或店员在商界就业，仍然是求职的最佳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商界将继续是受教育较差者的最大雇主。但这些职位不再提供100年前那样的机会了，它们已成为死胡同。如今，没有工程学位或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不管是戴姆勒还是亨利?福特，都不会有多大机会达到顶点了。今天，没有一家有声誉的金融公司有可能去雇佣一位“中途退学”的摩根。没有学业文凭的人所获的工作和一个世纪前那样的人所获的工作是同样的。他们的收入要高得多，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发达国家里）甚至比那时的特权阶层还要好得多。但这类人今天是“失败者”，是缺乏智力、雄心和毅力的人。“胜利者”，也就是知识工人，之所以成为胜利者，恰恰因为商业职位仅仅是他们的一种选择。他们因为能够选择而成为胜利者。
由于他们是知识工人，他们也就不束缚于某一雇主或雇佣机构。对一个电脑专家来说，为谁工作不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为百货商店、大学、医院、政府机构，还是为股票经纪人，都可以。除了收入外，重要的是设备达到“目前工艺水平”和任务的挑战性。对金融分析员和体疗人员、人事经理和冶金学家、推销员、书画艺术家和地方画廊的助理经理，无不如此。这些人并不是反商业的，确实，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他们甚至可能“热爱”商业，研究管理，珍视公司提出的智力挑战。但他们首先提出的问题不可能是：这对公司、医院或博物馆有好处吗？问题更可能是：这是专业性的吗？无疑，他们了解，基本上也同意技能必须根据雇佣机构的任务、需要和要求进行调整。但这愈益成为次要的，而非首要的考虑。实际上，大量知识工人，特别是在公司中工作的，把这看作“最高层管理部门的职业”，而非“我的职业”。甚至在大的教堂里，“专业人士”——音乐指挥或诸如青年或年轻夫妇等各种“部门”的负责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音乐家、青年工作者或婚姻顾问，其次才认为自己是牧师。这是正确的、合适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可避免的。知识工人只有认真发挥他们的技能才会工作出色。
因此，在知识工人的价值体系中，商业价值是次要的，也许甚至看上去像是履行工作的障碍。即使知识工人在其机构中并没有处于多数，他们也越来越决定了规范的准则。确实，对任何发达国家来说，面临的挑战之一——在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继续维护对经济运行发展的信念，即每个发达国家都需要保持竞争力。我们如何来平衡知识工人的专业价值观和对传统商业价值观，诸如经济中及同行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需要呢？
这些进展在美国走得最远。在很多发达国家则正在开始，只有在日本仍然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老一代公司经理人员。但即使在日本，它们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固有地存在于知识的本质之中。由于知识成为经济的主要资源，社会必定将演进成后商业的，知识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