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工人正在迅速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社会的领头人。但是知识社会也有其自身的反主流文化。在商业社会中升至支配地位的阶级，即产业工人，正在成为“其他民众”，成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并随之而得不到知识性职业的那50%左右人口的代表。第二种反主流文化也正在出现，尽管迄今只是在美国出现：“第三部门”非营利的、民间的机构。它们的不拿报酬的“志愿者”是美国劳动力中最大的单一集团。这些第三部门的组织有着独特的精神，独特的价值观，并作出独特的贡献。它们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成为积极的，有效的。
蓝领工人的崛起和衰落
20世纪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经历过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的社会变化。在发达国家，佣人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自有文明史以来，他们曾一直是任何社会中的一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农民的数量大为减少，尽管在本世纪里，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增长得比任何其他部门都快。近千年来，农民——无论是农夫还是牧民——便是文明。然而，本世纪社会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不是这些古代阶级的衰落，而是产业工人的崛起和衰落。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把产业工人认作为一种新的现象，他们预言了无产阶级的兴起——1848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尽管最著名但只是其中的一种预言——那时这还只是预言，而不是判断。至1925年，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男的或女的，已成为最大的单一职业集团。25年后，在50年代，他们及其工会在所有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都已经成为支配性的政治力量。但是70年代初，产业工人开始迅速衰落，首先是他们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随后是他们的数量，最后是他们的政治势力和影响。他们的衰落甚至比崛起的速度还要快。至2010年——再过20年——他们就将在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退缩到现在农民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占劳动力的5%和10%之间。完全不能肯定的是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能否生存下去，而可以断定的是工会无法以其传统的角色和形式生存下去。
自相矛盾的是，构成产业工人转瞬即逝崛起的同样力量最终又导致了他们的衰落，那就是知识。所有19世纪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都认定工人只有通过更艰苦的劳动或更长的工作时间才能生产更多的产品。而美国一个工程师弗里德里克?泰勒却做了前人甚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他把体力劳动作为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泰勒表明了产量增加的真正潜力在于“更灵巧地工作”。正是泰勒击败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产最，而且使以下这点成为可能，即增加工人的工资，同时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扩大对产品的需求（实际上泰勒拒绝接受工厂的委托，除非厂主首先实实在在地提高工资，有时高达3倍）。没有泰勒，产业工人的数量仍会迅速增长，但他们会成为马克思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情况却正好相反，进工厂的蓝领工人数量越多，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成为“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就越多，因而他们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也就越转向保守，而不是成为马克思的革命者。
使用知识——自1970年以来这已在充分进行了——的下一步是把分析和系统运用到生产过程本身中去。它的核心不是机器（“自动化”这个词是完全误导的）。在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发现了这一点，它在机器人上花了300亿美元，却并没有减少很多工人和降低多少成本，质量也无多大提高。自动化生产的本质是一个围绕信息组织起来的系统。但是一旦该系统设计而成，对体力劳动的需求立刻大幅度降下来。生产的重心，特别是在制造业中，因而便从体力工人转向知识工人。该过程创造的中产阶级职位远远超过失去的旧的蓝领职位。总的来说，这个过程所创造的财富并不亚于近百年来高收入的蓝领职位所创造的，换言之，我们没有面临经济问题，也没有“异化”，或创造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很大危险，美国的黑人、英国约克郡的钢铁工人、德国鲁尔区的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受过必需教育而成为知识工人的叔伯兄弟。
尽管如此，在社会上跃入富裕和中产阶级地位仅需一张工会会员证而不是能力或知识这种异常的时期已告结束。大量有着工人阶级背景的人，在学校里接受足够的教育以成为知识工人，而且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这只会使不这样做的人的情况更为恶化。在比较成功的伙伴的眼里，甚至如受过教育的美国黑人那样，本身便是利益遭到损害的集团成员的人的眼里，那些受教育较差的人将越来越被看作是失败者、落伍者、某种“有缺陷”的二等公民、“令人困惑的人”，总之是能力低下者。问题并不是钱，问题是尊严。
在任何社会，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可证实自己适于知识工作的人总有一大群。例如，在美国，80年代后期，40岁以下的劳动力仅有1/4受过高等教育。另有1/4在高中毕业后接受技术培训，因而也合乎知识工作的要求，成为护士、司法人员、时装进货人、书画艺术家、电脑技术员、牙科保健员，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知识密集型的职业。所有这些人已经学会如何学习，从而能够利用美国教育制度提供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们享有实在的社会地位和有教的提升机会。但是，美国劳动力中仍有一半不合乎知识工作的要求，该比例在欧洲要高得多，特别是在英国。而大量非知识性工作是存在的，事实上也不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填满的。问题是社会地位、社会的承认和自落。因此确实有必要便非知识性工作，其中有很多无需什么技能，尽可能成为积极有效的、自我尊重的。而首先需要的是把知识运用到像清扫、整理房间，或帮助年老残缺者自理这类工作中去。有两家大的房屋维修公司，一家是丹麦的，一家是美国的，它们使那些由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干的低下、无需特殊技能的工作具有效率、尊严和机会，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开展营业。美国有一些大医院也这么做。这些仅仅是开始，但它们确实表明了这样的工作是可以做的，也需要有人去做。
19世纪人们相信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头生的，最宠爱的孩子。大多数人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点。但是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这是不真实的。资本家远远先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真正的孩子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现代经济宠爱的孩子，也是它的主要受益者。它使他们在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上成为“中产阶级”，而他们却并不需要具备较大的能力和较高的知识，同时又远远没有以前的劳力工作那样艰辛，时间那么长，如今他们正在成为“其他民众”，然而社会却不能承受让他们成为继子女的代价。
工会能够生存下去吗
工会是随着产业工人而崛起的，事实上它是产业工人自己的组织机构。它正随着产业工人在衰落下去。它到底能够生存下去吗？
工会也许被看作是本世纪最成功的组织机构。在1900年，它在大多数国家还是非法的或仅仅被容忍存在下去。至1920年，它已声誉鹊起。25年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成支配力量。如今，工会则处于支离破碎、一片混乱之中，明显地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它在迅速失去自己的会员，其势力失去得甚至更快。近在1974年，英国煤矿工人工会尚能够把保守党政府赶下台。仅仅过了1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被煤矿工人击败的保守党领袖的继任人，却决定性地粉碎了矿工的第二次罢工，并在如此做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自那时起，英国工会失去了1/4的会员。同时期，美国的工会失去了2/5会员。在私营部门，工会会员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15%或16%-——比30年代末工会化运动以前的比例还要低。“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举行罢工后，里根总统把它解散时，他甚至得到美国工会会员的极大支持。在日本，最有势力、最富战斗性的工会也无法阻止日本国营铁路公司的私营化，结果，工会从上到下分裂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工会会员人数和势力都在迅速下降，西德也已开始出现这种趋势。
对此有数种解释。工会可以提供的东西当然要少得多了。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它所主张的一切都己经成为法律：缩短工作时间、加班费、带工资的假期、退休养老金等等。工资基金，也就是给予被雇佣者的那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超过80%或85%。这意味着没有“更多的东西”可给予工会会员了。在大多数年份里，被雇佣者投入养老金基金的份额已经大大超过股东所获得的利润。
此外，工会领袖的素质也在不断恶化——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应该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进入工会领导层对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是最好的机会。如今，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进了大学，或读全日制大学，或成为夜校学生。4年后，他们接受管理培训。此外，公众对工会的看法也差多了。工会日益被视为“自高自大”和“权势过盛”，而不是反对“管理势力”和“做慢的管理层”的“弱者保护人”。然而，工会衰落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的重心已从制造业的蓝领工人转移到知识工人。没有产业工人的工会作为其核心，劳工运动也就没有了。
我们对工会已如此习以为常，以至几乎没有注意到它是多么的独特。在一个充满组织的社会中，管理乃是必要的，但工会却不然。德国在1933年有着规模最大、最受人尊重、很明显也是最强有力的工会。然而，当希特勒压制他们时，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们的消失并没有损害希特勒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也没有削弱工业生产以及纳粹德国的好战精神。
选择
工会可以在3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中择其一。如果什么都不干，它可能就会消逝——即使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或者它可能会退缩到无关紧要的地位。这似乎是英国、意大利、法国以及美国大部分工会的趋向。
第二种选择是力图维持自身，通过支配政治权力结构，使政府增加强制性的工会会员人数，并让工会处于诸如“共同决策”这样的权力地位，使工会在公司管理上具有否决权。这可能是一条合理的道路，德国、荷兰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会似乎已作此选择。毕竟，封建的武士们及他们的后代曾以这种方式在权力和特权上维持了500年，即使他们在1400年就已失去了社会作用。然而，当时的封建武士垄断武器，并因而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今天的社会里，相类似的是压倒性的投票权力——这却是工会已经失去了的。还有第三种选择：工会重新考虑其作用。工会也许可以把自身重新创建成社会的机构——以及雇佣机构的组织，关心人的潜力和人的成就，关心尽可能使人的资源完善化的工作。工会仍然可作为被雇佣者的代表发挥作用，反对管理部门的愚蠢、专横和权力滥用。这将不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而是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监察机构。工会将就劳动生产率和质量以及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从而维护会员的工作和收入等问题和管理层共同工作。
这种角色听上去也许像乌托邦，但这正是日本工会发挥作用的方式——其所以可能，当然是因为日本雇主对“终生就业”的职业保障所作的承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仍然是美国最有战斗性的产业工会之一，但它已经开始缓慢地、并在顶住其内部强大抵制的情况下，朝着从根本上重新确定其政策、行为和立场的方向发展，这足以令人吃惊了。如今，“通用”和“福特”两家公司都有管理部门工会的联合委员会，以减少工会的工作规定（这是美国产品高成本和低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当然，这需要公司就工会会员的职业保障作出承诺。如果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日产”、“本田”、“马白达”——没有在美国建造根本没有工会或和工会签署没有职位限制和工作规定的合同的工厂，上述情况在美国本来也不会发生。因此，汽车工人联合会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通用”和“福特”有几年好时光大概就会诱使它回到自拆台脚的政策的老路上去。另外一个美国工会也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和作用。美国的地方学校董事会对美国教师联合会提高教师工资和由教师控制学校的“无耻”要求是担忧和愤慨的。然而，这个好战的工会也要求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进展负责，教师的报酬应据此而定，工作不力的教师应被解职，而不受任职聘用期的保护。
这些不过是大趋势的端倪。目前大趋势尚不强烈。然而，除非工会接受向世界经济和知识社会的转变，把它视为一个机会，否则它——无论是体力工人的、办事员的，还是知识工人的工会——难道能够生存下去吗？
通过第三部门体现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知识社会“其他民众”的反主流文化是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另一种——迄今纯粹是美国人的——反主流文化是关于价值观念的。它是非商业的、民间的、“改变人的机构”；即所谓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反主流文化。
在50年代，美国似乎完全和其他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步调不一致。美国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而大家却都在朝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发展。35年以后，甚至共产主义国家都在谈论“私营企业”、“股票市场”、“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今天，在很多领域里，美国也许甚至比其他许多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有更多的中央统制经济成份，更少向“自由企业”开放——例如在产品责任方面，在新药品的批准程序方面，在环境限制措施方面，或者在金融财政的规章方面。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不同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第三部门，即成千上万个非营利的但却是民间机构的稳定增长。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大多数的医院、很大一部分学校，以及比例甚至更高的大专院校。它们包括大型的国际慈善组织和规模很大的国内慈善组织，像美国红十字会，它有数千个地方分支机构和遍布全国的100万志愿者。它们包括很多纯地方性的组织机构，如支持美国每一个城镇的慈善活动的社区福利基金会，或成千上万个把热腾腾的食物送到老弱病残者手上的“流动食品站”。它们包括全国性的医疗卫生集团，如美国胸科协会、美国肺科协会、美国心理卫生协会。它们包括大量社区服务集团：救世军、女童子军（目前成员占美国学校女孩的1/4）、童子军或城市联盟，它是美国城市中黑人居民的有效的社区服务机构。它们包括美国五花八门的教堂，既有一万多教区居民的教堂，也有25个教徒的会堂。它们也包括种类繁多难以尽述的文化团体——例如成百上千个交响乐队，不计其数的博物馆。这些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项费用收入和自愿捐献，而不是国家的税收。它们是独立的，受自己的志愿者组成的董事会控制管理。但是，在美国，甚至许多依靠税收的政府活动也是像第三部门机构那样开展的，例如，公立学校，或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在欧洲和日本，这类机构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控制和经营的。在美国，它们绝大部分是自主经营的，尽管政府从税金收入中为它们付钱。它们有自己的预算，管理它们的行政人员由本地选出的董事会指定。
在其他国家，第三部门机构也并非无人知晓。在英国的教育体系中，它们以其预科学校、公学和两家声誉卓著的大学，即牛津和剑桥，而占据着“制高点”。在英国还有独立教会。在日本有私立大学和民间的私立医院，其中有很多本来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传教士也在南朝鲜建立了独立的教会和附属学校。但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这类机构。即使在英国、日本和南朝鲜，它们也只限于一些任务。而在美国它们却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发挥了独特的社会作用。官们是一种反主流文化，不同于也独立于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以及后者各自的价值观和文化。
第三都门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雇主，尽管它的劳动力和它生产的产品没有在统计上显示出来。据估计美国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总数9，000万人——作为志愿者在第三部门工作，其中大部分人兼有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这些志愿者做了相当于700万人的全日制工作。如果给他们支付工资，一年工资总额就会达1,500亿美元，当然他们是不拿报酬的。第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税收低于欧洲。美国用于公共目的和社区目的的费用实际上是相当大的，但是有很可观的一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不是通过税收渠道输入的，而是直接作为各项费用、保险金、慈善性捐献，以及不取报酬的工作而进入民间的第三部门机构。
然而，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第三部门的规模，更不用说其重要性了。事实上，甚至没有什么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人们当然了解教堂——在美国大多数人仍然是教徒。他们当然知道医院、基督教青年会、童子军、合作互助会、地方博物馆。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看作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机构，除了一点，即它们都想得到钱。不久前，甚至第三部门机构也持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教堂是一回事，医院是另一回事，童子军又是另一回事。如今这种看法已经改变了，这些机构知道它们履行着某种共同的使命，即使每一个别单位担负着不同的独特的职责。
今天，这些机构越来越多谈论的是“独立部门”，而不是“第三部门”。然而，即使用这个词也仍然要搞清楚这些机构到底在发挥什么作用。该词最常用的定义是它们既非“政府的”，也非“商业”的。但这是误导的。某个医院是“非营利的”，纯粹地方性的，像美国很多天主教的或路德教的医院那样，是非营利的连锁机构中的一个单位，或像美国医院集团或休玛那医院那样是商业性单位，这种区别仅对税务员是有意义的。从医院经营的方式，医院的行为、活动和价值来看，这两者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在这种医院服务的人经常也并不知道他们的雇主是非营利或营利的。而教授和学生通常也并不关心某一个学院或大学是否系“私立的”或“国立的”。
非营利、非商业、非政府性的，这些都是否定词。然而，人们无法以不是什么来解释任何东西。那末，所有这些机构是干什么的？它们都有着共同点——这是新近的认识——即它们的目的是改变人。医院的产品是治愈的病人。教堂的产品是改造过的生活。“救世军”——帮助穷人中最穷困潦倒者而无论其种族或宗教信仰的组织——的产品是使被遗弃者成为公民。女童子军的产品是有着价值观念、技能和自尊的成熟的年轻女性。和平时期的红十字会的目的是使遭自然灾害打击的社区恢复照料自身的能力，以及创造人的能力。美国胸科协会的产品是那些中年人，他们照料自己的健康，在生活起居、戒烟、少饮酒、体育锻炼等方面实践预防心脏病的保养摘施。
“改变人的机构”是一个正确的名字。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履行着绝大部分这类作用，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里，它们都通过政府的、集中的机构得以施行。美国所不同的是它们正在由地方社区担负起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由自治的、自我管理的、地方组织所实行的。
第三部门的增长
改变人的机构所担当的任务，在美国是以不同方式而组织的，这仅是第三部门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三部门也在迅速增长着，特别是在最近10年或15年里。在80年代中，它确实是美国社会增长最快的部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其增长所实现的方式：它在效益上，正如在规模上的增长一样可观。
这里是随便举出的几个例子。有一个和教会有关系的医疗卫生连锁机构，拥有十来个大型医院和十来个小型疗养所。它在最近十年里使收入增长了1/3，在此期间，美国大多数医院经受了收入的急剧下降。当大多数医院赤字频仍之际，这一连锁机构就更为脱颖而出了，同时，其属下的医院在医疗和照顾病人两方面都稳定地改善服务质量。美国的女童子军是世界上最大的女性组织，它努力做到了把成员人数保持在350万，尽管1978至1988年间学龄女孩的数量下降了差不多l/5，从而大大增强了它的市场渗透力。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被判刑入狱的罪犯——人数总在25,000左右——如今被假释，由救世军监管。监管这些罪犯风险很大，他们中大部分是贫穷的黑人和拉美人，有2至3次前科纪录。如果真送他们入狱，其中3/4的人就会成为惯犯。然而，救世军却使3/4的假释犯恢复了正常生活。
并不是所有第三部门机构都干得出色。第三部门也有自身的“黯然失色”之处。在所有的教派里，无论是“自由派”、“主流派”、“福音派”，还是“原教旨派”，教徒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都急剧下降了。但在“乡村的”教堂里——新教和天主教的，或“主流派”和“福音派”的乡村教堂里——教徒和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却在迅速增长。它们把精力放在为教区居民服务，解决他们的需求和问题、帮肋他们的家庭上。在1970年左右，乡村教堂只有5,000个，每个教区的居民在2,000人左右。至80年代后期，它们的数量增长了4倍，达2万个。仅仅这些教堂就使用了超过100万的不取报酬的志愿者。
在志愿捐献方面，美国人仍像他们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并没有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因此，收益较高并没有解释第三部门的成功。这些收益建筑在迅速增长的生产率基础上。第三部门机构——或者至少是很大一部分这类机构——从同样的资源中获得了更多的效益。第三部门的增长主要是管理的成就。
前面提到的天主教会医院集团实践了每一本管理学教科书所鼓吹的东西。它把变化视为机会，极力推动革新，独立的外科和眼科单位，独立的康复中心。在每一个它有医院的城市经营它自己的“健康保养组织”，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健康保养组织”并非用来解决给病员不足的医院拉病员的问题，而是通过使绝大部分可能成为病人的人不进医院来赚钱的。
美国的女童子军从人口统计的变化中看到了她们的机会，她们使自己的纲领和行动适合于已婚有孩子的妇女，后者如今亦是劳动大军的一员。由于认识到美国的女孩子对职业的抱负正在迅速改变着，她们把这些改变转化为机会。她们开始在少数民族中大力招募黑人、拉美人、亚洲人，向少数民族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提供机会，参与迄至那时被认为是白人和中产阶级的活动。15年以前，白人在女童子军中占压倒优势。至1987年，加入女童子军的学龄黑人女孩子的比例和白人女孩子的比例已相同。
救世军自从在125年以前建立起来后，就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开展工作，使那些陷入危险境地中的年轻人不过上犯罪生活，但是成功率不大。救世军过去所常用的是“管理工具”：有组织的遗弃。它曾问道：“如果我们没有在贫民窟里开展防止犯罪的工作，如今知道了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后，我们会这样做吗？”当救世军提出这个问题时，它便意识到答案是否定的。“投入的回报”——很多救世军人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接近零。一旦这个问题提出了，它的计划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也就清楚了。贫民窟中陷于危险境地中的年轻人在被抓获和判决有罪前，并不接受救世军的劝谕。他们每个人都会想：“我可不会那么倒霉。”既经逮捕并被缓刑释放后，却仅仅使他们肯定了这种想法。而年轻人一旦被判入狱，即使是短期，也已经为时已晚了。他们因自己的经历而受到创伤，并因此而腐败堕落。就一个很短的时期而言，有着一个“机会目标”——尚未入狱者，也就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已被捕，判决入狱，但尚未在狱中服刑。他们已经够恐俱了，但还没有腐败堕落。
乡村教堂的成功是市场推销意义上的成功。它们问道，“谁是我们的顾客？什么东西对他们是有价值的？”它们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去做礼拜的事实中看到了机会。
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人们所做的一切也许都可以从任何管理学教科书中学到。机会决不可以从属于问题——这对医院集团的成功是关键之点，此乃是不言自明的（例如，参见我的另一本著作《革新和企业家》，1985年），女童子军所做的是关注人口统计。救世军运用了有组织的遗弃。乡村教堂按照每一本市场推销教科书所描写的去做了：他们研究那些理应成为但还未成为顾客的人。
取得成功并日益发展的非营利第三部门组织也在它们内部运用管理。它们努力使自身的董事会成为有效的。如今，很多机构照例要向一个未来的董事会成员提问道：“你要是加入董事会，我们可以期望你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你打算做什么具体工作？”它们有工作规划，根据这些规划对它们的董事会定期作出评估。它们根据目标来实践管理，比大多数工商企业还要彻底。工作人员，无论是拿报酬的还是不拿薪金的——在女童子军里或在救世军中——都要求明确规定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和应作出的成绩。然后根据这些工作要达到的目标对他们定期作出评估。工作人员——拿或不拿薪金的——如不履行自己的工作，就调离，或安排其他能够胜任的任务，或诚恳地但坚定地劝其离去。为了有可能实现这一点，第三部门机构大力投入培训。许多机构如今按例让所有人，从最高行政人员到刚来的志愿者，参加培训课程。在这里，每个人在某个领域是训导员，而在其他领域又是学生。越来越多的第三部门机构正在把它们的重点从“良好的事业”转向履行职责和责任心。
不再是“志愿人员”
在管理良好的第三部门组织里，已经没有“志愿人员”，有的只是不拿薪金的工作人员。一个大型的乡村教堂在其整个社区范围内，管辖十来个部门，它们为其13,000个教徒服务，然而它却只有160个拿薪金的工作人员。教会中的新教徒在过了几个月后被要求成为“不拿薪金的工作人员”；经过彻底的培训，赋予一项有着职责目标的具体任务。他们的工作受到定期的检查。如果没有达到较高的期望，该志愿人员或者转向另一项要求较低的任务，或被要求辞职。救世军在佛罗里达对25,000个假释者保持着严密的控制。但承担起这项任务的仅仅是160个拿薪水的工作人员，他们管理和培训志愿人员，并处理危机。这项工作本身是由250至300个不拿薪金的工作人员来干的。在市场缩小的情况下，女童子军得以保持其入会的人数，要归之于志愿者人数的实际增长，从60万增至73万。许多新的志愿者是年轻的从事专业工作的妇女，自己没有孩子——至少现在还没有——但是她们需要每星期花几个晚上和周末在一个女性的环境里做一个女人，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们之所以受此吸引，正是因为该工作是专业性的。她们被要求每星期花几个小时受培训或训练新来者。实际上，在第三部门组织里，不拿薪水的工作人员正在担负起越来越多以前由拿薪水的专业人员所从事的工作。
在维护专业人员的特权方面，没有任何组织比得上天主教会了。鉴于美国天主教牧师人数在下降——其下降速度如此之快——按理一个主教管区应收缩其活动。然而，中西部地区有一个主教管区却使其社区服务翻了一番，尽管它的牧师人数只及20年前的一半。它的140位牧师布道，做弥撒，听取忏悔，施洗礼，行坚信礼，主持婚丧。其他事情则全由2,000个非神职人员包了，他们被要求每个星期至少花3个小时为教会工作，并再花2至3个小时参加培训课程。每个人的工作，根据工作要达到的目标，每年作出两次评估。“这比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还要苛刻”，有一个不领薪金的工作人员如此说道。然而等着成为志愿者的人多着呢。
总之，第三部门机构不仅实践管理，在某些情况下，比美国的工商企业更认真。它们正在成为管理的革新者和前驱。
作为反主流文化的第三部门
美国的第三部门机构正在迅速成为新的社区结合体的创造者，以及横跨知识工人和“其他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一座桥梁。它们正在创造有效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个领域。近来，关于社区的解体人们谈论甚多，例如家庭，或小镇社区。在所有发达国家里，传统的社区在削弱，也许日本是例外。然而，在第三部门机构里，新的社区结合体正在形成。从事志愿工作时，退休的工人和年轻的知识工人一同工作——例如，在救世军里对年轻的罪犯开展工作，或在美国精神健康协会地方分部中制订计划或培训领导人。女童子军对市内黑人女性所作的贡献也许比她们对黑人孩子所作的贡献更重要。这些女人正在成为她们所处社区的领导人，学习技能，树立榜样，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地位。如今，在美国的两个童子军组织——童子军和女童子军——中取得领导地位的黑人超过除了黑人教堂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在童子军里，他们是种族融合组织中的领导人，也就是，在美国的社会里，而不是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里的领导人。
第三部门机构在为其志愿者创造有意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是更重要的。鉴于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直接参与成为不可能。因此，正是第三部门改变人的机构，向志愿者提供了个人取得成功的范围。在这里，个人发挥着影响，担当起责任，作出决定。商业中担当经理的人，特别是中层管理人士，越来越多地被期望作为非营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发挥决策作用。在主流社会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无论其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取得多大的成功，事业如何显赫，或者如何富有，都只能投票和缴税。他们只能作出反应，只能是被动的。在第三部门的反主流文化中，他们却是主动积极的公民。这也许是第三部门作出的最重要贡献。迄至目前，这还纯粹是美国取得的成就。
第三部门机构只能以它的美国的形式，在美国的土地上繁荣成长。任何国家都没有美国的这种边境传统，其被孤立隔绝的各社区被迫共同奋斗，自给自足，并同自我管理的教会的多元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教会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从而依靠其自己的全体教徒。任何欧洲文化，甚至紧密结合的拉丁家族，都不可能培育出这种社区。只有极端不同的日本历史把可作比较的社区传统传了下来——在雇佣机构的“家庭”中。它把封建家族、藩的结合体转换成政府部门或工商企业的现代机构。
然而，由于像是会成为无根漂移的社会流动性，由于知识社会的“其他民众”、农村和小城镇的联系纽带的解体。以及它们的狭窄限界，知识社会仍然需要社区，需要经自由选择而成，然而却起着结合体作用的社区。它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个人可以通过提供服务而成为主人。它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自由在摒弃了单纯的服从之后，却并不仅仅是被动的，不仅仅是孤零零地被扔在某处无人理会——它是一个要求主动参与和责任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