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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转变中的知识基础.2

作者:美-彼得·德鲁克 当前章节:3917 字 更新时间:2026-6-28 05:09

在何种场合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应如何行事。这对正在进行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将来会有许多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预测这一变化的方式和时间。

形式和功能

一项既定任务或一个既定组织的恰当规模,这一问题将会成为最主要的挑战。在机械系统中,更大的实绩是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实现的。更大的功率意味着更大的输出量,越大越好。但这并不适用于生物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规模取决于功能。把蟑螂变大,和把大象变小都是无益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生物学家都乐于说:“老鼠知道要想成为有成就的老鼠所应具备的一切”。老鼠是否要比人类聪明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在成为一只有成就的老鼠所应具备的条件方面:老鼠则领先于包括人在内的其它任何动物(有关这方面最好的一本书是苏格兰生物学家达阿西?佩特沃思?汤普森爵土在1917年撰写的《增长和形式》——这对任何关心组织设计和组织结构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书)。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里,大型化成为一种“功能”和一个应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事实上,信息的特点表明最小的有效规模是最佳的规模。只有在任务不能以其他方式完成时,那么“大”才意味着“好”。

为了使交流具有有效性,必须同时拥有信息和内涵。而内涵需要构通。如果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而我根本不懂他讲的语言,此时电话线再畅通,对我来说一点也没有帮助。除非我懂得这和语言,否则就没有“意思”了——气象学家完全理解的信息对化学家来说则一窍不通。然而,如果组织非常庞大,构通就不能有效地开展。构通需要不断地加以重申,需要一种解释的能力,同时还需要一个社区。“我知道这一消息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知道在东京、伦敦或北京,人们是怎样思考的。”我知道是使“信息”向“交流’转化的催化剂。

从大萧条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整整50年间,社会趋势向中央集权和大型化转变。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婴儿是在医院出生的,绝大多数出生在家里。最晚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活力是在中小型的文科学院里。二次大战后,才逐渐转向规模较大的大学和更大的“研究性大学”。政府部门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二次大战后,大型化也成为商业界的一种时尚。每个公司都必须是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

但在70年代,这一潮流开始逆转。大型化已不再是一个好的政府的标志。在医疗保健部门,我们现在认为凡能在医院外做的最好是在医院外做。70年代以前,在美国即使是那些患有轻微精神病的患者,最好的办法也是让他们住进精神病院。但自从那以后,那些对他人并不构成威胁的精神病患者一直被拒之于医院门外(但这并不一直有好的结果)。我们已经摒弃了在本世纪前70年,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初期对规模的那种崇拜。我们正在迅速地“重建”和“放弃”大商业。尤其在美国,我们正把政府工作从中央下放到各级地方。我们正在把政府工作“私有化”和分配给规模较小的非政府性的承包商,这一点在地方社区中尤为明显。

因此,渐渐地,一项任务的适当规模问题将成为一个中心问题。这项工作谁做得最好呢?是蜜蜂、蜂鸟、老鼠、鹿还是大象?虽然它们都是需要的,但它们各自都在一个不同的生物环境中干一项不同的工作。那种最能有效地处理任务和功能所需要的信息的规模就是最佳规模。在通过命令和控制组合传统组织的地方,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框架”就将是最理想的信息系统,

从分析到认识

技术并不是自然,而是人。它不是有关工具的;而是有关人是怎样工作的。它也同样涉及人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和查尔斯?达尔文一起发现进化论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有句名言。“人是唯一能进行有指导和有意识进化的动物,他还会制造工具。”正是由于技术是人自身的一种延伸,所以基本的技术变革既反映了我们的世界观,同时反过来又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是17世纪末在丹尼斯?潘帕时代产生的机械世界的分析和概念世界观的最终表现。归根到底,计算机的诞生是基于潘帕同时代的朋友、哲学家和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发现,即所有的数据都可以用1和O“数字化地”表现出来。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伯特兰?罗素和阿尔弗雷德?N?怀特黑德在《数学原理》(1910-1913年间出版)一书中指出,任何概念都可以用1和0表示,只要概念清楚无误并输入“资料库”。这样就把这种分析从数字扩展到了逻辑。

虽然这是可追溯至潘帕的尊师雷内?笛卡尔的分析和概念模式的成功,计算机还是迫使我们要超越这一模式。“信息”本身是分析的和理性的。但信息是每一个生物过程的组织原则。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生命是通过“基因密码”表现出来的,它是一种编制成程序的信息。实际上,对不乞求于神灵的神秘的现实问题,“生命”的唯一定义是:它是一种由信息构成的物质。生物系统并不是分析性的,在一个机械现象中,整体是所有部分的总和,因此能够通过分析加以理解。生物现象则是“多个统一体”。他们和其部分的总和是有区别的。信息的确是理性的。而其内涵则不是,它是认识。

在由丹尼斯?潘帕和他同时代的人所形成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的世界观中,认识是“直觉”的,它要么是不合逻辑的,不可理解的,要么就是难以捉摸和神秘的。科学并不否认它的存在(虽然许多科学家否认这一点),但科学否定它的正确性。分析家们认为,“直觉”是无法教授和训练的。机械论世界观认为,认识不是“严肃的”,而只能归属于“生活中一些好的事物”,没有它们人们照样也行。在学校里,我们教授“艺术鉴赏课”来获取一种美的享受。我们并不像对艺术家那样,把艺术作为一种严肃的苛求的课程教授给学生。

但在生物世界中,认识则处于中心地位。它可以——事实上也必须——进行训练和发展。我们听到的是Cat(猫)这个词,而不是“C”、“A”、“T”这三个字母。用现代术语来说,“C”、“A”、“T”只是“切片”,它们只是分析。事实上,除非能超越这些“切片”,否则对任何需要内涵的事物,计算机将无能为力。这就是所谓的“专家系统”所要做的。这一系统试图把从对整个任务或客体的理解而得来的认识输入计算机的逻辑系统和分析程序中去。

实际上,我们在计算机诞生之前,便把注意力移向认识。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即19世纪90年代,形态(格式塔)心理学首先认识到我们听到的是‘Cat”而不是“C”、“A”、“T”。它也首次发现我们具有认识的能力。自从那以后,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行为心理学或临床心理学——都把重点从分析转向认识。甚至弗罗依德之后的“精神分析”也变成“精神认识’。他们试图理解人本身而不是他或她的机制,即“驱使力”。在政府和商业的规划中,我们越来越多地谈到了“计划”这个词,而其中认识是一个起点。当然,任何“生态学”都是认识而不是分析。在生态学中,我们应该看到和认识其“整体”,“部分”只是存在于对“整体”的思考之中。

大约50年前,当美国第一所学院——佛蒙特州的贝宁顿学院——开始教授艺术活动课,把绘画,雕塑、制陶、乐器演奏作为文科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这是蔑视当时所有正统的学术规范的一种厚颜无耻和异端性的变革。今天,每一所美国大学都开设了这一课程。40年前,社会大众普遍拒绝接受非客观性的现代绘画。现在,展示现代画家作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内人头攒动,而且这些现代派作品都能卖得好价。现代派绘画之所以“现代”,主要是因为它旨在展现绘画者所看到的世界,而不是观众眼里的世界。这与其说是一种描绘,倒不如说是一种内涵。

300年前,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说:“我看故我在。”自笛卡尔以来,人们的侧重点一直是放在理性认识上的。我们将逐步平衡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事实上,本书所涉及的新现实主要是结构性的,同样要求分析和认识:例如,新多元化的动态不平衡;多层次的跨国经济和跨国生态学;以及现在急切需要的“受教育者”的新原型。本书旨在促使人们去观察和去思考。

笛卡尔和他同时代的伽利略打下机械世界科学的基石后过了100多年,伊曼纽尔?康德才创立形而上学这一新世界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在一个多世纪里统治着整个西方哲学界。它甚至为康德的许多对手,如弗里德里奇?尼采,界定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实际上,康德还为本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施泰因界定了“知识”这一概念。而当代的哲学家们已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康德所关心的问题上。他们主要和符号、象征、型式、神话和语言等结构打交道。他们和认识打交道。因此,从机械世界向生物世界的转化最终需要一种新的哲学综合思想体系。康德也许会把它叫做“纯粹认识批判”(Critique of Pure Perception)。(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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